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磊地质大学

Ⅰ 孙大光与新时期地质事业改革开放的起步

韦磊邹世享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孙大光1917年生于安徽寿县，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广州、重庆、贵阳、长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8年参加内蒙古土改工作，任区党委政研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北交通部秘书长，1952年调入交通部，1964年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文革”期间，孙大光受到迫害，被关押、监禁长达5年半之久。1975年恢复工作后，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1979年9月，孙大光任地质部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5月，地质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后，任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地质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1985年，孙大光离开地质部门，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孙大光领导地质工作期间，被温家宝誉为“新中国地质工作从乱到治、实现历史性转折的10年，在逆境中恢复和中兴的10年，无论地质-找矿效果或钻探工作量都是新中国地质工作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这就充分说明了新时期地质工作的恢复、发展与孙大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拨乱反正，使地质工作走上正轨

1966年，“文革”爆发，地质部门成为重灾区。“文革”期间，不仅地质勘探工作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地质教育，以及地质工作指导思想和地质工作者都受到严重冲击。1975年5月，孙大光开始领导地质工作，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部门。摆在他面前的首先就是要整顿、恢复秩序，进而拨乱反正。

1.“文革”后期的整顿

1975年，“文革”尚未结束之时，孙大光赴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后即着手地质工作的整顿工作。1975年6月，孙大光在北京主持召开“文革”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黄金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鼓舞人心的口号：进一步加强、加大勘探力量，争取实现黄金生产的历史性突破!在邓小平的整顿方针的指导下，孙大光着手对地质工作机构及设置情况展开调查研究工作。不久，国家计委地质局即出台了一部易于操作、切实可行的调整方案，孙大光为此起草了国家计委地质局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12月，孙大光率工作组到河南省中州铁矿勘探工地调研。之后孙大光又赶往新乡，对正在进行的中原油田会战进行调研。孙大光在新乡详细了解了华北地区石油勘查进展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专门召开了石油地质科技干部专题座谈会，对华北、中原一带石油远景作了分析与预测。与此同时，孙大光还对地质系统中一部分被帮派势力把持的单位进行了调整，对派性比较严重的单位进行了严肃整顿。因此，温家宝说：孙大光赴地质部门“上任之初，‘文革’尚未结束。他迅即进入角色，在向‘四人帮’夺回失去时间的激愤心情中，以饱受摧残之躯和革命家的硬骨头，不屈从极左路线的统治，大力整顿、恢复工作秩序，实际上是与‘文革’唱反调”。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情况下，针对文革造成的混乱，而大力整顿、恢复工作秩序，既可以看出孙大光在客观事实面前坚持真理的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他敢做敢为的精神。这也为“文革”结束后，孙大光投入到地质部门的拨乱反正工作之中奠定了基础。

2.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

“文革”结束后，根据党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精神，国家地质总局党组抽调专人组成审改办公室，对“文革”时期地质部门的冤假错案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地质部门的遗留问题进行审改复查。1978年9月6日，国家地质总局召开全局职工大会，为长期受“四人帮”迫害、被关进监狱达7年之久的傅秀的冤案平反；1979年1月16日，国家地质总局机关再次召开平反大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和隔离审查的原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及旷伏兆、胥光义、宋应等52人平反，恢复名誉。“文革”中，地质部机关及在京直属单位有7人受迫害致死，4人被捕入狱，160人被非法关押，200多人被扣上了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政治帽子。到1980年底，对上述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与此同时，国家地质总局党组还根据中共中央中发[1978]11号、55号文件精神，认真进行了为右派分子摘帽工作和改正工作。

3.扭转地质工作指导思想，提出以“地质-找矿”为中心

“文革”时期，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整个社会的发展重心已严重倾斜。地质部门也存在着领导不抓地质、不问生产技术，大搞“斗争哲学”，甚至地质技术人员也不研究地质业务的倾向，其根本主要原因在于地质工作的指导思想发生偏离。有鉴于此，推动地质工作正常发展，就必须要扭转地质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必须对“文革”期间的错误进行纠正。为此，1979年1月5日，孙大光在全国地质局长会议上系统批判了“文革”期间关于地质工作的错误认识。他指出：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地质工作的伟大成绩，是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地质部门占主导地位；批“地质业务技术中心论”，实质上是否定地质部门的基本职能，取消地质工作；批“专家路线”，是否定专家和广大科技人员在地质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宣扬“技术无用论”，是把愚昧当成科学；批“无矿论”，是否定客观规律，助长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泛滥。这些错误认识系统体现在中共中央曾于1970年12月21日以中发[1970]75号文作了批转的《国家计委地质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纪要》中。因此，这次全国地质局长会议上，国家地质总局党组根据中央确定的原则和代表们的要求，决定撤销这个会议纪要。1979年3月29日，国家地质总局报请国家计委并转报中央撤销中发[1970]75号文件。

纠正错误的指导思想是推动地质工作健康发展的第一步，与此同时还必须提出地质工作健康发展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因此，在1979年1月的全国地质局长会议上，孙大光果断地提出，地质部门的工作要“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以提高地质研究程度为基础，以多快好省地取得地质成果”为目的。“以地质-找矿为中心”就是要求整个地质部门把工作中心从政治运动转移到生产上来，要站在整个地质工作的全局考虑问题，要把地质调查研究和找矿作为地质部门最根本的职责。孙大光果断地决定：各项业务指标、各项管理工作、科学研究、物资供应以及地质机械仪器生产等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最大限度地为这个中心服务，为促进地质-找矿多作贡献。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意义重大。温家宝指出：“1979年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不仅体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而且从根本上摆脱了‘一五’以来地质工作目的与手段争论不休的困局”。

二、对外开放，推动地质工作现代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地质事业对外交流和合作的领域，只限于在苏联、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60年代及“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与少数亚非国家的地质交往和参加个别的国际会议，对外交流几乎陷于停顿。“文革”结束后，孙大光积极推动地质工作走出国门，了解世界地质工作的先进水平，参与相关各种交流活动。这实际上就推动地质工作开始了对外开放的进程，这一活动也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地质工作的现代化。

1.通过对外交流，明确提出了地质工作现代化的方向

1978年和1979年，孙大光亲自带队分别深入考察了西欧(联邦德国、法国)和北美(美国、加拿大)的地质工作。这些考察一方面使孙大光意识到中国地质工作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从而直接促使他形成中国地质工作现代化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积极走出去，孙大光提出了中国地质现代化必须要通过地质工作对外开放来达到。1978年7月，孙大光在向国务院进行的汇报中，重点分析了中国地质工作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分析了我国地质工作如何从中借鉴。通过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考察，他指出，从总体上看，中国地质工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15～20年。通过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考察，孙大光认识到中国地质工作无论在服务范围、研究工作、研究力量、技术装备、工作效率、管理、人才队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这样就明确了地质工作现代化的方向。

在分析了中国地质工作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后，孙大光提出了中国地质工作现代化应该注意解决的问题。其一，重视发展五项基础理论研究，即①地壳运动及其演化；②岩浆作用、沉积作用和变质作用的机制；③成矿物质来源；④元素运移富集规律；⑤地质-地球物理场特征。其二，要狠抓五项关键技术：①航空地质和遥感技术；②综合化的物探、化探技术；③电算和数字化技术；④岩矿测试仪器化、现场化；⑤钻探、坑探技术改造。其三，加强对外开放、对外交流，培养人才、改造技术：发展同技术先进国家的技术合作和交流，同法、德两国签署地质科技合作的协定；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大力培训一专多能的地质技术人才；改造三个地质仪器厂；改造探矿工程技术；改进资料管理和技术服务，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和书刊出版工作。其四，其他相关建议：加强矿产选冶和综合利用的试验研究工作，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在输出某些矿产品、提高外贸支付能力的同时，也要以丰补欠，以出换进；有关工业部门切实加强矿山地质工作；国家颁布“矿产资源法”，设置统管全国矿产资源的专门机构。

此后，通过对外开放实现地质工作现代化就是孙大光始终强调的思想。在1979年的全国地质局长会议上的报告中，他专门强调了开展国际地质科技交流的问题，系统论述了开展国际地质科技交流的形式：对外科技交流，国际科技合作，出国学习，技术引进，对外出口，等等。在孙大光的推动下，地质部门开展起了地质工作现代化的探讨。1980年3月地质部邀请部分老专家和有关管理干部就地质工作现代化问题进行座谈。同年12月，参加地质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的60多位委员。从多方面提出了自己对地质工作现代化的看法，意见和建议。1981年11月，在地质部领导主持下，建立了地质工作现代化研究小组。该组12月提出了“地质工作现代化的目标和道路”讨论提纲。

2.积极推动中外合作工作以改变中国地质工作落后的面貌

首先，开展中外地质合作项目。1978年5月，在对联邦德国和法国的考察中就相继建立了中法“喜马拉雅山地质构造合作研究”和中德“望湘地区普查勘探钽、铌、锡矿多学科合作”项目。随后。在孙大光的主持下，地矿部与日本石油公司签订了中日“鄂尔多斯盆地合作普查勘探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并在他的直接推动下把合作的范围扩展到南方碳酸盐岩地区。截至1983年，地质矿产部与联邦德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等发达国家发展了双边关系，签订了长期地质科技合作协议和专项协议，与加拿大、英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比利时等国商谈进一步扩大合作的意向。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79～1986年的中美南海合作项目、中英山东金刚石合作勘探项目，等等。

其次，参与国际地质科学组织活动，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地质科技交流活动。在孙大光的推动下，中外地质交流活动迅速开展起来。1976年我国参加了国际民间地学组织——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1979年以后陆续加入了地科联的直属组织和附属协会。1980年加入了国际官方组织联合国亚太经社会(ESCAP)自然资源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区域矿产资源开发中心(RMRDC)和亚洲近海矿产资源联合勘测协调委员会(CCOP)。截至1984年底，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的国家与国家间的地质交流活动达到294项。通过国际组织开展了229起多边交流。

再次，派人前往发达国家考察、学习地质工作。截至1983年，地质矿产部先后派出80批424人到26个国家考察石油地质、水文地质、矿产地质、物化探、钻探、测试分析技术和选矿技术，等等；地质(矿产)部自1979年至1983年开始安排了11个联合国援助项目。通过联合国项目，地质(矿产)部派出了7批33人赴国外接受培训、进修、考察或检验设备。

最后，引进先进设备，聘请外国专家来华。从1975年开始，国家计委地质局先后与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家厂商进行联系，与其中的70个厂商签订合同2404个，引进了一批成套设备和仪器以及单机和零配件；国家地质总局(后称地质部、地质矿产部)自1979年至1983年聘请了外国专家来华咨询、讲学、培训，共27批51人次。

在孙大光的推动下，地质矿产部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这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地质工作的现代化发展。1984年赴美进行卡林型金矿考察后，地矿部门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加强了普查找矿工作，并先后在秦岭、甘肃、贵州、广西、安徽、四川、湖南取得了该类型金矿的突破。中美化探合作找金项目，经过两年的工作，扩大了新疆阿克塔斯岩体的含金远景，对干旱地区金异常评价，提供了一条新途径。此外，在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技术帮助下，低品位金矿堆浸技术在我国的推广获得成功。美国的石油钻井技术，对我国四川盆地油气田的勘探与开发，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墨西哥、秘鲁两国斑岩铜矿找矿条件及找矿方法的借鉴，使我国江西城门山铜矿床的储量成倍增长。借鉴匈牙利铜矿的赋存条件及找矿经验，在福建省上杭县发现了火山岩型铜矿及紫金山铜金矿床，成为东南沿海近年来找矿的一大突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意大利政府援助我国京、津、藏地热勘探开发利用项目，完成了天津王兰店和西藏羊八井两个地热田的勘探评价，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可以看到，孙大光通过积极发展对外开放不仅了解到国际地质工作的先进水平，以及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从而提出地质工作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而且通过积极的对外合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地质现代化发展。特别是前述孙大光强调的五大关键技术发展较快，以致东德一位主管地矿工作的副部长，对准备赴中国的地质专家说：“中国的地质科技水平，已经不在我们之下了。谁还想端着50年代的专家架子去中国，是要犯很大错误的。”因此，对外开放是地质工作现代化的起点。

三、对内改革，地质工作发展获得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质工作建立的管理体制曾经起过一定积极作用，其中有合乎中国国情的部分。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这种旧体制从总体上说已不利于进一步调动地勘单位和地质职工的积极性，不利于改进国家对地质工作的有效管理。因此，“文革”结束以后，孙大光就致力于地质工作的改革工作。这一时期，他主要推动了地质工作三个方面的改革工作，即地质勘查业以事业单位改革为主线的部门改革和行业改革；国家计委地质局以职能转变为主线的政府机构改革；扩大地质工作功能，调整地矿产业结构。实际上，上述三个方面孙大光基本上是同时推进的。

1.地质勘查业以事业单位改革为主线的部门改革和行业改革

首先，按专业化原则改组地质队伍。1979年初，全国地质局长会议对改革地质工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按专业化分工原则改组地质队伍，通过经济合同组织生产协作”的设想。从1980年开始，地质部先进行试点，然后在一定的范围内将队伍按专业化原则进行了改组。这一改革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毕竟是运用经济方法进行管理的一种尝试。实际上也开启了日后地质地矿部门提出“三化”方向(即部分地质成果商品化，地勘单位企业化或管理企业化，地质队伍社会化)。

其次，推进地勘单位的经营机制改革。这方面最主要的是实行设计预算包干、节约分成的经济责任制。1980年在全国地质局长会议上，孙大光指出：要“改革经济管理方法，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今年重点试行任务预算包干、节约(利润)留成等办法。”1981年，地质部决定进一步扩大预算包干、节约分成的试点面，强调在搞好设计预算的基础上实行按设计预算包干、节约分成的办法，联系地质成果，计奖计酬。1983年4月12日，地矿部发出了《关于当前经济责任制试点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试行经济责任制的目的、要求和做法。1984年2月21日，地矿部在总结各单位试行各种经济责任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设计预算包干、节约分成的经济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实行设计预算包干、节约分成的经济责任制，加强了基层单位的经济责任，调动其积极性，增强了领导和职工的经济核算观念，普遍注意了精打细算，节省开支，促进了经济管理工作的改善，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再次，确立“三化”改革方向，推进简政放权。为了调动各级单位工作积极性，搞活地勘单位，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地质矿产部结合地质行业的特点，决定以“三化”为改革方向，并推进简政放权，扩大地质队(厂)自主权的改革试验。1984年，孙大光肯定了“三化”的改革方向。为支持“三化”的推进，孙大光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于1985年初在全国地质局长会议上宣布，停止启动于1979年全系统长期争论，并与全国政策发展趋势不相适应的“专业化改组”工作。同年6月，国家地质总局印发了《关于扩大地质队自主权和改革经济管理的暂行规定》，对各省(区、市)地质局、专业局及所属地质队面上的改革，提出了要求，赋予地质队一定的自主权。1985年3月2日，印发了《地质矿产部关于简政放权、搞活地质队的暂行规定》，针对地勘工作旧体制的弊病，提出部、局两级都要简政放权，逐步减少以至改变对地勘单位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性活动的直接管理，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加强对地质工作的宏观控制。

2.地质(矿产)部以职能转变为主线的政府机构改革

这主要体现在，孙大光推动地质管理部门的重建、发展，以及明确地质管理部门的职责方面。1952年建立的地质部的基本职能是直接组织地质勘查工作。1970年6月，地质部改为“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地质局”，其职责未明确变动。I975年9月30日，国家计委地质局改为国家地质总局后，职能未明确变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快速发展，加强地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各方面要求恢复地质部的呼声越来越高。1979年夏天，孙大光主持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请求恢复地质部。报告中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地质工作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所担负的任务日益繁重，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现有管理机构急需加强。因此，建议将国家地质总局改为地质部。其主要任务是，领导和管理国家资源的普查、勘探，对全国长远的和年度的地质工作进行统一规划和安排组织实施，对地质科学研究、技术干部的培训和地质机械、仪表仪器的生产进行管理。”该报告获准通过，1979年9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将国家地质总局改为地质部。在孙大光的报告中已经提及了地质部职能上从事行业管理的理念。实际上，这一思考在1978年7月向国务院进行的汇报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在汇报中，孙大光说：“建议在国家计委或经委设立类似计委能源局那样的矿产资源局，负责制定和掌握统一的资源方针，协调有关工矿部门的技术政策、措施和规划，监督矿山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组织矿物原料经济研究，并兼管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的工作。”孙大光的这一科学认识虽然在当时设立的地质部的职能中没有到位。但是，1982年5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将地质部改名为地质矿产部。新设立的地质矿产部的职能基本上体现了上述孙大光的构想。国务院规定地质矿产部的任务是：除率领直属的地勘队伍进行地质勘查活动的传统任务之外，增加对国家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能和对地质矿产全行业的地质勘查活动进行行政协调的职能。从此，地质矿产部所管理的对象不再仅仅是几十万直属地质队伍和地质科学研究与地质找矿，而真正成为整个经济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担起国家地矿行政管理职能。为实现地矿部职能的这一重大转变，在孙大光的领导下，1982年春即着手组建地质矿产部矿产开发管理局。1983年10月，在孙大光的建议下，国务院决定恢复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负责统一审批地质勘探报告，并制定统一的矿产地质勘探规范、条例，办事机构设在地质矿产部。

3.扩大地质工作功能，调整地矿产业结构

首先，拓宽地质工作领域，从传统的侧重解决矿产资源问题扩大到统筹解决与地质相关的社会发展问题方面。1978年7月，孙大光在向国务院进行的汇报中，就结合联邦德国和法国的地质工作内容广，为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服务项目多的情况，提出：“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国地质工作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就要努力探寻地下资源，保障国内建设的需要，并为扩大工矿产品出口、增加外贸收益创造资源条件。我们过去已经这样做了，今后还要加强。与此同时，地质部门还必须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准备多方面的地质资料，更好地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这里实际上就提出了地质工作要扩大工作领域的问题。1983年，孙大光在全国地质局长会议上再次明确提出：“六五”后三年对地质工作调整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继续扩大服务领域，逐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地质工作的多方面的需求”在孙大光的推动下，地质矿产部在“六五”期间围绕国家重点项目和其他重点建设的基建前期工作积极开展工作，提交了30多份对口勘探报告，满足了建设的要求。“六五”期间，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工作的重点，逐步转向国家重要经济区、重要城市和重要国土整治区的综合评价和重点建设项目的对口勘查；开展了全国成矿远景区划，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区划，资源总量预测和地下水资源评价；提交了一大批综合评价资料和单项地质勘查报告。

其次，顺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调整地矿产业结构。此事早在1979年控制地质队伍规模以前，从1976年抓地质队职工家属生产、服务工作已见端倪，再从富余人员转产发展到全系统以至全行业的广开门路、多种经营，实行以地质勘查为主业的兼业化。地质部调整产业结构始于解决富余人员的就业、减轻地质队负担等问题。在实际探索中地质部提出了“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调整方向，提倡广开门路、扩大服务，地勘单位应以地质找矿为主业。此外，能干的都可以干，有条件的可以办工厂、开商店、打井、造桥修路，也可以开矿，实现多种经营，腾出经费多做些地质工作。发展其他产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地质部门资金多样化逐步成为地质矿产部门的基本认识。1984年1月，在全国地矿局长会议上的报告中，朱训就明确阐述了发展第二产业的意义和效果：“广开门路，开辟第二产业，不仅是安排富余人员的需要，而且对妥善安置随队待业青年、巩固地质队队伍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我们在安置待业青年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到去年底全系统已安置了3万名，约占总数的2/3。一些搞得较好的局、队，如辽宁局、云南八〇四队和地质一队、广西水文队、黑龙江三队，全部待业青年都得到了安置，做到了‘领导满意，家长放心，子女高兴’……今后广开门路要长期稳定地搞下去，要面向社会，对外服务。既要办服务性行业、农副业、建筑维修业，又要办打井、开小矿、印刷和技术性服务，等等。”

实际上，地质矿产部门的扩大服务领域和调整产业机构是互动的。因为有了前者，所以促进了地质矿产部门的工作逐步延伸到传统的矿产资源勘探之外，从而推动了地质矿产部门结构的调整。在地质勘查业进入市场有障碍改革难以操作的特定条件下，这种做法是与地质勘查业改革和发展相辅相成的一种积极对策。总起来说，这种行业性的调整与重组，既是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完善国家产业政策的组成部分，也是地质勘查工作不仅要为国家工业化，而且要为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服务的最终目的决定的。

综上所述，自1975年孙大光领导地质工作开始，他就致力于整顿“文革”造成的地质工作的混乱；“文革”结束后，他积极推动地质工作走出去。通过对外开放，他既意识到中国地质工作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明确提出了地质工作现代化的方向。可以说，对外开放是孙大光推动地质工作现代化的起点。与此同时，他力促地质工作的内部改革，通过改革促进了地质工作的发展，同时也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地质工作的深入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新时期以来中国地质工作取得的巨大进步是肇始于孙大光推动的改革开放的。

Ⅱ 领导地质工作时期形成的何长工精神

邹世享韦磊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何长工，湖南省华容县人。1900年生，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底至1923年留法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国加入少年共产党(后改为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后曾任洞庭湖西区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等职。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两军会师井冈山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二十八团党代表，后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党代表兼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井冈山特委委员和前敌委员会常委。主力红军撤离井冈山后，仍坚持井冈山斗争。1929年任红五军第五纵队党代表，后任红军第八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宁都起义后，任红军第十三军政委。1932年后担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34年参加长征，任红军第九军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教育长、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政大学代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1952年9月，地质部正式成立。何长工调地质部任副部长，后兼任部党组书记。自此至“文革”，何长工一直在地质部工作。他对地质工作充满了深厚感情：“对十五年的地质工作，我也是很有感情的。每当想起这十五年，地质工作在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已建立起一点工作基础，查明的矿产资源基本上可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时，心里总是难以忘怀广大地质职工长期奋战在野外，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的情景。”何长工在领导地质工作过程中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和品质，同样他也将这种品质融会于地质工作之中。

一、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是中国成为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延安时期，无数的中华儿女不远千里奔赴延安，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使他们看到了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自由和富强的希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始终坚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政治方向，因此，在各种困难面前都能够充满力量和信心，并最终战胜各种困难。

在地质行业工作时，何长工坚持的政治方向就是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为国家建设献身地质事业。1952年8月，当得知将被调往地质部工作时，虽然他开始有所顾虑。但是，很快考虑到由于地质勘探的不足限制了国家经济建设，他就“欣然同意了”党的安排。此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地质工作之中。直到“文革”爆发后被迫离开地质工作。他自己明确说明：“对十五年的地质工作，我也是很有感情的。”

何长工不仅自己坚持坚定的政治方向，而且号召所有地质工作者都坚持坚定的政治方向。1956年，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何长工就号召：“地质部门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团结全体职工，在党中央及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兢兢业业，不骄不躁，不断地揭露祖国地下资源的秘密，充分地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矿产资源的需要。”而且，他还以革命精神教育和熏陶广大地质工作者，帮助他们坚定政治方向。“我每到一处，特别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鼓励他们立志为国家、为社会主义献身地质事业，鼓励他们刻苦钻研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为了使职工能正确对待地质工作的艰苦性，他“每到学校、工厂、野外队直接和学生、职工群众见面时，向他们宣传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艰苦奋斗的传统，宣传地质工作在国家经济建设上的重要意义。在大会小会上经常讲井冈山时期、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时期斗争的艰苦和在艰苦环境中形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用抗大作比喻，‘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要他们学习抗日军政大学对学员的要求：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可见，何长工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帮助广大地质工作者培养克服困难的精神和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的，一是通过详细阐述从事地质工作的光荣性，激发地质工作者的荣誉感；二是通过对地质工作者进行革命历史传统的教育，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

为了保证地质这一艰苦行业能够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何长工还非常重视通过组织制度工作保障政治方向。首先，建立政治部专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何长工按照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在地质部党组会议上，指出：“主席给我谈过几次，地质队伍应有半军事组织和军事性的组织，因为分散流动、不固定，很需要有坚强的政治组织，成立政治机关(政治部)，省地质工作单位实施双重领导。”经过党组研究，决定在地质部设置政治工作机关，加强地质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其次，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为加强党对地质部工作的领导，地质部门各级建立了党委。1964年，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以何长工为书记的地质部党委，对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何长工在地质行业中为地质工作者树立的坚定的政治方向就是保证地质工作与党保持一致，地质工作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二、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何长工在领导地质工作中也鲜明地体现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品质。

在领导地质工作中，何长工明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针对在学习苏联过程中，有地质工作者形成了迷信苏联的思想，何长工进行了明确的批评。他说：“‘迷信外国、不相信自己’的思想，是‘王八蛋’思想”。他的这一批评在当时地质院校的学生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学生就说：“何老，你当年的讲话，我们还记得！有些话你批得我们很痛，可我们听了觉得很对，一直到现在还对我们有帮助啊!”在实际的地质工作中，具体就表现在地质工作者破除国际社会关于中国“贫油”等的论断。“我到地质部时，开始听到说‘中国贫铁、缺铜、少油’，我就不相信，中国这么大的地方，地质调查工作还没有做多少，怎么就能说找不出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靠自己的认识和志气，坚持开展石油普查工作。”到20世纪50年代末，通过大量的物探、钻探工作，终于先后在松辽、华北平原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等有利于油气富集的构造带。

在地质工作中，何长工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这集中体现在他在领导地质教育中，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对学院的教学工作，我认为应该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意见。按教学规律去办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地质教育是全面学习苏联，由此，也造成了照搬照抄苏联地质教育的模式的问题。对此，何长工及时发现问题，并从中国实际出发加以解决。1953年，何长工前往北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检查工作，发现学生、教师负担过重，这是由于学习苏联经验要求过急。教学计划定得过高，培养目标没能根据我国当时国情出发，把苏联的五年制简单地套成四年制。1953年8月地质部召开第一届教育会议，统一了对各专业本科、专科的培养目标，提出从我国需要和可能出发，稳步提高教育质量的方针，具体研究了各专业课程的删减合并的办法。

地质工作的特殊性、规律性还集中体现在其地质科学理论与地质勘探工作的密切关系，二者不可偏废。对此何长工有着清楚的认识，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地质勘探人才紧缺的状况有所缓解后，何长工就强调了地质科研的重要性，并对地质科研和地质勘探的关系有着明确的认知：“不加强地质科学研究，就不可能把大量地质观测所得的资料，从中总结出规律性东西，上升为理论；也不可能把其他学科新的成就，综合到地质工作中去。简要地说，就不可能不断提高地质工作的水平。”在实际中，经他大力推动，1959年3月部党组作出了成立地质科学研究院的决定。部直属的研究所均为该院的组成部分。地质古生物学家、副部长许杰兼任地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后来，来访的苏联专家感到很惊讶，他们说，苏联还没有地质科学研究院，你们却先行一步了，真是不简单。何长工回答说：“苏联没有的事，我们中国干了。我们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出发的。”

此外，何长工还始终注意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地质工作和地质职工生活的实际。何长工经常不辞艰辛，跑到荆棘丛生的找矿现场，拉着茅草一步步向上攀登，中途累了，就在石头上坐一坐。就这样，何长工拖着伤腿，踏遍了全国的很多地方。对一些应该解决也可以立刻解决的实际问题，何长工总是当场解决。一次，他去湖北荆州第五石油地质普查勘探大队，发现职工冬天工作服只发了一个棉背心。经过了解，原来按照规定，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地质队员是不发棉袄的。他说：“这不合理，难道只有身体是爹娘生的，两个胳膊是树上长的吗?”队上按照何长工的意见，报发了棉袄。

正是何长工能够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尊重客观实际，他能够深刻了解到中国地质人才的匮乏，大力推动地质教育的发展；正是他深入地质职工生活、工作实际，充分认识到地质工作的艰苦性，从而极力解决密切关系到广大地质职工生活、工作的实际问题。可见，在领导地质工作过程中，何长工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灵活地运用于工作中，从而推动了中国地质教育事业、地质勘探事业的发展。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明确规定，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并以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为己任。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更明确系统地论述了群众路线，形成了鲜明的群众观，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和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几十年间，他以“长工”自勉，把党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志愿，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国奉献，关心地质职工疾苦，甘当科学事业的“后勤部长”。

胡启立在纪念何长工同志诞辰10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何长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为祖国和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一生。”新中国成立后，在地质部门工作期间，何长工充分实践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首先，全力推动地质事业的发展，为国家建设提供根本保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则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此，从根本上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本质上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了使地质工作满足国家建设需要，从而服务于人民群众。在李四光、何长工等人的领导下，中国地质事业取得了全面突破。到1956年，从事地质勘查事业的职工，从万余人发展到17万人，其中具有高等学校毕业程度的地质人员，从200余人发展到6000余人；开动的钻机从300余台增加到3000余台；地质勘探队伍的技术装备，不断地得到充实与改善；地质科学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国家要求地质部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探明十几种矿产储量，而实际已经探明了铁矿31亿t，煤210亿t，还有其他金属和非金属等30几种矿产储量。基本上保证了煤炭、黑色冶金、有色冶金等工业建设的需要。石油资源也有了新发现。

在领导地质工作过程中，何长工还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贯彻于对地质工作者的关心中，体现在解决地质工作者实际困难方面。何长工明确认识到：“关心地质工作者重要的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地质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其具有分散性大、流动性大的特点。在20世纪50年代，地质队甚至面临着户口和吃饭问题，为了保证地质队伍的稳定，为了解除地质工作者的后顾之忧，何长工通过多方努力最终在1961年把问题予以解决。同时，何长工等人还千方百计为改善野外地质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努力，“为解决问题，有时我就直接去找富春同志、一波同志，甚至找到周总理那里争取支持和解决。”此外，在逐步解决一些困难的基础上，1964年为了进一步集中地、系统地解决野外队职工的劳动保护、生活福利问题，专门组织人员起草了《关于解决野外地质职工劳保、生活福利等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这个文件针对地质职工在劳动保护、生活福利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实际可能，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在实际中，何长工甚至为地质工作者获得野外津贴而奔走，还为湖北荆州第五石油地质普查勘探大队及时解决了棉袄问题，为保住地质职工的北戴河疗养院而努力。

此外，何长工还始终注意为地质专家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何长工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他同李四光坦诚相待，亲密合作，成为共产党老干部与科技干部合作的典范。他非常敬重和爱护李四光，遇到专业问题虚心请教，并带领其他部领导向李四光学习地质知识。为使李四光集中精力进行科学研究，何长工更多地担负了地质部的日常管理工作，为李四光地质科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何长工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十分关心李四光。1958年12月，经何长工、张劲夫介绍，李四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位辛亥革命的老战士、著名的地质学家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由此可以看出，在领导地质工作时期，何长工全面继承和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品质。

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人民能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中，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生产，不仅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而且开始发展门类齐全的轻重工业；在军事力量上，不仅发展壮大了队伍，而且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革命的胜利无疑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质工作面临的状况是极端严峻的。旧中国留下的地质专业工作者只有200多人。在设备方面，旧中国留下的钻机只有十几台，大多已经破旧。新中国成立后，新增加了一些，到1952年6月底总共也不过40台。针对这种情况，何长工充分发扬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中国的地质工作状况。

在地质勘探方面。这一时期，探明了大量煤田、石油、天然气矿，摘掉了中国无油的帽子；摘掉了中国“贫铁”、“少铜”的帽子，探明了大量铁、铜以及有色金属矿藏；探明了许多钢铁、化学工业所需的冶金辅助矿产资源和农业矿产资源；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也同步发展。

在人才培养方面，何长工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解决各种困难，不仅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地质人才，而且为新中国地质教育事业奠定基本格局，为培养高级地质人才奠定基础。针对力量小、任务大的问题，何长工提出通过举办各种训练班与师傅带徒弟并举，长线专业与短线专业相间的办法，培训急需的地质人才的办法加以解决。为了使地质工作真正实现“大转变、大发展”就必须培养各级各类地质人才，何长工克服种种困难，大力建设地质院、校。在北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筹建过程中，他亲自抓选择校址、师资调配、建校规模、重要基建物资供应等，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建校进程。一年之后，新中国地质教育的最高学府——北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教学楼竣工，学生们进入新校舍上课。1956年，经高教部批准，何长工决定在西南重镇成都建立成都地质学院。筹建期间，何长工亲赴成都督战，一住就是一个月。在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大力支持下，建设速度出乎意料，做到当年筹备，当年建设，当年开学。此后，何长工又先后领导创办了南京、武汉、重庆、长春、西安、宣化、北京、郑州、广州、昆明等10所中等地质专业学校。地质教育高、中级成龙配套，地区分布布局合理，呈现出勃勃生机。

在地质队伍的发展方面，在何长工领导地质工作时期，地质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到1959年，全国从事地质工作的职工有33万人，其中各种专业的技术人员即达17000人；在校地质专业大学生有19800人，中等技术学校学生有23000人。三年调整时期，地质系统职工从33万人减少到14万人，这是国家全局调整的需要。到1966年为止，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已成立了25个地质局。而全国地质系统的职工则由1952年底的6400多人，发展并稳定在33万人。

在地质装备方面，何长工更是明确了自力更生为主的思想。何长工到地质部不久，就明确指出要发展地质事业决不能长期依靠进口勘探设备、仪器。1953年，在他亲自奔走努力之下，铁道部将张家口铁路工厂支援地质部，作为建立张家口探矿机械厂的基础。在1956年到1965年十年间，又先后在北京、上海、湖南、江苏等省、市的支持下，相继建立了北京、上海、衡阳、无锡、天津等探矿机械厂，北京、上海、重庆等地质仪器厂；同时组织技术设计队伍，要求从仿制尽快发展到自行设计和制造。“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适当引进，加强相互联系，争取兄弟部门的援助，这是长工同志在地质勘探装备制造方面一贯坚持的原则。”1957年，地质系统已开始生产自己设计的钻机及若干主要的物探及测试仪器。到1966年“文革”前，已具有生产系列成套钻机设备的能力，某些高精度磁力、重力等物探仪器还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从而奠定了我国主要地质勘探装备及仪器已基本上立足于自给的局面。

在地质科学研究方面，何长工深知没有地质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地质工作的发展。因此，他“主张狠抓地质科学技术研究，搞地质工作应以教育为本，科研为基础。”为了推动地质科学研究的发展，何长工首先主抓了地质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发展和完善。1959年3月，地质部党组作出了成立地质科学研究院的决定。之后，经过调整、发展，到1966年地质科学研究院和一些专业局所领导的研究所，加上六个大区地质科学研究所，共发展到了16个地质科研机构。地质调查、矿产勘查的结果都必须最后反映在文字报告、地质图件、选存典型标本上，才能为更多的人提供地质知识和信息。因此，地质图书馆、地质博物馆、地质资料馆这“三馆”在地质部门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何长工对这“三馆”的建设十分重视。在他的努力下，这三馆分别于1956年、1959年、1964年建成，这三馆的建立为地质科研和勘探工作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何长工以他丰富的革命经历和经验意识到，必须要在广大地质职工中树立一种信念和精神，保证地质队伍革命化。他把自己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到地质工作中，号召地质职工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政治工作机关“在思想建设上，除进行基本的理论、政策教育外，要经常掌握各类人员的思想动态，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工作”。“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启发觉悟，要培养锻炼职工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具有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建立起国家主人翁的态度”。这就为地质行业形成“三光荣”精神奠定了基础。可见，何长工在领导地质工作时期表现出的上述精神品质得益于他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优秀精神品质，从而在新中国成立后自然地融会进了地质工作领域，从而为地质精神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丰富、发展了地质精神。何长工在领导地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优秀精神品质，得到了地质工作者的高度认同。1980年4月14日下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何长工以老地质工作者的身份，应邀参加了全国地质系统评功授奖大会的授奖仪式。这次大会非常隆重。邓颖超、王震等出席了大会。会上表扬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地质找矿的有功单位、集体和个人。当天，他应邀在主席台上讲话，在场的地质职工给了他持续时间最长的热烈的掌声。掌声起了两次，人们衷心欢迎老部长的光临。“他既是职工爱戴的首长，又是职工的知心朋友，广大职工感到何老理解他们，关心他们，有话愿意向他倾吐。因此，当年的那些地质队员们仍在深深地怀念他。”“地质队伍中的老专家、老教授感到他和蔼可亲，几乎没有不崇敬何老的，有建议，有问题都愿意向他直说。”“长工同志作风民主，襟怀坦荡，待人真诚，纯正谦和。”“长工同志顾全大局，不居功，不自傲，不计较个人得失，有党叫干这行就干好这一行，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地质战线广大职工对长工同志也有着深厚的感情，都深深怀念长工同志。”

综上所述，1952～1967年何长工领导地质工作时期，他将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积淀的各种优秀精神品质，同时结合地质工作的行业特征，凝练形成了这一时期的何长工精神。这一精神主要包括：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等等。这一时期的何长工精神对当时地质行业精神的形成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是整个地质行业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学习何长工精神是今天继承和发扬地质精神的一个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