地质行业取得了哪些成就
⑴ 我国地质勘查现状与成就
一、地质找矿成效显著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地质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找矿，为矿业迅速崛起服务。广大地质工作者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大庆油田的发现，使我国甩掉了贫油的帽子。白云鄂博稀土—铁矿、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德兴铜矿等一批大型—超大型矿床的勘查，为我国原材料工业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地质矿产工作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先行和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为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提供了资源保障。近年来，尤其是地勘队伍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实行公益性与商业性地质工作分体运行，探索构建地质找矿新机制。国务院批准实施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取得重大进展。在西南“三江”、雅鲁藏布江等重点成矿区带形成了一批大型、超大型矿产资源后备勘查基地。海域和陆地新区油气及新能源调查取得新发现，对全国矿产勘查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截至2009年底，我国现已发现171种矿产资源，查明资源储量的有159种，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居世界第三位。
国土资源大调查以来，发现和评价了一批大型、超大型后备勘查基地，对全国矿产勘查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通过国土资源大调查的实施，新发现矿产地800余处，其中大型以上60处。新增一批重要矿产资源量（333+3341）：铁矿石20亿吨、铜4054万吨、铅锌9518万吨、锡300万吨、钨69万吨、金1278吨、钾盐7124万吨。
大调查充分发挥在地质找矿中的先导作用，一批重大发现引导社会资金及时跟进。在华北陆块成矿区形成了100亿吨的铁矿资源远景区，在冈底斯成矿带形成了2000万吨以上的铜矿资源远景区。勘查了西藏驱龙铜矿、云南普朗铜矿、辽宁大台沟铁矿、安徽泥河铁矿、四川砂西银铅锌矿、新疆罗布泊钾盐、辽宁青城子金矿、青海大场金矿等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大型超大型矿床，评价了新疆白干湖钨锡矿、西藏金达铅锌银矿、湖南骑田岭锡矿、豫西南铅锌银矿、闽中铅锌矿等一批重要资源富集区。
目前，新疆罗布泊钾盐已开发形成生产基地，滇西北铜矿和西藏驱龙铜矿也在规划开发中。新疆伊犁、吐鲁番、内蒙古二连等盆地可地浸砂岩型铀矿有望形成新的能源资源基地。
通过以大调查为先导的矿产勘查工作，深化了对16个重点成矿区带地质背景、成矿规律认识，确定了新疆祁漫塔格、西天山、西南天山乌拉根、内蒙古二连—东乌旗等10处资源远景良好的重点找矿工作区，和西藏班公湖—怒江（铜铅锌多金属）、扬子周缘（扬子型铅锌矿）、华北陆块（鞍山式铁矿）三个新的重点成矿区带，提出了东北松辽盆地外围、西北银额盆地、西南中上扬子盆地和青藏高原羌塘盆地等四大油气资源新区。
二、基础地质工作程度明显提高
基础地质调查与研究程度明显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实现了中比例尺陆域区域地质调查全覆盖，获取了海量的区域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数据。地质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为提升对地球的认知和探测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资源勘查、重大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1:25万区域地质调查（含实测和修测）完成470万平方千米，为陆域面积的49%，中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实现陆域全覆盖。1:5万区域地质调查完成24.2万平方千米，累计完成204万平方千米，为陆域面积的21%。
1:100万区域航磁调查和区域重力调查基本实现我国陆域覆盖。1:20万区域重力调查完成106万平方千米，累计完成400万平方千米，为可测面积的45%。1:20万航磁调查完成80万平方千米，累计完成540万平方千米，为可测面积的58%。1:50万区域化探完成33万平方千米，累计完成135万平方千米，为可测面积的16%。1:20万区域化探完成99万平方千米，累计完成559万平方千米，为可测面积的74%。1:25万多目标区域化探完成160万平方千米，为可测面积的36%。
三、海洋地质调查取得重大突破
成功实施我国天然气水合物钻探井，获取天然气水合物实物样品，初步预测我国南海北部陆坡天然气水合物远景资源量为185亿吨油当量。开展海洋油气新区调查，在南海北部发现厚度超万米的新生代沉积地层，东海陆架盆地南部存在侏罗系一白垩系含油气系统，具有良好油气勘探前景。1:100万永暑礁幅、南通幅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示范图幅的完成，为全面开展我国管辖海域区域地质调查奠定基础。
四、地下水资源勘查评价取得重要进展
完成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和北方主要盆地平原区地下水及其环境问题调查评价，查明全国地下淡水天然补给资源约为每年8840亿立方米，地下淡水可开采资源为每年3530亿立方米。西部严重缺水和地方病地区地下水勘察，解决了1150多万人饮水难题。鄂尔多斯盆地地下水资源勘查，为国家能源化工基地评价了43处大型、特大型远景水源地。初步查明西南岩溶石漠化现状，建立了80多处地下水开发和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开展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流域环境地质调查，为区域经济规划、环境保护和建设提供了基础资料。
五、重点地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初步建立
地质灾害调查、监测与预警工作成效显著，为预防和减轻地质灾害提供了重要基础。相继开展了国家级和省级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工作，初步建立了重点地区地质灾害专业监测和群测群防的监测预警体系。
完成了1640个山区丘陵县（市）地质灾害调查，初步摸清了10多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的分布，圈定了防治地质灾害的重点区域。在西南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和湘鄂桂等地质灾害高发区，开展62个县16平方千米的1:5万地质灾害调查。建立了群专结合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示范区，推进群测群防预警体系的建立和全国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预报的开展，2003～2008年共成功预报地质灾害3500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华北平原、汾渭地区开展了地面沉降和地裂缝调查，初步建立了专业监测网络。完成全国重要矿山环境调查评估11万个，初步摸清了矿山环境现状，为矿山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提供了依据。
六、地质工作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
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首次系统地获得了31个省（区、市）160万平方千米土地54种元素指标的高精度数据。全面调查了我国土地质量状况，取得了农田、河流、城市、湖泊湿地、浅海等生态系统的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成果。开展全国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质量评估，对土地进行地球化学等级划分，在科学合理施肥、名优特农产品开发、地方病防治、环境保护、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第四纪基础地质研究等方面获得广泛应用。
城市地质调查系统查明了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杭州等重大城市的地下三维地质结构，获得了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地面沉降、地下水开采等数据，对地下空间开发地质环境适宜性进行了评价，建立了城市三维可视化的地学信息管理和服务系统，为城市规划、地下空间利用、工程建设、灾害防治等提供了重要支撑。
七、原创性地质科技成果丰硕
地质调查的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共有2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6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8个项目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青藏高原深部地壳结构与构造演化、高原隆升与古气候变迁等科学问题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大陆岩石圈三维结构研究，首次全面系统地划分了中国岩石圈构造单元，揭示了岩石圈三维结构及演化规律。长兴、宜昌等8个“金钉子”剖面获得世界地层委员会和国际地科联的批准。以热河、关岭生物群为代表的古生物研究进入世界前沿，在Nature和Science发表论文6篇。编制出版了数十种全球、洲际、全国及区域性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矿产、水文地质等系列图件。区域成矿理论研究、找矿模型研究和成矿体系、深部地质与结构探测、盐湖地质与盐湖资源、岩溶与环境地质等领域的研究取得显著进展。
自主研发了多台套地质调查急需的勘查仪器装备，成功构建了深部找矿勘查综合技术体系。集成了一套实用的航空重力勘查系统，自主研制具世界先进水平的航空氦光泵磁力仪，引进集成了实用化高精度机载POS系统，研制了手提式高灵敏度井中X射线荧光仪，便携式近红外光谱仪、轻便普查型幅相仪系统和井中高精度质子磁力仪样机，全液压动力头岩心钻机，实现了空中—地面—地下立体勘查技术体系。特殊景观区化探系列方法技术在地质调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浅覆盖区机动浅钻—化探方法技术体系成功实现了1:5万填图和异常查证工作。突破了航天高光谱—航空高光谱—地面便携式近红外光谱仪—高光谱填图技术等立体光谱探测重点环节的关键技术。遥感异常提取技术体系和干涉雷达地面沉降监测技术体系，成功在全国矿产潜力评价和地面沉降监测中得到应用。地球化学块体理论、76种元素地球化学填图技术和深穿透地球化学勘查技术的研究进展，使我国区域化探研究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自主研发的钻具和护孔材料成功地承担了大陆科学钻探任务。难选冶铜、金、铁等矿产资源利用和尾矿二次利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八、地质调查“走出去”初见成效
积极参加国际地科联、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海底管理局、CCOP等国际或地区性地学组织活动，与美国、加拿大、荷兰、俄罗斯、印度等26个国家的地调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牵头组织亚洲地质图、亚洲水文地质图、亚洲中部及邻区等国际合作编图，开展跨境成矿带成矿作用与成矿规律对比研究，提出可供境外勘查开发的成矿远景区建议。建立完善了全球矿产资源数据库，收集了全球31个国家较完整的地质矿产信息、全球46万余条矿产地数据、20万个矿山信息、2000多家矿业公司信息；7000余条主要矿产的储量、产量和消费量数据以及境外投资环境和矿业法规等信息；已发布全球12个重要资源国家国别报告，并为国家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省（区、市）地勘局和矿业公司等160余家单位和部门提供了境外地质矿产部分图文数据服务。
九、公益性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迈出重要步伐
数字化图文地质资料全文上网累计8000余种，网上提供数据产品25种，资料数据目录11万种。网站访问量从2006年的2.8万人次上升到2008年的11.3万人次，增长近4倍。数据产品访问量由2006年的4万人次上升到2008年的30万人次，增长7.6倍。
2008年接待到馆阅者以及电子邮件接待阅者12万人次，是2001年的18倍。借阅资料份次是2001年的12倍。中央提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决策后，为重点工程施工设计单位提供报告复印13万页，电子图件复制1500幅，数据量24.8GB。
⑵ 地面地质调查及主要成果
（一）地面地质调查历程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先后有李四光（1922）、王竹泉（1924）、翁文灏和计荣森（1932）、谢家荣（1947）、徐嘉炜（1956）、张文堂（1962）、华德昌（1965）等在合肥盆地做过地层研究工作，325地质队（1974）等在合肥盆地及其周边进行过地质调查。
1958年，地质部第一石油普查勘探大队安徽区队成立，以合肥盆地为重点进行了1:20万石油地质调查。
1999年，胜利石油管理局介入合肥盆地的油气勘探工作之后，为配合地震解释及综合研究，于2000年与安徽省地质调查院协作，进行了8条区域地质廊带剖面（1:5000）的测制（图1-3），其中东西向4条，自西向东为HF99-620、650、700、748线，南北向4条，自南而北为HF99-317、340、365、396线，累计180km。2001年又协作完成了大别山山前150km地质廊带剖面（1∶5000）的测制工作（图1-3）。
图1-3合肥盆地区域地质调柘测线位置图
（二）区域地质调查的主要成果
2000～2001年，在合肥盆地及其周边累计完成330km的地面地质调查工作，取得了以下主要成果和认识：
（1）通过系统的ESR测年，结合沉积相的研究，确定了霍山一带侏罗系三尖铺组（J1+2s）、凤凰台组（J3f）与肥西一带的侏罗系防虎山组（J1f）、圆筒山（J2y）、周公山组（J3z）属于同期异相沉积。
（2）通过岩性组合、砾石成分、接触关系、沉积相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发现毛坦厂组（K1m）火山岩与沉火山碎屑岩、沉积岩之间呈穿插接触关系。
（3）证实了霍山县团山一带下白垩统黑石渡组（K1h）与下伏中—下侏罗统三尖铺组（J1+2s）之间为角度不整合接触。
（4）发现和确定了盆地内早白垩世地层中存在近EW向小背斜（长丰双墩、定远土山背斜）及北NE向复式背斜（如定远雨林集复式背斜）。其成因与大别造山带和郯庐断裂带等的活动有关。
以往关于盆地内中、新生界褶皱的资料极少，本次工作发现的一些褶皱构造如下：
周家凹向斜：位于六安市南27km左右，HF99-650线中部。核部为晚侏罗世凤凰台组（J3f），翼部为中—下侏罗统三尖铺组（J1+2s），长度估计在20km以上，轴迹方向近EW向，向西抬起。由于古新世定远组（Ed）的覆盖，致使北翼出露不全，南翼倾角10°～20°，北翼倾角10°～15°，轴面直立，为直立褶皱。
紫蓬山向斜：位于肥西县城西15km的紫蓬山，HF99-700线中段北部。核部、翼部地层均为上侏罗统周公山组（J3z），轴迹方向近EW向，向西仰起，估计长度大于3km。由于第四系覆盖，致使北翼地层出露不全。南翼倾角以20°～35°为主，北翼倾角10°～15°，轴面微向南倾，为直立褶曲。
双墩背斜：位于长丰县双墩集附近，亦称为吴山庙鼻状构造。核部、翼部地层均由下白垩统朱巷组（K1z）构成，长约11km，宽10km，轴迹方向近EW，向东倾伏，北翼倾角为10°左右，向东转折端倾角为100～280，由于第四系覆盖，南翼情况尚不明确。
南店子背斜：位于定远县南东12km南店子。核部地层为上白垩统响导铺组（K2x），翼部地层为上白垩统张桥组（K2z）。轴迹方向为60°，向南西倾伏，估计长度6km。由于第四系覆盖，致使地层出露较差，仅据零星露头点确定，南东翼为10°，北西翼倾角为9°，轴面直立，为直立褶曲。
土山背斜：位于定远县南东12km处的土山。核部、翼部地层均为上白垩统响导铺组（K2x），轴迹方向为105°，向西倾伏。由于第四系覆盖，展布长度不明。北翼倾角为20°，南翼倾角为10°，轴面略向南倾，为直立褶曲。该褶曲系当地群众挖水渠时揭露整个核部（图版Ⅱ-1）。
雨林集背斜：位于定远县城东17km的雨林集。核部地层为下白垩统朱巷组（K1z），翼部由上白垩统响导铺组（K2x）构成，宽8km，长约10km，轴迹呈NE向，向南倾伏。由于第四系覆盖而展布情况不明，往北被下第三系定远组（Ed）覆盖而不清楚。东翼倾角为10°左右，西翼倾角为14°左右，轴面近直立，为直立褶曲。
（5）通过剖面测制和走向追索，肯定了合肥盆地北缘在西三十里店以北近EW向定远断裂的存在，该断层导致了定远早三纪盆地北部的不完整，否定了该断裂为同沉积断层的看法，推测应属于第三纪之后的断层。
（6）首次在肥西县周公山一带发现了一系列较平缓、与层面交角不大的顺层滑覆构造，不仅在地层产状向北倾的较平缓地层中发育，而且在地层南倾的较平缓地层中亦发现了向北的滑覆面，表明这期滑覆应早于肥西-韩摆渡断裂以北的侏罗纪地层中近EW向向斜的形成时间。
（7）发现了霍邱县白大山以南青白臼系刘老碑组存在一系列变形，而往北不足10km的霍邱县四十里长山一带在相同层位中未见此现象，结合HF99-748线刘老碑组也未出现变形的实际，可以肯定该处变形与肥中断裂的活动有关。
（8）通过工作，肯定了印支面以下存在由南向北的推覆构造，其南北向的挤压作用应与大别造山带仰冲推覆有关。
（9）首次在合肥盆地南缘霍山县与儿街东的下白垩统黑石渡组砂岩裂隙中发现了沥青，为确定合肥盆地的油气勘探前景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10）在盆地南缘的金寨县、霍山县等地发现了与大别造山带冲断作用有关的地质现象，为研究大别造山带与合肥盆地之间的耦合关系奠定了基础。
⑶ 沈括在地理学和地质学方面有哪些成就
沈括在地理学和地质学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前面曾经提到，他在出使契丹回回来后，曾绘制一部《答使契丹图抄》。他用面糊调木屑和熔蜡制成地形模型。后来更进一步用木料制成立体模型地图。这种模型地图相当于现代的地形模型。
⑷ 地质工作的基本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定了“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的方针，地质学和地质事业赢得“建设的尖兵”的地位而备受重视，从而开始其大发展的历程。
（一）地质工作管理机构的建立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委员21人，李四光任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负责统一规划全国地质工作，并适当集中全国地质学家解决国家建设的迫切地质问题。同年11月，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四个问题：中央地质机构的组织；中央与地方地质机构的联系；地质教育；1951年的工作计划。会议明确提出，应人力物力集中解决煤、铁、石油和有色金属的资源问题。并建议地方地质机构应受当地人民政府及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双重领导。
1951年，300多名地质工作者组成84个地质队分赴全国各地区调查，其中东北地区仍为工作重点。至1952年，全国地质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包括80多个项目在内的地质工作计划，对5000多平方千米的国土做了地质调查并绘制出图件，钻探进尺总计达到3万余米。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何长工等为副部长，以加强地质工作的领导，使地质工作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地质部成立后，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随即撤销。在成立地质部的同期，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等有关部门，也先后相应地加强了各自的地质机构。中国科学院成立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强调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开展科学研究；接着成立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建立了北京地质学院和东北地质学院；各大学地质系扩大招生；建立专科学校；几年后又建立成都地质学院。20世纪50年代初，与地质相关的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也建立了。从1952年起，先是各大行政区，后来是各省先后建立地质局，组织勘探队。至此，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基本完备。
（二）地质工作的大转变
1952年11月，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地质工作开始大转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1953年地质勘查计划，这是中国地质工作第一次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地质工作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夏国治，程裕淇，1990）。
1953年，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地质工作任务共有四项：第一，保证五年内开始新建企业的设计所必需的矿产储量；第二，加强对某些以前没有发现或者很少发现的和目前特别缺乏的资源（例如石油）和地区上分布不平衡的资源的普查工作和勘探工作；第三，有计划地开展全国矿产的普查工作，进行部分的区域地质调查等工作，保证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准备资源条件；第四，加强水利资源和综合流域开发的地质勘查工作，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要水利工程和水力发电工程所需的地质资源，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水力资源开发做好准备工作。为此，五年内计划探明可供设计的煤的矿产储量202.7亿吨，铁的矿产储量24.7亿吨，计划完成地质勘探钻探工作量923万米，提供地质勘探工作经费16.7亿元（夏国治，程裕淇，1990）。
为了顺利完成“一五”计划所规定的地质工作任务，地质部将60%的技术力量保证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煤炭的重点勘探任务，以16%的力量有重点地进行普查。“一五”计划开局之年，77%以上的地质人员到了野外，即使以科学研究任务为主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也派出了大量科技人员密切配合。
“一五”计划期间，共完成了74种矿产的勘查，有64种取得了可供工业设计使用的储量。与1949年相比，铜的储量增加了14倍，钼的储量增加了50倍，石油的储量虽然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但仍比1949年增长了32.5倍，而且还开始了200万平方千米的石油地质普查（夏国治，程裕淇，1990）。
（三）地质普查的全面展开
从1954年开始，地质普查工作全面展开，为此，地质部成立了普查委员会，组织了44个普查队共2000多人，在20个省（区、市）的120多个县的范围内展开普查工作。至1955年，地质部所完成的普查工作量已由1953年的8%增长至20%。到1956年，地质部所属各地质队均已将二分之一以上的技术力量投入普查工作中。
1955年，地质部根据国务院决定开始承担石油普查任务。1955年春节前后，地质部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组成5个石油普查大队，会同燃料工业部分别在准噶尔、柴达木、六盘山、四川等地进行大面积的石油普查，并强调运用地质理论指导探寻石油的重要性。同时，地质部还在华北平原进行了石油普查，并抽调技术骨干充实各石油普查大队的力量。1956年，石油普查规模进一步扩大，地质部派出14个大队与地球物理探矿等队伍配合，普查了新疆、柴达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四川盆地、鄂尔多斯、贵州、广西等面积达40多万平方千米的地区。
1957年，地质部做出石油地质工作战略东移的决定，将找油的重点从西部转移到东部各盆地。“一五”计划结束时，找到的可能储油构造累计达256个，有的已经钻探出原油，为大庆等油田的勘探开发奠定了基础（夏国治，程裕淇，1990）。
除油气资源外，区域地质调查和其他矿产普查也大规模地展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几十个具有工业价值的新矿区被发现。
（四）地质工作的曲折发展
1958～1965年地质工作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地质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完成了1：20万综合区域地质调查面积43万平方千米，开展了1：5万区域地质调查的试点工作，出版了1：300万全国水文地质图及其说明书；在矿产勘查方面，全国共发现各种矿产的矿点10万多个，探明有相应储量的矿种93种；在工程地质方面，地质部与水电部共同完成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阶段及坝区施工阶段的工程地质勘探任务，完成了长江三峡初步设计所要求的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另一方面，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尊重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大计划，也使这一时期的地质工作遭受了挫折。1958年，地质部门的23种主要矿产储量的年计划指标不断加码，分别超过国家批准计划的1倍，有的甚至达到10倍。1959年和1960年仍然延续了这种跃进的势头。与此同时，地质工作出现了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讲必要的程序忽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现象。这些都给地质工作带来了损害。
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61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进入连续3年的调整时期。地质部也从1961年起，总结“大跃进”期间地质工作的经验教训，部署调整工作，并组织地质工作者对地质工作的性质、特点、规律、内部工作关系进行大讨论。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地质工作逐步恢复了正常秩序，并开拓出若干新的工作领域。
这期间，地质部重点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加强重点矿种和矿区的勘查工作。一是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会同石油工业部在大庆长垣组织石油勘探会战，同时开展外围地区的普查勘探工作。二是加速勘查铬矿资源。三是集中力量组织长江中下游各省协作，重点加强铜、铁矿等矿产的勘查工作。②加强三线战略后方的地质工作。地质部门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指示，对二线、三线地区和战略后方的地质勘查工作做了相应的加强。③加强与发展农业有关的地质工作。④加强地质科学研究。新建了一批地质科研机构，出版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科学专著和论文报告，“以任务带学科”，强化了为国民经济服务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学术氛围活跃，大地构造学领域的地质力学、多旋回学说、地洼学说、断块学说、地壳镶嵌波浪运动说等学派之间展开了争鸣。⑤开辟了新的地质工作领域。如海洋地质工作、特种非金属矿产的找矿勘探工作、地震地质工作以及第四纪冰川和现代冰川、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地质考察、核爆试验场工程选址等（夏国治，程裕淇，1990）。
（五）地质工作的艰难前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地质工作像国民经济其他行业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地质工作者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地质工作艰难地前行。
一方面，地质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主要表现：地质教育事业损失惨重，北京地质学院先迁湖南石门，再迁湖北江陵，最后落户武汉，迁徙过程中人才流失、物资毁损，地质院校停止招生达五六年之久；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合并撤销，研究机构下放管理，给地质工作带来巨大损失；探矿机械、地质仪器等工厂长期处于半停滞状态；地质工作队伍中技术人员流失严重，全国地质工作技术人员由1966年末占地质职工队伍总数的19.1%，下降到1976年末的12.5%，虽然绝对数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急剧下降，造成队伍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给地质工作带来了长期难于解决的负担（夏国治，程裕淇，1990）。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这样严重的困难局面之中，地质工作仍然在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查以及开辟地质工作新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地质工作在困境中艰难前行。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先后完成了青海等地的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面积约100万平方千米；过半数的省市进行了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出版了中国第一幅1：5万区域地质调查正规图件。在矿产勘查方面，石油、天然气勘查取得多处突破，分别在陇东、苏北、任丘以及南黄海、北部湾、珠江口、东海等地或构造见油、见气，确证这些地区具有良好的油气远景，或构造钻获日产千吨的高产油井，发现古潜山型油气藏；铁矿勘查也获重要进展，基本摸清了中国贫、富铁矿的类型、特点、分布规律、储量及潜在储量、冶选性能等；其他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的勘查取得许多新的发现，陆续发现和勘查了一些新的金矿、铜矿、稀土矿、铂族矿、铬矿等以及新的盐矿、重晶石矿、天然碱矿和许多非金属矿产的新品种。在水文地质普查方面，一部分水文地质普查队伍实行“工改兵”的制度，组建了基本建设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普查部队完成了350万平方千米普查面积中工作条件最艰苦的190万平方千米的任务。在开拓新的地质工作领域方面，地热地质勘查、航空地质和航空综合地球物理勘查以及将计算机应用于地质工作之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地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包括编制出版1：400万中国地质图和1：500万亚洲地质图，中国地质矿产图集，1：300万中国海上及海域地质图等，以及稀有元素矿床类型及其成矿特征的系统总结、三峡工程、宝成铁路沿线环境工程地质科研工作成果等。在对外交往方面，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中的会员国地位，对中国学术界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和促进作用（夏国治，程裕淇，1990）。
（六）地质工作迎来勃勃生机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也给地质工作带来了勃勃生机，地质工作真正转移到了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地质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拨乱反正，明确提出地质工作要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工作方针，要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地质找矿效果和地质工作的经济、社会效益上。
地质工作管理体制的调整。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领导，1979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原国家地质总局，恢复建立地质部，为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1982年地质部改名为地质矿产部；各省（区、市）地质工作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冶金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及建材系统下属的地质队伍也相继收回改为相关部委为主的双重领导。
地质工作队伍的表彰和激励。地质部门先后三次评功授奖，表彰劳动模范、找矿有功单位和人员以及模范政治工作者等；为调动知识分子钻研技术的积极性，地质部门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评定和晋升技术职称。与此同时，地质队伍的结构得到优化，截至1985年底，地质部门队伍41.8万人，技术人员的比例由1978年的16%上升为20%，队伍素质得到改善（夏国治，程裕淇，1990）。
学术交流活动的恢复和发展，地质科研工作得到加强。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举行学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和学术报告会，会上为40名从事地质工作50年以上的老地质工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这一年，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发展到4万多人。按照中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地质部门将科技工作重点放在为解决经济建设和地质工作的关键性项目上，调整不同层次科研机构的分工协调以及地质队、科研机构和院校之间的横向联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区域地质调查和重点矿产的普查方面。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至1985年底，1：20万地质调查完成了全国应测面积的88%，完成1：50万、1：20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922万平方千米。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批重要基础地质成果：出版了《中国地层》、《亚洲地质》、《中国古地理图集》、《中国构造体系图》等一批高水平的专著和图集。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普查，发现了值得进一步工作的矿产地600多处，其中预计可达大中型矿床的约300处。有97种矿产新增了探明储量，平均每年扩大规模的矿区135个。在南海珠江口、东海获得日产291立方米、174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流，在塔里木盆地获得日产1000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流，从而为海洋石油钻探和塔里木盆地石油普查打开了新局面（夏国治，程裕淇，1990）。
⑸ 地质成果
一、地质成果概述及成果分类
（一）地质成果概述
地质成果是地勘单位在我国领域内通过合法勘查活动，按规定申请登记后获得的可供进一步勘查和开发利用的勘查成果及与之相应的探矿权和优先采矿权的总称。它既不同于实物资产，也有别于无形资产，是一种与自然矿床（矿体）等资源型资产及探矿权、采矿权密不可分的知识性、信息性资产。
（二）地质成果分类
按其性质、用途不同，可以分为：
1.矿产地勘查报告
矿产地勘查报告，是指在特定区域或成矿区带或已知矿产地，按照地质勘查工作程序，运用地质科学理论和各种技术方法、手段，对客观地质体进行调查研究所取得的用文字、图件、表格等形式表述的阶段性勘查报告或最终勘查报告。按地质工作阶段（或工作程度）不同，划分为：
（1）地质普查成果，包括固体矿产普查报告；石油及海洋地质初查、概查、普查报告；1∶20万及小于1∶20万比例尺（不含区调）的水文地质普查报告；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概查、普查报告。
（2）地质详查报告，包括固体矿产详查报告；水文地质详查报告；石油及海洋地质详查报告。
（3）地质勘探成果，包括固体矿产地质勘探报告；石油及海洋地质初勘、详勘、早期开发、油气田开发地质报告；水文地质勘探报告。
2.有价值的勘查资料
有价值的勘查资料，是指具备以下条件的勘查资料：
（1）以进行了地质勘查成果登记为基准，最早独立说明某一矿产地的地质状况，可作为矿产地发现权的证据。
（2）为其他地勘成果做出重大突破的不可缺少的早期成果。
（3）由某种勘探手段而获得的有价值的资料成果。
（4）能作为勘查登记的唯一依据。
3.实物成果
实物成果是指地质勘查单位在地质勘查过程中取得的可以单独评估入账的实物成果，具体包括：
（1）新发现的矿产地（点）、水源地；
（2）工业用油气井（探采井）；
（3）探采结合扩孔水文成井。
地质成果按其所有权不同，可以分为：
（1）地勘单位自有地质成果，是指地勘单位使用自筹资金（包括主管部门投入的资金）等进行地质勘查工作，依法取得矿权的地质成果。
（2）国家地质成果，是指地勘单位使用国家预算资金（包括中央及省级财政预算）进行地质勘查工作，其矿权属于国家的地质成果。
在现行会计制度中将地质成果视作无形资产进行管理和核算，这主要是从地质成果具有无形资产的某些特性来考虑的：①地勘单位主要是承担国家预算内地勘工作，取得的地质成果，其所有权属于国家，地勘单位不存在地质成果作为资产入账问题。地勘单位承担的社会地勘工作，除了以地质成果作为交换条件的地质项目外，也是一种劳务性的承发包关系，也不涉及地质成果入账问题。②地勘单位自筹地勘工作取得的地质成果，是以对外转让或投资为前提的，地勘单位报经批准将地质成果对外转让或用于投资，既是国家对地勘单位的追加投入，也是一种资产让渡行为。因此，必须将地质成果作为资产入账。③用于转让或投资的地质成果，同购入或自行开发取得的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在获得目的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出让，后者是为了持有。④地质成果实际上是地勘单位的工作成果，类似于企业的产成品，属于存货范畴。正因为如上原因，现行制度将地质成果视同地勘单位的一种特殊产品核算是合适的，并不是否定地质成果所具有的无形资产属性，也不构成与财务制度的矛盾；同时也便于与会计准则规定的无形资产范围一致。
二、地质成果的计价
（一）地质成果的计价
地质成果的计价是指地质成果的入账价值的确定。地勘单位拥有的各项地质成果并不是全部计价入账，只是用于自行开发、转让或向其他单位投资的地质成果，才予以计价入账。也就是说，地勘单位自筹资金进行勘查工作取得的地质成果以及报经批准用于对外转让或投资的国家地质成果，才应作为资产计价入账。因为地勘单位的自有地质成果，主要是用于自行开发、对外转让和投资；地勘单位使用国家预算资金取得的成果，在授权给地勘单位进行对外转让或投资时，既是国家对地勘单位的资产投入，也是国家对该项地质成果所有权的让渡，所以，都应该作为资产计价入账。
地勘单位的地质成果一般应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地质成果的实际成本是指在取得地质成果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勘查、申请登记及为获得探矿权、优先采矿权所支付的总成本费用。按其来源不同，可作以下处理：
（1）地勘单位使用自筹资金自行勘查取得的，按其地质项目总成本以及申请登记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计价入账。
（2）地勘单位购入的地质成果，按实际支付的价款即买价及交易过程中发生的税费计价入账。
（3）地勘单位报经批准由国家作为资产投入用于对外投资或转让的国家地质成果，按评估确认价值或协议计价入账。
（二）地质成果入账时间
地勘单位应作为资产计价入账的地质成果，其入账时间也不同：
（1）地勘单位经批准准予转让、对外投资的国家地质成果，在转让、投资行为确立、产权发生转移时，按评估确认价值或协议价计价入账；平时以备查簿形式登记反映。
（2）购入的地质成果，在取得产权时，按实际支付价款加上交易过程中发生的各项税费计价入账。
（3）地勘单位自有地质成果，应于申请登记被主管机关批准后，按其实际成本计价入账。
三、地质成果的会计处理
（一）科目设置
地勘单位应设置“地质成果”科目进行核算。该科目借方登记由各种渠道取得的地质成果的增加数，贷方登记地质成果转让、投资等的减少数，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地质成果的结存数。
（二）地质成果取得
（1）自筹资金取得的地质成果。地勘单位通过自筹资金进行地质勘查取得的地质成果，其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应先在“地勘生产”科目进行归集，待地质项目完成验收、报告已备案，按规定的程序申请登记后，再按其实际成本，借记“地质成果”科目，贷记“地勘生产”科目。
（2）国家批准转入的地质成果。地勘单位报经批准用于对外投资或转让的国家地质成果，由于其实际成本费用已作为国家地勘工作支出由国家预算拨款核销，因此，地勘单位在取得国家授权时，应对该项地质成果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确认，以其评估确认价值作为地质成果入账价值。批准确认时，借记“地质成果”科目，贷记“国家基金”科目。
（3）购入的地质成果。地勘单位购入地质成果，按实际支付价款及交易过程中发生的税费计价入账。会计处理为，借记“地质成果”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三）地质成果转让
我国《矿产资源勘查成果使用管理试行办法》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依法取得的矿产资源勘查成果实行有偿使用；有偿转让地质勘查成果必须经有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转让价格以资产评估确认价值为基础，本着自愿、协商的原则确定。由于地勘单位地质成果的转让方式不一样，其转让收入的确定、会计处理方法也不一样。
（1）地勘单位以拍卖、出售等形式转让自有地质成果，以收取价款或取得收取价款凭据时确认收入的实现。按实际收取的转让价款，借记“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等科目，贷记“经营收入——地质成果转让收入”科目；同时，按地质成果账面价值，结转地质成果实际成本，借记“经营成本——地质成果转让成本”科目，贷记“地质成果”科目。发生的交易费用及上缴税金，分别借记“经营费用”、“经营税金及附加”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交税费”等科目。
（2）地勘单位报经批准，用国家地质成果对外进行有偿转让时，应在地质成果资料正式移交受让方验收签证同时收取价款或取得收取价款凭据时，确认转让收入的实现。由于国家地质成果资料转让实现的收入必须先扣除原已由国家预算拨款核销的实际成本（作为转增国家基金）后，其剩余部分才作为经营收入处理；如果没有剩余或者转让价格低于实际成本时，则应将全额转入国家基金。因此，其账务处理与转让自有地质成果账务处理是不一样的。将地质成果入账并计算差额（净收入）时，借记“地质成果”，贷记“国家基金”、“经营收入——地质成果转让收入”；支付交易费时，借记“经营费用”，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收到转让价款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地质成果”科目。如低于实际成本，则按转让价款全额转入国家基金即可。
（四）地质成果长期投资
1.科目设置及核算方法
地勘单位以自有或国家地质成果作为投出资产，与其他单位联营或折价入股，或者投给多种经营企业，应在“长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核算。核算内容应包括地质成果的投出、收益和收回等。视其对被投资单位有实际控制权与否，如有实际控制权，应采用权益法核算；反之则采用成本法核算。
2.在成本法下地质成果对外投资的核算
（1）地质成果投资投出的核算
① 以自有地质成果进行投资，按合同价或协议确定价值，借记“长期投资”科目，贷记“地质成果”科目；当合同价或协议价大于地质成果账面价值时，按合同价借记“长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按账面价值贷记“地质成果”科目，按其合同价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贷记“地勘发展基金”科目；当合同或协议价小于地质成果账面价值时，按合同价借记“长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按其差额借记“地勘发展基金”科目，按地质成果账面价值贷记“地质成果”科目。
② 以国家地质成果投资，按评估确认价借记“地质成果”科目，贷记“国家基金”科目；同时，借记“长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贷记“地质成果”科目。
（2）地质成果投资收益的核算
地勘单位以地质成果进行长期投资取得的收益，主要是联营单位分来的利润收入或被投资单位派发的股利。这两部分收益与其他长期投资收益一样，在“投资收益”科目中进行核算。收到联营单位分来的利润或被投资单位派发的股利时，借记“银行存款”或“应收股利”科目，贷记“投资收益”科目。
（3）地质成果投资收回的核算
地勘单位用地质成果对外进行投资，联营期满或转让股权收回投资时，按实际收回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该项投资的账面金额贷记“长期投资”科目；收回金额与账面金额之间的差额，如属自有地质成果，借记或贷记“投资收益”科目，如属国家地质成果，借记或贷记“国家基金”科目。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① 以自有地质成果进行长期投资，当收回的投资金额大于该项地质成果投资的账面价值时，按实际收回金额，借记有关资产科目，按账面价值，贷记“长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投资收益”科目；当收回的投资金额小于该项地质成果投资账面价值时，按实际收回金额，借记有关资产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投资收益”，按账面价值，贷记“长期投资”科目。
② 以国家地质成果进行长期投资，当收回的投资金额大于该项地质成果投资账面价值时，按实际收回金额，借记有关资产科目，按账面价值，贷记“长期投资”科目，按其差额，贷记“国家基金”科目；当收回的金额小于该项地质成果账面价值时，按实际收回金额，借记有关资产科目，按其差额，借记“国家基金”科目，按账面价值，贷记“长期投资”科目。
3.在权益法下地质成果对外投资的核算
地勘单位采用权益法进行地质成果投资的核算，其会计处理方法与成本法有所不同，可参照长期投资中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方法处理，在此不再赘述。
（五）地质成果摊销的会计处理
1.地质成果摊销期限的确定
地勘单位已登记入账的地质成果用于自行开发的，应在其收益期限内平均等额摊销。由于开发性地质成果的受益期限与矿产地有效开采年限密切相关，一般可根据预计矿山服务年限加以确定，没有服务年限的，按预计受益期限不短于10年期间内摊销。
2.地质成果摊销的账务处理
地勘单位自行开发的地质成果，应从开始开发利用之月起，在其有效服务年限内分期等额摊入管理费用。其账务处理为：地质成果转入自行开发利用时，应按其账面价值，先转入无形资产，再按每月地质成果的应摊销金额，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累计摊销”科目。
⑹ 我国非金属矿产地质工作的主要成就
我国幅员广阔，矿产丰富，利用非金属矿产的历史也较早。但在旧中国，地质勘查力量薄弱，只对磷、黄铁矿、食盐、石墨、金刚石、玉石、萤石、高岭石和耐火粘土等十几种非金属矿产作过一些调查，研究程度较低，为后继工作也提供了有益的信息。20世纪20～30年代，刘季辰、谢家荣、张初还等人曾先后对江苏海州磷矿进行过地质调查，对沉积变质磷矿的形成条件做过研究；1939年程裕淇、黄汉秋在云南首次发现了著名的昆阳磷矿；1947年谢家荣在调查、研究国内磷矿基础上，发表了《古地理是探矿之指南针》一文（英文），根据岩相古地理研究，首次预测了“康滇地轴”北段的某些地区存在早寒武世磷矿，并被后人的实践所证实，是对非金属矿床成功地进行成矿规律和成矿预测研究的首例。
新中国成立前，对膏盐矿床的地质工作做得较多，1925～1948年谢家荣、田奇隽、谭锡畴、李春昱、李悦言、袁见齐等对鄂、湘、川、滇、新疆等地盐矿曾进行过地质研究；谭锡畴、李春昱等对四川自贡盐矿的成因提出“渗滤说”，认为该盐矿属后生矿床；1944年李悦言、李贲认为，自贡盐矿有一定层位，应属同生矿床，此论点为在该区发现新的盐田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之，新中国成立前老一辈地质学家在极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基础研究对我国非金属矿产地质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地质事业有很大发展。几十年来，通过全国范围普查找矿和勘探，发现许多非金属矿产基地。目前，全国已探明储量的非金属矿产约100多种，产地4300多处。其中，硫铁矿、石墨、石棉、滑石、石膏、菱镁矿、萤石、明矾石、砷矿、岩盐等矿产的探明储量已居世界前列；磷矿、高岭石、硅藻土、重晶石、芒硝、膨润土、珍珠岩、沸石、石灰岩、耐火粘土、大理石、花岗岩等探明的储量在世界上也居重要地位。总的说来，我国的非金属矿产是世界上少数比较齐全的国家之一。此外，在成矿理论和矿床类型方面我国地质学家也有所建树，例如：
第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对国内的重要非金属矿床工业类型进行了划分，由长春地质学院编写和出版了《矿床工业类型》（下册，非金属工业类型）。至80年代中期，又进行重编，出版了《非金属矿床》，其作为全国通用教材，对从事非金属找矿、勘探及科研人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了由陶维屏和张培元主编（1987）的《中国工业矿物和岩石》（上、下册）。该书是对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工业矿物和岩石的经济地质工作的总结，对40余种工业矿物或岩石的定义、用途、地质工作概况、矿石特性、矿床类型及实例、矿床分布规律、工业技术要求、找矿勘探要点、矿床经济评价、资源现状和发展趋势分别作了概要的论述。该书内容丰富，资料齐全，可供从事资源勘查、非金属矿床研究的地质人员作为重要参考手册。
第二，磷块岩矿床“多因素、多阶段成矿和物理成矿说”的建立。中国磷矿资源丰富，并以震旦纪、寒武纪、泥盆纪的海相沉积磷块岩矿床最为重要，叶连俊教授等用几十年时间对中国70多个磷块岩矿床（点）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查明矿床的沉积背景、沉积环境、含磷建造、岩相、矿石岩石学以及分布规律等特点的基础上，论证了矿床的形成过程，提出“工业磷块岩矿床多因素、多阶段成矿和物理成矿”新学说，并指出磷的物质来源与陆源汲取及生物富集有关（叶连俊等，1989），修正了过去“单一因素、一次成矿”观点。
第三，建立了“高山深盆”新的成盐模式。“沙洲说”统治盐类矿床成因理论长达一个世纪。但是，我国的大量实际资料表明，潟湖成盐的古老模式忽视了成盐区的构造环境和地貌条件，不利于指导找矿实践，因而矿床学家们开始对盐类矿床成因理论进行了新的探索。袁见齐等（1995）通过研究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和我国西南、东部白垩世—第三纪的盐类沉积特点，提出一个新的成盐模式，即盐类矿床的形成环境主要是高山深盆，它受裂谷、堑沟构造控制，为成盐作用创造了气候、水文、植被以及物质来源和演变的有利条件，是现代和古代成盐盆地相当普遍的地貌特征。这一新的成盐模式，无论对海相或陆相盐类矿床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对盐类成矿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第四，在国内开展了超大型矿床的寻找和理论研究。涂光炽（1989，1994）率先主持该项工作的进行，对一些超大型非金属矿床（如菱镁矿、硼、蛭石等）的形成机制和找矿方向的理论问题做了总结；翟裕生等（1997）论述了我国大型-超大型矿床形成的构造背景；裴荣富等（1996）探讨了超大型矿床形成和产出的偏在性的原因。这些研究推动了我国成矿理论的研究。
第五，对青藏高原盐湖开展广泛、深入的考察和研究。郑绵平等（1989）以该区五大盐湖为例，对高原全区的自然地理、湖盆成因、盐湖演化、成矿作用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青藏高盐湖成盐模式，概分为多级盐湖次盆地和孤单成盐盆地两类，而前者成盐规模较大和形成不同的成矿系列，其中有的为富含K、Li、B、Cs、Rb、Br等组分的盐湖。他们的研究不但提出了新的理论认识，同时为盐湖的综合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六，某些非金属热水成矿成因模式的建立。据现代与古代热水沉积矿床资料，总结了热水沉积成矿作用模式。涂光炽多次强调热水沉积对大型、超大型矿床形成的重大意义，并被近年来的研究结果所证实：①陈先沛等（1987～1988）总结了广西中部来宾—武宣—象州地区泥盆系中赋存的多金属—重晶石脉矿床和层状重晶石矿床的特点：产矿盆地的火山活动；脉状矿体与同沉积构造的关系、层状矿床与厚层硅质岩的关系；矿石的同生组构以及矿石中闪锌矿、重晶石、萤石等的包裹体内氢、氧同位素组成等，说明本区多金属—重晶石矿床为典型的热水沉积矿床；②李士勤等（1983，1987）对内蒙古四子王旗二叠系萤石矿床研究后，查明其赋存于下二叠统酸性火山岩所夹板岩、灰岩中；层状矿体为主，有一定层位；矿石由细晶（0.01～0.64mm）萤石组成，具条纹、条带状构造，矿层中夹有硅岩（SiO2＞90%）；均一法测定成矿温度85～270℃等特点。从而确定矿床可能是火山间歇期形成的热水沉积；③张秋生（1984）、冯本智（1998）、姜春潮等（1987）研究辽吉地区古元古代大型—超大型硼矿床，确定形成于元古宙裂谷构造环境，深断裂控制成矿，由壳幔长期作用，使深部大量成矿物质以3种方式带入热卤水盆地，在一定的自然地理和物理化学条件下沉积，形成大型 超大型矿床，建立了热水沉积硼矿床成因模式。
第七，勘查金刚石矿床的重大突破。1965年，在贵州首次发现含金刚石的金伯利岩，揭开我国找寻金刚石矿床的新的一页。从此，先后在华北地台发现山东蒙阴（1965）、辽南复州（1971）等含金刚石的金伯利岩区。它们分别位于郯庐断裂带的东、西两侧约40～70km处，均受次一级断裂控制；其母岩浆于457～462Ma侵位。此外，在扬子准地台发现两个含金刚石的钾镁煌斑岩-钾质煌斑岩区，即贵州镇远和麻江岩区与湖南宁乡岩区，都分布于中新元古代活动带边缘，母岩浆于古生代侵位。上述原生金刚石的发现，是我国找矿工作的重大突破，证明我国有金刚石矿床的远景。
第八，建立了中国非金属矿床成矿系列。陶维屏等（1994）在分析中国1950～1992年以来非金属矿床地质勘查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对非金属矿床形成和分布规律进行总结，提出非金属矿床的含矿建造、成矿系列及其成矿构造环境，并讨论了非金属矿形成与中国大陆地壳演化的关系。这一成矿系列的研究必然能提高非金属矿床的找矿与勘查水平。
第九，其他对中国非金属矿床研究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对我国变质磷矿（张秋生，1958）、高岭土（郑直，1986、陶维屏，1982，1984）、滑石（李驭亚，1981）、石棉（许仲华，1989）、石墨（莫如爵，1989）、玻璃硅质原料（刘绍斌，1988）、硫（闫俊峰，1982）、硅灰石（曲元贵，1983；戴长禄，1986）、膨润土（王鸿禧，1980）、凹凸棒石（许冀泉等，1980）、海泡石（陈民苏，1985）、自然硫（卢炳，1984）、重晶石（李文炎等，1991）、萤石（吴自强等，1989；韩文彬等，1991）、东南沿海非金属矿床（陈鹤年等，1988）等的研究中都取得显著成果，推动了非金属矿床的成矿理论与实用开发的研究。
⑺ 主要地质成果
1.2005年勘查工作所取得的主要成绩
1）勘查工作北起万家坡矿段P45线，南止于坝头上矿段P65线，属以往铂族元素找矿的空白地带和处女地。但所施工的5条勘探线共计6个钻孔，除ZK615孔因钻进深度未达含矿部位未发现PGE而外，其余钻孔均不同程度的发现了矿体，显示了区内良好的找矿前景，突破了前人找矿范围，扩大了矿床规模。
2）在勘查范围内，除坝头上岩体有部分露头之外，区内地表主要出露第四系覆盖层。深部钻探工程除ZK613孔分布于岩体露头之上外，其余5个钻孔均分布于盖层区内，在盖层区钻探工作成功地发现了铂矿体，为今后在盖层区内寻找盲矿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和经验。
3）坝头上岩体属新街岩体第三堆积旋回，在第三堆积旋回岩体内发现铂矿体尚属首次，新增了矿体产出位置，扩大了矿床规模。
4）2005年勘查工作所获得的矿体，单层厚度和品位较前有所提高，ZK651钻孔揭露的单矿体最大穿越厚度13.8m，厚5.83m,ZK613孔5件样品Pt+Pd平均品位达1.304g/t。
2.基本地质认识
通过2005年勘查工作，结合矿区以往勘查成果，可以认为：
1）新街一带新发现的矿体与新街、万家坡矿段产出形式一致，呈多层状、叠瓦式产出，产状与岩体一致，为240°，∠62°～65°。矿石品位较前有所提高，单层厚度增大，矿体具有变富变厚趋势。
2）在含矿岩体顶、底部位及中部，后期辉绿辉长岩脉穿插较为频繁，底部尚见辉绿岩脉与石英正长岩脉穿插混染现象（ZK651孔）。在岩体西部的石英正长岩分布区（ZK615孔），其正长岩之下也有含矿岩体存在。在含矿岩体与上覆正长岩的接触带，出现含矿岩体与玄武岩、正长岩相互混染的现象。这种不同岩类的混染作用有利于成矿。
3）矿体与顶底板围岩大多呈渐变过渡，矿体与围岩岩性一致，与新街矿段和万家坡矿段相比较，前者矿体内大多有成分复杂的硫化物产出，而坝头上矿段硫化物少见，属难识别矿体。
4）含矿岩石粒度和岩性与矿区其他矿段有差异，坝头上矿段含矿岩石粒度一般较细，以中、细粒居多，岩石固结程度和硬度小，岩性以含橄辉长岩为主，含橄辉石岩次之，在矿区内属一种新的含矿岩石类型。
⑻ 地质学家李四光主要成就是什么
李四光主要成就:了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概念，分析了其特点，并运用这些理论概念探讨了中国的地质
条件和石油形成条件。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就明确提出了陆相生油学说，说明中国广布的陆相地层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反驳了西方所持的中国贫油的观点。
20世纪50年代，在李四光部长的领导下，通过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谢家荣等地质学家的不断理论探索和实践下，肯定中国东部特别是东北松辽盆地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地质部的观点，并根据地质部和李四光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在李四光的主持下，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中国人提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和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个人贡献
1．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2．运用力学对地壳运动及其与矿产分布的规律的研究，创建“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的概念。预测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存有石油，后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油田的发现证实其预测。
3．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对中国北部䗴类化石及其地层意义的研究是中国最早进行的䗴类及石炭二叠系研究。其创立的“䗴”字，用来翻译Fusulinid（一种早已灭绝的有孔虫，属于原生动物），为中国古生物学界所沿用。
4．提出了华东第四纪冰川存在的理论。
5．地震预报：李四光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中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李四光为地震地质和地震预报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李四光在晚年，为中国地热的开发和利用也做了很多工作，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中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⑼ 我国在地理领域曾取得什么成就
以竺可桢为代表的我国近代地理学 竺可桢（1890—1974） 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1918 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创建东南大学地学系、国家气象研究所，主持浙江大学教育工作。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持全国地理学、气象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他关心和领导了我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海洋科学研究以及冰川、冻土、沙漠研究，在气候学、气象学研究方面贡献尤为突出。在他领导下，我国从解放前就建有100 多个气象站，至1959 年共建立了2400多个气象站和3 万多个气象哨，初步形成了全国气象观测网络，开辟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为农业服务的我国宏大的地理事业和气象事业。目前我国已挤身于世界气象科学的先进行列之中，这与竺可桢的开拓、领导是分不开的。他数十年来一直专心研究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撰写了《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一文，在国际学术界获得较高评价。除此而外，竺先生早年编著了《地学通论》，对台风、东亚季风的研究有突出贡献，而后又进行气候学、物候学、农业气象气候学等方面研究，对地学其他领域也多有建树。他的考察足迹遍及全国，著述近300 篇，称得上是我国地理学界的一颗巨星。 我国的近代地理学（60 年代以前）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末民初到解放前。地理学受德国的地理思想影响很小，主要是受欧美流派的影响较强。最早开拓地理学研究和地理教育的是张相文（1867—1933），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小学地理教材《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1901）。将西方地理学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除了竺可桢先生外，还有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丁文江教授，他为发展中国的地质学、自然地理学做了不少工作。第二阶段为解放后到60 年代。这一阶段主要是接受苏联地理学思想的影响。应当说我国地理学从书斋、课堂中走出来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从建国后开始的。虽然也经过了一些曲折和政治上"左"的干扰，但总的说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地理学者有了施展才能为祖国服务的广阔天地，连西方地理学家也承认"共产党建立政权后，得到了新的推动力。"①已在第五章列举了我国地理为生产实践服务的大量事例，此不赘述。下面仅就几个主要方面说明如下： （一）区域研究我国在开发西北、西南和热带资源，以及自环境治理改造方面做出了世界瞩目的贡献。以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和我国气象工作者为主的青藏高原的自然资源开发研究、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研究、青藏高原对亚洲和世界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影响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以施雅风、朱震达先生等为首的地理工作者对我国新疆和黄土高原干旱地区及冰川冻土的研究，实际地为干旱区农业发展、水土保持、三北防护林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以任美锷教授为首的地理工作者，对热带资源、亚热带资源开发的研究，为我国橡胶等热带作物区的扩大种植做出了贡献。 （二）农业水热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黄秉维先生领导下长期开展对我国农业水热资源开发研究，制定了《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其水热指标所划分的各级自然区本身就是我国农业发展蓝图的底图。全国范围开展农业区划、土地利用区划，同时还定点观察研究水热资源。这个领域可以说是地理工作者参加最为广泛的领域。主编了大型的《中国自然地理》专著。 （三）经济地理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全国中心基地为全国培养了大批经济地理工作者。经济地理工作者广泛参加了国民经济计划和各级经济区划的制定工作。 （四）土地利用开发区建设研究 80 年代后期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出现全方面大幅度跃进的形势，地理学在区域开发和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土地科学经济管理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开拓性的研究。 总之，解放以后我国地理学是比较受重视的。在其他一些国家还把地理科学做为辅助科学或知识性科学的时候，我国就把地理学列为基础科学，而且在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同时地理实践的广泛性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既有像黄秉维、胡焕庸、王乃梁、林超、任美锷、施雅风、周廷儒、侯仁之、李春芬、孙敬之、谭其骧等老一辈优秀地理学家，也涌现出一批优秀中青年科学家，在诸多学术领域中做出了贡献。但是，也曾一度，由于片面学习前苏联和政治上"左"的影响，使我们对欧美等国家地理学的新思想新方法吸收很少，有时甚至是极力排斥。特别是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乔治·葛德石的过"左"批判，使我国的人文地理学（特别是社会文化地理）几乎处于完全空白的状态。由于政治上的压力，地理工作者在对我国至关重大的资源与人口关系的问题上，没有尽到自己的科学责任。在地理教育方面，尽管学校地理教育做了不少工作，但国民社会地理教育方面，无论从出版物的数量，教育组织、教育活动的规模方面，与发达国家比还是很落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