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世元北京大学地质学
A. 北京地质大学是几本
中国地质大学是一本。
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位于北京市内海淀区学院路，校容园贴吧名为“中国地质大学”吧，该校的前身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合并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是建国初期著名的“八大学院”之一。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是教育部直属、国土资源部共建的以地质、资源、环境、地学工程技术、资源产业经济为特色，理、工、文、管、经、法等多科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首批“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111计划”建设高校。是中国地球科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摇篮和地学研究的基地。是北京高科大学联盟成员高校、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60所合作院校之一。学校是最早建有研究生院的33所高校之一，作为全球最大的地质学院，在世界地球科学领域享有盛誉。
B.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构造地质学考试参考书考试目录及分数线
北大的地球与空间科学的教学和研究有着辉煌的历史。 地球物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地球物理学是一门介于物理学、地质学、天文学和大气科学之间的新兴的交叉学科。它包括固体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两个二级学科。 固体地球物理学应用力学、电磁学、热学以及核物理学等物理学方法研究地球内部的结构、以及与固体地球相关的各种物理场(如电磁场、重力场等)的演化与运动规律，并认识与其相关的各种自然现象的物理过程及变化规律。它包括：地震学、地磁学、重力学、地热学、大地测量学、地球内部物理学、地球动力学、大地构造物理学、勘探地球物理学、与环境地球物理学等研究领域。近四十年来地球物理学取得了长足进展，其研究成果不仅改变了人类对地球内部物理过程及其演化规律的认识，也为人类开发自然资源、抵御自然灾害作出了巨大贡献。空间物理学是近几十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应用基础学科，它包括中高层大气物理学、电离层物理学、磁层物理学、行星际物理学、空间探测和空间环境学等学科分支。日地空间是人类航天活动的主要区域，太阳活动和空间环境的对大气和气候变化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研究空间物理的基本规律不仅对人类认识宇宙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而且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今天，地球物理学巳成为地球科学中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其研究成果将直接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学教学与科研基地(包括固体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两个专业)成立于1958年，目前除培养本科生外，还设有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本基地师资力量雄厚，研究方向广泛。现有中科院院士1人，教授8人。多年以来承担了国家基金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航天部门、电讯部门、地震部门及石油勘探部门的多项科研任务，如：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973”项目：大陆强震机理与预测)，基金委重大项目(日地系统能量传输过程研究)，科委重大科学工程(东亚空间环境监测系统、东亚大陆地球动力学)，“921”项目(电离层环境监测)，中巴合作资源卫星项目(星内粒子辐射探测器研制)及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近50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很多工作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此外，我们拥有良好的实验、观测与计算设备，并与美国，德国，日本，瑞典等国家的相关教学单位和科研机构及科学家有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为博士后的研究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 固体地球物理学：地震学、地球内部物理学、地球动力学、地球重力学、地球电磁学、应用地球物理学；
空间物理学：太阳外层大气物理学、行星际物理学、磁层物理学、电离层物理学、高中层大气物理学、空间探测、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学。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学教授名单：
王 仁教授（院士、博导） 地球动力学
臧绍先教授（博导） 地球动力学地球内部物理学
陈晓非教授（博导） 地震学与地球内部物理学
蔡永恩教授（博导） 地球动力学、工程地球物理学
孙荀英教授 地球动力学
肖 佐教授（博导） 电离层物理学、高中层大气物理学、空间探测
濮祖荫教授（博导） 磁层物理学与空间环境学
涂传诒教授（博导） 行星际物理学与太阳外层大气物理学
宋礼庭教授 行星际物理学与磁层物理学
地质学博士后流动站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成立于1909年，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地质教育、研究单位。经过以翁文灏、李四光等为代表的数代地质大师及一大批学术造诣精湛、富于创造精神的北大地质人的艰苦创业，现今的北大地质学系已经成为我国一流地质科技和教育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迄今，已培养出50名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在系级单位中冠全国之首。1993年本系地质学专业被国家教委确立为首批国家理科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本系汇集了众多的著名地质学家，师资力量雄厚。现有院士2人，教授27人(其中22人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32人，还有一大批高级实验及管理人员。系内设有各类实验室12个，拥有价值1500多万元的先进的仪器设备；具有八十多年历史的专业图书馆、收藏丰富的地质陈列馆和世界一流的地质档案馆；91年投入使用的新地学大楼等，为本系提供了优良的教学、科研环境。本系与国外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质院校和研究建立有长期的学术联系，为广泛开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途径。
本系现有四个硕士和博士生专业：构造地质学专业、古生物学及地层学专业、岩石学、矿物学及矿床学专业和地球化学专业，设有多种研究方向，可接受不同领域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1)构造地质学专业
研究方向主要有前寒武纪地质学，区域大地构造，大陆地球动力学，岩石圈地质学，大、中、小和显微构造地质学，石油地质学，环境地质学，灾害地质学和信息地质学，盆地分析，造山带地质学等。
代表性研究领域及专家有：
钱祥磷教授（博导） 前寒武纪地质学，石油地质学，区域大地构造。
何国琦教授（博导） 区域大地构造，陆内造山带地质学。
郑亚东教授（博导） 构造地质学，推覆构造，变质核杂岩。
刘瑞询教授（博导） 中小尺度构造地质学，显微构造地质学。
李茂松教授（博导） 区域大地构造，造山带地质学，大陆边缘地质。
潘 懋教授（博导） 信息地质学，环境地质学，灾害地质学、石油地质学。
史 哥教授（博导） 勘探地球物理，岩石物理学。
徐 备教授 盆地分析，造山带地质学。
蔡永恩教授（博导） 地球动力学与数值模拟。
孙荀英教授 地幔流动与板块构造运动，岩浆洋固化数值模拟。
(2)古生物及地层学专业
研究方向主要有门类古生物学，微体古生物学，古生态及理论生物学，古环境及古地理分析，层序和事件地层学等。
代表性研究领域及专家有：
白顺良教授（博导） 泥盆纪生物地层学，化学-地层学。
王新平教授（博导） 微体古生物学，石炭一三叠纪生物地层学。
郝守刚教授（博导） 植物化石比较形态学，陆生植物的起源和演化。
齐文同教授（博导） 门类古生物学(珊瑚)，中生代地层学，浅海环境分析。
董熙平教授（博导） 微体古生物学和现代古生物学
白志强教授 事件地层学，层序地层学。
(3)岩石学、矿物学、矿床学专业
研究方向包括岩石学、矿物学和矿床学等，领域涉及岩类学、岩石成因学，岩石地球化学，构造环境分析，变质作用，变质地质学等；矿床学，经济地质学，区域成矿规律，岩浆-热液矿床，成矿作用，交代作用等；结晶学与矿物学，成因矿物学，间层矿物学，电镜矿物学，结构矿物学等。
代表性研究领域及专家有：
董申保教授（院士、博导） 结晶岩石学，区域变质作用，变质地质学。
王仁民教授（博导） 变质岩石学，前寒武纪地质，变质地质学。
崔文元教授（博导） 成因矿物学，区域变质作用，变质地质学。
阎国翰教授（博导） 岩浆岩石学，岩石地球化学。
许保良教授（博导） 岩石地球化学及信息处理。
杨承运教授 沉积岩石学，成岩作用，沉积相分析，油气资源。
郑 辙教授（博导） 结晶学与矿物学，结构矿物学，电镜矿物学。
艾永富教授（博导） 矿床学，经济地质学，热液矿床，交代作用。
王时麟教授 矿床学，经济地质学，区域成矿规律，变质矿床。
(4)地球化学专业
研究方向主要有：地球化学，成矿作用地球化学，实验地球化学，同位素地球化学，环境地球化学，地球物质的化学演化等。
代表性研究领域及专家有：
曾贻善教授（博导） 地球化学，成矿作用地球化学，实验地球化学。
穆治国教授（博导） 地质年代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全球变化。
（5）石油天然气研究中心
研究方向主要有：含油气盆地构造，储层地质，油气地球物理，油气田勘探与开发等。
代表性研究领域及专家有：
师永民（研究员，博导）：油气田开发，火山岩油藏。
何川（研究员）：地震资料，石油机械。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学院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创建于1983年，是我国最早从事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的科研与教学单位之一，分别于1983年、1989年开始招收地图学与遥感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1997年教育部进行专业调整，地图学与遥感专业转为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2001年、2003年分别开始招收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遥感、GIS、卫星导航方面先后有80余人获博士学位，200余人获硕士学位，出站博士后42人。2006年测绘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获得批准，博士后流动站于2009年正式设立。
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一直处于国内前列，尤其在遥感学科发展方面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在航空遥感系统、无人机载荷验证、定量遥感、微波遥感、遥感信息处理与分析、数字成像系统等方面形成了特色。
卫星导航是大地测量学的主要基础支撑，目前在国内有一席之地，是科技部中欧卫星导航合作培训中心、教育部卫星导航联合研究中心、国防科工局卫星导航应用论证平台依托单位；固体地球物理学专业是我国重点学科，其一级学科在国家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一，其学科应用部分属于大地测量学，近年有相当的研究与大地工程测量相关，与卫星导航部分教师一道，在我国大地测量方面形成局部优势。
地图学与GIS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其所属地理学一级学科在国家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一。其中的GIS学科工程能力已经形成，如重大国防项目、数字城市重大项目等，成为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的主体力量。
上述3个学科（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摄影测量与遥感、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目前挂靠的国家、省部委级机构有：国家遥感中心技术培训部，高校遥感技术与应用联合中心（教育部批准正处级），北京市空间信息集成与3S工程应用重点实验室（北京市批准）、教育部地球观测与导航工程中心（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等。
“十一五”期间，本学科平均经费每年超过1500万元教师人均超过60万元，且80%以上项目是国家或国际合作项目。住房等后勤保障条件具备。 童庆禧 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光谱遥感、定量遥感与应用 晏 磊 教授 高分辨率遥感成像技术、遥感定标与偏振遥感技术、地学特征导航与LBS应用技术 陈秀万 教授 室内外无缝导航、数字减灾与应急管理、GNSS遥感 郭仕德 教授级高工 3S+C（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通信）技术集成与应用工程 曾琪明 教授 微波遥感、定量遥感 李培军 教授 遥感信息处理与应用、高分辨率遥感
C. 中国地质大学为什么有两个
一、中国地质大学有两个，分别是武汉、北京校区，要从中国地质大学的历史说回起：
中国答地质大学源于1952年，前身是院系调整时期由北京大学地学系以及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校的地质、工程等系科合并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于1960年被中央确定为全国重点高校。文革时期外迁。1975年整体迁至武汉，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1987年，国家教委批准武汉地质学院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南迁后，原北京地质学院只设了一个留守处。1978年12月，在原北京地质学院留守处设立“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这就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前身。
1987年11，在武汉和北京校区同时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地质大学挂牌揭幕仪式。
D.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历史沿革
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历史沿革最早可追溯到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文学科中设地理学门。[据王恩涌考证：1904年仅仅是个计划，并未实现。在北大讲地理课的是张相文教授，他1917-1919年在北大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编有《中国地理沿革史》讲义。学科发展历史与清华大学的地理系和燕京大学的历史系有直接的渊源。
清华大学于1928年成立地理系，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担任第一任系主任。地理系于1929年招收学生。由于系的发展，到1933年，在学科上有了扩大，下设地理、地质、气象三个组，分别培养地理、地质、气象方面人才，改名为地学系。
抗日战争开始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于1938年4月在云南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原清华地学系与北大地质系合并为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抗战胜利，三校回迁，原清华地学系与北大地质系各回本校。清华原地学系的气象组遂单独成系。
1950年初，因当时国家急需地质人才，清华地学系中的地质组遂单独成立地质系，地学系只留有地理组。
1952年，为适应国家建设，全国高校进行大调整，原清华的地学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历史系少数教师一起成立的地质地理系。当时，学习苏联培养人才的经验，地理学遂采取按二级学科成立专业，分别制定教学计划以培养专门人才。在地质地理系，1952年设有自然地理专业。1955年又设立了经济地理与地貌两专业，同时引进部分地质学教师，开始招收地质专业学生。这种方式是我国地理学高等人才培养上重要变化。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高校于1966年停止招生。
北大地质地理系于1972年开始恢复招生。当时，考虑到世界发达国家在环境污染、城市化与卫星遥感技术等方面对地理学发展的影响，遂确定地理学的专门人才培养采取理科专业与应用相结合，自然地理与环境保护结合，经济地理与城乡规划相结合，地貌与遥感技术相结合以培养理科应用人才。这使地理学人才培养又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它不仅是文、理结合，而成了文、理、应用、技术大综合的新时代。
1978年，地理学方面的学科与地质学方面的学科分别成立地理系与地质系。地理系下设自然地理、地貌和经济地理三个专业。随着学科发展日益重视应用的趋势，也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一老学科的新变化，于1989年将地理学系改名为城市与环境学系。
由于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北大在2002年将原城市与环境系与环境科学中心合并成立了环境学院。2007年5月，学校决定将环境学院的两部分分开，原城市与环境学系所属部分成立了城市与环境学院。 学院建设总的指导思想是以创世界一流为目标。紧密结合国家需求，以学科建设为核心，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科研条件建设，大力提高城市与环境学院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水平，积极推动学院与国际一流大学的交流与合作。通过3-5年的努力建设，使学院的师资队伍水平、设施水平、教学研究水平和主要学科方向的水平保持国内领先水平，某些方面争取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化的建院模式
学科建设将在教学、科研、管理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实施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国际化战略。采用国际通行的办学模式和评估体系，加强与国际一流大学、科研院所、管理机构和企业的联合办学和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建立国内和国际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推动学科建设的国际化。
突出中国特色、发挥学科综合优势
学院建设注重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在学科建设中将注重已有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扶持和培养某些国家急需的学科和重要的新兴学科。发挥学院学科齐全的优势，学科布局注重文、理、工相关学科的结合。 2001年以来，每年都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得到批准，其中2004年获得批准的重点项目3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1项，2005年获得重大研究计划项目2项。2008年获批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项，其中重点项目1项。2001-2004年每年参与和主持的863、973项目均在2项以上。直接进入本院的横向项目平均每年在15项左右。
2003年，本院共有2个项目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分别是陶澍教授牵头的“重金属形态的时空分异、影响因素及生态效应”以及方精云院士牵头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与植被生产力的研究”，另有蔡运龙教授牵头的“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可持续性的区域评价、区域战略及操作途径”获该年度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5年，方精云院士牵头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和碳循环的研究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许学工教授参与的（排名第四）“渤海西南岸滨海油区环境演变卫星监测及预测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城市与环境学院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两方面的科研经费接近。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部、环保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等部委以及地方政府委托项目，学院每年直接使用的科研经费维持在6000余万元，2012年科研经费近8000万元。每年都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得到批准。
学院在国际、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均呈稳步增加的趋势，全院每年在sci和ssci收录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2011年以来发表论文的平均影响因子大于3.0。方精云院士和朴世龙教授曾在science和nature等顶尖刊物上发表论文共6篇。
E. 地质学科技人物史研究与慎守之界
蔡克勤 陈宝国 员雪梅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老一辈地质学家是中国地质学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或留学师从世界级学术大师，回国后成为地质学学科和学术理论的奠基者和引领者；或在中国大地上成长和推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在教育、地质勘查、学术研究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地质学科技人物史研究，依他们的学术成长经历为主线，真实反映其求学历程、师承关系、工作经历、学术研究、重大成果等，将鲜活地丰富我国地质学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推动和发展学术传统，从而为准确把握未来地质科学事业发展的方向提供参照和借鉴。深入研究他们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成熟的全过程，探讨他们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历程、方法、关键节点、关键因素，及其背后的精神动力，解剖他们成功攀登科学高峰的社会环境、科研和工作条件、文化氛围和物质基础，进而探求我国地质学学科和事业发展规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学术传承和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都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翟裕生主任在《地质学史论丛·5·》(2009)的序中指出：自1980年地质学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地质人物史一直是学史研究的重点，“努力探索人物的学术思想、治学道路的深邃境界，使人物研究更具深入和理性特点”。这是人物史研究的正确方向。这方面已有人物传记和年谱出版，也有论述重大地质成果和机构建设中先驱者的事迹与贡献，缅怀和纪念前辈业绩；更有一批前辈学者的文集出版，系统地收集了他们的学术著作，部分未刊出的手稿、文献资料和照片等，使这些人物的人生历程得以生动地展现，为人物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借人传事 借传述史
我国有人物传记的历史传承，《史记》开创了传记文体，有帝王本纪和各色人等的列传；但一部二十四史，称得上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人物，几无踪迹可寻。科学家传记或科技人才史，在我国还是一门年轻的分支学科。特别是以谨严的学术梳理见长，阐发人物学术和治学道路的著作，尚不多见；但是他们的事功、德行、思想、个性，都将为后辈学人展示深刻的人生智慧，引导我们去思考人生目的、意义和价值，鼓舞后人在学术道路上奋发进取，这是值得深入开掘的园地和学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综观已有的人物史研究，李四光、黄汲清、丁文江、翁文灏、谢家荣等已有较优秀的研究成果，不仅传主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早期各级地质机构创立者和地质事业的领导者，而且他们投身地质学研究的时代，正是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社会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除丁文江外，他们都迎来了新中国，为新中国地质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借人传事，借传述史，是人物史研究的主要途径。
201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马胜云等编著的《李四光和他的时代》一书，以收集到的李四光和其他人物间的书信为史料，是考证李四光生平事迹的准确史实，尤为难得的是其中刊布了诸多名家手迹，弥足珍贵。参以《李四光传》(陈群等，1984，人民出版社)和《李四光年谱续编1889～1971》(马胜云等，2011，地质出版社)等研究资料，为我们的人物史研究树立了典范。
为此，以李四光研究为例略作申述。李四光年仅16岁在日本留学期间成为同盟会创建会员，22岁(1911年10月)参与武昌起义，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任实业司司长)。袁世凯窃夺革命成果后，愤而辞职，24岁赴英国留学，先学采矿，后转入学习地质学。他以《中国之地质》为题的学位论文，获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硕士学位。他在学位论文中写有如下的字句：“今天，我们要求新一代的黄帝子孙们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也许并非为时已晚”。李四光无论是投身革命，还是选择地质学，都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振兴中华紧密相连。
李四光开创中国冰川学研究的贡献，已有诸多文章述及，我们缀拾部分史料，以表述学者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途径的由来。李四光本人在《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1933)一文中披露，他研究冰川的兴趣萌生于家乡传说的巨石——“打牛石”(当地传为此巨石系天上金牛星下界作乱，天公抛下此巨石，赶走金牛星)，年仅12岁的他对此留下深刻印象。这是片麻岩巨砾，遗留在江汉平原的冰川漂砾。在英国学成之后，他曾赴欧洲考察了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地质。1921年他带领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在河北沙河县沙源岭和山西大同口泉一带发现冰川漂砾(带有擦痕的巨砾)、U形谷地和圆滑的孤丘等，从而确认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活动。当他把这些材料携回北京，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年会(1922年)上报告这些发现。在场的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rson 时任农商部顾问)和加拿大籍学者步达生(D.Black)都表示怀疑，甚至断言第四纪时期中国纬度过低(与阿尔卑斯山相比)，形不成冰川。后来，李四光在《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些什么》的演讲中，回忆此事时用了“他轻视地置之一笑”记述了那一刻的场景。1931年夏，李四光率北大地质系学生赴江西庐山实习，并先后三次在庐山研究冰川遗迹，从遗留的冰川堆积物和冰川运动痕迹，到地形、地貌，划分出鄱阳、金井、木楼三个冰期和考证其时代，从而奠基了李四光作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1922年当李四光将《华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遗迹》一文，用英文发表在英国的《地质杂志》(V.59，No1.P14～21)上时，国际地学界对第四纪大冰盖之说尚存争议，他在文章中说：“任何为了搞清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必须在野外进行”。1940年他在华南调查时，再度著有《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川现象述要》一文。这些史实表明，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科学问题面前是勇敢而严谨的。1941年美国学者戴特拉(转引自周耀华《庐山第四纪冰川的三次大论争》，1972，天地纵横，尹培基主编，地质出版社出版)发表的文章中，确认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存在。1942年9月，李四光在《科学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说：“干科学工作的人们，第一要有勇气，要有毅力……仅靠高谈阔论，世界上就没有你立足的地方”。又说：“说而不行，行而不动，用力不准确，都不是科学的精神”(1942，建设研究，8卷第一期)。以上引述的史料，大致勾画出李四光奠定中国冰川学的学术研究过程。
1958年《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为首任主任委员，1959年他已70岁高龄，仍在北京西山模式口、八大处、香山、潭柘寺等处调查冰川遗迹，对三家店东北隆恩寺南的山坡上有冰溜擦痕先后观察三次。如果以李四光开创的中国冰川学出发，还可进一步梳理地质历史时期的冰川堆积，如1923年李四光考察三峡地质，识别出最古老的“南沱冰碛层”(新元古界，距今约650～740Ma)，中国冰川研究者的师承关系，直到现代冰川研究，包括冰心的气候学证据等，转入到冰川学的学科史研究。因此，因传述史，不仅反映时代风云，也是学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还要从《年谱续编》中引述李四光早年的一首题为《咏铁锥》的新体诗，发表于1921年11月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全文如下：“山巍巍，水洄洄，好一个玲珑世界。再过百万年，可祗剩得几堆尘土，几堆余灰。这是迷。破迷还赖我铁锥。工作复工作，莫道吃亏，我们今天定要作出一块纪念碑。还要待谁?!”。地质学中的“迷”，实实在在地存在而且很多，李四光破解中国第四纪冰川之谜，无疑是一块高耸的科学纪念碑。我们认为，人物史研究应该通过史实、学术记录(本人或同时代人的学术评价)和多方面史料，还原人物科学攻关的全貌和全过程，从而撰写前辈的科学作风和学术传承。
二、史蕴风云际遇，文传时代潮流
每个人物都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其性格、情感、际遇、行为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然而作为个体人物，他的学习、工作、生活经历，特别是科学工作和科技贡献，则不可能与时代之间都产生一一对应关系。人物研究的魅力在于发现天才人物与其科学贡献之间的关系。每个时代之中，千变万化的个人性格、人生际遇各不相同。这种个性，特别是工作经历和环境成就了人物的独特性。如果不从研究人物的学历和工作经历，包括家庭和社会环境，性格和情感、个人际遇、工作条件，以及对科学问题引发的兴趣，探索的方法和途径，那就很难写出为什么作这项研究，以及如何做的。因此，人物史研究必须收集相当系统的资料，筛选与研究主旨相关的史料，并对史料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有依据的推理分析，将史实合理地形成论证链，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客观的评价。作为科技人物史的学术评价，应减少研究者本人的主观评价，更多地引证同时代同行科学家的评价、学术观点和成果的引用情况。
如前辈地质学家中的翁文灏，无疑是地质科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前后主持中国地质事业达30多年，1926年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之前有4年为代所长)，1932年创办清华大学地质系，在地质学科史上首建燕山运动构造旋回，可以说在地质学领域颇多建树，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地质事业史与他有密切的关系。但他1932～1949年步入政界，曾任经济部长、行政院院长，1951年回归新中国。他的历史际遇如此，对他的研究更多是从民国人物角度，传写他的人生轨迹。如李学通著《翁文灏》(1996，兰州大学出版社)和《翁文灏年谱》(2005，山东教育出版社)，潘云唐著《翁文灏年谱》(1989，《中国科技史料》，10卷4期)，张淑岩著《翁文灏的石油业绩》(2006，石油工业出版社)，以及其他回忆纪念文章，对翁文灏的学术经历及历史背景做了有价值的表述和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但对他学术贡献的研究，以及翁文灏作为一个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的宏观作用及个性研究还比较粗略，数量也不多。在中华民国时代，翁文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明显高于李四光，但在地质学领域无论是个人的建树，还是对地质科学的贡献而言，李四光应是世界级的学术大师。这是大时代风云际会中，个人历史轨迹不同所致。作为1912年获国外博士学位的翁文灏，最早的海归人士，在地质学科技领域的贡献必然受到限制。
三、求真的心态 慎守的分界
科技人物史研究主要依据史料，许多前辈学者作古多年，或身后萧条，史料难觅；或仅有后辈亲属、学生等的断片记忆，有的虽事同而说法不同；或史料辗转引述，以致失真。这是人物史研究中常见的现象。需要研究者在史料矛盾、错乱和讹误中进行鉴别，务求得到传主和相关人物生平事迹的准确史实。完成从史料到史实，还是研究的第一步。作为学术性人物研究，重点应落在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深入剖析和论述其学术成果，从而使史料与学术贡献挂钩，真实反映前辈学者学术科研活动的轨迹，关键节点和重要的科学资料，反映其学术成果的科学意义所在。以此丰富我国地质学科技发展的历史资料，弘扬学术传统。
作为人物史研究或传记写作，需要对史料的骨架进行合情合理的构建。与年谱编制不同，对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工作环境、科研项目、地质考察的收获、国内外同类研究的概况等，都有所理解，进而谨严地论学析理，梳理出和叙述好人物的事功德行，学术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研究者选取的人物，特别是深入了解后，往往萌生出对人物的热爱与尊敬，行文叙事不免带有浓烈的感情。这方面需要研究者掌握情感的度，客观冷静是史学研究者的必要素养之一。同时，评价学术成果和贡献时，也需要有分寸感。科技人物的学术活动和贡献，往往延续多年，分别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中，切忌将相关材料笼统地归类，或排列成流水账。最好能将不同时期的学术成果的前后关联性吃透和理解，从而阐明学术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应该说，地质学科技人物史研究有相当的难度，不仅要深入理解专业性很强的学术研究成果，更要深入人物的学术思路探究，作为非同专业的研究者常会彷徨于外，尤难深研人物的人生智慧和作出判断。人物史研究的学术(学位)论文，要以首尾贯注的文笔析事论理，先要确立论文的框架，细究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了做到叙事有血有肉，达到写出可感可触的鲜活人物形象，切忌罗列学术活动和史料，尤应注意运用好史料中的某些细节和生活小事，适当引入相关结构中，体现人物的思想和精神境界，使笔端流泻出感情，行文才能情趣盎然。
以上是我们在研究人物史和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中的一些体会，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
[1]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史研究所.地质学史论丛·5·.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
[2]王恒礼，王子贤，李仲钧.中国地质人名录.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89
[3]马胜云，马越，马芝.李四光年谱续编.北京：地质出版社，2011
[4]马胜云，马越，马芝.李四光和他的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F. 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学
于 洸
( 北京大学)
2009 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将迎来它的 100 周年诞辰，在庆祝建系 100 周年之际，人们很自然地十分缅怀为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王烈教授。
王烈 ( 1887 ～1957) ，字霖之，浙江萧山人，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1909 年京师大学堂 ( 北京大学前身) 创设地质学门，王烈是第一届学生。1913 年 2 月毕业前不久，王烈赴德国留学。1914 年毕业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9 年 8 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此后，他从未离开过北大，从未离开过地质教育岗位，从事地质教育 40 多年，是在国内学习地质学并终身从事地质事业的第一人。1924 ～ 1927 年及 1928 ～ 1931 年，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1929 ～ 1933 年间，先后任北大学院第二院 ( 理学院) 代理主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王烈先生毕生从事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为我国地质科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王烈，字霖之，1887 年 11 月 10 日 ( 清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临浦镇。10 岁时到省城杭州读书，聪慧勤奋。1906 年被选送到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学习，1909 年夏毕业。1909 年8 月3 日 ( 清宣统元年六月十八日) ，学部奏请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给奖折，其中，预备科 80 分以上为最优等，共 8 人，王烈名列第三，毕业平均分数八十八分三厘四毫。京师大学堂于 1909 年开办分科大学，格致科大学首批设立的有地质学门。它是我国高等学校中设立的第一个地质学系，是我国高等学校中培养地质人才的肇始。当时规定，格致科大学以预备科德文班学生升入，当年入地质学门的有王烈等 5 人，他们是地质学门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我国大学中学习地质学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在地质学门任教的主要是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博士 ( Dr. F. Solgar) 。1912 年 5 月 3 日，国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该班学生于 1913 年 5 月毕业。毕业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费留学，1913 年 2 月，王烈赴德国勿兰堡大学继续攻读地质学。当时，德国正忙于准备与英、法、俄 “协约国”的战争，国内形势紧张混乱，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王烈于毕业后就匆匆回国了。
回国后，王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博物部任教。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于 1913 年 6 月成立，前两年附设于北京大学，是我国自办的一所三年制地质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第一届学生、留学德国的王烈也在地质研究所讲授构造地质学和德语，并兼任地质调查所工作。1916 年 7 月，地质研究所 22 人结业，其中获毕业文凭的18 人，13 人入地质调查所工作。自此，我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才真正开始起步，并为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烈为这批地质人才的培养也作出了贡献。
二
地质研究所结束后，1917 年秋季，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恢复招生，1919 年秋改称地质学系。1919 年 8 月，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直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在北大任教，先后担任矿物学、矿物学实习、高等矿物实验、地质学、岩石学及实习、高等岩石学及实习、地形测量及实习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往往同时上三四门课，每周多达15 学时以上，并专门安排出时间给学生答疑，还要指导学生野外实习。王烈所授的课程涉及许多不同学科，知识面广，他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1928 年还兼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 ( 原北洋大学) 采矿冶金门地质学教授。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我国中文地质文献很少，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著的几大部《中国》( Das China) 是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但当时能阅读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辞辛苦，用笔译或口译向学生传授。1920 年 10 月，美籍德裔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应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讲授古生物学、地史学等课程，他用英语和德语讲课，初期由王烈口译。葛利普教授为我国培养出一批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人们都认为，王烈曾起过不少的协助作用。
1924 年 10 月至 1927 年 4 月及 1928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王烈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地质学系的师资队伍有很大加强，何杰、温宗禹、孙瑞林、王绍瀛、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骅、孙云铸等教授都先后在系里任教，特别是葛利普、李四光两位教授 1920 年到系任教，对教学工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课程设置不断改进，课程分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普通科目与高等科目。从 1923 年秋季学期开始，三、四年级分矿物岩石学门、经济地质学门、古生物学门三个学门，供学生选习。教师们倾心教学; 教学内容丰富，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培养青年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心。重视野外实习。科学研究工作有很大进展。王烈对此作出重要贡献。
王烈对青年人的成长是很关心的。1920 年 9 月，地质学系二年级学生杨钟健等发起成立地质研究会，其宗旨是 “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进求真理的兴趣，而从事于研究地质学”。10 月 10 日举行成立大会时，王烈因事未能参加。但他与其他教授都积极支持该会的活动。1920 年 11 月 28 日，研究会举行讲演会，王烈发表了 “中国之支那海侵时代及昆仑海侵时代”的讲演，他从地质历史、海陆变迁讲起，并运用图、表，着重介绍了中国地区寒武纪、奥陶纪的 “支那海侵”和志留纪、泥盆纪的 “昆仑海侵”的分布特征，并讲述了古地理、海陆变迁的研究方法，对学生很有启发。这次讲演的记录稿刊登在《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第一期 ( 1921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上。地质研究会《简章》规定会务有四项，即: 敦请学者讲演，实地调查，发刊杂志，编译图书。1920 年12 月 12 日，研究会召开茶话会，敦请老师参加，征求学会如何开展活动的意见。翁文灏、葛利普、何杰、王烈等教授与会，并发表了意见。王烈对研究的方针提出建议，他说: “( 一) 注意理论，不急于速求应用; ( 二) 科学上新说可以把旧说代替，故不必存绝对的观念; ( 三) 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把当时尚凌乱的中国地质调查报告加以整理”，“至于实地调查，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时去做。现在就能办到的先办。”地质研究会要按上述四项内容开展活动是有不少困难的，其中之一就是经费。王烈在茶话会上说: “可以先向地质系的教员呈请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说的那样，向国外人募集。”会后，系主任何杰教授发起地质学系教员捐助，至 1921 年初即募得 125 元，支援了研究会的活动。
王烈从多方面支持地质研究会的活动，并对他们做出的成绩加以鼓励。《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第三期 1928 年 7 月出版，王烈写了 “卷头语”，从矿业、工业、农业、水利、灾害、商业、军事等方面论述了 “近代地质学之关于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但 “吾国人每以此为理论科学而漠然视之”， “吾校地质系同人组织之地质研究会，历有年所，年出会刊，将平日调查研究之所得贡献于世，借以唤起国人之注意，本届循往例而刊行，其意仍犹是也。”1929 年 11 月 26 日，地质研究会全体会员大会议决改名为 “北京大学地质学会”。《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第五期于 1931 年 4 月出版，王烈又写了“卷头语”，指出 “比年以来，吾国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而尤疚心于科学论著之罕觏。今吾校地质学会会刊又将付梓矣，斯刊梓行后，其贡献于学术界者或至微渺，而足供今中国人及肄习斯学者观摩之资，则彰彰明甚。循是焉，而益求深诣，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三
王烈在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还从事地质调查和科研工作。王烈回国时，我国地质工作还处于筹备草创时期，他所著 《河北省怀来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是我国早期的地质报告之一。1920 年 10 月 16 日晚，甘肃东部海原、固原 ( 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发生里氏 8. 5 级大地震，灾害严重，死亡 20 多万人，房屋、牲畜、农田等损失不计其数。1921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教授王烈、测量助教杨铎会同内务、农商两部派员，前往陕甘地震灾区调查。这是民国以来组织的第一次地震调查。王烈与翁文灏、谢家荣等 6 人于 1921 年 4 月 15 日出发，乘京绥车至绥远，由绥远取道宁夏至皋兰，继经固原、平凉、天水至兰州，震灾之重要地点都进行了调查。此行目的，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除调查震灾状况，勘察山崩、地裂等现象外，更注意地质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与地壳之关系。此次地震甘肃海原、固原等地灾情最为严重，其次为陕西西部与甘肃交界处，此外，山西、河南、直隶 ( 今河北) 、山东、湖北、安徽等省皆觉有震，但未成灾。这次调查历时近 4 个月，嗣后，谢家荣留该地继续调查。这次调查后，翁文灏、谢家荣均发表了有关论文，谢先生在文中还写道 “余师翁咏霓 ( 翁文灏) 、王君霖之 ( 王烈) 皆为赴甘之委员，同行时，对于调查材料，互相讨论，获教之处甚多。”此次调查后，王烈又向南至甘肃省南部之武都、陕西省南部之汉中等地调查。他在汉中的药铺中购得石燕贝化石，回京后请葛利普教授研究，经追索查明，该化石原产于广西 ( 在湖南也有很多同类者) 。后来葛利普发表了 《中国古生物志》专著之一 《中国泥盆纪腕足类化石》，其中定了一个新种，命名为 “王烈石燕”，以示对王烈的敬仰。
四
王烈积极参加地质科学的学术交流活动。王烈是中国地质学会 26 名创立会员之一。1922 年 1 月 27 日，26 位地质学界人士应邀在北京地质调查所新建图书馆的会议室开会，逐条讨论了学会章程草案。会议主席丁文江提议由 5 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推举学会职员候选人，章鸿钊任主席，王烈是筹委会委员之一 ( 另三人是翁文灏、李四光、葛利普) 。2 月 3 日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了章程，选举了职员，宣布中国地质学会正式成立。王烈当选为首届评议员 ( 相当于以后的理事会理事) 。
1922 ～ 1924 年，王烈连任了三届评论员。1925 年 1 月 3 ～ 5 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年会，1 月 4 日在北京大学二院大礼堂举行大会，大会由王烈主持，会长翁文灏发表演说，题为 “理论的地质学与实用的地质学”。葛利普作学术报告，题为 “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以后，王烈又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五届 ( 1926 ～1927 年度) 和第七届 ( 1929 年度) 评议会副会长。
五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王烈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一些管理工作。1924 年即担任学校庶务委员会委员。1928 年 9 月 21 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北平大学区，将北京大学等北平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及天津、河北的国立高等学校合组为北平大学。这一决定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要求恢复北京大学。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让步，确定学校名称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包括第一院 ( 文学院) 、第二院 ( 理学院) 、第三院 ( 社会科学院) 。对外仍译用国立北京大学 (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课九个多月之后，于 1929 年 3 月 11 日重新开学。1929 年 1 月 22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第二院代理主任。3 月 11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3 月 17 日北大学院举行评议会评议员选举，王烈等 7 人当选为评议员。4 月 13 日还被聘任为财务委员会委员长，聘任校舍委员会委员和自然科学季刊委员会委员，研究所自然科学门委员。8 月 3 日，王烈致函北大学院陈大齐院长，请辞总务长及二院主任，陈院长请王烈打消辞意，职务照旧担任至北大学院结束。8 月 8 日，王烈致函陈院长，表示暂不辞职，共任时限。
1929 年 7 月 1 日，北平大学区停止试行。8 月 6 日，国民政府决定，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脱离北平大学，正式恢复国立北京大学名称。8 月 8 日，北大学生会致电教育部，请颁令任蔡元培校长，并函陈大齐暂行继续维持校务。8 月 23 日，北大全体教职员工致电蔡元培先生: 北大幸得恢复，校长一席非先生莫属，务乞北返主持，以慰众望。并推举王烈、刘复两位先生赴沪敦请。王烈、刘复及学生会代表随即赴沪敬劝蔡元培先生返校。蔡先生表示: “深感诸先生维护北大，爱重鄙人之盛情。”9 月 16 日，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在蔡未到任以前，以陈大齐代理。
1929 年 10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 ( 共 13 人) ，校舍委员会委员长，财务、聘任、庶务、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1930 年 9 月，北京大学取消原来的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方针大政。1931 年9 月至1937 年9 月，王烈都是校务会议会员。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秘书长。此外，1931 ～ 1937 年还任图书、仪器委员会委员，1931 ～1933 年任财务委员会委员，1932 ～1933 年任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王烈在上述职务岗位上，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在 《国立北京大学同学录》( 1930) 中，王烈书写了前言，对同学们提出希望。他写道: “在我国这种风雨飘摇的教育状况之下，诸君居然完成了大学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忆这六年中，我校经过了多少困难，才得到今日这样的地位。现在诸君毕业了。我一方面很荣幸地来庆贺你们; 一方面还希望诸君在学业上，本着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继续研究，在服务上，本着我校饱受困苦的经验，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继续为社会为国家奋斗，发扬北大的光荣于全国。诸君前途无量，愿各好自为之。”
王烈曾几次请辞秘书长职务。1931 年 12 月 18 日，王烈致函蒋梦麟校长，写道: “烈素耽教学，不习庶事，前承畀以秘书长重任，屡次请辞，迄未获许，荏苒数月，贻误实多。近以同学赴京示威，承校务会议推举，南下照料，舟车劳顿，旧症复发，实难再膺繁剧，务恳辞去秘书长职务，俾资休养，无任感荷。”12 月 24 日，校务会议议决: 在蒋校长未回校以前，仍请王秘书长照常继续职务。王烈顾全大局，继续履行职务，直至 1933年 12 月 6 日新任秘书长到任。
六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7 月 29 日北平失守，7 月 30 日日军占领天津。北平、天津沦陷后，国民政府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初又迁往云南昆明，4 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王烈一生热心教育工作，无论在军阀混战时期，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都坚持教育岗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平后，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不顾体衰，离别家庭，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先至长沙，后到昆明，继续为培养地质青年而努力。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感动了不少滞留在沦陷区的教育界知识分子，他们以王烈等人的爱国情怀为榜样，相继走向大后方。
王烈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一直讲授矿物学、光性矿物学，也教过岩石学和测量学。他是我国最老一辈的矿物、地质学家之一，在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中也是年纪最长的一位。学生们对他上课时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时不看讲稿，常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许多数字都能背到小数点后第三四位。他作风严谨，往往讲完一个段落，就摸出怀表来看看，下课铃声响起，他的讲课也就告一段落了。当学生们拿着矿物、岩石标本问他时，他便拿起放大镜，或用简单的测试方法测试标本，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学生的问题。他指导学生鉴定岩石薄片时，在偏光镜下转几下，就能准确定出矿物名称。大家公认他是矿物学、岩石学方面实践经验相当丰富的老权威。在西南联大期间，他还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他曾应邀为全系师生作 “中国地质教育史”的报告。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 年夏，北京大学复员北平。王烈不辞远途劳累，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筹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复员工作，他虽年近花甲，但仍精神饱满地为复员工作的大小事务操劳。1946 年 10 月开学后，他仍担任普通地质学和普通矿物学的教学工作。1948 年秋，国民政府实行所谓 “币制改革”，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1950 年以后，先生年老多病，不堪教书之劳，退休在家，但仍然关心教育工作。先生平时忙于教学和行政工作，著述不多，退休后体病力衰，但病情稍愈、精神好转时，即潜心从事矿物学、岩石学书籍的译著工作，为地质科学事业发挥余热，几年中完成数卷。惜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够贯注，出版问世尚需加工，但书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经系统方面，时轻时重。1956 年底病情转剧，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于 1957 年 2 月 2 日与世长辞，终年 70 岁。
先生故后，移灵于东城贤良寺。195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何杰教授 ( 王烈的老友，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会，王烈的同事、学生和亲友参加了公祭大会，正在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学会理事和会员也参加了公祭大会。王烈先生的遗体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王烈教授在地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了 40 几个春秋，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工作了 30 多年，为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地质科学人才。他为我国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他执著的工作精神，永远值得北大和地质学界的晚辈们学习和弘扬。
参 考 文 献
［1］ 高振西 . 王烈 ( 霖之) 先生小传 . 地质论评，1957，17 ( 2) : 204 ～206
［2］ 潘云唐 . 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王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 理学编地学卷 2.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 ～ 5
［3］ 于洸，王烈 . 中国地质 1992 ( 7) “地学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主办 .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2，33
［4］ 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 1912 ～193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纪事 ( 1898 ～199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二版
G. 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中国地质学会周年点滴回顾
浦庆余
(中国地质科学院)
2012年是中国地质学会成立90周年，有许多往事值得回顾和纪念。作为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下属的专业委员兼职副秘书长8年，中国地质学会秘书处专职工作14年，返聘7年的学会工作人员，更有许多话要说，为中国地质学会更加符合“由中国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依法成立的学术性社会团体”的原则，尽一份责任。特选择会员、理事会和会章三个问题，作些点滴回顾和粗浅分析，以求教诸会员。
一、一份会员名录的启示
1948年2月，中国地质学会刊印了一份会员名录，编者按语写道：
本会理事会于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决议：“会员会友未履行其义务两年者，本会认为自动退会，并在南京中央日报刊登广告催交会费，至年终尚未交纳最近二年以上之会费者即作退会论。如继续履行义务，当随时恢复其会籍。”兹本会已于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十三日、十四日在南京中央日报通知此项决议；此次会员录即遵照前项决议编制，因卅六年前未交纳会费满二年致未编入此次新会员录内之会员会友，一俟补交会费，即随时恢复其会籍(永久会员当然不在此列)。
当年，执行的是1942年3月20日第十八届年会通过的《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该章程规定学会宗旨是“以促成地质学及其他地质学有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规定会费标准会员每年5元，会友每年2元，如一次交纳50元者为永久会员，团体会员每年400～600元。
抗战期间，我国一些院校、研究机关大多迁往西南后方，中国地质学会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往重庆。那时虽然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很差，学术活动却接连不断。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院校、研究机构迁回原地，中国地质学会也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那时，有的会员就职单位有变动，有的出国深造或去国他就。在这个背景下，学会理事会于1946年11月作出决议，进行会员重新登记。把交纳会费作为重新登记的重要条件。
这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录”中，公布了重新登记后的会员总数为486人，其中创立会员19人，刘季辰是1922年学会成立后第一批入会的会员，这里误记为创立会员，创立会员应有26人，重新登记者实际18人。还有8人，有4人已去世，他们是赵汝钧、丁文江、王绍文和葛利普，其余4人是李捷、董常、仝步瀛和麦美德，尚未重新登记不知何故。永久会员有357人，通信会员28人，荣誉会员1人，还有会友96人，机关(团体)会员44个。此外已故会员有28人，除了上列4位创始会员外，已故世者中有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的大力支持者张轶欧，在野外地质调查时先后被土匪杀害的赵亚曾、许德祐、陈康和马以思，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地学系早期的系主任郑厚怀和被屈死的中央大学教授朱森等。
重新登记的486名会员中，按从事的学科或专业划分，地质学412人，地理学46人，土壤学11人，动物学2人，测量学4人，植物学4人，地球物理学5人，考古学1人，人类学1人。也就是说，与地质学相关之学科者有74人，占会员总数的15%强。体现了学科交叉，各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人气的旺盛，有较强的亲和力。
会员中还有少部分外国人。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就有三位外国人，他们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美籍古生物学家Grabau A.W.，农商部顾问、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瑞典籍新生代地质与考古学家Andersson J.G.，燕京女学校地质学教师Miner L.。1922年就有在北洋大学任教的美国地理学家Barbour G.P.，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Berkey C.P.，日本东北大学的古生物学家早板一郎等入会。1948年重新登记时安特生和那林已经回瑞典，巴尔博已回美国，早板一郎在台湾大学任教，德日进已回法国，梭颇已回美国，他们也都重新登记为我国地质学会会员。反映这些曾在中国任职的地质学家对中国的感情，也说明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起就是向世界开放的学术团体。
在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有已步入政界的翁文灏和朱家骅两人，翁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朱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刊印名录时翁已下野，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南京解放后，1949年7月29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决定：会员翁文灏、朱家骅两人被列为战犯，停止其权利和义务，会员录上不予列名。不知何故，翁文灏回来后，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肯定其为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后，没有恢复他的会员权利和义务。
抗战胜利后，有一批从事地质地理工作的年轻学者和应届毕业生出国留学，在国内时有的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员，有的是会友，可能是通讯不便的原因，也可能是别的缘故，除了池际尚、周明镇、谢觉民、李璞、马杏垣、杨怀仁外，其他人没有重新登记。值得称颂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池、周、李、马、杨和涂光炽、张炳熹等先后回到祖国大陆。谢觉民和杨怀仁是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的，谢觉民没有回来，后来成为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1980年后与我国地理界经常进行学术交流。
在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朱家骅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在解放战争后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翁文灏虽在1948年11月末卸任行政院院长，担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他对蒋介石不满，千方百计要摆脱蒋介石，但由于被列为战犯，又不敢留在大陆，转展香港、法国，终于在1951年回到祖国大陆。丁骕和张其昀任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教人文地理。丁骕因担任过国民党重庆党部书记，张其昀时任国民党浙江大学区党部书记，前者去了美国，后者去了台湾。张其昀到台湾后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后任“总统府资政”。他后来在研究和整理中国历史文化方面在台湾有很大影响。
1929年2月14日第六届年会上通过的会章规定：“国外之地质学者或古生物学者对于中国地质有所合作或有所贡献者得为本会通讯会员。”之后陆续发展通讯会员。这次重新登记的通讯会员28人。国籍有美国、英国、日本、印度、法国、奥地利和瑞典，其中美国的Broom R.教授正在南非任职。
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有1948年被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翁文灏、李四光、谢家荣、朱家骅、杨钟健和黄汲清。后来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有75人，其中2人当时还是会友，被台湾“中央研究院”聘为院士的有3人。
重新登记的机关(团体)会员有44个，除了当时我国三大地质机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以外，还有资源委员会，四川、台湾、江西、西康、河南、湖南、福建等省的地质调查所，资源委员会所管辖的一些矿业公司、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一些官民联办的矿业公司、国防部测量局、北京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学院、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和清华大学。
从这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名录，我们可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中国地质学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它的性质是群众性的，属非政府组织，所谓自愿组成，指的是成立时有发起者，即创始会员，会员自愿入会，自动退会，进出自由，要尽义务，交纳会费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中国地质学会号称有多少万会员，却不交纳会费，有的退休多年，有的出国很久都没有联系，不知谁入会了，谁退会了。所谓的会员是虚位，是“被会员”。谁当理事了，谁当理事长了，就办个会员证。团体与政党不一样，但也得像个样子，有点规矩才是，须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其次，中国地质学会在当时有很大的吸引力，从会员结构上体现了以促成地质学及与其他地质学有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于1932年，有46位中国地理学会会员参加中国地质学会。竺可桢1922年就加入中国地质学会，他也是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1948年还重新在中国地质学会登记。地理学者中有地貌学者加入中国地质学会，如果是学科接近的话，那么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学者与地质学的关系就比较远了，如胡焕庸、张其昀、谢觉民、张印堂、陈正祥、周立三、钟功甫、薛贻源、洪思齐、严重敏等。研究动物学的张春霖、寿振黄，研究人类学的吴定良，研究植物学的胡先骕、侯学煜也都加入中国地质学会。
第三，这份名录的编排按英文字母次序，不管职务多高、年龄大小和专业，也不论在中国地质学会中的职务如何。只列何时入会，何年成为永久会员，以及当时服务于哪个单位。从这里可以看到凡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员都是一律平等的。展示在大众面前的只是会籍、会龄的区别。
1980年初，李春昱曾说1948年由他经手将学会的8000美元请美国友人存在美国的银行。我1985年到学会工作，在1994年听说此事，向学会有关人士询问此事，据时任专职副秘书长的何世沅说，当时请李春昱把详情写了下来，隔段时间找不到了，再请李春昱写了详情，李很不高兴，但还是写了。何世沅说，这张纸也找不到了，那时李春昱已去世。我问过程裕淇，他说听李说过，程裕淇还记得那个美国人是位女士，他还记得她的名字，他把这位美国友人的名字写了下来。后来，新任专职副秘书长王弭力把南京会所和美国存款的事认真办了，南京会所要回来了，存款一事没有确切信息，没有办成。1948年学会哪有这么多钱，有可能是至少一部分是会员重新登记时交的会费。
二、一份历届学会领导机构名录的思考
我根据历届理事会名单，整理了一份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至今历届理事会职员名单。从这份名录并结合中国地质学会的实际工作情况，可以得知中国地质学会治理结构的变化，从中能够获得学会工作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以及今后如何改革的启示。
从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到1952年，共27届理事会的任期基本为1年，至多跨2个年度。理事人数从数人到十数人，第八届及以前设副理事长2人，第九届至第三十一届不设副理事长，第二十一届至第二十六届，增设监事会。理事会有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书记)和会计等分工。也就是说，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评议会)是名正言顺地在理事。理事长，一般不连任。这是比较合理而又高效的学会治理结构。
从第二十九届(1954～1956)理事会开始，理事会任期延长至4～6年，第三十一届理事会(1962～1979)因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从这年开始到1971年，被作为“裴多菲”俱乐部受到冲击。至1972年因对外关系需要，恢复以中国地质学会名义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理事人数急增，如第三十一届44人，从第三十二届到目前的第四十届，增至100多人，这一时期从第二十七届(1951)至1971年李四光逝世，他连任了6届的理事长，长达20年。这对于学术团体来说，是不正常的状态，与民间学术团体的治理结构出入较大。这一时期取消了理事会的会计，由挂靠单位的会计代行会计工作。鉴于不收会费，经费由挂靠单位和中国科协支持，经费账目也不必向会员公布。这一时期，开始(1950、1951)因秘书长孙云铸工作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该系学生游振东和何锡麟协助秘书长工作。1952年开始设专职职员。第三十一届理事会开始设专职编辑组成《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编辑部。也就是说学会有了办事机构，理事会开始摆脱办理学会之事。
中国地质学会历届理事会职员名单表
续表
续表
从第一届至第三十届理事会的理事长和秘书长都由地质学家担任，第二十八届至第三十一届理事长李四光虽是政府的地质部长，但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第三十一届的秘书长朱效成虽是司局级行政干部，但他在他们这个层次的行政干部中，学习地质学的成效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是一位懂得地质学的管理干部。从第三十四届(1988～1993)理事会开始理事长就开始由挂靠单位地质部、地质矿产部至国土资源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担任，开始先后任理事长的几位部长和副部长虽然是学地质，从事过地质工作，但是以他们在地质科学上的成就和学识，是当不了理事长的，是部长的身份才当得了理事长。从理事长人选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地质学会的治理结构已偏离了群众性学术团体的性质。常务理事会例会的举行也与国家行政机关的部长办公会议同一模式，有人戏称“将地矿部部长办公会议搬到地质学会来了。”有段时间，为了减少层次，因繁就简，将常务理事会议与秘书长会议合并召开，名为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后来也被一位担任常务副理事长的地矿部副部长否掉了，说常务理事与副秘书长是两个层次的，不能一起开会，以后就变更为常务理事会决定，秘书长会议落实工作。在行政部门看来理事长、副理事长与常务理事基本上是部级，副部级和司局级干部，副秘书长基本是处级干部，只有前者可作决定，后者的任务是将决定落实到实处。在一起开会觉得不成体统。这又是将国家机关的行政级别带到学术团体。
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应由著名科学家担任，如果他既是著名的科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则更佳，这是国际惯例。1979年以后，全国性学会迅速增加，且有部门分割的趋势，这是利益所向。这既有积极意义，也隐藏有弊端。而且有不少学会由本部门的行政领导，如国务院有关部、委、局的首长担任会长。1980年后期，国务院明文规定，行政领导不得担任学会、协会和研究会的领导职务，这是正确的。但是留下一条尾巴，说若的确需要，应报国务院批准。实际上这项规定是对已经担任学会、协会领导职务的行政领导的一种限制，而不是为了扩大。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二届(1979～1983)、第三十三届(1983～1988)理事长先后由黄汲清和程裕淇担任，以前几届的理事长李四光虽是地质部部长，但他毕竟还是著名地质学家。以后换届除黄汲清和程裕淇外，不是没有合适的著名地质学家。再说，李四光担任理事长时，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在学会并无职务，只是先后由具有地质背景的副部长宋应和学部委员、副部长许杰担任学会常务理事；黄汲清担任理事长时，地质部党组书记、部长孙大光也未在学会担任职务，只有副部长邹家尤出任18位副理事长中的一位副理事长。程裕淇担任理事长的阶段，夏国治副部长担任副理事长(当时有9位副理事长)。1988年以后的6任理事长都是地矿部或国土资源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担任理事长，而且有的并无学习或从事地质工作的背景，由于部长又是部里的党组书记，工作很忙，还要有一位副部长或副部级干部担任常务副理事长。这样做，名义上是加强领导，实际上是学术团体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的倒退；名义上是争取部里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理解；说是经过国务院审批，实际上你报上去了，能不批吗?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
三、几份会章的回顾
中国地质学会章程是中国地质学会性质、宗旨、任务、行为规范的约定，是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指导和自我约束，可以说是学会的根本大法。中国地质学会章程从1922年成立起到现在经过十多次的修改。
中国地质学会的名称是1922年章程的第一条就写明了的，已经有90年的历史。学会的宗旨1922年章程规定为“促成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这一宗旨的叙述既简洁又明了，这一记述在1929年、1931年、1935年、1942年的几个章程和简章中一直沿用。而1954年2月的章程却修改为“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学术技术经验，谋地质知识之提高与应用，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经济建设服务”。其实学会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机构，至于“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经济建设服务”是政治任务。1953年，毛泽东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中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1954年的会章规定的宗旨是根据这种精神修改的。
1950年8月26日的理事会会议赞成谢家荣的提议，取消永久会员，这样就在没有经过会员代表大会票决的情况下剥夺了已交50元大洋的永久会员并得到学会承诺的权利。
1957年的会章对学会宗旨修改为：“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科学技术经验，开展学术讨论，努力使我国地质科学迅速达到世界水平，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中提出“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并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次修改会章，对学会宗旨的表述是根据这些原则而进行的。
再一次修改会章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3月18～31日，举行全国科学大会，当时重提四个现代化和出成果出人才。1979年的会章总则包括第一条表明中国地质学会的性质是学术性群众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表明中国地质学会的任务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团结广大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地质战线出成果、出人才，为地质科学技术迅速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在21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贡献”；第三条是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各种学术观点和学派之间自由讨论，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和检验经验。显然这条是总结“文革”及以前的经验教训，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背景下，写进会章的。1983年会章只作文字修改，内容与1979年会章基本相同。
1988年会章与1979年和1983年会章除了增加培育、推荐人才和改革的内容外，其他基本相同，这是因为此时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了青年地质科技奖，中国科协设立了青年科技奖，学会和全国地质部门的改革正在进行中。
1993年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制定的会章，第二条明确为宗旨，是这样陈述的：“本会宗旨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精神和优良作风，团结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促进地质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地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这是由于中国科协提出了“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科协精神，科学技术领域的改革提出了两个促进。此前，1991年民政部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国科协于1992年制定了新的全国性学会组织通则，是按照《条例》和《通则》的要求，总则应概括为三个内容，一为本会性质，二为宗旨，三为任务，进行修改的。
1997年会章与1993年会章基本相同，只是第一条本会性质，增加了中国地质学会“是发展地质科学的社会力量”“代表中国地质界参加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及其下属组织”。这样，就明确了中国地质学会在发展科学中的社会地位，对自己的职责作了限定。实际上，中国地质学会从来就是代表中国地质界参加国际地科联的活动，只是因为在北京举办第30届地质大会非常成功，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这里作了进一步明确。第二条宗旨增写了“促进地质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放在1993年会章的两个促进之间。这里的“成长”主要指的是青年地质人才，“提高”主要指的促进成为两院院士和中国地质学家走向世界，如担任国际学术组织的有关职务，承担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主题报告和主持人，等等。
2000年的会章是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国务院颁布的修订后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重新登记时，根据民政部提供的《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修订的，总则增加了中国地质学会的英文名称，增添了“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范”的内容，明确了“民主办会”的原则。将原会章中的“任务”作为“第二章”业务范围载明。整个会章的章、条均按《范本》重新调整。特别是载明“本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以及挂靠部门国土资源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即认了三个上级管理单位。
2006年会章按1997年和2000年会章中总则第三条宗旨的四个促进，增加了第五个促进“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历年会章的变化，除了上述原则、宗旨以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变化，例如“任务”或“业务范围”也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1922年只说有一种刊物，名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9年会章有“本会得设奖章或奖金，以奖励地质学之有贡献者”，1942年会章增写了出版物有西文会志和中文地质论评。1954年会章专设一章“学术活动”另一章“刊物”，1957年会章增加了“协助有关部门解决科学技术问题”。1979年会章专列“主要任务”一章列举了7项，1983年会章的“任务”一章，根据新情况进行调整仍为7项。以后几次修改会章大体都是这样改动。又如，关于会员，历年也有变化。
一个国家有三部分的组织，一是政府，它具有管理国家的行政职能，由选民选举产生，是为选民服务的公务机关；二为企业，它以赢利为目的，同时为公民生产和提供生产和生活物质。政府维护公民的权利，企业有自己的私利。中间就有一批非政府、非赢利的组织。学术团体是第三种组织中的一分子。它从政府“批发”服务，廉价或无价提供给公民。作为学术性团体，有别于政府部门的科研机构，也有别于企业的研发部门。它的业务范围是很明确的。早期的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规定的“以促进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既明确又简洁，也好记。后来的会章几经修改，增加了许多，实际上是这一宗旨的细化，或具体化，为什么“促进”原来是两个，后来增加到三个、四个和五个促进，越是具体，越是不全面，要不断补充。而且由此具体化反倒不确切。例如，1957年会章中说要“从事学术研究”，这应是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任务。1983年会章中提出积极开展咨询服务活动，实际上学会在咨询服务上不具优势，至于把“遵守宪法、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在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指导下开展活动。”作为宗旨写进会章没有必要，一是这种要求是每个个人、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业甚至政党都应做到的起码的要求，只要是公民、法人，都应如此；二是这个要求是义务、是责任、是共识、是常理，不是属于宗旨的范畴。
会章要简单明了，要有个性，既要有规范，也要有灵活性；既要便于记忆，又要有可操作性。制定一个好的会章不是件容易的事，值得好好研究。
以上对一份会员名录、一份历届理事会主要领导名单和历届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进行了回顾和思考，是很肤浅的，可能存在错误。但其目的是为了中国地质学会能够真正成为中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家，找准位置，成为真正的符合非政府组织特点的学术性社会团体。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
H.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工程跟地质学这两个专业有什么区别！
地质学（地质学类）：
地质学不是我们平常想象中得那么枯燥，每天只是和泥土打交道；也不是一定要成为地质队或探险家中的一员，生活在与世隔绝，荒凉无比的戈壁滩上。慢慢地，你会发现地球上有很多未知等着我们去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的奥妙与神奇。
一听到地质，大家第一反应肯定就是研究泥土和岩石，其实我们要学的可不仅仅是这些，我们需要对地球的矿物和岩石、地层和古生物、地质结构和地质作用这三方面进行了解和学习。
在野外实习中，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大自然，全班同学在一起尽情享受野外环境的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对相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们还见识到了不同种类的岩石、地层、化石，也学会了如何利用地质图、罗盘、GPS导航仪等地质器材去完成研究和测量，多次实地考察后，我们还学会了地质填图这个专业技能。
主要课程：
矿物和岩石类课程：主要针对地球中含有的矿物元素以及在底层中以何种形式出现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包括结晶学、矿物学、岩石学地球化学等课程。
地层和古生物类课程：主要研究地球上生物的进化历史以及底层分布的特点。我们主要学习了古生物地史学和矿床学。
地质结构和地质作用类课程：以实际应用为主，主要学习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学、地质灾害与环境地质学。
毕业去向：
地质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不仅可在高等院校从事地质科学的教学工作，也可以向国家资源能源勘探、开发与环保、城市建设、城市交通、港口、水利水电建设、国防和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等机构从事研究工作。
拥有地质学专业国家特色专业院校名单：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西北大学、同济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吉林大学。
地质工程（地质类）：
地质工程是一门运用地质学的知识并结合工程学的知识来解决实际生活、生产中产生的地质问题以及工程问题的专业。它包括地质学和工程学两方面的学习。虽然其中地质学课程主要起着服务工程的作用，但是这些地质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们贯穿了整个地质工程专业学习的过程。
地球上频繁发生的地质灾害所产生的经济及人员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地质工程专业中学习的知识可以有效地减少这些地质灾害带来的损失。地质工程专业的人员可以勘察地震所带来的次生灾害的潜在性，随后评价其安全性，最后提出解决的方案以保障灾后人员的安全。
每个暑假，本专业的小伙伴们都会被送进大山，去领悟和欣赏大地母亲的雄伟壮丽。我们每人一把地质锤，一个罗盘，一个放大镜，再顶一顶草帽，带上水和干粮，在漫山的荆棘路上坚定前行，这一路我们都在不停地学习，记录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最终我们能够做到准确识别地质分层和矿物，辨别地质构造，分清地质灾害的类型。
主要课程：
公共基础课：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结构力学、材料力学、结构设计原理等。
专业课：基础地质学、矿物岩石学、土质土力学、岩体力学、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岩土工程勘察等。
计算机类课程：程序设计基础与VisualC++、工程制图及计算机绘图等。
毕业去向：
毕业生会到建设部门从事与工程地质相关的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科技开发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拥有地质工程专业国家特色专业院校名单：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长安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西安科技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同济大学、安徽理工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科技大学。
相同点：
地质学和地质工程专业的学生都需要学习地质学基础的相关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地质学理论知识，对岩石、矿物、地质构造等方面有一定认识。
不同点：
地质学主要培养学生具备坚实的地质学基本理论、技能和相关学科基础知识，重在对地质科学的理论研究。地质工程则要求毕业生能够在学习了地质学知识的基础上，具备从事资源地质勘查、解决常见地质工程问题的能力和地质灾害防治的能力。
I. 地质大学出过什么杰出人士或名人
杨遵仪教授（1908.10— ），男，广东揭阳人，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1939年任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著名的古生物学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1939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理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地质学特别是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历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兼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北京地质学院副总务长，专修科主任，水文系、石油系、地质测量及找矿系、地质系主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古生物学报》的编委，《地质学报》、《地层古生物论文集》的副主编和《Stratigraphy and Paleontology of China》 的主编；九三学社中央顾问；美洲地质学会终身荣誉会员，美国耶鲁大学Sigmay Xi荣誉会员；国际地科联地层委员会冈瓦纳地层分会委员。
主编了《古生物学教程》、《古生物学》和《古生物地史学》教材。其中1980年与郝诒纯教授合作再次主编的《古生物学教程》获国家教委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与程裕淇、王鸿祯教授合著的《The Geology of China》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外学者四人合编的《Permo——Triassic Events in the Eastern Tethys》和《晚古生代―早中生代环太平洋事件及其全球对比》（英文）先后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还著有《贵州中部中、上三叠统腕足类》；合著《南祁连山三叠系》（1983）、《华南二叠—三叠系界线地层及生物群》（1987）、《桃李满天下》（1993）等9部专著和60余篇论文。
80年代初与殷鸿福、张克信、吴顺宝等合作研究《全球二叠－三叠系界限层型（GSSP）浙江省眉山剖面》去年被定为国际“金锤子”获2001年国内科技十大新闻。
参加编著的《中国地层概论》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一等奖，主持的《南祁连山的三叠系》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华南二叠—三叠系界线地层及生物群》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1年起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第五届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同年还获得何梁何力科技进步奖。被录入《中国科学家传记大词典》和《中国科技名人录》。
王鸿祯教授(1916.11— )，男，山东苍山人，中共党员，1950年2月任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1947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秘书长、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武汉地质学院院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民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民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地质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地质学会及中国古生物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民主促进会顾问。
研究领域包括古生物学、地层学、古地理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地质学史。在地层古生物和古地理方面，建立了四射珊瑚的系统分类和演化阶段，将沉积相与构造背景相结合，区别不同的古地理格局与古构造框架，主编出版了《中国古地理图集》；提出了层序地层的分类级别体系及其与天文周期之间的可能联系，出版了《中国层序地层研究》；在大地构造方面，提出了构造名词体系和中国及全球的构造单元和构造阶段的划分，提出了以泛大陆为准的大陆聚散周期，进行了全球古大陆再造研究，提出了地球演化中可能曾发生阶段性有限膨胀的设想，由此形成了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地质学史方面，提出以学科史和学科思想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主编出版了《中国地质科学五十年》。发表论文180余篇，出版专著、文集、图集和教材20余种。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1994），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特别奖（1996）。
赵鹏大教授（1931.5— ），男，满族，辽宁清源人，中共党员，1980年任教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院士（1995），地质勘探学家、数学地质学家。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58年在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研究生毕业并获副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矿产普查与勘探、数学地质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现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名誉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地质勘探、矿业、石油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会长、矿产勘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数学地质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九屇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定量地层委员会表决委员，IAMG杂志《不可再生资源》(Nonrenewable Resources)编委及IAMG杂志《计算机与地学》(Computers and Geosciences)通讯编委，《中国地质大 学学报——地球科学》主编。曾任国际地质数据委员会亚洲地区代表、国际数学地质协会专门委员。
J. 缅怀中国地质事业百年发展史上位“殉难”的地质学家
吴凤鸣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一、引言
中国地质事业起步较晚，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而来。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典型半殖民地性质；二是民族矿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生产技术落后，规模不大。
早期中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进程中，突出三个特点：①近代的学理论思想的引入；②借鉴与吸收外国地质学家来华进行地质调查的经验和成果；③派留学生去国外“取经”，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起到了“名师出高徒”效应。
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仅有 2～3 种矿已探明储量，地质矿产专家近 200～300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实施与连续完成《宏伟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在20世纪中期，中国地质矿产事业已从弱到强，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形成了各学科配套、各兵种齐全的百万大军；在自然矿产利用方面，截至20世纪末，我国已发现矿产170余种，其中已探明储量的有160余种，拥有矿产基地12万多处，创建矿业城市300余座；其中A、锡、锑，以及稀土元素矿等居世界储量第一位，矿产开采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而铁、铜、铅、锌、铝土矿等金属矿虽然也比较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58%，多为贫矿，实际利用率偏低；在能源方面：煤炭产量是我国突出优势，已早有共识，石油产量，在20世纪60年代就从“贫油国”进入产油大国，据我国第三次油气资源评价资料：全国石油资源总量1086亿t，天然气56万亿m3，由于我国目前研究程度和勘探程度较低，估计可找到的石油量为650亿t，的资源量25万亿m3，探明率仅为24.6 %。
在地质科学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大地构造学理论的创立及其学派的形成，早为国际同行所共识，近期在令人瞩目的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大陆动力学，造山带深部构造演化等都有突破性的成就；在中国成矿理论方面，新的区域成矿论，指导与促进找矿的突破，中国陆相生油理论，为石油地质学理论的发展增添了强劲活力……
在野外地质调查与勘探技术方面，早已实施引进与创新相结合，实现运用先进科技成果：航空遥感、卫星、GPS、红外光谱、远程会商等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
综观上述，当前我国地质事业已从地质大国向地质强国跨越，在展示辉煌成就的同时，深切缅怀曾为中国地质事业快速发展，呕心沥血、筚路蓝缕，乃至“殉难”捐躯的老一辈地质学家英勇事迹，以A继承和发扬他们的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就更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笔者基于这一目的，花费近半年的时间查寻史料，选定10位“殉难”的地质学家作如下的简介，限于所掌握史料，敬请同行补充和指正!
二、1912年“北方革命军”参谋长《地学杂志》主编白雅雨
白雅雨(1868～1912)(照片1)是近代地理学家、中国地学会的创建人之一(1909)、《地学杂志》主编。
照片1 白雅雨(1868～1912)
白雅雨1868年生于南通，1904年投身于辛亥革命，1908年在天津高等女师学堂北洋法政学堂任教，是李大钊同志在法政学堂的老师，多有影响；武汉起义后在北方发起“滦州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担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进军京津途中被叛徒出卖，在古冶被捕，坚贞不屈，惨遭杀害，1912年1月7日殉难，享年44岁。
1915年工商部主持，由张謇书写墓志铭：“白烈士雅雨之墓”，1936年在北京西北郊显龙山滦州革命纪念园内，建有白雅雨烈士衣冠冢，1937年国民政府授予国葬，追赠为上将，并决定在北京和泰山建造纪念碑。
三、中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区域地质学家赵亚曾
照片2 赵亚曾(1898～1929)
赵亚曾(1898～1929)(照片2)，字予仁，生于河北蠡县，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勤奋努力，思想进步，深得葛利普、李四光教授等的赏识。在校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当时进步刊物《晨报》副刊“科学世界”专栏上，连续发表地质古生物基本理论知识25篇论文，显示出才华“初露锋芒”。1923年进入地质调查所，历任调查员、技师、古生物研究室主任等，在所6年间，遍及大江南北以及边远山区，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与研究，取得优异成绩，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一等科学研究奖励金。6年间发表论文和专著20余篇(部)，共百余万字，主要有：《中国长身贝科化石》，《中国石炭纪及二叠纪石燕化石》，《中国北部太原系之瓣鳃类化石》等，被古生物学同行奉为奠基性经典之作；在地层方面：专著《华北古生代煤地层的分类和对比》，对建立华北含煤的层序、时代归属和对比奠定了基础；《扬子江峡谷的中生代》、《中国北部太原群的时代》、《秦岭及四川之地质研究》(与黄汲清合作)等都是开创性的成就；在大地构造方面，发现阿尔卑斯型“飞来峰”构造，揭开了龙门山深断裂的奥秘。
1929年，由丁文江组织的“川广铁路沿线地质考察”大型专业考察队，同黄汲清由陕西越秦岭入四川，明知沿途土匪猖狂，路途艰险，老一辈地质学家们为中国地质事业，不畏艰险，显现出勇于牺牲的精神。赵亚曾11月15日进入昭通县境25里闸心场住入佛德盛客栈，夜间遭遇土匪抢劫，为保护已获得的沿途考察地质矿产资料和图件，与匪徒进行了周旋和斗争，不幸惨遭杀害，献出了年仅31岁年轻有为的生命。噩耗传出，地质学界一片悲愤，许多老一辈地质学家，诸如：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灏等，都为这位颇有造诣的年轻地质学家的不幸牺牲，痛心而惋惜，并留下许多挽词与诗篇！中国地质学会为表彰与纪念赵亚曾为地质考察殉难，特设赵亚曾研究补助基金，奖给对中国的质古生物学作出贡献的学者，从1932～1949年，已有22人获得奖金，其中包括黄汲清院士等十余名院士在内。
赵亚曾殉难后，在原地质调查所旧址(北京兵马司15号院内)树立有“赵亚曾墓碑”；2007年10月5日在辽宁本溪市标准地层剖面前树立“赵亚曾汉白玉雕像”，以缅怀他在1926年创建的本溪牛毛岭中石炭统本溪组地层剖面。
四、中国地质事业创建者、多维学者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照片3)是一位多维科学家，地质学界誉为“地学泰斗”；1934～1936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对中国早期科学建设多有贡献，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以4篇《科学与玄学》战斗性论文战胜玄学派，为弘扬科学思想，捍卫科学精神作出贡献。
照片3 丁文江(1887～1936)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字在君，5岁时进私塾馆，寓目成诵，喜爱诗词，11岁撰成《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13岁时以一篇《汉武帝通西南论》考得秀才。1901赴日本留学，1904年转赴英国，1908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毕业回国，获得“格致科进士”；1913～1916年任地质科长，创办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建造了培育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的摇篮，拉开中国地质矿产调查的序幕。
他是中国地质矿产调查早期的先驱者，1911年回国途中，进入云南，取道滇黔湘驿道进行地质矿产考察，1913年对正太铁路沿线附近地质矿产作了系统调查，发表《调查正泰路附近的质矿务报告》；1914年再去西南边缘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考察，重点考察了个旧锡矿和东传统矿区；1928年受铁道部的委托，对川广铁路线地质做过调查；1929年组织大规模考察队，进行更系统的考察，取得丰硕成果。1935年，按照南京政府紧急矿藏勘探计划，受铁道部部长顾梦余的特别邀请，对粤汉铁路沿线煤矿资源状况进行调查，12月份抵达湖南，湖南地质调查所派王晓青协同，连续在长沙、衡阳一带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坚持亲下矿井，直到矿洞勘测，特别是对湘潭谭家山煤矿进行了更细致的勘测；在这次考察中，勘测了南岳的高度，凭吊了恩师龙璋纪念亭(咏诗一首)。当晚住入粤汉株韶段路局宾馆，由于连日野外勘察，过度劳累，又患伤风感冒，睡前服了安眠药片，壁炉烟筒不畅，不幸煤气中毒，治疗过程，肋骨骨折，化脓后，引起发烧，经20余天的抢救与治疗，终无回天之力，于1936年1月5日，一代宗师丁文江英年早逝，享年49岁。噩耗传出后学界一片哀悼，一些学界名流在不同报刊上发表激情悼念文章，特别是地学界《地理学报》、《地质论评》发表了悼念专刊，其中作为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追念丁在君先生》长诗，感人肺腑，激动人心!
由于丁文江是地学界的一代宗师，早有《丁文江传》、《丁文江年谱》等专辑出版；在100岁诞辰、120岁诞辰时都举办过隆重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2009年，中国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专门举办了丁文江120 岁诞辰学术研讨会，笔者在会上作了《丁文江在新文化运动中是科学派的主将》学术报告，编入《地质学史论丛》第5号，地质出版社，2009出版这里就不再赘述。
值得追记的是，初步认定：湖南煤资源丰富，尤以谭家山、耒阳马田墟、宜章杨梅山、粤之乐昌狗牙洞等最有价值。其中谭家山为烟煤，可炼焦，而马田墟一带为华南最大煤田，均为无烟煤，杨梅山和狗牙洞两处煤田尚待进一步勘查，这些煤田距路线较远，运输不便。虽然是短短数日，基本上解决了粤汉铁路沿线煤矿资源分布情况，为此“殉难”，他也付出了年仅49岁的宝贵的生命!
五、西南地质矿产学者吴希曾
吴希曾(1910～1938)(照片4)，字亦鲁，江苏淮阴人，1931年考入中央大学，初攻农业化学，一年后转入地质系，主攻矿物学和矿床学，1935年毕业，考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同年，随同王曰伦、熊永先借调于贵州地质调查所，曾入巫峡，溯綦江，以至黔中；登梵浄，涉乌江，深入苗寨，遍历黔东各县，除沿途测制路线图与地质考察外，更侧重于金属矿藏的勘测，经他研究过的有：溪万山场、大喇峒，晃县酒店塘、八寨、三河等处的朱砂矿，独山苗林、三河苗龙场、榕江八蒙、江口梵浄山等处之锑矿；下江宰便之磁黄铁矿，三合野竹、丹江蜂塘寨、镇远等处的铅锌矿，清溪、平远、八寨、独山、三合永从等之铁矿，梵浄山之金矿，以及卢山翁项之油田。相继进行南岭地质调查，两涉融江、沅水，又赴桂北和湘西进行地质矿产考察。
照片4 吴希曾(1910～1938)
1938年，奉命赴湘西辰溪芷江一带开发煤田，2月8日他偕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王德森、测绘员李玉，从长沙出发，乘公路局客车，偱京滇国道前往。不意行至益阳县境山青铺(西距长沙约80km)，军车横冲直撞，客车竟被颠覆，燃起大火，吴等三人，同归殉难，年仅29岁，以逾花甲老父地质噩耗，痛不欲生。
逝世后，地调所所长翁文灏、黄汲清等，特在《地质论评》撰写悼念专文，并高度评价他长期在西南边缘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对贵州东部地质矿产，特别是对震旦纪及下古生代变质岩研究，多有贡献。
在王曰伦先生指导下，总结有关贵州地质矿产资源考察报告多篇：诸如《贵州东部地质矿产简报》，《贵州东部锑矿报告》(1938)，《贵州东部铅锌矿报告》，《贵州东部铁矿报告》，《贵州东部朱砂矿》，《贵州梵浄山金矿》，以及《贵州炉山翁顶之油田初勘报告》等；还参与了贵州汞矿的调查与研究，湘西地质矿产调查等。
六、著名地矿师王德森
王德森(1859～1938)，湖南岳阳人，自幼勤苦，岳阳中学毕业后，考入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采矿科，1921年毕业，考入东南大学，专攻地质学，从师湛溪矿师。1928年创“中华矿学社”主编《矿业周刊》，筚路蓝缕，多遇艰难，而成效斐然。1930年出任湖北农矿厅技师，主掌湖北矿产，以煤铁矿为主，兼任象鼻山铁矿处长，终日锐意操劳，成绩尤佳。1935年反对湖北当局出售铁砂给日本，辞职而去，仪表抗议，可见其高风亮节之美德。后受老师湛溪先生之邀，出任贵州公路处处长，风餐露宿于曫烟瘴雨之境，虽非自己专业特长，工作勤奋努力，深得谌先生之嘉奖。
1936年夏，受资源委员会之聘，以专门委员之名，担任湖北灵乡铁矿探矿与开发之责，在任期间，常困于匪，几遭不测，均不顾自己安危，勘探开发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成绩卓然。
1938年灵乡铁矿工作结束后，奉资委会之命，赴湖南筹备辰溪煤矿，经长沙，同吴希曾等乘公路局汽车赴常德，行至益阳山青铺，被军车撞翻起火，同吴希曾等一齐“殉难”，终年43岁。
王德森从事地质矿业十年，公而忘私，勤奋廉洁，充分发挥了地勘专业特长，受到广泛尊重。
七、我国少数地质矿产与矿冶采矿兼优的知名专家闫增才
闫增才(1901～1940)，字立三，河南淇县人，自幼勤奋好学，性格爽朗、坦荡，最早考入焦作福中矿务大学，后转入南开大学，专攻矿床学、采矿学、冶金学，1926年毕业，获得矿冶工程学士学位。先后在六河沟煤矿、山东华实煤矿、汉口扬子铁矿任工程师、总工程师；1929年参与创办东北大学采冶系。1931年赴比利时，就读于列日大学(Universite de Lige)，从师Formarier P.和Lenier教授，专攻地质学与古生物学，1935年毕业，在我国矿冶采矿与地质矿产兼优者实属凤毛麟角。
回国后，先在中福公司任职，后为开发焦作新煤井做了地层与构造的调查与研究，“七七”事变后，随同孙越琦在湖南湘潭煤矿从事煤矿开采，1938年在四川勘查犍为煤田，为嘉阳煤矿开发奠定了基础。1939年任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矿业研究员，拟定《西南煤铁研究计划》偕同李邦华、赵家骧调查川康煤铁矿产，足迹遍及宜宾地区28个县，编撰成《大宜宾区煤铁矿产调查报告》。
野外调查归来，身患重病未愈，由于公务需要，急赴重庆，船行至中途翻覆，遂不幸殉难，终年39岁。综其短短39年的一生，学贯中西，学识超群，勤奋努力，任劳任怨，是我国矿冶界与地质界不可多得的英才，而竟赉志以殁，实可惋惜。
八、我国早期工程地质专家林文英
林文英(1910～1942)，祖籍中原，数度南迁，后居广东蕉岭，祖父辈两世侨居爪哇巴达维岛(今雅加达)，经商，1910年生于巴达维岛，三岁丧母，送回原籍，由祖母抚养，梅县广益中学毕业后，入上海暨南大学，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专攻地质学，1933年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由于喜爱游览祖国的大山大川，在校期间，遍及宁镇山脉，考察了地层与构造；攀登过太行太华，以及一些地质胜境。
毕业后，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任职，从事于工程地质工作，最早参加四川地质考察团，相继参加西北考察团，赴陕、甘、宁、青、绥五省公路沿线地质工作；1937年，参加京滇公路周览团，1938年，调查滇缅公路沿线地质，考察伊洛瓦底江之航运，皖町八莫间之陆运；1939年勘查宜宾昆明间沿线地质矿产，1940年沿川滇东路(滤县至曲靖)及乐西公路(乐山至西昌)调查地质，1941年调查黔桂铁路沿线地质，对河池、南丹、独山等县境内隧道及涵洞施工计划，多有贡献。
同年，参加中印勘测队，由西昌出发经由云南之中甸入藏，顺探南墩之石油。
1942年，出任宝天铁路局专员亲赴宝鸡天水间研究隧道工程地质工作，行至徽县遭遇车祸，不幸殉难，年仅32岁。
值得提及的是，早年我国铁路线和公路线的勘测选线，沿线的桥梁与隧洞的设计，多半都处于他的手，是一位颇具潜力的工程地质的开拓者。同时对理论地质学也颇有造诣，如对全国12个自然区域的划分，河流袭夺与气候变迁的探讨，岩石与土壤之物理性质研究等。
林先生著述共约50种，1938年在《地质论评》上发表的《中国公路地质概论》，是其代表作，文中涉及朔漠区域、江淮平原、鲁东丘陵、黄土高原、长江中下游、闽浙山区、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横断山区、青藏高原等各区域的工程地质特征；就是考察报告，也是十分精湛，诸如《甘新公路地质调查报告》等。
林先生毕生喜爱旅游，走遍全国23个省区，行程30余万里，是一位独具风格的年轻地质学家，英才早逝，实乃地质学界的一大损失，更是工程地质学界的损失!
九、我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许德佑
许德佑(1908～1944)(照片5)，江苏丹阳人，苏州中学毕业(1927)，青年时代爱好文艺活动，曾参加田汉、洪深主办的“南国剧社”并担任导演和编剧。193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获得文学学士；旋即赴法国巴黎留学，1931年进入巴黎蒙伯里大学地质系，从师著名古生物学家乔纳德(Jolend)专攻甲壳化石，从师门契柯夫(Men-hikoff)专攻珊瑚化石，成绩尤佳，被吸收为法国地质学会会员，1935年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在校期间，在法国地质学会会刊上就已发表两篇论文，受到称赞。
照片5 许德佑(1908～1944)
1935年学成归国，进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技士，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专事古生物研究，1936年晋升为技正，专攻三叠纪地层古生物研究，颇有造诣。
曾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助理书记(1942)，《会志》编辑(1937～1944)，1941年兼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等职。
1944年4月，偕同陈康、马以思到黔西从事地质调查途中，在贵州盘县啨隆黄厂附近不幸遇匪，三位地质学家同时“殉难”，许德佑年仅36岁。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1945～1949年获奖者有：赵金科(院士)、米泰恒、赵家骧、顾知微(院士)、黄懿。
许德佑短短十年间，足迹谝及江苏、湖北、湖南、广西、云南、四川，特别对贵州有关地质古生物调查与研究更深，著述丰厚，达74种(89篇)之多，其主要成就为地层古生物，诸如：《中国南部三叠纪化石新材料》(1938)《中国南部海相三叠纪化石之研究》(1939)《贵州之三叠纪地层》等。
2006年9月30日，在贵州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开园会上，特别追念了1944年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关玲发现化石群，找到海百合化石标本，1949年经穆恩之院士鉴定后，定名“许氏创孔海百合化石”。
十、年轻有为的地质学家陈康
陈康(1916～1944)(照片6)，字劻之，广东番禺人。1941年毕业于广东省文理学院博物系，其毕业论文《广东连县东部地质》，曾受聘于两广地质调查所，随同莫柱荪等赴乐昌九峰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发表《乐昌九峰地质》，经杨钟健审阅，特加赞赏，又经黄汲清、李承三的推荐，1942年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随同许德佑研究贵州西南之三叠系，发表《贵州西南部三叠纪》、《贵州青岩化石之探讨》等。1943年响应黄汲清的倡导，参与了地质调查所化石标本的整理，做了大量而艰巨的工作。1944年在贵阳参加了第20届中国地质学会年会后，随同许德佑等赴黔西进行地质调查，中途遇匪惨遭杀害，年仅29岁。
照片6 陈康(1916～1944)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1945～1949年获奖者有：赵金科(院士)、米泰恒、赵家骧、顾知微(院士)、黄懿。
十一、在校期间曾获得“朱森”奖学金的女地质学家马以思
马以思(1919～1944)(照片7)，原籍四川成都，生于黑龙江，“九一八”后迁回内地——上海。自幼好学聪慧，就读于同济高中，抗战后，随母返川。1939年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地质系。1943年以全班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尹赞勋、许德佑的指导下，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曾发表《黔北桐榟县三叠纪动物群》。
照片7 马以思(1919～1944)
马以思女士自幼学习日文，通晓英、德、法、俄几国文字，经历学校考试，有28次获得第一名，实堪称著。因此，曾获得上海银行奖学金，林 森(主席)奖学金，是一位出类拔萃女杰。1944年随同许德佑等赴黔西进行地质矿产考察，中途遇难，年仅25岁。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其中突出女地质学家)，从1944年起获得殊荣的女地质学家有：侯佑堂、池际尚(院士)、郝诒纯(院士)，以及唯一男性刘东生(院士)。
十二、兼具地矿和管理才能的地质学家张莘夫
张莘夫(1898～1946)(照片8)，原名张春恩，出生于吉林德惠(今九台县六台村)，其父张雅南贡生出身，攻读宪政学院法律专业，民国肇兴年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曾任徐世昌总统府顾问、国会众议院议员、国务院议员。受家庭影响，1919年到北平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曾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相识，常在一起畅谈救国的道理，“五四”运动中，他积极参与北平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执旗领队，带头呼喊口号，颇有气势。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合格，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又进入密歇根工科大学专攻矿冶，毕业后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
照片8 张莘夫(1898～1946)
1929年学成归国，由于热爱设家乡，主动要求去吉林穆棱煤矿(今属黑龙江)，出任矿长兼总工程师，由于他的地矿理论和管理才能，使俄国人撤离后几乎停产的煤矿，得以很快地恢复生产，日益振兴。1931年“九一八”事变，被迫流亡关内，历任河北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河南焦作煤矿总工程师，甘肃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河南中福公司李河煤矿矿长、山西大学校长、中央实业部长、经济总署副主任等职；抗战期间，出任金属矿产管理处处长等职务，主持内地汞、锡、A等的金属生产，成绩卓越，展现出是一位颇有才能的地质学家。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1946年1月16日带领技术人员(7人)赴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当时抚顺由民主联军管辖，接收未成，在返回沈阳途中，行至抚顺以西李二石寨车站被劫往南山枪杀，终年48岁。
有资料说：毛主席得知张莘夫被害后，曾惋惜地说：张是世界上少数地质专家中之一(大意)。张莘夫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多次去北大图书馆共同探讨救国之道。
事件发生后，苏联、国民党政府、民主政府各有完全相反的说法，由于当时东北地区处于苏军占领，内地各界对苏军拆迁工矿设备、机械行为，早有不满，加之，又揭露出损害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的秘密签订，于是在2月11日内地各大城市：重庆、上海、南昌、北平、汉口、杭州等举行反俄示威大游行，要求苏军如期撤军。
张莘夫之子 张立刚现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经常在国内进行学术交流。
另有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朱森(1902～1942)虽然不是死于地质矿产考察途中，但从追悼会上的众多挽联和挽词，以及悼念文中反映出有被迫害因素，笔者也就借此对他做点滴介绍。
十三、朱森
朱森(1902～1942)(照片9)，湖南郴县，自幼聪慧，喜读中国古典诗词，奠定下良好的文学素养。192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在校期间学习到李四光教授的岩石学与构造地质学，葛利普教授的古生物学和的史学，教师中还有何杰、王烈、赵亚曾等，指导地质实习的还有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教授，得到了良好的地质基础教育。在校三年级时，发表了处女作《湖南郴县瑶林之古生代地层及动物群》(《会志》)，博得好评。
照片9 朱森(1902～1942)
192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在研究所六年间，曾去鄂北、豫北考察秦岭东段地质，南岭地质，南京附近地质，相继发表10余篇论文。
1934年，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赴美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在地文学方面从师约翰逊(D.W.Johson)，在地史学方面，从师凯伊(G.M.Kay)，利用暑假，去耶鲁大学，从师舒赫特(C.Schuchert)，学习古生物学。1936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同张更结伴，自驾车“汽车地质”历时两月，行程19560km，他们横穿阿巴拉契亚山脉，考察了大半个美国，了解认识各地地层与构造，还特别研究了科罗拉多大峡谷、黄石公园、大盐湖等地质名胜。
十四、结语
以上12位地质学家(除朱森外)，都是在地质矿产考察中不幸被害遇难的，其中有的是年仅20余岁的初露头角地质学家，为国家勘查矿产资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回顾我国地质矿产事业近百年发展史之际，用最简要的文字，介绍一下他们的事迹，一方面表达对他们的深切缅怀，更重要的是传承他们当年艰苦创业精神，发扬他们勇于承担任务，不怕牺牲的美德。这也是笔者花费近半年的时光，搜集史料，撰成此文的中心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