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雅藏区地理环境

Ⅰ 藏族的相关资料

藏族是主要生活在青藏高原上、使用藏语的民族，自称“博巴”（藏文：བོད་པ་；威利：bod pa）。主要分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西藏、川、青、甘、滇，境内人口约630万余人（2010年）；在尼泊尔、印度、不丹、巴基斯坦等青藏高原周边国家亦有分布；另有从中国境内移民出境的藏族及其后代近20万。

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帝国。公元11、12世纪，藏民族开始逐渐形成。藏族使用藏语，通用藏文。主要从事畜牧业、农业。主要信奉藏传佛教，宗教气氛浓厚。常着藏袍。以糌粑为主食，多吃牛羊肉，喜饮酥油茶、青稞酒。牧区多住帐篷，城镇多住碉房。多行天葬。藏历新年为重要节日。

藏族文化悠久、灿烂而独特，文献众多，藏医药、藏历、歌舞、唐卡、金铜佛像等都独具特色。史诗《格萨尔王传》、热贡艺术、藏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族源

藏族民间有关民族起源的传说中，流传最广、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猕猴与罗刹女交配繁衍藏人的传说。有学者猜测，“罗刹女”指的是藏地土著，“猕猴”指来自横断山区的种群，二者结合的传说隐喻远古时期两地氏族之间的联姻。

藏族的基因有94%来自现代人种，6%来自已灭绝的人种。其现代人种的基因中，有82%与东亚人种相似，11%与中亚人种相似，6%与南亚人种相似。根据藏族特有的基因，藏族距今62,000-38,000年前就来到青藏高原。关于藏族的族源，历史上存在多种“外来说”。

考古发掘则表明，在距今39,000-31,000年前，青藏高原上就有原始人类居住。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分别是藏东地区和西藏腹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代表。现代研究多认为，藏区的种族和文化，是以藏区本地的土著居民和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南下的氐羌部落为主体融合而成。

另一部分古羌人向东发展，参与了汉民族的形成，即汉文文献中的西羌部落；一部分南迁云贵高原及东南亚，发展为藏缅语族各民族；留在青藏高原的部族，逐渐发展为今天的藏族。

藏民族，是吐蕃王朝灭亡后通过吐蕃部落在原吐蕃王朝征服 地域（青藏高原范围），尤其是甘青及川西高原地区与原吐蕃王朝征服的各族居民经五代、宋、金长达几个世纪的相互杂处、共同生活及血缘上的彼此混同，尤其是通过“后弘期”藏传佛教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广泛传播和普及之后而最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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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称

自称

在藏语中，称藏区为“博”（藏文：བོད་；威利：bod），称藏人为“博巴”（藏文：བོད་པ་；威利：bod pa）。此外，不同地区的藏民又有不同的自称：阿里地区自称“堆巴”，后藏自称“藏巴”，前藏自称“卫巴”，康区自称“康巴”，安多地区自称“安多哇”。

他称

汉族地区多以“藏”为词根。在藏语中，“藏”本是满盈、纯净、清澈的意思，后来用来指称雅鲁藏布江（“藏曲”），再后来又引申指雅鲁藏布江的发源地——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区。康熙年间，汉文文献开始用“藏”“西藏”来指称包含整个青藏高原在内的地区，并根据地名，将居住于“藏”的民族称为“藏人”“藏民”等，19世纪末开始用“藏族”一词做为藏民族的称呼。

此外，根据藏语中对藏区的称呼“博”和对藏人的称呼“博巴”，汉文文献中也称藏人为“番族”“番人”“濮”“番巴”“博巴”“百巴”“北发”“发羌”等。

唐代称当时藏地的政权为“吐蕃”。“吐”在藏语中指“上方”“高处”。“吐蕃”即“生活在高处的蕃人”，最初是西藏高原周边地区的藏族先民对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蕃人的称呼，在被蕃人部族征服后仍保留了这一说法。蒙古语和满语中都采用这一称呼，蒙文汉译为“土伯特”，满文汉译为“图白忒”。西方语言对藏区、藏人的称呼，也多译自此类，如英语中称西藏为“Tibet”。

民族关系

藏族与中原汉族长期以来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松赞干布时期，唐朝与吐蕃之间开通了长安—西宁—唐古拉山口—那曲—拉萨的道路。此后，藏汉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汉族的陶瓷、丝绸、印刷等技术传入藏地，藏族则向汉地传输了大量宗教文献。

藏族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也有着密切来往。同样是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开辟了从拉萨至泥婆罗的道路，并通过泥婆罗与天竺来往。赤松德赞当政时，从印度迎请寂护和莲花生入藏弘教。印度传来的佛教给藏族的精神文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藏文书写体系也深受梵文影响。

藏族通过藏传佛教，对周边地区的统治民族产生影响。元朝时的蒙古族上层，清朝时的满族上层，丽江地区的纳西族上层，都接受了藏传佛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等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交融。

藏族与青藏高原上的门巴族、珞巴族、夏尔巴人等民族长期共同生活，交流密切。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就是出生于门隅的门巴族人。藏族用来记录藏语的藏文，也被不丹、锡金等地的人们用来记录自己的语言。

在甘青川滇藏交界处的藏彝走廊，分布着一些深受藏族影响的民族，大多在外使用藏语，在内使用本族语言，被大陆官方认定为藏族，如嘉绒人、木雅人等。

Ⅱ 藏族文化分为几类

西藏和藏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藏所指的是现在所为的西藏自治区;藏区是整个藏族生活的区域.
藏族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三大方言,即卫藏、康、安多三个方言。我们常说的康巴藏族、安多藏族、卫藏一带的藏族，就是根据三大方言的范围来划分的, 楼主所问的嘉绒地区应属于康巴藏族.

卫藏藏族：

“卫藏”指拉萨、 target=_blank>日喀则 一带，即传统地域里前后藏的统称。该地域还包括阿里、山南以及部分林芝及那曲地区。这一地域内的藏族在方言方面比较一致，而且在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经济等方面也较统一，是西藏地区传统的核心地域，旧称为西藏的本部。居住于该地域内的藏族统称为卫藏藏族。

康巴藏族：

康巴藏族即康区的藏族。康区最早是指卫藏以东广阔的地区，后来这一地域又分为“康”和“安多”两部分。康区多指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区，旧称“朵思甘”地区。习惯上将西藏丹达山以东的地区，东与四川西昌，雅安地区和阿坝藏羌自治州相连，北与青海省玉树、果洛两州相连的地域叫称为康区。具体包括：西藏昌都地区、云南迪庆州、四川甘孜州、青海五树州以及那曲东南一线。

康巴地区历史上处在汉藏过渡地带，在行政、宗教，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康巴人最为人称道的是其直爽的民族共性，宗教方面尤为虔诚，有经商和远游传统，体格相对强壮等。装束上最明显的是，康巴男子多扎英雄结以示勇武。这种传统保持至今，拉萨街头随处可见。

安多藏族：

安多藏族的传统地域是指阿尼玛卿山西北、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小积石山以西的广阔地域。安多藏族的中心在阿尼玛卿山至青海湖一带。安多藏族的着装特别富丽，冬季用的藏袍面料以丝绢为主，不似卫藏等地以相对素朴的氇氆等为面料。帽子也多饰裘皮，衣帽布料上多以绿、金、黄、红等色为主的图案装饰。由于安多地区受蒙古和汉族影响较多，所以在习俗和体形特征方面比较有特点。安多藏族普遍高大，体形丰满，男女都比较漂亮。

嘉绒藏族：

位于四川阿坝和部分甘孜境内的藏族称嘉绒藏族。历史上嘉绒一带地处藏、羌、汉等多民族交合部，加上该地区早期民族分布和融合情况更加复杂，所以嘉绒藏族带有较多揉杂特征。如头帕、绣花鞋和腰带等装饰与羌族形似，其生产模式以农业为主，在风俗和习性上又有汉族的特征。

工布藏族：

在康区与卫藏交接的林芝一带，居住着珞巴人和门巴人等，这一带古称工布地区，以工布江达、林芝为中心，这一带的藏族习惯上称为工布藏族。另外，康区木雅一带(甘孜州折多山和雅砻江之间)的藏族因其独特的语言和习俗，也称“木雅藏族'。在阿坝东北部的藏族，还分有“白马藏族'等支系。康区地势多南北纵贯河谷，很早以来便是民族走廊，这一带的藏族多为历史中各民族大交融而成，学术界多称此为“藏羌通道”、“藏彝通道”等。往南延伸可达缅甸一带，在语源方面统属藏缅语系，故支系众多，但没有什么明确的族别界定，皆统称为康巴藏族。

Ⅲ 想知道: 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天葬台在哪

你要咋子

Ⅳ 藏族的分类

藏语分为卫藏、康、安多三个方言。我们常说的康巴藏族、安多藏族、卫藏一带的藏族，就是根据三大方言的范围来划分的。

藏族分类：

1.卫藏藏族： “卫藏”指拉萨、日喀则一带。该地域还包括阿里、山南以及部分林芝及那曲地区。这一地域内的藏族在方言、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方面较统一，是西藏地区传统的核心地域。居住于该地域内的藏族统称为卫藏藏族。

2.康巴藏族：康区最早是指卫藏以东广阔的地区，后来这一地域又为“康”和“安多”两部分。习惯上将西藏丹达山以东的地区，与四川西昌，雅安地区和阿坝藏羌自治州相连，北与青海省玉树、果洛两州相连的地域称为康区。具体包括：西藏昌都地区、云南迪庆州、四川甘孜州、青海玉树州以及那曲东南一线。

3.安多藏族：安多藏族的传统地域是指阿尼玛卿山西北、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小积石山以西的广阔地域。安多藏族的中心在阿尼玛卿山至青海湖一带。

4.嘉绒藏族：嘉绒在甘孜州丹巴县、康定县部分地区，阿坝州金川、小金、马尔康、理县、黑水、红原和汶川部分地区，以及雅安市、凉山州等地，居住着讲嘉绒语，并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嘉绒藏族，藏区称这地区的藏民为"绒巴"(农区人)“嘉绒”一名因嘉莫墨尔多神山而得名，意指墨尔多神山四周地区。

5.工布藏族： 在康区与卫藏交接的林芝一带，居住着珞巴人和门巴人等，这一带古称工布地区，以工布江达、林芝为中心，这一带的藏族习惯上称为工布藏族。 另外，康区木雅一带(甘孜州折多山和雅砻江之间)的藏族因其独特的语言和习俗，也称“木雅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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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仓藏族：生活在青海省海东地区乐都、平安、湟中等县的藏族自称“卓仓娃”，其生活范围大约方圆一百多公里，有所谓“卓仓隆娃顿”（“卓仓七沟”之意）。有些村庄是多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与包括汉族、回族、蒙古族等多民族共居一村；有的是纯藏族村紧靠着纯汉族村。这里的藏族生活基本属于以农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区。

白马藏族：白马藏族主要生活在甘肃省陇南市文县铁楼乡白马河流域和四川省平武县、九寨沟县一带，人口约18000人。他们的风俗习惯、文化、宗教信仰都与其他地区藏族有所不同。白马藏族讲藏语，却不识藏文，普遍使用汉文。

参考资料网络——藏族

Ⅳ 藏族分几个支系

西藏和藏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藏所指的是现在所为的西藏自治区;藏区是整个藏族生活的区域.
藏族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三大方言,即卫藏、康、安多三个方言。我们常说的康巴藏族、安多藏族、卫藏一带的藏族，就是根据三大方言的范围来划分的, 楼主所问的嘉绒地区应属于康巴藏族.

卫藏藏族：

“卫藏”指拉萨，日喀则 一带，即传统地域里前后藏的统称。该地域还包括阿里、山南以及部分林芝及那曲地区。这一地域内的藏族在方言方面比较一致，而且在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经济等方面也较统一，是西藏地区传统的核心地域，旧称为西藏的本部。居住于该地域内的藏族统称为卫藏藏族。

康巴藏族：

康巴藏族即康区的藏族。康区最早是指卫藏以东广阔的地区，后来这一地域又分为“康”和“安多”两部分。康区多指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区，旧称“朵思甘”地区。习惯上将西藏丹达山以东的地区，东与四川西昌，雅安地区和阿坝藏羌自治州相连，北与青海省玉树、果洛两州相连的地域叫称为康区。具体包括：西藏昌都地区、云南迪庆州、四川甘孜州、青海五树州以及那曲东南一线。

康巴地区历史上处在汉藏过渡地带，在行政、宗教，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康巴人最为人称道的是其直爽的民族共性，宗教方面尤为虔诚，有经商和远游传统，体格相对强壮等。装束上最明显的是，康巴男子多扎英雄结以示勇武。这种传统保持至今，拉萨街头随处可见。

安多藏族：

安多藏族的传统地域是指阿尼玛卿山西北、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小积石山以西的广阔地域。安多藏族的中心在阿尼玛卿山至青海湖一带。安多藏族的着装特别富丽，冬季用的藏袍面料以丝绢为主，不似卫藏等地以相对素朴的氇氆等为面料。帽子也多饰裘皮，衣帽布料上多以绿、金、黄、红等色为主的图案装饰。由于安多地区受蒙古和汉族影响较多，所以在习俗和体形特征方面比较有特点。安多藏族普遍高大，体形丰满，男女都比较漂亮。

嘉绒藏族：

位于四川阿坝和部分甘孜境内的藏族称嘉绒藏族。历史上嘉绒一带地处藏、羌、汉等多民族交合部，加上该地区早期民族分布和融合情况更加复杂，所以嘉绒藏族带有较多揉杂特征。如头帕、绣花鞋和腰带等装饰与羌族形似，其生产模式以农业为主，在风俗和习性上又有汉族的特征。

工布藏族：

在康区与卫藏交接的林芝一带，居住着珞巴人和门巴人等，这一带古称工布地区，以工布江达、林芝为中心，这一带的藏族习惯上称为工布藏族。另外，康区木雅一带(甘孜州折多山和雅砻江之间)的藏族因其独特的语言和习俗，也称“木雅藏族'。在阿坝东北部的藏族，还分有“白马藏族'等支系。康区地势多南北纵贯河谷，很早以来便是民族走廊，这一带的藏族多为历史中各民族大交融而成，学术界多称此为“藏羌通道”、“藏彝通道”等。往南延伸可达缅甸一带，在语源方面统属藏缅语系，故支系众多，但没有什么明确的族别界定，皆统称为康巴藏族。

Ⅵ 毕业论文 有关于藏族文字的

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
一、藏语的基本特征
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
二、各具特色的方言
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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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木雅圣地景区怎么样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1.木雅花宫 “木雅花宫”座落的山顶，曾是当年木雅公主少年时期经常玩耍的地方，每当春季来临，山沟及山坡遍开格桑花，将大地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每到此时，木雅公主都要到山顶观花踏春。如今在山顶建巨型格桑花建筑，取名“木雅花宫”，意在对美丽的木雅公主的怀念。 2.花海寻踪 “花海寻踪”是“木雅辛康”景区中野生花卉开放最为集中的地方，这里曾是当年木雅国王和木雅民众举行节庆活动和举办盛大典礼的地方，也是木雅公主最爱游玩之地。当地民众说，因为木雅公主爱这地方，所以这里的花开得最早，也开得最茂盛。今天，当我们信步其间，你不觉得我们正在寻觅当年木雅公主的踪迹吗？ 3.梵音送福 然梯寺是木雅地区享有盛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创建于1364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早期然梯寺因嘎玛巴玛哇四世偌勒毕多吉、嘎玛六世、七世和八世等藏民族圣人相继光临并弘扬嘎玛藏传佛法，故然梯寺为木雅地区嘎玛教派的一个重要传承场所。传承300余年，后因多种原因，寺庙被毁，直到十八世纪末，达尔庆尼玛扎巴的转世仁真将勒巴尔益西君来此光复基业，并开始传承尼玛教派的结晶大宝（佐庆）寺的传统并得以发扬光大，于是然梯寺遂成尼玛教派至今。寺内高僧大德受当地百姓敬仰，每日香火不断。暮鼓晨钟，梵音飘飞，福佑一方。 4.天界牧歌 这里是当年木雅国传统的冬季放牧之地，由于这里四面环山，中间谷地水草茂盛，一条九湾十八拐的小河从牧场穿过，养育着大地和牛羊，凡是来这里放牧，牛羊就长得特别好，奶子也特别多，老百姓说这条小河流的不是水，流的是牛奶，故称这条小河叫“俄米曲”，意为牛奶河。是木雅地方理想的冬季牧场。每到冬天，木雅人就将牛羊赶到这里渡冬。最多的时候，这条沟内牛羊遍地，牧歌震天，热闹异常。是观赏牧区生活和体验木雅文化的理想之地。 5.翠湖觅仙 这一片湖泊，是当年木雅公主夏季常来洗澡的地方。因为这里远离尘世，美丽清静，加之湖水清亮，鸟语花香，成为了木雅公主的最爱。后来木雅公主远嫁拉萨之后，当地的群众为了怀念她，就用公主的名字“嘉姆尊”来命名这个湖泊，称这个湖泊为“嘉姆措”。传说公主留开这里后，仍然十分思念这里，常在深亱化着一片云彩飞到这里洗澡，但却没有一人见过她，然而只要第二天这片湖泊上空的云朵特别洁白明亮，大家就知道，昨天公主一定又回来洗澡了。 6.镜面观妆 这里是当年木雅公主梳妆打扮的地方，由于当时还没有镜子，木雅公主梳洗之后就爱对着湖面观看自己，这里的湖水十分通人性，知道公主要来观妆，总会想尽办法让公主看见最美丽的容颜。久而久之当地的群众都知道了这个秘密，都会来这里观妆。据说，只要对着湖面看自己，你就会发现湖中的人一定比自己漂亮，再丑的人，也不例外，不信，你就试一试。 7.群峰为屏 当年木雅国成立的时候，在木雅地方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典，那一天木雅王喝了不少的酒，当他昏昏欲醉之时，仿佛看见以蜀地最高的高山“贡嘎山”山神为首，带领着一干山神前来朝贺，木雅王问它们能为木雅国做些什么，贡嘎山说，我们就是大王的屏障，只要我们在，木雅国就无人能够攻克，木雅王大喜而醉归。第二天醒来，木雅王想起此事，心生疑窦，急忙登高瞭望，当他来到这里果见以贡嘎山为首的数座雪峰环他而立，生成一道天然屏障，拱卫着木雅国。从此，木雅国平安无事，和谐安康，成为了名扬天下的“木雅辛康”（藏语：意为天堂般的木雅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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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藏族古代历史目录论文

更敦群培

曾国庆
1956年10月出生，1972年10月参加工作。1982年7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2000年上半年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强化英语学习，2000年8月—2001年8月赴美国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学习英文。1972年—1978年于中国人民银行拉萨市中心支行工作，任会计。1982年迄今，大学毕业留校从事藏学科研及教学工作
《清代藏史研究》（专著），西藏人民出版社、山东齐鲁书社1999年3月版。
《历代藏族名人传》（二人合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
《西藏封建奴隶制社会形态》（集体著作），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5月版。
《历代达赖、班禅年谱》（集体著作），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
《西藏历史文化词典》（集体著作），浙江、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通史》（集体著作），中外古籍出版社。
《藏族历史文化》（教材），民族出版社2004年6月。
《清代藏区驿站制度蠡测》，《西藏研究》1996年第1期。
《刍议清代藏区土司制度》，《西藏研究》1997年第2期。
《论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西藏研究》1998年第2期。
《前清藏族文化面面观》，《西藏研究》1999年第1期。
《从人身权谈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必要性》，《人民日报》1999年4月28日。
《简述前清西藏地方政治体制》，《西藏研究》2002年第2期。
《论颇罗鼐的文韬武略》，《西藏研究》2004年第1期。
《英、汉、藏西藏地名对照》（上）翻译，《西藏研究》1997年第4期。
《英、汉、藏西藏地名对照》（下）翻译，《西藏研究》1998年第1期。
《从驻藏大臣设立谈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藏学研究论丛》（六），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概说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施政》，《藏学研究》（八），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知无一生有九死，诛逆安边千秋传》，《藏学研究》（九），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一般刊物文章：
《士林哲人，藏学耆英—记吴丰培教授》，《中国西藏》1997年第3期。
《六世达赖喇嘛传奇》，《西藏旅游》1997年第3—4期。
《小议驻藏大臣》，《中国西藏》1998年第2期。
《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政绩钩沉》，《中国西藏》1998第6期。
《历代达赖喇嘛知多少》，《中国西藏》2004年第3期。
《一部藏学研究的厚重之作—评〈西藏民俗文化〉》，《中国西藏》2004年第5期。
编辑藏学前辈之论文：
《藏学研究论丛·吴丰培专辑》（九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
缩编藏学先辈专著：
《西藏通史简编》（第七章本人负责），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

廖祖桂
笔名馨庵，男，汉族，1929年生，1953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藏学》杂志汉文主编，编审，现已退休。主要从事古代汉语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

李鹏年
男，汉族，1932年12月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1948年5月参加工作，195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本科。历任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代组长，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组长，副主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副主任兼《历史档案》杂志主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文献资料所所长等职。研究馆员。1995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6月离休。

高淑芬
女，汉族，1941年生，1966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藏学出版社副总编，编审。现已退休。
责编著作有数十本藏学书籍，如：《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西藏知识丛书》、《西藏山南基巧、乃东穷结社会历史调查》、《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西藏卷》等。
发表论文有《一部科学全面揭示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的长卷--读〈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等。

拉巴平措
男，藏族，1942年11月11日生，西藏自治区江孜县人，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
长期从事藏族历史、宗教、文化和藏学理论研究。代表性学术专著《藏式健身宝卷：藏族传统健身法集成》（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发表学术论文《藏族传统健身方法中的保健按摩——预备式擦身法简介》（《中国藏学》2006年第4期）、《关于藏族传说中的人类起源问题》（《西藏日报》1981年6月31日）、《剖析江孜宗的跳神大典》（《西藏日报》1981年7月31日）等数十篇；主持编撰和组织编写了《西藏自治区概况》、《简明西藏通史》（藏文版）、《当代中国?西藏卷》、《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的西藏》、《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藏文文献古籍丛书》、《民族文化大观丛书》、《西藏通史》等学术专著数十部。藏文小说《三姊妹》、《雨后森林》发表后获奖。

格勒
藏族，1950年5月1日生，四川省甘孜县人，人类学博士。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
《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主编（合著），重庆出版社，重庆，2000年。
《月亮西沉的地方－－对西藏阿里人类学田野考察侧记》，独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
《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西藏百户家庭调查报告》，主编（合著），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
《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拉萨卷》，主编（合著），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北京，1995年8月。
《藏北牧民》，合著，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
《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人类学概论》，合编，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1990年5月。
《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独著，中山大学出版社，广州1988年。
《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独著，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1984。
“西藏现代化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占87％以上人口的农民民的现代化问题”，见《中国民族工作五十年理论与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9月。
“瓦虚色达：东部藏区的一个游牧部落群体”，见《世界民族》杂志，1998年第2期。
“Marital Payments: The Case of Tibetan nomads”(in English). Tibetan Studies, Vol. 1, Edited by Helmut Kraaaer, Michael Torsten Much, Ernst Steinkellner, Helmut Tauscher. Wien 1997。
“The Washu-Sethar: A Nomadic Community of Eastern Tibet”(in English). Min Zu Xue Bao(ethnological Journal), Vol.22. National political University, Taiwan(1996)。
“中国西藏文化的的人类学研究“见《社会文化人类学演讲集》下816－83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Rural Urbanization in China’s Tibetan Region-Todlung” Deching County as a Typical Example”(in English), Rural Urbanization(II).. Chinese Sociology ana Anthroplogy, Summer 1996 Vol.28.No.4. 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 Tacom。
“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绪论”，见《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1－19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西藏家庭结构和功能变迁初探”，见《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385－413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西藏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信仰”，见《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321页－334页，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
“西藏高原也是原始人类的故乡”，见《藏学论文选集》上，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6。
“阿里农村的传统土地制度和社会结构”，见《藏学论文选集》上，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6。
“都市化与堆龙德庆乡村的变迁“（合著），见《中国藏学》杂志1995年第3期，合订本123页－139页。
“色达牧区的嫁妆和娉礼”（合著），见《中国藏学》杂志1995年第2期20页－29页。
“色达游牧社区的人类学田野考察记”（藏文，合著），见《中国藏学》杂志1995年第1期。
“拉萨历史沿革”，见《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拉萨卷》第26页－46页，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北京1995年8月。
“拉萨的人口与民族构成”，见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拉萨卷》第47页－85页，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北京1995年8月。
“The Tibetan Plateau - One of the Homes of Early Man,”(in English). Anthropology of Tibet and the Himalaya, C. Ramble and M. Brauen, eds. Zurich: Ethnologische Schriften Zurich (1993)。
“西藏阿里传统税收制度的比较研究”（合译），见《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20页－37页。
“骨系与亲属、继嗣、身份、和地位”（合译），见《中国藏学》杂志1991年第1期。
“霍尔十三寺及其创建者霍尔曲杰昂翁彭错“，见《藏学研究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9年8月。
“关于藏族源于印度说的质疑“，见《藏族史论文集》，四川名字出版社，成都，1988年1月。
“藏族源于‘发羌’的几点质疑”，见《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
“古代族同化融合西山诸羌与嘉戎藏族的形成”，见《西藏研究》1988年第2期。
“中华大地上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见《中山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木雅藏族的形成及其族属考辩”，见《康定民族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
“新龙谷日的石棺葬及其族属问题”，见《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
“藏族本教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探讨”（合著），见《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2期（总第24期）。
“略论西藏的原始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关系”，见《民族研究》1986年第3期。
“论南方少数民族古代哲学中的共性和个性”，《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论古代羌人与藏族的历史渊源关系”，见《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见《民族语文》1985年第1期。
“隋唐时期的西山诸羌和康巴藏族的形成”，见《民族文化》1985年第1期。
“藏族本教的巫师及其巫术活动”，见《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一个藏族游牧部落的宗教、法律、家庭、婚姻的调查和研究”，见《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4年11月特刊号。
“论藏族本教的神”，见《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4年9月。
“急待整理发掘的文化宝库――藏文历史档案”，见《西藏研究》1983年第1期。
“解放前藏族牧民的生产方式”，见《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3年第2期。
“对解放前四川色达草原游牧部落社会的研究”，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总第14期）。

陈庆英
男，汉族，原籍广东省台山县，1941年10月21日生于四川省南充市。1958年随家庭迁居青海。1960年毕业于青海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考入青海民族学院物理系读书。在青海民族学院开始学习藏语文。1963年青海民族学院物理系并入青海师范学院，1965年毕业于青海师范学院物理系。1967年至1978年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中学和海西州民族师范学校担任教员。1978年10月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古藏文专业，学习敦煌古藏文文献，1981年10月毕业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81年10月至1984年3月在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从事藏学研究，任助理研究员，研究藏传佛教萨迦派历史以及蒙藏关系史，1983年曾到西藏萨迦等地考察三个月。编辑《藏学研究论文集》、《藏学研究译文集》各两册。1984年3月调到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负责塔尔寺藏文藏书目录编写及塔尔寺历史文物研究，1986年任副研究员、副所长，再次去西藏考察。1987年起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起任研究员，主持青海藏族社会历史研究课题，主编《中国藏族部落》、《藏族部落制度研究》、《塔尔寺概况》等。1990年4月参加中日佛教文献研究交流代表团访问日本大正大学、京都佛教大学、民族学博物馆。1993年8月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任历史宗教研究所所长和研究员至今。1995 年10月到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任客座教授3个月。1999年4月至12月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合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