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华东地质局领导名单
⑴ 地质工作的基本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定了“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的方针，地质学和地质事业赢得“建设的尖兵”的地位而备受重视，从而开始其大发展的历程。
（一）地质工作管理机构的建立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委员21人，李四光任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负责统一规划全国地质工作，并适当集中全国地质学家解决国家建设的迫切地质问题。同年11月，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四个问题：中央地质机构的组织；中央与地方地质机构的联系；地质教育；1951年的工作计划。会议明确提出，应人力物力集中解决煤、铁、石油和有色金属的资源问题。并建议地方地质机构应受当地人民政府及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双重领导。
1951年，300多名地质工作者组成84个地质队分赴全国各地区调查，其中东北地区仍为工作重点。至1952年，全国地质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包括80多个项目在内的地质工作计划，对5000多平方千米的国土做了地质调查并绘制出图件，钻探进尺总计达到3万余米。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何长工等为副部长，以加强地质工作的领导，使地质工作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地质部成立后，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随即撤销。在成立地质部的同期，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等有关部门，也先后相应地加强了各自的地质机构。中国科学院成立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强调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开展科学研究；接着成立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建立了北京地质学院和东北地质学院；各大学地质系扩大招生；建立专科学校；几年后又建立成都地质学院。20世纪50年代初，与地质相关的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也建立了。从1952年起，先是各大行政区，后来是各省先后建立地质局，组织勘探队。至此，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基本完备。
（二）地质工作的大转变
1952年11月，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地质工作开始大转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1953年地质勘查计划，这是中国地质工作第一次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地质工作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夏国治，程裕淇，1990）。
1953年，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地质工作任务共有四项：第一，保证五年内开始新建企业的设计所必需的矿产储量；第二，加强对某些以前没有发现或者很少发现的和目前特别缺乏的资源（例如石油）和地区上分布不平衡的资源的普查工作和勘探工作；第三，有计划地开展全国矿产的普查工作，进行部分的区域地质调查等工作，保证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准备资源条件；第四，加强水利资源和综合流域开发的地质勘查工作，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要水利工程和水力发电工程所需的地质资源，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水力资源开发做好准备工作。为此，五年内计划探明可供设计的煤的矿产储量202.7亿吨，铁的矿产储量24.7亿吨，计划完成地质勘探钻探工作量923万米，提供地质勘探工作经费16.7亿元（夏国治，程裕淇，1990）。
为了顺利完成“一五”计划所规定的地质工作任务，地质部将60%的技术力量保证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煤炭的重点勘探任务，以16%的力量有重点地进行普查。“一五”计划开局之年，77%以上的地质人员到了野外，即使以科学研究任务为主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也派出了大量科技人员密切配合。
“一五”计划期间，共完成了74种矿产的勘查，有64种取得了可供工业设计使用的储量。与1949年相比，铜的储量增加了14倍，钼的储量增加了50倍，石油的储量虽然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但仍比1949年增长了32.5倍，而且还开始了200万平方千米的石油地质普查（夏国治，程裕淇，1990）。
（三）地质普查的全面展开
从1954年开始，地质普查工作全面展开，为此，地质部成立了普查委员会，组织了44个普查队共2000多人，在20个省（区、市）的120多个县的范围内展开普查工作。至1955年，地质部所完成的普查工作量已由1953年的8%增长至20%。到1956年，地质部所属各地质队均已将二分之一以上的技术力量投入普查工作中。
1955年，地质部根据国务院决定开始承担石油普查任务。1955年春节前后，地质部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组成5个石油普查大队，会同燃料工业部分别在准噶尔、柴达木、六盘山、四川等地进行大面积的石油普查，并强调运用地质理论指导探寻石油的重要性。同时，地质部还在华北平原进行了石油普查，并抽调技术骨干充实各石油普查大队的力量。1956年，石油普查规模进一步扩大，地质部派出14个大队与地球物理探矿等队伍配合，普查了新疆、柴达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四川盆地、鄂尔多斯、贵州、广西等面积达40多万平方千米的地区。
1957年，地质部做出石油地质工作战略东移的决定，将找油的重点从西部转移到东部各盆地。“一五”计划结束时，找到的可能储油构造累计达256个，有的已经钻探出原油，为大庆等油田的勘探开发奠定了基础（夏国治，程裕淇，1990）。
除油气资源外，区域地质调查和其他矿产普查也大规模地展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几十个具有工业价值的新矿区被发现。
（四）地质工作的曲折发展
1958～1965年地质工作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地质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完成了1：20万综合区域地质调查面积43万平方千米，开展了1：5万区域地质调查的试点工作，出版了1：300万全国水文地质图及其说明书；在矿产勘查方面，全国共发现各种矿产的矿点10万多个，探明有相应储量的矿种93种；在工程地质方面，地质部与水电部共同完成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阶段及坝区施工阶段的工程地质勘探任务，完成了长江三峡初步设计所要求的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另一方面，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尊重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大计划，也使这一时期的地质工作遭受了挫折。1958年，地质部门的23种主要矿产储量的年计划指标不断加码，分别超过国家批准计划的1倍，有的甚至达到10倍。1959年和1960年仍然延续了这种跃进的势头。与此同时，地质工作出现了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讲必要的程序忽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现象。这些都给地质工作带来了损害。
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61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进入连续3年的调整时期。地质部也从1961年起，总结“大跃进”期间地质工作的经验教训，部署调整工作，并组织地质工作者对地质工作的性质、特点、规律、内部工作关系进行大讨论。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地质工作逐步恢复了正常秩序，并开拓出若干新的工作领域。
这期间，地质部重点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加强重点矿种和矿区的勘查工作。一是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会同石油工业部在大庆长垣组织石油勘探会战，同时开展外围地区的普查勘探工作。二是加速勘查铬矿资源。三是集中力量组织长江中下游各省协作，重点加强铜、铁矿等矿产的勘查工作。②加强三线战略后方的地质工作。地质部门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指示，对二线、三线地区和战略后方的地质勘查工作做了相应的加强。③加强与发展农业有关的地质工作。④加强地质科学研究。新建了一批地质科研机构，出版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科学专著和论文报告，“以任务带学科”，强化了为国民经济服务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学术氛围活跃，大地构造学领域的地质力学、多旋回学说、地洼学说、断块学说、地壳镶嵌波浪运动说等学派之间展开了争鸣。⑤开辟了新的地质工作领域。如海洋地质工作、特种非金属矿产的找矿勘探工作、地震地质工作以及第四纪冰川和现代冰川、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地质考察、核爆试验场工程选址等（夏国治，程裕淇，1990）。
（五）地质工作的艰难前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地质工作像国民经济其他行业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地质工作者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地质工作艰难地前行。
一方面，地质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主要表现：地质教育事业损失惨重，北京地质学院先迁湖南石门，再迁湖北江陵，最后落户武汉，迁徙过程中人才流失、物资毁损，地质院校停止招生达五六年之久；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合并撤销，研究机构下放管理，给地质工作带来巨大损失；探矿机械、地质仪器等工厂长期处于半停滞状态；地质工作队伍中技术人员流失严重，全国地质工作技术人员由1966年末占地质职工队伍总数的19.1%，下降到1976年末的12.5%，虽然绝对数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急剧下降，造成队伍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给地质工作带来了长期难于解决的负担（夏国治，程裕淇，1990）。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这样严重的困难局面之中，地质工作仍然在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查以及开辟地质工作新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地质工作在困境中艰难前行。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先后完成了青海等地的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面积约100万平方千米；过半数的省市进行了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出版了中国第一幅1：5万区域地质调查正规图件。在矿产勘查方面，石油、天然气勘查取得多处突破，分别在陇东、苏北、任丘以及南黄海、北部湾、珠江口、东海等地或构造见油、见气，确证这些地区具有良好的油气远景，或构造钻获日产千吨的高产油井，发现古潜山型油气藏；铁矿勘查也获重要进展，基本摸清了中国贫、富铁矿的类型、特点、分布规律、储量及潜在储量、冶选性能等；其他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的勘查取得许多新的发现，陆续发现和勘查了一些新的金矿、铜矿、稀土矿、铂族矿、铬矿等以及新的盐矿、重晶石矿、天然碱矿和许多非金属矿产的新品种。在水文地质普查方面，一部分水文地质普查队伍实行“工改兵”的制度，组建了基本建设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普查部队完成了350万平方千米普查面积中工作条件最艰苦的190万平方千米的任务。在开拓新的地质工作领域方面，地热地质勘查、航空地质和航空综合地球物理勘查以及将计算机应用于地质工作之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地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包括编制出版1：400万中国地质图和1：500万亚洲地质图，中国地质矿产图集，1：300万中国海上及海域地质图等，以及稀有元素矿床类型及其成矿特征的系统总结、三峡工程、宝成铁路沿线环境工程地质科研工作成果等。在对外交往方面，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中的会员国地位，对中国学术界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和促进作用（夏国治，程裕淇，1990）。
（六）地质工作迎来勃勃生机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也给地质工作带来了勃勃生机，地质工作真正转移到了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地质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拨乱反正，明确提出地质工作要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工作方针，要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地质找矿效果和地质工作的经济、社会效益上。
地质工作管理体制的调整。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领导，1979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原国家地质总局，恢复建立地质部，为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1982年地质部改名为地质矿产部；各省（区、市）地质工作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冶金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及建材系统下属的地质队伍也相继收回改为相关部委为主的双重领导。
地质工作队伍的表彰和激励。地质部门先后三次评功授奖，表彰劳动模范、找矿有功单位和人员以及模范政治工作者等；为调动知识分子钻研技术的积极性，地质部门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评定和晋升技术职称。与此同时，地质队伍的结构得到优化，截至1985年底，地质部门队伍41.8万人，技术人员的比例由1978年的16%上升为20%，队伍素质得到改善（夏国治，程裕淇，1990）。
学术交流活动的恢复和发展，地质科研工作得到加强。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举行学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和学术报告会，会上为40名从事地质工作50年以上的老地质工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这一年，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发展到4万多人。按照中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地质部门将科技工作重点放在为解决经济建设和地质工作的关键性项目上，调整不同层次科研机构的分工协调以及地质队、科研机构和院校之间的横向联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区域地质调查和重点矿产的普查方面。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至1985年底，1：20万地质调查完成了全国应测面积的88%，完成1：50万、1：20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922万平方千米。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批重要基础地质成果：出版了《中国地层》、《亚洲地质》、《中国古地理图集》、《中国构造体系图》等一批高水平的专著和图集。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普查，发现了值得进一步工作的矿产地600多处，其中预计可达大中型矿床的约300处。有97种矿产新增了探明储量，平均每年扩大规模的矿区135个。在南海珠江口、东海获得日产291立方米、174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流，在塔里木盆地获得日产1000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流，从而为海洋石油钻探和塔里木盆地石油普查打开了新局面（夏国治，程裕淇，1990）。
⑵ 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的简介
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是安徽省政府直属正厅级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国家和安徽省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地质勘查任务，管理全省冶金地质勘查队伍。 我局所属地质队从1953年起即在华东地区特别是安徽省境内从事地质找矿工作，1971年建局，原隶属于冶金工业部，2001年2月下放安徽省属地管理。50多年来，先后为国家提交了大量的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其中提交的金矿储量占安徽省探明独立金矿的80%。为我省的马鞍山、铜陵等矿业城市和资源型企业的诞生与发展做出过突出的历史贡献。
我局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立足安徽，放眼全球，积极开拓省外境外地质勘查市场，同时积极开拓多种经营，形成了地质勘查与矿业开发、工程勘察与基础施工、超硬材料制品及机械加工、城市地下管网探测、非开挖铺管、商贸及旅游服务等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格局。
⑶ 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的历史沿革
作为我国建国初期成立的地质勘查单位，五十多年来，始终活跃在固体矿产资源勘探领域，继而又在能源物探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工作成果被写入地质高校教科书，而且矿业开发硕果累累。华东有色地勘局就是这样凯歌高奏的队伍，也是中国地质勘查大军中的杰出代表。
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现有职工4000多人，下属8个地质勘查单位，7个科研机构， 22个矿山、工勘、钻探等企业。拥有区域地质调查，固体矿产勘查，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施工，水文、工程、环境地质调查等14个甲级资质、8个乙级资质。拥有各类专业仪器设备200多台（套），专业软件30多套。
半个多世纪来，这支队伍在光阴荏苒、岁月如歌的历史长河中，积极发扬地质工作者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为中国的地质找矿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改革开放的前30年，该局主要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的地质勘查工作，在华东地区探明和发现了包括金、银、铜、铅、锌、锑、钼、锗等有色金属、贵金属和铁、锰等黑色金属矿床、矿点160余处，资源储量价值达数千亿元。江苏省境内90%以上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和重要的非金属矿产资源，都是该局地质工作者辛勤工作的结晶。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全国地勘事业曾一度陷入低谷，然而，身处于逆境中的华东地勘人始终坚信资源是人类的生存之基、社会的进步之本，在困境中谋求发展，在工作中不断创新。一方面继续发挥地质找矿的技术优势，保留精干队伍活跃在固体矿产资源勘探找矿领域，加大地质找矿的国度；另一方面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以超前的思维和过人的胆识，利用人才和技术优势，深入拓展油气资源勘探、工勘岩土和社会地质服务等拼搏。经过近20年的发展，该局的能源物探技术日臻成熟，专业的物化探队伍已成为全国石油物化探勘查领域的领先者，先后承担了国内大庆油田、胜利油田、江苏油田等大油气田及蒙古国等100多个油气勘探项目。从事工勘岩土和社会地质服务的企业，也已成为全国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岩土施工、工程检测和监理等领域的知名队伍 。
⑷ 纪念程裕淇先生诞辰周年
景才瑞
(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
一
程裕淇先生与夏湘蓉先生是原清华大学地质系的同学，程先生毕业于1933年，夏先生毕业于1934年，都获得地理系学士学位。因为我1954～1956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部跟当时苏联专家学习自然地理，曾去庐山作野外科学考察，写了一篇“关于庐山冰蚀地形的讨论”文章，寄给《地质论评》编辑部，恰好那时夏湘蓉先生担任《地质论评》编辑部主任，经过评审，发表在《地质论评》1958年第18卷第3期第214页至223页上。1958年夏我从天津师范学院地理系调到华中师范学院地理系任教，夏湘蓉先生调到湖北省地质局任总工程师，后被选为湖北省地质学会理事长，我也既被湖北省地理学会选为副理事长、理事长，又被湖北省地质学会选为理事、常务理事，在夏湘蓉先生领导之下，共同工作。时间久了，常来常往，比较熟悉，他常常告诉我一些地质界与地质学会的一些往事。1981年，我们经湖北省委与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批准，成立了湖北省李四光研究会，夏湘蓉先生被选为常务理事，我负责秘书长工作。从此接近机会更多，更加熟悉。在一次湖北省地质学会年会的学术研讨会中，我提交了一篇文章论述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属于海洋型冰川、与中国西部高山的大陆型冰川的物理性质不同，得到夏湘蓉理事长的肯定，他顺便告诉我说，我发表在《地质论评》上的那篇“关于庐山冰蚀地形的讨论”，是他当时任《地质论评》编辑部主任时处理的。我当然不仅十分高兴，而且对夏湘蓉先生更加尊重，学术交流愈多，思想感情愈益加深，我工作的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在武昌，湖北省地质局在汉口，长江相隔，我有时去汉口办事，中午赶不回武昌，夏湘蓉先生就叫我去他家进餐，在学术与生活上均加以关切，使我感激不尽，长记在心。
记得1982年8月31日，中国地质学会在河北省北戴河召开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我与夏湘蓉先生同时受邀前往参加，他代表湖北省地质学会，我代表湖北省李四光研究会。当时程裕淇先生作为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致开幕词，有缘亲耳聆听他的亲切高论。会议期间夏湘蓉先生关切地领我去拜见程裕淇先生，并将我以及湖北省李四光研究会的情况，向程裕淇先生加以详细介绍，我也实事求是地向程裕淇先生说：久慕大名。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质科学家，是李四光先生的同行，我们在原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许杰先生向中共湖北省委建议下，于1981年成立了湖北省李四光研究会，理事长是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刘若曾先生，夏湘蓉先生是常务理事，我作为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挂靠在华中师范大学。今后恳切盼望程先生多加支持与关照，共同发展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四位先驱开创的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程先生态度和蔼可亲，既客气又关心地说：“李四光是开创与发展我国地质科学与地质事业的先驱之一，我1935～1938年通过中英庚款公费考试去英国，还是接受李四光先生的建议进入利物浦大学学习，主攻变质岩石学，1938年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当然会支持与关心你们李四光研究会的工作，今后你们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共同研究，加以解决。”当时程裕淇先生刚从地质部副部长转任为地质部总工程师，负责地质部的全部地质业务与技术工作。当谈到谢家荣先生的情况时，程先生说20世纪50年代地质部没有设置部总工程师职位，那时谢家荣先生担任地质部地质矿产司的总工程师，以后改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对中国地质矿产事业作出过很多的贡献，尽管后来身处逆境的环境中(错划为“右派”)，仍勤勤恳恳地工作，尽职尽责，十分难得。夏湘蓉先生岔开话题，又继续补充说，由于李四光先生是湖北省黄冈人，一时在北京市成立李四光研究会条件还不成熟，所以许杰先生才建议先在李四光的故乡湖北省成立李四光研究会，但湖北省研究李四光的力量薄弱，需要北京地质部及其所属单位的支持与关照，程先生点头认同。
二
常言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而这个好的开始全赖以夏湘蓉先生介绍引见之功，功不可没。所以我们20世纪90年代初受李四光的女儿李林院士及其女婿邹承鲁院士之书面委托筹备出版《李四光全集》时，组成了编辑委员会共同研究，为了办好这件大事，决定邀请程裕淇先生等老专家作为科学顾问，向专家们发出科学顾问聘书，很快得到程裕淇先生等的书面答应。在当面请教时，程先生说，李四光先生的著作很多，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为了保持其当时的原始面貌，最好原文照录，不作大的改变，有英文而没有翻译为中文的，你们也不必再解释，一来那样做工作量太大，二来翻译不好也容易走样等等。这些宝贵的建议我们均加以接受，照此办理。由主编景才瑞写出前言初稿后，经过编委会几次研究，屡经修改后，打印成册，寄发给每位科学顾问征求意见，不久即得到多位科学顾问的修改回馈，其中程裕淇先生的修改稿最为详细，连标点符号都修改正确了，关切备至，一丝不苟，我们十分感谢。《李四光全集》的“前言”实际上为编委们与科学顾问们的集体创作。《李四光全集》得以顺利出版后，于1997年1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北厅召开了《李四光全集》出版座谈会。李瑞环、温家宝与几十位院士专家出席，温家宝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李四光的贡献及《李四光全集》的出版等等。
记得1985年我应邀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席第一届国际地貌学大会时，顺访利物浦大学，不仅得知程裕淇先生在该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而且，由于程先生在地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该校研究还将要授予程先生名誉科学博士学位。果然1988年程先生受邀去英国接受利物浦大学授予他的名誉科学博士学位，并进行考察访问。
1989年，中国地质界组团去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第28届国际地质学大会，程裕淇先生担任团长，我作为教育部批准的团员，在美国参加会议其间，又受到程裕淇团长及多位老专家的关照。就在当年，程先生开始担任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地质科研评审组组长、陈嘉庚基金会理事、1：500万中国地质图主编及《中国区域地质概论》主编。工作责任日益重大。
为鼓励广大地质工作者为祖国建设多作贡献，特建立面向全国地质行业的“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其中特别奖专门奖给对中国地质工作有特殊贡献的地质工作者。1995年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决定，授予程裕淇(中国地质科学院)、王鸿祯(中国地质大学)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特别奖。
由于程裕淇先生对地质科学的贡献，他1955年便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他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以及国家发明奖和自然科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委员职务，并负责地学组工作。
纸短话长，言不达意，加之我的知识面所限，挂一漏万。其实程裕淇先生在青壮年时期的国内外地质实践以及在谢家荣、里德等老师和李四光等前辈的身传言教下，他深刻体会到野外是自然界提供的地质科学实验室，野外地质调查研究是地质工作的基础，但又必须同必要的室内实验测试和综合研究密切结合，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这正是他长时期以来所倡导和力行的指南，也是他培养研究生指导思想的核心。直到1989年8月，他还不顾早已超过古稀之年的高龄仍然亲自去到野外指导博士生的实践，他常说：“如果不能亲自上山指导研究生工作，我就不再带研究生了，否则，怕影响培养研究生的学术质量。”高度负责之心溢于言表。
所以，程裕淇先生既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地质科学家，提出并发展了“成矿系列”理论，重视矿床形成的地质环境和时、空演化分析，进而完善了成矿系列的概念和理论，并特别强调对铁矿成矿控制的大地构造背景、岩体类型、性质产状以及围岩岩石性质诸因素的全面分析研究；又是一位颇孚众望的学术领导者与十分关心国家政治前途的爱国主义者，他既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理事长，也曾当选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三、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与委员，还担任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四、五届委员，第六、七届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属于正部级待遇)。但他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团结各种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尊重实践，勇于开拓，精于治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室内工作和野外工作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点与面相结合，始终坚持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为后辈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参考文献
[1]王弭力.中国地质学会80周年记事.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
[2]王泽九，苗培实，马秀兰.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主要科学技术成就与贡献.北京：地质出版社，1999
[3]张以诚(专访).中华民族的宝贵科学文化遗产——景才瑞教授谈《李四光全集》出版.中国矿业报，1997-01-24(1)
⑸ 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从此西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西藏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40年来西藏的地质矿产勘查工作，大致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一）1951—1965年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矿产资源的迫切需求，使我国的地质矿产勘查工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央人民政府更加关注刚刚摆脱农奴制度枷锁的西藏，于1956—1957年和1960—1963年两度成立了西藏地质局，加强西藏的地质勘查工作。职工人数最多时达1077人（1956年）和1119人（1960年）。1963年以后西藏地质局撤消，只保留一个地质大队，职工人数508人，由西藏工业建筑地质局管理。对于西藏这样一个面积如此辽阔的地区，只有一支地勘队伍显然力量是不足的，加之西藏没有开展基础地质工作，资料十分缺乏，因而这一阶段的地质工作局限于路线地质调查和矿点检查，工作方法比较单一。比较重要的地质工作有：
1951年3月，中国科学院西藏工作队地质组，以李璞教授为首的9名地质学家来西藏进行路线地质和矿产地质调查，东起金沙江，经昌都、丁青、波密、拉萨、日喀则至定日，南抵雅鲁藏布江，北达那曲及其西部的伦坡拉、奇林湖一线。历时18个月，行程1.8万公里，调查取得了大量的地质矿产资料，著有《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一书，影响深远，对以后开展西藏地质矿产调查工作起着指导作用。
50年代，地质部石油局青海普查大队在藏北湖区进行以找石油为主的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面积11.2万平方公里；西南地质局1956年派出一个分队在藏东北的丁青地区寻找铬铁矿；新疆地质局在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检查了煤、铁和云母等矿点；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1955年沿雅鲁藏布江进行路线地质调查；两届西藏地质局下属的煤田地质队、藏北地质队和藏南（拉萨）地质队，分别在藏北土门、拉萨和泽当至日喀则一带开展找煤地质工作，在藏北班戈、杜佳里等地进行以硼为主的盐湖矿产普查，还在藏南罗布莎发现了铬铁矿，在墨竹工卡县发现了甲马赤康铜铅锌多金属矿。
60年代初，西藏地质大队在藏东检查了煤、铁、铜、硫、砷、盐等矿点，还对拉萨附近的多金属矿、高岭土矿点和藏南的砂金、云母、水晶，藏北的煤、铬铁矿等矿点进行了矿点检查或者普查。与此同时，配合矿产地质工作还进行了大量的槽探工程及少量的坑探、钻探工程和物探工作。
这些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班戈湖和杜佳里的硼矿曾在1958—1961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开采，3年共采原硼19.66万吨，精硼2.726万吨，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藏北土门格拉煤矿也为地方开采利用。藏南罗布莎铬铁矿的发现，为以后该矿床的普查评价提供了最早的地质依据。
（二）1966—1978年
在此期间，虽有“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但西藏的地质工作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不但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地质成果，西藏的地质队伍还有了较大的发展。
1966—1967年，由内地成建制抽调了铬铁矿、石油和煤炭3支专业队伍到西藏开展找矿工作，分别组成了西藏第二、三、四地质大队，加上西藏原保留的一大队，共4个地质大队，拥有职工2842人，且方法配套、工种齐全、技术力量雄厚，大大充实了西藏地质工作力量。1972年7月，第三届西藏地质局成立，加强了对西藏地质勘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管理。至1978年共发展到下属8个地勘单位，全局职工人数达到5961人。
西藏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于1974年由专业区调队伍按正规图幅进行，这是西藏基础地质工作的起步，意义重大。在找矿工作方面，西藏第二地质大队先后评价了藏北安多县东巧铬铁矿床和藏南罗布莎铬铁矿床，并提供工业部门和地方开采，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西藏第一地质大队在藏东发现并评价了玉龙特大型斑岩铜矿，其中伴生的许多金属矿产也达到了大型规模，同时在玉龙外围，又相继评价了马拉松多大型铜矿和多霞松多大型铜矿，并发现了10个新的小型铜矿床、矿点，确立了一个北东-南西方向展布的长达400公里的斑岩铜矿带，这个矿带在全国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巨大的找矿前景。与此同时，第一地质大队还先后评价了察雅县卡贡中型规模的沉积变质铁矿床、江达县加多岭中型玢岩型铁矿和类乌齐县马查拉、贡觉县寺盖拉和察雅县巴贡等小型煤矿。西藏第五地质大队评价了由青海区测队发现的安多县帮爰乡当曲大型菱铁矿。
为满足拉萨市对电力的迫切需要，西藏综合大队（后改为区调队）和物探大队先后于1973年和1974年开始在当雄县羊八井地热田进行物探普查，根据低电阻率异常，西藏第三地质大队于1975年进行钻探，发现高温高压地热流体。为加强地热勘查工作，西藏地质局于1976年专门组建了地热地质大队，在羊八井全面开展地质勘查和地热资源评价。1977年，西藏工业部门开始在羊八井建厂发电，并逐步扩大开发规模增加发电量，大大缓解了拉萨市用电的紧张状况。
（三）1979—1991年
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变的新时期。随着这一转变，西藏地矿局的队伍也经历了一个由发展到收缩的过程。1979年职工人数最多，达6300人，年开动钻机最高达14台。以后逐年减少，到1991年底，在岗职工为2540人，其中藏族职工约占一半，专业技术人员约占三分之一，地勘队伍由8个调整为7个。队伍调整了，人数减少了，但地质工作研究程度却有了很大提高。1984年完成了全区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填补了我国大陆1∶100万区调的最后空白。在国家计委的大力支持和地矿部的关心指导下，通过招标，从内地引进专业队伍，大面积地开展了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和1∶20万、1∶50万区域化探工作。区调工作面积为16.3万平方公里，区域化探面积达到40.8万平方公里。规模之大，方式之新，速度之快，要求之严，质量之高，在西藏地质工作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通过此项工作，不仅大大提高了西藏的地质工作程度和研究水平，而且还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化探异常和矿点，圈出了各类找矿靶区200多个，经过进一步的异常查证和矿点检查，新发现数十处重要矿产地和普查基地。1989年和1991年由西藏区调队完成的《西藏区域地质志》和《西藏区域矿产总结》，第一次对西藏地质构造特征和矿产资源概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1：150万西藏板块构造-建造图》（西藏地质科学研究所，1989）和《喜马拉雅及邻区蛇绿岩和地体构造图》（西藏区调队，1990），用新的理论和观点阐述了西藏地质构造及演化特征。
在矿产勘查方面，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铬、金、铜、铅锌、硼、地热和宝玉石等矿产资源。在此期间，也有一些重要发现，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第二地质大队在完成了罗布莎铬铁矿床的详查和勘探工作之后，于1989年在罗布莎岩体中段的香嘎山铬铁矿区评价了一处中型铬铁矿床，已由地方和第二地质大队分别开采。第一地质大队和物探大队于1982—1985年在藏东贡觉县油扎评价提交了一个中型盐矿床。第六地质大队在1980年评价了曲水县娘规大型刚玉矿床，并于1985年在班戈县发现了银措大型紫水晶矿床。第五地质大队在经过多年摸索之后，1989年在砂金找矿方面获得重大突破，在申扎县崩纳藏布发现大型砂金矿，1993年提交了勘探报告。同时发现和评价了改则县麻米错大型硼矿。第六地质大队对墨竹工卡县甲马赤康以铜为主的多金属矿床的普查工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而且发现了藏北安多县以西很有找矿前景的锑矿带。地热地质大队在1984年完成了羊八井浅层热储的评价之后，于1988年与物探队共同完成了那曲地热田的评价，现已建厂发电；1991年提交的羊易高温地热资源评价报告，可供开发利用。总之，这一时期是西藏基础地质工作和矿产勘查工作都取得巨大进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⑹ 方中林70年代华东军区任何职
第一，70年代没有华东军区了，这是50年代初的说法
第二，方中林70年就离休了内，70年代在干休所
1949年任容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五军后勤部部长，华东军区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华东军区后勤部营房部部长。1956年9月起历任南京军区后勤部营房部部长，南京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部长，南京军区后勤部第十三分部部长，南京军区后勤部第十四分部部长（正军职）。1970年1月离职休养。
⑺ 1959年全国首批20所重点大学是哪20个
1959年全国首批20所重点大学：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1995年国家批准的全国首批15所“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7)50年代华东地质局领导名单扩展阅读
“全国重点大学”的由来，要追溯到上世纪50-60年代。
1959年，当时国家下发的有关文件中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20所高校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
1960年增加了44所大学为重点大学。
1978年，国务院确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88所大学为全国重点大学。
上世纪末，经过高校管理体制的调整，我国高校形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统筹管理为主的新体制。
除少数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高校以及行业特殊性强的高校继续由国务院委托教育部和其他少数部门管理外，多数高校由地方管理或以地方管理为主。而“全国重点大学”的提法政府官方也不再使用。建国以来国家历次所确定的重点大学多为教育部直属高校。
⑻ 地勘单位“探采一体化”模式——以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为例
有色金属华东地勘局成立于1955年3月，曾先后隶属于国家重工业部、冶金工业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和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是我国专业从事固体找矿、能源勘探领域中一支重要的队伍，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既能进行地质勘查又能承担国家“973”等高端科研项目的队伍之一。改革开放的前30年，该局主要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的地质勘查工作，在华东地区探明和发现了包括金、银、铜、铅、锌、锑、钼、锗等有色金属、贵金属和铁、锰等黑色金属矿床、矿点160余处，资源储量价值达数千亿元。江苏省境内90%以上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和重要的非金属矿产资源，都是该局地质工作者辛勤工作的结晶。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全国地勘事业曾一度陷入低谷，然而，身处于逆境中的华东地勘人始终坚信资源是人类的生存之基、社会的进步之本，在困境中谋求发展，在工作中不断创新。一方面继续发挥地质找矿的技术优势，保留精干队伍活跃在固体矿产资源勘探找矿领域，加大地质找矿的力度;另一方面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利用人才和技术优势，深入拓展油气资源勘探、工勘岩土和社会地质服务等。经过近20年的发展，该局的能源物探技术日臻成熟，专业的物化探队伍已成为全国石油物化探勘查领域的领先者，先后承担了国内大庆油田、胜利油田、江苏油田等大油气田及蒙古国等100多个油气勘探项目。从事工勘岩土和社会地质服务的企业，也已成为全国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岩土施工、工程检测和监理等领域的知名队伍。
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现有职工4000多人，下属8个地质勘查单位，7个科研机构，22个矿山、工勘、钻探等企业。拥有区域地质调查，固体矿产勘查，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施工，水文、工程、环境地质调查等14个甲级资质、8个乙级资质。拥有各类专业仪器设备200多台(套)，专业软件30多套。
一、发挥优势、把握机遇、谋求发展
地质矿产业是华东有色地勘局的立局之本。该局依靠地质队伍的技术优势，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重点和方向，谋求快速发展。其中，华东有色地勘局814队就是一个典型。该队成立于1956年，是一支从事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探、测绘工程的专业队伍。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固体矿产勘查业走入低谷，金属矿找矿任务相对较少，814队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及时调整工作重点，利用物化探的专业优势，成功进入石油市场。自1986年首次承接青海油田柴达木盆地南冀山高精度重力勘探项目以来，814队在青海、新疆、东北三省、内蒙古、山西、陕甘、两湖、两广、云贵、皖赣、浙闽及江苏等二十多个省(区)的十多个油田开展了油气物化探勘查。物化探总施工面积数十万平方千米、剖面数万千米、油田地下管线探测面积55平方千米。提出了4个油气远景区，发现了16个较为可靠的有利圈闭与6个局部重力异常区。相继在云南东川、新疆沙泉子发现了中等以上规模的铜矿。2005年还第一次承接并圆满完成了境外工程——蒙古国塔木察格重磁勘探项目，为进一步拓展国外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重视内部机制完善，坚定不移地走“探采一体化”的路子
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面对新形势，树立主动改革意识，向管理要效益，明确“探采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全局上下牢固树立了“改革比不改革好，早改革比迟改革好，主动改革比被动改革好，内力驱动比外力推动改革好”的观念;坚持在地勘局内部实行企事分开。并分别建立适合事业机制和企业机制的考核和利益分配体系;推进队级单位体制和管理创新，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实行“企业化”的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结合自身情况确立了“矿产开发先行，带动发挥勘查优势”的发展思路;积极实施走出去勘查开发矿产资源的战略并取得可喜成效。福建省尤溪金东矿业有限公司为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控股的铅锌采选一体化企业。该公司建有完整的采矿、选矿生产系统，拥有独立的矿山、日处理矿石量400吨的选厂、设备完善的化验室、严格按规范建设和运行的尾矿库。公司年采选矿石16万吨以上，铅锌综合品位8～10度，金属回收率保持在88%以上，产值和利税连续3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江苏华东建设有限公司是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开辟地质延伸产业，专业从事矿山工程设计与施工、地质工程、环境工程、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的企业集团，下属华建总公司、华都公司等7个建筑子公司。该公司连续15年被资信评估机构评为“AAA”资信等级，2006年被评为“江苏省建筑业最佳企业”。公司全面推行质量、安全、环境管理体系，其严格的管理，过硬的技术，优良的质量，赢得了顾客广泛赞誉。金鹰国际集团、香港新世界集团、台塑集团、新加坡泛亚集团等均为该公司顾客，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2006年以来，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提出“高层次提升地质业、加大矿业开发力度”的战略举措，稳步构建地矿产业链，大力开展“第二次创业”。在东部地区“攻深找盲”和中西部地区寻找资源上取得了新的进展。重点加大对溧水观山铜金矿深部、宁镇中段铜多金属矿深部、宁芜蒋门山金铜矿、梅仙地区铅锌矿外围找矿的广度，深入开展安徽池州、福建尤溪等地深部找矿勘查工作。高度重视现有矿权和新增矿权的开发和运作，对局现有的40多个矿权项目，逐个排出开发计划，明确专人开展工作。对能够较快产生较好经济效益的甘家巷、卧儿岗、王浩等项目，抢时间、抢进度，目前已取得实质性进展，部分矿点即将投入开发阶段。同时，该局依托自身地质找矿的技术优势，积极组织外围找矿，不断开拓矿业开发的新资源，新优势。目前该局在已开发的矿山——金东公司外围，已经找到了大量可接替资源，有效扩大了优质矿业资源的覆盖范围，巩固全局的效益源泉。以金东公司为主体改制上市，迅速打造矿业经济发展融资平台的工作已在进一步推进之中。
三、注重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升持续发展能力
“十五”期间，华东有色地勘局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制定激励政策，采取引进、培养、造就、提升等手段，努力构筑人才高地，取得较好效果。如对新引进的人才在住房补贴、岗位津贴方面享受特殊政策，引进高级人才，以提高自身科研和找矿理论水平，并分别与中科院和一些高等院校加强联合，培养骨干。重视队伍建设，提高了单位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与南京大学共建了深部找矿理论与技术研究院。该院通过申请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973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以及局地质科技攻关等项目，运用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遥感地质等综合示踪手段，加强对研究区矿床地质、区域地质乃至全球地质的对比研究，掌握和了解研究区深部成矿过程和机制，建立相应成矿模型，为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找矿和勘探提供了强有力的地理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
华东有色地勘局的发展实践，对地勘单位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一是坚持以需求为导向，树立大地质观念，充分发挥地质工作作为资源基础、环境基础和工程基础的多功能作用，融入地方经济，壮大地勘产业;二是坚持事企分开、因地制宜，注重转变内部经营机制，实行企业化管理;三是确立大力发展地质勘查主业的战略方向，积极到省外和境外开展地质找矿的工作，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矿产资源保障;四是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资金和政策的支持，抓住机遇，加大改革工作力度;五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努力构建和谐地勘队伍。
⑼ “江南才子”朱夏——记著名地质学家朱夏的丰功伟业
朱夏，是我国石油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国内外享有声誉的著名地质学家。他为发展我国石油地质事业无私奉献了毕生精力。更使人称赞的，他还是位知名的爱国诗人。他的伟岸人格、深厚学养受到领导和地学界的高度赞扬和敬仰。
他曾说过：“要是我不搞地质而专心从事诗创作，成就可能不在地质之下，我也很想这样做。”
那么怎样称呼他呢？
是地质学家兼诗人，或诗人兼地质学家？其实，两种称谓他都当之无愧。
论诗作，激越豪放，潇洒飘逸。
论地质，理论创新，独树一帜。
哪里最艰苦，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朱夏的诗。准噶尔的克拉玛依、柴达木的冷湖、松辽的大庆、华北的大港、下扬子的苏北，以及东海陆架……，都有他的足迹，都有他的理论指导和亲身实践！
朱夏父亲朱大可先生也是位诗人，朱夏夫人爱称夫君为“小可”。朱夏一生的丰功伟业，真称得上非同小可！
1955年组建的地质部631队是全国五大石油普查大队中实力最强、人员最多和装备最好的国家队。地质部任命朱夏为大队暨新疆地质局副总工程师，大家尊称他为朱工（公）。
我认识朱夏是在1955年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当时，他刚从瑞士留学回国不久，年方35岁，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潇洒儒雅。
其实，朱夏的大名，我在南京大学念书时就早有所闻。地史学老师杨鸿达教授曾讲述过有关他的故事：当时他就读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认识了同系低班同学马以思。后来，两人均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马以思在贵州山区做地质调查时不幸被当地土匪杀害。这位不爱红装爱野装的我国早期女地质工作者的悲惨遭遇，使得与她相好的朱夏深受刺激，决定以此激励自己，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以寄哀思。
在40年风风雨雨的地质生涯中，我和朱夏常有机会相聚。他既是我的良师益友，又是我南大的校友和学长；既是著名地质学家，又是德高艺深的爱国诗人。
1955年春，准噶尔盆地石油普查全面展开，朱夏陪同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总工程师黄汲清、谢家荣等率领的检查组，从乌鲁木齐经克拉玛依、乌尔禾、和什托洛盖，沿乌伦古河东行，由克拉美丽山越沙漠南返奇台，绕准噶尔盆地一周。
他到二分队检查指导工作时，我们随他一起进行野外观察。他理论知识渊博，洞察力强，在野外时走时停，仔细观察，但很少记录。回住地后，他夜半挑灯，独酌壶酒，便对当日的地质现象进行思考、分析，追忆记述。
他在乌伦古湖触景生情，诗兴即发，便赋诗一首：
沙际遥看翠带浮，滔滔一水独西流。
无心来作磻溪叟，盈天肥鱼自上钩。
他路过克拉玛依时，调查了黑油山沥青丘，高兴不已，认为是重要的油气显示和标志，诗兴陡增，随作诗篇：
黑油山下拭弓刀，和雪春泥满战袍。
莫指黑池悉腐鼠，惊雷破地看腾蛟。
诗中，黑池是指克拉玛依黑油山。油苗粘稠，野鼠误为水塘，来此索饮，陷身腐死。油苗的出现说明准噶尔盆地北部存有良好的生油层和油气运移，朱夏对此评价颇高，增强了我们的勘探信心。他为发现克拉玛依油田，缚住腾蛟而作出了贡献！
是年冬，普查工作结束，队伍集中到乌鲁木齐编写年终地质报告。朱夏为这年普查工作，运筹帷幄，决战千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在地质报告中进行了科学论断，并明确指出：“德伦山南隆起带（陆梁）是寻找隐伏油藏的远景区，进行综合物探详查，搞清深部构造情况；乌兰林格构造，应进一步查清其地表特征，并用钻探了解深部含油性能；对发现含油砂岩的沙丘河背斜，进行1:5万地质详查，配合综合物探和钻探进一步了解构造形态，侏罗系及其下伏地层的含油情况；德伦山南隆起带（陆梁）到北天山山前坳陷之间，以及克拉美丽山至博格达山之间的广大地区，开展综合物探工作，以了解准噶尔盆地的地质构造全貌，应特别注意依希布拉克至滴水泉、昌吉至阜康之间的‘地块’边缘，可能存在隐伏构造是找油有利地区。”
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在条件恶劣、手段落后的情况下，能提出如此精辟结论和建议，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为以后的油气勘探从理论到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和重大决策，受到了地质部和同行的高度赞扬，其中包括当时在新疆的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黄汲清、谢家荣等的好评。
朱夏，1920年9月10日生于上海，祖籍是浙江嘉兴；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1940年进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工作；1946年考取公费留学，偕夫人严重敏女士赴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技术学院深造；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朱夏夫妇毅然中止学业，于是年8月离瑞士回国。
我们曾问过朱夏，听说你考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为何以后改学地质？他的回答是这样的：“青年时学地质是出于科学救国的幼稚思想和山水之癖的个人爱好。”那么50年代初回国后已给你安排在北京工作，为何又要求去大西北呢？他用几句诗来表达：
荷戈负弩请先行，砺面风沙茧足程。
担得书生能报国，何妨诗趣杂豪情。
这道出了他宽大的胸怀，呕心沥血对祖国地质事业的执着追求和为发展石油工业而献身的赤子之心！
朱夏先是地质学家还是先是诗人？不了解的人以为他作诗只是业余爱好，其实他先是诗人而后才成名为著名地质学家。朱夏先父朱大可先生便是知名的诗人，著有《耽寂宦诗》。朱夏从小就受家学渊源陶冶，4岁时其母便在枕上课以唐诗，10岁即写出《和父作》4首诗词。尔后步步登高，成就非凡。他的诗笔落惊风雨，雄浑绮丽，情景交融，直入妙境，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强烈感人力量。其最大特点是诗与事业融为一体，他的创作激情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无比热爱，真诚不变，无怨无悔！
1956年春，朱夏离开新疆，率领他22名弟子奉命奔赴青海柴达木盆地和西藏伦坡拉盆地，开展石油普查工作。此时，地质部任命朱夏为632队主任地质师。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海省西北部，西北为阿尔金山、东北为祁连山、西南及南面为昆仑山。盆地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其轮廓呈菱形，地势由西北微向东南倾斜，西北起伏，东南平缓，平均海拔为2700～3000米，西部多被沙漠覆盖。
盆地形成于印支运动以后，地质结构复杂，在古老变质基底上发育成大型的中新生代叠加断坳盆地。
朱夏去柴达木后扩大了队伍，组织了冷湖、柴旦、德令哈等3个中队共14个分队，对20个构造进行了1:5万、1:2.5万详查细测，并对鄂博梁一号构造，冷湖三号、四号、七号构造，马海、乌兰等构造进行钻探。5月，冷湖四号构造A2井于井深319米的第三系中喷出了原油，油柱高达20多米，成为柴达木盆地第一口自喷井，从而发现了冷湖油田。当时，陈毅同志正率中央代表团在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庆祝活动，闻此佳音，便派慰问团前来慰问。朱夏为柴达木盆地油气突破首立战功。
柴达木盆地的工作条件极其困难，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朱夏带领地质分队，循昆仑山北麓经格尔木西行，山头积雪未融，山下风沙怒卷，道路未辟，探索而进，如无止境。此情此景有他的诗为证：
沙风直卷昆仑壁，雪岭横拖烂漫霞。
比驭飞车追白日，人间不信有天涯。
在鄂博梁工作时，缺水严重，水贵如油，须从百余公里外运回，每人日惟杯水供洗漱。诗人乏水成诗，以录实情：
黄沙阵阵扑衣襟，一勺蹄涔何处寻。
莫笑诸郎都垢面，此间水价贵千金。
冷湖四号构造喷油后，相继在冷湖三号构造、鄂博梁一号构造发现了油砂层，马海构造钻遇到油气，柴达木盆地油气勘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632队派出四个地质分队进入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和伦坡拉盆地，进行1:100万石油地质概查。那里是高山缺氧之地，众视为畏途。
朱夏在青藏途中写了六首诗，其中一首描绘了可可西里山的险恶。他含辛茹苦、亲入其境。
呼吸岂真判死生，荡胸奇气看云成。
仰天一啸浑无恙，惊起崖头巨角羚。
耿耿忠心、公而忘私，是朱夏人生的主旋律。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祖国的石油地质事业。这种精神正是鲁迅先生提倡的“傻子精神”。
以油（气）为业，业而报国。
以苦为乐，乐而弃家。
正如他夫人严重敏教授所说：“抛妻别子转战南北，忍受一般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付出比常人更多的辛勤劳动，终于在地质理论研究和油气勘探实践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卓越的贡献”是他终生梦寐以求的理想。他到柴达木后，曾冷静地思考着新疆的教训是什么？如果当时手里有钻机，岂不发现了克拉玛依、乌尔禾和克拉美丽等油气田，甚至现今的吐哈油田或许在50年代就能发现。当年631队就有一支吐鲁番女子石油分队在那里勘查，我南大同学伍詹玉就在该分队。吐鲁番夏季气温最高记录达47.8℃，火焰山的酷暑非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才能顶住；这里古时称火州，女子队的姑娘们经常脱水晕倒，实在不能坚持便撤下来了。
“新疆教训”给朱夏编织成一个“梦”，那就是勘查队一定要配备钻机。这个梦终于在柴达木基本上如愿以偿。
1957年初，春风吹进了柴达木。在马海构造上试获天然气，日产气量高达14万立方米，从而发现了马海气田。这样，朱夏领导的632队既发现油田又发现气田，对柴达木的评价无疑是可以下结论了：
肯定柴达木盆地是个大型含油气盆地。
肯定柴达木盆地将会成为西北重要的石油工业基地。
朱夏为柴达木盆地早期油气突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9年，朱夏奉令调至东北松辽盆地，协助地质部指挥松辽石油会战，为发现大庆油田功彪青史，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62年，他奉令调至南京地质部华东地质矿产研究所任副所长，从而转入科学研究工作。
岁月悠悠，“文化大革命”开始，大难临头。批斗他，责以“何以归国”？“归来何早”等莫须有罪名，还来势汹汹抄其家，勒令交出“反诗”，他珍爱的诗书尽遭破坏。1968年冬，他被揪到金坛后洋公社搞“斗批改”。同类者集于半舍猪棚中，后被挟持回宁，禁于虎踞关研究所。历经迁徙，衣被尽裂，不解缝补，惟瑟缩而已。时开大会，被揪出“隔离审查”，罚以苦役，扫地拔草，外出运砖搬瓦。作为朱夏弟子，为之遗憾而不平，为之同情而落泪！一位堂堂正正为祖国为人民历经千山万水、日夜操劳的著名科学家竟遭此厄运！而他却泰然处之。坚信党仍然是伟大的党，人民仍然是伟大的人民。在他诗中表白：“双飞不悔归来早，大梦宁嫌悟觉迟”，坚贞不渝、决不后悔！
乌云过后出朝霞。1976年，邓小平同志的战友王震副总理召朱夏去山东烟台参议金矿工作，且随行一月。因朱夏1951年曾写过一本《中国的金》小册子，被王震读到后特邀请他指导。此事还有段传闻：朱夏问王震：“你同我老九打交道不顾忌？”王震笑答：“我就喜欢同老九交朋友，毛主席说过老九不能走。”朱夏听了感到极大欣慰！
早在1964年，他就着重研究中国盆地的形成机制和演化规律，把古生代盆地分为6种原型，把中新生代盆地划分为7种原型，以新的理论观点重新解释中国东部中新生代盆地成因以及拉张裂谷型盆地的结构特点。
1973年，朱夏将其发表的9篇板块构造论著译文组辑成书作了跋语，书名为《板块构造的岩石记录历史实例》，成为最早向中国介绍板块大地构造理论者之一。
他以活动论为基点，首先提出了“两种构造体制”的观点，运用板块理论结合中国地质实际，提出了印支期以前的槽台对立发展体制和印支期以后的板块构造体制；认为不同运动体制的相互叠合配置，以及不同阶段构造形变，为油气藏的形成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构造条件。
70年代后期，全国油气勘查形势严峻，选区难度越来越大，勘探深度越来越深，技术要求越来越高，而所需资金却越来越困难。在此情况下，需要制定新的战略部署和决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朱夏被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江苏省人大常务委员，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出版了《动力地球学》译著，真是喜事多多！从此他更加关心全国油气勘查工作。
1979年10月11日，地质部在长沙召开了石油普查勘探部署座谈会。石油地质局局长塞风特邀朱夏参会作指导。在听取与会代表发言后，朱夏作了长篇讲话。至今我还保存着他的这个讲稿。他首先从油气地学理论出发，分析了中国沉积盆地具有“同堂”特色。有的是“四代同堂”，有些是“两代”、“三代”等盆地叠加，这是与中国处于欧亚、太平洋、印度三个板块之间的特定位置有关，而国外就很少有这样情况。因此，打开新领域、新类型是大有可为的。他从区域展开为导向，对塔里木、鄂尔多斯、四川、松辽南、华北、江苏、南方碳酸盐地区和藏北等八大区块作了详细的选区论述。而后这些区块被列为第二轮普查的重点。
在会上他还说：“昨天塞局长批评我们，事业心、搞业务、学业务不如50年代，队伍行动也没有50年代敏捷。那时说上新疆，在北京仅准备不到一个月，一支队伍就杀到了乌鲁木齐。”他激励大家把二轮普查当作第二次长征，像杨家将一样苦战一番。而把自己比作焦赞，愿在两厢伺候！并大叫三声，闯！闯！闯！闯出条路来，第二次为中国石油资源勘查开创一个崭新局面！他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热烈掌声！
十年以后，上述八个地区，除藏北和南方碳酸盐地区外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现了塔北等一批大中型油气田，二次创业取得了辉煌战绩，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嘉奖表彰！
1981年，朱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兼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3年，朱夏发表了《试论古全球构造与古生代油气盆地》，强调了避免使用“古板块”或“古板块构造”这类名词术语。他认为，按定义来说，“板块”在从岩石圈的结构到动力学、运动学的涵义方面都有一定条件的约束。地球的许多性质是随着时间而有单向变化的，在约占地球年龄1/4的漫长的10多亿年中，这些条件能否保持不变？运动的方式、性质、规模等能否作完美的比较？
朱夏的同行好友刘光鼎院士，将朱夏对中国大地构造研究所作的理论贡献归纳为以下五方面：
一个分界：印支期以前为古全球构造阶段，以后为新全球构造阶段。“两个世代，两种体制”的分野。
两条锋线：西部锋线为特提斯海启闭和印度次大陆与欧亚板块碰撞的形迹；东部锋线为广义的太平洋板块与欧亚大陆的聚敛边缘。
三次变格：中国大陆与海域经受挤压、改造、拉张、聚敛和沉降成盆。①印支—早燕山（J3—K1），金沙江缝合、班公湖—怒江缝合；②晚燕山—早喜马拉雅（K2—
四支转换断层：太平洋板块形成于T3—J1，在四支转换断层控制下作南北扩张，以致使中国大陆在左旋扭动下，形成NE-NNE向的隆起和坳陷。始新世以后，太平洋板块转向西俯冲，以致在中国东部已形成的NE-NNE隆起上，由于左旋扭动形成NE-SW向W挤压而出现滨太平洋区的新生代地堑系。
五幕演化：①前寒武纪的陆核形成，并向克拉通发展阶段；②古生代的古陆拼合阶段；③中生代经受挤压、改造阶段；④晚白垩世—中渐新世出现板缘聚敛，板内拉张阶段；⑤晚渐新世以来板缘俯冲，板块沉降阶段。
我称此经典总结为：“朱夏地学五步哲学”，堪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板块构造理论，长期以来一直为油气勘探与研究所应用。
朱夏颇识刘院士之才，写有《赠石樵》诗赞许：
人天相际在蓬莱，自有仙家降世来。
慧眼回波穿地壳，神拳拆矢护灵台。
乌纱未浣书生气，花甲重抒旷代才。
我愧尘凡沦永谪，甘为旧侣醉新醅。
石樵为刘教授之号，诗中蓬莱为他的山东祖籍，回波是指他是地球物理专家，神拳是指他对太极拳颇有研究，乌纱是指当时任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副局长。
“七五”期间，刘光鼎主编《中国海区及领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时，特聘请朱夏院士为高级技术顾问。该图集获地质矿产部科技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当时，我任该图集副主编，有机会聆听朱夏的指导，受益匪浅。在编图过程中，涉及到有关东部下扬子地台与华北地台碰撞的具体界线问题，曾请教过他。朱夏说：自己不想在会上作报告式讨论，那会影响自由交流，欢迎我到他家摆地质沙龙。这就引出一段朱夏“摆棋子”的故事。
出于运动学的考虑，编图时将下扬子地台与华北地台的分界线确定在胶东地块的五莲至青岛一线。我介绍在威海、荣成一带见有上地幔物质榴辉岩出露，可否以动力学观点将界线往北划至烟台南—威海—荣成一带，东延过黄海，连接朝鲜中部临津江地槽系。朱夏对此十分重视，说：“我已看过你数篇文章，注意到最近发现了新情况，待我研究考虑后再定。准备将同济大学研究生派出去，下几处“棋子”，在山东、江苏沿着这条线做些区域调查研究工作，把小吴分给你青岛所让他去研究。”后来，吴没呆多久，这个“棋子”便去美国留学了。
从最初的新疆到后来执教同济，朱夏非常重视人才，既培养又使用，充分发挥“棋子”作用。言教身传、名师出高徒，成为“车马炮者”的优秀技术骨干不乏其人。可谓：弟子众多、桃李满园。
朱夏作为世界著名地质学家，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1979年，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赴荷兰参加国际沉积学会北海盆地海洋沉积讨论会；以副团长身份赴加拿大参加联合国长远能源会议。1980年，他赴巴黎参加国际地科联第26届大会，并宣读论文。他还是国际地科联沉积学会（IAS）特别委员会委员。晚年，他还主编《中国沉积盆地》，作为世界沉积盆地丛书首卷，由荷兰埃尔寒佛出版社出版。《朱夏论中国含油气盆地构造》、《板块构造基本问题》专著也相继出版。
1983年，朱夏回到久别的上海，任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技术顾问，结束了历时28年的野旅生涯。在上海，他仍为东海油气勘探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早在1980年夏天，在青岛汇泉宾馆召开的地质部海洋地质工作会议上，他以诗人的浪漫情调，建议用杭州西湖名胜地点冠以东海构造名称，如今首先进入开发的平湖油田即是他命名的。他为我国海洋油气事业建立了丰碑！
1990年11月25日，朱夏院士因病久治无效，在上海去世，享年71岁。一代地质大师、共和国杰出的科学家和爱国诗人与世长辞了！
油踪纪程：油气勘查50年随想
⑽ 矿产地质
（一）矿产地质综合研究
50年代，以编制矿产分布图为主；60年代进入对矿产分布规律的研究。云南省地质局先后编制了1∶100万昆明幅、下关幅、普洱幅、凭祥幅（云南部分）的矿产分布及成矿预测图，并按矿种系列编制成矿规律图，为安排矿产普查提供依据。1964年省地质局编制的1∶50万云南省矿产图，是本省矿产资源第一次汇总反映。1975年，由省地质局牵头，云南省冶金、煤炭、建材等系统的地质单位参加，汇编了全省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化工原料、建材和非金属等矿产的主要矿床的简况。在此基础上，何发荣、杨荆舟主持编写的《云南矿产资源概况》，从矿产资源现状、当今开发利用状况、资源保证程度、开采条件等分析了本省矿产资源形势，以供各级领导、有关业务部门制订计划规划的参考。1980年，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编制了云南省第二代的矿产分布图，共计68个矿种、623处矿产地。云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也编制了1∶50万云南主要金属矿产分布图，这些图反映了全省矿产资源的总貌。与此同时，成矿远景区划及典型矿床的研究也相继开展起来。1982年，在范承钧的主持下编写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区域矿产志》，重点记述了35个矿种、136个矿床，全面反映了该“三江”区域的矿产情况和基本地质背景，有关矿床的成矿条件、控矿因素等。1984年，杨荆舟编著的《云南地质与矿产》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矿产分布、用途、开采技术条件、建设开发条件等方面，综合论证了云南省矿产开发利用的前景，是一本普及地质矿产知识、地方开发矿业的系统读物。1985年，省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组织编写的《1986—2000年云南矿业发展战略研究》，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云南省矿业的现状、发展目标和对策建议，为开发本省矿业提供了战略方案和科学依据。
（二）有色金属及贵金属矿产
1953年，李希勣、范承钧等发表了《云南东川铜矿地质》，1956年，刘锦新等发表了《云南个旧锡矿的特点及成矿规律》，系统总结了东川铜矿和个旧锡矿的地质特征和成矿因素。1959年，省地质厅召开了“云南含铜砂岩地质工作现场会”，推动了砂岩型铜矿的地质勘查工作。1962年，李希勣等发表了《试论云南砂（页）岩型铜矿》，论述了该类型铜矿的地质和成矿特征。1960年，云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在兰坪县金顶发现铅锌矿，后经探明，为一大规模的砂岩型铅锌矿床，伴生镉、铊、银、锗、锶等多种有用元素，储量也很可观。1969年，省地质局第三地质队对元谋的贫铂矿研究出综合利用的途径：利用贫铂矿富含镁，使之与磷矿石配料，生产钙镁磷肥，使炉渣中铂族和铜、镍元素品位比原矿提高10倍。与此同时，省地质局第十八地质队在弥渡发现一大型贫铜镍的铂钯矿床。1974年，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昆明工学院、成都地质学院对滇中砂岩铜矿的沉积相及成矿地质条件进行研究，总结出成矿模式；1977年，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刘昌辉也主编出版了《砂岩铜矿——滇中砂岩铜矿床的实践与认识》一书，藉以指导砂岩铜矿的勘查。1979年，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李树基等编写的《个旧锡矿地质》，从个旧锡矿二十多年来找矿勘探成果中做出总结归纳，丰富和发展了我国锡矿地质成矿理论，可算是我国首部锡矿地质专著。1979年，云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继云龙槽涧、昌宁薅坝地发现锡矿后，又在梁河县境发现一中型规模的来利山锡矿，后来由点而面开展工作，证实腾冲、梁河一带为滇西地区主要的锡矿成矿带之一。1981年，国家科委下达“滇西锡矿带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研究”的课题，由云南省地质局承担，范承钧、施琳等具体负责；1985年完成本课题的研究，系统总结了滇西锡矿成矿规律，指出滇西地区是一个锡-多金属地球化学省，是东南亚锡矿带的北延；区内可分东、中、西三个锡矿成矿亚带（昌宁—勐海带，泸水—潞西带，腾冲—梁河带），锡矿床主要为云英岩型、电气石英岩型及砂矿型；总结出八个方面找矿标志和识别准则，已取得一定找矿效果，区域地球化学及含锡花岗岩的研究达到国际水平，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与此同时，西南有色金属地勘公司、昆明工学院由任治机、孙家聪等承担的《滇西锡矿带成矿远景研究》，提出了三个层次的找矿方向预测。省地质科研所谭雪春完成的《滇西东部斑岩和斑岩铜矿》的科研专题，对区内斑岩和斑岩铜矿做了系统总结，划分出东、中、西三个斑岩带。1981年，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广西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桂林冶金地质矿产研究院和桂林地质学院共同完成了国家科委“六五”攻关项目《个旧—大厂锡矿带及其外围地区锡成矿条件、找矿方法及找矿远景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2年12月，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在蒙自白牛厂开始钻探，发现一大型银-多金属矿床。
1984年，省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在镇源老王寨发现大型金矿。1984年至1987年，省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在进行区域地质调查（区域物化探及填图）过程中，发现鲁甸乐马厂大型银矿床。
（三）黑色金属矿产
60年代，云南的地质工作重点是铁矿，发现铁矿的势头较好，铁矿地质科研工作相应也有显著进展。花友仁等系统总结了滇中地区赋存于昆阳群中铁矿控矿因素，分了类型；省地质局综合队分析研究了鲁奎山、他达等铁矿床的成矿地质条件；省地质局物探队分析研究了大红山航磁异常。经钻探验证，在滇中地区探获两个大型铁矿和一个中型铁矿，特别是1966年新平大红山铁矿的发现，使本省铁矿储量在已有基础上翻了一番。1973年，全国火山岩铁（铜）矿产经验交流会在昆明召开，省地质局第九地质队在有关科研单位配合下，系统总结了大红山铁（铜）矿床的地质、矿床、火山岩特征，火山岩与矿体的关系，恢复古火山机制，从理论上探讨了矿床成因及找矿标志。1974年，昆明工学院孙家聪运用地质力学预测安宁杨梅山铁矿隐伏矿体取得良好效果。1978—1980年，冶金工业部组建滇西铁矿科考队，开展了维西—腾冲—梁河铁矿带的远景研究。1979年，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完成了《云南省铁矿成矿规律及其预测》，运用板块构造理论，分析了云南铁矿的时空分布规律，划分出10个成矿带。1985年，省地矿局第二地质大队完成了《云南砚山县斗南锰矿典型矿床研究报告》，详细介绍和剖析了云南省这一富锰低磷、富而不杂的大型优质锰矿床地质特征及成矿机制。
（四）非金属矿产
60年代前期，省地质厅区域地质测量队在江城县勐野井发现钾盐矿线索，后经第十六地质队勘查，探明为一中型古钾盐矿。这在我国是第一个。同期，省地质厅第十一地质队在姚安发现蓝石棉矿，经勘查为一大型矿床，居全国第一。1975—1982年，云南省地质局与成都地矿所、成都地质学院合作，组成钾盐研究队，开展对思茅地区固体钾盐成矿条件、找矿方向的研究，系统研究了中-新生代红层含盐性、盆地构造、沉积特征、古地理及成盐条件，提出找盐（钾盐）方向。这是一份学术水平较高又有实用价值的成果，获省科技成果二等奖。1981—1985年，由云南省地矿局牵头，四川、湖北等省地矿局参加，编制了《扬子地台西部早寒武世成磷区成矿远景区划》，为进一步扩大磷矿普查和择优勘探提供了资料。1982年11月，第五届国际磷块岩讨论会在昆明召开，来自14个国家的学者35人，中国代表46人；会议交流学术论文43篇，反映了世界磷矿地质研究的新成果，以古洋流成矿说占主导地位。1983—1985年，省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参加国家科研项目《滇池地区磷资源开发研究》，完成其中的二级课题《滇池地区磷资源形势分析》，为云南省磷矿开发提供了扎实的依据，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84年，云南建材地质勘探大队汇编全省1∶50万水泥用石灰岩矿产分布图和《云南省水泥资源图册》，为发展水泥工业提供了地质资料。
（五）能源矿产
50年代，集中相当力量从事煤田地质勘探，进展迅速，成效显著，也相应出了不少科研成果。1959年，《地质论评》发表丁训范、贾仕成的《云南东部及东北部上二叠纪煤田的地质特征及沉积环境》一文；1962年，戴恒贵、赵准的《滇东晚二叠世含煤系地质特征》，黄景行、杨荆舟等的《云南某露天煤矿储量计算方法》，赵纯昭、何世章的《云南晚第三纪煤矿地质概论》，王世英的“云南中生代煤层及煤田地质特征的初步认识》，均发表于省地质学会1963年学术年会论文选集。1973年，北京大学等单位组成腾冲地热联合调查组，于1974年10月提交了《云南省腾冲地区地热资源考察报告》，综述了地热区的地质、热显示、流体地球化学、资源利用和近期开发前景论证等内容。1975年，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在昆明市东郊土桥施工TK2钻孔，打出了地下热水，孔深657米，水温48.5℃，这为昆明市区利用地热提供了具体信息。到1985年止，在昆明市区已有热水井17眼，用于沐浴、医疗、工业、农业用水，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5万吨，减轻了城市污染。1979年，云南省煤炭工业厅完成《云南煤田预测》一套综合图件，预测全省煤的远景储量575亿吨。1982年，滇黔桂石油地质科研所先后完成《滇黔桂南盘江地区二叠系岩相古地理及含油性初步研究》及《云南楚雄盆地油气资源评价研究》等成果，是开展石油普查的论证。1984年，核工业部地质局和日本国动力堆与核燃料开发事业团签定了《关于铀矿资源区域普查协议书》，双方议定在腾冲48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开展技术合作，勘查铀矿。1985年，省地矿局地热地质队对腾冲地区地热资源分布规律及资源评价的调查研究和为编制全省地热区划图而进行的野外调查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