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大学裴
❶ 裴文中的个人影响
裴文中是中国古人类学的重要创始人。他于1929年12月2日在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成为中国古人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为此,中国科学社于1930年授予他金质奖章。他学术研究涉及面很广,包括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及地层学等等,其主要著作有:“周口店洞穴层含人化石堆积中发现的石英器和其他岩石的石器”(1931)、《周口店第1地点之肉食类》(1934)、《周口店山顶洞文化》(1939)、《周口店山顶洞动物群》(1940)、《广西柳城巨猿洞及其他山洞之食肉目、长鼻目和啮齿目化石》(1987)等等。他在中国建立了若干第四纪不同时期的生物地层标准剖面。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46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第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前副理事长,中国古生物学会前名誉理事,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教授;并担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法国地质学会会员、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57年)、先史学与原史学国际会议名誉常务理事(1979年)和国际第四纪联合会名誉会员(1982年)。
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
1980年9月,考察日本东北大学;
1964年1月—1964年3月,史前学讨论会,法国国家博物馆;
1957年6月—1957年8月,国际第四纪地质学会会议,苏联莫斯科大学;
❷ 明朝裴文中是谁
裴文中(1904 01.19 - 1982 09.18),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河北丰南人。
1927年裴文中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年起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是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1937年获得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后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技正,兼周口店办事处主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史前考古学。
1946年加入九三学社;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63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1982年9月18日在北京病逝。
(2)地质大学裴扩展阅读:
科研综述:
裴文中认为,劳动手段遗物的研究是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可靠物证,如何鉴定人工制品和非人工物,成为史前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的关键。裴文中以敏锐的观察力和认真的对比实验,在周口店发掘中便从岩石痕迹上弄清了人工打击和自然破碎的区别,从而明确中国猿人石器的存在。
在法国留学期间,裴文中结合人工打击的实验及国外收集的自然破碎的岩石标本,深入分析人类制作的石器与自然形成的“假石器”之间的根本区别。
以《史前人类使用的硬岩石的破碎和形成中自然现象的作用》的博士论文获得学术界的好评,它既为“曙石器”的破产做了有力的诠释,又在史前考古方法论上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裴文中在周口店的发掘标本和新生代所藏标本的基础上研究分析非人工破碎的骨化石。
并指出其成因包括啮齿类动物咬碎的骨化石、食肉类动物咬碎的骨化石及其所呈现的食肉类动物爪痕、骨骼腐蚀后所出现的曲纹以及化学作用和水蚀作用的变形等,以物标本为依据并通过实验证明的观察使非人工破碎骨化石的性质和特征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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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考古学术界的名人简介
裴文中:
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河北丰南人。1927年毕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1929年起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是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
1931年起,确认石器、用火灰烬等的存在,为周口店是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考古学重要依据。主持山顶洞人遗址发掘,获得大量极有价值的山顶洞人化石及其文化遗物。1949年后,积极开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综合研究,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梁思永:
著名考古学家、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其父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国学大师梁启超。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
1948年与其兄梁思成(建筑学家)同时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此时尚未成立学部,尚未产生学部委员即院士)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先后负责黑龙江昂昂溪细石器文化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候家庄西北冈殷王陵、高楼庄后冈小屯、龙山与仰韶三叠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古发掘工作,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李济:
人类学家、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
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李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
贾兰坡,字郁生,曾用笔名贾郁生、周龙、蓝九公。我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却攀登上了科学殿堂顶端的传奇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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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命名
有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小地名作为考古学文化名称的作法,应用得最为普遍。如欧洲的莫斯特文化、梭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以及中国的周口店文化、丁村文化、小南海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等。
有以地区或流域来命名的,多为事后弄清这一文化分布范围而命名。如欧洲的多瑙河文化等。
有对发现地点的名称加前缀的,如甘肃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等,这是因为它们和典型龙山文化有相同处,也有差异处。如果仅属地方性的小差异,当然可采用这种办法,如果差异大到可认为是独立的文化时,那便应该另起一个文化名称。
由于发掘地点中不止一个文化,可对地名加后缀,以资区别,如庙底沟二期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见屈家岭文化)等。
以特征遗物来命名的方法也经常被采用,如中国过去所称的细石器文化、彩陶文化、黑陶文化和欧洲的巨石文化、钟杯战斧文化等,不过这种命名,容易以片面的特征代替整个文化的特征,同时这种个别类型的特征遗物,还可能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因而已逐渐不大为人们所采用。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考古
❺ 北京人化石在哪发现的
北京人骨骼化石是在北京市西南房山周口店的龙骨山发现的。根据考古学家贾兰坡的研究,周口店自宋代以来就出现“龙骨”,历代不断当药材出售,因此,这个地方被称为龙骨山。“龙骨”实际就是古生物和古人类的化石。清未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对周口店“龙骨”的研究,民国初年开始了小规模挖掘。
原始的北京人1926年,奥地利古生物学家丹斯基,整理出周口店的两颗古人类牙齿,当年引起了国际学界的轰动。1927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发掘“人类材料”的考古工作在龙骨山正式开始。当年又发现了一枚人齿化石,加拿大人步达生,以这颗牙齿为证,为新发现的这种原始人类起了个拉丁文学名——“中国猿人北京种”,俗名“北京人”。步达生携带这颗牙齿周游世界,但结果令人失望,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他无知大胆,用如此少的材料居然得出了重大的结论。
继续进行的发掘工作收获不大,到192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已经露出不再投资的想法,主持发掘的考古学家纷纷离去,只留下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不久的年轻助手裴文中继续负责挖掘工作。不久,裴文中也接到来自北京的立即停止工作的命令,但是他决定再做一次最后的尝试。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决定,这个简单的决定将改变中国史前时代研究的命运。
❻ 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
(一)实验室简介
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目前是我国地质灾害防治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现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为中国工程院王思敬院士,实验室主任为黄润秋教授。实验室立足于为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提供全面系统的理论和技术支持,服务于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和防灾减灾实践,围绕我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提供实际需求服务。
(二)2013年度重要科研成果
1.黏度时变性灌浆材料扩散与固结研究
针对复杂地层岩土体,存在裂缝开度大、封堵困难、浆液凝结时间长、循环冻融寿命低、材料损耗严重等突出问题,成都理工大学裴向军教授带领团队启动了“黏度时变性灌浆材料扩散与固结研究”项目。通过系统研究,在水泥-化学浆液的溶剂化膜理论方面具有突出创新,所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注浆扩散测试装置和开发的SJP系列黏度时变灌浆材料,解决了速凝灌浆材料早期强度高、后期强度低这一国际性难题,并在黏度时变性灌浆材料组成、性能参数及浆液扩散测试方法等方面具有新颖性,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项目成果荣获2013年中国发明专利金奖、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主要完成人包括裴向军、黄润秋、李正兵、裴钻、罗建林、袁进科、杨富平、张晓超、焦瑞峰、董秀军等(图32)。
图32 相关项目获奖情况
2.自主研发了浆液扩散测试装置,解决了浆液流速、压力与流量的测试难题以及对浆液扩散的影响
试验流体生成装置产生灌注浆液,按设计的灌浆压力、灌浆量向浆液扩散测试装置提供实验流体(图33)。
图33 浆液生成装置
3.研制了SJP型黏度时变性灌浆系列材料,它们分别适用于陡倾宽缝岩体、架空松散地层、盐渍化土、冻土等复杂地层
开发研制的SJP型系列水泥基黏度时变性灌浆材料,以水灰比0.6的水泥浆液为原浆,掺入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高分子材料。可泵期调控5~90min,为常规水泥浆终凝时间缩短了1/5~1/10。3天期强度高出普通水泥浆2.5~4倍,后期强度较普通水泥浆高出20%~30%(图34)。
本项成果已经推广应用于水利水电、矿山、铁道、公路及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等数十项重大工程,如雅砻江锦屏一级水电站危岩体及边坡坝基加固工程(2007~2012年)、大渡河长河坝水电站岩体锚索和固结灌浆加固工程、遂-资-眉高速公路路桥(涵)过渡段加固治理工程、新疆天山公路、甘孜得荣红岩子高边坡应急治理工程、九龙斜卡水电站坝基防渗灌浆工程、“九寨•云顶”项目建筑地基加固处理工程、凉山白水河滑坡治理工程、云南昆明舒铂广场基础工程(2013年)。通过科学控制水泥浆液扩散范围,减少复杂岩体灌浆用水泥量高达30%~90%,成果在企业的应用累计新增产值达14.7亿元,产生利润1.12亿元。研究成果有效控制浆液的使用和排放,达到环境和生态保护的目的。
图34 SJP型液浆材料实验数据
❼ 地质工作的起点
中国古代就有了地质工作的萌芽。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利用高岭土、金、银、铜、铁、锡、铅、汞、煤、天然气、石油、矿盐等矿产的历史。例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知道用铜制作工具和装饰品,河北唐山,甘肃武威、临夏等地都曾发现过这个时期留下的红铜器。夏代,出现了铜锡合金造成的青铜器,商、周两代,达到了“青铜器时代”的鼎盛时期,河南安阳商代王都遗址中发掘出来的青铜器数量超过万件。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古人所具有的地质知识、能识别矿产是分不开的。
战国时期,人们的地质知识、找矿知识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管子·地数第七七》曾记载:“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是说出露地表的铁矿风化后会生成赭色的铁的氧化物,铅矿经常与银矿共生,这与近代科学认识是完全符合的。这表明,古代已有了初步的地质找矿概念。据《新唐书·食货四》记载:到了唐代全国有银、铜、铁、锡的冶炼场所168处,在唐代的中后期,铁的年产量曾达到207万斤。煤的使用也很早,魏晋时期,煤已用作生活燃料。元明建都北京,京城军民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石油和天然气在我国古代也很早就被认识可以作为燃料,四川已约有2000年凿井采得卤水,并利用火井中的天然气煮卤水成盐的历史了。东汉时期的《汉书·地理志》中就有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和利用石油的记载。我国古代对石油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①照明。《后汉书·郡国志》在谈到古酒泉郡延寿县有石油时写道,石油“……如凝膏,燃之极明”;《水经注》也说,石油“如凝膏,燃极明”;《元和郡县志》则说,石油“如肥肉,燃之极明”。到了元明时期,人们还对石油进行加工制作蜡烛,《元一统志》记载,“石脂:在鄜州东十五里采铜川有一石窟,其中出此。就窟可灌成烛一支,敌蜡烛之三。”②润滑及防腐。《水经注》记载,石油“膏车及水碓缸甚佳”,“膏车”即用来润滑车轮及车轴。《元和郡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水上有黑脂,人以草盝取用,涂鸱夷酒囊及膏车”。③药用。《魏书》记载,“龟兹国……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如
但是直到近代,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质工作,.19世纪末,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地质人员,也没有建立地质矿产调查的部门或机构。中国近代早期的地质调查工作是外国人做的。最早是美国人庞培利(Pumpelly),他于1862~1865年在中国和日本做了地质调查,并应清政府的邀请考察过京西煤矿。而影响最大的是德国人李希霍芬(Richthofen),从18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他曾两次来中国考察,回国后著有《中国》一书,附有地文、地质图两册(夏国治,程裕淇,1990)。这些外国人的工作,对中国的地质研究和地质工作起到了先导作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地质工作始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置了地质科,由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的章鸿钊主持其事。这是中国政府中第一次有了管理地质工作的机构。1912年4月,实业部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政府机构几经改组,但主管地质的部门仍然保留,只是名称和隶属关系有所改变。
1913年9月,地质科改称地质调查所,规划和总管全国的地质调查工作,“地质调查所掌事务如左:一,关于地质构造调查事项;二,关于矿床调查事项;三,关于地形图及地质图调制事项;四,关于矿肥及土性调查事项。”(李学通,2006)地质调查所由在英国学习地质归来的丁文江任所长。在地质科改称地质调查所的同时,设立地质研究所,由章鸿钊任所长,研究所实为培养地质人才的讲习所。当年,研究所借得京师大学堂理科地质门的房屋设备,招收了30名学生,开始自己培养地质人才。因各种原因,30名学生中只有21人完成了学业,18人获得了毕业证书,其中叶良辅、谢家荣、王竹泉、李捷、李学清、刘季辰、谭锡畴、周赞衡、朱庭祜等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1916年,章鸿钊、翁文灏将地质研究所师生历年所作地质调查报告等成果,编纂成《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册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自编的区域地质著作,结束了中国地质情况主要由外国人调查和论述的局面(李学通,2006)。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于地质调查工作,地质研究所在1916年第一批学员毕业后便停办了。尽管地质研究所只办了一期,但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地质调查研究人才,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下第一块基石。
1916年6月,研究所的18名毕业生到地质调查所担任调查员。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地质专业队伍。这支队伍随即在河南、山东等省测制百万分之一地质图,并对一些矿山做了调查。对岩石、矿物、古生物的研究也开始着手,同时,还派人对上海、天津港口的地质问题和安徽、甘肃的地震做了考察。
1918年,北京大学将京师大学堂原理科地质门恢复为地质学系,原北洋大学矿业科部分学生也转入该系学习。1920年,该系首批学生毕业。同一年,李四光,以及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A.W.Grabau)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任教。随后,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后改为西北大学)也相继开设了地质系、组。20世纪40年代,唐山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北洋大学也成立了地质系、组。中国地质教育开始走向兴旺发达时期(夏国治,程裕淇,1990)。
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成立,章鸿钊任第一届学会会长,翁文灏、李四光任副会长,谢家荣任秘书长。中国地质学会是中国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中国地质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地质科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奠定了我国地质学由萌芽走向成熟的基础,对于展开横向联系、交流学术成果、跨入国际地质学界行列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地质学会卓有成效的活动为其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在国际学术界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1922年,翁文灏以中国唯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8月9日至1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13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并被选为学会副会长及评议员(李学通,2006;张银铃,2001)。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之初就创办了《中国地质学会志》,于当年出版了第一卷。1949年前中国地质学界许多重要学术论文和重大理论及发现的提出,都是在该刊发表的。如李四光关于中国第四纪冰期论据(1922年)和地质力学理论的提出(1926年);翁文灏关于燕山运动的提出(1927年);周口店于1927年10月16日发现一颗古人类牙齿化石的报道;裴文中于1929年12月2日发现中国猿人头盖骨的宣布等(张银铃,2001)。
1928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地质研究所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所属13个研究所中成立最早的单位之一,李四光任所长。
自1912年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的设立至1949年,中国地质工作从无到有,在克服重重困难中艰难前行。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时,仅有会员26人,到1928年前后,中国地质学家有了100多人,1940年以后,增加到约300人(孙枢,2002)。在此期间,我国地层学、古生物学、构造地质学和大地构造学已有了相当扎实的基础;区域地质学取得了重要进展,完成了1:100万的14个国际地质图幅和1:300万中国地质图;矿床学(含化石能源)初步奠基,并有白云鄂博铁矿、攀枝花铁矿、昆阳磷矿、黔贵铝土矿和淮南煤田等重大发现;矿物学和岩石学出现了一些重要论著;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和地球物理探矿等开始萌芽(孙枢,2002)。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李四光在伦敦出版《中国地质学》,该书不仅综述了中国各地地层,而且从地质构造上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以较大篇幅讨论了古生代各时期的海侵、中生代以后的堆积以及各个构造运动时期;总结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作者对中国和东亚构造型式和地壳运动,以及对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研究;阐述了地球表面形迹的动力学意义,奠定了地质力学的基础。
1945年,黄汲清出版了《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专著,对中国地质构造在空间和时间上做了综合研究,在对当时大地构造的主导概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系统总结和分析了中国大陆及其邻区的区域地质资料,阐述了中国及其邻区的前寒武纪地块和各地壳运动时期及褶皱构造的基本特征;论述了各地质历史时期中国古地理轮廓和大地构造特征、岩浆活动与成矿作用,划分了中国大地构造单元和构造格架。该书被称为“多旋回构造理论”的奠基之作。
20世纪40年代初,潘钟祥根据30年代前期对陕北和四川的地质调查所撰写的《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纪石油非海相成因》在美国发表,该文明确指出,“石油不仅来自海相地层,也能够来自淡水沉积物”,“如果有适宜之构造,则可成为良好的油田”。1943年,根据一队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在新疆独山子和库车进行石油地质考察所撰写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提出新疆主要生油岩系是侏罗系和下第三系(古近系),属陆相沉积,“多期多层生储油”的陆相沉积生油学说宣告诞生。
至1949年,留给新中国地质工作的起点是十几个地质调查和研究机构,近800人的地质工作队伍(包括非地质专业人员在内),十数台钻机,17万米的钻探进度,以及刚刚开始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和地球物理工作(夏国治,程裕淇,1990)。
❽ 近代中国地质学创建早期中国学者对河北地质调查的贡献
杜汝霖牛树银孙爱群
(石家庄经济学院)
河北省(包括北京)位于晚清和民国时期首都北京附近及周围地区,当时称直隶省。受北京辐射影响比较大,这一区位的优势,使其成为中国地质科学发展历程中的摇篮地区,也是我国开展区域地质调查最早的地区。已有140多年调查历史,就中国地质学者的调查,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在为了迎接即将到来201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90周年和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发展100年之际。我们会深切缅怀近百余年左右在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创建早期的前辈先驱学者,特别是他们在河北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为当地开发矿业和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近几年有幸参加《河北省地质科学史稿》的编撰过程,深为前辈学者坚定执著创建的光辉业绩所叹服,更为他们矢志报国、勤奋求实、勇于创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他们为后辈树立了光辉的学者风范和学习的榜样。由此更真切感悟到编撰地质学史所担负的“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和神圣使命,这是一笔留给后代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我们愿为河北地质学史的编撰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敬请各位领导和专家多给指导帮助批评指正。现仅就近百余年到80年前在河北地质调查的中国学者贡献简述如下:
1)作为最早对河北进行地质调查和取得成果第一人应该首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知矿师邝荣光(1862~卒年不详)。
1910年,邝荣光在《地学杂志》第一期(创刊号)出版了着色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1911年出版了《直隶矿产图》,图长36cm,宽24cm。《直隶地质图》将地层划分为太古代、甘布连纪、炭精纪、朱利士纪和黄土(甘布连纪即寒武纪,炭精纪即石炭纪,朱利士纪即侏罗纪)。此外,还划分出太古代火石、甘布连纪火石和近代火石(火石即火成岩)。图中甘布连纪广泛分布于太行山、北京西山和冀东,实际上包括了现在的中—上元古界至奥陶系。《直隶矿产图》上标明了煤、铁、铜、铅、银、金矿产地,“煤”还大致绘出了煤田的范围和地层走向。这两张图虽说简单、粗略,但其内容大多是作者实地踏勘结果,而不是照抄李希霍芬和维里士等人的著作,可以说是中国学者自己编绘的第一张地质图和区域矿产图。[1]
邝荣光还是第一位编绘古生物图版的学者,1910年他在《地学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中,发表了一幅《直隶石层古迹图》,标“矿师邝荣光考察并绘”这也是我国第一张古生物图版(1)[1]。
图1 直隶石层古迹图
2)丁文江(1887~1936),他是中国第一篇正式地质调查报告的作者。1913年,丁文江带队,与王锡宾、梭尔格一起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他们填绘了太行山中东部地质图,调查研究了石炭系煤田和“山西式”铁矿,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的《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发表于1914年的《农商公报》。这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学术报告,值得特别重视。该报告附有三张分幅地质图,包括1:10万井陉煤田地质图等,内容比较详细,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系统填绘地质图[2]。
3)章鸿钊(1877~1951)、虞锡晋,开创了北京西山地质调查工作。
1914年章鸿钊、虞锡晋两君率领地质研究所21名学员赴北京西山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南至磨石口、西至门头沟、北由玉泉山而抵温泉村,主要项目是地质调查,测绘地层剖面,寻找化石[1]。
4)马秉铎、刘世才、仝步瀛、陈树屏在直隶获鹿、山东峄县进行地质调查,赵志新在直隶赞皇县东北对五台系作了专题调查与研究,并采集了有关化石[1]。
5)1919年,丁文江、张景澄对冀晋边境一带的煤田进行了调查,著《直隶、山西间蔚县、广灵、阳原煤矿地质报告》,并附有1:10万煤田地质图,对煤系地层进行了粗略划分,载于《地质汇报》创刊号中[2]。
6)叶良辅(1894~1949)、刘季辰是最早对柳江盆地煤田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1919年他们对直隶临榆县柳江煤矿进行地质调查,著有《直隶临榆县柳江煤田报告》,刊于《地质汇报》创刊号中[3]。
7)李捷(1894~1977)是最早到保定地区进行地质调查的中国学者,1919年4月他由蔚县至涞源、阜平、曲阳、唐县、完县、满城等地,调查了当时已知的各种矿产,历时2月余在《地质汇报》第4号上发表了《直隶易唐蔚等县地质矿产》[4]。
8)王烈(1887~1957)于1920年以前,具体年代不详。他是中国地质学会26名创立会员之一,曾对河北省怀A一带进行煤田地质调查,著有《河北省怀A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是我国地质工作创建早期的重要地质报告[5]。
9)1920年,朱庭祜(1895~1984)、李捷到井陉煤田调查,著《调查直隶井陉地质矿产报告》,并附有1:6万直隶井陉煤田地质图。此外,1921~1930年间,王景尊、王曰伦、喻德渊也先后到井陉、获鹿一带调查。他们对井陉一带的地质、矿产(特别是煤矿)特征都有较详细的记述[3]。
10)卢祖荫(1889~1976)、周赞衡是最早进行铁矿调查的学者。
1917年卢祖荫、周赞衡到兴隆高板河一带调查,著有《高板河铁矿报告》[6]。
11)叶良辅等13人是中国同时也是河北第一位撰写区域地质志的学者
1920年出版的《北京西山地质志》是我国和河北第一部对北京西山进行大区域综合性系统调查写出的区域地质专著,对地层、构造、岩浆岩和矿产都有较全面的论述,从而奠定了中国北方地层学的基础,使北京西山成为中国北方地质工作的摇篮,并使北京西山和河北隣区的地层系统和构造格局,由此初步确定[9][12]。
12)李四光是第一位论述华北地区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学者。
1922年他在中国地质学者第一次年会上宣读了题目为“中国更新世冰期的证据”的论文,文中指出在太行山东麓的沙河县白错盆地首先发现了一些带条痕的巨大漂砾,认为是冰川活动遗留的证据,文中还谈到了山西大同盆地也有条痕砾石,两处的冰川遗迹,开创了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历史[8]。
13)丁文江是最早在河北进行锰矿调查的学者。
1922年丁文江考察北京昌平西湖村锰矿,认为该锰矿为原生锰矿,所著《京兆昌平县西湖村锰矿》一文刊于《地质汇报》第4 号。冯景兰(1927)调查了昌平县分水岭金矿[9]。
14)1923年田奇
15)1924年以谭锡畴(1892~1952)为主编人,在中央地质调查所翁文灏等统一规划领导下,完成了我国第一幅1:100万的地质图——《北京—济南幅》,这是我国首次按国际分幅编制的小比例尺地质图[10]。
16)王竹泉、赵亚曾(1898~1929)、田奇
17)赵亚曾、田奇
18)翁文灏(1889~1971)是最早提出燕山运动的学者。
20世纪20年代晚期翁文灏深入研究了华北地区的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1927年,翁文灏以燕山为标志地区首先提出“燕山运动”一名,原义代表侏罗纪末期与白垩纪初期间产生的不整合、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他所创立的燕山运动论点,是对中国构造运动的重要贡献并产生深远的影响[7]。
19)孙云铸(1895~1979)、葛利普等是最早对开平盆地寒武系和奥陶系进行研究的学者。
1920年孙云铸、葛利普将开平盆地赵各庄奥陶系划分为下奥陶统冶里灰岩和珊瑚灰岩。1922年孙云铸、杨钟健创名中奥陶统马家沟灰岩[13]。
1923~1924年,孙云铸详细研究了开平盆地的寒武系,自下而上划分为馒头层、张夏层、崮山层、长山层和凤山层;除馒头层、张夏层外,统称上寒武统[22]。1935年,孙云铸根据开平、临城和北京西山等地的资料,将长山层和凤山层详分为5个化石带,并发表了《中国北部上寒武纪之三叶虫化石》[14]。
孙云铸等的杰出工作,为华北地区寒武-奥陶系的划分对比奠定了基础。
20)舒文博是最早对火成岩侵入体进行调查的学者。
1924年舒文博在《河南武安(今河北省武安县)红山火成岩侵入体的研究》中,利用氧化钙等氧化物等量线图说明岩石化学组分的同化作用,其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所引用[20]。
21)李学清(1892~1977)是最早研究河北矿物的学者,1926年他对河北平山县刚玉,从矿物学角度进行专题研究,著有《直隶西部平山县的刚玉》[21]。
22)王竹泉(1891~1975)是最早对河北武安涉县等地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的学者。
1927年王竹泉对河北武安涉县及河南林县安阳一带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对武安涉县地层、构造及煤铁矿产论述较详,著有《河南武安涉县林县安阳一带地质矿产》刊于《地质汇报》第九号[3]。
23)1927年,黄汲清(1904~1995)在北京车庄一带寒武系和奥陶系进行较详细的划分和对比,奠定了西山下古生代地层的基础,著有《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层》[9]。
24)王竹泉等是最早研究河北井陉雪花山玄武岩的学者。
从1927年开始,王竹泉对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层”进行了详细研究,1930年发表了《河北省井陉县雪花山玄武岩及砂土层之研究》《地质汇报》第15号[3]。详细地记述了这里的地层、岩石、构造和地貌特点,并在“砂土层”中采到一些腹足类化石,他根据岩性对比和地文期的观点,认为雪花山“砂土层”与山西省的“三趾马红土”相当,因而把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层”归为晚上新世末期。
25)赵亚曾等是最早对开平盆地煤田及外围调查的学者。
1928年,赵亚曾等3人到开平煤田及其外围调查,测有唐山西山至清凉山一带的1:5万地质图和双凤山附近的1:1万地质图,对区域构造轮廓反映较清楚[6]。
26)李春昱(1904~1988)、杨曾威、黄汲清、朱森等1928年研究了北京杨家屯煤系的沉积特征,将杨家屯煤系分为上、中、下三层,分别与石盒子系、山西系、太原系和本溪系对比[9]。
27)王曰伦(1903~1981)等是最早对承德大庙铁矿进行调查的学者。
1929年,王曰伦、孙健初在北平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曾到承德一带调查,首次对大庙、黑山斜长岩和铁矿进行了研究[6][18]。
28)谭锡畴、王恒升等是最早对张(张家口)宣(宣化)及外围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的中国学者。
1928~1929年,谭锡畴、王恒升、王曰伦和孙健初到张家口地区调查。谭锡畴在《直隶宣化、涿鹿、怀来三县地质矿产》一文中,阐述了以涿鹿为中心的区域地质特征。王恒升的《直隶宣化一带古火山之研究》和王曰伦、孙健初的《宣化一带地质构造研究》,涉及的范围与谭文基本相同,可以说是对谭文在岩石学和构造学上的补充[6]。另王恒升在1928年还在《地质汇报》发表了《北京西山妙峰山髫髻山一带之火成岩》[3]。
29)李四光(1889~1971)、赵亚曾等是最早对太行山东麓石炭二叠系进行正确划分的中国学者。
自从1922年瑞典人那琳根据化石鉴定,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包括太原系、山西系、石盒子系在内的上古生界剖面,但时代问题并未解决。李四光(1923、1927)经过对华北
30)裴文中(1904~1982)是首次发现中国猿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学者。
1927年裴文中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第二年被派往周口店参加古生物化石的发掘工作,从1929年起主持周口店猿人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同年12月2日在周口店第1地点首次发现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惊中外,为人类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证据,1931年又确认旧石器和用火痕迹的存在,从而为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考古学上的重要证据[16、17]。
31)李善邦(1902~1980)在北京西郊最早自建第一个标准地震台,开创了我国地震研究工作。
李善邦是中国近代地震学的开创者,1928年参加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工作,筹建北平西郊鹫峰山地震台,于1929年建成,并任鹫峰地震研究室主任,1930年9月20日记录到第一个地震,从此地震台即转入正式运转。由于地震台仪器已属世界一流,加之管理完善,地点合适,记录数据准确,很受世界地震学界的重视和推崇[19]。
32)1930年侯德封(1900~1980)对太行山东麓邯邢一带煤田地质构造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太行山东麓煤田地质构造研究》一文,刊于《地质汇报》第15号[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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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李学清.直隶西部平山县的刚玉.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6,5(1):77~82
[22]孙云铸.开平盆地的上寒武统.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3,2(1~2):93~100
❾ 中国比较著名的考古学家是哪位
一、郭沫若
郭沫若(1892一1978年),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
二、裴文中
裴文中(1904年1月19日-1982年9月18日),字明华,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县人,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1927年裴文中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29年起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是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1937年获得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后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技正,兼周口店办事处主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史前考古学。
1946年加入九三学社;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63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1982年9月18日在北京病逝。
裴文中擅长旧石器考古、第四纪地质、第四纪哺乳动物;主持山顶洞人遗址发掘,获得大量极有价值的山顶洞人化石及其文化遗物;1949年后积极开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综合研究。
三、李济
李济(1896.7.12-1979.8.1)人类学家、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并于改读人口学,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2年,李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任国学研究院讲师,后长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1949年后赴台湾大学及史语所。
四、夏鼐
夏鼐(nài)(1910年2月7号—1985年6月19号),原名作铭,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夏鼐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
夏鼐也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获英国学术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国全国科学院等七个外国最高学术机构颁发的荣誉称号,人称“七国院士”。
夏鼐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学术研究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和且治学严谨的特点。
五、汪宁生
汪宁生(1930年-2014年2月1日)生于南京,原籍江苏省灌云县。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任教,任云南民族大学历史系主任,考古学和民族学教授,民族研究首席科学家。他著作丰富,重要论著约100万字,大都收入《汪宁生论著萃编》(上下)。他的丰硕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赞许。
曾获美国著名的罗氏奖金。曾受聘担任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和美国费城人类问题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他的名字被列入《世界杰出人物索引》、《世界五千名人录》和《中国文化名人大词典》。对民族学和人类学有较深的研究。曾获美国著名的罗氏奖金。
❿ 人是谁造出来的拜托各位大神
长阿含经卷六·小缘经第一》记载,佛陀住世时,有两位婆罗门比丘,一位叫婆悉吒,另一位叫婆罗堕。他们以清净正信跟随佛陀出家修道,却被其他婆罗门嫌弃斥责。因为其他的婆罗门认为在所有的种姓中,只有婆罗门种姓是从大梵天的口中出生的,所以只有婆罗门种姓才是第一种姓,其他种姓都是卑劣下贱的;只有婆罗门种姓是清净的,其他种姓都是污秽的。而这两位婆罗门比丘却舍弃清净第一种姓,入刹帝利种姓的佛陀之法中修行,所以其他的婆罗门都看不起他们。佛陀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告诉两位比丘说:他们那些人都愚昧无知,却又狂妄自大。在佛法中,不讲种姓,没有我慢之心。如果有沙门、婆罗门于佛法中持种姓之别,有我慢心,那么他就不会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佛陀告诉两位婆罗门,在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种姓中都存在善恶生和由善恶业引起的善恶报,并不是说只有婆罗门种姓行善业和受善报而其他三种姓全部是行恶业和受恶报,婆罗门中也有行恶业受恶报的,其他种姓中也有行善业受善报的。所以并不能说只有婆罗门是清净的,而其他种姓都是污秽的。同时婆罗门也是由父母所生,并不是由大梵天的口中出生。佛陀告诉两位比丘,所有的佛弟子不论以前是什么种姓,什么出身,一旦在佛法中出家修遭,如果有人问是什么种姓的话,统统都要回答是沙门释种子。所有的娄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都要恭敬供养佛法僧三宝。接着为了说明这些道理,佛陀就为比丘们说明四种姓的来源,也就是人类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