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大学黄灏然
A. 综合性大地构造（构造地质学）的调查与研究有哪些
主要侧重于中国早期造山运动研究。
从大量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在一批区域地质矿产志撰成的基础上，对中国南方各省区区域构造、框架及其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其中特别对中国造山运动有较系统的研究与论述。
1926年李四光发表《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地质会志》3卷3-4期）本书已有专题论述，这里就不赘述。
1927年翁文灏发表《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之地壳运动及火山活动》（《会志》4卷1期），文中论述了中国中生代以来地壳运动激烈，造山作用和造山活动强烈，并与欧洲同时代地壳运动相对比，发现中国中生代以来地壳运动的特点，故命名为燕山运动，文中试图以燕山为标准区，代表侏罗纪末期、白垩纪初期产生了不整合、火山岩活动和成矿作用。1929年在发表《中国东部中生代造山运动》（《会志》8卷1期）时，将燕山运动划分为A、B两幕，代表前髫髻山组、前王氏组的不整合。后为谢家荣所补充，并在1936年、1937年划为五期。
1929年丁文江在《地质会志》8卷2期上发表《中国造山运动》，他十分重视造山运动的研究，并倾向于施蒂勒造山运动同时性的观点，文中强调把燕山运动划分为三幕，其中把晚三叠世瑞替克期后的印支运动为燕山运动的第一幕，他在研究广西地质时，也曾提出过广西运动和越南运动的术语和概念。燕山运动虽为中国地质学家普遍应用，但各自都有不同划分原则。
1931年李四光发表《中国东南部古生代后期之造山运动》（《会志》11卷2期），文中对中国东南部造山运动做了精辟的论述，由于他多年从事造山运动的研究，系统的划分出若干运动系列，并对所划分的运动均给以科学概念和命名，诸如：怀远运动（O1-O2），柳江运动（D3-C1），淮南运动（C-C2），昆明运动（C2-C3），东吴运动（D1-D3），金子运动，淮阳运动（T2-T3），南象运动（T3-T1），宁镇运动（T3-K1）等。
1936年谢家荣在《地质会志》15卷1期发表《中国中生代末第三纪后期造山运动》及《北京西山地质构造概说》（《会志》16卷）把中国造山运动划为五幕，即：前门夹沟组，前九龙山组，前东岭台组，前仕它里组，前长辛店组的不整合或假整合为代表，张文佑1941年划分为三幕，三次地壳运动，1945年在黄汲清的《中国地质构造基本单位》中，划分为5期，等。
在笔者引述李四光教授所著《中国东南部古生代后期之造山运动》（《地质力学方法》第119页），文中列有中国东南部造山运动，与欧洲对比表，特抄录之以供参考。
中国北部中国西南部中国东南部欧洲中部（丁文江的云南运动）（H?史蒂勒）青龙灰岩三叠系苏皖运动法尔琴运动山西系龙潭系蔡希斯坦（Zechstein）上罗廷根（Oberotliegend）第三幕东昊运动萨尔运动栖霞灰岩中罗廷根（Mitelrotliegend）太原系臭灰岩下罗廷根（Unterotliegend）船山灰岩沃特维尔系（OtwelSeries）
中国造山运动与欧洲对比表
中国北部中国西南部中国东南部欧洲中部（间断）第二幕昆明运动阿斯突里运动本溪系黄龙灰岩萨尔布雷克系（SarbrückSeries）瓦尔敦堡系（WaldenburgSeries）（间断）淮南运动苏台德运动和州灰岩维宪第一幕高骊山系建康运动金陵灰岩七里台页岩㊣╭╰乌桐石英岩杜内艾特罗约江南运动布锐东运动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
燕山运动具有长期性，多幕性的地壳运动与构造变动，燕山期为我国重要的形变期与成岩、成矿期，是我国基本构造格架的形成期和改造期。
老一辈的地质学家十分关注燕山运动，还是因为燕山运动不仅是我国地质结构的极为重要的地壳运动，对整个环太平洋带，以致对整个东部特提斯带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除上述几位以外，我国许多地质学家一直对整个中国造山运动（包括黄山运动）都做过系统的观测与研究。
1927年程裕祺在《地质会志》上发表《中国造山运动》，此文是程先生1938年在英国利物浦地质学会会报上发表的短文，文中阐述了中国之造山运动：
（1）前震旦纪运动之二幕；（2）古生代前期喀里多运动（广西运动）；（3）古生代后期海西运动（天山运动）；（4）中生代燕山运动之五幕；（5）第三纪喜马拉雅运动之二幕。
文中还指出毛理士（F.K.Morris）对中国造山运动的错误论点。
1932年朱森在《地质会志》上发表《安徽南部古生代后期造山运动之一幕》。
1936年章鸿钊在《地质论评》创刊号上发表《中国中生代晚期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初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及《中国中生代初期之地壳与震旦运动之异点》，前一篇论文是综述性的，主要对翁文灏之燕山运动和丁文江造山运动的一些评述，同时探讨了震旦方向与地壳运动方向之关系，火成岩及其震旦运动的关系，最后还论及震旦向及震旦运动的成因、性质等；后一篇论文主要论及到地壳运动中的造山运动，认为运动方向与震旦向之间是直角相交的关系。
1937年谢家荣在《地质论评》2卷5期上评述黄汲清等的《江西萍乡煤田中生代造山运动》，同年陈国达发表《广东境内燕山运动的构造的型相》（《论评》2卷1期），同年田奇隽发表《湖南造山运动》（《论评》2卷1期）。
1938年边兆祥在《地质论评》3卷6期上发表《安徽南部海西运动之末相》。
1942年叶连俊、关士聪在《地质会志》上发表《陇南龙山造山运动之性质》（22卷3-4）。
1942年郭文魁在《地质论评》上发表《滇北之造山运动》（7卷1-3）。
1944年刘国昌在《地质会志》上发表《湘西之造山运动及其地理》（24卷3-4）。
1945年米士（西南联大教授）在《地质会志》上发表《云南构造史》中，曾提出澄江运动和晋宁运动（《地质会志》25卷）。
1945年喻德渊在《地质会志》上发表《淮阳山脉主要造山运动——淮阳运动》（《会志》25卷），淮阳运动原为李四光于1939年提出创用，指三叠纪末期的褶皱运动，后为马鞍山、安庆的黄马青组与青龙群之间的角度不整合，有人认为与金子运动相当。
1947年李四光发表《关于震旦运动及华夏式构造线三个名词》（《评论》12卷5期）。
1948年李树勋在《地质会志》（38卷3-4）上发表《祁连山区地层及造山运动之几个问题》。
1947年黄汲清在《地质论评》（12卷1-2期）上发表《关于震旦运动》。
以上属于中国造山运动研究及其论文列举，显示出中国地质构造研究发展历史中一段对中国造山运动理论的探讨与理论成就概括，个别论文虽与上文论述有些论题有重复举例之处，为集中反映中国造山运动系统理论研究之全面，仅此致歉！
正是由于中国早期地质基础雄厚，为新中国地质科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得以使新中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在资源保障上，从资源大国过渡到资源强国，在当代地质理论上也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其中中国大地构造学现已是中国地质科学理论突破的亮点，这学科共同的特点是学说繁多，学派林立，学术气氛浓厚，可以说是繁花似锦、异彩纷呈，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喜人的形势。
除上述中国造山运动理论性探讨外，其他带有综述性的成果，也有着不同广度和深度的反映：诸如：1924年葛利普在《地质会志》上发表《地槽的迁移》（3卷3-4）。1936年高平在《地质论评》1卷4期发表《中国东南部中生代末期花岗岩之分布与地质构造之关系》，文中认为中国东南部在中生代末期花岗岩侵入繁多，其分布与东南部之地质构造格局密切相关，认为地壳活动常以地下岩浆之移动而起波动作用，基本论点正符合于曾流行的地壳波动论和地壳均衡理论，认为地壳运动完全与中生代末期之花岗岩侵入是同步同时，并作为其原动力，文中附一幅中国东南部中生代末期花岗岩之分布与地质构造之关系图，颇有参考价值。
1936年赵金科在《地质论评》1卷4期上发表《震旦纪地层之分布及其古地理意义》，文中首先肯定了德国魏格纳大陆漂移理论并运用葛利普的地极控制论研究震旦纪北半球的海陆分布及古地理，在《震旦纪大地槽及联合古陆中之位置》一文中论及亚洲东部的古亚洲大地槽，北美西部考得兰瑞大地槽，与南美安底斯大地槽相互衔接、围绕北半球大陆周围的环形状大地槽：其论点即认为当时大地槽均在陆之边缘，而环绕分布与理念不同，而当时之大陆为一体，南北美、欧亚非澳各洲均属相连，即大家所熟悉的联合古陆（Paugoca）。
1937年谢家荣继叶良辅等之《北京西山地质志》后，在《地质论评》2卷上发表《北京西山地质构造》，文中认为北京西山地质构造自西北向东南有两个背斜层，其间有清水尖庙安岭之向斜层为最高峰，北岭的向斜层及房山周口店背斜层等，都是这个区域的重要构造，文中也论及到陈凯所发现的逆掩断层。
1941年李四光在《地质会志》上发表《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廓》（21卷1期）。
1944年刘国昌在《会志》上发表《贵州威宁水城之地质构造》，曾繁印在《会志》上发表《瓦山峨嵋山区之地质构造》（1940年）。
1944年张寿常在《地质会志》（24卷1-2）上发表《谈小型构造》及《岩石解理之生成及其在地质现象上之应用》（《会志》26卷，1946年）。
1944年张文佑发表《X及T式节理初记》（《会志》24卷3-4期），文中论及X型节理的生成，论述了大量模拟试验工作和数据，相继还发表《测量节理应注意的几点》（1948年）以及《劈理节理发育初步探讨》（《地质论评》15卷1-3期），反映出他在李四光老师指导下所取得地质力学方面的成果。
1945年黄汲清在《地质专报》第20号上发表名著《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On Major Teatonic Forms of China）。黄先生在多年前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地槽—地台单位的内涵，按历史分析和建立起的独道的分析法，对中国大地构造特征进行了总结，提出几个前寒武纪地块，特别中朝地块等。
地块概念系1922年阿尔岗（E.Argand）所创用，诸如：印度地块（Serindia）和震旦地块等；在阐述褶皱中论及到加里东褶皱、华力西褶皱、印支褶皱，燕山褶皱和喜马拉雅褶皱及其分布特征，论述中着重强调新中生代的基底褶皱的影响和作用，认为这是形成中国东部独特的多旋回构造，并创造性把亚洲划分为：太平洋式和特提斯、喜马拉雅式三个主要构造型式，以活动论观点论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文中编绘有《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图》。
该文后来以专著形式出版，是一部流传广远的中国地质构造名著，是国内外赋有盛名的论著，有英文版和俄文版，俄文版由著名大地构造学家沙茨基院士作“序”，做了高度评价。
1944年王超翔在《地质论评》上发表《云南东北地质构造及其与云南弧之关系》（9卷1-2）。
1948年徐铁良在《论评》上发表《“秦岭弧”构造之我见》（13卷1-2）。
1948年孙殿卿、徐煜坚在《地质论评》上发表《豫皖边境长山一带东西向构造带与南北向构造线之反接现象》（13卷1-2）。
1948年李春昱在《地质论评》上发表《褶皱现象和动力来源的关系问题》（14卷4-6）。
1949年梁文郁在《地质论评》上发表《祁连山西段之近代运动》（14卷4-6）。
1948年李四光发表《新华夏海之起源》（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的论文集，第53-62页，《地质论评》13卷5-6）。
1949年李四光发表《中国的造山历史和构造轮廓》（第7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录第2卷，26-44页，新西兰出版）。
总之，从以上所述，中国地质学家经过半个世纪以来对造山运动，特别是燕山运动倾注过大量精力的研究，取得新的认识。燕山运动（Yanshanian movement），翁文灏于1927年以燕山为标准地区创名，原义代表侏罗纪末期，白垩纪初期产生的不整合、火成岩活动和成矿作用。1929年翁文灏又将燕山运动划分为A.B两幕，分别代表前髫髻山组、前王氏组的不整合。丁文江（1929年）把燕山运动分为三幕，其中把晚三叠世瑞替克期后的印支运动称为燕山运动的第一幕。谢家荣（1936年、1937年）将燕山运动分为五期，分别以前门头沟组、前九龙山组、前东邻台组、前坨里组、前长辛组的不整合或假整合为代表。李四光（1939年）在燕山运动名下分为六个幕，它从中三叠世末，一直延续到白垩纪末。张文佑等（1941年）将燕山运动包括宁镇、兴安、闽浙三次地壳运动。黄汲清（1945年）认为谢家荣的燕山运动第一幕应属印支旋回，并将北京西山区的燕山运动分为前九龙山组与髫髻山组、前坨里组、前长辛店组三个幕。后来（1960年）黄汲清又将中国东部的燕山运动分为五期，并认为燕山运动是中国东部、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主要造山运动，甚至波及到中国西部。李春昱（1948—1951年）把燕山运动只作为侏罗纪晚期，或侏罗纪末、白垩纪初的一个幕，后来（1964年）他又将其限定是侏罗纪—白垩纪间的地壳运动。赵宗溥（1959年、1963年）先后将中国东部的燕山运动划分为三个和六个造山幕，并认为此运动延续到始新世。
燕山运动为整个侏罗纪、白垩纪期间广泛发生于我国全境的重要构造运动，主要表现为褶皱断裂变动、岩浆喷发侵入活动及部分地带的变质作用；在不同的构造部位，燕山运动的强度表现形式有着明显的差别，如就我国东部以至整个西滨太平洋带来说，燕山期的构造变动与岩浆活动有着愈向太平洋方向愈加强烈的演变规律。燕山期的地壳运动与构造变动具有长期性与多幕性相统一、渐进与激化相交替的特点，与此相应，燕山期的岩浆喷发与侵入活动具有多期次性的特点。燕山期为我国重要的形变期与成岩、成矿期，也是我国基本构造格架的形成期与改造期。目前看来，燕山运动不仅为我国的重要地壳运动，而且这一时期地地壳运动对整个环太平洋带以及部分特提斯带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燕山运动应属洲际性的重要构造运动。
【说明】以上主要内容取录自《地质辞典》（一）392页，地质出版社，1983年。
根据最近，中国地质学院研究员董树文先生对“燕山运动”的定义进行了重新厘定，并发表《“燕山运动”新定义重塑东亚大陆构造演化史》专题，有关专家认为，这项研究重塑了东亚大陆构造演化历史，重新厘定了燕山运动的定义，是我国近年来中新生代构造演化研究的新成果，深化了对东亚大陆力学过程的新认识。
“燕山运动”是翁文灏先生1927年在东京泛太平洋科学大会上最早命名的，作为陆内造山的典型记录，“燕山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学家对世界地质科学理论贡献的经典。几十年来，燕山运动的概念在我国广泛应用，并在构造运动波及范围、精细过程与定年和动力学起因等方面不断发展和进步。但在学界也明显存在许多，甚至根本性的分歧。但董树文先生在文中表示：
“随着近年华北地块周边和中国东部构造地质研究的重要进展和高精度同位素测年数据的累积，以及东亚深部地球物理探测计划的实施，我们能更加全面审视侏罗纪构造演化及其区域动力学机理，从多层面诠释燕山运动的内涵及其动力学本质。”
根据董树文的研究，在1.65亿年中—晚侏罗世前后，东亚构造体制发生了重大转换，西伯利亚板块向南、太平洋板块向西、印度洋板块向北东同时向中朝板块汇聚，形成了以陆内俯冲和陆内多向造山为特征的“东亚汇聚”构造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晚侏罗纪大陆内汇聚，导致岩石圈急剧增厚，随之引发早白垩世岩石圈垮塌和大规模岩浆火山作用，中侏罗纪燕辽生物群向早白垩世热河生物群发生更替，成为中国大陆和东亚重大构造变革事件，这是燕山运动的基本内涵。
据了解，燕山运动时期是我国最重要的成矿期，伴随着大规模构造运动导致岩浆侵入—火山爆发作用，约80%的大中型金属矿床在这一阶段形成。同时构造作用形成地质环境的巨变导致燕辽生物群的更替，“燕山期”也成为生物进化的激变期。因此“燕山运动”在我国甚至在东亚具有特殊的地质意义，是全球中生代构造演变的重大事件。
【致谢】有关上述引文，参考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网站。
B. 中央地质调查所抗战内迁北碚史实
欧阳辉 侯江 张锋
(重庆自然博物馆)
一、引言(历史契机)
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为避战乱，向西撤迁。1937年11月从南京撤退，12月到长沙，1938年7月从长沙内迁重庆，1938年秋到渝，并在滇、桂两省设办事处，1939年春在北碚建成办公楼，开始了战时相对稳定的科学工作，调查矿产、土壤、古生物，倾注全力于西南资源的研究，成为战时国内矿产资源调查研究中心。地质调查所能在纷乱的战时安定下来，直接得益于中国西部科学院。在此，“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继续研究工作，使地质学这门中国近代率先兴起、成就最大的自然科学的科研血脉得以传承，并与其他内迁北碚的科研单位一道，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共同构成战时内地科学之大观。
北碚位于重庆市北部，地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4县(民国时期行政区划)交界，水陆通达，交通便利，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优良。1937年7月，抗战发生，北碚划为迁建区，战区机关相继西迁，纷至沓来，遍及八镇。有学校、研究机关、工厂和其他机关，以学校和学术机关尤为众多。仅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惠宇及其附近地区，就有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多家单位。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各机关迁移。地质调查所仓促奉令，全部动员，于16～18日3天内，将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昼夜赶工装箱，于18日将202个已装箱件运赴南京下关。南京旋告紧急，代所长黄汲清组织地质调查所内迁武汉。长江航运吃紧，地质调查所紧急装箱的202箱重要书刊积压下关码头难以启运。黄汲清求助于当时兼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翁文灏找到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商洽，使其迅速装船，12月全部运抵长沙。1938年7月，武汉告急，地质调查所再次搬迁，先落脚在重庆市内，后因避免空袭，再度搬迁，最后落脚北碚，书刊、仪器暂时存放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和其下属机构兼善中学内。
地质调查所的内迁是奉1937年国民政府各机关迁移命令行事，而黄汲清选择北碚，则完全出于卢作孚与其胞弟——北碚行政长官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卢子英的热情邀请。“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1940年5月18日黄汲清致卢作孚的信函中谈及此事。
对于地质调查所，卢作孚早有所见识和佩服，并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30年为筹建中国西部科学院而进行的华东、华北以及东北的组团考察活动中，在参观了地质调查所后他对丁文江说：“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圈，难得看出极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有成绩了”。1931年1月2日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兼善中学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就把中央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美国芝加哥博物院、瑞典博物院等学术研究机关列为其联络事业。
鉴于多年的交往与支持，地质调查所迁入之后卢作孚对他所敬重的地质调查所倾力相助，借出西部科学院办公楼作地质调查所办公场所，同时又在西部科学院院内借予地皮新建办公大楼，1939年初速建办公楼，同年春建成。磨片车间在靠江边的一排平房内。图书馆则建在距北碚1km的鱼塘湾。建筑新图书馆，是为图书仪器安全起见，并因新建大厦(指办公楼)不敷应用，特于北碚近郊青岗坡地方建一新楼，下层为图书陈列及阅览室，上层为土壤研究室及古生物研究室，1939年开建，1940年建成。1938年成立的昆明办事处因滇越边界时局日紧，1940年10月起取消并入北碚总所，重要标本、图书、仪器和大部分工作人员迁碚，在天生桥租一小楼，为第三办公室，计房屋六大间，楼上为新生代研究室和宿舍，楼下为化学试验室。
关于迁址，在秦馨菱的回忆中是这样叙述的：“1938年又迁往重庆复兴观巷与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合署办公。1939年春又从重庆城内迁往北碚在惠宇旁自建的新大楼内”。迁渝办公时间是8月18日，详细地址重庆小A子复兴观巷5号。
此时虽远不及北京时期、南京时期那种良好的、国内一流的办公环境，然而，从所设置的第一办公处(惠宇)、第二办公处(鱼塘湾)和第三办公处(天生桥)来看，在战时的状况下，还是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为科研工作的展开提供了硬件保障。
对于此次内迁，代所长尹赞勋在1941年12月14日地质调查所25周年纪念会上的工作近况报告中这样提到：“黄汲清先生受命于抗战之初，于艰苦之中，领导同人继续工作，迄无间断，又将大批图书标本仪器材料，一再迁运，而达后方较为安全之地带，厥功甚伟。”的确，因之地质调查所才得以在国难严重时期安身立命，不但老的机关还能维持，而且有不少新的机关相继成立，20年来地质界的心血得以保存，科研工作的延续性得以保持，并继续发挥其在地质科学上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调查科研合作 交往联系密切
1.卢作孚对地质调查所的帮助
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对于抗战内迁北碚的地质调查所以及其他一些科研机构，给予了许多实际的帮助。除迁来之初的提供房舍安顿、提供地皮建房，到迁来后保证正常运转的具体事项，可从1940年黄汲清与卢作孚的往来信函中略见一斑。
1940年5月18日黄汲清就大明染织厂停供惠宇各机关电力一事向卢作孚致函，恳请卢作孚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设法维持惠宇各机关用电：
作孚先生大鉴：
在渝两次趋谒，未获晤面，至怅惘。
兹有一事欲为先生陈述者：爰北碚敝所办公室及惠宇各机关所用电力，一向由大明染织厂供给，至为便利。乃自本月一日起，该厂即实行停止供电，所持理由为奉命增加生产，电力不足，该厂并嘱惠宇各机关及敝所向北碚公共电厂接洽用电，以为补救之计。各机关闻讯之下，深同诧异，乃由工业试验所顾所长毓瑔及清向该厂交涉，请其继续供电。当与该厂主持人查、谢二君商讨良久，卒不得要领。清等以北碚各种建设事业或由先生所提倡，或为先生所主持，而大明染织厂之组织亦由先生担任董事长，故谨代表敝所及惠宇各机关呼吁于先生之前。
查惠宇各机关所需电力每月不过一百二十度，为量甚微，而需用则甚迫切。除夜间电灯外，西部科学院及中央工业实验所均需要电力以供化学分析之用，今若停止供电，其影响所及必甚重大。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时至今日惠宇一带已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外人且有北碚为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今者吾人所需之自来水既被大明厂停供于前，必需之少数电力又被停供于后，科学中心势必将瓦解。先生向来热心科学事业，自不忍此种现象之发生，况西部科学院为先生所手创，更不忍使其正常工作有停顿之虞。
至大明厂方面所持理由为电力不足，而按之实际则并不如是。查该厂内装安电灯不下数百，工人宿舍内电灯亦不下数十，均彻夜照耀，辉煌灿烂不关闭，若电力果感不足，何以不节省浪费。近闻该厂与江苏医学院定约，自本月份起供给该院制药用电每月二百余度，而以该厂员工赴该院免费诊病为交换条件，此益证该厂电力充裕，乃厚于江苏医学院而薄于惠宇各机关，其故殊不解也。至北碚公共电力厂电力甚微，供给北碚市面已感不敷，且近来北碚新兴事业甚多，如兼善公寓，如亚洲饭店等，均赖公共电力厂供电，是其供给市面用电已应接不暇，自无余力供给惠宇各机关，而惠宇各机关之用电除仰给予大明染织厂外，别无办法。
为此敬恳先生设法维持，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则公私感激无涯矣。专此。
敬颂
勋祺!
黄汲清 顿首
五月十八日
对于5月18日黄汲清信中所反映的事情，卢作孚及时作了调查并作建议找卢子英帮助。1940年5月27日卢作孚复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五月十八日惠书奉悉。“大明”奉令增加生产，收回厂外供电，以致无法再供惠宇用电，殊为遗憾。科学研究与增加生产极应同时并重，以应抗战需要。惠宇所需电力已另商北碚区署设法停一部分市场用电，挪以救济惠宇之各事业，请先生就近洽商子英帮助。至该厂内部用灯，亦应节省，已提起厂中注意。至与江苏医学院定约供电一节，据厂中负责人言，系该院少数用电设备供装厂中，而以优待职工诊病为答谢，对该院内部用灯并未供给，等语。特并复闻。
敬祝
健康!
弟 卢作孚
五月廿七日
黄汲清为开展科研工作，曾向时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孚函索资料，如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等，卢作孚皆及时安排搜集，尽力帮助查找，在交通部重庆的案卷表册中没有的，又电告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代为查找。
1940年2月2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顷接本部路政司吴绍曾君函称“昨经济部地质调查所金耀华君来司交下钧座介绍函一件，敬悉一是。地质调查所函索之资料，前已着手搜集，唯以需要者甚为广泛复杂，而本部在渝所有之案卷表册等项亦不完备，搜集颇感困难，是以迄未完竣，已将此情面告金君，俟搜齐后，当即送达”等语。特此函达，请烦察照。
并颂
时祺!
弟 卢作孚
二月廿三日
1940年10月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仁兄惠鉴：
顷展九月二十二日手书，敬悉一是。瞩寄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一节，查该项路线图部中现无余存，经已电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径行检寄，希届时查收为荷。专复。
即颂
公绥!
弟 卢作孚 拜启
十月三日
2.地质调查所对西部科学院的支持
我国西部幅员广大，四川及其邻近地区，如云、贵、陕、甘、西康各省，在西部占有重要地位，而富含矿藏。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对于该区域的考察与研究，责任重大，且必须依赖先进的学术机关的指导与援助。
地质调查所对西部科学院多有支持。1930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科学家丁文江、秉志(农三)等都表示大力支持，为筹备中的西部科学院交换标本、介绍人才。地质调查所在西部科学院建立初期及以后亦进行过经济援助。西部科学院下属的地质研究所，从1932年成立开始就与地质调查所合作，接受其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援。
1930年入地质调查所的常隆庆1932年离所，任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
根据1950年4月22日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博物馆人员名册和同年北碚行政管理处制重庆市人民政府原政权人员简明登记表记载，时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于1949年受聘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3.调查科研合作与协作
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合作，在内迁之前，多是由地质调查所主持、西部科学院派员参与，以四川及其周边省区为主的西部地区的地质、石油等自然状况和自然资源调查以及地质图的编制等科研活动。内迁之后，则由西部科学院发起，邀请地质调查所共同完成。
1931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西部科学院即派员同北平地质调查所特派调查员，在四川西部及西康东部调查地质。1931年地质调查所到松潘等地调查地质的是谭锡畴、李春昱。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颇注意四川建设，曾几度派专员来川考察。1935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又派人来川调查石油，西部科学院特派地质研究所主任常隆庆(兆麟)一同前往资中、自流井等处，作详细观察，每处至少须逗留一两个月。
在由地质调查所承担的中国本部地质图编制工作中，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参与其中。成立于1936年、由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兼任主任、黄汲清任副主任的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计划在3年内完成怀宁南昌幅、上海杭县幅、长安洛阳幅、长沙万县幅、桂林湘潭幅、贵阳昆明幅和西宁酒泉幅等7幅1：100万地质图幅，并命名29幅以待将来编制。其中的长沙万县幅由田奇
1939年和1940年，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接受地质调查所委托，进行四川各地的盐水化验。
1942年2月，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常隆庆等与中央地质调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再次探测攀枝花铁矿。后由常隆庆主笔完成《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
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的早期地质调查研究成果，为后来该地区的地质科研工作打下基础。无疑，文章被引用可以证明其学术价值，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的论著中引用到了这些成果。例如，1933年4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一号《重庆南川间地质志》被地质调查所章鸿钊所著《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一文引用，并被王钰著《关于半河系》参考。常隆庆1937年著《宁属七县(现西昌地区)地质矿产》(四川省建设厅出版的四川资源调查报告之一)被地质调查所李春昱的《四川运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一文引用。1933年8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罗正远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一卷第二号《四川嘉陵江三峡地质志》被地质调查所王朝钧、关佐蜀、靳毓贵、李耀曾执笔的《北碚地质志》引用，并被李春昱《雅安期与江北期砾石层之生成》参考。
地质调查所内迁北碚以后，在西部科学院的协作下继续其科研工作，科研成果丰硕，出版事业不断。出版品有《地质汇报》、《地质专报》(甲、乙、丙三种)、《中国古生物志》(甲、乙、丙、丁四种)、《中国地质史》、《中国地质图》、《特刊——中国地层史》、《燃料研究专刊》、《制图汇刊》、《地球物理专刊》、《地震专报》、《土壤》(分〈土壤季刊›、〈土壤专报›、〈土壤特刊〉甲、乙两种)以及杂项等共12类19种，非常成系列。1941年只出版了1～3号的《地球物理专刊》，刊载《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区试用扭秤方法探测结果》(李善邦、秦馨菱)、《单极电力剖析》(翁文波)、《霓式地震仪原理计制造经过》(李善邦)，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物理探矿、地震记录方面的早期成果，为中国地球物理学开创了基业。
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所载，地质所在抗战其间已完成、发表科学论文、报告120篇。其中，《江西南部钨矿地质志》(徐克勤、丁毅，1943)、《四川盐矿志》(李悦言，1944)、《甘肃中南部地质志》(叶连俊、关士聪，1944)、《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黄汲清，1945，本书是经过长期大量的野外调查之后，总结国内外资料完成的一部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使黄汲清成为中国历史大地构造学无可争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等为开拓性重要调查、研究成果，今天仍具指导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地质调查所(后1941年被定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在抗战时期，为了探测抗战和军工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在西部科学院的协助与合作下，地质调查所地质与矿产调查工作区域转向大后方的西南、西北诸省，除找到了上述的攀枝花铁矿外，还发现了诸如贵州铝土矿、云南磷矿、广西铀矿等一批重要矿产地。为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4.迁入后的一些活动
1938年1月，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改隶经济部，更名“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后来，为与河南、湖南、两广等省相继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区别，1941年夏开始使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名称。
地质调查所有正副所长各一人，分地质调查室、矿物岩石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地质采矿研究室、测绘室、土壤研究室、化验室、陈列馆、图书馆以及文书、会计、庶务、人事等室[见杨家骆主编《北碚志稿》(二)(1945年)“迁建志”，北碚，1980年油印本]。
1940年秋，中央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撤销，迁至重庆北碚。为防日军空袭，地质调查所在北碚安置得比较分散。总所设在文星湾现重庆自然博物馆北碚陈列馆内，图书馆建在2km外的鱼塘湾，在远离镇子4km的天生桥建造了一些简易办公室。
1941年1月5日，中国地质学会在文星湾地质调查所举行丁文江逝世5周年纪念会，会后杨钟健作“许氏禄丰龙之采修研装”的讲演，并引导与会者参观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6～8日，许氏禄丰龙在地质调查所对外公开展览。这是许氏禄丰龙在重庆的首次公开亮相，每天观众不下四五百人。1946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许氏禄丰龙也被转运到了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许氏禄丰龙又被转运到了北京。
1943年，中国西部科学院联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10余家科研机构在北碚文星湾惠宇筹建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即中国西部博物馆)。1944年12月，中国西部博物馆在北碚文星湾正式成立。中央地质调查所作为筹备单位之一，负责其地质馆的布置。在此期间，亦完成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例如上述的安装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活动。此外还有在黄汲清先生的指导下，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十余名工作人员完成了我国第一件地形浮雕——“中国地形浮雕”，此浮雕至今未作任何改动，足见其科学性，现陈列于馆内发挥教育大众的作用。还有抗战胜利日益临近，中国西部博物馆将许氏禄丰龙翻制一套模型继续陈列在展厅内，将正型标本替换下来。
三、内迁西部腹地，意义作用巨大
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近10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一个科学文化繁荣时期。而在抗战时期，全国科研普遍受挫，西部内地却因祸得福，独树一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研院所的内迁，是一次“科学内迁”，是地质学等学科研究事业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发展阶段。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纷纷转移至大后方，使战争的损失尽量减少，为在大后方继续科研工作，以及为战后科研工作的开展，保存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民族科学的血脉得到保存。
1.改变了中国地质学等科技的空间分布
科学发展的时空分布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自然等等因素影响。抗战即是一个显著的因政治原因而改变了近现代中国地质等科技的时空分布的典型案例。抗战时期，中国的地质等科技格局发生变化，地质等科技中心发生了转移。重庆、昆明、成都等地成为中国地质科技的战时主要分布区，而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陪都，政府各部门、中央各主要科研机关、重点大专院校等纷纷聚集于此，从而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城市和科技中心。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迁碚期间，一批中央研究机关因同地质调查所一样，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直接帮助下先后内迁北碚。除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外，分布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惠宇的其他研究机构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开，植物所在金刚碑)、中国科学社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与惠宇紧邻的杜家街分布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等，其他院所如在水井湾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状元碑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后峰岩的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等，北碚成为当时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可谓学术诺亚方舟。抗战胜利后，虽然大部分科研机关、高等院校回迁原地，但对我国地质学等科学技术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却永久地保留了下来，仍然在发挥作用。
2.又一次地质学等科学的本土化过程
卢作孚早年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有意识地推行科学本土化，是一种文化自觉，其最终目标是为当地建设发展服务。抗战时期，科研机构避祸而来，为适应当时所处环境的变化而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西部地区，并从纯粹理论研究转向更多地服务于当地的实用研究，自然而然进行科学的本土化。这些科研院所内迁后不但倾力于本职工作，并积极参与到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中，如受北碚管理局委托，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家单位就参与了编修北碚志的重要工作。
作为国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在人才储备、科研力量、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方面在国内堪称一流。地质调查所到碚研究人员，使内地拥有一批宝贵的高级研究人才。科学家群体在忧思国家民族的命运之时，以一种务实的姿态，坚守书斋，积极作为，除进行本身的研究工作以外，一些还直接加入到当地的研究机关、高校以及工厂等，领衔或参与当地地质等研究工作。例如，王炳章20世纪40年代曾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俞建章1936年回国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侯德封1937～1945年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后任所长，兼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杨钟健曾在重庆大学兼职任教；李春昱曾兼职于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1938年离开地质调查所，出任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黄汲清兼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教授；方俊1943年在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金开英1938年随同沁园燃料研究室一同转到重庆动力油料厂。202箱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运往北碚，充实了基础设施和研究材料。即使抗战胜利后回迁原地，但移赠房舍、部分标本等仍然继续发挥作用。中央地质调查所第一办公楼(现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内的地质大楼)1946年移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
3.形成西部内地科研文化高潮
卢作孚1930年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开创之初，即为西部内地一面科学的领军旗帜。后因经费等原因，地质研究所等相继停办。然而，卢作孚对科学的热情并未削减。卢作孚“向来热心科学事业”(黄汲清)，在纷乱的时局里，为知识群体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用中国西部科学院这块物质平台，搭建起内迁科研机构的避风港，使内迁机构研究工作的连贯性得到保障，传承了科学文化的精、气、神。在国土沦陷的危难之时，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研究机构，在大后方坚持科研工作，进行“科学救国”。意虽不在改造当地相对落后的科学文化状况，而实际上先进的科学思维、方法、人才、体制等，带动和提升了西部地区科学文化的进步，出现空前的繁荣。以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代表的中国大部分顶级科研机构内迁重庆、北碚，地质、生物、农林、工矿、医药、地理、物理、心理等形成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内迁给迁入区的科研活动补充了新鲜血液，改善了迁入地区的科研条件，加强了科研力量，改变了科学技术在全国分布不均衡的局面，相对平衡了中国的科技分布。内迁科研机构的学术进程，与卢作孚一直以来在当地所探寻的现代化、科学化的过程相一致，成为抗战时期以北碚为代表的西部内地近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主线，所从事的工作实践、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使得内地认识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变得丰富起来。外来的先进文化繁荣了当地科研文化状况，呈现出全新的局面，形成西部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科研文化高潮。
四、结语
地质调查所在北碚的时间为1938年7月～1946年1月。经历了整个八年抗战时期。期间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无私援助和物质保障下，地质调查研究所等各个研究单位的共同努力，地质等科研资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既改善了地质等科研基础条件，又促进了区域内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开放共享。全国各科研机构云集大后方，形成内地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地质调查所与其他研究所间更为密切地合作交流，并且与当地社会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更为广泛，在内地形成互为补充、相互结合的科技平台，改善了中国地质等科学资源分布的格局。内迁院所在原有的科研基础上，根据战时需要，调整研究重心于应用科学，注重实地科学调查，获得大量西部地区第一手资料和标本，充实了该地区的学科研究。内迁给内地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带动了内地地质等学科科研实力的提升，推动了战时大后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蔡元培.中国的中央研究院与科学研究事业.见：蔡元培全集.第八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2]黄立人.卢作孚书信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3]程裕淇，陈梦熊.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M].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
[4]中国地质学会.黄汲清年谱[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4
[5]张黎.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始末[J].中国科技史料，1995，16(2)：33
[6]章鸿钊.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J].地质论评，1936，1(1)：20
[7]王钰.关于半河系[J].地质论评，1945，10(1～2)：7～8
[8]李春昱.四川运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J].地质论评，1950，15(4～6)合刊：143
[9]李春昱.雅安期与江北期砾石层之生成[J].地质论评，1947，12(1～2)：125
[10]赵晓铃.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11]陈新，薛运丹.卢氏昆仲与北碚实验区.重庆文史资料.(第六辑)[C].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12]张九辰.地质学与民国社会：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13]张祖林，王永，丁春旭.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空间分布的形成与发展[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32(1)：118～124
[14]孙承烈.北碚聚落志[J].地理，1948，5(3～4)
C. 缅怀中国地质事业百年发展史上位“殉难”的地质学家
吴凤鸣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一、引言
中国地质事业起步较晚，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而来。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典型半殖民地性质；二是民族矿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生产技术落后，规模不大。
早期中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进程中，突出三个特点：①近代的学理论思想的引入；②借鉴与吸收外国地质学家来华进行地质调查的经验和成果；③派留学生去国外“取经”，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起到了“名师出高徒”效应。
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仅有 2～3 种矿已探明储量，地质矿产专家近 200～300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实施与连续完成《宏伟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在20世纪中期，中国地质矿产事业已从弱到强，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形成了各学科配套、各兵种齐全的百万大军；在自然矿产利用方面，截至20世纪末，我国已发现矿产170余种，其中已探明储量的有160余种，拥有矿产基地12万多处，创建矿业城市300余座；其中A、锡、锑，以及稀土元素矿等居世界储量第一位，矿产开采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而铁、铜、铅、锌、铝土矿等金属矿虽然也比较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58%，多为贫矿，实际利用率偏低；在能源方面：煤炭产量是我国突出优势，已早有共识，石油产量，在20世纪60年代就从“贫油国”进入产油大国，据我国第三次油气资源评价资料：全国石油资源总量1086亿t，天然气56万亿m3，由于我国目前研究程度和勘探程度较低，估计可找到的石油量为650亿t，的资源量25万亿m3，探明率仅为24.6 %。
在地质科学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大地构造学理论的创立及其学派的形成，早为国际同行所共识，近期在令人瞩目的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大陆动力学，造山带深部构造演化等都有突破性的成就；在中国成矿理论方面，新的区域成矿论，指导与促进找矿的突破，中国陆相生油理论，为石油地质学理论的发展增添了强劲活力……
在野外地质调查与勘探技术方面，早已实施引进与创新相结合，实现运用先进科技成果：航空遥感、卫星、GPS、红外光谱、远程会商等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
综观上述，当前我国地质事业已从地质大国向地质强国跨越，在展示辉煌成就的同时，深切缅怀曾为中国地质事业快速发展，呕心沥血、筚路蓝缕，乃至“殉难”捐躯的老一辈地质学家英勇事迹，以A继承和发扬他们的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就更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笔者基于这一目的，花费近半年的时间查寻史料，选定10位“殉难”的地质学家作如下的简介，限于所掌握史料，敬请同行补充和指正!
二、1912年“北方革命军”参谋长《地学杂志》主编白雅雨
白雅雨(1868～1912)(照片1)是近代地理学家、中国地学会的创建人之一(1909)、《地学杂志》主编。
照片1 白雅雨(1868～1912)
白雅雨1868年生于南通，1904年投身于辛亥革命，1908年在天津高等女师学堂北洋法政学堂任教，是李大钊同志在法政学堂的老师，多有影响；武汉起义后在北方发起“滦州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担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进军京津途中被叛徒出卖，在古冶被捕，坚贞不屈，惨遭杀害，1912年1月7日殉难，享年44岁。
1915年工商部主持，由张謇书写墓志铭：“白烈士雅雨之墓”，1936年在北京西北郊显龙山滦州革命纪念园内，建有白雅雨烈士衣冠冢，1937年国民政府授予国葬，追赠为上将，并决定在北京和泰山建造纪念碑。
三、中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区域地质学家赵亚曾
照片2 赵亚曾(1898～1929)
赵亚曾(1898～1929)(照片2)，字予仁，生于河北蠡县，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勤奋努力，思想进步，深得葛利普、李四光教授等的赏识。在校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当时进步刊物《晨报》副刊“科学世界”专栏上，连续发表地质古生物基本理论知识25篇论文，显示出才华“初露锋芒”。1923年进入地质调查所，历任调查员、技师、古生物研究室主任等，在所6年间，遍及大江南北以及边远山区，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与研究，取得优异成绩，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一等科学研究奖励金。6年间发表论文和专著20余篇(部)，共百余万字，主要有：《中国长身贝科化石》，《中国石炭纪及二叠纪石燕化石》，《中国北部太原系之瓣鳃类化石》等，被古生物学同行奉为奠基性经典之作；在地层方面：专著《华北古生代煤地层的分类和对比》，对建立华北含煤的层序、时代归属和对比奠定了基础；《扬子江峡谷的中生代》、《中国北部太原群的时代》、《秦岭及四川之地质研究》(与黄汲清合作)等都是开创性的成就；在大地构造方面，发现阿尔卑斯型“飞来峰”构造，揭开了龙门山深断裂的奥秘。
1929年，由丁文江组织的“川广铁路沿线地质考察”大型专业考察队，同黄汲清由陕西越秦岭入四川，明知沿途土匪猖狂，路途艰险，老一辈地质学家们为中国地质事业，不畏艰险，显现出勇于牺牲的精神。赵亚曾11月15日进入昭通县境25里闸心场住入佛德盛客栈，夜间遭遇土匪抢劫，为保护已获得的沿途考察地质矿产资料和图件，与匪徒进行了周旋和斗争，不幸惨遭杀害，献出了年仅31岁年轻有为的生命。噩耗传出，地质学界一片悲愤，许多老一辈地质学家，诸如：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灏等，都为这位颇有造诣的年轻地质学家的不幸牺牲，痛心而惋惜，并留下许多挽词与诗篇！中国地质学会为表彰与纪念赵亚曾为地质考察殉难，特设赵亚曾研究补助基金，奖给对中国的质古生物学作出贡献的学者，从1932～1949年，已有22人获得奖金，其中包括黄汲清院士等十余名院士在内。
赵亚曾殉难后，在原地质调查所旧址(北京兵马司15号院内)树立有“赵亚曾墓碑”；2007年10月5日在辽宁本溪市标准地层剖面前树立“赵亚曾汉白玉雕像”，以缅怀他在1926年创建的本溪牛毛岭中石炭统本溪组地层剖面。
四、中国地质事业创建者、多维学者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照片3)是一位多维科学家，地质学界誉为“地学泰斗”；1934～1936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对中国早期科学建设多有贡献，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以4篇《科学与玄学》战斗性论文战胜玄学派，为弘扬科学思想，捍卫科学精神作出贡献。
照片3 丁文江(1887～1936)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字在君，5岁时进私塾馆，寓目成诵，喜爱诗词，11岁撰成《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13岁时以一篇《汉武帝通西南论》考得秀才。1901赴日本留学，1904年转赴英国，1908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毕业回国，获得“格致科进士”；1913～1916年任地质科长，创办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建造了培育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的摇篮，拉开中国地质矿产调查的序幕。
他是中国地质矿产调查早期的先驱者，1911年回国途中，进入云南，取道滇黔湘驿道进行地质矿产考察，1913年对正太铁路沿线附近地质矿产作了系统调查，发表《调查正泰路附近的质矿务报告》；1914年再去西南边缘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考察，重点考察了个旧锡矿和东传统矿区；1928年受铁道部的委托，对川广铁路线地质做过调查；1929年组织大规模考察队，进行更系统的考察，取得丰硕成果。1935年，按照南京政府紧急矿藏勘探计划，受铁道部部长顾梦余的特别邀请，对粤汉铁路沿线煤矿资源状况进行调查，12月份抵达湖南，湖南地质调查所派王晓青协同，连续在长沙、衡阳一带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坚持亲下矿井，直到矿洞勘测，特别是对湘潭谭家山煤矿进行了更细致的勘测；在这次考察中，勘测了南岳的高度，凭吊了恩师龙璋纪念亭(咏诗一首)。当晚住入粤汉株韶段路局宾馆，由于连日野外勘察，过度劳累，又患伤风感冒，睡前服了安眠药片，壁炉烟筒不畅，不幸煤气中毒，治疗过程，肋骨骨折，化脓后，引起发烧，经20余天的抢救与治疗，终无回天之力，于1936年1月5日，一代宗师丁文江英年早逝，享年49岁。噩耗传出后学界一片哀悼，一些学界名流在不同报刊上发表激情悼念文章，特别是地学界《地理学报》、《地质论评》发表了悼念专刊，其中作为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追念丁在君先生》长诗，感人肺腑，激动人心!
由于丁文江是地学界的一代宗师，早有《丁文江传》、《丁文江年谱》等专辑出版；在100岁诞辰、120岁诞辰时都举办过隆重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2009年，中国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专门举办了丁文江120 岁诞辰学术研讨会，笔者在会上作了《丁文江在新文化运动中是科学派的主将》学术报告，编入《地质学史论丛》第5号，地质出版社，2009出版这里就不再赘述。
值得追记的是，初步认定：湖南煤资源丰富，尤以谭家山、耒阳马田墟、宜章杨梅山、粤之乐昌狗牙洞等最有价值。其中谭家山为烟煤，可炼焦，而马田墟一带为华南最大煤田，均为无烟煤，杨梅山和狗牙洞两处煤田尚待进一步勘查，这些煤田距路线较远，运输不便。虽然是短短数日，基本上解决了粤汉铁路沿线煤矿资源分布情况，为此“殉难”，他也付出了年仅49岁的宝贵的生命!
五、西南地质矿产学者吴希曾
吴希曾(1910～1938)(照片4)，字亦鲁，江苏淮阴人，1931年考入中央大学，初攻农业化学，一年后转入地质系，主攻矿物学和矿床学，1935年毕业，考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同年，随同王曰伦、熊永先借调于贵州地质调查所，曾入巫峡，溯綦江，以至黔中；登梵浄，涉乌江，深入苗寨，遍历黔东各县，除沿途测制路线图与地质考察外，更侧重于金属矿藏的勘测，经他研究过的有：溪万山场、大喇峒，晃县酒店塘、八寨、三河等处的朱砂矿，独山苗林、三河苗龙场、榕江八蒙、江口梵浄山等处之锑矿；下江宰便之磁黄铁矿，三合野竹、丹江蜂塘寨、镇远等处的铅锌矿，清溪、平远、八寨、独山、三合永从等之铁矿，梵浄山之金矿，以及卢山翁项之油田。相继进行南岭地质调查，两涉融江、沅水，又赴桂北和湘西进行地质矿产考察。
照片4 吴希曾(1910～1938)
1938年，奉命赴湘西辰溪芷江一带开发煤田，2月8日他偕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王德森、测绘员李玉，从长沙出发，乘公路局客车，偱京滇国道前往。不意行至益阳县境山青铺(西距长沙约80km)，军车横冲直撞，客车竟被颠覆，燃起大火，吴等三人，同归殉难，年仅29岁，以逾花甲老父地质噩耗，痛不欲生。
逝世后，地调所所长翁文灏、黄汲清等，特在《地质论评》撰写悼念专文，并高度评价他长期在西南边缘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对贵州东部地质矿产，特别是对震旦纪及下古生代变质岩研究，多有贡献。
在王曰伦先生指导下，总结有关贵州地质矿产资源考察报告多篇：诸如《贵州东部地质矿产简报》，《贵州东部锑矿报告》(1938)，《贵州东部铅锌矿报告》，《贵州东部铁矿报告》，《贵州东部朱砂矿》，《贵州梵浄山金矿》，以及《贵州炉山翁顶之油田初勘报告》等；还参与了贵州汞矿的调查与研究，湘西地质矿产调查等。
六、著名地矿师王德森
王德森(1859～1938)，湖南岳阳人，自幼勤苦，岳阳中学毕业后，考入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采矿科，1921年毕业，考入东南大学，专攻地质学，从师湛溪矿师。1928年创“中华矿学社”主编《矿业周刊》，筚路蓝缕，多遇艰难，而成效斐然。1930年出任湖北农矿厅技师，主掌湖北矿产，以煤铁矿为主，兼任象鼻山铁矿处长，终日锐意操劳，成绩尤佳。1935年反对湖北当局出售铁砂给日本，辞职而去，仪表抗议，可见其高风亮节之美德。后受老师湛溪先生之邀，出任贵州公路处处长，风餐露宿于曫烟瘴雨之境，虽非自己专业特长，工作勤奋努力，深得谌先生之嘉奖。
1936年夏，受资源委员会之聘，以专门委员之名，担任湖北灵乡铁矿探矿与开发之责，在任期间，常困于匪，几遭不测，均不顾自己安危，勘探开发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成绩卓然。
1938年灵乡铁矿工作结束后，奉资委会之命，赴湖南筹备辰溪煤矿，经长沙，同吴希曾等乘公路局汽车赴常德，行至益阳山青铺，被军车撞翻起火，同吴希曾等一齐“殉难”，终年43岁。
王德森从事地质矿业十年，公而忘私，勤奋廉洁，充分发挥了地勘专业特长，受到广泛尊重。
七、我国少数地质矿产与矿冶采矿兼优的知名专家闫增才
闫增才(1901～1940)，字立三，河南淇县人，自幼勤奋好学，性格爽朗、坦荡，最早考入焦作福中矿务大学，后转入南开大学，专攻矿床学、采矿学、冶金学，1926年毕业，获得矿冶工程学士学位。先后在六河沟煤矿、山东华实煤矿、汉口扬子铁矿任工程师、总工程师；1929年参与创办东北大学采冶系。1931年赴比利时，就读于列日大学(Universite de Lige)，从师Formarier P.和Lenier教授，专攻地质学与古生物学，1935年毕业，在我国矿冶采矿与地质矿产兼优者实属凤毛麟角。
回国后，先在中福公司任职，后为开发焦作新煤井做了地层与构造的调查与研究，“七七”事变后，随同孙越琦在湖南湘潭煤矿从事煤矿开采，1938年在四川勘查犍为煤田，为嘉阳煤矿开发奠定了基础。1939年任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矿业研究员，拟定《西南煤铁研究计划》偕同李邦华、赵家骧调查川康煤铁矿产，足迹遍及宜宾地区28个县，编撰成《大宜宾区煤铁矿产调查报告》。
野外调查归来，身患重病未愈，由于公务需要，急赴重庆，船行至中途翻覆，遂不幸殉难，终年39岁。综其短短39年的一生，学贯中西，学识超群，勤奋努力，任劳任怨，是我国矿冶界与地质界不可多得的英才，而竟赉志以殁，实可惋惜。
八、我国早期工程地质专家林文英
林文英(1910～1942)，祖籍中原，数度南迁，后居广东蕉岭，祖父辈两世侨居爪哇巴达维岛(今雅加达)，经商，1910年生于巴达维岛，三岁丧母，送回原籍，由祖母抚养，梅县广益中学毕业后，入上海暨南大学，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专攻地质学，1933年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由于喜爱游览祖国的大山大川，在校期间，遍及宁镇山脉，考察了地层与构造；攀登过太行太华，以及一些地质胜境。
毕业后，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任职，从事于工程地质工作，最早参加四川地质考察团，相继参加西北考察团，赴陕、甘、宁、青、绥五省公路沿线地质工作；1937年，参加京滇公路周览团，1938年，调查滇缅公路沿线地质，考察伊洛瓦底江之航运，皖町八莫间之陆运；1939年勘查宜宾昆明间沿线地质矿产，1940年沿川滇东路(滤县至曲靖)及乐西公路(乐山至西昌)调查地质，1941年调查黔桂铁路沿线地质，对河池、南丹、独山等县境内隧道及涵洞施工计划，多有贡献。
同年，参加中印勘测队，由西昌出发经由云南之中甸入藏，顺探南墩之石油。
1942年，出任宝天铁路局专员亲赴宝鸡天水间研究隧道工程地质工作，行至徽县遭遇车祸，不幸殉难，年仅32岁。
值得提及的是，早年我国铁路线和公路线的勘测选线，沿线的桥梁与隧洞的设计，多半都处于他的手，是一位颇具潜力的工程地质的开拓者。同时对理论地质学也颇有造诣，如对全国12个自然区域的划分，河流袭夺与气候变迁的探讨，岩石与土壤之物理性质研究等。
林先生著述共约50种，1938年在《地质论评》上发表的《中国公路地质概论》，是其代表作，文中涉及朔漠区域、江淮平原、鲁东丘陵、黄土高原、长江中下游、闽浙山区、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横断山区、青藏高原等各区域的工程地质特征；就是考察报告，也是十分精湛，诸如《甘新公路地质调查报告》等。
林先生毕生喜爱旅游，走遍全国23个省区，行程30余万里，是一位独具风格的年轻地质学家，英才早逝，实乃地质学界的一大损失，更是工程地质学界的损失!
九、我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许德佑
许德佑(1908～1944)(照片5)，江苏丹阳人，苏州中学毕业(1927)，青年时代爱好文艺活动，曾参加田汉、洪深主办的“南国剧社”并担任导演和编剧。193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获得文学学士；旋即赴法国巴黎留学，1931年进入巴黎蒙伯里大学地质系，从师著名古生物学家乔纳德(Jolend)专攻甲壳化石，从师门契柯夫(Men-hikoff)专攻珊瑚化石，成绩尤佳，被吸收为法国地质学会会员，1935年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在校期间，在法国地质学会会刊上就已发表两篇论文，受到称赞。
照片5 许德佑(1908～1944)
1935年学成归国，进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技士，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专事古生物研究，1936年晋升为技正，专攻三叠纪地层古生物研究，颇有造诣。
曾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助理书记(1942)，《会志》编辑(1937～1944)，1941年兼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等职。
1944年4月，偕同陈康、马以思到黔西从事地质调查途中，在贵州盘县啨隆黄厂附近不幸遇匪，三位地质学家同时“殉难”，许德佑年仅36岁。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1945～1949年获奖者有：赵金科(院士)、米泰恒、赵家骧、顾知微(院士)、黄懿。
许德佑短短十年间，足迹谝及江苏、湖北、湖南、广西、云南、四川，特别对贵州有关地质古生物调查与研究更深，著述丰厚，达74种(89篇)之多，其主要成就为地层古生物，诸如：《中国南部三叠纪化石新材料》(1938)《中国南部海相三叠纪化石之研究》(1939)《贵州之三叠纪地层》等。
2006年9月30日，在贵州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开园会上，特别追念了1944年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关玲发现化石群，找到海百合化石标本，1949年经穆恩之院士鉴定后，定名“许氏创孔海百合化石”。
十、年轻有为的地质学家陈康
陈康(1916～1944)(照片6)，字劻之，广东番禺人。1941年毕业于广东省文理学院博物系，其毕业论文《广东连县东部地质》，曾受聘于两广地质调查所，随同莫柱荪等赴乐昌九峰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发表《乐昌九峰地质》，经杨钟健审阅，特加赞赏，又经黄汲清、李承三的推荐，1942年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随同许德佑研究贵州西南之三叠系，发表《贵州西南部三叠纪》、《贵州青岩化石之探讨》等。1943年响应黄汲清的倡导，参与了地质调查所化石标本的整理，做了大量而艰巨的工作。1944年在贵阳参加了第20届中国地质学会年会后，随同许德佑等赴黔西进行地质调查，中途遇匪惨遭杀害，年仅29岁。
照片6 陈康(1916～1944)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1945～1949年获奖者有：赵金科(院士)、米泰恒、赵家骧、顾知微(院士)、黄懿。
十一、在校期间曾获得“朱森”奖学金的女地质学家马以思
马以思(1919～1944)(照片7)，原籍四川成都，生于黑龙江，“九一八”后迁回内地——上海。自幼好学聪慧，就读于同济高中，抗战后，随母返川。1939年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地质系。1943年以全班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尹赞勋、许德佑的指导下，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曾发表《黔北桐榟县三叠纪动物群》。
照片7 马以思(1919～1944)
马以思女士自幼学习日文，通晓英、德、法、俄几国文字，经历学校考试，有28次获得第一名，实堪称著。因此，曾获得上海银行奖学金，林 森(主席)奖学金，是一位出类拔萃女杰。1944年随同许德佑等赴黔西进行地质矿产考察，中途遇难，年仅25岁。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其中突出女地质学家)，从1944年起获得殊荣的女地质学家有：侯佑堂、池际尚(院士)、郝诒纯(院士)，以及唯一男性刘东生(院士)。
十二、兼具地矿和管理才能的地质学家张莘夫
张莘夫(1898～1946)(照片8)，原名张春恩，出生于吉林德惠(今九台县六台村)，其父张雅南贡生出身，攻读宪政学院法律专业，民国肇兴年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曾任徐世昌总统府顾问、国会众议院议员、国务院议员。受家庭影响，1919年到北平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曾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相识，常在一起畅谈救国的道理，“五四”运动中，他积极参与北平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执旗领队，带头呼喊口号，颇有气势。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合格，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又进入密歇根工科大学专攻矿冶，毕业后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
照片8 张莘夫(1898～1946)
1929年学成归国，由于热爱设家乡，主动要求去吉林穆棱煤矿(今属黑龙江)，出任矿长兼总工程师，由于他的地矿理论和管理才能，使俄国人撤离后几乎停产的煤矿，得以很快地恢复生产，日益振兴。1931年“九一八”事变，被迫流亡关内，历任河北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河南焦作煤矿总工程师，甘肃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河南中福公司李河煤矿矿长、山西大学校长、中央实业部长、经济总署副主任等职；抗战期间，出任金属矿产管理处处长等职务，主持内地汞、锡、A等的金属生产，成绩卓越，展现出是一位颇有才能的地质学家。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1946年1月16日带领技术人员(7人)赴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当时抚顺由民主联军管辖，接收未成，在返回沈阳途中，行至抚顺以西李二石寨车站被劫往南山枪杀，终年48岁。
有资料说：毛主席得知张莘夫被害后，曾惋惜地说：张是世界上少数地质专家中之一(大意)。张莘夫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多次去北大图书馆共同探讨救国之道。
事件发生后，苏联、国民党政府、民主政府各有完全相反的说法，由于当时东北地区处于苏军占领，内地各界对苏军拆迁工矿设备、机械行为，早有不满，加之，又揭露出损害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的秘密签订，于是在2月11日内地各大城市：重庆、上海、南昌、北平、汉口、杭州等举行反俄示威大游行，要求苏军如期撤军。
张莘夫之子 张立刚现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经常在国内进行学术交流。
另有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朱森(1902～1942)虽然不是死于地质矿产考察途中，但从追悼会上的众多挽联和挽词，以及悼念文中反映出有被迫害因素，笔者也就借此对他做点滴介绍。
十三、朱森
朱森(1902～1942)(照片9)，湖南郴县，自幼聪慧，喜读中国古典诗词，奠定下良好的文学素养。192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在校期间学习到李四光教授的岩石学与构造地质学，葛利普教授的古生物学和的史学，教师中还有何杰、王烈、赵亚曾等，指导地质实习的还有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教授，得到了良好的地质基础教育。在校三年级时，发表了处女作《湖南郴县瑶林之古生代地层及动物群》(《会志》)，博得好评。
照片9 朱森(1902～1942)
192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在研究所六年间，曾去鄂北、豫北考察秦岭东段地质，南岭地质，南京附近地质，相继发表10余篇论文。
1934年，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赴美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在地文学方面从师约翰逊(D.W.Johson)，在地史学方面，从师凯伊(G.M.Kay)，利用暑假，去耶鲁大学，从师舒赫特(C.Schuchert)，学习古生物学。1936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同张更结伴，自驾车“汽车地质”历时两月，行程19560km，他们横穿阿巴拉契亚山脉，考察了大半个美国，了解认识各地地层与构造，还特别研究了科罗拉多大峡谷、黄石公园、大盐湖等地质名胜。
十四、结语
以上12位地质学家(除朱森外)，都是在地质矿产考察中不幸被害遇难的，其中有的是年仅20余岁的初露头角地质学家，为国家勘查矿产资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回顾我国地质矿产事业近百年发展史之际，用最简要的文字，介绍一下他们的事迹，一方面表达对他们的深切缅怀，更重要的是传承他们当年艰苦创业精神，发扬他们勇于承担任务，不怕牺牲的美德。这也是笔者花费近半年的时光，搜集史料，撰成此文的中心目的。
D. 纪念丁文江先生诞辰周年
王鸿祯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一
2007 年适值丁文江先生诞辰 120 周年，又逢丁先生故居整修开放。我有幸应约为文纪念，感到非常荣幸。谨以这篇短文对丁先生的 120 周年华诞和故居开放表达诚挚的敬意和祝贺。
近年以来，国家社会，弘扬文化，振兴科教，尊师重道，崇敬先贤。泰兴黄桥是一代科学大师丁文江先生的故乡。现在故居开放，供人瞻仰。我相信地质界、地学界、科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的有关人士都会受到鼓舞，感到庆幸。
这篇短文是应丁先生故乡江苏省泰兴市政府之约，于 2007 年 4 月写成。承允发表于此，仅表谢意。
二
丁先生对地球科学的各个学科无不通晓、对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也无不关怀。但他学术的专精则在于地球科学和地质科学。他在地质事业和地质教育两个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先说地质事业: 丁先生一生对人对事，负责求真，自强不息。他早年同章鸿钊、翁文灏等创建地质调查所，筚路蓝缕，育人建业，艰辛奠基。不到 10 年，就把地质调查所建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所完整的科研机构，在地质调研和学术出版等方面都达到了公认的国际水平，成为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骄傲。
关于地质教育，应从北京大学说起。丁先生和章鸿钊先生借用北京大学原地质学门的房屋设备创办的地质研究班 ( 所) ( 1913 ～1916) ，实际上就是一所早期的地质教育机构，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地质人才，他们以后成为中国地质工作的脊梁。
说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丁先生于 1920 年促成蔡元培校长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聘请美国著名学者葛利普来华任古生物学教授; 二是聘请李四光回国任地质学教授，从而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正规的理科地质系，出现了北大地质系第一个辉煌时期 ( 1923 ～ 1928) 。我在林任申著 《丁文江传》题词中的 “谊推葛李”即是指葛利普、李四光两位先生。1930 年北京大学陷入困境，又是丁先生和胡适、傅斯年先生等促成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与北大全面合作，增购设备，聘请研究教授，以支持蒋梦麟校长北上改革北大。当时丁先生就受聘为地质系研究教授。同时聘请的研究教授还有李四光、曾昭抡、王守竞、汪敬熙、刘树杞、胡适、汤用彤、周作人、刘复、徐志摩、赵乃抟等共 15 人，由此形成了北大地质系以及北大整体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再度辉煌。丁先生对中国高等学校早期成立的地质科系也都尽量予以关怀和支持。
丁先生还是 “中国地质学会”( 1922) 、“中国古生物学会” ( 1929) 、和 “中国地理学会”( 1934) 的主要创始人。所以称他为 “地学宗师”是最为恰当的。
三
丁先生对国家、社会以及朋友、学生和家人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是极为真挚、感人至深的。文末联语所说的 “政论”主要是指他在 《努力周报》 ( 1921 ～ 1924) 和 《独立评论》( 1932 ～1935) 上发表的涉及政治、外交和军事的论文，其特点是出刊及时、“振聋发聩”，有新颖的见解。尽管他们提出的 “好人政府” ( 1922) 不免使人感到有陷入 “明君贤相”窝桕之嫌，但从整体上说，仍然当得起时代 “新声”之誉。丁先生关心政治，勇于发表政论，应是受到梁启超先生的启迪。他和梁先生于 1919 年作为顾问，同去参加巴黎和会，成为忘年之交。他对梁先生十分崇敬。1929 年梁先生去世，丁先生在北平、上海两地举行的追悼会上都写了挽词，深情感人。我在林任申著 《丁文江传》题词中的“名重蔡梁”即是指蔡元培、梁启超二位先生。
丁先生的服务于人民大众、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行动准则的理念几乎成为一种信仰。他多次呼吁少数人应当并能够担当国计民生的大责任，而且终生身体力行，就是这个理念的表现。因此他论人治事每常以实践成效为准。即以引起颇多质疑的他 1926 年出任淞沪商埠总办一事而论，其目标是利用机缘，为国家人民做些实事，其过程是几位有社会影响的同道志士与当权者先有要约，而在一旦发觉当权者有违所约时，即决然离去，可谓光明磊落。而且是丁先生在短短的 8 个月任期内就做出了超常的业绩，初步奠立了大上海市的规模，部分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人民的权利。我想把先贤林则徐的两句名言换几个字，改成 “苟利国家实践 ( 生死) 以，岂因毁誉 ( 祸福) 避趋之”，也许可以理解和说明他当时急于求得实效、不计个人毁誉的心情。还应当指出，他在 1933 年访问苏联之后的两年内所写的几篇政论，对苏联新政权基本上是抱有希望和肯定的，这显现出了他的大家风范和接受新生事物的科学家的客观态度。由于时代的局限，他服务于大众的理念无法上升到能够相信大众和依靠大众的高度，这也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四
丁先生具有多方面的学术造诣，不限于地球科学，也不限于自然科学。他是地球科学的通才和全才，在地质以外，对测绘学和地图学的贡献也是脍炙人口的。他还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史家。他对川滇土著人种的研究 ( 1933) ，他的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著作 《爨文丛刻》 ( 1936) ，他对 17 世纪探险式地理学家徐霞客的长期推崇，精心编著的三卷本 《徐霞客游记》和年谱长卷，及其对其重要科学价值的阐发和评价( 1921，1926，1928) ，以及他对 17 世纪宋应星著 《天工开物》轶稿的搜求和部分重印( 1923) 都是最好的证明。
丁先生还具有非凡的科学管理才能。他于 1934 年应蔡元培先生约请，出任中国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艰巨的全面整顿措施，使全院及各研究所工作都有章可循，面貌一新。1936 年蔡先生亲自总结了他对中央研究院建立根本典章制度上的三大贡献。他在 《努力周报》( 1923) 上主导开展的著名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则体现了他捍卫科学和真理的精神，振聋发聩，唤醒了当时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科学意识，的确是中国科学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的这些活动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自然科学，包括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因此，丁先生对 “科坛巨子、文化先锋”的称谓是当之无愧的。
五
我是从事地质科研和教学工作的晚辈学子，没有聆听过丁先生的教诲。但我清楚地记得，在 1935 年 10 月的一天，我刚进入北大地质系不久，在地质馆楼道里，看见蒋梦麟校长陪同一位蓄须微驼、谈笑风生的先生走进来。地质馆的一位老职工指点着对我说 “这就是丁先生。”当时他面部充满了崇敬之情。这是我有幸看见丁先生的唯一的一次。我想丁先生的高尚品德和非凡魅力会永远激励我们地质学人奋发前进。
我还要说明，在写这篇短文时，特别受益于胡适的 《丁文江的传记》 ( 1956，1960，1973) ，黄汲清等的 《丁文江选集》( 1993) 和王仰之的 《丁文江年谱》 ( 1989) 。胡先生的深情，黄先生的崇敬和王先生的勤慎都使我深深感动，敬志于此，表示谢意。
最后，我在此恭撰联语，敬谨表达我对丁先生的无限崇仰之情。
地学宗师 政论新声
科坛巨子 文化先锋
士林崇仰 桑梓同荣
忝属晚辈 共颂事功
E. 地质学科技人物史研究与慎守之界
蔡克勤 陈宝国 员雪梅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老一辈地质学家是中国地质学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或留学师从世界级学术大师，回国后成为地质学学科和学术理论的奠基者和引领者；或在中国大地上成长和推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在教育、地质勘查、学术研究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地质学科技人物史研究，依他们的学术成长经历为主线，真实反映其求学历程、师承关系、工作经历、学术研究、重大成果等，将鲜活地丰富我国地质学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推动和发展学术传统，从而为准确把握未来地质科学事业发展的方向提供参照和借鉴。深入研究他们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成熟的全过程，探讨他们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历程、方法、关键节点、关键因素，及其背后的精神动力，解剖他们成功攀登科学高峰的社会环境、科研和工作条件、文化氛围和物质基础，进而探求我国地质学学科和事业发展规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学术传承和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都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翟裕生主任在《地质学史论丛·5·》(2009)的序中指出：自1980年地质学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地质人物史一直是学史研究的重点，“努力探索人物的学术思想、治学道路的深邃境界，使人物研究更具深入和理性特点”。这是人物史研究的正确方向。这方面已有人物传记和年谱出版，也有论述重大地质成果和机构建设中先驱者的事迹与贡献，缅怀和纪念前辈业绩；更有一批前辈学者的文集出版，系统地收集了他们的学术著作，部分未刊出的手稿、文献资料和照片等，使这些人物的人生历程得以生动地展现，为人物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借人传事 借传述史
我国有人物传记的历史传承，《史记》开创了传记文体，有帝王本纪和各色人等的列传；但一部二十四史，称得上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人物，几无踪迹可寻。科学家传记或科技人才史，在我国还是一门年轻的分支学科。特别是以谨严的学术梳理见长，阐发人物学术和治学道路的著作，尚不多见；但是他们的事功、德行、思想、个性，都将为后辈学人展示深刻的人生智慧，引导我们去思考人生目的、意义和价值，鼓舞后人在学术道路上奋发进取，这是值得深入开掘的园地和学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综观已有的人物史研究，李四光、黄汲清、丁文江、翁文灏、谢家荣等已有较优秀的研究成果，不仅传主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早期各级地质机构创立者和地质事业的领导者，而且他们投身地质学研究的时代，正是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社会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除丁文江外，他们都迎来了新中国，为新中国地质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借人传事，借传述史，是人物史研究的主要途径。
201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马胜云等编著的《李四光和他的时代》一书，以收集到的李四光和其他人物间的书信为史料，是考证李四光生平事迹的准确史实，尤为难得的是其中刊布了诸多名家手迹，弥足珍贵。参以《李四光传》(陈群等，1984，人民出版社)和《李四光年谱续编1889～1971》(马胜云等，2011，地质出版社)等研究资料，为我们的人物史研究树立了典范。
为此，以李四光研究为例略作申述。李四光年仅16岁在日本留学期间成为同盟会创建会员，22岁(1911年10月)参与武昌起义，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任实业司司长)。袁世凯窃夺革命成果后，愤而辞职，24岁赴英国留学，先学采矿，后转入学习地质学。他以《中国之地质》为题的学位论文，获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硕士学位。他在学位论文中写有如下的字句：“今天，我们要求新一代的黄帝子孙们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也许并非为时已晚”。李四光无论是投身革命，还是选择地质学，都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振兴中华紧密相连。
李四光开创中国冰川学研究的贡献，已有诸多文章述及，我们缀拾部分史料，以表述学者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途径的由来。李四光本人在《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1933)一文中披露，他研究冰川的兴趣萌生于家乡传说的巨石——“打牛石”(当地传为此巨石系天上金牛星下界作乱，天公抛下此巨石，赶走金牛星)，年仅12岁的他对此留下深刻印象。这是片麻岩巨砾，遗留在江汉平原的冰川漂砾。在英国学成之后，他曾赴欧洲考察了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地质。1921年他带领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在河北沙河县沙源岭和山西大同口泉一带发现冰川漂砾(带有擦痕的巨砾)、U形谷地和圆滑的孤丘等，从而确认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活动。当他把这些材料携回北京，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年会(1922年)上报告这些发现。在场的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rson 时任农商部顾问)和加拿大籍学者步达生(D.Black)都表示怀疑，甚至断言第四纪时期中国纬度过低(与阿尔卑斯山相比)，形不成冰川。后来，李四光在《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些什么》的演讲中，回忆此事时用了“他轻视地置之一笑”记述了那一刻的场景。1931年夏，李四光率北大地质系学生赴江西庐山实习，并先后三次在庐山研究冰川遗迹，从遗留的冰川堆积物和冰川运动痕迹，到地形、地貌，划分出鄱阳、金井、木楼三个冰期和考证其时代，从而奠基了李四光作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1922年当李四光将《华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遗迹》一文，用英文发表在英国的《地质杂志》(V.59，No1.P14～21)上时，国际地学界对第四纪大冰盖之说尚存争议，他在文章中说：“任何为了搞清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必须在野外进行”。1940年他在华南调查时，再度著有《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川现象述要》一文。这些史实表明，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科学问题面前是勇敢而严谨的。1941年美国学者戴特拉(转引自周耀华《庐山第四纪冰川的三次大论争》，1972，天地纵横，尹培基主编，地质出版社出版)发表的文章中，确认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存在。1942年9月，李四光在《科学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说：“干科学工作的人们，第一要有勇气，要有毅力……仅靠高谈阔论，世界上就没有你立足的地方”。又说：“说而不行，行而不动，用力不准确，都不是科学的精神”(1942，建设研究，8卷第一期)。以上引述的史料，大致勾画出李四光奠定中国冰川学的学术研究过程。
1958年《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为首任主任委员，1959年他已70岁高龄，仍在北京西山模式口、八大处、香山、潭柘寺等处调查冰川遗迹，对三家店东北隆恩寺南的山坡上有冰溜擦痕先后观察三次。如果以李四光开创的中国冰川学出发，还可进一步梳理地质历史时期的冰川堆积，如1923年李四光考察三峡地质，识别出最古老的“南沱冰碛层”(新元古界，距今约650～740Ma)，中国冰川研究者的师承关系，直到现代冰川研究，包括冰心的气候学证据等，转入到冰川学的学科史研究。因此，因传述史，不仅反映时代风云，也是学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还要从《年谱续编》中引述李四光早年的一首题为《咏铁锥》的新体诗，发表于1921年11月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全文如下：“山巍巍，水洄洄，好一个玲珑世界。再过百万年，可祗剩得几堆尘土，几堆余灰。这是迷。破迷还赖我铁锥。工作复工作，莫道吃亏，我们今天定要作出一块纪念碑。还要待谁?!”。地质学中的“迷”，实实在在地存在而且很多，李四光破解中国第四纪冰川之谜，无疑是一块高耸的科学纪念碑。我们认为，人物史研究应该通过史实、学术记录(本人或同时代人的学术评价)和多方面史料，还原人物科学攻关的全貌和全过程，从而撰写前辈的科学作风和学术传承。
二、史蕴风云际遇，文传时代潮流
每个人物都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其性格、情感、际遇、行为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然而作为个体人物，他的学习、工作、生活经历，特别是科学工作和科技贡献，则不可能与时代之间都产生一一对应关系。人物研究的魅力在于发现天才人物与其科学贡献之间的关系。每个时代之中，千变万化的个人性格、人生际遇各不相同。这种个性，特别是工作经历和环境成就了人物的独特性。如果不从研究人物的学历和工作经历，包括家庭和社会环境，性格和情感、个人际遇、工作条件，以及对科学问题引发的兴趣，探索的方法和途径，那就很难写出为什么作这项研究，以及如何做的。因此，人物史研究必须收集相当系统的资料，筛选与研究主旨相关的史料，并对史料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有依据的推理分析，将史实合理地形成论证链，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客观的评价。作为科技人物史的学术评价，应减少研究者本人的主观评价，更多地引证同时代同行科学家的评价、学术观点和成果的引用情况。
如前辈地质学家中的翁文灏，无疑是地质科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前后主持中国地质事业达30多年，1926年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之前有4年为代所长)，1932年创办清华大学地质系，在地质学科史上首建燕山运动构造旋回，可以说在地质学领域颇多建树，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地质事业史与他有密切的关系。但他1932～1949年步入政界，曾任经济部长、行政院院长，1951年回归新中国。他的历史际遇如此，对他的研究更多是从民国人物角度，传写他的人生轨迹。如李学通著《翁文灏》(1996，兰州大学出版社)和《翁文灏年谱》(2005，山东教育出版社)，潘云唐著《翁文灏年谱》(1989，《中国科技史料》，10卷4期)，张淑岩著《翁文灏的石油业绩》(2006，石油工业出版社)，以及其他回忆纪念文章，对翁文灏的学术经历及历史背景做了有价值的表述和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但对他学术贡献的研究，以及翁文灏作为一个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的宏观作用及个性研究还比较粗略，数量也不多。在中华民国时代，翁文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明显高于李四光，但在地质学领域无论是个人的建树，还是对地质科学的贡献而言，李四光应是世界级的学术大师。这是大时代风云际会中，个人历史轨迹不同所致。作为1912年获国外博士学位的翁文灏，最早的海归人士，在地质学科技领域的贡献必然受到限制。
三、求真的心态 慎守的分界
科技人物史研究主要依据史料，许多前辈学者作古多年，或身后萧条，史料难觅；或仅有后辈亲属、学生等的断片记忆，有的虽事同而说法不同；或史料辗转引述，以致失真。这是人物史研究中常见的现象。需要研究者在史料矛盾、错乱和讹误中进行鉴别，务求得到传主和相关人物生平事迹的准确史实。完成从史料到史实，还是研究的第一步。作为学术性人物研究，重点应落在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深入剖析和论述其学术成果，从而使史料与学术贡献挂钩，真实反映前辈学者学术科研活动的轨迹，关键节点和重要的科学资料，反映其学术成果的科学意义所在。以此丰富我国地质学科技发展的历史资料，弘扬学术传统。
作为人物史研究或传记写作，需要对史料的骨架进行合情合理的构建。与年谱编制不同，对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工作环境、科研项目、地质考察的收获、国内外同类研究的概况等，都有所理解，进而谨严地论学析理，梳理出和叙述好人物的事功德行，学术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研究者选取的人物，特别是深入了解后，往往萌生出对人物的热爱与尊敬，行文叙事不免带有浓烈的感情。这方面需要研究者掌握情感的度，客观冷静是史学研究者的必要素养之一。同时，评价学术成果和贡献时，也需要有分寸感。科技人物的学术活动和贡献，往往延续多年，分别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中，切忌将相关材料笼统地归类，或排列成流水账。最好能将不同时期的学术成果的前后关联性吃透和理解，从而阐明学术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应该说，地质学科技人物史研究有相当的难度，不仅要深入理解专业性很强的学术研究成果，更要深入人物的学术思路探究，作为非同专业的研究者常会彷徨于外，尤难深研人物的人生智慧和作出判断。人物史研究的学术(学位)论文，要以首尾贯注的文笔析事论理，先要确立论文的框架，细究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了做到叙事有血有肉，达到写出可感可触的鲜活人物形象，切忌罗列学术活动和史料，尤应注意运用好史料中的某些细节和生活小事，适当引入相关结构中，体现人物的思想和精神境界，使笔端流泻出感情，行文才能情趣盎然。
以上是我们在研究人物史和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中的一些体会，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
[1]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史研究所.地质学史论丛·5·.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
[2]王恒礼，王子贤，李仲钧.中国地质人名录.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89
[3]马胜云，马越，马芝.李四光年谱续编.北京：地质出版社，2011
[4]马胜云，马越，马芝.李四光和他的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F. 南迁北守
中国地质博物馆
中国地质博物馆
1935～1949
1.南北分立
1927年，政府在南京建都，北京改称北平，北平逐渐失去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再加上日寇侵略，华北危急。1935年地质调查所在南京珠江路942号（现为700号）建成新楼，陆续南迁，地质矿产陈列馆部分标本随迁，从此，地质矿产陈列馆陷入了十余年颠沛流离的动荡搬迁时期。
1935年，地质调查所迁往南京，留下部分人员、标本和设备在北平丰盛胡同和兵马司胡同所址，归属新组建的地质调查所，称北平分所，北平分所地质矿产陈列馆除新生代化石陈列室尚维持现状外，其他颇不充实，经迭次整理，于1936年夏由贾兰坡、李悦言首先恢复古生物及中生代化石、非金属矿产、金属矿产及普通岩石四陈列室，并增辟西山地质陈列室及周口店猿人洞陈列室，又将该陈列馆北楼（原为新生代研究室之一部）完全改为陈列室，由李悦言等新置变质岩、火成岩、水成岩、中国地层、地质构造、矿物及土壤等七陈列室。布置就绪，于中国地质学会第十三次年会开放。
中国地质博物馆
贾兰坡（1908～2001），字郁生，河北玉田人。于1931年参加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发掘工作。1935年，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1936年11月下旬接连发现3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对这个世界闻名的早期人类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建成的地质调查所图书馆，位于南京珠江路
几十年后，1996年3月18日上午贾兰坡先生回忆说：“当年曾将周口店的化石装架，布置成一个‘小动物园’，使北京猿人时期的动物群展现在观众眼前。”这些骨架，1959～1963年其中部分曾在地质部地质博物馆展出，因年久失修，已残缺不全。后来中国地质博物馆曾在地层古生物陈列室内展出周口店哺乳动物化石，北京猿人及山顶洞人头骨模型、石器、骨针、兽牙饰物等均是当年展品，并保存完好。这一时期北平分所新生代研究室的负责人为杨钟健，开始原安排李悦言协同贾兰坡一同调整陈列室，不久，杨先生又另行安排李从事第三纪脊椎动物化石及其地层的研究工作。
地质矿产陈列馆原为丰盛胡同3号，后来为了应对动荡时局，易于管理，1937年将前、后门对调，即正门由丰盛胡同3号改在兵马司甲58号（现为6号），距北平分所正门兵马司9号（现为15号）近在咫尺。此时陈列馆已有15个陈列室，规定每天下午两点至五点为参观时间。
1935年，地质陈列馆成为中国博物馆协会团体会员，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当选为该协会执行委员。
1935年，地质调查所由北平迁往南京，在南京珠江路942号（现为700号）建造新楼，设地质矿产陈列馆。
新楼共三层，陈列室占第二、第三层，馆周围有绿色草坪、小桥流水、苍松翠柏。馆陈列面积约1500平方米。因南京陈列馆是新楼，设备、规模和陈列内容比北京有很大的提高。陈列馆主任由盛莘夫担任。
中国地质博物馆
南京的陈列馆经过盛莘夫、边兆祥等人的整理与布置，于1937年初正式对外开放。共有地质构造、矿物、岩石、矿产、燃料、土壤、地史、植物化石、无脊椎动物化石、脊椎动物化石、北京猿人和史前文化、本所出版物等12个陈列室。陈列的展品大部分是已经研究鉴定并著文发表的标本。各陈列室的橱架，式样不同。同一室中也根据标本大小设计不同的橱架，力求丰富多样。
2.饱尝外侵之苦
南京地质陈列馆布置不久，1937年抗战爆发，11月日军占领上海，逼近南京，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同南京其他机关一样，仓促撤退，限期三五天内搬完。刚从国外回来不久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代所长黄汲清，动员全体员工于11月16日～18日将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研究室等部门重要物件昼夜赶工装箱，统一编号。陈列馆标本既笨又重，无法顾及全部，只能精选比较标准的标本带走。陈列馆的标本由高振西负责护运目的地是长沙。留下的标本“凶多吉少”是在意料之中。地质调查所总共装运313箱，陈列馆精选的标本编在其中，在南京下关上船，由长江轮船运至武汉，再转船过洞庭湖，11月下旬运到长沙，一路辗转碰撞，有些箱子被损坏。到长沙后，地质调查所营造简易房屋，急需用的箱子被打开，破损的箱子也重新修补。1938年7月，武汉告急，地质调查所只得从长沙搬到重庆，陈列标本随同其他物品“颠沛流离”，一起挤入四川地质调查所内。未几，地质调查所在重庆北碚盖好房子，陈列品才搬到北碚所内安置。
中国地质博物馆
盛莘夫（1898～1991），浙江奉化人。早年就读于浙江慈溪旅日华侨吴锦堂办的锦堂中等农桑学校预科，该校课本多为日文原版，教员多为留日学生，所以盛的日语说得很好。后到杭州农事讲习所求学，毕业后在浙江实业厅地质调查处给留美归来的地质学家朱庭祜当助手，改习地质，进步很大。1929年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任地质矿产组主任，积累了陈列展览的经验。后又到北京大学地质系进修，师从孙云铸。1935年1月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邀他去北平任调查员。同年9月，该所迁往南京，盛莘夫任新建陈列馆主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前，盛莘夫奉命留守在南京珠江路地质调查所。负责看管、疏散来不及或无法运走的动产与不动产。侵入南京的日军，到处抢掠烧杀。日军闯进地质调查所内，盛莘夫挺身而出，由于盛日语流利，与日军应对，声明该地是学术机关，无军事人员，避免了更大的房屋财产损失。盛莘夫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逃出了南京，回到重庆地质调查所。
实业部地质调查所1935年迁往南京后，北平地质调查分所由谢家荣任所长。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谢家荣去职南下，由杨钟健接任所长，不久北平沦陷，杨亦于当年11月南下到大后方长沙、昆明。北平分所内有—新生代研究室，系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与该所合办，所以一度免遭日军骚扰。珍珠港事件后，日美宣战，在北平的美国侨民被集中管制，其产业全部被接收，新生代研究室亦未幸免。稍晚，伪华北综合研究所在地质调查所内设华北地质研究所。请曾留日学地质的章鸿钊先生出任所长。但遭到章鸿钊的拒绝。
在这期间，陈列馆舍曾被日伪军抢占，陈列标本几次搬迁到动物园等处，最后又返回原地，几经周折，损失严重。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最早期模型
重庆北碚地质调查所办公楼
重庆北碚地质调查所办公楼
抗战时，内地科学学术机关有不少迁到重庆北碚，使北碚成为国内重要的学术中心。各学术机关”鉴于科学教育之亟待普及，学术研究尤待发扬。“共同发起筹建自然科学博物馆。1943年12月，由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气象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业试验所、农业实验所、西部科学院等机关代表组成筹备委员会，翁文灏、卢作孚为正、副主任委员，于1944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开馆。馆址以北碚原中国西部科学院惠宇大楼为陈列大楼，分工矿、农林、地质、地理、生物及医药卫生六馆，其中地质馆由中央地质调查所设计，标本由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国西部科学院及四川省地质调查所供给，计分矿物岩石、地层古生物、脊椎动物化石及土壤四室：
（1）矿物岩石陈列室
此室分为三部分：
① 矿物岩石标本；
② 矿物岩石及矿产资源图表：
③ 研究及探勘矿石之方法与仪器说明。
在本室，我国主要矿产如煤、铁、铜、铅、锌以及特种矿产用于外销者，如钨、锡、锑、汞等均有标本陈列。岩石分侵入岩、喷出岩、水成岩及变质岩四大类，各以代表标本陈列，表明我国岩石种类。
（2）地层古生物陈列室：
此室分为二部分，地层部分列于陈列室四周，古生物部分则位于陈列室中央。地层部分以地质年代自老到新的地层标本按顺序排列，每时代各附最新编制的我国古地理图及仿绘各地质时代生物再造臆想图，使参观者易于了解我国各主要地层的系统以及当时生物生活情形。古生物部分所列标本多为研究古生物及地层的重要化石，大部分是无脊椎动物按生物系统分别排列，其中有保存极佳的三叶虫、菊石、海百合、海林檎.海星等不可多得的珍品。各标本均附放大图像及说明，便于观者了解。
（3）脊椎动物化石陈列室
本陈列室计有三种模型：
① 许氏禄丰龙
② 中国猿人北京种
③ 重庆白垩纪鳖化石。
许氏禄丰龙及中国猿人北京种，为我国当时学术界震惊世界的两大发现，鳖为四川红色地层中极为珍稀的化石。
菊石
（4）土壤标本陈列室：
本室陈列品包括标本及图表两项，所陈列的中国土壤标本，遍及全国境内，计分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华北平原、华南丘陵山地、西北黄土高原及山地与白山黑水等七区陈列。此外，对于土壤分类及土壤与植物的关系等用标本及图表说明配合陈列，使参观者一目了然。
3.战后重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派高振西到南京后又到北平与王竹泉（1891～1975）、裴文中（1904～1982）等一起接收伪华北地质研究所，接收完后，高返回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任命高平为北平分所所长，仍由贾兰坡主持地质陈列馆的恢复工作终未能对外开放。
1946年夏，中央地质调查所由重庆迁回南京珠江路，由侯德封任地质调查所陈列馆主任，主持陈列馆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几百箱标本从重庆运回南京，到1946年底才运完，其中有一船标本不慎丢失。运回后分别整理，岩石、矿物、矿床标本由程裕淇负责；古脊椎动物化石由杨钟健、王存义负责；蔡震中负责绘图。日军占领期间，将大楼内的标本胡乱堆放在角落，日军从其他单位搜罗的书籍等也堆放在楼内。各单位认领后才腾出空间。刘东生等人首先将堆放的标本一件一件搬出来，用毛刷仔细刷掉标本上厚厚的尘土，经多日劳作，把刷干净的标本重新登记，排列在新的标本柜中。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逐渐恢复了禄丰龙、普通地质、古生物、地层、矿物、岩石、土壤等陈列室。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列面积只恢复抗战前的80%，于1948年10月正式开馆。
中国地质博物馆
侯德封（1900～1980），字洛村，河北高阳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28年任地质调查所技士。1937～1945年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1942年任该所所长。1946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兼陈列馆主任。
G. 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中国地质学会周年点滴回顾
浦庆余
(中国地质科学院)
2012年是中国地质学会成立90周年，有许多往事值得回顾和纪念。作为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下属的专业委员兼职副秘书长8年，中国地质学会秘书处专职工作14年，返聘7年的学会工作人员，更有许多话要说，为中国地质学会更加符合“由中国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依法成立的学术性社会团体”的原则，尽一份责任。特选择会员、理事会和会章三个问题，作些点滴回顾和粗浅分析，以求教诸会员。
一、一份会员名录的启示
1948年2月，中国地质学会刊印了一份会员名录，编者按语写道：
本会理事会于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决议：“会员会友未履行其义务两年者，本会认为自动退会，并在南京中央日报刊登广告催交会费，至年终尚未交纳最近二年以上之会费者即作退会论。如继续履行义务，当随时恢复其会籍。”兹本会已于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十三日、十四日在南京中央日报通知此项决议；此次会员录即遵照前项决议编制，因卅六年前未交纳会费满二年致未编入此次新会员录内之会员会友，一俟补交会费，即随时恢复其会籍(永久会员当然不在此列)。
当年，执行的是1942年3月20日第十八届年会通过的《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该章程规定学会宗旨是“以促成地质学及其他地质学有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规定会费标准会员每年5元，会友每年2元，如一次交纳50元者为永久会员，团体会员每年400～600元。
抗战期间，我国一些院校、研究机关大多迁往西南后方，中国地质学会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往重庆。那时虽然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很差，学术活动却接连不断。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院校、研究机构迁回原地，中国地质学会也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那时，有的会员就职单位有变动，有的出国深造或去国他就。在这个背景下，学会理事会于1946年11月作出决议，进行会员重新登记。把交纳会费作为重新登记的重要条件。
这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录”中，公布了重新登记后的会员总数为486人，其中创立会员19人，刘季辰是1922年学会成立后第一批入会的会员，这里误记为创立会员，创立会员应有26人，重新登记者实际18人。还有8人，有4人已去世，他们是赵汝钧、丁文江、王绍文和葛利普，其余4人是李捷、董常、仝步瀛和麦美德，尚未重新登记不知何故。永久会员有357人，通信会员28人，荣誉会员1人，还有会友96人，机关(团体)会员44个。此外已故会员有28人，除了上列4位创始会员外，已故世者中有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的大力支持者张轶欧，在野外地质调查时先后被土匪杀害的赵亚曾、许德祐、陈康和马以思，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地学系早期的系主任郑厚怀和被屈死的中央大学教授朱森等。
重新登记的486名会员中，按从事的学科或专业划分，地质学412人，地理学46人，土壤学11人，动物学2人，测量学4人，植物学4人，地球物理学5人，考古学1人，人类学1人。也就是说，与地质学相关之学科者有74人，占会员总数的15%强。体现了学科交叉，各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人气的旺盛，有较强的亲和力。
会员中还有少部分外国人。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就有三位外国人，他们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美籍古生物学家Grabau A.W.，农商部顾问、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瑞典籍新生代地质与考古学家Andersson J.G.，燕京女学校地质学教师Miner L.。1922年就有在北洋大学任教的美国地理学家Barbour G.P.，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Berkey C.P.，日本东北大学的古生物学家早板一郎等入会。1948年重新登记时安特生和那林已经回瑞典，巴尔博已回美国，早板一郎在台湾大学任教，德日进已回法国，梭颇已回美国，他们也都重新登记为我国地质学会会员。反映这些曾在中国任职的地质学家对中国的感情，也说明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起就是向世界开放的学术团体。
在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有已步入政界的翁文灏和朱家骅两人，翁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朱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刊印名录时翁已下野，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南京解放后，1949年7月29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决定：会员翁文灏、朱家骅两人被列为战犯，停止其权利和义务，会员录上不予列名。不知何故，翁文灏回来后，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肯定其为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后，没有恢复他的会员权利和义务。
抗战胜利后，有一批从事地质地理工作的年轻学者和应届毕业生出国留学，在国内时有的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员，有的是会友，可能是通讯不便的原因，也可能是别的缘故，除了池际尚、周明镇、谢觉民、李璞、马杏垣、杨怀仁外，其他人没有重新登记。值得称颂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池、周、李、马、杨和涂光炽、张炳熹等先后回到祖国大陆。谢觉民和杨怀仁是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的，谢觉民没有回来，后来成为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1980年后与我国地理界经常进行学术交流。
在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朱家骅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在解放战争后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翁文灏虽在1948年11月末卸任行政院院长，担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他对蒋介石不满，千方百计要摆脱蒋介石，但由于被列为战犯，又不敢留在大陆，转展香港、法国，终于在1951年回到祖国大陆。丁骕和张其昀任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教人文地理。丁骕因担任过国民党重庆党部书记，张其昀时任国民党浙江大学区党部书记，前者去了美国，后者去了台湾。张其昀到台湾后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后任“总统府资政”。他后来在研究和整理中国历史文化方面在台湾有很大影响。
1929年2月14日第六届年会上通过的会章规定：“国外之地质学者或古生物学者对于中国地质有所合作或有所贡献者得为本会通讯会员。”之后陆续发展通讯会员。这次重新登记的通讯会员28人。国籍有美国、英国、日本、印度、法国、奥地利和瑞典，其中美国的Broom R.教授正在南非任职。
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有1948年被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翁文灏、李四光、谢家荣、朱家骅、杨钟健和黄汲清。后来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有75人，其中2人当时还是会友，被台湾“中央研究院”聘为院士的有3人。
重新登记的机关(团体)会员有44个，除了当时我国三大地质机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以外，还有资源委员会，四川、台湾、江西、西康、河南、湖南、福建等省的地质调查所，资源委员会所管辖的一些矿业公司、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一些官民联办的矿业公司、国防部测量局、北京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学院、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和清华大学。
从这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名录，我们可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中国地质学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它的性质是群众性的，属非政府组织，所谓自愿组成，指的是成立时有发起者，即创始会员，会员自愿入会，自动退会，进出自由，要尽义务，交纳会费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中国地质学会号称有多少万会员，却不交纳会费，有的退休多年，有的出国很久都没有联系，不知谁入会了，谁退会了。所谓的会员是虚位，是“被会员”。谁当理事了，谁当理事长了，就办个会员证。团体与政党不一样，但也得像个样子，有点规矩才是，须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其次，中国地质学会在当时有很大的吸引力，从会员结构上体现了以促成地质学及与其他地质学有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于1932年，有46位中国地理学会会员参加中国地质学会。竺可桢1922年就加入中国地质学会，他也是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1948年还重新在中国地质学会登记。地理学者中有地貌学者加入中国地质学会，如果是学科接近的话，那么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学者与地质学的关系就比较远了，如胡焕庸、张其昀、谢觉民、张印堂、陈正祥、周立三、钟功甫、薛贻源、洪思齐、严重敏等。研究动物学的张春霖、寿振黄，研究人类学的吴定良，研究植物学的胡先骕、侯学煜也都加入中国地质学会。
第三，这份名录的编排按英文字母次序，不管职务多高、年龄大小和专业，也不论在中国地质学会中的职务如何。只列何时入会，何年成为永久会员，以及当时服务于哪个单位。从这里可以看到凡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员都是一律平等的。展示在大众面前的只是会籍、会龄的区别。
1980年初，李春昱曾说1948年由他经手将学会的8000美元请美国友人存在美国的银行。我1985年到学会工作，在1994年听说此事，向学会有关人士询问此事，据时任专职副秘书长的何世沅说，当时请李春昱把详情写了下来，隔段时间找不到了，再请李春昱写了详情，李很不高兴，但还是写了。何世沅说，这张纸也找不到了，那时李春昱已去世。我问过程裕淇，他说听李说过，程裕淇还记得那个美国人是位女士，他还记得她的名字，他把这位美国友人的名字写了下来。后来，新任专职副秘书长王弭力把南京会所和美国存款的事认真办了，南京会所要回来了，存款一事没有确切信息，没有办成。1948年学会哪有这么多钱，有可能是至少一部分是会员重新登记时交的会费。
二、一份历届学会领导机构名录的思考
我根据历届理事会名单，整理了一份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至今历届理事会职员名单。从这份名录并结合中国地质学会的实际工作情况，可以得知中国地质学会治理结构的变化，从中能够获得学会工作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以及今后如何改革的启示。
从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到1952年，共27届理事会的任期基本为1年，至多跨2个年度。理事人数从数人到十数人，第八届及以前设副理事长2人，第九届至第三十一届不设副理事长，第二十一届至第二十六届，增设监事会。理事会有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书记)和会计等分工。也就是说，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评议会)是名正言顺地在理事。理事长，一般不连任。这是比较合理而又高效的学会治理结构。
从第二十九届(1954～1956)理事会开始，理事会任期延长至4～6年，第三十一届理事会(1962～1979)因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从这年开始到1971年，被作为“裴多菲”俱乐部受到冲击。至1972年因对外关系需要，恢复以中国地质学会名义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理事人数急增，如第三十一届44人，从第三十二届到目前的第四十届，增至100多人，这一时期从第二十七届(1951)至1971年李四光逝世，他连任了6届的理事长，长达20年。这对于学术团体来说，是不正常的状态，与民间学术团体的治理结构出入较大。这一时期取消了理事会的会计，由挂靠单位的会计代行会计工作。鉴于不收会费，经费由挂靠单位和中国科协支持，经费账目也不必向会员公布。这一时期，开始(1950、1951)因秘书长孙云铸工作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该系学生游振东和何锡麟协助秘书长工作。1952年开始设专职职员。第三十一届理事会开始设专职编辑组成《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编辑部。也就是说学会有了办事机构，理事会开始摆脱办理学会之事。
中国地质学会历届理事会职员名单表
续表
续表
从第一届至第三十届理事会的理事长和秘书长都由地质学家担任，第二十八届至第三十一届理事长李四光虽是政府的地质部长，但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第三十一届的秘书长朱效成虽是司局级行政干部，但他在他们这个层次的行政干部中，学习地质学的成效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是一位懂得地质学的管理干部。从第三十四届(1988～1993)理事会开始理事长就开始由挂靠单位地质部、地质矿产部至国土资源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担任，开始先后任理事长的几位部长和副部长虽然是学地质，从事过地质工作，但是以他们在地质科学上的成就和学识，是当不了理事长的，是部长的身份才当得了理事长。从理事长人选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地质学会的治理结构已偏离了群众性学术团体的性质。常务理事会例会的举行也与国家行政机关的部长办公会议同一模式，有人戏称“将地矿部部长办公会议搬到地质学会来了。”有段时间，为了减少层次，因繁就简，将常务理事会议与秘书长会议合并召开，名为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后来也被一位担任常务副理事长的地矿部副部长否掉了，说常务理事与副秘书长是两个层次的，不能一起开会，以后就变更为常务理事会决定，秘书长会议落实工作。在行政部门看来理事长、副理事长与常务理事基本上是部级，副部级和司局级干部，副秘书长基本是处级干部，只有前者可作决定，后者的任务是将决定落实到实处。在一起开会觉得不成体统。这又是将国家机关的行政级别带到学术团体。
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应由著名科学家担任，如果他既是著名的科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则更佳，这是国际惯例。1979年以后，全国性学会迅速增加，且有部门分割的趋势，这是利益所向。这既有积极意义，也隐藏有弊端。而且有不少学会由本部门的行政领导，如国务院有关部、委、局的首长担任会长。1980年后期，国务院明文规定，行政领导不得担任学会、协会和研究会的领导职务，这是正确的。但是留下一条尾巴，说若的确需要，应报国务院批准。实际上这项规定是对已经担任学会、协会领导职务的行政领导的一种限制，而不是为了扩大。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二届(1979～1983)、第三十三届(1983～1988)理事长先后由黄汲清和程裕淇担任，以前几届的理事长李四光虽是地质部部长，但他毕竟还是著名地质学家。以后换届除黄汲清和程裕淇外，不是没有合适的著名地质学家。再说，李四光担任理事长时，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在学会并无职务，只是先后由具有地质背景的副部长宋应和学部委员、副部长许杰担任学会常务理事；黄汲清担任理事长时，地质部党组书记、部长孙大光也未在学会担任职务，只有副部长邹家尤出任18位副理事长中的一位副理事长。程裕淇担任理事长的阶段，夏国治副部长担任副理事长(当时有9位副理事长)。1988年以后的6任理事长都是地矿部或国土资源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担任理事长，而且有的并无学习或从事地质工作的背景，由于部长又是部里的党组书记，工作很忙，还要有一位副部长或副部级干部担任常务副理事长。这样做，名义上是加强领导，实际上是学术团体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的倒退；名义上是争取部里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理解；说是经过国务院审批，实际上你报上去了，能不批吗?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
三、几份会章的回顾
中国地质学会章程是中国地质学会性质、宗旨、任务、行为规范的约定，是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指导和自我约束，可以说是学会的根本大法。中国地质学会章程从1922年成立起到现在经过十多次的修改。
中国地质学会的名称是1922年章程的第一条就写明了的，已经有90年的历史。学会的宗旨1922年章程规定为“促成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这一宗旨的叙述既简洁又明了，这一记述在1929年、1931年、1935年、1942年的几个章程和简章中一直沿用。而1954年2月的章程却修改为“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学术技术经验，谋地质知识之提高与应用，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经济建设服务”。其实学会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机构，至于“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经济建设服务”是政治任务。1953年，毛泽东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中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1954年的会章规定的宗旨是根据这种精神修改的。
1950年8月26日的理事会会议赞成谢家荣的提议，取消永久会员，这样就在没有经过会员代表大会票决的情况下剥夺了已交50元大洋的永久会员并得到学会承诺的权利。
1957年的会章对学会宗旨修改为：“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科学技术经验，开展学术讨论，努力使我国地质科学迅速达到世界水平，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中提出“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并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次修改会章，对学会宗旨的表述是根据这些原则而进行的。
再一次修改会章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3月18～31日，举行全国科学大会，当时重提四个现代化和出成果出人才。1979年的会章总则包括第一条表明中国地质学会的性质是学术性群众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表明中国地质学会的任务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团结广大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地质战线出成果、出人才，为地质科学技术迅速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在21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贡献”；第三条是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各种学术观点和学派之间自由讨论，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和检验经验。显然这条是总结“文革”及以前的经验教训，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背景下，写进会章的。1983年会章只作文字修改，内容与1979年会章基本相同。
1988年会章与1979年和1983年会章除了增加培育、推荐人才和改革的内容外，其他基本相同，这是因为此时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了青年地质科技奖，中国科协设立了青年科技奖，学会和全国地质部门的改革正在进行中。
1993年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制定的会章，第二条明确为宗旨，是这样陈述的：“本会宗旨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精神和优良作风，团结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促进地质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地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这是由于中国科协提出了“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科协精神，科学技术领域的改革提出了两个促进。此前，1991年民政部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国科协于1992年制定了新的全国性学会组织通则，是按照《条例》和《通则》的要求，总则应概括为三个内容，一为本会性质，二为宗旨，三为任务，进行修改的。
1997年会章与1993年会章基本相同，只是第一条本会性质，增加了中国地质学会“是发展地质科学的社会力量”“代表中国地质界参加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及其下属组织”。这样，就明确了中国地质学会在发展科学中的社会地位，对自己的职责作了限定。实际上，中国地质学会从来就是代表中国地质界参加国际地科联的活动，只是因为在北京举办第30届地质大会非常成功，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这里作了进一步明确。第二条宗旨增写了“促进地质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放在1993年会章的两个促进之间。这里的“成长”主要指的是青年地质人才，“提高”主要指的促进成为两院院士和中国地质学家走向世界，如担任国际学术组织的有关职务，承担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主题报告和主持人，等等。
2000年的会章是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国务院颁布的修订后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重新登记时，根据民政部提供的《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修订的，总则增加了中国地质学会的英文名称，增添了“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范”的内容，明确了“民主办会”的原则。将原会章中的“任务”作为“第二章”业务范围载明。整个会章的章、条均按《范本》重新调整。特别是载明“本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以及挂靠部门国土资源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即认了三个上级管理单位。
2006年会章按1997年和2000年会章中总则第三条宗旨的四个促进，增加了第五个促进“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历年会章的变化，除了上述原则、宗旨以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变化，例如“任务”或“业务范围”也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1922年只说有一种刊物，名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9年会章有“本会得设奖章或奖金，以奖励地质学之有贡献者”，1942年会章增写了出版物有西文会志和中文地质论评。1954年会章专设一章“学术活动”另一章“刊物”，1957年会章增加了“协助有关部门解决科学技术问题”。1979年会章专列“主要任务”一章列举了7项，1983年会章的“任务”一章，根据新情况进行调整仍为7项。以后几次修改会章大体都是这样改动。又如，关于会员，历年也有变化。
一个国家有三部分的组织，一是政府，它具有管理国家的行政职能，由选民选举产生，是为选民服务的公务机关；二为企业，它以赢利为目的，同时为公民生产和提供生产和生活物质。政府维护公民的权利，企业有自己的私利。中间就有一批非政府、非赢利的组织。学术团体是第三种组织中的一分子。它从政府“批发”服务，廉价或无价提供给公民。作为学术性团体，有别于政府部门的科研机构，也有别于企业的研发部门。它的业务范围是很明确的。早期的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规定的“以促进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既明确又简洁，也好记。后来的会章几经修改，增加了许多，实际上是这一宗旨的细化，或具体化，为什么“促进”原来是两个，后来增加到三个、四个和五个促进，越是具体，越是不全面，要不断补充。而且由此具体化反倒不确切。例如，1957年会章中说要“从事学术研究”，这应是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任务。1983年会章中提出积极开展咨询服务活动，实际上学会在咨询服务上不具优势，至于把“遵守宪法、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在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指导下开展活动。”作为宗旨写进会章没有必要，一是这种要求是每个个人、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业甚至政党都应做到的起码的要求，只要是公民、法人，都应如此；二是这个要求是义务、是责任、是共识、是常理，不是属于宗旨的范畴。
会章要简单明了，要有个性，既要有规范，也要有灵活性；既要便于记忆，又要有可操作性。制定一个好的会章不是件容易的事，值得好好研究。
以上对一份会员名录、一份历届理事会主要领导名单和历届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进行了回顾和思考，是很肤浅的，可能存在错误。但其目的是为了中国地质学会能够真正成为中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家，找准位置，成为真正的符合非政府组织特点的学术性社会团体。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
H. 叶良辅：我国地貌学的一代宗师
浦庆余
(中国地质科学院)
地质学界的老人都知道叶良辅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地质学家，袁复礼是我国地貌学的一代宗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叶良辅也是我国地貌学的一代宗师。为什么呢，私以为叶良辅长期患肺病，又长期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他培养的地貌学研究生又大多任职于地理界。一位地质学者任职于地理界，往往非但不被地质界而且也不被地理界重视，而横跨学科的人才却是最难得的人才。
一、叶良辅的生平概要
叶良辅(1894～1949)，字左之，祖籍浙江杭县，出生在杭州，从杭州盐务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南洋中学。在读中学期间，深为在该校任教的丁文江器重。丁文江于1913年受聘为工商部矿政司佥事、地质科科长，创办地质研究所，专事培养地质人才，叶良辅即考进地质研究所学习。三年后，叶良辅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入工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他在毕业时撰写的《北京西山地质志》于1920年出版。同年1月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进修，除了学习地质方面的课程外，还随D.W.Johnson教授学习地形学。1922年获理学硕士学位，并于当年7月回国，仍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其间曾一度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7年至1928年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和教授，并受同学朱庭祜之邀，共同创建两广地质调查所。1928～1937年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李四光有病时和去北京大学讲课时，由叶代理所长职务。后因工作劳累、生活艰苦，叶良辅在1936年患了肺病，不得已在杭州家中养病。
1937年夏，抗战爆发，淞沪沦陷，叶良辅举家避居诸暨乡下，1938年初应聘担任浙江大学史地系地质学教授。于当年4月携眷随校西迁，先至江西泰和，再至广西宜山，最后抵达贵州遵义，沿途饱受风霜，备受艰难，以致病又加剧，但他一直带病工作。1943年暑期后，史地系主任张其盷赴美讲学，校长竺可桢改聘叶良辅为史地系主任，并负责史地研究所工作。叶良辅一般主持系务会议和所务会议，研究处理重大问题，而将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具体系务工作分别交给李洁非和严德一帮助办理。1945年张其盷返校后，叶良辅才得以卸去重担。抗战胜利后，1946年暑期，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叶随校东返。按学校规定，回杭州后休假一年，但叶良辅的研究工作却一直没有间断。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不久受聘为浙江大学地理系主任，羸弱之体承受不了繁忙劳累的工作和学习，终因大病，于1949年8月17日下午2时溘然长逝，享年56岁。
二、叶良辅在地貌学方面的成就
讲叶良辅在地质学上的成就，就会想到我国首部区域地质著作《北京西山地质志》和《扬子江流域巫山以下之地质构造及地文史》，以及他在火成岩方面的成就。对他在地貌学方面的成就，几乎无人提及，或只是一般性地提及，着墨不多。
《北京西山地质志》分五章，引言，第一章地层系统，第二章火成岩，第三章构造地质，第四章地文，第五章经济地质，附录石景山附近永定河迁流辩。有将近1/5的篇幅论述地文发育，这在区域地质著作中是少见的。北京西山的地文期，叶良辅多参照维理士和安得生的研究。与谢家荣合著之《扬子江流域巫山以下之地质构造及地文史》主要讲的是地文史，实际上是一篇长江中下游古地理发展史和地貌发育史的论文。还有与喻德渊合著的《山东海岸变迁之初步观察及青岛一带火成岩之研究》等。编著《瀚海盆地》一书。叶良辅在河流地貌、海岸地貌、干燥区地貌，以及新生代古气候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
叶良辅为研究生编写的《地形研究指要》是他研究地形的方法论总结，也是一篇地形研究法的简论。他在引言中说：“地形研究，除基本学识之外，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头脑清楚，思虑周密；二、身体强健。更有附带条件：地形测量准确，地图精良。在决定地形之因素一节指出决定地形的基本因素有三：①内外营力及其作用；②岩石性质；③地质构造。在成因的地形态一节，将地形分为建设性和破坏性两类，又可概括为侵蚀类和沉积类。在地形发育阶段与侵蚀轮回一节，阐述了平衡剖面、准平原、泛平原的概念，介绍了台维斯的河成侵蚀轮回、风成侵蚀轮回、海成侵蚀轮回和冰成侵蚀轮回等。在地文史一节阐述了地文史可分为单式地形和区域地形变迁史，‘地文史之重心’，在于地形史实之继承程序每期之史实，现在确有地形现象为之证明者。按地形现象，为地质历史最近之一幕，故地文史与地质史应有互相重复之处，或畛域固难分清。”还指出“地文史与古地理学又有重复”。还意味深长地说：“区域地形之变迁，非始于内营力之消长，如造山陆诸运动，岩浆侵入喷出之类。即基于外营力之变换，如河流作用之继以冰川作用，冰川作用之继以海蚀作用等是也，变迁之时代，地形学者可以不问，而变迁之先后，不能不顾。兼长地质史者，序述地文，不妨涉及地质史，以收引证之效，但莫忘以地形为目标。专攻地形学者，亦不能完全脱离地质史而独立”。这里，他论述了地形学与地质学的关系，地质学者和地理学者研究地文可能根据各自的专长有所侧重，但都要注意地质学与地理学的结合。这是很有见地的，意味深长的。对后学有着刻骨铭心的教益。在准平面之比较一节中，以美国东部新英格兰高地的准平面研究历史为例，说明准平面的先后与交接问题。以此推知相隔千里不同区域准平面的对比，必须审慎。在河成梯阶地之比较一节，分别指出冲积阶(含纯由冲积物组成和有薄层冲积物覆盖的岩阶)和岩阶的地文意义，对称的和不对称的冲积阶的成因，地壳运动和河流水量增减在冲积阶形成中的作用，要区别对待。还指出河成阶地的区域对比要小心谨慎。最后，在地文区一节，将地文区定义为：“地质构造、自然作用与发育阶段，三者相同之区域。其主要地形现象，必是一致之状态。质言之，亦即地文发育史相同之区域也。是为地文区，亦称自然区。”他还以美国地文区划分为例，说明不同级别地文区的划分原则。而“地形过于错综复杂，不易集合成区者，则以土壤气候地形及地质构造合而观之，以求其共同之特点可也。”他转而述说：“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故于地文区之分析，颇有研究余地。”接着他列举翁文灏著述矿产地质志，先叙述全国地形区，张其盷编述本国地理，亦先分全国为若干地形区，克雷曼编著中国地理基础，梭颇编著中国土壤，均涉及中国地形区。“最近黄秉维编著高中本国地理亦按自然区叙述一切，参考不谓不周。然对于区域地形之材料，略嫌缺乏。”叶良辅此文发表于1940年，而李四光的《中国地质学》英文原著于1939年在英国伦敦出版，当时叶是不可能见到的。李四光在这部著作中也是以中国自然(地形)区为开篇的。叶良辅在文末指出：“总之中国地形之可以分区毋论矣。蒙新高原、康藏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江河平原、皆是荦荦卓著也。但各区之详情如何，地文史如何，其他各地以如何分区为最合理，则处处有困难，有问题。据黄先生参考所及，关于边疆区域之地文材料反优于本部各省，而国人对于本部之地质工作实多于边疆区之工作，此中参差，必是工作时之目标不同有以致之。试查地质报告，往往有地形一章叙述山河形势，但于山河与地质构造之关系，有详明之叙述者，则甚鲜。故吾辈以后欲于地形学有所贡献，当知如何致力也。”
这就是叶良辅下决心培养20名中国地形学者的原动力。
叶良辅还有《科学方法之研讨》和《科学方法与地学研究》诸文，当另行介绍。
三、培养我国一代地貌学家
叶良辅从1938年起就一直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浙大史地系由竺可桢首创，以历史与地理合一系，在国内谨有。系主任张其盷是人文地理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化情有独钟。叶良辅作为一位地质学家在史地系任教，实属不易，他曾开设普通地质学、历史地质学、经济地质学和构造地质学等地质课程，还开设自然地理学，自然地理的教授较为稀缺，地形学是介于地质学与地理学之间的学问。叶良辅留美时除学习地质学以外，还随美国著名地形学家D.W.Johnson学习地形学，打下了这方面的基础。叶良辅还是浙江大学研究院史地学部的地形学组首席导师，精心培养了一批青年学者，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地貌学的骨干力量，并开拓了地貌学的若干新领域，他们又培养了大量新一代的中国地貌学家。
1938年以前，我国地貌研究大多在地质调查时，由地质工作者附带进行，编写地质报告时列为地文期一节，而且是很不起眼的一节，或作为新生代地层的一部分——更新统也是一笔带过而已。这些论述是零碎的、片段的，显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是对区域地貌发育很少作全面的揭示。然而，区域地貌发育的研究这一现代地貌学的重要方面，当时在国外已经开展，涌现了不少著名的地貌学家，例如，叶良辅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曾随D.W.Johnson教授学习地貌学，D.W.Johnson 教授是著名的地貌学大师Davse 教授的学生，他自己也是著名地貌学家，更专长海岸地貌。而我国当时还没有一位专门从事地貌学研究的人员，叶良辅在浙江大学史地系担任教授，不时有一些部门聘他高就，都被婉辞。他常说：我国地质学界现在已经人才辈出，没有他的服务，地质学的进步不会受到重大的影响，但我国地理学正急需进步，因人才较少，他在这方面的教育工作对国家或许会有更大的贡献。他有多么敏锐的洞察力，有甘为人梯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作贡献的精神。叶良辅曾对他的弟子说，他计划培养20名左右的中国地貌学家，以推动中国地貌学的发展。
叶良辅培养地貌学研究人才的办法是招收研究生，进行一对一的指导。给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高等地貌学课并开专题讲座，如“地形研究指要”、“科学方法与地学研究”、“中国瀚海盆地”、“美国阿帕拉契亚山”等。这些讲座贯穿地质史、地文史，从内动力构造变化到外动力流水和风沙等地貌过程，全面地加以分析和总结，还传播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理念，使学子终生受用。
叶良辅在浙江大学任教从1938年至1949年，在11年时间里培养了地貌学研究生9人，他们是严钦尚、丁锡祉、沈玉昌、杨怀仁、施雅风、蔡仲瑞、陈述彭、陈吉余和李治孝。他们研究论文都是由叶良辅根据当时的条件，学生情况与本人商量而定。叶良辅特别重视学生的野外调查能力的培养和室内分析能力的训练，对论文认真审读，后发式地进行指导，反复修改。这批20世纪4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大多在地理界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地理界的后起之秀，研究中国地貌学的骨干。
严钦尚是叶良辅培养的第一位地貌学研究生，毕业后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时，随地理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后一度调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任教。他是华东师范地理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第四纪沉积学。
丁锡祉为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曾在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授。他在区域地貌、冰缘地貌方面有很深造诣。
沈玉昌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地貌研究室主任，长期致力于河流地貌学研究。如果他不是过早逝世，或许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合适人选。
杨怀仁是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教研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毅然从英国回来，在南京大学创建我国第一个地貌学专业，从1954年开始至今已培养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本科生600多名，硕士生和博士生20多名。他在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领域做了不少开拓性的研究，如第四纪气候变化，海平面变化，第四纪冰川与冰缘地貌、构造地貌等。
陈述彭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地貌区划和地貌制图、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有很深造诣。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科学院遥感研究所。
施雅风是中国科学院寒区和旱区地理研究所和南京湖泊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现代冰川调查和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由他主持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冰川与冻土研究所，该所后与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合并为寒区和旱区研究所，他任名誉所长。
陈吉余为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河口与海岸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随地理系调入华东师大。他开创了我国河口与海岸动力地貌研究的新领域，为海港建设和滩涂利用及开发作出了贡献。
蔡仲瑞为原水电部水电总局总工程师，是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主持编制了我国第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程，与谷德振共同组织工程地质人员，根据水电单位提供的120项工程的总结资料(到现场查勘30项)，总结出版了《水利水电工程地质》一书。
李治孝是原浙江省地质矿产厅教授级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曾参与负责筹建浙江大学地质系，一度担任副系主任。他在浙江地质矿产的调查、研究和应用，地质教育方面，均卓有成绩。
此外，叶良辅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任主任兼代所长时，曾对丁骕从事地貌研究给以鼓励和掖助，丁骕后来在地貌学上的成就一部分实出于叶良辅之赐。其他如地理学家赵松乔、谢觉民、杨利普和海洋学家毛汉礼等，也都在浙大史地系就读时，得到过叶良辅的指导。
叶良辅生前曾对他的学生说过：“我们教导的诸位，是否成功，要看诸位毕业之后，做人做事的成绩如何。诸位的成绩远在若干年后，才可明白，所以我们是否成功，亦须等到若干年后，才见分晓。”我们可以告慰他的是，他的学生真的在若干年后个个作出了骄人的成绩，他学生的学生也作出了可圈可点的成绩。叶良辅不愧是中国地貌学的一代宗师，为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几点说明
1)有人在阐述丁文江、翁文灏与李四光的友谊时，举例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刚成立时，缺少高级研究人员，翁文灏将叶良辅与李捷从中央地质调查所调动到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这件事有些出入，中研院地质所成立于1928年1月，李四光和翁文灏都是筹备委员，李四光兼任所长。李捷当时在周口店主持发掘，将李捷调给中研院地质所，发掘工作交给了贾兰坡主持。然而，叶良辅1927年已离开地质调查所，1927～1928年担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兼教授，并受同学朱庭祜之邀筹建两广地质调查所，1928年，中研院地质所成立后，才调任该所研究员。所以，叶良辅在中研院地质所任职，不能说是翁文灏支持李四光。
2)叶良辅的学生、在天津做中学教师的张颖秋回忆叶师时写道：“叶师有学识，有能力，具有刚直不阿的性格，这在旧社会里常会遭到人们的嫉妒和受压制。据说他曾因一句什么话得罪过翁文灏，以致后来处处受刁难，永无出头之日。”我们推想，叶良辅离开地质调查所，去中山大学地质系任职，是否是这个原因，或是原因之一，尚待有更可靠的资料才能弄清。可是，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是朱家骅，朱与翁是好友，而叶去中大是任教授兼系主任，后来在中研院地质所任研究员，李四光离所时代行所长职务。也就是说朱家骅和李四光是看重叶良辅，在浙大史地系，系主任张其盷赴美深造时，竺可桢校长任命叶良辅为史地系系主任，可见在浙大他也是受到重视的。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受聘为浙大地理系主任。因此，张颖秋所说得罪了翁文灏，以致后来处处受刁难，永无出头之日，是张长期在天津的中学任教，对地质地理界的情况不熟悉的缘故。
3)本文的写作参考了我的老师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杨怀仁为他的老师逝世40周年主编的《叶良辅与中国地貌学》。由于这本书出版较早，又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的书，印数又少，地质界读到的人不多。而地质界撰写叶良辅生平的文章在叶对中国地貌学的贡献又了解不多，笔墨较少。因此，我不揣冒昧，除了参阅该书外，将我所知叶的学生的情况补充进去，说明中国地貌学的主要力量在地理界，以使读者了解叶良辅确是中国地貌学的一代宗师。
I. 李四光的个人事迹(短一点的)
李四光的个人事迹：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在湖北出生，字仲拱，1910年7月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11年，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
1928年1月，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51年4月，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9月，任中国科协主席，1969年4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
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
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9)地质大学黄灏然扩展阅读：
1949年秋，在海外已经取得博士学位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满怀着惟图国强、不谋己荣的爱国情怀，携夫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对于这样的选择，身边的好多朋友感到不解，面对质疑，李四光坚定地回答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我所学的全部知识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现在，我的祖国和人民还在贫困中挣扎，我应当回去，用我所学到的本领去改变祖国的面貌。李四光归国之时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
以李四光为首的地质学家们预见到，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兴起，我国地质科学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培养相关人才的任务迫在眉睫。
1951年8月，由中国长春地质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地质矿产学系、东北工学院地质学系和物理学系合并组成的东北地质学院正式成立。
时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四光兼任校长，在学校筹备期间，李四光数次往返于北京和长春，亲自参与筹建工作。从此，地学在吉林这片土地上扎了根。
J. 温馨的回忆 永恒的缅怀——纪念黄汲清院士诞辰周年及逝世周年
潘云唐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院士离开我们已整整15年了，但他的伟业丰功，永垂科学史册，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汲清先生出身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小地主家庭。少幼聪颖好学，成绩名列前茅。而且，他思想先进，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在成都四川省立联合中学、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和北京大学地质系读书时，都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进步活动。他在学习上极其刻苦努力。在天津和北京的7年大学生活中，他从未回过一次家，一方面由于他家远在四川，当时交通条件差，另一方面，他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学习中去。
黄汲清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成绩特别优异，1927年，他上三年级时即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表了《北京西山寒武奥陶纪层》一文，被授予“优秀论文奖金”(140块大洋)。1928年，他毕业前夕，与同班同学随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去热河省北票等地调查地质，他野外记录簿文图俱佳，显露基本功的绝活，深得翁的青睐。同年夏，他毕业后即考入农矿部地质调查所(当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北平后，该所归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管辖)。翁文灏竟安排他这样一位还没转正的“练习生”在他的大办公室里与他的秘书并排办公。这简直是破天荒的礼遇。说明翁真是相中黄汲清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伯乐”他实在是当得太好了。黄汲清入地质调查所一两年间调查了东北煤田地质，特别是随丁文江从事了西南地质大调查，又在两年内撰写出版了6部关于古生物学、地层学、区域地质学的专著。他初出茅庐，锋芒毕露、业绩辉煌，深为丁文江、翁文灏所青睐和器重，并物色为接班人。1931年5月，翁文颢去南京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8届年会，特意带上黄汲清去经风雨、见世面。1932年翁又授意并推荐他去瑞士留学。1933年，丁文江去美国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后到欧洲游历，特别在日内瓦约见黄汲清，告诉他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二叠纪古生物地层学权威查尔斯·舒克特在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讲述世界二叠系地层对比时，采用了黄的中国二叠系划分方案，使他也感到很光彩。临别时，丁更是语重心长地对黄说：“你还年轻，前程无量，我们对你的希望无穷，我的这架布朗屯罗盘，用了几十年，已经旧了，送给你作纪念吧!”令黄十分感动。
黄汲清1935年在瑞士浓霞台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又游学欧美列国，于1936年1月满载收获和荣誉回到祖国，才知丁文江先生于月初病逝于长沙，不禁失声痛哭。他向当时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汇报情况后，翁满心欢喜，当年即任命他为该所地质主任，一两年内就晋升为副所长、代所长、所长。翁1937年3月22日致胡适的信上说：“适之我兄……地质所事交黄汲清君代理，此即在君(即丁文江)与弟共同选定为继任所长者”道出了个中底细。当时翁文灏身边能人如云，不但有黄汲清在北大地质系的三四十岁的老学长，更有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40多岁的“元老”，而翁却按照与丁久已内定的方案，逐步交班给刚留学回国，才三十二三岁年龄的黄汲清，这一惊人之举自然使整个地质界同仁衷心仰慕黄的天才，当然也许免不了有少数人忌妒。然而丁文江、翁文灏任人唯贤、不搞论资排辈、大胆提拔青年精锐的举措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无比英明的。
黄汲清没有辜负恩师的信任、器重和全体同仁的期望，他尊老爱幼，上下一心，把地质调查所办得欣欣向荣，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杰出的第二代领导人。后来，他辞去所长职务，潜心野外调查和科学研究，在基础地质、应用地质若干领域都有辉煌的建树。在古生物学、地层学、地史学方面，他建立了中国二叠系生物地层学划分对比的基础，有“黄二叠”的美誉。在区域地质学与构造地质学方面，他开拓了中国地质图类的编绘事业，20世纪40年代他主持编了14幅《1/100万国际分幅的中国地质图》及整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60年代初他又领导编绘了国际分幅的1/100万全国整套地质图件(地质图、大地构造图、成矿规律图)，他又是我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创立和发展了“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成为我国大地构造学五大学派之一的代表。在应用地质学如矿床地质学方面，他发展并运用了“陆相生油学说”及“多旋回成矿学说”指导了石油天然气及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此外，他在第四纪地质学、地貌学、冰川学以及地质科学史等方面都有若干贡献。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西南地质局局长，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兼大地构造研究室主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
1948年，黄汲清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是地质学界6位院士中最年轻的(44岁)。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并长期担任中科院地学部副主任。他早年即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他当选为该学会第32届理事长，再一次担当起全面领导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重任。他曾率团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2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又出席了在莫斯科、华盛顿、东京举行的第27～29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他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优秀奖。在国际上，他曾获美洲地质学会名誉会员、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荣誉博士、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等光荣称号。
我从中学时代就听说过黄汲清先生的大名，他当时作为西南地质局局长、也兼任重庆地质学校校长。我所在重庆市一中初中的高班同学有考到重庆地校的，回母校谈起他们的黄汲清校长是著名的大地质学家。我也听我第二位母亲(也是我的大姨)刘尊一(西南师范学院教授)所生的弟弟则信说，黄汲清先生和母亲是北京大学同学，还倡议过北大同学会的活动，而他与汲清先生的长子浩生还是儒英小学的同班同学和好友，他们一起玩时，浩生突发急性阑尾炎，还是则信背他回家，然后送医院治疗的。他还说姐姐则智在儒英小学与浩生的姐姐洁生也是同班同学、好友。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就经常听说黄汲清先生了，最初的印象主要有两点：有人说他骄傲自大、趾高气扬，很不好接近；又有人说他差点被打成右派，后被保护过了关，但也受过批判和冲击，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他虽是大科学家，也根本吃不开。而我本人在“红专辩论”中又被批判为“白专典型”，很受压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想到去找黄汲清先生。
1963年，大学毕业前夕，我报考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杨钟健院士(学部委员)的研究生，虽然考出了优异的成绩，但杨老却从北大组织上和群众中听到关于我“白专典型”的很多微词，因而公开放出话来：“潘云唐尽管成绩考得最好，可惜我就是不要”。这对我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留北京工作的希望不免要落空了。我想作最后一搏，从其他地方寻找慰藉和补偿。我就在当年夏天一个下午。不揣冒昧，到百万庄卯区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宿舍去登门拜访黄汲清先生，自我介绍之后的由头是代表则智姐姐、则信弟弟问候洁生姐姐和浩生弟弟，并告知联系方式。汲清先生和夫人陈传骏女士明白我的身份和关系后，对我十分热情亲切。并且留我一起吃晚饭，慢慢叙谈几十年两家的友谊，真是一见如故。
汲清先生深情地对我回忆与父母亲的友谊：“我和你妈妈20年代在北京大学同学，虽然不在一个系，但常常一起参加进步集会，又一起上街去示威游行，你妈妈不畏强暴，敢与军警搏斗，堪称女中豪杰……你爸爸抗日战争时期是我的老上司，他是经济部常务次长，我是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他虽然位高权重，但很平易近人，体恤下属。我按规定每两个星期一次去部机关汇报工作(述职)。你的爸爸见了我总是热情招呼，亲切握手，坐下来仔细听我陈述，然后认真研究工作，有时也轻松愉快地‘摆龙门阵’，拉家常。我偶尔遇到所里有急事，去到部机关，翁文灏部长不在时，找到你爸爸，他对地质业务不熟悉，完全尊重我们的意见，我们提出一些要求时，他也不跟我们斤斤计较，看我们说得头头是道，八九不离十，就大笔一挥，为我们签字，然后盖章，办各种手续，使我们能及时领到钱和东西，解决我们所里的问题……”陈传骏夫人说她也认识我的两位妈妈，并多次去过我们家。后来，他们又问了我个人的若干情况，特别是政治表现、业务功课，外文工具的掌握等，十分亲切周到，从那时起，我就称呼他们为“黄伯伯”、“黄伯母”。
这次突然造访的意外成功，对在极“左”形势下怀才不遇、穷愁潦倒、落魄失意的我真是极大的抚慰。我懊悔自己不了解地质科学事业发展历史的掌故，以至选错了专业，投错了人，在杨钟健先生那里遭到冷遇和厄运，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在汲清老伯伯这里却是“柳暗花明”，使我受宠若惊，实在有“相见恨晚”之感。我回到学校后，立即给汲清老伯伯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信上搬用了德国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一文中的话：“我以一个毫无阅历的、并且满怀知识饥渴的年轻人，能够有缘认识马克思并得到他的教诲这种好运，更是使我感到万分庆幸的，只不过把‘马克思’和‘他’改成‘先生’。”不几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对我勉励有加，特别是提到最近与我的老师乐森
在“四清”和“文革”初期，我都是“黑五类”挨整对象，与汲清老伯伯一家就中断了联系，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在“文革”初期受到严重冲击，很为他担心。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形势有了好转，我们开始恢复业务工作。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夫妇都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也很为他们高兴。
1974年，我为编撰《西南区古生物图册·四川分册》而出差北京地质科学研究院，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他们家从原来的一个套间被压缩到一个单间，十分拥挤。但他们仍十分坦然，随遇而安，汲清老伯伯刚恢复工作又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1975年，我出差南京，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听了汲清老伯伯给青年科技人员的报告，又特别到汲清老伯伯所住的宾馆去拜望，传骏老伯母也在。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华大地。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我投考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尹赞勋先生的研究生，并取得了初试第一名的好成绩，到北京来复试，复试结束后又在北京出差，为公家办一些事，并且与则智姐姐一同在友谊医院侍候患膀胱癌手术成功后康复过程中的母亲。听姐姐说，母亲刚住进友谊医院时，汲清老伯伯夫妇都到医院探视。汲清老伯伯还特别托他的老朋友、该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钟惠澜教授多多关照，再加上母亲的老友邓妈妈(邓颖超)又请曾任总理医疗组长的吴阶平教授(后为两院院士，曾任人大副委员长)参加会诊，所以母亲的手术和康复治疗才很顺利。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和则智姐姐、则仁哥哥去三里河南沙沟6幢1门2号汲清老伯伯新居拜望，见他们从局促的一间小屋迁到了一个豪华的大套间，还带后花园，深深为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而由衷高兴。
后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先生，在召开全院招生工作会议时说研究生院要成立师资班，把成绩合格者培养成为研究生院未来的教师，于是中科院地质所招办就高姿态将我划拨给研究生院师资班。1978年10月来京报到后，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从那时起直至他逝世，成了他们家的常客，过从甚密。
1979年初，汲清老伯伯对我说，他大半生发表了很多著作，“文革”中抄家都散失了，希望我有空到图书馆查文献时，逐渐把他的著作目录编出来。我欣然接受这个任务，我结合研究生课题运作，在图书馆、资料馆查文献时，也把汲清老伯伯的著作卡片作了三四百张，一篇著作一张，包括公开发表的和内部印刷的，我另抄了一套，连同一个卡片盒一起送到他家，他很高兴，审阅之后又提供新的线索，我再去查找，如此反复多次，终于编成了他的著作目录，以后在很多刊物、专著上发表。
当年有一天，汲清老伯伯打电话约我去他家，并告诉我，当时很多单位部门在争着出科学家的传记，让我抽时间听他口述，进行笔录然后整理，我们就在星期日花一整天做了这件事，我整理完了他的传稿后交他审阅修改，后来，最先发表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授徐志春主编而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家辞典·第一分册》上。我从给他编传记中深深体会到他的优秀品质，高风亮节，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不久我送给他们一首旧体诗，全文如下：
七律：感事呈汲清公老世伯
伟矣高哉夫子黄，学坛薄海颂声扬。
煊煊大业如徐士，赫赫丰功比四光。
追念先君前共事，感怀家母旧同窗。
余侪晚进承霖雨，铭谢栽培恩义长。
落款是“卑职、不肖世侄、愚私淑弟子云唐拜奉”。
汲清老伯伯接过去反复吟诵，并说：“你的古典文学功底真是深厚，精通旧体诗词格律，写得很好。不过，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
当时我在家书中向母亲汇报了为汲清老伯伯做了一些事的情况，母亲很高兴，在回信中勉励我继续努力，多为黄伯伯服务，也在黄伯伯领导下多作出些成绩来。1979年，母亲在重庆因膀胱癌复发第二次手术失败而逝世，我得知噩耗后，请假回重庆奔丧，临行去到汲清老伯伯家中，他们二老及其他亲人也对母亲的逝世感到悲伤和惋惜，二老表示立即发唁电并嘱我转达对家乡亲人们的慰问，望我们节哀顺变。我从重庆回来后，又去汲清老伯伯家，向他们二老表达兄弟姐妹亲人们的感激和问候。我又对他们二老说：“我从小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喜欢的儿子，黄伯伯、黄伯母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好的朋友，我一定按他们生前的嘱咐，忠心耿耿、踏踏实实为黄伯伯效劳”。
1980年初，汲清老伯伯说他原来在中央大学地质系兼课时的高足许靖华教授是美籍华裔学者，当时在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任教，为该校100周年校庆，打算授予世界著名科学家名誉博士学位，许先生特推荐了他的老恩师汲清老伯伯，因此，要他把有关材料寄过去。汲清老伯伯和我约好时间，去他家整理他的材料。到了约好的那天傍晚，朔风怒吼，大雪飞扬。我骑着自行车，到他家，在门外脱掉大衣，抖掉满身雪花，然后才进到屋内。汲清老伯伯夫妇和其他亲人很惊讶很感动地说：“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来了?”我恳切地回答：“有约在先，诚信为重。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1982年10月7～9日，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第一届全国地质学通史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汲清老伯伯和另外几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春昱、高振西、张文佑及美籍华裔著名地质学家吴景桢等出席了开幕式。汲清老伯伯作为学会 理事长在会上致了贺词，开始就说：“近几年，地质学史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参加的同志越来越多。据我初步了解，夏湘蓉、吴凤鸣、孙荣圭、王根元、李鄂荣、王仰之、闻广、潘云唐等同志都做了研究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被地质科学大师点名表彰。两年后，我进了该 研究会第二届10人干事会班子，想来与汲清老伯伯及诸位师友的提携也是不无关系的。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个班子里执行领导意图，与同仁们亲密共事，在我的诸多社会兼职中，这无疑是最令我无比执著和全身心投入的。
汲清老伯伯在很多地质学史研究与著述工作中都约我参加，1985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系列中的《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由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何绍勋等具体运作，何先生特请汲清老伯伯和他并列全书主编，汲清老伯伯向编委会推荐我写章鸿钊、丁文江、谭锡畴、田奇
1987年，汲清老伯伯又约我编《翁文灏选集》，他运筹全局，负责选题，我做具体编辑工作，此书赶在翁文灏老伯伯诞辰100周年之前，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署名“黄汲清选、潘云唐编”。他在“序言”中说：“汲清应翁先生亲属和冶金工业出版社的请求，在潘云唐同志和其他同志帮助下，从事翁先生学术遗产整理工作……编成此书”。
1989年9月1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翁文灏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该书作为大会文件之一，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和翁老伯伯亲属的诚挚感谢。翁老伯伯的三女婿——幼娟三姐的夫君徐永盛兄(台湾“中国药学会”秘书长)特代表海外亲属来参加大会，见到我时说：“我在台北已经知道，我岳父的这次纪念活动中，很多世交友人都出了大力，其中有潘宜之先生的公子，原来就是您啊!”紧接着，汲清老伯伯又指导我和他的秘书谢广连编纂了《丁文江选集》，署名为黄汲清、潘云唐、谢广连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我先后为汲清老伯伯写了很多宣传报道文章，他看了以后都高兴，不过，他也常提醒我，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所以我每次写完初稿都请他过目，反复修改，后来我把发表这些文章的报纸、刊物给他送去时，他很满意，特别是1994年我在大型人物半月刊《中华英才》总101期上发表了《黄汲清——数着地球的脉搏走》一文，他看后特用英文批上“Very good！T.K.Huang”。
1995年3月22日，汲清老伯伯不幸病逝。3月31日，我参加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上千人的队列中，向这位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告别。
20世纪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亲任主编，策划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创新辉煌：科学大师的青年时代》一书，我是编委会成员，也写了其中的《杰出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一文，该书于2001年出版，读者从中外大科学家们青年时代的努力奋斗中能够汲取不少开拓创新、铸造辉煌的动力。
2004年是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中国地质学会等单位事前筹划举行纪念活动，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要编撰《黄汲清年谱》一书，2003年我即在汲清老伯伯早年高足——任纪舜院士等领导下，具体运作此事，此书赶在2004年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之前出版。当年6月7日，在京西宾馆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路甬祥副委员长、曾培炎副总理两位国家领导人、数十名院士及数百名专家学者等出席，此书也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署名是“中国地质学会编，执笔人潘云唐”。当年的3月30日，是汲清老伯伯的百岁生日，他的家乡——四川仁寿县的领导特别邀请我去他的母校——仁寿县第一中学作报告，讲述他的生平业绩，受到师生员工热烈欢迎，副县长王利清、县政协主席李德全、副主席伍小鲁出席了大会，大会上我和他们还为“黄汲清奖学金”得奖者颁了奖。
回想我们两家三代人大半个世纪的情谊，不禁感慨万分。我有时想，如果我选对了专业，投对了人，也许我的人生、事业又是另一番情景。具体说，我如果早些利用上这个宝贵的世交关系，分专业时选学构造地质，做汲清老伯伯的研究生，以后做他的秘书、助手，加入他领导的科研团队，那就极有可能是院士了。因为他是翁文颢老伯伯和先君宜之先生的爱将，我如果到了他身边，他一定会把我带出来，尤其是他对我本人学识才华又是那么青睐，那么赞赏，那么器重。可惜我在极“左”形势的压抑之下耽误了宝贵的二三十岁的青春年华。“百年风水轮流转，三十河东四十西”。等我熬到了云开雾散的改革开放太平极乐盛世，重新考回北京，再到汲清老伯伯身边时，已是“不惑”之中年，跟他也只是横向的关系，只能帮他做做编写传记、年谱、著作目录这类打杂的事了。当然，历史是无情的，生活没有“假设”、“也许”，走过的路不能回去重走，只能面对现实，从零开始，向前看，不向后看，人永远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要知足常乐。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算满意了。
再过四年，将是汲清老伯伯110年的诞辰，我想，学术界也许会酝酿新的纪念活动，他的《年谱》可否扩编、再版？可否为他写出一本长传？这些问题都可以考虑考虑，让汲清老伯伯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更多地惠及国家民族和社会。
参考文献
[1]潘云唐.黄汲清在地层古生物学上的卓越贡献.化石，1983(1，总35)：8～10
[2]黄汲清选，潘云唐编.翁文灏选集.见：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家选集丛书.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1～359
[3]姜江.大地构造学家、古生物地层学家、石油地质学家黄汲清(1904-)，见：黄汲清，何绍勋主编.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274～288
[4]姜春发，黄汲清.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342～362
[5]黄汲清，潘云唐，谢广连编.丁文江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247
[6]潘云唐，黄汲清.数着地球的脉搏走.中华英才.1994(17，总101)：42～43
[7]姜春发.黄汲清(1904～1995).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刘东生本卷主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地学卷·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44～460
[8]潘云唐.诚挚的悼念深情的缅怀——黄汲清老世伯逝世三周年祭.见：中国地质科学院编.黄汲清纪念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8，115～118
[9]潘云唐.杰出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创新辉煌：科学大师的青年时代(路甬祥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783～803
[10]何起祥.黄汲清先生荣膺ETH荣誉博士学位.中国地质学会8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634
[11]禹启仁.设立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的前前后后，见：中国地质学会8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634
[12]潘云唐.黄汲清与二叠纪——纪念著名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院士百年华诞，化石，2004(3)：32～34
[13]潘云唐.黄汲清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地球，2004(2，总136)：7～8
[14]潘云唐.参政议政的楷模——纪念黄汲清院士百年华诞.民主与科学，2004(3，总58)：51～52
[15]单卿(潘云唐).四川仁寿县隆重纪念黄汲清百年华诞.中国地质学会会讯，2004(1，总94)：57～58
[16]中国地质学会编.黄汲清年谱，北京：地质出版社，2004，1～341
[17]黄洁生.黄汲清(1904～1995).见：钱伟长总主编，孙鸿烈本卷主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地学卷·地质学分册(一)，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387～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