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邓地理位置
1. 唐朝时期的襄邓在那里
襄邓在唐时叫襄州、邓州，是两个郡名，大致是现在的襄阳和邓州。
2. 秭归的地理位置
网络上的 秭归县地理坐标为东经110°18′-111°0′，北纬30°38′-31°11′。东与宜昌县的回三斗答坪、太平溪、邓村交界，南同长阳的榔坪、贺家坪接壤，西邻巴东县的信陵、平阳坝、茶店子 [1]，北接兴山县的峡口、高桥。东南至太阳坪，与宜昌、长阳接壤；东北至五指山，与宜昌、兴山接壤；西南至香炉山，与巴东、长阳县接壤；西北至羊角尖，与巴东、兴山接壤。东西最大距离66.1千米，南北最大距离为60.6千米。 秭归为大巴山、巫山余脉和八面山坳合地带。长江流经巴东县破水峡入境，横贯县境中部，流长64千米，于茅坪河口出境，把秭归分为南北两部，构成独特的长江三峡山地地貌。境内地形起伏，层峦叠峰，地势为四面高，中间低，呈盆地形。东部边境扇子山海拔1920米；南部边境云台荒海拔2057米（县境最高峰），茅坪河口海拔40米（县境最低点）。
3. 从襄樊到邓林农场襄邓化肥厂怎么走
先看下有没从襄樊到板桥的车没，应该有的，到了板桥，就离那儿不远了，下车随便找人都问得到
4. 诸葛亮的故乡在哪,河南南阳还是湖北隆中我要证据,谢谢了
http://www.0898.net/2005/12/07/205132.html
2002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六册第五单元，节选了两篇关于诸葛亮的古文：一是《隆中对》，二是《出师表》，如此集中地反映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在解放后的教材中还是第一次。可是，在教材使用中，人们却发现了许多问题。
首先，《隆中对》的题解中注明：“隆中，山名，在现在的襄樊。”这倒不错。其次，在《出师表》中对“躬耕于南阳”的解释是：“南阳，郡名，在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这倒让人纳闷了：湖北的襄阳在汉代属南郡，与南郡一水之隔的南阳郡辖37县，是并立的两个郡，南阳什么时候到南郡去了？第三，教材前边的彩页上，上边是岳飞书写的《前出师表》，下边是隆中的武侯祠牌坊，给人的感觉是岳飞书写《前出师表》是在隆中所为。岳飞在南阳武侯祠一气呵成的书法名篇《前出师表》，这可是没有争议的！更见“技巧”的是岳飞的这篇书法有头有尾，就是没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话，因为这是诸葛亮说的，如果有了这句话，躬耕地的“隆中说”岂不是动摇了？把这三处联系起来看，似乎存在一条明显的逻辑推理：《隆中对》应是在隆中的谈话(其实应该是《草庐对》)，南阳又在襄阳，岳飞书法《前出师表》和古隆中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似乎真的是千古铁案了。
正当人们对国家颁布的通用教材何以出现如此错误问题而百思不得其解时，2003年7月18日《襄樊晚报》刊发了该报记者释喻的文章——《〈隆中对〉复出的背后》，该文用五个部分(起源、提案、奔波、成功、声音)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襄樊方面为使《隆中对》重上语文教材而五上北京“做工作”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内幕。文章还引用一学生家长的话说：“当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就不会再有襄阳、南阳之争了，毕竟在教科书上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明白了。”他们“明白”了，我们却糊涂了——到底诸葛亮躬耕在南阳，还是襄阳？
南阳、襄阳的躬耕地之争，绝不是从兹而始，但为了争名人诸葛亮的“躬耕之地”，竟然不惜五上北京“做工作”，这种事情也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不知道诸葛亮地下有知，听到这样的事会哭还是会笑，抑或是哭笑不得。
诸葛躬耕在南阳
关于诸葛亮受刘备三顾之地的最初记述是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北伐前所作的《出师表》中：“臣本布衣，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西晋陈寿在其所著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全文收录了诸葛亮的《出师表》。
至东晋时期，王隐所撰《蜀记》称隆中有诸葛亮“故宅”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称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自习凿齿肇始，南北朝时期不断有记载襄阳隆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文献，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根据东晋时期的王、习诸说，再加上自己的臆断，将诸葛亮的“家”、“宅”明确为躬耕之地，自此而后，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正式形成。
此后唐、宋、元、明诸代，议者纷纷，争持南阳、襄阳者各执其说，互不相让，明代《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未知孰是，在书中既说襄阳三顾，复云南阳躬耕，云里雾里，让人不明就里。至清代时，双方争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至于当时在南阳任知府的顾嘉蘅作了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虽意图息事宁人，但却并不能让双方心服。
1987年，国家决定发行“三顾茅庐”邮票，“三顾”事件发生于何处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术之争。待到邮票问题尘埃落定，南阳方面小胜一局的情况下，却又出现了舆论大哗的“教科书事件”，本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教科书事件中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已经不再是一场学术之争，而是变成了一种利益之争。”
《隆中对》这个名称，其实本应作《草庐对》。陈寿整理《诸葛亮文集》的时候，用的还是《草庐对》这个名字，至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选》收录此文时，惑于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言，定名《隆中对》。后世以讹传讹，而清代流传最广的古文读本《古文观止》也沿用了这个说法，这大概就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主要依据。
之所以会出现襄阳与南阳的“躬耕地”之争，是因为诸葛亮既曾生活在襄阳，又与南阳有着不解之缘，他是先随叔父到襄阳投奔刘表，又因叔父病亡自己不愿投靠刘表，转入南阳并躬耕于此，所以襄阳有诸葛故宅，南阳则为躬耕之地，三顾茅庐的事就发生在卧龙冈上。
隆中原本属南郡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明确无误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所以，南阳的武侯祠应当是名正言顺的。襄阳方面则说，诸葛亮隐居隆中，而隆中当时属南阳郡的邓县。因此隐居隆中即躬耕南阳，隆中才是诸葛亮真正的隐居之地。这是南阳、襄阳两地争论的焦点。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汉代的南阳郡究竟包括不包括隆中？
“隆中”这一地名，较早出现于东晋王隐《蜀记》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里的“隆山”是否即今日隆中呢？并不一定。因为李兴谓“天子命我于沔之阳”，这个“阳”字值得研究。中国古代一般是山南水北曰阳，汉代也不例外。这里的“沔之阳”，指的应该是汉水以北，那就显然不是今日汉水以南的隆中了。
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讲得明确一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然而，习凿齿“隆中属邓县”的说法，目前尚未从汉晋的史籍中找到根据。南阳郡之得名，基本上符合古代山南水北之意。《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以北。”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南阳人张衡曾表述自己的家乡为“陪京之南，居汉水之阳”。即是说，南阳在洛阳之南，居汉水以北。《晋书·地理志》记“荆州”时，曰：“六国时，其地为楚。及秦……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说：“秦置南阳郡，以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的南阳郡是在汉水以北。而襄阳则隶属于南郡。据《秦会要订补》中的《名胜志》引习凿齿《襄阳记》曰“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看来，秦汉时期的南阳郡和南郡是以汉水为界的。当然，这种以汉水为界的并不绝对。它只是就一个大的区域范围而言，即南阳郡的大部分地区在汉水以北。因为秦置南郡、南阳郡之初，以汉水为界，汉代已开始突破了这种界限，如南阳郡之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以西即是。然而就山都到襄阳东的百余里地而言，直到东汉末年，两郡仍以汉水为界。
若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汉水自武当县起，从西北向东南流。过了山都县(今湖北谷城南)，则开始向东流。襄阳东地又折向南流。一般所说的汉水南北即是指从山都南到襄阳东这一百多里间。既然南阳郡和南郡在此以汉水为界，位于汉水以南的隆中怎么能属南阳郡的邓县呢？难道隆中竟成了“阿拉斯加”一样的“飞地”？
再从南郡和南阳郡建立的时间来看，南郡建于公元前278年(《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南阳郡则建于前272年。南郡的建立早于南阳郡六年，秦在汉水以南置南郡时，不可能独独留下一个隆中，六年以后再划归汉水以北之邓县。另外习凿齿自己关于襄阳、南阳的记载也多歧异之处。习凿齿既在《襄阳记》中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未言汉代有所改易，又说隆中属汉北之邓县。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刘备至襄罪“擅兴”
刘备三顾诸葛草庐，那么诸葛亮的草庐或者说他的躬耕地，应当在什么地方呢？以古代将领领军之通制，应在刘备驻屯的新野城附近的某个地方。
我们可以从刘备与刘表的关系看躬耕地的所在。刘备来到荆州后，从军队到驻兵地乃至军粮的供给，无一不是从刘表手中得到的，事实上已经成为刘表麾下的部将，自然要处处受其节制。况且新野之地北有强敌曹操，南有“带甲十余万”的刘表，而刘备自己势单力薄，不敢轻举妄动，“备时羁旅，客主势殊”，只能老老实实地寄人篱下，为刘表防守荆州的北大门。
尽管刘表对刘备是“以上宾之礼待之”，然而并不信任他，此中主要的原因是刘表“惮其为人”。刘备自起兵以来的10多年里，始终没有争取到自己的固定地盘，掌握的军队数量也不多，他先后投靠过曹操、袁术、袁绍等人。由于他暗中培植个人政治势力并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时间不长，不是被人驱赶出去，就是他叛离对方。因之时人如曹操、孙策兄弟以及陆逊等人都骂他是“奸猾”之人，刘备朝三暮四，对他的为人刘表心里颇为清楚。而刘表在性格上又恰恰是个“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心胸狭窄之人，所以他对刘备表面上虽然“厚待之”，但在内心里却是很不信任的，“然不能用”，“不甚信用”。
建安十二年春夏之际，曹操北征乌桓，这时“刘备说表袭许，表不从”。曹操率军北上亲征，趁其后方兵力空虚，刘备建议攻打许都，应该说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但是刘表对他怀有戒心，并未采纳。为笼络刘备，刘表有时把他请到襄阳来“宴会”一番，做做“外貌儒雅”的表示，以安抚其心，让刘备防守好北大门，但对其始终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重任之则恐不制，轻之则刘备不为用”，所以刘表不能不对之多加防范。随着刘备在新野驻屯日久，影响逐渐扩大，刘表对他的戒心就更大了，“表疑其心，阴御之”，对其警惕性更高了，不会允许刘备随意到自己政治和军事重地襄阳来的。而刘备对刘表的此种态度不会没有觉察，无奈自己正处于走投无路之时，没有办法。
秦汉时期有普遍实行的著名军法——“擅兴法”，此法规定：率兵将领未经皇帝或上级主将的命令擅自发兵，或是将领擅自出界、离部，都要受到军法的严厉制裁。《汉书·功臣表》载：“侯李寿坐为卫尉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桥……诛。”李寿乃京师宿卫军官，未经允许擅自离开长安城送客，依军法被处以死刑。又《汉书·王尊传》载：“护羌转军校尉王尊，于押运军粮途中，遭羌族军队包围，尊以千余骑突羌贼，功未列上，坐擅离部属，会赦免归家。”可见军法规定了对将领擅自出界和离部是要严惩不贷的。
汉末军阀混战乃至三国鼎立时期，军阀们对各自的率兵将领和士兵都控制得极为严格，因之也都在坚持实行“擅兴法”和“士亡法”。曹操“时天下草创，多捕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孙权“时法：谋叛，刑三族”。实施此法的目的不外乎牢固掌握将领和军队，把握战机，以取得战争胜利。
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结果，只能忠于职守，在刘表指定的驻军范围内活动，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刘表的命令他是不敢擅自兴兵或外出的。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刘表“使(备)拒夏侯
5. 河南省邓州市地理位置和交通
邓州处于河南省西南部南襄盆地中部偏西地区。东接南阳市卧龙区、新野县；西内连淅川县；南界湖容北省襄阳区、老河口市；北邻内乡县、镇平县。地理坐标为北纬32°22′—32°59′，东经111°37′—111°20′之间。南北长69公里，东西宽67公里，总面积2369平方公里。
邓州距离襄阳刘集机场及南阳姜营机场在60公里以内，可直达全国各大城市。邓州杏山机场正在扩建中。已经建成二广高速G55高速公路，内邓高速公路穿境而过，邓州至老河口高速公路于2012年12月开工。洛湛铁路，规划建设的蒙西华中铁路，郑渝高铁均过境并设站。207国道环城而过，形成邓州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
6. 佛教分布在哪些地区
影响佛教地理分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区位条件起着重要作用。自然条件包括多种要素，对佛教地理分布构成影响的主要是地形，如平原、盆地、河谷、山地、丘陵、绿洲等。区位条件包括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以及空间关系，本文所谓区位条件主要指交通条件和政治地位或与政治中心的空间关系。一佛教各要素的分布受地形的影响不尽一致。比如，高僧籍贯分布的密集带都是在平原、盆地或河谷地区；而山地、丘陵地区所出高僧就不多，根本的原因是这样的地区人口稀疏，信奉佛法的人少（指绝对数），高僧难以产生。有人会问，唐代河东道的潞州（治今山西长治）那样地势高亢的地区不是在唐前期出了10个高僧吗？其实，潞州虽地势较高，却也处在盆地之中。自秦汉以来，此地便是晋东南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总的来说，高僧籍贯的分布主要不是受地形的直接影响，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经济和交通条件。但是高僧驻锡地的分布，寺院（含石窟寺）的分布，与地形的关系就密切得多。平原、盆地和河谷地区当然也是这些要素的集中分布地，所不同的是，不少风景优美、环境清幽的山地、丘陵地区高僧荟集，寺院林立。“天下名山僧占多”这句话，透露的就是这个道理。佛教为法本在出世，静修参悟，最宜山林。故山地、丘陵每为高僧驻锡之所；而且常具山水之奇，能吸引游人，弘法亦便；又因远于政治影响。法事活动多能历久不衰。故与佛法有缘之山（也有高竣广远景色秀丽之山，佛法不兴，此则无缘也。）就成为重要的佛教胜地和佛教传播扩散的基地。 唐代尤其是其后期，禅宗兴盛，禅宗僧侣更喜欢四处寻找幽境胜地，在大自然中陶冶禅性。《：楞伽师资记》记载，有弟子问弘忍（禅宗五祖）：“学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忍答日：“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由此可以推断，禅宗在南方山地、丘陵地区的兴起、发达与该地区秀美的山川大有关系。《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说：“江汉之南，山川秀丽绮错。见便忘返者，土地之然也。”据僧传所记，喜欢山居的高僧为数众多，如玄策，“睹黄陂九井山奇秀，乃结茅为舍”；唐州（治今河南泌阳）紫玉山，“峰孤林密，四绝人烟，实有尘外之趣”，道通法师居此。 佛教开展于山地，可分两种类型，一是城市附近的山地，一是离城市较远的山地。城市附近的山地，兼有城市和山地的长处，常常成为僧侣驻锡和建造寺院的首选地，特别是一些大都市附近的山地。著名的有：唐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带秦川之眇眇，接陇岫之苍苍，东观浴日之波，西临悬月之浦，......岂独岩松拨日，抑亦涧竹捎云，实四皓养德之场，盖三秦作固之所”。道宣等高僧大德驻锡于此山，至为有名。离洛阳不远，有中岳嵩山。该山太室少室东西对峙，有辍辕之险、伊朗之塞，常为历代帝王巡幸之地，故加意经营，佛教兴盛。后魏孝文皇帝为佛陀禅师立寺于少室山，即后日之少林寺，中华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曾面壁于此；唐玄奘法师见此“远离廛落，泉石清闲”，亦曾想就此翻译佛经。又洛阳南三十里有龙门山，乃嵩山的支脉。崖壁石窟造像，有名于世界。杭州因山水之盛，甲于天下，如灵隐山等，加之物产丰饶，佛法亦大盛。离都市较远的佛教名山也不少见，如五台山，《古清凉传》引《括地志》云：其山层盘秀峙，曲经萦纡，灵岳神溪。非薄俗可栖。止者，悉是栖禅之士，思玄之流。及夫法雷震音，芳烟四合，慈觉之心，邈然自远，始验游山者，往而不返。此外，衡山、天台山、庐山、太行山，等等，皆此类也。今赣、湘、浙、闽等地区在唐后期襻宗之发达，境内诸山地、丘陵幽静秀丽，亦有以助之。陇右道广大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特别是戈壁、沙漠地区，唯绿洲地带有人烟可言，佛法就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现在看到的新疆境内的石窟，一般前面都有一片不小的绿洲。而佛教兴盛与否，与各绿洲面积的大小、自然条件的好坏、人口的多寡、经济的盛衰等都有关系。二交通条件对佛教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交通便利之地，人物辐凑，常有僧侣来往，佛教易于兴盛，而同时也成为佛法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根据地；交通方便还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佛教的隆盛提供物质上的保障。 佛教源于印度，因此，古代中印之间的交通直接关系着佛教的传播与分布。中印交通有陆海两路。陆路经中亚细亚及今新疆，沿河西走廊，到达今西安市，即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佛教的发展及分布情形，笔者已有过论述，并由今日新、甘、宁等地区石窟之分布可见一斑。若走海路则须在广州或交州（治今越南河内）登陆或放洋，所以此二地佛法的盛衰与各自交通地位的变迁甚有关系。 唐代的国内交通十分发达，有水陆两大系统。陆路以长安为中心，水路则以扬州为中心。一些重要的交通线沿线往往就形成发达的佛教分布地带，如：（1）邗沟——江南运河沿线分布带。扬州地处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佛法相当发达。润、常、苏、杭四州都是江南运河经过的地方。湖、台、婺、明四州不紧靠运河，但都有便利的交通与之联系。由明州还可泛海去到日本，唐后期入唐日本僧人就有经过这里的。（2）河渭分布带是在最繁忙而重要的东西二京之间的交通要道及其东西延伸线两侧，僧俗过往最为频繁。东端的汴州还是运河上的重镇，其佛教发达的基础最主要的就是四通八达的交通。长安——太原干线经过同州，河中府更是此线的重镇。河中府有一救苦寺，地处冲要，九衢都会，惠仙法师住此，信众蜂拥而至，“百疾相投，万祸凭救”。风翔和长安之间如果不是交通便利，像宪宗、懿宗时期那样规模宏大的迎奉佛骨活动就不可想象。（3）汉水下游分布带是指荆、襄、邓三州。荆州位于长江中游，可以控制长江中的航运，溯江而上，可至成都；顺江而下，可至扬州。荆州又是由长安南下，南至湘中、交、广等处必经的途径，东上西下，南来北往，僧侣络绎于途。由荆州北上经襄州、邓州可至长安或洛阳，襄州因紧连荆州，又濒汉水，其交通又较邓州便利。（4）四川盆地西部分布带则是在以成都为中心，北通长安、南连西南各处道路最繁忙地段的两侧或附近。万里长江，成都最居上游，沿江各处都能到达，因此而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由长安东北行，可以很方便地到达汾州和太原府。太原处于太行山和黄河之问，又位于河东道的中部，是这一地区的交通枢纽。僧侣前往五台山也常要经过太原，以之为歇脚之地仰。唐后期形成的江赣佛教发达地带包括袁、抚、洪、江、鄂诸州，中心是洪州。鄂州的交通主要是靠一条长江，西北行亦可达到襄州。江州位于鄂州下游，不仅濒江，且当彭蠡湖（今鄱阳湖）水入江之处，交通方便。洪州位于赣水下游，是一方交通的中枢所在。溯赣水而上，经吉州（或抚州），越过大庾岭可以达到韶州、广州；顺赣水而下，转入长江，下行可直达扬州。这是当时中原与岭南交通的最便捷的道路。在今湖南境内的澧、朗、潭、衡四州在唐后期佛法十分发达。衡州佛法的兴盛自与南岳衡山关系最近，再辅之以交通。长安至荆州通达广州有一条大道就是经过湘水之滨的潭、衡二州的。澧州濒澧水，朗州近沅水入洞庭湖处，均不当要道，但是。北到荆、襄，南达潭、衡，也还是很方便的。不过，这二州佛法发达较潭、衡二地为晚，当也还是与交通不无关系。又晋东南泽、潞二州佛法之兴，恐怕交通起了相当的作用。泽州在隋为长平郡，潞州为上党郡，都属太行山西的高亢山地。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这里的人们也颇重农桑，为佛教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由洛阳往北，经过怀州，越太行山，经泽州、潞州，可至太原，这是当时一条重要道路。不仅如此，泽、潞二州与太行山东的相州也有密切的联系，清初的顾祖禹说：“夫相州唇齿泽、潞，臂指邢、洛，联络河阳，襟带澶魏，其为险塞，自关以东，当为弁冕。”洛阳、相州、太原都是佛教发展很早且十分发达的地区，泽、潞二州必受其影响不小。至于在唐后期衰退下去，那是与北方广大地区佛教的命运一致的。 《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行踪颇详，由此可以进一步明了佛法传播与交通的关系。鉴真曾六次东渡，其中第五次绕了一大圈，循当时的交通路线，水陆兼行，从扬州出发，历时两年，途经万里，最后未能到达日本。又回到了扬州。虽然东渡没有成功，但鉴真于沿途各地，皆弘传佛法，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东征传》称“和上从南振州来至扬府，所经州县，立坛受戒，无空过者”。三政治中心的地位及一地与政治中心的空间关系，往大处说是政治因素，从非政治角度立论，不过是一种区位条件。这样的区位条件足可以造成佛教发展的空间差异。政治中心往往能够成为佛教中心，政治地位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佛教兴旺的程度，此种情况，各历史时期概莫能外。其原因主要是： 首先，统治阶级运用佛教作为工具维护其封建统治，以各级政治中心为宣扬佛法的据点。政治中心级别有高有低，政治影响力也参差不齐，在佛教上的地位也就显示出差异。比如，设坛度僧的地点，唐代规定：初在两京及各诸大州，其余地方必须请敕特准。唐宣宗大中二年（860）恢复佛教，也是敕令上都、东都、荆、扬、汴、益等地立方等戒坛，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唐代是个崇奉佛法的时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常常出资出力修建佛寺，组织翻译佛经，举办其他各种法事活动，这些大多是集中在各级政府的治所，长安、洛阳当然是最重要的。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太宗为其在京师造宏福寺居住，翻译佛经，所需人、物、吏力，均由政府供给。玄奘从而在长安开始了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译经生活。太宗还为玄奘新译佛经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也写了一篇《述圣记》，太宗父子的这两篇文章对佛教发展的影响非同寻常，“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如来所以法付国王，良有以也”叻。玄奘译出《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太宗当即敕令秘书省，把新译经论缮写九部，颁发给雍、洛、并、相、兖、荆、扬、凉、益等九州，以“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从这里就可以明白重要都市佛法易盛的原因。武则天特别崇奉佛教，有其政治目的，也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她长期居住在洛阳，洛阳及附近龙门、嵩山的佛教达予极盛。就连仅做过一会儿临时军政中心的灵州，其佛教发展也与此大有关系。又如太原，为唐代龙兴之地、国之根本，建为北都，佛教颇为兴盛。两京建寺且有以太原为名者。又有大同，后魏建都于此，佛教鼎盛；孝文迁都，佛法骤衰。唐在此置云州，佛教仅属一般。可见政治条件影响之一斑。而像柳州、祥舸这样一些与内地悬隔，政治、经济、文化均十分落后的地区，也因地方官员的提倡，佛法得以传播、发展。 其次，政治中心集中了大大小小的官僚贵族（包括皇室），他们经济条件优越，却害怕仕途风险，忧虑人生无常，于是纷纷信奉佛教，热心于功德，散财布施、舍宅为寺、捐财建寺、度人为僧，蔚然成风，促进了佛教发展。此种现象以长安最为突出。如太宗贞观元年（627）舍高祖在通义坊的“龙潜旧宅”为兴圣寺。睿宗景云元年（710），把长乐坊的在藩旧宅立为大安国寺。章怀太子为藩王时，把安定坊的邸宅舍为千福寺。中宗女新都公主舍宅为新都寺锄。高力士舍翊善坊宅为保寿寺。王缙舍道政里第为宝应寺。等等，不一而足。京师以外，各地多所效仿。如潭州麓山寺建于晋太始四年（268），至唐玄宗朝400多年问，晋窦后，宋王僧虔，梁夏侯祥、王琳、肖沆，陈吴明彻，隋晋安王、乐阳王等达官显宦先后为此寺檀越。正是由于这些有势力的檀越前后相继地崇修功德，此寺才历久不衰回。有了寺院，还得有僧人。史载唐中宗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千万”。又如大历三年（768）正月乙丑，代宗幸章敬寺，度僧尼就达千人之多回。 再次，佛教界为了争取政治势力的支持，争取王公贵族为信徒，尽力在政治中心开展活动。东晋高僧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是他的经验总结，到了唐代，这经验依然被僧人们奉为至宝。且看玄奘所为：当他听说皇后武则天分娩难产时，心里火急火燎的，旋即上表，表示“深怀忧惧，愿乞平安”。而当武则天生产之后，他竞予生日、三日、满月接连四次（满月连上两表）上表祝贺。 又次，依佛教徒所说，苦海茫茫，端赖拯济，故欲弘法，一定要向政治中心发展。因为一地区之政治中心，一般即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人口密集中心。 社会动乱特别是较大规模的战争，会改变一些地区佛教发展的区位条件，破坏佛法赖以发展的经济和人口基础，并直接迫使僧人迁徙他方，从而使佛教地理分布发生变化。隋炀帝时在东都建了四个道场，召天下名僧居住，“是故法将如林”。隋末国乱，各道场“供料停绝”，于是僧人“多游绵蜀”。<续高僧传》卷一五《义褒传》说：“大乘至教，元出渭阴；中原播荡，乃兴扬越”，所说似是隋末之事。唐中叶爆发的安史之乱对北方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引起了北方人口的大举南迁。在这滚滚的移民浪潮中，应有许多逃难的僧尼。贞元四年（788），“奔闽之僧尼士庶，仅五千人”。据笔者统计分析，唐后期驻锡南方的高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北方人氏，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受动乱影响而杖锡南下的。安史之乱以后，南方佛教发展的整体水平超过了北方。
7. 古代帝都有哪些地理位置
以下是古代所有定都的城市：
禹都邓（今河南省南阳市）。
夏都阳翟(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一说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市)，后迁斟浔(即二里头,今河南省洛阳偃师市)，最后迁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南)。
商都毫(今河南省商丘市)，后迁西毫(今河南省洛阳偃师市)．后又迁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末迁朝歌(今河南省卫辉市，原汲县)。
西周都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
东周都雒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战国时期，齐都临淄(今山东省临淄北)。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后迁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燕都蓟(今北京)，以易(今河北易县)为下都。韩都阳翟(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灭郑国后迁都新郑(今河南省郑州市新郑)。赵都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后迁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魏都安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后迁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县)，后迁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
西汉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
东汉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汉末迁都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
三国：魏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陪都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蜀都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吴都建业(南京市)。
西晋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东晋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
南朝——宋、齐，梁，陈皆建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
北朝——北魏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后迁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西魏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东魏都邺(今河南省安阳市)。 北周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北齐都邺(今河南省安阳市)。
隋都大兴(今陕西省西安市)，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唐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武周迁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五代-----后梁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后迁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后唐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后晋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后迁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后汉都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后周都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
北宋都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陪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辽都上京(今辽宁省巴林左旗)，后迁中都(今北京) 。
西夏都兴庆(今宁夏自治区银川市)。
金都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白城)，后迁都燕京(今北京)，末迁南京(今河南省开封市)。
南宋都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后迁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 。
元都大都(今北京)。
明都南京（今江苏省南京市），后迁北京（今北京）。
清初都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后迁北京（今北京）。
8. 西周各封国的具体地理位置
鲁——姬姓，侯爵。系周文王第四子周(姬)公旦，佐文王、武王、成王有大勋劳于天下。后成王命为大宰，食邑扶风雍县东北之周城，号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陕以东之诸侯。乃封其长子伯禽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宝玉、大弓，而俾侯于鲁，以辅周室。
齐——姜姓，侯爵。系炎帝裔孙伯益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赐姓曰姜氏，谓之吕侯。其国在南阳宛县之西南。自太公吕望起自渭水，为周文、武师，号为师尚父，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封营丘，为齐侯，列于五侯九伯之上。即今山东青州府是也。
燕——姬姓，伯爵。系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为周太保，食邑于召，谓之召康。留相天子，主自陕以西之诸侯。乃封其子为北燕伯，其地乃幽州蓟县是也。
魏——姬姓，伯爵。系周同姓功臣，曰毕公高，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封镇魏国。即今河南开封府高密县是也。
管——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鲜，以监武庚封于管。即今河南信阳县是也。
蔡——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度，以监武庚封于蔡。即今河南汝宁府上蔡县是也。
曹——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振铎。武王克商，封于曹。即今济阳定陶县是也。
郕——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武。武王克商，封于郕。即今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是也。
霍——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处。武王克商，封于霍。即今山西平阳府是也。
卫——姬姓，侯爵。系武王同母少弟，封为大司寇，食采于康，谓之康叔，封于卫。即今北京冀州是也。
滕——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绣。武王克商，封于滕。即今山东章邱县是也。
晋——姬姓，侯爵。系武王少子，曰唐叔虞。封于唐，后改为晋。即今山西平阳府降县东翼城是也。
吴——姬姓，子爵。系周太王长子泰伯之后。武王克商，遂封之为吴。即今之吴郡是也。
虞——姬姓，公爵。系周太王子仲雍之后。武王克商，求泰伯、伯雍之后，得章已为吴君；别封其为虞。在河东太阳县是也。
虢——姬姓，公爵。系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与虢叔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而文王友爱二弟，谓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于弘农。陕县东南之虢城。
楚——芈姓，子爵。系颛帝之裔，曰鬻熊。为周文、武师，有勤劳于王家，封之于荆蛮；以子男之上居之。即今丹阳南郡枝江县是也。
许——姜姓，男爵。系尧四岳伯夷之后。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裔文叔于许。即今之许州是也。
秦——嬴姓，伯爵。系颛帝之裔。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裔柏翳于秦。即今之陕西西安府是也。
莒——嬴姓，子爵。系小昊之后。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后兹与期于莒城。即今之莒县是也。
纪——姜姓，侯爵。系太公之次子。武王念太公之功，分封于纪。即今东莞剧县是也。
邾——曹姓，子爵。系陆终第五子晏安之后。武王克商，封其裔曹挟于邾。即今之山东邹县是也。
薛——仕姓，侯爵。黄帝之后。因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后裔奚仲于孽。即今山东泊州是也。
宋——子姓，公爵。系商王帝乙之长庶子曰微子启：因纣王不道，微子抱祭器归周。武王克商，封微子于宋。即今之睢阳县是也。
已——姒姓，伯爵。系夏禹王之后。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东楼公，封于已，以奉禹祀。即今之开封府雍丘县是也。
陈——妫姓，侯爵。系帝舜之后。其裔孙阏父作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实赖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满，而封诸陈，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即今之陈县是也。
焦——伊耆姓，侯爵。系神农之后。因先世之功，武王克商，封之于焦。即今之弘农陕县是也。
蓟——姬姓，侯爵。系帝尧之裔。武王克商，求其后，封之于蓟，以奉唐帝之祀。即今之北京顺天府是也。
高丽——子姓，乃殷贤臣，曰箕子，亦商王之裔。因不肯臣事于周，武王请见，乃陈《洪范九畴》一篇而去之辽东。武王即其地以封之。至今乃其子孙，即朝鲜国是也。
其余如越封于会稽，向封于谯国，凡封于汲郡，伯封于东平，郜封于济阴，邓封于赖川，戎封于陈留，芮封于冯翊，极封为附庸，谷封于南阳，牟封于泰山，葛封于梁国，阝封为附庸，谭封于平陵，遂封于济北，滑封于河南，章阝封于东平，邢封于襄国，江封于汝南，冀封于皮县，徐封于下邳，舒封于庐江，弦封于弋阳，郐封于琅玡，厉封于义阳，项封于汝阴，英封于楚，申封于南阳，共封于汲郡，夷封于城阳。
9. 西周时期各诸侯国地图中邓国的地理位置
邓国（前1264年—前678年）：商王武丁时，大封诸侯，丁已年（公元前1264年，另据回“夏商答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谱》推算为公元前1240年），将其叔父曼封于河北蔓，建立邓国，为第一任邓国侯。马世之先生认为，商代晚期，邓人南徙至今河南郾城县东南。西周初年，又举族南迁至南阳盆地，其地域在今湖北襄阳一带，都城经考古发掘判断在襄阳邓城，西周时，邓国与周王室及姬姓国关系密切，先后与井、应、等国联姻，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马世之先生的邓国南迁之学说目前尚无相关文献及考古学结果来支持！
周朝时期，被封为子侯。成、康时代的盂爵铭有“王令盂宁邓伯”之句，记述了周王派盂慰问邓国君之事。西周中期开始，有关铭文上邓群一律称“公”，反映了邓国权威的进一步提高。
首都:湖北襄樊市团山镇邓城村。
10. “三顾茅庐”的地点是在南阳还是襄樊后来居住在哪里
大师的迷失：聚焦《三国演义》的地理问题 （节录） 作者沈伯俊，原载《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第四期
诸葛亮躬耕何处
长期以来，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一直有“襄阳说”和“南阳说”两种说法。“襄阳说”认为是在襄阳西南的隆中，也就是今天湖北襄樊市城西的古隆中；“南阳说”认为是在南阳的卧龙冈，也就是今天河南南阳市西郊的卧龙冈。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争论旷日持久，以致成了一桩历史上的“悬案”。
对于这个问题，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正文中写得并不清楚，只说诸葛亮在其叔父诸葛玄去世后，“躬耕陇亩”。南朝宋裴松之注释时，引用了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汉晋春秋》的记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隆中”这个具体地名和它的方位。然而，《诸葛亮传》收录的《出师表》中，又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数语。那么，“隆中”和“南阳”这两个地名的关系如何？后人由于历史地理知识不足，往往混淆不清。这是造成“襄阳说”和“南阳说”两说并存的根本原因。
罗贯中在写作《三国演义》时，对诸葛亮的躬耕地写得有些含糊。小说第三十六回，徐庶走马荐诸葛时，对刘备介绍道：“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这来源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后面又说：“（诸葛）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为‘卧龙先生’。”这又来源于《出师表》；只是其中的“卧龙冈”并非来源于史籍，而是由于诸葛亮被人称为“卧龙”，后人便将其隐居之地的山冈叫作“卧龙冈”，这叫“山以人名”；《三国演义》说先有“卧龙冈”，然后诸葛亮自号“卧龙先生”，恰恰颠倒了因果关系。到了第五十二回，罗贯中又让诸葛亮自称“吾乃南阳诸葛孔明也”，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因为古人自称，总是用其籍贯，所以诸葛亮只能自称“琅琊诸葛亮”（琅琊系王国名，属徐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东汉时王国相当于郡）。但这样一来，却使得许多普通读者更加感到模糊不清。
时间到了公元1990年，由于《三国演义》特种邮票第二组中有一张是“三顾茅庐”，围绕这组邮票在何处首发，襄樊、南阳又展开了激烈争论，两地分别举办了学术讨论会，出版了论文集。最后国家邮票发行部门决定：两地均可自办首发式，总算暂时化解了矛盾。但争论并未停止。2003年烽烟再起：襄樊的父母官为了使已被删除了十余年的《隆中对》重现语文教材，几年间数度进京，终于在这一年让它重登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语文教材，其中对篇名有如下注解：“隆中，山名，在现在的湖北襄樊。”另外在《出师表》中对“南阳”一词注解为：“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阳一带。”这一注解在南阳掀起轩然大波，南阳市为此举行了“捍卫历史，尊重史实，诸葛亮南阳躬耕地万人签名活动”。 我认为，要解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关键之处。
第一，同一地方，古今名称可能不同。东汉时的南阳郡，是荆州的一个大郡，下辖 37个县，治所在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其辖区比今天的南阳市大得多。“隆中”则是一个小地名（估计是乡邑名），位于南阳郡和南郡的接壤地区，行政上属于南阳郡邓县（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北）管辖，而具体地理位置则在南郡襄阳县城西20里（今湖北省襄樊市城西13公里处）。事实上，《汉晋春秋》那句话，已经将二者的关系说得明明白白。南北朝时期著名历史地理学专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肯定了习凿齿的说法。但是，由于历史地理的变迁和人们政区概念的变化，后代一些人将东汉时的南阳郡与元代以后的南阳府（治所也是在今天的河南南阳）混为一谈，将《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一语，坐实为诸葛亮躬耕于今天的南阳市，使原本清楚的诸葛亮的躬耕地被弄得混淆不清。其实，“躬耕于南阳”用的是大地名，就像我今天说“我在四川工作”一样（四川省会成都的人、四川任何一个县的人，均可如此说），而具体的地点，还需具体落实。
第二，同一地方，古今的隶属关系常常会有变化。只要认真理解《汉晋春秋》那句话，我们就可以明白，诸葛亮隐居躬耕之地在隆中，这本身是没有疑问的。只是隆中的行政隶属关系古今有所不同：东汉时隶属南阳郡邓县，其具体位置靠近襄阳；今天则隶属湖北省襄樊市。像这种隶属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在历史上数不胜数。例如著名的汉中地区（大致相当于东汉三国时期的汉中郡），东汉三国时均属于益州（治所在今成都）；西晋建立后，汉中郡改属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南宋时，汉中隶属四川宣抚使；而今天的汉中隶属陕西省。现在的一般读者把四川略等于东汉三国的益州，这并无大错；但如果说今天的汉中属于四川，那就闹笑话了。同样，今天一些省之间的若干毗邻地区，两千年来，其行政隶属关系也屡有变化。我们不能以今绳古，自我淆乱。
汉末的隆中行政上隶属南阳郡邓县，却靠近襄阳。这就类似于今天四川广元市北部的某个村，行政上隶属广元市（1985年以前则隶属绵阳地区）；但在地理位置上，它距广元市区有六七十公里，距绵阳市区有二百几十公里，距四川省会成都则有大约四百公里，而距陕西宁强县只有二十公里。我们既不能否定它在行政上隶属四川省广元市，也不能否定它离陕西宁强更近的事实。
如上所说，不仅是我个人对这个“悬案”的解答，而且是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诸葛亮躬耕地就在今天的湖北襄樊市城西13公里的隆中。尽管如此，我对持“南阳说”的同志仍然抱着理解和尊重的态度。因为诸葛亮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任何地方都有权力尊崇和宣传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