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钟健北京大学地质学预科
㈠ 近代中国地质学创建早期中国学者对河北地质调查的贡献
杜汝霖牛树银孙爱群
(石家庄经济学院)
河北省(包括北京)位于晚清和民国时期首都北京附近及周围地区，当时称直隶省。受北京辐射影响比较大，这一区位的优势，使其成为中国地质科学发展历程中的摇篮地区，也是我国开展区域地质调查最早的地区。已有140多年调查历史，就中国地质学者的调查，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在为了迎接即将到来201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90周年和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发展100年之际。我们会深切缅怀近百余年左右在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创建早期的前辈先驱学者，特别是他们在河北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为当地开发矿业和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近几年有幸参加《河北省地质科学史稿》的编撰过程，深为前辈学者坚定执著创建的光辉业绩所叹服，更为他们矢志报国、勤奋求实、勇于创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他们为后辈树立了光辉的学者风范和学习的榜样。由此更真切感悟到编撰地质学史所担负的“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和神圣使命，这是一笔留给后代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我们愿为河北地质学史的编撰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敬请各位领导和专家多给指导帮助批评指正。现仅就近百余年到80年前在河北地质调查的中国学者贡献简述如下：
1)作为最早对河北进行地质调查和取得成果第一人应该首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知矿师邝荣光(1862～卒年不详)。
1910年，邝荣光在《地学杂志》第一期(创刊号)出版了着色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1911年出版了《直隶矿产图》，图长36cm，宽24cm。《直隶地质图》将地层划分为太古代、甘布连纪、炭精纪、朱利士纪和黄土(甘布连纪即寒武纪，炭精纪即石炭纪，朱利士纪即侏罗纪)。此外，还划分出太古代火石、甘布连纪火石和近代火石(火石即火成岩)。图中甘布连纪广泛分布于太行山、北京西山和冀东，实际上包括了现在的中—上元古界至奥陶系。《直隶矿产图》上标明了煤、铁、铜、铅、银、金矿产地，“煤”还大致绘出了煤田的范围和地层走向。这两张图虽说简单、粗略，但其内容大多是作者实地踏勘结果，而不是照抄李希霍芬和维里士等人的著作，可以说是中国学者自己编绘的第一张地质图和区域矿产图。[1]
邝荣光还是第一位编绘古生物图版的学者，1910年他在《地学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中，发表了一幅《直隶石层古迹图》，标“矿师邝荣光考察并绘”这也是我国第一张古生物图版(1)[1]。
图1 直隶石层古迹图
2)丁文江(1887～1936)，他是中国第一篇正式地质调查报告的作者。1913年，丁文江带队，与王锡宾、梭尔格一起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他们填绘了太行山中东部地质图，调查研究了石炭系煤田和“山西式”铁矿，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的《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发表于1914年的《农商公报》。这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学术报告，值得特别重视。该报告附有三张分幅地质图，包括1：10万井陉煤田地质图等，内容比较详细，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系统填绘地质图[2]。
3)章鸿钊(1877～1951)、虞锡晋，开创了北京西山地质调查工作。
1914年章鸿钊、虞锡晋两君率领地质研究所21名学员赴北京西山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南至磨石口、西至门头沟、北由玉泉山而抵温泉村，主要项目是地质调查，测绘地层剖面，寻找化石[1]。
4)马秉铎、刘世才、仝步瀛、陈树屏在直隶获鹿、山东峄县进行地质调查，赵志新在直隶赞皇县东北对五台系作了专题调查与研究，并采集了有关化石[1]。
5)1919年，丁文江、张景澄对冀晋边境一带的煤田进行了调查，著《直隶、山西间蔚县、广灵、阳原煤矿地质报告》，并附有1：10万煤田地质图，对煤系地层进行了粗略划分，载于《地质汇报》创刊号中[2]。
6)叶良辅(1894～1949)、刘季辰是最早对柳江盆地煤田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1919年他们对直隶临榆县柳江煤矿进行地质调查，著有《直隶临榆县柳江煤田报告》，刊于《地质汇报》创刊号中[3]。
7)李捷(1894～1977)是最早到保定地区进行地质调查的中国学者，1919年4月他由蔚县至涞源、阜平、曲阳、唐县、完县、满城等地，调查了当时已知的各种矿产，历时2月余在《地质汇报》第4号上发表了《直隶易唐蔚等县地质矿产》[4]。
8)王烈(1887～1957)于1920年以前，具体年代不详。他是中国地质学会26名创立会员之一，曾对河北省怀A一带进行煤田地质调查，著有《河北省怀A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是我国地质工作创建早期的重要地质报告[5]。
9)1920年，朱庭祜(1895～1984)、李捷到井陉煤田调查，著《调查直隶井陉地质矿产报告》，并附有1：6万直隶井陉煤田地质图。此外，1921～1930年间，王景尊、王曰伦、喻德渊也先后到井陉、获鹿一带调查。他们对井陉一带的地质、矿产(特别是煤矿)特征都有较详细的记述[3]。
10)卢祖荫(1889～1976)、周赞衡是最早进行铁矿调查的学者。
1917年卢祖荫、周赞衡到兴隆高板河一带调查，著有《高板河铁矿报告》[6]。
11)叶良辅等13人是中国同时也是河北第一位撰写区域地质志的学者
1920年出版的《北京西山地质志》是我国和河北第一部对北京西山进行大区域综合性系统调查写出的区域地质专著，对地层、构造、岩浆岩和矿产都有较全面的论述，从而奠定了中国北方地层学的基础，使北京西山成为中国北方地质工作的摇篮，并使北京西山和河北隣区的地层系统和构造格局，由此初步确定[9][12]。
12)李四光是第一位论述华北地区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学者。
1922年他在中国地质学者第一次年会上宣读了题目为“中国更新世冰期的证据”的论文，文中指出在太行山东麓的沙河县白错盆地首先发现了一些带条痕的巨大漂砾，认为是冰川活动遗留的证据，文中还谈到了山西大同盆地也有条痕砾石，两处的冰川遗迹，开创了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历史[8]。
13)丁文江是最早在河北进行锰矿调查的学者。
1922年丁文江考察北京昌平西湖村锰矿，认为该锰矿为原生锰矿，所著《京兆昌平县西湖村锰矿》一文刊于《地质汇报》第4 号。冯景兰(1927)调查了昌平县分水岭金矿[9]。
14)1923年田奇
15)1924年以谭锡畴(1892～1952)为主编人，在中央地质调查所翁文灏等统一规划领导下，完成了我国第一幅1：100万的地质图——《北京—济南幅》，这是我国首次按国际分幅编制的小比例尺地质图[10]。
16)王竹泉、赵亚曾(1898～1929)、田奇
17)赵亚曾、田奇
18)翁文灏(1889～1971)是最早提出燕山运动的学者。
20世纪20年代晚期翁文灏深入研究了华北地区的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1927年，翁文灏以燕山为标志地区首先提出“燕山运动”一名，原义代表侏罗纪末期与白垩纪初期间产生的不整合、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他所创立的燕山运动论点，是对中国构造运动的重要贡献并产生深远的影响[7]。
19)孙云铸(1895～1979)、葛利普等是最早对开平盆地寒武系和奥陶系进行研究的学者。
1920年孙云铸、葛利普将开平盆地赵各庄奥陶系划分为下奥陶统冶里灰岩和珊瑚灰岩。1922年孙云铸、杨钟健创名中奥陶统马家沟灰岩[13]。
1923～1924年，孙云铸详细研究了开平盆地的寒武系，自下而上划分为馒头层、张夏层、崮山层、长山层和凤山层；除馒头层、张夏层外，统称上寒武统[22]。1935年，孙云铸根据开平、临城和北京西山等地的资料，将长山层和凤山层详分为5个化石带，并发表了《中国北部上寒武纪之三叶虫化石》[14]。
孙云铸等的杰出工作，为华北地区寒武-奥陶系的划分对比奠定了基础。
20)舒文博是最早对火成岩侵入体进行调查的学者。
1924年舒文博在《河南武安(今河北省武安县)红山火成岩侵入体的研究》中，利用氧化钙等氧化物等量线图说明岩石化学组分的同化作用，其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所引用[20]。
21)李学清(1892～1977)是最早研究河北矿物的学者，1926年他对河北平山县刚玉，从矿物学角度进行专题研究，著有《直隶西部平山县的刚玉》[21]。
22)王竹泉(1891～1975)是最早对河北武安涉县等地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的学者。
1927年王竹泉对河北武安涉县及河南林县安阳一带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对武安涉县地层、构造及煤铁矿产论述较详，著有《河南武安涉县林县安阳一带地质矿产》刊于《地质汇报》第九号[3]。
23)1927年，黄汲清(1904～1995)在北京车庄一带寒武系和奥陶系进行较详细的划分和对比，奠定了西山下古生代地层的基础，著有《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层》[9]。
24)王竹泉等是最早研究河北井陉雪花山玄武岩的学者。
从1927年开始，王竹泉对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层”进行了详细研究，1930年发表了《河北省井陉县雪花山玄武岩及砂土层之研究》《地质汇报》第15号[3]。详细地记述了这里的地层、岩石、构造和地貌特点，并在“砂土层”中采到一些腹足类化石，他根据岩性对比和地文期的观点，认为雪花山“砂土层”与山西省的“三趾马红土”相当，因而把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层”归为晚上新世末期。
25)赵亚曾等是最早对开平盆地煤田及外围调查的学者。
1928年，赵亚曾等3人到开平煤田及其外围调查，测有唐山西山至清凉山一带的1：5万地质图和双凤山附近的1：1万地质图，对区域构造轮廓反映较清楚[6]。
26)李春昱(1904～1988)、杨曾威、黄汲清、朱森等1928年研究了北京杨家屯煤系的沉积特征，将杨家屯煤系分为上、中、下三层，分别与石盒子系、山西系、太原系和本溪系对比[9]。
27)王曰伦(1903～1981)等是最早对承德大庙铁矿进行调查的学者。
1929年，王曰伦、孙健初在北平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曾到承德一带调查，首次对大庙、黑山斜长岩和铁矿进行了研究[6][18]。
28)谭锡畴、王恒升等是最早对张(张家口)宣(宣化)及外围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的中国学者。
1928～1929年，谭锡畴、王恒升、王曰伦和孙健初到张家口地区调查。谭锡畴在《直隶宣化、涿鹿、怀来三县地质矿产》一文中，阐述了以涿鹿为中心的区域地质特征。王恒升的《直隶宣化一带古火山之研究》和王曰伦、孙健初的《宣化一带地质构造研究》，涉及的范围与谭文基本相同，可以说是对谭文在岩石学和构造学上的补充[6]。另王恒升在1928年还在《地质汇报》发表了《北京西山妙峰山髫髻山一带之火成岩》[3]。
29)李四光(1889～1971)、赵亚曾等是最早对太行山东麓石炭二叠系进行正确划分的中国学者。
自从1922年瑞典人那琳根据化石鉴定，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包括太原系、山西系、石盒子系在内的上古生界剖面，但时代问题并未解决。李四光(1923、1927)经过对华北
30)裴文中(1904～1982)是首次发现中国猿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学者。
1927年裴文中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第二年被派往周口店参加古生物化石的发掘工作，从1929年起主持周口店猿人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同年12月2日在周口店第1地点首次发现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惊中外，为人类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证据，1931年又确认旧石器和用火痕迹的存在，从而为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考古学上的重要证据[16、17]。
31)李善邦(1902～1980)在北京西郊最早自建第一个标准地震台，开创了我国地震研究工作。
李善邦是中国近代地震学的开创者，1928年参加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工作，筹建北平西郊鹫峰山地震台，于1929年建成，并任鹫峰地震研究室主任，1930年9月20日记录到第一个地震，从此地震台即转入正式运转。由于地震台仪器已属世界一流，加之管理完善，地点合适，记录数据准确，很受世界地震学界的重视和推崇[19]。
32)1930年侯德封(1900～1980)对太行山东麓邯邢一带煤田地质构造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太行山东麓煤田地质构造研究》一文，刊于《地质汇报》第15号[3]。
参考文献
[1]吴凤鸣.关于中国古生物地层研究的早期史料.吴凤鸣文集(第一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11～19
[2]王仰之.丁文江年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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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洸.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学.见：地质学史论丛·5·.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256～261
[6]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第7卷·地质矿产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3～8
[7]翁文灏.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的地壳运动及岩浆活动.见：潘云唐编.翁文灏选集.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27，207～226
[8]黄汲清.我国地质科学工作从萌芽阶段到初步开展阶段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见：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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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秦鼐.中国百万分之一和三百万分之一地质图的编辑和出版.见：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59～60
[11]田奇
[12]河北省地质矿产局.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区域地质志.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3～4
[13]中国地层典编委会.中国地层典.奥陶系，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67～68，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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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四光.中国北部纺锤虫化石.见：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4号，第—册.1927，英文123页，中文10页，图24版
[16]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中国远古人类，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93～95
[17]黄汲清.北京猿人学术上的意义(1930).见：翁文灏选集.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268～271
[18]孙静，王德忠，等.河北承德市大庙式含钒钛磁铁矿床成矿规律及找矿方法研究.见：2010年河北省地矿局科技大会论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2～13
[19]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134～136
[20]舒文博.豫北红山侵入体的地质调查结果.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4，3(2)：117～126
[21]李学清.直隶西部平山县的刚玉.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6，5(1)：77～82
[22]孙云铸.开平盆地的上寒武统.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3，2(1～2)：93～100
㈡ 你听说过 杨钟健吗
没听说过，不认识此人。
㈢ 中国科学家的名字
中国科学院院士完全名单 (包括已故院士)
1 数学物理学部 (191)
艾国祥 白以龙 蔡诗东 陈 彪 陈和生 陈佳洱 陈建功 陈建生
陈景润 陈木法 陈难先 陈式刚 陈希孺 程开甲 程民德 崔尔杰
戴传曾 戴元本 邓稼先 丁大钊 丁伟岳 丁夏畦 段学复 范海福
方 成 方守贤 冯 端 冯 康 甘子钊 葛墨林 葛庭燧 龚昌德
谷超豪 关肇直 管惟炎 郭柏灵 郭尚平 郭永怀 郭仲衡 郝柏林
何泽慧 何祚庥 贺贤土 洪朝生 洪家兴 胡 宁 胡和生 胡济民
胡仁宇 胡世华 华罗庚 黄 昆 黄润乾 黄胜年 黄祖洽 霍裕平
江泽涵 姜伯驹 解思深 金建中 经福谦 柯 召 邝宇平 李 林
李邦河 李大潜 李德平 李方华 李国平 李家春 李家明 李惕碚
李荫远 李正武 廖山涛 林 群 林同骥 刘应明 卢鹤绂 陆 埮
陆启铿 陆学善 吕 敏 马大猷 马志明 闵乃本 欧阳钟灿 潘承洞
彭桓武 彭实戈 蒲富恪 钱临照 钱三强 钱伟长 钱学森 曲钦岳
饶毓泰 沈 元 沈文庆 沈学础 施汝为 石钟慈 苏步青 苏定强
苏肇冰 孙义燧 谈镐生 汤定元 唐孝威 陶瑞宝 田 刚 童秉纲
万哲先 汪承灏 汪德昭 王 迅 王 元 王承书 王鼎盛 王淦昌
王乃彦 王诗宬 王世绩 王绶琯 王湘浩 王业宁 王竹溪 王梓坤
魏宝文 魏荣爵 文 兰 吴杭生 吴式枢 吴文俊 吴有训 席泽宗
夏道行 冼鼎昌 肖 健 谢家麟 谢希德 熊大闰 徐叙瑢 徐至展
许宝騄 严济慈 严加安 严志达 杨 乐 杨澄中 杨福家 杨国桢
杨立铭 杨应昌 叶朝辉 叶企孙 叶叔华 应崇福 于 渌 于 敏
余瑞璜 詹文龙 张 杰 张殿琳 张恭庆 张涵信 张焕乔 张家铝
张仁和 张淑仪 张文裕 张钰哲 张裕恒 张宗燧 张宗烨 章 综
赵光达 赵忠贤 赵忠尧 郑厚植 周 恒 周光召 周培源 周同庆
周又元 周毓麟 朱邦芬 朱光亚 朱洪元 庄逢甘 邹广田
2 化学部 （175）
白春礼 蔡镏生 蔡启瑞 曹 镛 曹本熹 查全性 陈 懿 陈冠荣
陈洪渊 陈家镛 陈鉴远 陈俊武 陈凯先 陈庆云 陈荣悌 陈茹玉
陈新滋 陈耀祖 程津培 程镕时 戴安邦 戴立信 邓从豪 邓景发
方肇伦 费维扬 冯守华 冯新德 傅 鹰 高 鸿 高济宇 高世扬
高小霞 高怡生 高振衡 顾翼东 郭景坤 郭慕孙 郭燮贤 何炳林
何国钟 何鸣元 洪茂椿 侯建国 侯祥麟 侯虞钧 胡 英 胡宏纹
黄 宪 黄 量 黄葆同 黄本立 黄春辉 黄鸣龙 黄乃正 黄维垣
黄耀曾 黄志镗 黄子卿 嵇汝运 计亮年 纪育沣 江 龙 江 明
江元生 姜圣阶 蒋丽金 蒋明谦 蒋锡夔 黎乐民 李 灿 李方训
李洪钟 李静海 梁敬魁 梁树权 梁晓天 林国强 林励吾 林尚安
刘若庄 刘有成 刘元方 柳大纲 楼南泉 卢嘉锡 卢佩章 陆婉珍
陆熙炎 麻生明 麦松威 闵恩泽 倪嘉缵 彭少逸 钱保功 钱人元
钱逸泰 钱志道 任咏华 沙国河 申泮文 沈家骢 沈天慧 沈之荃
时 钧 苏 锵 苏元复 孙家钟 唐敖庆 唐有祺 田昭武 田中群
佟振合 万惠霖 汪 猷 汪德熙 汪尔康 汪家鼎 王 夔 王 序
王葆仁 王方定 王佛松 吴 奇 吴浩青 吴新涛 吴学周 吴养洁
吴云东 吴征铠 武 迟 肖 伦 谢毓元 邢其毅 徐 僖 徐光宪
徐如人 徐晓白 严东生 颜德岳 杨石先 杨玉良 姚建年 姚守拙
殷之文 游效曾 余国琮 俞汝勤 虞宏正 袁 权 袁承业 袁翰青
恽子强 曾昭抡 张 滂 张存浩 张大煜 张礼和 张乾二 张青莲
张玉奎 赵承嘏 赵玉芬 赵宗燠 郑兰荪 支志明 周其凤 周同惠
周维善 朱道本 朱起鹤 朱清时 朱亚杰 庄长恭 卓仁禧
3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232）
鲍文奎 贝时璋 秉 志 蔡 翘 蔡 旭 蔡邦华 曹天钦 曹文宣
常文瑞 陈 桢 陈 竺 陈凤桐 陈华癸 陈焕镛 陈可冀 陈世骧
陈慰峰 陈文贵 陈文新 陈晓亚 陈宜瑜 陈宜张 陈中伟 陈子元
承淡安 戴芳澜 戴松恩 邓叔群 邓子新 丁 颖 方精云 方荣祥
方心芳 冯德培 冯兰洲 冯泽芳 高尚荫 龚岳亭 郭爱克 韩济生
韩启德 郝 水 贺 林 贺福初 洪德元 洪国藩 洪孟民 侯光炯
侯学煜 胡经甫 黄家驷 黄祯祥 蒋有绪 金国章 金善宝 鞠 躬
孔祥复 匡廷云 黎尚豪 李 博 李朝义 李季伦 李继侗 李家洋
李竟雄 李连捷 李庆逵 李振声 梁 希 梁伯强 梁栋材 梁植权
梁智仁 林 镕 林其谁 林巧稚 刘承钊 刘崇乐 刘建康 刘瑞玉
刘思职 刘新垣 刘以训 刘允怡 娄成后 卢永根 陆宝麟 陆士新
罗宗洛 马世骏 马文昭 毛江森 钮经义 潘 菽 庞雄飞 裴 钢
蒲蛰龙 戚正武 钱崇澍 强伯勤 钦俊德 秦仁昌 邱式邦 裘法祖
裘维蕃 饶子和 沈 岩 沈其震 沈善炯 沈允钢 沈韫芬 沈自尹
盛彤笙 施教耐 施立明 施履吉 施蕴渝 石元春 宋大祥 苏国辉
孙大业 孙汉董 孙曼霁 孙儒泳 谈家桢 汤飞凡 汤佩松 唐崇惕
唐守正 唐仲璋 田 波 童第周 童坦君 涂 治 汪堃仁 汪忠镐
王大成 王德宝 王恩多 王伏雄 王家楫 王善源 王世真 王文采
王应睐 王正敏 王志均 王志新 王志珍 魏 曦 魏江春 魏于全
吴 旻 吴常信 吴建屏 吴阶平 吴孟超 吴英恺 吴征镒 吴中伦
吴祖泽 伍献文 肖龙友 谢联辉 谢少文 熊 毅 徐冠仁 徐国钧
许根俊 许智宏 薛社普 阎隆飞 阎逊初 阳含熙 杨 简 杨福愉
杨弘远 杨惟义 杨雄里 姚 錱 姚开泰 叶桔泉 叶玉如 殷宏章
尹文英 印象初 于天仁 俞大绂 俞德浚 曾 毅 曾呈奎 曾益新
翟中和 张春霆 张广学 张景钺 张启发 张树政 张锡钧 张香桐
张孝骞 张新时 张亚平 张永莲 张友尚 张肇骞 张致一 赵尔宓
赵国屏 赵洪璋 赵善欢 郑光美 郑国锠 郑儒永 郑守仪 郑万钧
郑作新 钟惠澜 周 俊 周廷冲 周泽昭 朱 洗 朱既明 朱壬葆
朱兆良 朱祖祥 朱作言 诸福棠 庄巧生 庄孝僡 邹 冈 邹承鲁
4 地学部 （192）
安芷生 常印佛 巢纪平 陈 旭 陈 顒 陈国达 陈俊勇 陈梦熊
陈庆宣 陈述彭 陈永龄 陈运泰 程纯枢 程国栋 程裕淇 池际尚
丑纪范 戴金星 邓起东 丁国瑜 丁仲礼 董申保 方 俊 冯景兰
冯士筰 符淙斌 傅承义 傅家谟 高 俊 高由禧 高振西 谷德振
顾功叙 顾知微 关士聪 郭承基 郭令智 郭文魁 郝诒纯 何作霖
侯德封 侯仁之 胡敦欣 黄秉维 黄汲清 黄荣辉 黄绍显 贾承造
贾福海 贾兰坡 金玉玕 金振民 乐森璕 李 钧 李崇银 李春昱
李德仁 李德生 李吉均 李曙光 李四光 李廷栋 李小文 李星学
林学钰 刘宝珺 刘昌明 刘东生 刘光鼎 刘嘉麒 刘振兴 卢衍豪
陆大道 吕达仁 马 瑾 马杏垣 马在田 马宗晋 毛汉礼 孟宪民
穆恩之 欧阳自远 裴文中 秦大河 秦馨菱 秦蕴珊 邱占祥 任纪舜
任美锷 戎嘉余 沈其韩 盛金章 施雅风 石耀霖 斯行健 宋叔和
苏纪兰 孙 枢 孙大中 孙殿卿 孙鸿烈 孙云铸 谭其骧 陶诗言
滕吉文 田奇 田在艺 童庆禧 涂长望 涂传诒 涂光炽 汪集旸
汪品先 王 仁 王 水 王 颖 王 钰 王德滋 王恒升 王鸿祯
王铁冠 王曰伦 王之卓 王竹泉 魏奉思 文圣常 翁文波 吴传钧
吴国雄 吴汝康 吴新智 伍荣生 武 衡 席承藩 夏坚白 肖序常
谢家荣 谢学锦 谢义炳 徐 仁 徐冠华 徐克勤 徐世浙 许 杰
许厚泽 许志琴 薛禹群 杨 起 杨文采 杨钟健 杨遵仪 姚振兴
业治铮 叶大年 叶笃正 叶嘉安 叶连俊 殷鸿福 尹赞勋 於崇文
俞建章 袁道先 袁见齐 岳希新 曾庆存 曾融生 翟裕生 张本仁
张炳熹 张伯声 张国伟 张弥曼 张彭熹 张文佑 张宗祜 章 申
赵柏林 赵金科 赵九章 赵鹏大 赵其国 郑 度 钟大赉 周立三
周明镇 周廷儒 周秀骥 周志炎 朱 夏 朱日祥 朱显谟 竺可桢
5 信息技术科学部 （82）
包为民 保 铮 陈桂林 陈国良 陈翰馥 陈俊亮 陈星弼 陈星旦
褚君浩 戴汝为 董韫美 冯纯伯 干福熹 高庆狮 郭 雷 郭光灿
何积丰 侯 洵 侯朝焕 黄 琳 黄宏嘉 黄民强 黄纬禄 简水生
匡定波 雷啸霖 李 未 李启虎 李衍达 李志坚 梁思礼 林惠民
林为干 林尊琪 刘盛纲 刘颂豪 刘永坦 陆汝钤 陆元九 罗沛霖
母国光 彭堃墀 秦国刚 阙端麟 沈绪榜 宋 健 孙钟秀 唐稚松
王 圩 王 选 王 越 王大珩 王家骐 王启明 王守觉 王守武
王阳元 王育竹 王占国 王之江 吴德馨 吴宏鑫 吴培亨 吴全德
夏建白 夏培肃 薛永祺 杨芙清 杨嘉墀 姚建铨 叶培大 张 钹
张 煦 张景中 张嗣瀛 张效祥 郑耀宗 郑有炓 周炳琨 周巢尘
周兴铭 朱中梁
6 技术科学部 （204）
毕德显 蔡昌年 蔡方荫 蔡金涛 蔡其巩 蔡睿贤 曹楚南 曹春晓
曹建猷 常 迵 陈 达 陈创天 陈芳允 陈能宽 陈新民 陈学俊
陈宗基 陈祖煜 程耿东 程庆国 程孝刚 褚应璜 慈云桂 戴念慈
党鸿辛 邓锡铭 丁舜年 都有为 窦国仁 范守善 高景德 高为炳
高玉臣 高镇同 葛昌纯 龚祖同 顾秉林 顾诵芬 顾逸东 郭可信
过增元 韩祯祥 侯德榜 胡海昌 胡文瑞 胡聿贤 黄克智 黄文熙
姜中宏 蒋民华 金展鹏 靳树梁 柯 俊 雷天觉 李 强 李 天
李 薰 李国豪 李济生 李敏华 李述汤 李文采 李依依 梁守盘
梁思成 林 皋 林秉南 林兰英 刘宝镛 刘敦桢 刘高联 刘广均
刘恢先 刘仙洲 柳百新 卢 柯 卢 强 卢肇钧 路甬祥 吕保维
马祖光 毛鹤年 茅以升 孟少农 孟昭英 苗永瑞 闵桂荣 欧阳予
潘际銮 潘家铮 彭一刚 齐 康 钱 宁 钱令希 钱钟韩 邱大洪
任新民 邵象华 沈 鸿 沈志云 沈珠江 师昌绪 石青云 石志仁
史绍熙 宋家树 宋玉泉 宋振骐 孙 钧 孙德和 孙家栋 唐九华
唐叔贤 陶宝祺 陶亨咸 陶文铨 童宪章 屠守锷 汪 耕 汪胡桢
汪菊潜 汪闻韶 王补宣 王崇愚 王大中 王淀佐 王景唐 王立鼎
王希季 王之玺 魏寿昆 温诗铸 闻邦椿 吴承康 吴良镛 吴硕贤
吴学蔺 吴仲华 吴自良 伍小平 肖纪美 谢光选 邢球痕 熊有伦
徐采栋 徐建中 徐士高 徐性初 徐芝纶 徐祖耀 许学彦 薛其坤
严 恺 严陆光 颜鸣皋 杨 卫 杨 槱 杨叔子 杨廷宝 姚 熹
叶恒强 叶培建 叶渚沛 余梦伦 俞鸿儒 张 维 张 泽 张楚汉
张德庆 张恩虬 张光斗 张沛霖 张兴钤 张佑启 张钟俊 张作梅
章名涛 章梓雄 赵淳生 赵飞克 赵仁恺 郑时龄 郑哲敏 支秉彝
钟万勰 钟香崇 周 远 周 仁 周本濂 周干峙 周国治 周惠久
周锡元 周孝信 周尧和 周志宏 朱 静 朱森元 朱位秋 朱物华
庄逢辰 庄育智 邹世昌 邹元爔
7 外籍院士 （28）
巴 顿 伯奇费尔 陈省身 崔 琦 德 泰 丁肇中 冯元桢 傅睿思
高 锟 葛守仁 何毓琦 黄煦涛 霍克弗尔特 霍西金斯 简悦威 杰 尔
井口洋夫 科 顿 克里斯琴森 库 什 莱 恩 雷 文 黎念之 李约瑟
李政道 利翁斯 林家翘 林同炎 罗伯特.康 马库斯 毛河光 米歇尔
莫里茨 潘诺夫斯基 丘成桐 萨支唐 沈元壤 司马贺 田长霖 威 利
威塞尔 吴健雄 吴耀祖 肖荫堂 辛克维奇 杨振宁 姚期智 张立纲
张永山 朱棣文 朱经武 卓以和
㈣ 1929年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骨盖化石的人是我国科学家A杨钟健B贾兰坡C裴文中D李捷
裴文中（1904～1982）
中国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04年1月19日生于河北丰南。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后，从事旧石器考古、第四纪地质学及哺乳动物化石研究。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技佐、技正，并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教授。1949年起历任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博物馆学会主席，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等职。曾被授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联合国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名誉理事等。1929年起他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1931年起，确认石器、用火灰烬等的存在，为周口店是古人类遗址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主持的山顶洞人遗址发掘，获得大量的化石及其文化遗物。1950－1953年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首批学部委员。1957年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称号。1963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同年，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名誉常务理事。1982年当选为国际第四纪联合会名誉委员。同年9月18日在北京病逝。他在1949年后还积极开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综合研究，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裴文中是中国古人类学的重要创始人。他于1929年12月2日在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成为中国古人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为此，中国科学社于1930年授予他金质奖章。他学术研究涉及面很广，包括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及地层学等等，其主要著作有：“周口店洞穴层含人化石堆积中发现的石英器和其他岩石的石器”（1931）、《周口店第1地点之肉食类》（1934）、《周口店山顶洞文化》（1939）、《周口店山顶洞动物群》（1940）、《广西柳城巨猿洞及其他山洞之食肉目、长鼻目和啮齿目化石》（1987）等等。他在我国建立了若干第四纪不同时期的生物地层标准剖面。
裴文中科学生涯数十年间，足迹几乎遍及全国，领导并参与了许多大型的古人类调查与发掘。如1955－1957年广西山洞的调查，发现了巨猿的确切产地和层位，为华南建立了第一个早更新世洞穴堆积标准剖面。50年代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地点群的发掘和研究，改变了对红色土层时代的部分看法。为华北建立起了晚更新世早期的标准剖面。坚实的野外工作，精心的室内研究，使他对第四系与第三系界线问题、第四纪哺乳动物区系、体形变化规律、我国旧石器文化特征和多样性，以及原始社会理论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取得卓越成就。
裴文中也是杰出的科普作家，他的科普著作《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4）《中国石器时代》等等，对于进行爱国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效果十分显著，影响极为深远。
㈤ 杨钟健的人物生平
1897年月1日生于华县龙潭堡。其父杨鹤年（松轩），是陕西知名的教育家、同盟会会员。因而杨钟健从小便受到有益的启蒙教育。他于1916年毕业于陕西省立第三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北京大学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基地，在这个环境中，很快便发挥出他的潜在能力与爱国热忱。
1920年9月，他与地质系学生共7人，议决建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地质研究团体。登报公启中说明该会的目的有三：一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质上的真理”；二是“引起社会上对于地质的注意”；三是“中国地质，自来少人调查，即有言及，无非就外人调查的大概而言，这是何等可耻的事！力量虽少，却要尽力所到一洗此耻”。简章规定会务四项：敦请学者讲演；实地调查；发行刊物；编译图书。该会在成立大会上，杨钟健报告筹备经过，并当选为第一届委员长，得到校方与李四光、葛利普、丁文江、何杰等的支持。
1923年春，杨钟健代表北京大学学生会至上海出席“中国学生联合会”，编辑会刊；7月，在《中国地质学会志》发表《南口一带的地形特征》，这是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10月，赴德国留学，在李四光的帮助下进入慕尼黑大学地质系，随F．布劳里（Brol－li）和M．舒罗塞（Schlosser）学习古脊椎动物学。
1924—1927年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5年，确定其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啮齿类化石研究，布劳里教授便介绍地质系的舒罗塞指导他，舒罗塞是哺乳动物化石专家，曾从事中国的哺乳类化石研究。杨钟健的论文“中国北方啮齿类化石”（德文）在《中国古生物志》（1927年）上发表，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从此古脊椎动物学及古人类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就和杨钟健的研究与考察及教育工作一起发展起来了。
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西欧各国考察、进修，次年回国，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主持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工作。
1928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技师，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
1928年2月，杨钟健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任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技师。他奉派主持北京周口店的系统发掘工作。
1929年，“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他即负责该室工作，此后50年中，虽然这个研究室的体制和名称屡经改易（实际上它是现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他一直担任这个单位的领导职务。他野外考察与参观访问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各省，以及亚洲、欧洲、北美的许多国家。他一生发表的学术性文章达500多篇，包括20多种专著，是近代中国自然科学界著述最多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终生为中国的古脊椎、古人类学的研究呕心沥血，贡献了他的一切。
从1929年起，杨钟健把工作重点转向考察北方“土状堆积”方面，他与法国地质学家P．T．德日进（deChardin）在山西、陕西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记录了第三纪后期与第四纪的地层，划分出“红色土”地层，为中国黄土的进一步研究开辟了道路。同时他们采集化石进行研究，从此他与德日进结下了深厚友谊。次年又参加了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的中亚考察团，去内蒙古调查新生代盆地。
1931年，杨钟健参加了另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中法科学考察，经内蒙古、宁夏而至新疆，然后经苏联返回北平。此后两年，他去山、陕、豫等省调查，发表了多篇论文。
1934年，他的野外工作以长江流域为主，诸如雨花台砾石、龙潭下蜀壤土和庐山地貌等均经考察。这年秋天，他和卞美年去山东新泰、蒙阴等地，调查有关地层及恐龙化石，返途中，经济南，齐鲁大学地质系教授J．施可特（Scott）示以含于硅藻页岩中的鱼及植物化石；经了解，系产自临朐县内，当时他便决定调查这个化石产地。
1935年春，他与德日进、裴文中作两广之行，对南方的洞穴堆积展开调查，发表了《广西和广东的新生代地层》一文，为中国南方新生代地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5月，他一人去山东临胊，偕技工3人采集了大量的植物、鱼、哺乳类及蛙类化石，他把这套地层定名为“山旺统”。这年冬天，他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
1936年春，他与由南非转道来华的美国古生物学家C．L．甘颇（Camp）去山西、四川调查地质，并会同四川大学的周晓和在四川荣县采集恐龙化石。
1937年，他再次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并获得“葛氏纪念金质奖章”。6月，他偕美国古植物学家R．W．钱耐（Chaney）又去山东临朐采集化石，往返两周时间。就在他回到北平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他与中国人民一样，多年顺利开展的工作受到严重挫折，历史使他进入了新的境遇。
1937年8月上旬，日军进入北平。杨钟健此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护地质调查所的设备财产。经思考，认为当时只有利用协和医学院和新生代研究室的关系来达到这一目的。
1940年秋，他随所转至四川北碚。此后几年，他除在北碚做研究工作，兼任重庆大学教授外，并去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考察。1943年，他被聘为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次年被派出国考察，经印度到美国，在美国东、西海岸各博物馆、大学参观访问，后又赴加拿大及一些西欧国家，走访了许多古生物研究中心，特别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他观察了大量标本，并与D．M．S．沃森（Watson）、Y．T．格里戈雷（Gregory）、A．S．罗默尔（Romer）、G．G．辛普森（Simpson）、E．H．科伯特（Colbert）等名家共同探讨有关问题，完成了多篇重要著作，从而成为当代最活跃的古生物学家之一。
1944年，出国考察时，将此标本随身带去，在纽约作进一步修理和研究，最后确定卞氏兽是很接近哺乳动物的爬行动物。这一来，此前已归入哺乳动物的南非和英国的种类，也均被移至爬行动物中去了，从而后移了哺乳动物最初出现时间，卞氏兽也被各国编入了有关教科书。
1944—1946年，去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等国访问及讲学。
1946年4月，他回到了抗战胜利后的祖国，但当时的社会状况实难令人乐观。他面对现实，一方面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做些野外调查；一方面仍积极筹划恢复新生代研究室，却因各种因素未能实现，于是只得又返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此一时期，正如他自己写道的：“抗战胜利后的最初几年，为我的生活最感烦闷的时期”，此时，他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1948年10月去西安赴任，次年1月即回南京，并在那里迎接了解放。
1947—1948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6月，杨钟健应邀至北平出席“科学技术界代表大会筹备会”，12月，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他到任不久，即与裴文中、贾兰坡、刘宪亭等人筹建“古脊椎动物研究室”。
1951年秋，他与刘东生、王存义去山东莱阳和山东大学地质系合作发掘恐龙化石及调查白垩纪地层，是为青岛棘鼻龙。
1953年，辞去编译局长职务，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次年5月，去安徽泗洪等地野外调查。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院士），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他与斯行健、赵金科、周明镇组成中国古生物学访苏代表团去苏联各地访问两月。在此期间，达成了中苏古生物科学考察协议，并为以后古脊椎动物研究作了战略性的部署。次年，其研究室改为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任所长；此后数年，他经常去山东、山西、内蒙古、甘肃等省调查。
1959年，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完成论文多篇，诸如新疆白垩纪的飞龙，以及华南水生爬行动物化石等工作，就是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境况下完成的。粉碎“四人帮”后，他精神倍增，过了80寿辰后去山西许家窑考察古人类遗址；1978年4月，去广东三水县调查产鱼化石地层；9月到庐山参加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学术讨论会，并到野外考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地质旅行。返京后又于10月去上海与美国古生物学家辛普森会晤，回京后抱病撰写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二届学术年会发言稿。1979年元旦因胃出血住入医院，1月15日逝世。
1979年1月15日，杨钟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
㈥ 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学
于 洸
( 北京大学)
2009 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将迎来它的 100 周年诞辰，在庆祝建系 100 周年之际，人们很自然地十分缅怀为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王烈教授。
王烈 ( 1887 ～1957) ，字霖之，浙江萧山人，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1909 年京师大学堂 ( 北京大学前身) 创设地质学门，王烈是第一届学生。1913 年 2 月毕业前不久，王烈赴德国留学。1914 年毕业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9 年 8 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此后，他从未离开过北大，从未离开过地质教育岗位，从事地质教育 40 多年，是在国内学习地质学并终身从事地质事业的第一人。1924 ～ 1927 年及 1928 ～ 1931 年，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1929 ～ 1933 年间，先后任北大学院第二院 ( 理学院) 代理主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王烈先生毕生从事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为我国地质科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王烈，字霖之，1887 年 11 月 10 日 ( 清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临浦镇。10 岁时到省城杭州读书，聪慧勤奋。1906 年被选送到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学习，1909 年夏毕业。1909 年8 月3 日 ( 清宣统元年六月十八日) ，学部奏请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给奖折，其中，预备科 80 分以上为最优等，共 8 人，王烈名列第三，毕业平均分数八十八分三厘四毫。京师大学堂于 1909 年开办分科大学，格致科大学首批设立的有地质学门。它是我国高等学校中设立的第一个地质学系，是我国高等学校中培养地质人才的肇始。当时规定，格致科大学以预备科德文班学生升入，当年入地质学门的有王烈等 5 人，他们是地质学门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我国大学中学习地质学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在地质学门任教的主要是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博士 ( Dr. F. Solgar) 。1912 年 5 月 3 日，国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该班学生于 1913 年 5 月毕业。毕业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费留学，1913 年 2 月，王烈赴德国勿兰堡大学继续攻读地质学。当时，德国正忙于准备与英、法、俄 “协约国”的战争，国内形势紧张混乱，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王烈于毕业后就匆匆回国了。
回国后，王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博物部任教。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于 1913 年 6 月成立，前两年附设于北京大学，是我国自办的一所三年制地质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第一届学生、留学德国的王烈也在地质研究所讲授构造地质学和德语，并兼任地质调查所工作。1916 年 7 月，地质研究所 22 人结业，其中获毕业文凭的18 人，13 人入地质调查所工作。自此，我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才真正开始起步，并为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烈为这批地质人才的培养也作出了贡献。
二
地质研究所结束后，1917 年秋季，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恢复招生，1919 年秋改称地质学系。1919 年 8 月，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直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在北大任教，先后担任矿物学、矿物学实习、高等矿物实验、地质学、岩石学及实习、高等岩石学及实习、地形测量及实习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往往同时上三四门课，每周多达15 学时以上，并专门安排出时间给学生答疑，还要指导学生野外实习。王烈所授的课程涉及许多不同学科，知识面广，他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1928 年还兼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 ( 原北洋大学) 采矿冶金门地质学教授。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我国中文地质文献很少，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著的几大部《中国》( Das China) 是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但当时能阅读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辞辛苦，用笔译或口译向学生传授。1920 年 10 月，美籍德裔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应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讲授古生物学、地史学等课程，他用英语和德语讲课，初期由王烈口译。葛利普教授为我国培养出一批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人们都认为，王烈曾起过不少的协助作用。
1924 年 10 月至 1927 年 4 月及 1928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王烈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地质学系的师资队伍有很大加强，何杰、温宗禹、孙瑞林、王绍瀛、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骅、孙云铸等教授都先后在系里任教，特别是葛利普、李四光两位教授 1920 年到系任教，对教学工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课程设置不断改进，课程分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普通科目与高等科目。从 1923 年秋季学期开始，三、四年级分矿物岩石学门、经济地质学门、古生物学门三个学门，供学生选习。教师们倾心教学; 教学内容丰富，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培养青年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心。重视野外实习。科学研究工作有很大进展。王烈对此作出重要贡献。
王烈对青年人的成长是很关心的。1920 年 9 月，地质学系二年级学生杨钟健等发起成立地质研究会，其宗旨是 “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进求真理的兴趣，而从事于研究地质学”。10 月 10 日举行成立大会时，王烈因事未能参加。但他与其他教授都积极支持该会的活动。1920 年 11 月 28 日，研究会举行讲演会，王烈发表了 “中国之支那海侵时代及昆仑海侵时代”的讲演，他从地质历史、海陆变迁讲起，并运用图、表，着重介绍了中国地区寒武纪、奥陶纪的 “支那海侵”和志留纪、泥盆纪的 “昆仑海侵”的分布特征，并讲述了古地理、海陆变迁的研究方法，对学生很有启发。这次讲演的记录稿刊登在《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第一期 ( 1921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上。地质研究会《简章》规定会务有四项，即: 敦请学者讲演，实地调查，发刊杂志，编译图书。1920 年12 月 12 日，研究会召开茶话会，敦请老师参加，征求学会如何开展活动的意见。翁文灏、葛利普、何杰、王烈等教授与会，并发表了意见。王烈对研究的方针提出建议，他说: “( 一) 注意理论，不急于速求应用; ( 二) 科学上新说可以把旧说代替，故不必存绝对的观念; ( 三) 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把当时尚凌乱的中国地质调查报告加以整理”，“至于实地调查，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时去做。现在就能办到的先办。”地质研究会要按上述四项内容开展活动是有不少困难的，其中之一就是经费。王烈在茶话会上说: “可以先向地质系的教员呈请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说的那样，向国外人募集。”会后，系主任何杰教授发起地质学系教员捐助，至 1921 年初即募得 125 元，支援了研究会的活动。
王烈从多方面支持地质研究会的活动，并对他们做出的成绩加以鼓励。《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第三期 1928 年 7 月出版，王烈写了 “卷头语”，从矿业、工业、农业、水利、灾害、商业、军事等方面论述了 “近代地质学之关于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但 “吾国人每以此为理论科学而漠然视之”， “吾校地质系同人组织之地质研究会，历有年所，年出会刊，将平日调查研究之所得贡献于世，借以唤起国人之注意，本届循往例而刊行，其意仍犹是也。”1929 年 11 月 26 日，地质研究会全体会员大会议决改名为 “北京大学地质学会”。《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第五期于 1931 年 4 月出版，王烈又写了“卷头语”，指出 “比年以来，吾国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而尤疚心于科学论著之罕觏。今吾校地质学会会刊又将付梓矣，斯刊梓行后，其贡献于学术界者或至微渺，而足供今中国人及肄习斯学者观摩之资，则彰彰明甚。循是焉，而益求深诣，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三
王烈在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还从事地质调查和科研工作。王烈回国时，我国地质工作还处于筹备草创时期，他所著 《河北省怀来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是我国早期的地质报告之一。1920 年 10 月 16 日晚，甘肃东部海原、固原 ( 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发生里氏 8. 5 级大地震，灾害严重，死亡 20 多万人，房屋、牲畜、农田等损失不计其数。1921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教授王烈、测量助教杨铎会同内务、农商两部派员，前往陕甘地震灾区调查。这是民国以来组织的第一次地震调查。王烈与翁文灏、谢家荣等 6 人于 1921 年 4 月 15 日出发，乘京绥车至绥远，由绥远取道宁夏至皋兰，继经固原、平凉、天水至兰州，震灾之重要地点都进行了调查。此行目的，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除调查震灾状况，勘察山崩、地裂等现象外，更注意地质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与地壳之关系。此次地震甘肃海原、固原等地灾情最为严重，其次为陕西西部与甘肃交界处，此外，山西、河南、直隶 ( 今河北) 、山东、湖北、安徽等省皆觉有震，但未成灾。这次调查历时近 4 个月，嗣后，谢家荣留该地继续调查。这次调查后，翁文灏、谢家荣均发表了有关论文，谢先生在文中还写道 “余师翁咏霓 ( 翁文灏) 、王君霖之 ( 王烈) 皆为赴甘之委员，同行时，对于调查材料，互相讨论，获教之处甚多。”此次调查后，王烈又向南至甘肃省南部之武都、陕西省南部之汉中等地调查。他在汉中的药铺中购得石燕贝化石，回京后请葛利普教授研究，经追索查明，该化石原产于广西 ( 在湖南也有很多同类者) 。后来葛利普发表了 《中国古生物志》专著之一 《中国泥盆纪腕足类化石》，其中定了一个新种，命名为 “王烈石燕”，以示对王烈的敬仰。
四
王烈积极参加地质科学的学术交流活动。王烈是中国地质学会 26 名创立会员之一。1922 年 1 月 27 日，26 位地质学界人士应邀在北京地质调查所新建图书馆的会议室开会，逐条讨论了学会章程草案。会议主席丁文江提议由 5 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推举学会职员候选人，章鸿钊任主席，王烈是筹委会委员之一 ( 另三人是翁文灏、李四光、葛利普) 。2 月 3 日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了章程，选举了职员，宣布中国地质学会正式成立。王烈当选为首届评议员 ( 相当于以后的理事会理事) 。
1922 ～ 1924 年，王烈连任了三届评论员。1925 年 1 月 3 ～ 5 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年会，1 月 4 日在北京大学二院大礼堂举行大会，大会由王烈主持，会长翁文灏发表演说，题为 “理论的地质学与实用的地质学”。葛利普作学术报告，题为 “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以后，王烈又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五届 ( 1926 ～1927 年度) 和第七届 ( 1929 年度) 评议会副会长。
五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王烈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一些管理工作。1924 年即担任学校庶务委员会委员。1928 年 9 月 21 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北平大学区，将北京大学等北平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及天津、河北的国立高等学校合组为北平大学。这一决定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要求恢复北京大学。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让步，确定学校名称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包括第一院 ( 文学院) 、第二院 ( 理学院) 、第三院 ( 社会科学院) 。对外仍译用国立北京大学 (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课九个多月之后，于 1929 年 3 月 11 日重新开学。1929 年 1 月 22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第二院代理主任。3 月 11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3 月 17 日北大学院举行评议会评议员选举，王烈等 7 人当选为评议员。4 月 13 日还被聘任为财务委员会委员长，聘任校舍委员会委员和自然科学季刊委员会委员，研究所自然科学门委员。8 月 3 日，王烈致函北大学院陈大齐院长，请辞总务长及二院主任，陈院长请王烈打消辞意，职务照旧担任至北大学院结束。8 月 8 日，王烈致函陈院长，表示暂不辞职，共任时限。
1929 年 7 月 1 日，北平大学区停止试行。8 月 6 日，国民政府决定，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脱离北平大学，正式恢复国立北京大学名称。8 月 8 日，北大学生会致电教育部，请颁令任蔡元培校长，并函陈大齐暂行继续维持校务。8 月 23 日，北大全体教职员工致电蔡元培先生: 北大幸得恢复，校长一席非先生莫属，务乞北返主持，以慰众望。并推举王烈、刘复两位先生赴沪敦请。王烈、刘复及学生会代表随即赴沪敬劝蔡元培先生返校。蔡先生表示: “深感诸先生维护北大，爱重鄙人之盛情。”9 月 16 日，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在蔡未到任以前，以陈大齐代理。
1929 年 10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 ( 共 13 人) ，校舍委员会委员长，财务、聘任、庶务、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1930 年 9 月，北京大学取消原来的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方针大政。1931 年9 月至1937 年9 月，王烈都是校务会议会员。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秘书长。此外，1931 ～ 1937 年还任图书、仪器委员会委员，1931 ～1933 年任财务委员会委员，1932 ～1933 年任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王烈在上述职务岗位上，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在 《国立北京大学同学录》( 1930) 中，王烈书写了前言，对同学们提出希望。他写道: “在我国这种风雨飘摇的教育状况之下，诸君居然完成了大学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忆这六年中，我校经过了多少困难，才得到今日这样的地位。现在诸君毕业了。我一方面很荣幸地来庆贺你们; 一方面还希望诸君在学业上，本着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继续研究，在服务上，本着我校饱受困苦的经验，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继续为社会为国家奋斗，发扬北大的光荣于全国。诸君前途无量，愿各好自为之。”
王烈曾几次请辞秘书长职务。1931 年 12 月 18 日，王烈致函蒋梦麟校长，写道: “烈素耽教学，不习庶事，前承畀以秘书长重任，屡次请辞，迄未获许，荏苒数月，贻误实多。近以同学赴京示威，承校务会议推举，南下照料，舟车劳顿，旧症复发，实难再膺繁剧，务恳辞去秘书长职务，俾资休养，无任感荷。”12 月 24 日，校务会议议决: 在蒋校长未回校以前，仍请王秘书长照常继续职务。王烈顾全大局，继续履行职务，直至 1933年 12 月 6 日新任秘书长到任。
六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7 月 29 日北平失守，7 月 30 日日军占领天津。北平、天津沦陷后，国民政府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初又迁往云南昆明，4 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王烈一生热心教育工作，无论在军阀混战时期，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都坚持教育岗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平后，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不顾体衰，离别家庭，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先至长沙，后到昆明，继续为培养地质青年而努力。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感动了不少滞留在沦陷区的教育界知识分子，他们以王烈等人的爱国情怀为榜样，相继走向大后方。
王烈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一直讲授矿物学、光性矿物学，也教过岩石学和测量学。他是我国最老一辈的矿物、地质学家之一，在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中也是年纪最长的一位。学生们对他上课时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时不看讲稿，常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许多数字都能背到小数点后第三四位。他作风严谨，往往讲完一个段落，就摸出怀表来看看，下课铃声响起，他的讲课也就告一段落了。当学生们拿着矿物、岩石标本问他时，他便拿起放大镜，或用简单的测试方法测试标本，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学生的问题。他指导学生鉴定岩石薄片时，在偏光镜下转几下，就能准确定出矿物名称。大家公认他是矿物学、岩石学方面实践经验相当丰富的老权威。在西南联大期间，他还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他曾应邀为全系师生作 “中国地质教育史”的报告。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 年夏，北京大学复员北平。王烈不辞远途劳累，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筹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复员工作，他虽年近花甲，但仍精神饱满地为复员工作的大小事务操劳。1946 年 10 月开学后，他仍担任普通地质学和普通矿物学的教学工作。1948 年秋，国民政府实行所谓 “币制改革”，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1950 年以后，先生年老多病，不堪教书之劳，退休在家，但仍然关心教育工作。先生平时忙于教学和行政工作，著述不多，退休后体病力衰，但病情稍愈、精神好转时，即潜心从事矿物学、岩石学书籍的译著工作，为地质科学事业发挥余热，几年中完成数卷。惜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够贯注，出版问世尚需加工，但书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经系统方面，时轻时重。1956 年底病情转剧，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于 1957 年 2 月 2 日与世长辞，终年 70 岁。
先生故后，移灵于东城贤良寺。195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何杰教授 ( 王烈的老友，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会，王烈的同事、学生和亲友参加了公祭大会，正在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学会理事和会员也参加了公祭大会。王烈先生的遗体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王烈教授在地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了 40 几个春秋，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工作了 30 多年，为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地质科学人才。他为我国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他执著的工作精神，永远值得北大和地质学界的晚辈们学习和弘扬。
参 考 文 献
［1］ 高振西 . 王烈 ( 霖之) 先生小传 . 地质论评，1957，17 ( 2) : 204 ～206
［2］ 潘云唐 . 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王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 理学编地学卷 2.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 ～ 5
［3］ 于洸，王烈 . 中国地质 1992 ( 7) “地学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主办 .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2，33
［4］ 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 1912 ～193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纪事 ( 1898 ～199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二版
㈦ 应该记起的人有哪些
谈到“北京猿人”发现的经过，我们不得不把历史的时针拨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不得不把目光聚集到中国地质科学历史的童年，也不得不回忆与“北京猿人”发掘有关的几位科学家。这一切都与“北京人”这一辉煌的科学成就相关。
1.丁文江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早年（1902～1911）留学日本、英国。在留学期间他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和现代科学观念。
6.步达生（Davidson Black）
步达生（1884～1934），加拿大学者，190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系，后攻读解剖学。他的研究是专门进行人脑比较解剖学。1919年他应邀来到中国，任北京协和医院教授，1921年任解剖学系主任。他对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的研究工作十分关注，对周口店发现的原始人类牙齿化石更是感兴趣，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并把论文的重点内容发表在世界学术界影响非常大的两个刊物，一个是英国的《自然》杂志，另一个是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世界的注意。
1926年，步达生和丁文江、翁文灏进行了长时期的筹划、协商，决定由北京协和医院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合作，成立新生代研究室，步达生任研究室名誉主任。当然，新生代研究室成立时已是1929年春天了。但是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从未间断。
步达生是一位非常敬业的科学家，他在参与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的研究与鉴定工作中废寝忘食，1934年病故于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系的工作室里，时年50岁。
步达生生前，中国地质学会为了表彰他在周口店北京猿人研究中所作的贡献，1931年授予他葛利普金质奖章；中国科学社也授予他金质奖章；英国皇家学会接纳他为皇家学会会员。
㈧ 南迁北守
中国地质博物馆
中国地质博物馆
1935～1949
1.南北分立
1927年，政府在南京建都，北京改称北平，北平逐渐失去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再加上日寇侵略，华北危急。1935年地质调查所在南京珠江路942号（现为700号）建成新楼，陆续南迁，地质矿产陈列馆部分标本随迁，从此，地质矿产陈列馆陷入了十余年颠沛流离的动荡搬迁时期。
1935年，地质调查所迁往南京，留下部分人员、标本和设备在北平丰盛胡同和兵马司胡同所址，归属新组建的地质调查所，称北平分所，北平分所地质矿产陈列馆除新生代化石陈列室尚维持现状外，其他颇不充实，经迭次整理，于1936年夏由贾兰坡、李悦言首先恢复古生物及中生代化石、非金属矿产、金属矿产及普通岩石四陈列室，并增辟西山地质陈列室及周口店猿人洞陈列室，又将该陈列馆北楼（原为新生代研究室之一部）完全改为陈列室，由李悦言等新置变质岩、火成岩、水成岩、中国地层、地质构造、矿物及土壤等七陈列室。布置就绪，于中国地质学会第十三次年会开放。
中国地质博物馆
贾兰坡（1908～2001），字郁生，河北玉田人。于1931年参加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发掘工作。1935年，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1936年11月下旬接连发现3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对这个世界闻名的早期人类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建成的地质调查所图书馆，位于南京珠江路
几十年后，1996年3月18日上午贾兰坡先生回忆说：“当年曾将周口店的化石装架，布置成一个‘小动物园’，使北京猿人时期的动物群展现在观众眼前。”这些骨架，1959～1963年其中部分曾在地质部地质博物馆展出，因年久失修，已残缺不全。后来中国地质博物馆曾在地层古生物陈列室内展出周口店哺乳动物化石，北京猿人及山顶洞人头骨模型、石器、骨针、兽牙饰物等均是当年展品，并保存完好。这一时期北平分所新生代研究室的负责人为杨钟健，开始原安排李悦言协同贾兰坡一同调整陈列室，不久，杨先生又另行安排李从事第三纪脊椎动物化石及其地层的研究工作。
地质矿产陈列馆原为丰盛胡同3号，后来为了应对动荡时局，易于管理，1937年将前、后门对调，即正门由丰盛胡同3号改在兵马司甲58号（现为6号），距北平分所正门兵马司9号（现为15号）近在咫尺。此时陈列馆已有15个陈列室，规定每天下午两点至五点为参观时间。
1935年，地质陈列馆成为中国博物馆协会团体会员，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当选为该协会执行委员。
1935年，地质调查所由北平迁往南京，在南京珠江路942号（现为700号）建造新楼，设地质矿产陈列馆。
新楼共三层，陈列室占第二、第三层，馆周围有绿色草坪、小桥流水、苍松翠柏。馆陈列面积约1500平方米。因南京陈列馆是新楼，设备、规模和陈列内容比北京有很大的提高。陈列馆主任由盛莘夫担任。
中国地质博物馆
南京的陈列馆经过盛莘夫、边兆祥等人的整理与布置，于1937年初正式对外开放。共有地质构造、矿物、岩石、矿产、燃料、土壤、地史、植物化石、无脊椎动物化石、脊椎动物化石、北京猿人和史前文化、本所出版物等12个陈列室。陈列的展品大部分是已经研究鉴定并著文发表的标本。各陈列室的橱架，式样不同。同一室中也根据标本大小设计不同的橱架，力求丰富多样。
2.饱尝外侵之苦
南京地质陈列馆布置不久，1937年抗战爆发，11月日军占领上海，逼近南京，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同南京其他机关一样，仓促撤退，限期三五天内搬完。刚从国外回来不久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代所长黄汲清，动员全体员工于11月16日～18日将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研究室等部门重要物件昼夜赶工装箱，统一编号。陈列馆标本既笨又重，无法顾及全部，只能精选比较标准的标本带走。陈列馆的标本由高振西负责护运目的地是长沙。留下的标本“凶多吉少”是在意料之中。地质调查所总共装运313箱，陈列馆精选的标本编在其中，在南京下关上船，由长江轮船运至武汉，再转船过洞庭湖，11月下旬运到长沙，一路辗转碰撞，有些箱子被损坏。到长沙后，地质调查所营造简易房屋，急需用的箱子被打开，破损的箱子也重新修补。1938年7月，武汉告急，地质调查所只得从长沙搬到重庆，陈列标本随同其他物品“颠沛流离”，一起挤入四川地质调查所内。未几，地质调查所在重庆北碚盖好房子，陈列品才搬到北碚所内安置。
中国地质博物馆
盛莘夫（1898～1991），浙江奉化人。早年就读于浙江慈溪旅日华侨吴锦堂办的锦堂中等农桑学校预科，该校课本多为日文原版，教员多为留日学生，所以盛的日语说得很好。后到杭州农事讲习所求学，毕业后在浙江实业厅地质调查处给留美归来的地质学家朱庭祜当助手，改习地质，进步很大。1929年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任地质矿产组主任，积累了陈列展览的经验。后又到北京大学地质系进修，师从孙云铸。1935年1月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邀他去北平任调查员。同年9月，该所迁往南京，盛莘夫任新建陈列馆主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前，盛莘夫奉命留守在南京珠江路地质调查所。负责看管、疏散来不及或无法运走的动产与不动产。侵入南京的日军，到处抢掠烧杀。日军闯进地质调查所内，盛莘夫挺身而出，由于盛日语流利，与日军应对，声明该地是学术机关，无军事人员，避免了更大的房屋财产损失。盛莘夫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逃出了南京，回到重庆地质调查所。
实业部地质调查所1935年迁往南京后，北平地质调查分所由谢家荣任所长。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谢家荣去职南下，由杨钟健接任所长，不久北平沦陷，杨亦于当年11月南下到大后方长沙、昆明。北平分所内有—新生代研究室，系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与该所合办，所以一度免遭日军骚扰。珍珠港事件后，日美宣战，在北平的美国侨民被集中管制，其产业全部被接收，新生代研究室亦未幸免。稍晚，伪华北综合研究所在地质调查所内设华北地质研究所。请曾留日学地质的章鸿钊先生出任所长。但遭到章鸿钊的拒绝。
在这期间，陈列馆舍曾被日伪军抢占，陈列标本几次搬迁到动物园等处，最后又返回原地，几经周折，损失严重。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最早期模型
重庆北碚地质调查所办公楼
重庆北碚地质调查所办公楼
抗战时，内地科学学术机关有不少迁到重庆北碚，使北碚成为国内重要的学术中心。各学术机关”鉴于科学教育之亟待普及，学术研究尤待发扬。“共同发起筹建自然科学博物馆。1943年12月，由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气象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业试验所、农业实验所、西部科学院等机关代表组成筹备委员会，翁文灏、卢作孚为正、副主任委员，于1944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开馆。馆址以北碚原中国西部科学院惠宇大楼为陈列大楼，分工矿、农林、地质、地理、生物及医药卫生六馆，其中地质馆由中央地质调查所设计，标本由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国西部科学院及四川省地质调查所供给，计分矿物岩石、地层古生物、脊椎动物化石及土壤四室：
（1）矿物岩石陈列室
此室分为三部分：
① 矿物岩石标本；
② 矿物岩石及矿产资源图表：
③ 研究及探勘矿石之方法与仪器说明。
在本室，我国主要矿产如煤、铁、铜、铅、锌以及特种矿产用于外销者，如钨、锡、锑、汞等均有标本陈列。岩石分侵入岩、喷出岩、水成岩及变质岩四大类，各以代表标本陈列，表明我国岩石种类。
（2）地层古生物陈列室：
此室分为二部分，地层部分列于陈列室四周，古生物部分则位于陈列室中央。地层部分以地质年代自老到新的地层标本按顺序排列，每时代各附最新编制的我国古地理图及仿绘各地质时代生物再造臆想图，使参观者易于了解我国各主要地层的系统以及当时生物生活情形。古生物部分所列标本多为研究古生物及地层的重要化石，大部分是无脊椎动物按生物系统分别排列，其中有保存极佳的三叶虫、菊石、海百合、海林檎.海星等不可多得的珍品。各标本均附放大图像及说明，便于观者了解。
（3）脊椎动物化石陈列室
本陈列室计有三种模型：
① 许氏禄丰龙
② 中国猿人北京种
③ 重庆白垩纪鳖化石。
许氏禄丰龙及中国猿人北京种，为我国当时学术界震惊世界的两大发现，鳖为四川红色地层中极为珍稀的化石。
菊石
（4）土壤标本陈列室：
本室陈列品包括标本及图表两项，所陈列的中国土壤标本，遍及全国境内，计分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华北平原、华南丘陵山地、西北黄土高原及山地与白山黑水等七区陈列。此外，对于土壤分类及土壤与植物的关系等用标本及图表说明配合陈列，使参观者一目了然。
3.战后重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派高振西到南京后又到北平与王竹泉（1891～1975）、裴文中（1904～1982）等一起接收伪华北地质研究所，接收完后，高返回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任命高平为北平分所所长，仍由贾兰坡主持地质陈列馆的恢复工作终未能对外开放。
1946年夏，中央地质调查所由重庆迁回南京珠江路，由侯德封任地质调查所陈列馆主任，主持陈列馆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几百箱标本从重庆运回南京，到1946年底才运完，其中有一船标本不慎丢失。运回后分别整理，岩石、矿物、矿床标本由程裕淇负责；古脊椎动物化石由杨钟健、王存义负责；蔡震中负责绘图。日军占领期间，将大楼内的标本胡乱堆放在角落，日军从其他单位搜罗的书籍等也堆放在楼内。各单位认领后才腾出空间。刘东生等人首先将堆放的标本一件一件搬出来，用毛刷仔细刷掉标本上厚厚的尘土，经多日劳作，把刷干净的标本重新登记，排列在新的标本柜中。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逐渐恢复了禄丰龙、普通地质、古生物、地层、矿物、岩石、土壤等陈列室。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列面积只恢复抗战前的80%，于1948年10月正式开馆。
中国地质博物馆
侯德封（1900～1980），字洛村，河北高阳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28年任地质调查所技士。1937～1945年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1942年任该所所长。1946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兼陈列馆主任。
㈨ 温馨的回忆 永恒的缅怀——纪念黄汲清院士诞辰周年及逝世周年
潘云唐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院士离开我们已整整15年了，但他的伟业丰功，永垂科学史册，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汲清先生出身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小地主家庭。少幼聪颖好学，成绩名列前茅。而且，他思想先进，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在成都四川省立联合中学、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和北京大学地质系读书时，都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进步活动。他在学习上极其刻苦努力。在天津和北京的7年大学生活中，他从未回过一次家，一方面由于他家远在四川，当时交通条件差，另一方面，他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学习中去。
黄汲清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成绩特别优异，1927年，他上三年级时即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表了《北京西山寒武奥陶纪层》一文，被授予“优秀论文奖金”(140块大洋)。1928年，他毕业前夕，与同班同学随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去热河省北票等地调查地质，他野外记录簿文图俱佳，显露基本功的绝活，深得翁的青睐。同年夏，他毕业后即考入农矿部地质调查所(当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北平后，该所归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管辖)。翁文灏竟安排他这样一位还没转正的“练习生”在他的大办公室里与他的秘书并排办公。这简直是破天荒的礼遇。说明翁真是相中黄汲清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伯乐”他实在是当得太好了。黄汲清入地质调查所一两年间调查了东北煤田地质，特别是随丁文江从事了西南地质大调查，又在两年内撰写出版了6部关于古生物学、地层学、区域地质学的专著。他初出茅庐，锋芒毕露、业绩辉煌，深为丁文江、翁文灏所青睐和器重，并物色为接班人。1931年5月，翁文颢去南京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8届年会，特意带上黄汲清去经风雨、见世面。1932年翁又授意并推荐他去瑞士留学。1933年，丁文江去美国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后到欧洲游历，特别在日内瓦约见黄汲清，告诉他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二叠纪古生物地层学权威查尔斯·舒克特在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讲述世界二叠系地层对比时，采用了黄的中国二叠系划分方案，使他也感到很光彩。临别时，丁更是语重心长地对黄说：“你还年轻，前程无量，我们对你的希望无穷，我的这架布朗屯罗盘，用了几十年，已经旧了，送给你作纪念吧!”令黄十分感动。
黄汲清1935年在瑞士浓霞台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又游学欧美列国，于1936年1月满载收获和荣誉回到祖国，才知丁文江先生于月初病逝于长沙，不禁失声痛哭。他向当时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汇报情况后，翁满心欢喜，当年即任命他为该所地质主任，一两年内就晋升为副所长、代所长、所长。翁1937年3月22日致胡适的信上说：“适之我兄……地质所事交黄汲清君代理，此即在君(即丁文江)与弟共同选定为继任所长者”道出了个中底细。当时翁文灏身边能人如云，不但有黄汲清在北大地质系的三四十岁的老学长，更有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40多岁的“元老”，而翁却按照与丁久已内定的方案，逐步交班给刚留学回国，才三十二三岁年龄的黄汲清，这一惊人之举自然使整个地质界同仁衷心仰慕黄的天才，当然也许免不了有少数人忌妒。然而丁文江、翁文灏任人唯贤、不搞论资排辈、大胆提拔青年精锐的举措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无比英明的。
黄汲清没有辜负恩师的信任、器重和全体同仁的期望，他尊老爱幼，上下一心，把地质调查所办得欣欣向荣，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杰出的第二代领导人。后来，他辞去所长职务，潜心野外调查和科学研究，在基础地质、应用地质若干领域都有辉煌的建树。在古生物学、地层学、地史学方面，他建立了中国二叠系生物地层学划分对比的基础，有“黄二叠”的美誉。在区域地质学与构造地质学方面，他开拓了中国地质图类的编绘事业，20世纪40年代他主持编了14幅《1/100万国际分幅的中国地质图》及整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60年代初他又领导编绘了国际分幅的1/100万全国整套地质图件(地质图、大地构造图、成矿规律图)，他又是我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创立和发展了“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成为我国大地构造学五大学派之一的代表。在应用地质学如矿床地质学方面，他发展并运用了“陆相生油学说”及“多旋回成矿学说”指导了石油天然气及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此外，他在第四纪地质学、地貌学、冰川学以及地质科学史等方面都有若干贡献。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西南地质局局长，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兼大地构造研究室主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
1948年，黄汲清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是地质学界6位院士中最年轻的(44岁)。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并长期担任中科院地学部副主任。他早年即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他当选为该学会第32届理事长，再一次担当起全面领导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重任。他曾率团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2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又出席了在莫斯科、华盛顿、东京举行的第27～29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他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优秀奖。在国际上，他曾获美洲地质学会名誉会员、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荣誉博士、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等光荣称号。
我从中学时代就听说过黄汲清先生的大名，他当时作为西南地质局局长、也兼任重庆地质学校校长。我所在重庆市一中初中的高班同学有考到重庆地校的，回母校谈起他们的黄汲清校长是著名的大地质学家。我也听我第二位母亲(也是我的大姨)刘尊一(西南师范学院教授)所生的弟弟则信说，黄汲清先生和母亲是北京大学同学，还倡议过北大同学会的活动，而他与汲清先生的长子浩生还是儒英小学的同班同学和好友，他们一起玩时，浩生突发急性阑尾炎，还是则信背他回家，然后送医院治疗的。他还说姐姐则智在儒英小学与浩生的姐姐洁生也是同班同学、好友。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就经常听说黄汲清先生了，最初的印象主要有两点：有人说他骄傲自大、趾高气扬，很不好接近；又有人说他差点被打成右派，后被保护过了关，但也受过批判和冲击，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他虽是大科学家，也根本吃不开。而我本人在“红专辩论”中又被批判为“白专典型”，很受压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想到去找黄汲清先生。
1963年，大学毕业前夕，我报考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杨钟健院士(学部委员)的研究生，虽然考出了优异的成绩，但杨老却从北大组织上和群众中听到关于我“白专典型”的很多微词，因而公开放出话来：“潘云唐尽管成绩考得最好，可惜我就是不要”。这对我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留北京工作的希望不免要落空了。我想作最后一搏，从其他地方寻找慰藉和补偿。我就在当年夏天一个下午。不揣冒昧，到百万庄卯区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宿舍去登门拜访黄汲清先生，自我介绍之后的由头是代表则智姐姐、则信弟弟问候洁生姐姐和浩生弟弟，并告知联系方式。汲清先生和夫人陈传骏女士明白我的身份和关系后，对我十分热情亲切。并且留我一起吃晚饭，慢慢叙谈几十年两家的友谊，真是一见如故。
汲清先生深情地对我回忆与父母亲的友谊：“我和你妈妈20年代在北京大学同学，虽然不在一个系，但常常一起参加进步集会，又一起上街去示威游行，你妈妈不畏强暴，敢与军警搏斗，堪称女中豪杰……你爸爸抗日战争时期是我的老上司，他是经济部常务次长，我是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他虽然位高权重，但很平易近人，体恤下属。我按规定每两个星期一次去部机关汇报工作(述职)。你的爸爸见了我总是热情招呼，亲切握手，坐下来仔细听我陈述，然后认真研究工作，有时也轻松愉快地‘摆龙门阵’，拉家常。我偶尔遇到所里有急事，去到部机关，翁文灏部长不在时，找到你爸爸，他对地质业务不熟悉，完全尊重我们的意见，我们提出一些要求时，他也不跟我们斤斤计较，看我们说得头头是道，八九不离十，就大笔一挥，为我们签字，然后盖章，办各种手续，使我们能及时领到钱和东西，解决我们所里的问题……”陈传骏夫人说她也认识我的两位妈妈，并多次去过我们家。后来，他们又问了我个人的若干情况，特别是政治表现、业务功课，外文工具的掌握等，十分亲切周到，从那时起，我就称呼他们为“黄伯伯”、“黄伯母”。
这次突然造访的意外成功，对在极“左”形势下怀才不遇、穷愁潦倒、落魄失意的我真是极大的抚慰。我懊悔自己不了解地质科学事业发展历史的掌故，以至选错了专业，投错了人，在杨钟健先生那里遭到冷遇和厄运，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在汲清老伯伯这里却是“柳暗花明”，使我受宠若惊，实在有“相见恨晚”之感。我回到学校后，立即给汲清老伯伯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信上搬用了德国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一文中的话：“我以一个毫无阅历的、并且满怀知识饥渴的年轻人，能够有缘认识马克思并得到他的教诲这种好运，更是使我感到万分庆幸的，只不过把‘马克思’和‘他’改成‘先生’。”不几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对我勉励有加，特别是提到最近与我的老师乐森
在“四清”和“文革”初期，我都是“黑五类”挨整对象，与汲清老伯伯一家就中断了联系，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在“文革”初期受到严重冲击，很为他担心。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形势有了好转，我们开始恢复业务工作。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夫妇都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也很为他们高兴。
1974年，我为编撰《西南区古生物图册·四川分册》而出差北京地质科学研究院，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他们家从原来的一个套间被压缩到一个单间，十分拥挤。但他们仍十分坦然，随遇而安，汲清老伯伯刚恢复工作又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1975年，我出差南京，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听了汲清老伯伯给青年科技人员的报告，又特别到汲清老伯伯所住的宾馆去拜望，传骏老伯母也在。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华大地。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我投考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尹赞勋先生的研究生，并取得了初试第一名的好成绩，到北京来复试，复试结束后又在北京出差，为公家办一些事，并且与则智姐姐一同在友谊医院侍候患膀胱癌手术成功后康复过程中的母亲。听姐姐说，母亲刚住进友谊医院时，汲清老伯伯夫妇都到医院探视。汲清老伯伯还特别托他的老朋友、该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钟惠澜教授多多关照，再加上母亲的老友邓妈妈(邓颖超)又请曾任总理医疗组长的吴阶平教授(后为两院院士，曾任人大副委员长)参加会诊，所以母亲的手术和康复治疗才很顺利。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和则智姐姐、则仁哥哥去三里河南沙沟6幢1门2号汲清老伯伯新居拜望，见他们从局促的一间小屋迁到了一个豪华的大套间，还带后花园，深深为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而由衷高兴。
后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先生，在召开全院招生工作会议时说研究生院要成立师资班，把成绩合格者培养成为研究生院未来的教师，于是中科院地质所招办就高姿态将我划拨给研究生院师资班。1978年10月来京报到后，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从那时起直至他逝世，成了他们家的常客，过从甚密。
1979年初，汲清老伯伯对我说，他大半生发表了很多著作，“文革”中抄家都散失了，希望我有空到图书馆查文献时，逐渐把他的著作目录编出来。我欣然接受这个任务，我结合研究生课题运作，在图书馆、资料馆查文献时，也把汲清老伯伯的著作卡片作了三四百张，一篇著作一张，包括公开发表的和内部印刷的，我另抄了一套，连同一个卡片盒一起送到他家，他很高兴，审阅之后又提供新的线索，我再去查找，如此反复多次，终于编成了他的著作目录，以后在很多刊物、专著上发表。
当年有一天，汲清老伯伯打电话约我去他家，并告诉我，当时很多单位部门在争着出科学家的传记，让我抽时间听他口述，进行笔录然后整理，我们就在星期日花一整天做了这件事，我整理完了他的传稿后交他审阅修改，后来，最先发表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授徐志春主编而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家辞典·第一分册》上。我从给他编传记中深深体会到他的优秀品质，高风亮节，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不久我送给他们一首旧体诗，全文如下：
七律：感事呈汲清公老世伯
伟矣高哉夫子黄，学坛薄海颂声扬。
煊煊大业如徐士，赫赫丰功比四光。
追念先君前共事，感怀家母旧同窗。
余侪晚进承霖雨，铭谢栽培恩义长。
落款是“卑职、不肖世侄、愚私淑弟子云唐拜奉”。
汲清老伯伯接过去反复吟诵，并说：“你的古典文学功底真是深厚，精通旧体诗词格律，写得很好。不过，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
当时我在家书中向母亲汇报了为汲清老伯伯做了一些事的情况，母亲很高兴，在回信中勉励我继续努力，多为黄伯伯服务，也在黄伯伯领导下多作出些成绩来。1979年，母亲在重庆因膀胱癌复发第二次手术失败而逝世，我得知噩耗后，请假回重庆奔丧，临行去到汲清老伯伯家中，他们二老及其他亲人也对母亲的逝世感到悲伤和惋惜，二老表示立即发唁电并嘱我转达对家乡亲人们的慰问，望我们节哀顺变。我从重庆回来后，又去汲清老伯伯家，向他们二老表达兄弟姐妹亲人们的感激和问候。我又对他们二老说：“我从小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喜欢的儿子，黄伯伯、黄伯母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好的朋友，我一定按他们生前的嘱咐，忠心耿耿、踏踏实实为黄伯伯效劳”。
1980年初，汲清老伯伯说他原来在中央大学地质系兼课时的高足许靖华教授是美籍华裔学者，当时在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任教，为该校100周年校庆，打算授予世界著名科学家名誉博士学位，许先生特推荐了他的老恩师汲清老伯伯，因此，要他把有关材料寄过去。汲清老伯伯和我约好时间，去他家整理他的材料。到了约好的那天傍晚，朔风怒吼，大雪飞扬。我骑着自行车，到他家，在门外脱掉大衣，抖掉满身雪花，然后才进到屋内。汲清老伯伯夫妇和其他亲人很惊讶很感动地说：“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来了?”我恳切地回答：“有约在先，诚信为重。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1982年10月7～9日，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第一届全国地质学通史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汲清老伯伯和另外几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春昱、高振西、张文佑及美籍华裔著名地质学家吴景桢等出席了开幕式。汲清老伯伯作为学会 理事长在会上致了贺词，开始就说：“近几年，地质学史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参加的同志越来越多。据我初步了解，夏湘蓉、吴凤鸣、孙荣圭、王根元、李鄂荣、王仰之、闻广、潘云唐等同志都做了研究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被地质科学大师点名表彰。两年后，我进了该 研究会第二届10人干事会班子，想来与汲清老伯伯及诸位师友的提携也是不无关系的。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个班子里执行领导意图，与同仁们亲密共事，在我的诸多社会兼职中，这无疑是最令我无比执著和全身心投入的。
汲清老伯伯在很多地质学史研究与著述工作中都约我参加，1985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系列中的《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由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何绍勋等具体运作，何先生特请汲清老伯伯和他并列全书主编，汲清老伯伯向编委会推荐我写章鸿钊、丁文江、谭锡畴、田奇
1987年，汲清老伯伯又约我编《翁文灏选集》，他运筹全局，负责选题，我做具体编辑工作，此书赶在翁文灏老伯伯诞辰100周年之前，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署名“黄汲清选、潘云唐编”。他在“序言”中说：“汲清应翁先生亲属和冶金工业出版社的请求，在潘云唐同志和其他同志帮助下，从事翁先生学术遗产整理工作……编成此书”。
1989年9月1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翁文灏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该书作为大会文件之一，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和翁老伯伯亲属的诚挚感谢。翁老伯伯的三女婿——幼娟三姐的夫君徐永盛兄(台湾“中国药学会”秘书长)特代表海外亲属来参加大会，见到我时说：“我在台北已经知道，我岳父的这次纪念活动中，很多世交友人都出了大力，其中有潘宜之先生的公子，原来就是您啊!”紧接着，汲清老伯伯又指导我和他的秘书谢广连编纂了《丁文江选集》，署名为黄汲清、潘云唐、谢广连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我先后为汲清老伯伯写了很多宣传报道文章，他看了以后都高兴，不过，他也常提醒我，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所以我每次写完初稿都请他过目，反复修改，后来我把发表这些文章的报纸、刊物给他送去时，他很满意，特别是1994年我在大型人物半月刊《中华英才》总101期上发表了《黄汲清——数着地球的脉搏走》一文，他看后特用英文批上“Very good！T.K.Huang”。
1995年3月22日，汲清老伯伯不幸病逝。3月31日，我参加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上千人的队列中，向这位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告别。
20世纪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亲任主编，策划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创新辉煌：科学大师的青年时代》一书，我是编委会成员，也写了其中的《杰出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一文，该书于2001年出版，读者从中外大科学家们青年时代的努力奋斗中能够汲取不少开拓创新、铸造辉煌的动力。
2004年是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中国地质学会等单位事前筹划举行纪念活动，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要编撰《黄汲清年谱》一书，2003年我即在汲清老伯伯早年高足——任纪舜院士等领导下，具体运作此事，此书赶在2004年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之前出版。当年6月7日，在京西宾馆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路甬祥副委员长、曾培炎副总理两位国家领导人、数十名院士及数百名专家学者等出席，此书也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署名是“中国地质学会编，执笔人潘云唐”。当年的3月30日，是汲清老伯伯的百岁生日，他的家乡——四川仁寿县的领导特别邀请我去他的母校——仁寿县第一中学作报告，讲述他的生平业绩，受到师生员工热烈欢迎，副县长王利清、县政协主席李德全、副主席伍小鲁出席了大会，大会上我和他们还为“黄汲清奖学金”得奖者颁了奖。
回想我们两家三代人大半个世纪的情谊，不禁感慨万分。我有时想，如果我选对了专业，投对了人，也许我的人生、事业又是另一番情景。具体说，我如果早些利用上这个宝贵的世交关系，分专业时选学构造地质，做汲清老伯伯的研究生，以后做他的秘书、助手，加入他领导的科研团队，那就极有可能是院士了。因为他是翁文颢老伯伯和先君宜之先生的爱将，我如果到了他身边，他一定会把我带出来，尤其是他对我本人学识才华又是那么青睐，那么赞赏，那么器重。可惜我在极“左”形势的压抑之下耽误了宝贵的二三十岁的青春年华。“百年风水轮流转，三十河东四十西”。等我熬到了云开雾散的改革开放太平极乐盛世，重新考回北京，再到汲清老伯伯身边时，已是“不惑”之中年，跟他也只是横向的关系，只能帮他做做编写传记、年谱、著作目录这类打杂的事了。当然，历史是无情的，生活没有“假设”、“也许”，走过的路不能回去重走，只能面对现实，从零开始，向前看，不向后看，人永远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要知足常乐。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算满意了。
再过四年，将是汲清老伯伯110年的诞辰，我想，学术界也许会酝酿新的纪念活动，他的《年谱》可否扩编、再版？可否为他写出一本长传？这些问题都可以考虑考虑，让汲清老伯伯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更多地惠及国家民族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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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 地质系有什么好大学详细一点，非常感谢
地质系好大学很多，比较出名的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北京两个学校）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学院前身是原北京地质学院的矿产地质与勘探系。拥有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2个湖北省重点学科、2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国土资源部“资源定量评价与信息工程实验室”、湖北省“油气勘探开发理论与技术”实验室）和1个中石化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是 “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体建设单位之一。学院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10个博士学科点和12个硕士学科点（涉及5个一级学科领域：地质工程和资源工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海洋科学、地质学、公共管理学）。下设资源科学与工程系、石油与天然气工程系、土地资源管理系、海洋科学与工程系、煤及煤层气工程系、沉积盆地与沉积矿产研究所、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工程研究所、数学地质与遥感地质研究所等教学和科研单位，为学院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其资源勘查类学科群是学校的优势学科群，目前形成了以赵鹏大院士和胡光道教授为首的"矿产资源定量预测及勘查评价"、姚书振教授、胡明安教授、魏俊浩教授为首的"矿产普查与矿床学"、李思田教授、解习农教授、王华教授为核心的"沉积盆地与沉积矿产"、费琪教授、郝芳教授、梅廉夫教授、陈红汉教授为核心的"油气勘探开发新理论、新技术"、吴冲龙教授为首的"地矿信息系统与地质过程模拟"五大科研群体，取得了非常多的具有显示度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很高的影响力。同时以李江风、王占岐教授为核心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以其特色鲜明的学科特点在国内享有较高声誉。近五年来，我院科研在学校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连续增长，年均经费3000万；发表文章1600余篇，其中44篇被SCI检索、92篇被EI检索、54篇被ISTP检索，编撰科技专著共90 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以地质、资源为主要特色，以理为主，理工结合的学科专业体系。学院目前有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含古人类学），地球化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构造地质学，第四纪地质学，矿产普查与勘探，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摄影测量与遥感等18个学科，其中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含古人类学），地球化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矿产普查与勘探，构造地质学5个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第四纪地质学，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2个学科为省部级重点学科。本科招生有3个专业：地质学、地球化学、资源勘查工程（固体矿产）。学院下属7个教研室，包括地层古生物教研室，构造地质教研室，地球化学教研室，矿物岩石教研室，矿床与勘探教研室，遥感与地学信息教研室，第四纪教研室。学院有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3个博士后流动站。学院在16个学科150个研究方向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此外根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11工程”建设总体规划，统筹考虑学科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重点实验室的配套建设，学院在战略上重点发展地球动力学及全球事件勘查评价与地学信息3个学科群。学院现有在校学生3994人。其中博士生728人，硕士生1329人，工程硕士723人，本科生1214人。学院在地球动力学、地球节律与全球地质事件、岩石探针与深部过程、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成矿系统与区域成矿学、非传统矿产资源发现与开发、地质系统的复杂性、地球化学动力学及造山带研究等方面已经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行列。近年来，学院教师承担国家973项目、863项目、科技公关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年均发表三大检索文章50多篇。学院现有北京市基础地学实验教学中心1个，地球化学实验室（包括流体包裹体实验室、原子吸收室、化学处理室和仪器室）、遥感与地学信息技术实验室（地学信息技术实验室和遥感实验室）、第四纪生态环境实验室、资源勘查工程实验室（包括矿石学与矿相学实验室、地质学实验室和资源勘查评价数字化实验室）。
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在国内是最强之一，应该毫无疑问，当然南京大学可以与他一决雌雄。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是我国历史最久的地质学教育机构之一，至今已培养了大批优秀地学人才，其中两院院士有23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4名。在八十余年的历史中，办学传统和特色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爱国奉献，真诚团结，科学民主，求实创新。现每年招收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水文与水资源及地质工程共5个专业。设有理科“
地质学”和工科“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两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涵盖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构造地质学、地球化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水文学及水资源、矿产普查与勘探、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地质工程共8个二级学科博士点，9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每年招收约90名硕士研究生和40名博士研究生。此外，还设有“地质学”博士后流动站。 拥有“地质学”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和“水文学与水资源”专业国家重点学科培育点。“水文学与水资源”专业又属江苏省重点学科。有“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隶属于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是中国高等学校中设立的第一个地质学系。1909年创办时称京师大学堂地质学门。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1913年地质学门暂停招生。1917年恢复招生。1919年改称地质学系。1937年北京大学南迁至长沙﹐1938年在昆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设地质地理气象学系。1946年迁回北平後仍称地质学系。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地质学系与清华大学等校有关系科﹐组建了北京地质学院（见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学设地质地理学系﹐1955年地质学专业恢复招生﹐1978年恢复单独设立地质学系。何杰﹑王烈﹑王绍瀛﹑李四光﹑谢家荣﹑孙云铸等曾任系主任。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灝﹑谭锡畴﹑袁复礼﹑杨钟健﹑侯仁之﹑乐森浔﹑何国琦等诸多地质学家都曾在该系任教。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于2001年10月26日正式成立。新组建的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由原北大地质学系、地球物理学系的固体地球物理学专业、空间物理学专业、北大遥感所以及城市与环境学系的GIS等专业组成。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设有5个本科生专业（地质、地球化学、固体地球物理学、空间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系统）、3个一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点，并设有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理学、测绘学四个博士后流动站；学院共有教授51人（其中中科院院士7名，长江特聘教授5名）、副教授40人；设有国家理科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1个（地质学），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1个（地球物理学），国家重点学科3个（构造地质学、固体地球物理学、地理信息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造山带与地壳演化重点实验室），北京市重点实验室1个（空间信息集成与3S工程应用），北京市重点学科1个（空间物理学）。它是我国地球科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承担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输送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空间科学、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测绘科学与技术等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的重任，是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支重要力量。
地质学好大学还有西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成都地质学院更名，原五大地院之一）、吉林大学（原五大地院之一的长春地质学院并入）、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前身是1936年由时任校长竺可桢先生创办的史地系）、中国石油大学（看名字就知道其地质主要偏向了）、中国矿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长安大学（原五大地院之一的西安地院并入）、中山大学、兰州大学、西南大学、长江大学（也是偏石油地质的）等等
还有海洋地质专业，最强的当属同济大学，有汪品先领衔的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实力堪称一绝；海洋地质还有中国海洋大学也可以
受篇幅限制，先介绍这么多吧，欢迎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