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本地市场效应

❶ 空间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有何渊源关系

克鲁格曼发表于1991年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被视为空间经济学内向主流经济学回归的标志，也是容新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开端。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哈里斯的市场势理论、缪尔达尔的因果循环积累效应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框架，通过厂商层次上的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和相互作用分析，为传统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科学分析产业空间集散提供了新的启发。

❷ 关于毕业论文 统计方面高手请进

摘要：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已经成为许多学科领域研究关注的焦点，从一般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管理学到空间经济学理论都有从各自领域对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有所解释。我们从江苏沿江产业集聚现象的形成和发展着手研究，试图以地理集中度为衡量指标，以制造业为例，根据各学科的相关理论对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进行剖析，指出影响江苏沿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因素。实证结果说明，本地市场规模、产业关联和FDI是影响江苏沿江产业集聚形成的显著因素。

关键词：产业集聚；经济地理；因素分析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for Jiangsu instries. Using instries as observations, we regress the LQ measure of spatial concentration on instry characteristics that proxy for the presence of market scale, labor market pooling, input sharing, proct shipping costs, natural advantage, FDI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proxies for market scale, input sharing and FDI have the most robust effect, positively influencing agglomeration.

Key words： instrial agglomeration； distribution； important factor

产业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地区工业快速发展的结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从著名的美国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到英国的剑桥工业园，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地区等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竞争力很强的产业集聚区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外开放、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改革推动下，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一些制造业集聚的中心、一批高集聚、高度专业化的产业集群。代表我国产业空间集聚最迅速的珠江三角洲区域、长江三角洲区域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
产业在空间的分布趋向于在一些地区集聚，在其他地方分散。那存在这种产业分布的空间上的集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本文在前人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结合江苏沿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模式，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找出集聚形成的原因。文章第一部分回顾现有文献，介绍对于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研究方法、相关理论；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对产业集聚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对中国制造业的集聚现状描述；第四部分是产业空间集聚与相关因素的计量分析及结果；第五部分是文章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产业集聚及相关理论

对于制造业产业在空间集聚的因素研究很多，国外很多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都曾给过解释。从早先马歇尔从外部规模经济的角度阐述了产业集聚的原因，韦伯从集聚带来成本节约的角度解释集聚的产生，到现在的新产业区位论、新贸易理论、新地理经济学等等都对产业集聚做出解释。
（一）产业集聚的定义
产业在空间上聚集的现象已经是很多学科的共同关注的焦点。但对产业聚集的定义、产生原因、甚至产业聚集的衡量方法，都没有一致的认定。本文将对产业聚集的定义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在不同领域的共性的基础上，总结出几个方面的定义。
1.从空间角度看，产业聚集是发生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内的经济过程或现象。
2.从产业角度看，产业聚集区域内的企业是属于某几种产业或具有直接上下游产业关联或具有其他密切联系的相关产业的企业。
3.从相互关系角度看，产业聚集区域内的企业彼此之间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产生互动，使聚集区域内厂商表现较其他非聚集区域的厂商更好。
波特（Porter 1990，1998，2002）的定义是：“产业集群指一群特定产业领域内相关联的企业、生产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厂商及相关机构（如大学、制定标准化的机构、金融机构、贸易协会等）以彼此既竞争又合作的方式在某一地理区内集中的现象”。
（二）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
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影响我国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1.资源要素
资源要素包括区位要素和生产要素。区位要素指的是具体产业相关的或必须的自然区位、交通区位、经济区位。从理论上看，企业一般倾向于选择聚集再交通要塞，以降低运输成本。生产要素就包含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产业集聚的的形成表现为区域专业化生产，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区域专业化生产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禀赋。早期的产业集聚形成过程中，自然资源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后来的研究证实，相对于早期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作用在后期产业集聚的形成中，具有更大的作用。包括技术、人才、社会网络、文化、制度等社会资源具有不可量化和无限性，已经成为产业集聚形成的关键因素。
2.需求条件
靠近特定的市场也是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市场有利于厂商掌握客户偏好，有利于厂商掌握新产品信息与走向，这个过程同时也能够促进厂商对产品或服务的升级，增强自己产业的竞争力。市场需求是产生集聚的动力，同时，市场需求也促使着产业的专业化分工过程。根据斯杨定理，专业化分工会提高效率，企业可以获得递增报酬，但由于其受到市场容量的制约，只有市场容量达到最初的临界点才有可能触发专业化分工自我强化的过程。产业集聚才可能持续良性发展。
3.外部经济环境
“自发性”是产业集聚形成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而这样自发形成的基础是市场机制。市场自由度越高，外向化程度越高，政府的不合理管制程度越低，产业集聚的效应就越能发挥出来。我国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中，经济体制因素是我国特色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产业集聚在我国形成的外部经济环境已经越来越好。实践证明，产业集聚在生产、流通两方面都离不开开放的市场环境。产业集聚的形成和经济开放存在这样的关系：凡是经济开放程度高、市场竞争力量强的地区，产业集群的特征就比较突出；凡是经济相对封闭、市场竞争力量弱的地区，产业集群现象就比较弱（徐康宁，2001）。
4.产业特征
反映产业特征的很多因素如技术溢出因素、产业规模等都是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中，通过技术溢出，以带动整个集聚群内部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区域内的企业特别是学习型企业得到发展的动力，促进与区域内其他企业的合作，推动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推动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技术进步也是实现集聚区企业升级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5.政府
政府对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政府通过对某个地域或某个产业制定的种种优惠措施，对产业集聚形成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此外，政府的教育、文化、税收等政策都可能影响到生产要素，从而影响产业的集聚的形成、发展。
（三）地理集中度的衡量指标
衡量区域内企业集中度有很多指标，地理经济学上是地理集中度衡量指标，此处借用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来衡量产业集聚。
区位商是产业效率与效益分析的定量工作，是较普遍的识别地区制造业专业化的方法，是衡量某一产业的某一方面，在特定区域专业化程度的方法，也可以说明各地区各产业的相对集聚程度。起计算公式如下：

二、对产业集聚的分析与变量的选取

近几年，江苏的产业集群发展迅速，苏州工业园区和高新区、南京江宁开发区、昆山高新区等初具规模。产业集群效益在江苏已经凸显。以沿江高新技术产业带为例，据统计，2004年，高新技术产业带实现产值超过2 000亿元。该产业带创造了江苏八成以上的信息产业产值和15%的工业总产值。总的看来江苏省产业集群这些年的发展前景令人鼓舞：一是有一定的规模，目前江苏成型的产业集群约有一百多个；二是行业分布比较广，几乎涉及了纺织、服装、金属制品、电器、建材、轻工等传统行业，也有IT、环保等新兴产业；三是分布比较广泛，苏南、苏中、苏北三大板块都在各个经济领域都有分布；四是已经形成一批品牌，在全国有一定的知名度和比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产业集群已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强劲支撑。

影响产业集聚形成的因素很多，从前文的叙述和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假设的与产业集聚形成有关是资源要素、需求条件、产业特征、外部经济环境、政府等。本文选取数个相关指标来分析产业空间集聚的决定设立以下联立方程：
EDU为该地区的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所占比例。TEC为该地区的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金额，用来说明地区的技术创新。NUM为该地区企业数量，用以说明区域产业规模。FDI为外商直接投资，用以说明外资对产业集聚的影响。SPHWY是该地区在总公路里程数的份额。IM指本地市场效应，用以反映的就是本地市场规模的大小，各地区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的比值来衡量。某地区该比值越大那就意味着某地区越接近本地市场。TER第三产业所占比例，用以描述产业集聚的配套设施。LINK指产业关联系数，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投入产出会影响产业的区位集中。但投入产出数据缺乏，采用王业强、魏后凯（2007）的方法，用工业产值中制造业产值所占比例来估算产业关联效应。所用的数据都出自于2006年、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三、结果分析

运用SPSS统计软件11.5版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下表。
EDU，TEC，NUM，SPHWY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应从模型中删去，其余变量如下页表。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模型修正后，可以从需求条件、产业特征、外部环境等几个方面对产业集聚效应影响因素进行了说明。市场容量有利于产业集聚的形成，根据波特的理论，产业集聚与市场需求有很大的联系。而第三产业的配套设施的显著影响为负，这是一个与常理相违背的地方，笔者对此的解释是目前沿江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制造业的发展，还未能体现对产业集聚形成有利的促进效应。产业关联，产业集聚之所以形成，是由于上下游产业的聚集形成的。而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在于通过产业链影响其他产业。产业关联越是紧密，越是广泛，越是有可能通过聚集效应和乘数效应的作用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FDI对江苏沿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发展有着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从实际情况来看，江苏的产业集聚的形成，尤其是苏南的集聚现象很多都是由外资带动的。预期的产业规模没有对产业集聚形成有显著影响，并不代表没有影响，而说明沿江制造业产业集聚并没有以简单的数量的累积，可以解释为重在质量的集约式发展。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对江苏沿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统计描述，并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决定因素建立了一个基于地理经济学分析的理论框架，最终得出一些启示性结论：江苏沿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形成主要由产业关联、市场规模和外商投资等因素推动，地理因素、人口因素、规模经济等特征的作用效果不明显。
根据本文的结论，针对目前江苏沿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可以认为，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制造业集聚趋势也在不断加强，江苏沿江的制造业产业集聚也会不断加强。这种加强体现在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对于沿江制造业的发展有以下启示：一、重视服务支持对产业集聚效应的巨大促进作用，加快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不断完善配套服务；二、适当扩大产业规模，促进龙头企业和大量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形成以小促大，以大助小共同发展的局面；三、外部环境方面继续推进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的共同发展，寻求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积极吸引外资；四、提高区域企业创新能力，鼓励专利发明和企业间的技术溢出。

参考文献：
[1]段小梅.台湾制造业投资大陆的产业集群分析[J].台湾研究集刊，2007，（2）：40-49.
[2]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徐康宁，陈奇.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集群形成中的作用[J].现代经济探讨，2003，（12）：3-7.
[4]杨树旺，易明.彭响产业集群的因素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6）：49-53.
[5]王业强，魏后凯.产业特征、空间竞争与制造业地理集中[J].管理世界，2007，（4）：68-77.
[6]魏守华.集群竞争力的动力机制及其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2，（10）.
[7]文玫.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定位和聚集[J].经济研究，2004，（2）：84-94.

参考下吧

❸ 聚集经济的新经济地理学与聚集经济

（一）新经济地理学与聚集经济的形成动力
1.新经济地理学的形成。标准国际贸易理论主要以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世界为基础，即标准化的静态均衡模型、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这对以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历史积累作用为基础的聚集经济没有任何理论上的解释空间。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概念，并将这两个概念与地理因素纳入了标准贸易模型之中，形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曾说“天赐神物或来自真实世界的神物很惊喜地在经济地理和国际贸易理论这个独特的领域中被发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是通过离心力和聚集力的互动，来模拟聚集经济的形成过程，解释了受这两种力量影响的经济地理分布和这两种力背后厂商的微观决定。
2.新经济地理学与聚集经济的形成动力。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聚集经济是一种全新的思路。1991年克鲁格曼提出了完善的中心外围理论，它揭示了经济地理聚集的内在运行机制。该模型假设有南方和北方两个地区，每个地区都生产农产品和制造品两种产品，农产品是同质的，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制造品包括许多差异产品，每种差异产品的生产都是规模经济，进而形成了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每种生产要素都用于特定生产部门，农业工人只生产农产品，工业工人只生产制造品。在中心外围理论模型中克鲁格曼认为行业地理集中主要受三种效应驱动。一是市场准入效应，即垄断厂商总是将其生产安排在大市场同时并向小市场出口的趋势；二是生活成本效应，它分析了厂商区位对当地生活成本的影响，在有大量厂商集中的地区商品价格相对较低，从而会吸引大量的消费者聚集在该地区，进而节约了消费者的生活消费支出；三是市场挤出效应，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厂商总是向竞争者相对少的地区集中，也就是说，大量厂商集中在一起的结果，就会使得该地区的一些厂商向厂商相对较少的地区移动；前两种效应的合力形成聚集力，它有利于厂商和消费者在地理上的集中，并且相互促进；后一种效应则形成离心力，促使厂商在地理上的扩散。
根据中心外围理论，假设“南”、“北”两个地区的初始状态是相同且对称的，并假设初始状态的对称关系被一个单一的工业工人从南向北移动所打破，由于移出的工人在当地（北方）消费，所以南方市场因劳动力的北移而变得相对狭小，北方市场因劳动力的移入而变得相对较大，这进而导致南方工业部门厂商整体移址到北方，此时北方大量工业厂商的集中会导致厂商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强，工业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北方的生活成本效应就会起作用，使得北方名义工资因商品价格的下降而更具吸引力。也就是说，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所带来的北方与南方工资的相对改变，将进一步激励南方劳动力向北方移动，从而形成循环积累因果效应，而且这种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是自我加强的。
当然，厂商向北方移动的同时也会增加北方厂商之间的竞争，日益集中的厂商将会以更低的名义工资来打破已有的均衡点，北方工业的过度竞争使得北方的地理区位对工人和厂商越来越失去吸引力，此时“市场挤出”效应就会显现。因此，市场准入效应、生活成本效应与市场挤出效应之间存在冲突。当市场准入和生活成本效应（聚集力）大于市场挤出效应（离心力）时，则劳动力的移动就会启动并自我加强，从而导致所有工业工人和所有工业都集中在一个地区（中心地区）；当离心力大于聚集力时，劳动力移动的冲击将会相对降低北方的实际工资，企业就不会再有离散的动力。总之，当聚集力占主导作用时，移民冲击将会自我加强，导致农业和工业分别在“南”“北”的聚集；当离心力起主导作用时，移民冲击会自我校正，不会发生产业聚集现象。
（二）新经济地理学与聚集经济的形成机制
1.新经济地理学与聚集经济形成动力的决定因素。行业的地理集中主要取决于聚集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但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两种力的大小呢？
克鲁格曼认为，聚集力与离心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南方和北方之间的贸易成本。离心力主要受南北方之间贸易自由化水平高低的影响，一般说来，离心力是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加强而逐渐下降的。当南北方贸易完全自由化时，来自另外一个地区厂商的竞争和来自于当地厂商的竞争是一样的，此时，竞争不是当地化的，从南到北的劳动力移动对厂商收入和对工人所付工资是没有影响的；如果南北之间禁止贸易，两地之间的贸易成本很高时，当地企业数量对当地竞争和工人工资的支付水平有很大的影响。
聚集力同样也受南北之间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影响。如果两地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水平很高，贸易成本就相对较低时，不管厂商生产的空间如何布局，两地商品的价格就没有太大的差别，厂商生产区位的转移对相对生活成本的影响就较小；如果两地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水平很低，两地之间的贸易成本就相对较高时，当地生产商品的市场份额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很大，厂商生产区位的转移就会影响对当地的生活成本，当地生活成本的下降对另一地区的劳动力来说就越具有吸引力；与此同时，随着该地区劳动力的增加，生活成本效应将导致当地名义收入的提高，对另一地区厂商也有吸引力，则该地区的市场准入效应就越强。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聚集力和离心力都随两地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下降，但它们随着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下降的幅度是不同的。当贸易成本很高时，离心力比聚集力要大得多，但随着贸易成本的递减，离心力下降程度比聚集力下降的程度快得多（如下图，这一现象可用数学模型求解得出的结果来证明）。当贸易成本下降到某种程度（均衡点）时，聚集力将会超过离心力，并且会自我启动循环积累因果效应，使得所有工业都位于一个地区，进而形成行业的地理集中。
中心外围模型揭示了行业地理集中形成的重要特征：在初始均衡的两个地区，随着贸易成本的逐渐降低，当聚集力大于离心力时，劳动力的移动最终会导致行业的不对称地理分布。在这一过程中，最初贸易成本的削减对厂商生产区位并没有任何影响，当贸易成本一旦下降到“均衡点”，聚集力将起主导作用，所有的工业则会移到一个地区，而此时劳动力和工业区位的转移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会发生突变，这种现象虽然在经济学中很少见，但在物理学中这种突变却是很常见的。中心外围理论以同样的方式来塑造地球上的经济地理，其根本力量是逐渐积累的，就如地球上的地震和火山沉寂了几十年或上百年，一旦爆发就能迅速改变地貌一样。
2.新经济地理学的意义及其最新发展。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是说明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如何互动，从而影响生产活动的地理分布的。在资源不可流动的假设下，生产总是聚集在最大的市场，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并取得递增报酬，但经济地理集中的形成是一个力量积累的历史过程。中心外围理论意义在于它可以预测一个经济体中经济地理模式的渐进化过程，初始状态时，一个国家的地理区位可能有某种优势，它对另一地区的特定厂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导致这些厂商生产区位的改变，一旦某个区位形成行业的地理集中，该地区的聚集经济就会迅速发展并获得地区垄断竞争优势。
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又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中心外围模型中特定产业的关注，开启了对垂直生产地理聚集和水平生产地理聚集的研究，巴瑞特（Barryt）和埃克赫姆（Ekholm，2003）等人认为，垂直聚集和水平聚集主要与贸易自由化程度、两地距离、两地要素价格差异和潜在市场的大小相关。如果两地贸易自由化程度越低、距离越远、两地要素的价格差异越大，就越容易导致生产的垂直聚集；如果两地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两地距离越近，两地要素价格差异越小，潜在市场越大，就越容易导致生产的水平聚集。

❹ 新经济地理学有什么经典文献吗

克鲁格曼发表于1991年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被视为空间经济学向主流经济学回归的标志，专也是新经济地属理学发展的开端。
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哈里斯的市场势理论、缪尔达尔的因果循环积累效应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框架，通过厂商层次上的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和相互作用分析，为传统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科学分析产业空间集散提供了新的启发。

❺ 为什么要用经济地理的理论指导规划,经济地理的优势是什么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等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我们的主要发现是：（1）经济开放促进了工业集聚，而经济开放又与地理和历史的因素有关；（2）市场容量、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政府作用的弱化也有利于工业集聚；（3）沿海地区具有工业集聚的地理优势。我们的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来自于中国的证据，同时也发现，除了经济地理的作用以外，政策也是导致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经济政策

一、引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遵循着渐次推进的模式，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希望沿海地区能够先发展起来，然后能够带动内地的发展。但是，这种基于“新古典增长经济学”收敛假说（Barro and Xala-i-Martin ，1995）的良好愿望至今没有完全实现——尽管改革开放使得全国各地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地区间的差距却始终处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之中。中国的经验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开放之后均出现了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而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是，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工业生产的集聚，这些现象对新古典的增长理论提出了挑战。最近十多年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工业集聚和地区间差距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理论认为，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使得优势地区保持领先。[①]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进展迅速，但相应的实证研究却比较滞后。既有的研究将焦点集中在了检验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作用，但却忽视了经济政策的作用，而政策因素在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的实证检验中已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与既有的文献相比，本研究主要做了两件事情。首先，我们从理论上讨论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三大类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并且尝试说明，这些因素是可以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的。其次，我们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三大类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之所以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工业，是因为：（1）工业是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是地区间差距最为重要的表现（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2）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讲，工业可以在地区间转移，故集聚效应最显著。

我们的研究对文献构成了以下几点发展。第一，我们使用来自中国国内的数据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证据，来自一国内部的数据可以较好地避免跨国数据的样本异质性和数据不可比性。中国曾经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两个历史时期，政府政策曾经支持经济活动和基础建设的空间分散化；而改革以后的政策则倾向于优先将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集中。同时，中国广袤的国土、多样的自然条件、巨大的区域间差距等都为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足够的多样性。第二，通过为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提供证据，我们发展了有关中国工业集聚的实证研究。将我们的研究与既有的文献作些比较将有助于说明本研究的意义。Fujita and Hu （2001）使用GDP 和工业产值数据描述了1985-1994年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他们发现这个时期地区差距的扩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实施了倾向于沿海地区的经济政策，更是这个时期的全球化和经济市场化的结果。Kim and Knaap （2001）关注的是中国1952-1985年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和地区差距问题，他们发现，经济向沿海地区的集中早在中国政府采取地区非平衡增长政策之前就已经出现，其中的原因包括沿海地区在地理上容易与外界交流以及基础设施网络密度高，等等。以上两篇文献尽管已经讨论了经济集聚的影响因素，但是并没有使用计量分析方法给出不同因素的作用的估计。D émurger（2001）在有关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考虑了经济地理的因素，发现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禀赋显著影响各个省间的增长差异，同时，通讯有减少封闭的作用从而对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但这项研究并不是以工业集聚为研究对象的。Gao （2003）证实了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对于地区工业增长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直接验证国际贸易与工业的地区分布之间的关系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而这恰恰是本文的关注焦点之一。在最近的一篇文献中，Wen（2004）使用第二和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集中，发现改革以来的工业集聚支持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但是，由于非常强调新经济地理的因素，这篇文章没有研究经济政策和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工业集聚的特征性事实的总结；第三部分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分析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综合影响；第四部分提出计量模型，并对数据和变量的含义进行解释；第五部分报告了实证研究的结果；最后我们在第六部分提出了研究的政策含义。

二、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特征性事实

由于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工业生产容易产生集聚；同时，加上规模经济效应和前后向联系的正反馈作用，往往导致工业生产在空间上向一些某方面具有优势条件的地区集中。观察中国工业的地区分布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工业集聚的现象变得逐渐显著，地区工业GDP 占全国工业GDP 的比重在省与省之间差异日益扩大。1987年工业改革之初，各省之间工业GDP 在全国所占份额的变异系数是0.026，2001年这一指标上升到0.030.

图1和图2分别绘制了1978和2001年中国各地区的工业GDP 份额分布[②]，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20余年间工业集聚的过程。在1978年的图中，工业的地理分布仍然具有一定的分散化现象，具体表现在：（1）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很多省份的工业份额较低，没有超过4%；（2）东北三省的工业重要性非常明显，特别是辽宁一枝独秀，工业份额超过8%；（3）甘肃和陕西这两个西部省份的工业份额超过了2%，还没有表现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4）三大直辖市尽管面积较小，但工业份额并不低。相比之下，到了2001年，中国的地区工业布局已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与1978年的工业布局特征相对照，不难发现，中国的工业集聚趋势非常明显，具体表现在：（1）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份额有显著的上升，其中广东、江苏和山东三省工业比重分别达到11.20%、10.11%和9.69%，浙江的工业份额达到了7.35%，福建的工业份额也有所上升；（2）东北三省的工业地位明显下降，辽宁的工业比重已经下降到5.18%，黑龙江和吉林的工业份额分别下降到4.18%和1.72%；（3）西部省份的工业份额总体上有所下降，仅四川（含重庆）的工业份额有所上升；（4）三大直辖市的工业份额明显下降，上海的工业份额为5.02%，北京和天津的工业份额均已低于2%.总地来说，工业集聚的趋势还表现在，1978年工业份额超过8%的仅有上海和辽宁，而工业份额低于2%的省份有11个。到了2001年，工业份额超过8%的省份变成了3个，而工业份额低于2%的省份增加到16个。

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集聚主要发生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在环渤海地区，虽然辽宁的工业份额有所下降，但山东的工业份额却明显上升。[③]从我们计算的工业GDP 份额排名中可以看到，尽管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有所变化，但是前四位的省份全都属于上述三大地区。在这三大地区中，同样存在工业比重的变化。作为仅仅有一个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依托香港工业的转移，同时凭借香港的自由贸易港优势，再加上改革开放的政策支持，所以工业增长强劲。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门类齐全，轻重工业发达，是中国最大的加工制造业基地，历史上其纺织、服装、机械、电子、钢铁、汽车、石化等制造业在全国就占有重要地位。Wen （2004）计算了1995年25个工业行业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额的省市区，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大约达到总数的一半。2001年，长江三角洲三省市实现制造业GDP25456.01亿元，占全国制造业GDP 的30.23%，远高于环渤海地区（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区（15.37%）。

三、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作用

在传统的经济地理理论里，工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地理因素的差异，例如，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以及大港口附近通常会成为工业集聚的中心地区。在中国，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好而导致的工业集聚的例子也是存在的，例如，中国的东部省份之所以逐步成为工业集聚的中心，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就是距离大的港口比较近，而辽宁和山西则是依靠自然资源成为工业中心的典型例子。

但是，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两个重要的经济现象：第一，一些在纯自然条件方面并不一定非常有优势的地方却成为了工业集聚的中心；第二，两个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近的地方却可能在工业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现。例如，与周围省份（特别是福建）相比，浙江的自然条件并没有特别的优势，浙江并不属于资源丰富的省份，港口优势也并不明显，但是，浙江的工业集聚趋势却比福建明显得多。广东和广西是另一对例子，这两个省份的纯自然条件也非常相近，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里，广东已经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业中心，广西却仍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两者的差异显然不是自然条件可以解释的。

超越简单的经济地理因素寻找工业集聚的原因促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崛起，而对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直接影响的就是197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引入了收益递增假定，强调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模式中的决定作用。收益递增假说在贸易理论里获得成功应用之后，紧接着就对经济地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Krugman 也同时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抓住了导致工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由于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作用，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工业的集聚。在新经济地理学中，以下被认为是影响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1）一个地区企业的数量。企业的数量多，新进入企业就容易得到原材料的供给，同时他们生产的产品也更容易在当地销售，所以工业会在企业数量多的地方集聚。（2）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水平高，新进入企业就容易招聘到所需要的人才，同时，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R&D 的成本低，企业容易获得创新收益。（3）消费者的购买力。如果一个地区消费者的购买力强，那么对于消费品的需求就会多，会导致本地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吸引企业进入这一市场。同时企业在本地的集聚也导致了工资的上升，消费者的购买力进一步提高，从而产生地区工业发展的良性循环。（4）交通运输条件。根据Krugman （1991）的模型，我们知道新经济地理学将交通费用视为影响工业集聚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只要交通费用不至于高到成为地区间贸易的天然障碍，那么由于工业集聚产生的收益就仍然可能超过由于地区间贸易产生的成本损耗，集聚就会产生，并且在收益递增的作用下自我加强。

需要指出的是，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并没有否定一些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一些地理因素的影响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中变成了间接的影响，甚至我们可以把两个地区间的经济地理的差异也看作一种偶然因素，这种纯经济地理因素可以导致初始的工业集聚，然后再通过新经济地理因素的收益递增影响而对工业集聚产生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来检验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却相对比较忽视经济政策的作用（例如Wen ，2004）。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地理学完全忽视了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确切地说，在新经济地理学中，由于非常强调如历史事件之类的偶然因素在收益递增机制的作用下对工业集聚的影响，经济政策的变化对某个具体的地区而言，就可以被视为导致其工业集聚的偶然事件。例如，经济的开放可能会导致工业在靠近国际市场的地区集聚。再如，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加强一个地方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政府放松对于经济的干预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在世界范围内，经济政策变化改变工业布局的例子并不罕见，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经济开放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例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以后，墨西哥的工业就逐渐向与美国交界的地区集中，而墨西哥城周围的重要性则相对有所下降（Rodríguez-Pose 等，2003）。

经济政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既可能是通过经济地理的因素起间接作用的，也可能是直接对工业集聚产生作用。在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显然也是导致地区间工业布局变化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实施的经济开放政策是导致这一地区工业集聚的重要原因，而这又是因为这里距离香港这个港口、金融和贸易中心以及大市场非常近。这时，经济开放这一经济政策就通过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的因素对工业集聚产生了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改革以后广东和广西在工业集聚方面的表现出现了巨大的差异。但是，经济政策并不总是通过经济地理或新经济地理的中间变量来对工业集聚的产生作用的，一些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具有直接的影响，而且经济政策并不是可以任意调整的，一项政策一旦实施，就也有自己的自增强作用。经济政策直接导致工业集聚的例子在中国也是存在的，例如，浙江的工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省的市场化改革进行得较为彻底有关。由于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浙江省的民营经济比较活跃，而这又反过来促使政府进行一步采取市场化、放松管制和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强工业的集聚。

一、经济地理因素

我们在这里考虑了两个经济地理的因素：沿海地区哑变量（coast ）和直辖市哑变量（city）。绝大多数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文献都使用了沿海或内地的虚拟变量，由于无论是地理和历史条件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倾向都有利于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而中部和西部的差异则并不特别显著，因此，我们预期沿海地区的虚拟变量对于工业向沿海集聚有正的影响。三大直辖市[④]的经济功能与一般的省区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更多地承担着政治中心、航运中心或者服务业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经济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排挤它们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功能，所以我们估计这一变量的影响是负的。

二、新经济地理因素

以Henderson （1974），Fujita（1988）和Krugman （1991）为先驱的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从而挑战了新古典的传统[⑤].Henderson 一方面强调了企业前后向关联导致的产业外部性使企业集聚在其他企业周围，另一方面强调了企业集聚在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所得到的知识外部性；而Krugman 通过垄断竞争模型强调了企业集聚在消费者市场附近得到的需求联系，Fujita（1988）通过存在不可贸易商品的模型，得到了同样的证明。为了检验这三种不同的包含收益递增的因素，我们构造了以下指标：（1）地区企业数量比重（firm）衡量产业外部性；（2）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e ）代理人力资本的相对优势，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地区教育数据不完全，我们使用了万广华等人（Wan ，Lu and Chen，2004）估计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3）地区消费者需求，我们使用了人均GDP 的对数值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pergdp）来度量一个地区消费者的相对购买力；[⑥]（4）Wen （2004）使用了城市数指标来度量城市的发展，但是这很难衡量各个城市本身的发展状况，因此，我们采用了陆铭和陈钊（2004）的方法，用非农人口比重与全国均值之比（urban ）来代理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并取其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作为一个地区的相对城市化水平；（5）邮电通信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也有利于工业集聚，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引入了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产出占GDP 百分比来度量信息化对工业化的支持，并且取其与各年全国均值作为各地相对的信息化指标（com ），同时，我们用地区的公路里程占全国的比重（road）来代理相对的交通运输条件。[⑦]

三、经济政策因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轨的经济来说，政策的差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决定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Kanbur and Zhang（2005）回顾了政策因素对于中国50年地区差异的影响，Démurger等（2002）也强调了改革以来的经济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考察了两个方面的政策因素：（1）对外开放度。对外开放是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接下来我们将要考察的非国有化进程和政府退出经济活动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对外开放的进程有关。和既有的文献的通常指标一致，我们用出口占GDP 比重和进出口总额占GDP 比重与相应的全国均值之比（export和trade ）来度量相对的经济开放程度。我们预期对外开放对工业集聚有正的作用。（2）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度。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政府全面参与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在这一体制下，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均受到负面影响，因此，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将有利于工业的集聚。在经济增长文献中，通过用扣除教育和国防经费的政府支出占GDP 的比重来度量政府消费所起的作用。在我们的数据中没有省一级的国防开支统计，而教育支出被包括在科教文卫支出这个大类中，由于这个大类的性质与教育支出都是类似的，因此，我们就用扣除这一类支出以后的政府支出在GDP 中的比重与全国均值之比（gov ）来度量相对的政府对于经济的参与程度，并预期这一变量的符号为负。[⑧]

必须说明的是，政策的调整从来就不可能在政策颁布的一夜之间完成，从而导致改革在时间上的循序渐进和空间上的进展差异，而我们使用的政策指标所具有的面板结构恰恰能够反映各类政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但是，这类政策指标仍然可能是某些未观察到的真正的政策变量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政策本身。为了克服此类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估计偏误，对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开放指标，我们使用了工具变量来检验其是不是具有显著的内生性问题。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那样，之所以将关注的焦点特别集中于经济开放政策的效果，是因为这一政策是中国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政策，也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由赶超型向比较优势型的转变。而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和经济的非国有化进程也与经济的开放进程紧密相关。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原因是，在国际上，经济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Wan ，Lu and Chen，2004），而从经济开放的角度来看工业的集聚也能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据。我们使用的经济开放的工具变量包括了各个地区在1978年经济仍未实施开放政策时的开放度指标（1978年的出口与GDP 之比export78，或者1978年的出口与GDP 之比trade78），以及各地到香港和上海两个主要港口的距离中较近的一个（port），[⑨]这两个工具变量分别反映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开放的影响，实际上也反映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间接影响。其中，使用各地到香港和上海两个港口的距离是因为这两大港口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其吞吐量明显高于排名在其后的其他港口，可以作为开放度的有效的工具变量（Wei and Wu，2001）。

五、实证研究结果的报告

计量分析的结果见表2.方程（1）是包含了全部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其中，我们用export作为开放度的指标。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方程2）的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的假说。同时，当我们使用export78和port作为export的工具变量估计包含工具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方程（3），IV-RE ）时，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开放度指标并未显著地存在内生性偏误。方程（4）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去掉了不显著的变量e ，并没有改变模型的基本估计结果，Hausman 检验仍然支持随机效应模型，并且开放指标并未显著地存在内生问题。方程（5）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用进出口和GDP 之比（trade ）替换export作为开放度指标，结果显示，Hausman 检验仍然支持随机效应模型。有趣的是，当我们用trade78和port作为trade 的工具变量的时候，port在控制了模型其他变量之后与trade 不显著相关，这说明到港口的距离虽然对一个地区的出口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却对以进出口总额作为指标的开放度没有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进口并不显著地受到一个地区与大港口之间的距离的影响。

通过表2中报告的几个结果，以及相应的检验，我们可以确认，方程（1）所得到的结果是稳定的，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讨论实证研究的发现。总地来说，无论是经济地理因素、经济政策因素还是新经济地理因素中的变量，都对产业集聚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这就说明地区的工业发展和集聚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的过程，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一些方面，都可能影响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具体来看，我们可以依次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总结如下：

1、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我们发现，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的确有利于工业集聚。而直辖市作为城市经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经济职能正在发生变化，因此，直辖市的工业份额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相对更低。

2、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为新经济地理学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在我们的实证结果中，由一个地区企业数衡量的产业外部性和地区消费者购买力对于工业集聚的前后向联系作用均显著为正。我们发现地区的人力资本相对水平对工业集聚有着不显著的正影响，之所以人力资本的因素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对于人力资本的要求还不高。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和在道路和通讯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对地区的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们的一系列新经济地理指标是一个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数，因此其系数之间是相互可比的。从结果来看，显然，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的购买力对于工业集聚的积极作用最大。

3、经济政策的作用。我们发现，对外开放对于工业集聚有着显著的正影响，这显示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策略对于工业集聚的推动作用。有趣的是，我们在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中还发现，历史和地理的因素对于地区的开放程度有着显著的影响，计划经济时期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和距离大港口较近的地区在我们的数据考察期间仍然有较高的开放度。同时，我们也发现，到大港口的距离对于以进出口占GDP 比例为指标的开放度并没有显著的解释力。综合起来看，可能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还不够长，所以才导致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因素仍然在起作用，而地理因素的作用却主要对出口产生影响。[⑩]我们所考察的另一个重要的政策变量是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越高，越是不利于地区工业的集聚。
新经济地理所强调的各种经济力量的正反馈作用和收益递增性长期以来被主流经济学家忽略。近年来由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兴起，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现象的解释。本文的检验同样也证实了这些经济规律的作用。从各国的工业经济格局状况来看，工业在少数地区集聚，从而形成规模效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地区间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因此一些影响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也间接地对地区间发展差距产生显著的影响。如果政府希望通过缓解地区间的工业发展差距来控制地区间发展差距的话，本文的结论也可提供一些政策参考。在地区工业集聚的各种因素中，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具有收益递增作用，这是顺应经济规律的，也是很难通过政策加以调整的，其中，政府可以做的只能是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来推动地区工业的发展。在政策方面，可以比较确定的是，经济开放是导致地区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退出也可能加快地区工业的集聚。如果工业化进程较慢的地区可以更快地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仍然可能减缓地区间工业发展差距扩大的步伐，甚至缩小地区间工业发展的差距。

对于思考中国地区间差距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由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以及工业发展中的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效应，工业集聚和地区间差距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并不是要扭转由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性导致的工业集聚，而是应该通过深化经济改革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不是各个地区没有差别的发展，而是在一种错落有致、公正并有效率的竞争下的发展。

❻ 本地市场效应的介绍

本地市场效应是指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它源自新古典贸易理论解释复杂贸易实践的理论局限和新贸易理论经验证据匮乏的困境,在探寻两种理论范式相对解释力的过程中应运而生,并随着空间经济学的迅猛崛起而成 为新经济地理范式的核心特征之一

❼ 克鲁格曼对新贸易理论是什么

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①）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克鲁格曼的产业群模型是基于以下事实：企业和产业一般倾向于在特定区位空间集中不同群体，不同的相关活动又倾向于集结在不同的地方，空间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产业专业化有关。这种同时存在的空间产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的现象，是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中被广泛接受的报酬递增原则的基础。当企业和劳动力集聚在一起以获得更高的要素回报时，存在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为产业群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和空间距离带来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被用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等级化的空间产业格局的发展。克鲁格曼（1991）设计了一个模型，假设工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在一个区域内，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的最终结果将会是集聚。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也就是说，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所以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相结合，用模型化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弥补了马歇尔和韦伯观点的不足。但是，他比较强调大型公司的内部增长和组织间能量化的市场联系，而忽视了公司活动所产生的难以量化的非物质联系（如信息、技术联系）和非正式联系（如人际关系间基于信任的联系）。

❽ 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地理学的区别

城市是有一定人口规模，并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集居地，是聚落（Settlement）的一种特殊形态。
城市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现象，它的兴起和发展受自然、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不同的人口分布和迁移特点，都对城市的发展速度、性质、规模、空间组织等产生影响。
城市是一种区域现象。它在地球表面占据着一部分土地，虽然面积不大，但它作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同周围广大区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控制、调整和服务等机能。
城市本身是一个“面”，它的内部有各种构成要素的演变和组合问题。但从区域角度来看，城市也是一个“点”。几乎每个城市都是一个地区的经济、政治或文化的中心，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影响区域（腹地或集散区）。由于城市规模不同，影响范围有大有小，各城市影响区之间也可能有叠加或交错，但每个城市都在其影响区域内起着焦点或核心作用。
由此可见，城市不仅具有区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而且属于历史范畴。一方面，人们都把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代表，时代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的渊薮和焦点。另一方面，城市也集中了整个社会生活、整个时代所具有的各种矛盾。所以，城市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大系统。这个系统包含的内容很广，不仅包括生产、消费、流通等空间现象，也包罗造成空间现象的非空间过程。为了揭示城市系统的空间现象，必须深入研究形成这种空间现象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等非空间因素。
城市地理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就是这样一种城市。城市地理学是研究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城市形成发展、组合分布和空间结构变化规律的科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又是城市科学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来讲，城市地理学最重要的任务是揭示和预测世界各国、各地区城市现象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揭示和掌握世界各国、各地区城市现象的规律，属于认识世界的任务；科学预测世界各国、各地区城市现象的变化规律，属于改造世界的任务。
就我国来说，当前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四化建设向我国城市地理学提出了许多重大的实践问题。比如，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和城镇化水平的调控，区域城镇体系的形成，农业劳动力转移，城市职能的更替和空间重组等问题。我国城市地理学的迫切任务，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解决社会经济建设中不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为领导部门决策提供依据，以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城市地理学必须在总结我国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借鉴西方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加快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建设。西方城市地理学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是无数地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智慧的结晶，其中有不少带普遍性的理论和方法，经过了外国社会实践检验，对于我国来说，虽然只是间接的，但只要注意到国情，取其精华，洋为中用，仍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
无疑，任何理论的产生总不能超越其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许多学说表面看来那么抽象晦涩，远离现实，但是，只要从它们的主导思想倾向和基本原理进行深入分析，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它们的产生和发展的根源，都有着理论的客观性。但是，所谓理论的客观性只是相对的，总是有时代的局限性，受发明者和倡导者的立场观点所制约，其中掺杂着不少主观成分。作为社会科学的城市地理学也毫不例外，其本身的发展无不打上时代、文化背景及社会性质的烙印。因此，我们在学习外国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不顾国情，生搬硬套。
我们知道，西方理论本身在西方的国度里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在发展之中。同时，西方理论，尤其是通过归纳法而得到的理论，其归纳范围仅仅局限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西方社会经验，即使是今日的西方社会也不一定适用，更何况是不同时期的非西方社会！例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在西方18、19世纪的时空条件下，城市化确实促进了工业化。可是今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工业化。
现代城市地理学的主要理论和模式，其归纳范围主要是西方城市，特别是欧美的城市，这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城市化地区和大城市主要集中于欧美地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城市化速度非常快，可以预料，到2000年，世界上大部分城市人口，大部分大城市将出现在第三世界，而欧美地区的城市和城市人口在世界上所占比例将愈来愈小，其代表性也将有所降低。未来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若循归纳法研究，忽略第三世界的城市，若循演绎法研究，没有经过世界上各地区，特别是第三世界城市的检验，那么，这种理论和研究方法便不可能有充分的代表性，必然缺乏现实意义。
我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有着可以发展高水平的城市地理学的土壤。然而，可惜的是，我们缺少理论的概括，科学的推论，模式的建立。我们知道，一种理论，一个研究模式的创立、发展和运用是无数学者、实践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因此，我们应该不断总结我国城市发展的过程，并对西方理论加以验证，在吸收西方有益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当然，城市地理学的发展离不了教学和研究的专业人才。从教学、研究来看，都需要不同层次的城市地理学专业人才。教学上，既需要高校的城市地理学教学人员，也需要中等教育的教学人员；研究上，既要一定数量的有较深造诣的专门研究人才，更需要大批能从事基本问题研究的普通研究人员。所以，专业人才培养是促使城市地理学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这门学科的任务之一。
在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的今天，不论专业人才的培养，还是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都需要广泛普及城市地理教育。通过对城市地理知识的学习，不仅可以使广大公民，特别是青年了解当今城市地理学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它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而且可以结合个人的工作实际，更好地正确解决和处理城市活动与资源开发的相互关系，进而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❾ 新经济地理学的动态模型

核心——周边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核心——周边”模型最先见于克鲁格曼(1991)的研究。该模型展示外部条件原本相同的两个区域是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交互作用的情况下最终演变出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的。模型假设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和两个部门——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农业工人在这两个区域均匀分布，农业工资处处相同；制造业工资的名义值和实际值则存在地区差异，因而制造业工人视实际工资的高低从低工资区域向高工资区域流动。它通过将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制造业份额与流动工人的份额加以内生，得出区域生产结构随运输成本变化而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的规律。模型显示，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下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效应最强：一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价格指数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变得不可持续，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核心一周边结构。核心占世界产业的份额大于其占世界要素禀赋的份额，由于制造业报酬递增的缘故，它将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者。由于在这里区域(或国家)的大小及其演变都是内生的，由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比一开始就假定国家大小是外生给定的新贸易模型大大前进了一步，也更加具有说服力。 由于国界以及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人口流动构成相当大的障碍，上述以要素流动性假设为基础的人口集中意义上的集聚模型一般只适用于国内范围的空间集聚研究。为研究国际层次的经济活动的分布，维纳布斯(1996)凭借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系假设建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设，在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之间虽然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可以进行贸易。假设各个国家具有相同的禀赋和生产技术，拥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生产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国内部门间流动。农业部门为完全竞争型，农业产出为单一投入—劳动的增凹函数。制造业部门为不完全竞争型，使用劳动和中间产品的组合作为投入，厂商之间存在直接的“投入—产出”联系，每一厂商的产出既作为提供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又作为所有其它厂商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作为中间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与传统集聚有相近逻辑的国际专业化过程得以发生。
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通常能够提供较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种类较多的区域有较低的价格指数，使得使用中间产品的厂商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生产，这就构成一种前向联系——既有的产业集聚构成对外部厂商的吸引，中间品投入较大的厂商将倾向于在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选址生产；反过来，厂商生产成本中的中间投入品采购部分构成厂商之间后向联系的来源：在一个区域生产的厂商越多，对中间品的需求越大；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该区域在制成品上的总支出也越大，这就为中间产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当地市场。由于国与国之间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前、后向联系的结果不可能是人口在特定的国家的集中，但是，它们却能够导致制造业(或特定产业)在有限几个国家集聚的专业化过程。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劳动力不能在国家间流动，特定国家的制造业集聚也会因劳动供给的趋紧而使得该国制造业与农业工资同时上升，在农业生产函数为严格凹的假设下，农业边际产出上升，制造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减弱。
国际专业化模型所表明的一体化与集聚之间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揭示了厂商对经济一体化可能做出的区位响应。在较高的贸易成本下，厂商将分布于禀赋相同的区域以满足最终需求。在居中的贸易成本下，随着某些区域比其它区域吸引更多的产业，区域差异将开始形成——但并不会达到完全专业化的程度。在低贸易成本下，集聚随着低工资区域的产业份额逐渐上升而溃散。相对于更为工业化的区域来说，早期进入低工资区域厂商的动机是出于对非流动要素的较低的价格的考虑；然后，随着在某些部门建立起临界厂商群落，更多的厂商将搬迁过来以充分利用前向和后向联系。这一模型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实行高度的对外开放，不仅需要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而且需要各国在投资和服务(尤其是生产者服务)贸易领域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全球性的产业扩散及其规律对于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来说一直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以上述国际专业化模型为基础，蒲格和维纳布斯(1996)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用L表示由技术所决定的效率水平，假设技术进步使所有基本要素稳定地递增，并用效率单位测度各基本要素，建立起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假设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某个区域因为偶然的技术进步在制造业率先建立起一种自我强化的优势，这一优势允许它支付比其它国家更高的工资。随着时间的发展，世界对制成品的需求上升。这将使得制造业区域的生产水平上升，强化制造业在该区域的集聚，并使得该区域工资上升。随着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区域间的工资差异将越来越大，并最终不可持续，制造业厂商将寻求迁入第二个区域，在那里他们更为有利可图。这样，第二个区域又开始了建立制造业自我强化优势、提升区域工资的新的轮回，并最终引发第三个区域的制造业成长，如此循环往复。在运输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都相对较低，劳动效率的小幅度上升导致工资成本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压倒产业联系(向心力)的影响，从而引发投资和生产向周边国家的转移以满足最终需求。倒是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最强，有更大的余地平衡由劳动效率的，上升所导致的工资成本(离心力)的增加，因此，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产业集聚更容易维持。
然而，这一模型给人们的启发更多地在于揭示产业扩散相对于劳动效率(而非运输成本)变化的敏感性上。藤田、克鲁格曼与维纳布斯(1999)用了一个包含三个国家和七个劳动密集度各不相同的产业的例子更好地说明这一产业扩散过程，在阶段I，所有产业均位于国家1，在国家1与国家2和3之间存在工资差异。随着劳动效率水平的增加，工资差异的幅度不断增加——直到某个产业的厂商开始重新进行区位选择并因此而有利可图，阶段Ⅱ即从此开始。在Ⅱ阶段，产业是向所有国家均匀地扩散，还是依次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扩散呢?且考察一下阶段Ⅱ的最初阶段，其间国家2和国家3都在开始工业化。在阶段Ⅱ起初的一个很小的区间内，两国工资水平是一致的，但是，随着国家2和国家3内部的产业联系变得不断增强，两个国家有相同产业结构的均衡将会变得不稳定。只要有一个国家略微领先，其优势就会被放大，另一个国家将因此而落后。因此，产业扩散并不是沿所有国家齐头并进的，各国的工业化有先有后。
这一模型很好地表明，经济发展不是多个国家齐头并进地追赶富裕国家的平稳的过程，它是—个富国与穷国集团共存的过程，存在导致穷国加入富国俱乐部的可能的机制。世界范围的工业化将以一系列波的形式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的建立一般要遵循从低级开始向高级攀升的过程。 为了进一步考察全球化对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影响，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1996)从分析一些厂商与某类厂商存在比与其它厂商更强的买方/供方关系这一重要的投入-产出联系特征人手，建立起区域专业化模型。这一模型与上述模型的演化动态原理基本相似，但在基本假设方面却存在一个主要差别：在区域产业专业化模型中，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本国”与“外国”)和两个生产部门(产业1和产业2)，这两个国家和两个部门所面临的需求与所采用的技术完全对称，劳动投入为惟一的生产要素；由于所考察的经济已完全实现工业化，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已从其中退出，因此，假设各生产部门均为不完全竞争型的制造业。
假定产业1在本国的集聚(相应地，产业2在外国集聚)为一均衡，当产业间联系强于产业内联系时，在任何贸易成本下，这一产业集聚都不是可持续的，这是因为，对于各个厂商来说，最为重要的区位利益来自于与它国厂商的联系，因此，各个国家将发展多样化的产业组合。相反，如果产业内联系强于产业间联系，则当贸易成本值较高时，产业不可能形成地理集聚，两个产业在两个国家内均有分布；只有当贸易成本足够小时，产业的地理集聚才是可能的和可持续的。产业内联系与产业间联系之差距越大，使产业集聚为可持续的贸易成本的取值范围越宽。由这一模型所预测的基本倾向即使在对模型引入更多区域和产业部门的情况下也会保持不变。但在多个产业的情况下，分布并不是一半对一半的。一个区域可能比另一个区域有更多的产业，这将导致区域之间真实收入的差距。

❿ 新经济地理学核心内容

新经济地理学又名空间经济学。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现有经济现象时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因此，以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又重新回归到经济地理学视角，以边际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与路径依赖为基础，拓展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全球化等经济现象，借此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中文名
新经济地理学
外文名
New Economic Geography
定义
地理学发展中的一门边缘性分支学科
学科
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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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背景兴起原因研究传统理论背景理论基础研究内容模型类别理论含义学科局限学科创新学科发展
内容简介
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读者全面介绍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理论、思想及其巨大影响。
克鲁格曼通过建立各种模型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引入国际贸易，指出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从而成功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发展变化的新格局，建立了国际贸易新理论。同时，克鲁格曼考虑了运输费用问题，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运输成本为零的假定，提出了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克鲁格曼以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为出发点，将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分析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开创了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时代，被誉为“新经济地理学之父”。
本书把高深的理论进行通俗解释，使读者能轻松领略经济学大师的思想理论，同时学会用大师的智慧来观察和指导生活，借助巨人的肩膀，站得更高，看得更远。[1]
产生背景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相互交叉与互动的新时期，各学科在理论互动中对区域与空间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交织更加明显，以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主流派经济学家重新审视了空间因素，以全新的视角，把以空间经济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传统经济学科统一起来，构建了“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
主流经济学以往常常对空间置之不理,除了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以外,其研究基本上是非空间的,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知道无法把空间因素模型化,所以不去研究经济的空间问题。然而,在现实中,如果忽视空间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很多经济问题的研究就难以得到理想的答案。因此,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为经济学家研究区位提供了一种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