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地理学

㈠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优势与不足有哪些

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区域经济收敛与发散。理论上，主流经济学内部不同学派往往基于不同假设，得出不同结论，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构建一种市场会自发纠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世界观，即要素自由流动会导致区域经济收敛。国际贸易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都推断出区域人均收入水平将在长期内趋于一致，尽管其实现机制并不完全一致。国际贸易理论多运用比较静态的方法，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推导出自由贸易将导致两国相对工资水平与相对利率趋于一致。若要素可自由流动，则地区间的真实工资与真实利率也将一致。新古典增长理论则运用动态模型方法，指出不同封闭经济体尽管初始条件有差异，但由于资本报酬递减，会导致地区间增长率的条件收敛，并最终在长期内导致收入水平的绝对收敛。总体而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多从供给侧要素出发，推导出区域经济收敛。

另外一些理论则展现区域经济发散的景观。如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指出循环累积因果和规模报酬递增将导致区域经济发散。具体而言，发达地区较大的总需求会导致更多的总生产，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资本不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经济一轮又一轮的循环累积因果，发达地区总需求和总供给都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最终，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趋于发散。这时市场不会自发缩小区域差距，政府干预才能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此外，区域内生增长理论，强调规模效应、集聚经济、干中学、知识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等，区域经济发展将呈现“马太效应”，区域经济不但不收敛，反而差异不断扩大。

在经济地理学中，20世纪60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兴起，提出了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旨在阐述资本主义条件下区域经济体系的增长与衰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认为，区域经济体系的收敛与分散是伪问题，因为从长时段来看，资本出于不断增值目的会在地区之间不断来回流动，就像坐在跷跷板上一样，导致地区之间增长与衰退的循环往复以及周期性的产业重构。资本出于增值目的会大量涌入盈利率更高的地区，资本涌入地经济快速增长，资本退出地经济相对衰退。随着资本在涌入地不断积累，盈利率不断下降，这时资本会再次回到上一轮的退出地，因为上一轮资本退出导致劳动力与土地价格下降，这反而为下一轮资本盈利提供了条件。因此，从长时段来看，为了实现最大资本积累，资本会在地区之间不断来回流动，不同地区会在增长与衰退之间不断进行角色转换。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不仅关注资本空间过程，还关注劳动力空间过程及其与资本积累与区域不平衡发展之间的关系。Massey（1984）研究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的劳动力空间重构，指出旧有劳动地域分工表现为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不同地区尽管产业结构不同，但都布局有企业总部、研发机构和生产车间，分布在各地区的不同产业的企业总部和研发机构都开始向特定地区汇集，而生产车间留在了边缘地区，形成了新的劳动地域分工。实现最大资本积累同样是劳动力空间重构的根本原因，这一过程强化了区域不平衡发展。因为经过劳动力空间重构，更多利润留在了总部与研究机构所在地，而生产型地区所留的利润变少。可见，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更多地从资本的空间过程和劳动力的空间重构角度理解区域不平衡发展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迅速，稳定的经济环境为福特式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法国调节学派分析了在福特主义下由大生产和大消费构成的积累模式如何与由货币制度、劳资关系、竞争形式、国家干预和国际经济体系构成的调节模式相适应。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经常遭遇社会骚乱、汇率浮动、石油价格波动和国际债务危机，并且出现了市场饱和、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等新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快速变动的外部市场环境使得僵化的福特式生产不再适用，而要求出现一种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变化的新型生产组织模式，即弹性专业化生产。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在美国和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以福特主义生产为特点的地区陷入衰落，而一些以后福特主义为特点的地区开始快速兴起。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地理学对产业集群或新产业区展开了大量研究，探究其对地区产业竞争力提升和创新的影响，关注地方的特定制度、社会基础与文化因素如何与产业集群网络式的生产组织形式相适应，从而灵活应对快速变动的市场。一些过于宏大的分析工具，如货币制度、竞争形式、国家干预和国际经济体系这类宏大调节模式逐步被摒弃。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常变动的市场环境，企业家需要灵活调整劳动力、资本投入、工资、价格、上下游产品供应量以及产品设计等。产业集群网络式的生产组织模式与这些新需求相适应。在网络式的生产组织中，企业等经济主体往往需要及时共享信息，共同解决问题，共担风险，加强合作与互惠等，这时正式合约不再重要，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因素开始突显其重要性。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因素往往是地方性的，需要在较长时间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互动中形成。经济地理学还研究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如地方风俗习惯、行为规范和法律法规等。总之，经济地理学的制度与文化转向基于非经济因素理解区域发展，强调了地方尺度特定制度、社会基础与文化因素与产业集群网络式的生产组织模式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快速变动的市场环境。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经济地理学开始将知识、学习和创新看作是区域竞争力的源泉，形成了区域创新系统和学习型区域等理论。这些理论也多受经济地理学制度与文化转向的影响，强调信任和紧密的社会联系会将创新主体粘连在一起，这有助于降低创新不确定性，促进区域内隐性知识传播和集体学习。经济地理学的加利福尼亚学派将交易成本概念应用到新产业区研究中。在企业层面，企业在权衡内外部交易成本后会采取垂直分散化生产组织方式。在地区层面，大量处于同一产业领域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保持地理临近，有助于应对市场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地理学认识到新区域主义的不足，开始将全球力量纳入区域发展研究，形成了全球—地方联系视角（贺灿飞和毛熙彦，2015）。最初，一些超级全球化论者认为，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进步，资本将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游牧”，搜寻成本最低或收益最大地点。区位变得不再重要，地理将走向终结。然而，新区域主义者却认为地方独特的制度、社会与文化要素仍将吸引经济要素向特定地区汇集，导致持久的地理发展不平衡。在与全球化论者的争论中，经济地理学者逐步认识到全球化和地方化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过程，经济活动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水平展开，另一方面在特定地区得到深化。新区域主义的不足在于其仅从区域内部寻找区域竞争力的源泉，却忽视了全球化力量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实际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内部力量与区域外部力量相互交织共同推动区域发展。因此，只有全面考察全球力量、地方力量及其复杂互动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区域发展。这一时期，区域发展仍然主要体现为产业集群发展，只是研究视角由新区域主义向全球—地方联系视角转变。

21世纪初，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生产网络不断形成且日益深化，经济地理学开始关注地区企业价值链升级等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盛行，国家力量下降和国家边界打开，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全球范围内不同地方微观经济主体直接联系在一起。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开始由区域产业集群转变为全球生产网络及其价值链。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地理学摒弃了全球—地方联系的分析方法，采取了立体网络化的研究方法。经济地理学试图对全球范围内不同地方的微观行为主体、制度及其复杂关系做全景展示，从而细致描绘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地区企业价值链升级。

在理论层面，经典区域发展理论未触及区域产业演化的历史轨迹，未能提供有效分析工具，以研究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以及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的形成。主流经济学虽然强调区域要按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但要素禀赋较为相似的地区往往可以形成迥异的产业演化路径，主流经济学对这类问题无法提供较为详尽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多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探讨资本在空间上的矛盾运动，实际上很少涉及具体产业发展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地理学的制度与文化转向考察了非经济因素对区域产业集群增长的影响。全球—地方联系视角突出了外部联系对增强产业集群活力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地理学开始在企业层面考察跨国公司与后发地区企业之间的关系，区域发展基本等同于后发地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攀升。就区域发展而言，制度、文化和关系转向的共同点在于，其都将区域发展看作是现有产业或现有企业的增长，却忽视了区域发展还包括新产业进入和旧产业退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新经济活动不断出现而旧经济活动不断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发展是一个新产业不断出现而旧产业不断消亡的动态过程，这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肇始。经济地理学要分析区域产业演化的历史轨迹，挖掘区域现有产业发展路径如何规制或约束着新产业的产生空间，探索区域产业演化中的非线性变化。

㈡ 地质学（geology）和地理学（geography）的区别是什么

通俗地说，地理和地理与地球科学有关。

• 地理的主要特征：

地理主要是区域性的环境系统，以及与人类、地质一般地质史和现代地球物理化学状态有关的一般方面。首先，根据网络全书的人口、资源、经济、政治、文化、旅游、历史、定居地理、社会和社区等内容，将地理划分为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人文地理。根据自然地理自然地理(爱文林,2008)的分类目录,研究包括地球系统,地球进化和岩石层,地貌过程,景观系统,地球的大气层,气候和环境,水循环和水运动、地球系统的水环境、土壤、土壤环境系统,生物圈,地球的生态系统、自然地理系统。

地质学和地理学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学科，但是他们有相通的地方，如果好奇的话，可以查阅一下相关的资料，会有更为详细的解答呀！

㈢ 古生物地理演化

晚白垩世至古近纪在印度大陆北缘和冈底斯南缘发育了丰富的底栖大有孔虫动物群。这类微体动物具有特殊的生态和地理分布特征，使之成为研究古地理演化的有力手段。一般泛指个体大于2mm的有孔虫动物为底栖大有孔虫，它不是一个分类单元。这种动物生活在浅海透光的底质上，喜欢含氧量充足和温暖的条件。追索这类动物在地质历史中的地理分布特征，可以推测和恢复不同时期的古地理演化，进而为板块的运移提供证据。

1.白垩纪中期圆笠虫古地理

圆笠虫(Orbitolininids)是一类砂质胶结壳类型的底栖大有孔虫。因其外形类似斗笠而得中文译名。该类生物常见于世界许多地区白垩纪中期的海相地层中，从早白垩世Barremian晚期开始出现，至晚白垩世Cenomanian期末消亡。它地理分布广、演化迅速，对地层划分具有重要作用。从生态学角度来看，Orbitolinids生活于温暖近岸的浅海环境，常见于碳酸盐丰富的沉积区，又能适应浊度较高的水体环境。在浅海环境中，其形态常随海水深浅和近岸带水动力强弱不同而变化，其壳体结构也常随生活周围物质的不同而不同。在清洁的海底，它可以吸附细粒的碳酸盐颗粒构建自己的外壳，而在陆源物质大量注入的浑浊水底，它又以周围粗大的类型各异的颗粒组合壳体。这类生物的生存环境局限于温暖近岸的浅海地带，其古地理分布不仅受气候纬度分带的影响，而且更严格地受深海洋盆和陆地环境的阻隔。因此，对其地理分布的研究有助于恢复其生存时期古地理位置的演变。

白垩纪西藏处于特提斯海的东部。构造意义上的特提斯通常是指欧亚大陆南部一条全球性纬向展布的构造域，地质学家将其称为劳亚大陆与冈瓦纳大陆之间的、略呈东西走向的宽阔海洋，它最终闭合消亡而形成现今大陆上的巨型特提斯造山带(刘增乾等，1990)。这一造山带是地球上地壳结构和岩石圈结构最复杂、造山带类型最多的构造域，它不但记录了南方冈瓦纳大陆裂解、亚洲大陆的增生以及最终汇聚拼合并隆升的地质历史，而且也记录了特提斯洋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地质事件。一般认为青藏高原是由一系列微板块及板片组成的，它们之间以深海残体、蛇绿岩和混杂岩等共同组成的板块消减带——缝合线为界，在三度空间上，青藏高原呈现出以活动的“条”与稳定的“块”相间的大地构造格局，并且主体呈东西向展布(王乃文，1983 a、b；刘增乾等，1990；潘裕生等，1998)。班公错 怒江缝合带是中侏罗世的一个中特提斯洋，而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则是从晚三叠世出现大规模张裂，经侏罗纪、白垩纪的扩张而形成的中生代特提斯大洋。它至晚白垩世开始收缩，古近纪完全闭合。王乃文(1983 a和b)将两缝合带之间的区域称为藏北陆块，一般用拉萨地块(或地体)来代表这一东西向延展的地区(麦尔西叶等，1984；潘裕生等，1998)。本地块内，前寒武系为中、深变质岩系，构成结晶基底，之上为以海相稳定型为主的古生代至古近纪的沉积盖层。白垩纪中期Orbitolinids动物群主要生活在拉萨地块内，其北侧羌塘盆地的局部地区亦有发现。古构造格局的变化能影响生物区系的分异，反而言之，对古生物地理的研究将恢复大陆板块的相对位置。

(1)拉萨地块和羌塘盆地的圆笠虫

在拉萨地块，白垩纪中期沉积分布在三种类型的沉积盆地中，由南向北为：冈底斯南缘弧前盆地、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弧内盆地和藏北弧背盆地(余光明、王成善，1990)。在这三个沉积盆地中均产有丰富的圆笠虫(Orbitolinids)动物群，据目前研究结果，该动物群在西藏的分布仅限于这三个沉积盆地中。

冈底斯南缘弧前盆地位于拉萨地块以南沿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之北长约550km，宽约20km的范围内。其古构造环境北依冈底斯岩浆弧，南接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及蛇绿混杂岩带。盆地呈东西向延伸，沉积了主要源于大陆邻区的巨厚陆源碎屑复理石相。沉积地层主要包括桑祖岗组和昂仁组。桑祖岗组为一套灰色厚层状生物碎屑灰岩及块状生物灰岩，富含有孔虫、珊瑚和厚壳蛤等化石，Orbitolinids动物群主要见于桑祖岗组的灰岩中。昂仁组是主要源于大陆邻区的巨厚陆源碎屑复理石相，在其底部的部分层位也见到Orbitolinids的化石(万晓樵等，1997)。桑祖岗组所含 Orbitolinids 经何炎等(1976)研究，有Orbitolina aperta，O.conica，O.scutum，O.lamina，O.concava等，据O.concava的出现，将化石组合时代定为Cenomanian期。在随后的研究中，更多研究者对这一化石名单作了修正。根据重新鉴定，认为该化石组合时代为早白垩世Aptian期至Albian早期(王思恩，1988；尹集祥等，1988b)。笔者对桑祖岗组化石做了再次研究，鉴定有Orbitolina conica，O.scutum，O.texana，O.aperta和O.discoidea等，同时根据其上覆昂仁组底部的Orbitolina和菊石化石的层位控制，进一步确定桑祖岗组的Orbitolinids动物群时代为Aptian期至Albian早期(万晓樵等，1997)。

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弧内盆地是指冈底斯岩浆弧区内存在的一系列以断裂为边界的拉张盆地，其形成与局部的火山 构造沉陷作用有关。盆地内的白垩系包括下统的林布宗组、楚木龙组、塔克那组和上统的设兴组。该盆地沉积地层在拉萨以北的林周一带出露最好，向西在谢通门、打加错等地也有发现。Orbitolinids动物群繁盛于塔克那组中，该组是以一套杂色粉砂岩、石英砂岩为主夹较多砂砾岩、板岩、页岩和灰岩的地层，产菊石、珊瑚、海胆、双壳类、腹足类、植物和有孔虫化石，其中Orbitolinids极为丰富。笔者对林周和谢通门两地的化石作了鉴定，有Orbitolina tibetica，O.minuta，O.trochus，O.scutum，O.planoconvexa和O.texana等。化石组合时代为Aptian至Albian期。

藏北弧背盆地位于冈底斯岩浆弧北侧，是以陆壳为基底的一种沉积盆地。该盆地沉积类型复杂，白垩系包括下统的多尼组、郎山组和上统的竞柱山组。Orbitolinids动物群在这三组中均有发现，其中郎山组化石最为丰富，常构成圆笠虫灰岩。藏北弧背盆地在郎山组沉积时期达到了海侵高潮，形成了以郎山组灰岩为代表的碳酸盐台地沉积。该碳酸盐台地广布于日土至纳木错一带，地层厚度从盆地边缘的300m到盆地中心的4000m。在西部的革吉地区，厚度最大，达4300m左右。厚度向东逐渐减薄，至纳木错仅厚300m左右。该弧背盆地在区域上亦显示为一东窄西宽的楔形盆地，西部的革吉一带为沉积盆地的中心。章炳高(1982、1986)对该盆地的化石作了细致的研究，对Orbitolinids作了新的分类和描述。他所研究的化石遍布在狮泉河、噶尔县、日土县、革吉县、改则县、措勤县、申扎县和班戈县等地区，主要是 Orbitolina(E.)prisca，O.(E.)robusta，O.(C.)microsphaerica，O.(C.)parva，O.(C.)scitula，O.(C.)rutogensis，O.(C.)orientala，O.(C.)miniscula，O.(C.)alticonica，O.(C.)lepida，O.(P.)lenticularis，O.(P.)umbellate，O.(P.)discoidea，O.(P.)megasphaerica，O.(P.)complanata，O.(O.)aliensis，O.(O.)birmanica，O.(O.)deltoids，O.(O.)bangoinica，O.(O.)concava等。据夏代祥和刘世坤(1997)的地层总结，在多尼组顶部的灰岩夹层中所见的Orbitolinids时代较早，应属于Barremian 晚期，郎山组灰岩中所含大量化石的时代为Aptian—Albian期，竞柱山组中产Orbitolina bangoinica和O.concava等，时代已进入Cenomanian期。

在班公错 怒江缝合带以北的羌塘盆地，以往工作没有海相地层的报道。近年的地质调查在盆地中部的土门一带发现了白垩纪中期的海相地层，化石主要有珊瑚和有孔虫。经笔者鉴定，有孔虫为Orbitolina birmanica，Orbitolina trochus，O.sp.和Textulariasp.等。

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以南的沉积区属于喜马拉雅被动陆缘盆地(余光明、王成善，1990)。白垩纪中期该区处于陆棚海环境，西藏境内有孔虫化石丰富，在岗巴-定日盆地广泛发育有以Rotalipora-Dorothia为代表的浮游 底栖混合型的小有孔虫动物群(万晓樵，1990、1992)，同时代的Orbitolinids没有出现。向南至尼泊尔，在Thakkhola地区也发育有良好的白垩纪中期海相地层。Aptian早期地层中含海扇、牡蛎和菊石等门类化石，其上出现丰富的有孔虫动物群，以 Hedbergella和 Globigerinelloides为主(Gibling 等，1994)。印度 Spiti 地区的海相白垩系发育完整(Mamgain and Sastry，1975；Nagappa，1959)，岩性和有孔虫化石组合均可与西藏岗巴-定日地区直接对比。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下游地区海相白垩系中也保存有与西藏岗巴-定日地区相近的有孔虫动物群(Nagappa，1959；Kureshy，1977)。

(2)全球分布的圆笠虫

圆笠虫在全球许多地区均有发现，一般分布在白垩纪中期环特提斯洋的陆棚浅海地带，主要见于西藏、缅甸、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克什米尔、阿富汗、中东地区、西欧、南欧、非洲北部和加勒比海等地区(图6-1)。据已有报道统计，该动物群主要发现于北半球，仅非洲中部的Tanganyika 地区是一例外(Berthou et Schroeder，1978；Cita，and Ruscelli，1959；Desio，1959；Drooger，1984；Douglass，1960、1961；Hasimoto，and Matsumaru，1974、1977；Hofker，1963、1966；Mamgain and Rao，1965；Nagappa，1959；Mehes，1971；Moullade，et al.1985；Schroeder，1975；Schlager，1984；Yabe and Hanzawa，1926)。据统计，在西半球，它一般分布在0～30°N之间，但在北欧地区，其分布可向北发展至50°N。在东半球，它一般分布在5°S～40°N的区域内。

图6-1 白垩纪中期Orbitolinids的全球分布图

圆点表示Orbitolinids的产出位置，主要限于5°S～40°N的纬度带内；虚线代表印度与欧亚大陆生物分区的界线

如上所述，在西藏Orbitolinids限于拉萨地块和羌塘盆地之内，在西藏境外这一构造单元东西两端的延续地段仍有大量出现(图6-2)。向东至缅甸一带，该类群生物十分丰富。缅甸被分为东西向的四个构造单元，由西至东分别是：Rakhine Coastal 带、Western Ranges带、Central Cenozoic 带和 Shan-Tanintharyi 地块(Thein，1973)。据仰光大学 Chit Saing教授的未发表资料及与其个人交流，Orbitolinids发育于缅甸中—东部的Central Cenozoic带和Shan-Tanintharyi地块。在Central Cenozoic带，Orbitolinids出露于北部的Hukawng山谷和 Chindwin-Hkamti 地区，以 Orbitolina texana和 O.concava为代表。在 Shan-Tanintharyi地块，Orbitolinids见于Ayeyarwady和东岸的Tagaung地区。该区含Orbitolinids的厚层灰岩地层夹于蛇绿岩和火山岩层中，化石主要有Orbitolina birmanica，O.concava，O.texana，O.lenticularis，O.minuta，O.parva等。产化石地层的时代被认为是Albian—Cenomanian期。缅甸Orbitolinids所分布的广大地区属于欧亚大陆的西南缘，该地区以西由Rakhine Yoma和Chi Hills的褶皱复理石带与印度板块相隔(Thein，1973)。其西侧属于印度板块的东北缘，那里没有出现Orbitolinids，而产有浮游和底栖小有孔虫动物群。

图6-2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两侧白垩纪中期生物地理分区示意图

1—Orbitolinids分布区；2—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缝合带；3—印度型小有孔虫 介形虫分布区

向西至克什米尔一带，Orbitolinids见于印度河缝合带北侧的Ladakh和Kohistan地区。在该区的Dras岛弧火山岩中，含Orbitolinids的灰岩以透镜体或条带状产出。据Mamgain和Rao(1965)描述，化石主要有Orbitolina trochus，O.discoidea，O.bulgarica和 Orbiqiadrasensis等。对Ladakh和Kohistan地区的Orbitolinids化石有较多报道，一般认为其时代为Aptian—Albian期(Pudsey，Schroeder and Skelton，1985；Nagappa，1959；Garzanti，Baud and Mascle，1987)。

(3)西藏圆笠虫的沉积环境

圆笠虫的生存环境可与现今底栖大有孔虫的生活区域相似，它生活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沿岸浅水带内。其壳体大小和形态变化比较大。个体大小一般1～7mm，最大者可达60mm。形态由高圆锥状至低圆锥状、圆盘形、钟形和周边向上翘起的圆斗笠形均有出现。其外形和壳质成分复杂，且多受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变化，与自身演化关系不大。所以，给凭借外形而进行的生物分类造成了困难。现将此类生物分类的依据放在了内部构造上，重点考虑其胚壳构造及演化，以此确定属和种一级的分类特征。而其多变的外形和壳质成分对外界环境的恢复又是有用的依据。在白垩纪，它常与厚壳蛤类生物共生，进一步反映这类生物限于盐度正常、温暖的近岸环境。

冈底斯南缘弧前盆地桑祖岗组的碳酸盐岩主要为微亮晶和泥晶胶结的生物碎屑灰岩和圆笠虫灰岩，Orbitolinids外壳物质主要是外界底质中的碳酸盐颗粒和少量陆源细粒物质，反映当时沉积环境为弧前盆形成之前的局部碳酸盐台地，水体清洁，陆源物质较少。Orbitolinids壳体以扁平形态为多，显示当时海水很浅，水动力较强，扁平的壳体有利于在这一动荡的底质上生存。

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弧内盆地是一种构造盆地，岩石类型复杂，各种陆源碎屑岩、火山碎屑岩均有出现。Orbitolinids动物群生存时期火山活动相对较弱，沉积物以碳酸盐岩和陆源碎屑岩为主，其壳体多由胶结的碳酸盐颗粒组成，个体相对较小。推测塔克那组的沉积水深可能稍小于桑祖岗组的沉积深度。

藏北弧背盆地代表白垩纪的一个广阔浅海环境，Orbitolinids动物群生存时期盆地主体为碳酸盐台地沉积组合，盆地南北边缘带为狭长分布的陆源粗碎屑岩与碳酸盐岩混合沉积的边缘相组合。Orbitolinids动物群类型多样，扁平形、锥形、钟形均有出现。在西部盆地中心地区多表现为较细颗粒的胶结壳类型，而在东部和盆地边缘地带则以陆源碎屑颗粒为壳质的主要成分，反映了盆地总体西深东浅的格局。

Orbitolinids动物群的生态特征限定它只生存在滨浅海环境中，这一特点影响其古地理的分布。白垩纪中期拉萨地块普遍出现碳酸盐岩沉积，富含浅海相的Orbitolinids动物群。全球Orbitolinids的分布反映其生存地区为环特提斯洋的滨浅海地带，当时它沿这一滨浅海区广泛扩散。

(4)圆笠虫及相关生物的古地理意义

以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为界，白垩纪中期Orbitolinids动物群繁盛于北侧的拉萨地块和羌塘盆地的局部地区，而在南侧的印度板块却没有出现。根据当时有孔虫的分布特征，可以识别出以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为界的两个生物地理分区(图6-2)。生物地理区系的形成和演化受控制分类单元的地理因素的影响。西藏Orbitolinids生物区的局限性受古大陆构造位置的控制。它限于拉萨地块和羌塘盆地、东侧缅甸的Central Cenozoic带和Shan-Tanintharyi地块，以及西侧的Ladakh和Kohistan地区，明显没有向南跨越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使该缝合带成为生物分区的界线。

从板块构造的观点来看，白垩纪中期Orbitolinids生物地理区系的形成与中生代新特提斯洋形成和拉萨地块与印度板块的地理位置有关。一般认为，冈瓦纳大陆在古生代以来解体，其北缘裂解成数个地块，由南向北漂移，不断增生到北方劳亚大陆的南缘。拉萨地块在晚三叠世晚期与北方的欧亚大陆拼合。该板块及其北侧羌塘盆地内分布的Orbitolinids与西特提斯及东亚日本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物区系(图6-3)，说明拉萨地块在白垩纪早期之前已完成它的北移，与欧亚大陆拼合为一个整体，成为欧亚大陆的南缘。这时的班公错-怒江缝合带对Orbitolinids的向北迁移已不形成阻隔。白垩纪中期Orbitolinids动物群沿欧亚大陆的东缘—南缘广泛扩散。冈瓦纳大陆北缘裂解的地块与冈瓦纳大陆之间形成中生代的特提斯洋，而介于印度板块与拉萨地块之间的北喜马拉雅海域最迟在晚侏罗世张开，形成以蛇绿岩套为主体的洋中脊，随后发展成为洋壳(刘增乾等，1990)。白垩纪中期该大洋是陆生和浅海底栖生物迁移的障碍，使拉萨地块与印度板块之间出现生物区系的分异，Orbitolinids动物群始终没能向印度大陆扩散。图6-3表明，在东半球Orbitolinids分布在5°S～40°N的区域内，它在印度大陆的缺失一方面说明该板块当时所处的位置远离这一分布区，应在较高的南纬度地带。另外，新特提斯洋在形态上呈东宽西狭的海域，东部海域覆盖赤道两侧的热带—亚热带区，南北两岸具有对应的相似气候条件。如果只有气候为控制因素，Orbitolinids动物群在40°S以北的区域均有条件出现，但事实不是如此。所以，气候不是生物分区的唯一制约因素。东部宽阔的大洋无疑对生物迁移形成了障碍，但西端狭窄的浅海可构成南北两岸浅水动物迁移的通道，非洲北部和东北部Orbitolinids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事实。然而，该动物群却没有通过非洲大陆东侧进入印度板块，这说明印度板块当时已与非洲大陆分离并向北漂移，其间形成的海洋成为生物迁移的阻隔(图6-3)。

图6-3 白垩纪中期板块构造位置与Orbitolinids分布的关系

圆点表示化石的分布地点，主要位于环特提斯洋地区；当时印度板块位于南半球，已脱离冈瓦纳大陆向北漂移，北侧由特提斯洋与欧亚大陆相隔，出现不同的生物区系

2.晚白垩世以后的生物古地理

晚白垩世晚期底栖大有孔虫的类群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两侧动物群的特征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在南侧的岗巴-定日海盆发育着圆片虫-圆脐虫(OrbitoidesOmphalocyclus)动物群，代表类型为Orbitoides media，O.apiculata和Ompalocyclus marcroporus。在北侧的仲巴一带则以鳞片虫 假圆片虫(Lepidorbitoides-Pseudorbitoides)动物群为特征，主要有Lepidorbitoides minor，L.blanfordi，Pseudorbitoide sp.和Sigmomorphiasp.。这时南北两区的生物面貌已比较相近，代表类型均属于圆片虫科。但在属以下的分类中，两地底栖大有孔虫的地理分区继续存在(表6-1)。整个白垩纪南北两侧古生物地理的差异说明印度与欧亚两大陆之间存在一深海洋盆。白垩纪晚期印度大陆已向欧亚大陆靠拢，深海洋盆不断缩小。然而，直至白垩纪末两大陆之间的深海环境仍然存在。江孜至拉孜一带床得组下部出露含Campanian—Maastrichtian期放射虫和浮游有孔虫的深水沉积地层(吴浩若等，1977；吴浩若，1987；万晓樵、丁林，2002)，可识别为Globotruncana Abathomphalus生物区，证明在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南侧直至白垩纪末期仍存在一狭窄的深海—半深海条带。受这一条带阻隔的南北两侧，生物古地理继续保持明显的分异(图6-4a)。

表6-1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两侧晚白垩世—早始新世生物地层的对比

图6-4 晚白垩世晚期至始新世生物地理图

1—Lepidorbitoides 生物区；2—Globotruncana-Abathomphalus 生物区；3—Orbitoides 生物区；4—Nummulitid 残留海；5—非海相区；6—冈底斯弧

西藏和印度大陆其他生物的分布也具有相似的特点。拉萨地块的改则一带产早白垩世双壳类动物群，包括Isodomellachoinbaensis Caestocorbula(Parmicorbula)perlonga，Noetia(Incanopsis)cf.lebanonensis和Anomiacf.subobliqua等9种(文世宣，1992)。Isodomella属于北温域生物地理大区日本-东亚亚省的特有分子，Noetia(Incanopsis)cf.lebanonensis和Anomiacf.subobliqua所比较的原种见于黎巴嫩Aptian期的双壳类动物群，生物地理区都属于特提斯域东地中海亚省。这一生物地理区系特征与Orbitolinids动物群的分布完全相同，均说明白垩纪拉萨地块与欧亚大陆为一个整体。当时欧亚大陆的生物群已扩散到拉萨地块，却没有再向南越过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缝合带，而在印度大陆北缘的岗巴盆地，产Astartoides-Yaldioides双壳类动物群(文世宣，2000)。该动物群显示出明显的地区性的特点，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以北同时期的动物群不同。

印度 Kuchchh 地区产有白垩纪晚期非海相介形虫，属于 Limnocythere falsocarinataFrambocythere tumiensis-Gomphocythere gomphiomatos 动物群。这是一个印度地方性的动物群，与中国北方和蒙古的动物群截然不同(Whatley and Bajpai，2000)。印度白垩纪介形虫动物群强烈的地方性色彩，说明当时印度大陆孤离于周围大陆，四面大洋的阻隔使非海相的生物无法迁移扩散。

有孔虫、双壳类和介形虫等类群的地方性区系特征均说明白垩纪中—晚期印度大陆已完全脱离冈瓦纳大陆向北漂移，与北方的欧亚大陆存有特提斯洋盆的阻隔。

古新世以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两侧的动物群类型趋于相同。古新世Danian期轮虫类(Rotalia-Lockhatia-Smoutina)动物群在岗巴-定日海盆十分繁盛，这时的仲巴地区由于近海相磨拉石的堆积使化石记录缺失。古新世Selandian—Thanetian期缝合带两侧的动物群已不存在差异，发育有相同的畸壳虫-戴维斯虫(Miscellanea-Daviesina)动物群。始新世早期缝合带两侧的动物群完全一致，以共同发育货币虫-圆旋虫(Nummulites-Discocyclina)动物群为特征。这一动物群在印度大陆北缘的岗巴—定日—札达一带大量发育，在冈底斯南缘的仲巴、冈仁波齐峰、达机翁、葛尔等地也广泛出露。化石证据说明，古生物地理的分异从古新世开始逐渐消失，表明沿雅鲁藏布江的深海环境已基本结束。尽管大洋阻隔消失，而沿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南侧混杂带的一些地区还零散地分布着古新世早期床得组上部的红色岩层和蹬岗组的碎屑岩(万晓樵、丁林，2002；万晓樵等，2005)，代表一种局限的深海或半深海环境。古新世晚期之后大部分地区已不存在深海沉积，主要出露海退相的碎屑岩(如甲查拉组)。

至始新世，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两侧仍然有特提斯封闭前的残留海，浅海动物群的迁移已完全脱离了深海环境的阻隔，形成Nummulitid生物区(图6-4b)。

㈣ 地理学包括哪些

地理学是一个广泛的学科，其中包括地质学，气象学等，研究范围广泛，人文自然都有，回农业地理，水文，答风向，气候，地形等等很多很多。
而地质学则研究地质方面的问题，地形地貌啦，岩石啦，和石油钻探有那么一点关系。
说白了地质学是研究地壳及地壳以下的东西，而地理学研究所有你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所有东西。
中国研究地理学最好的大学嘛~个人认为南京大学肯定的，南大地理系我去过，那里的学术氛围，很向往啊~而且其本上南大有一批建国以来很有权威性的学者，师资力量绝对没问题的。

㈤ 论述地理学的发展和地理学思想史演变

现代地理学是继承和发展了近代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的传统思想，已成为一个分支众多的大学科体系。但地理学的综合整体观和综合工作的高难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与差距，加上许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出现，使地理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应用新技术，以提高综合能力，开拓新的研究和应用领域。目前世界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地理工作者去解决，如资源的开发利用；农业生产潜力的发挥与提高；环境质量评价监测和预报；产业布局与区域规划，乡村发展与城镇化；自然灾害防治对策，国土整治与区域发展等。这些都对地理学家提出了新的要求。迫使地理学进行学习和深入研究，推动地理学的发展。我国地理学家已经在调查、了解、评价自然条件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区域发展和协调人地关系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在地理学基础研究方面也存在着创新和突出的前景。目前，在人类迈向21世纪前夕，可持续发展是当代社会进步的指导原则，它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和谐以及人类对后代的责任感。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认为：可持续发展指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基础的发展。其实质是要协调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为后代奠定一个能够持续发展的基础。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它体现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中国政府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则是我国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纲领和蓝图。其战略思想是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自然资源的长期供给能力和环境的长期承受能力，在发展过程中要兼顾局部和全局利益，眼前和长远利益，使环境与发展得以协调，其主要内容大体可归纳为：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四个部分。目前《21世纪议程》作为国家、部门以及地区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得到国内外的密切关注。对地理学来说迎来了发展契机，我们应当抓住这一机遇，调整知识结构，扩大适应能力，积极投入，这是地理学发挥作用提高水平，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取得社会承认的关键。

㈥ 达尔文进化和演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什么著作的影响地理学原理

达尔文进化和演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的著作《地质学原理》影响。1.0 分 A、 赫顿 B、 拉塞尔 C、 赖尔 D、 马尔萨斯 答案：C

㈦ 地理系统演化

4.8.1 地理系统演化过程的动力机制

地理系统演化过程的动力来源主要包括4个方面，即来自固体地球内部的内营力、来自大气圈和水圈的外营力、生物作用以及人类活动。在地理系统形成与演化过程的不同历史时期，各种动力作用的过程及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在原始地理系统形成的初级阶段（主要指太古宙），由于原始的大气圈、水圈尚在形成阶段，促使系统形成和演化的源动力主要是来自于固体地球内部的内营力。当大气圈和水圈形成以后，地理系统的演化过程开始受内营力和外营力的共同作用与影响。从作用方式来看，内营力的作用方式主要表现为地震活动、火山爆发、岩浆活动、变质作用等，其作用结果表现为地壳的抬升和下降、大陆的分离和重新组合，以及固体岩石结构、构造或化学成分的变化等；而外营力作用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分化作用、地面流水作用、地下水作用、冰川作用、海水作用、湖水和湖沼的作用等，其作用结果表现为侵蚀、搬运、沉积及地表物质结构、构造或化学成分的变化。内、外营力的共同作用为各类不同生物的生存创造了必要的地理环境，在外界能量（太阳能）输入的条件下，生命过程也开始了，通过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在地球表面又形成了生物圈。当地球上出现生物以后，地理系统的演化除了受到内营力和外营力的控制和影响外，还受到来自于生物圈的生物作用。生物作用对地理系统的演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譬如，微生物及自然生态系统中其他还原者使土壤圈中的成土过程大大加速，从而为森林及其他植被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环境，而大面积原始森林的出现，又使大气中的氧气大量增加，气候环境得到改善，从而为人类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优良的条件。

在地球史上，人类的出现是较晚的事情，但是人类活动却是地理系统演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它对于地理系统的演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人类活动，则地理系统演化的结果绝对不会出现今天的格局，就不会有今天的人文地理环境（系统）。就人类活动的性质来看，它既不同于内、外营力作用过程，也不同于生物作用过程。在人类产生的初期，人类活动只是机械地适应自然，更多地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这个时期，人类活动对地理系统演化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但是，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具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这种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从而使人类活动更多地具有目的性、能动性和社会性的特点。人类活动的参与，使自然的地理系统演化过程发生了改变，原来由纯自然要素构成的自然地理系统，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和影响，已被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地理景观都是经过人类活动改造的景观，就是在高山、极地、海洋底部也留下了人类的足迹。

目前，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活动强度的增加，人文地理系统的内涵（构成要素）愈来愈丰富，其结构也愈来愈复杂。然而，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地理系统演化过程是具有继承性的。人类活动对地理系统的改造是在内、外营力作用过程、生物作用过程的基础上进行的，人类活动虽然能够部分或局部地改变来自于大气圈、水圈的外营力作用过程和来自于生物圈的生物作用过程，但却不能改变来自于固体地球内部的内营力作用过程和来自于地球外界的太阳能输入过程。

4.8.2 地理系统演化过程的自组织途径

地理系统的演化过程，就是通过与外界环境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以及子系统的相互干扰作用，经历着从无序的混沌状态转换为有序结构，然后再周而复始的一种过程。地理系统演化过程的机理就是这种自组织机制。譬如，地质史上泛大陆的形成与分离过程，冰期与间冰期的交替出现过程，以及地表生物群落的演替过程和地域结构的形成与演化过程等等，都是地理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在地理系统的演化过程中，自组织途径主要有以下两条。

（1）控制参量的变化引起自组织

控制参量的变化可以分为缓慢变化和突变两种情形。当外界环境对系统的作用缓慢发生时，即系统的控制参量逐步改变，系统逐渐接近于发生质变的临界点时，系统就会从旧态变为新态。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控制变量的缓慢变化引起自组织的过程中，在临界点上，外界环境对系统的作用并未改变，但系统却发生了质变。而且，环境向系统输入的能流、物流并不是有序的固定量，而是无规则的，但系统却“创造”出了某种有序结构。譬如，在远古代时期，随着大气中含氧量的逐渐增加，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随之逐渐变化，当大气中氧气的浓度达到0.1%（自阻止的临界点）的时候，厌氧生物就转化为喜氧生物，使生物圈经历了一次自组织，从而对地理系统的演化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种情形是控制参量的突变，即突发性变化引起自组织。这种自组织过程在地理系统的演化过程中也是经常发生的，譬如，地震、火山的爆发等都是由于来自于固体地球内营力的突发性变化所引起的。

（2）系统要素的质与量的变化引起自组织

地理系统是由众多的地理要素构成的，当某一地理要素发生质变时，系统本身也要发生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发生自组织现象。一方面，一部分要素会离开系统，而某些新要素会进入系统，这就从本质上改变了地理系统要素的质的构成；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诸要因素内部的原因，即是说任何要素由于内部矛盾终究要转变为另一种东西。

1）要素数目的变化引起自组织。地理系统要素数目的变化会使系统在宏观上产生一种全新的行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地理要素数目的增加为所出现的自组织模式数目的增加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说当地理要素增加时，地理系统可能出现的状态个数也会增加。

2）要素运动量的变化引起自组织。例如，山间物质经过侵蚀搬运，形成冲积扇；人口的定向扩散形成城镇聚落等。地理系统的这种变化，从本质上讲，是与地理要素运动量的变化有关。任何地理要素运动量的变化会引起各要素的重新排列，并在一定条件下形成自组织。

在地理系统的演化过程中，上述几种自组织方式通常相互交织，联合作用，从而规定和影响着整个系统的自组织过程。

4.8.3 地理系统演化过程的熵标志

为了建立地理系统的熵的概念，许多学者从不同的途径作了一些具有十分有益的尝试性工作。其中，一条途径就是从熵概念产生的源出发，建立地理系统的“热力学熵”。首先，地理学家们从物质扩散和能量运动的角度，将地理系统与热力学系统作了比较，其结果表明，地理系统与热力学系统有着惊人的相似。就地球表面的物质扩散过程而言，其发生的机理与热传导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地貌学家的研究表明，地貌发育过程完全可以用热传导方程描述：

耗散结构、自组织、突变理论与地球科学

式中：H（x，y，t）为地表的高度，它是地平面坐标（x、y）及时间坐标t的函数；f（x，y，t）为地球内动力的作用，它相当于热传导过程中的热源项。据此，地貌学家将地貌参数与热力学参数相类比，如热力学场是由温度T和热量Q来表现，而地貌场则可以类似地用高度H和质量M来表现，即：T←→H，dQ←→dM，进而地貌系统的熵被定为

耗散结构、自组织、突变理论与地球科学

总之，通过与热力学系统相似性的类比，揭示了地理系统的“热力学本质”，并建立了地理系统的热力学熵的概念，从而证明了地理系统演化过程的熵标志具有“时间之矢”的特性，为地理学家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等研究地理系统的演化过程提供了依据。

㈧ 自然地理系统是如何演化的

自然地理系来统从理论上看，自具有一般性特征和意义的自然地理理论包括地理系统论、自然地理环境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理论、地理空间过程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地域分异与空间结构理论、自然地理环境演化理论和人地关系理论等。这些理论贯穿于自然地理各学科，是各自然地理学科都涉及和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重要区别。同时，自然区划，自然地理系统分类（土地类型划分等），地理的调查、观测方法，在自然地理学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亦是其必不可少的内容。

㈨ 地理学哲学的地理学思想的起源、演变与发展分期

地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代、近代到现代的发展阶段。地理学思想萌芽散布于上古时代的内史诗、哲学、历容史丛书中，当时的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诸国产生了相当规模的地理知识积累，形成了地理学观念的雏形。从公元5世纪延续到15世纪，是地理学发展的中古时期，宗教势力特别是欧洲的基督教垄断了学术领域，窒息了地理学的思想。但从公元2～15世纪，中国发达的古代文明形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地理研究中心，中国的地理志、地图、专论从数量到质量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地理学的近古时期约始于地理大发现时代，从15～17世纪中叶，地理学的视野扩展到全球，标志着地理学科学见解的启蒙。19世纪后半期，进入近代发展时期，地理学思想不断发展，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涌现，逐步形成了现代地理学；

㈩ 生物地理学的发展历史

生物地理学抄于19世纪早期袭产生并迅速发展。达尔文关于物种形成和生物演化的理论促进了生物地理学的发展。洪堡被誉为植物地理学的创建人，华莱斯用自然选择和演化的理论，综合了动物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提出了著名的“华莱斯线”。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新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突变”是生物种内遗传变异的基本来源，导致形成亚种和新的物种，而且生理学和细胞学的差异与自然条件有关，说明了物种形成、系统发育和多样性的根本原因。板块构造、海底扩张理论的兴起和魏格纳大陆漂移说的复活，促进了生物地理学的发展。麦克阿瑟和威尔逊的岛屿生物地理学平衡理论，说明了岛屿生物群落的平衡点与拓殖和灭绝速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