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文化地理学的论文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旨在探讨各地区人类社会的文化定型活动，人们对景观的开发利用和影响，人类文化在改变生态环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该地区区域特性的文化继承性，也就是研究人类文化活动的空间变化。
除此之外，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例如干旱、半干旱地区不适合发展耕作业，因此就发展了牧业，进而形成了游牧文化。社会组织作为制度文化，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所以说，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狭义的文化地理学是指研究语言、信仰、风俗、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的空间分布及特点的科学，属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义上的文化地理学，等同于人文地理学。即是研究地球表面人类活动所创造的各种文化事象的分布与变化规律，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广义的文化地理学将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都视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其中政治地理学包括政治地理、军事地理；经济地理学包括农业地理、工业地理、交通运输地理、商业地理、旅游地理；社会地理学包括人种地理、人口地理、聚落地理、社会地理、（狭义）文化地理。
社会地理学是研究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空间利用类型及其地域类型形成过程的学科。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的类型，起源于特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集团对不同自然环境的反应，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布。居住在世界上的人们有不同的方式生活，他们的民族祖先、文化习俗、宗教信仰、语言、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都有很大差异，因而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社会集团。而社会集团不论大小都占有地球表面的一部分，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形成不同的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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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进程
传统的舆地学孕育了历史地理学。舆地学主要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变异，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附庸，是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它的成果往往仅被视为为历史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而已。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传入，逐渐冲破了舆地学的藩篱，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新的方法和视角来研究历史时期发生的一切地理现象，并探索这些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这样，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就应运而生了。1934年由顾颉刚、谭其骧创办的禹贡学会就是有志于开创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团体，自费筹办的《禹贡》半月刊既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更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学人才，但不久因日寇侵华而停办。
历史地理学得到充分发展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则是解放后的事。当然，发展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文革"以前，历史自然地理因其阶级属性不强而有所发展，并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经济地理（含历史经济地理）因受苏联影响而呈一枝独秀式地畸形发展，某些分支只能依附于经济地理而苟延残喘；但人文地理长期被视作伪科学，作为历史地理学重要内容的历史人文地理自然也遭了殃。所以，真正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在基础理论研究、新领域开拓、相关学科的交流与融合以及结合四化建设的专题研究等方面的一系列成就，主要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即20世纪最后二十几年里所取得的。
关于学科的性质，五十年代以来即展开了学术讨论，并在主要方面达成了共识。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 。谭其骧、史念海对此均表示赞同。谭其骧认为它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同时又多次强调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时又能从历史文献中汲取丰富的、无法替代的泉源 。史念海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 。此外，黄盛璋提出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历史与地理两门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尹国蔚提出它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等观点，均成一家之言，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
对各分支领域的理论探索，八九十年代也有长足的进展。黄盛璋对绿洲学、马正林对历史城市地理学、周振鹤对历史政治地理学、韩光辉等对历史地图编制理论、李并成对历史民族地理学、王振忠对历史社会地理、龚胜生对历史医学地理学、王社教对历史农业地理学、雍际春对历史文化地理学、赵海军对历史科技地理等方面的思考与探索，为各分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学科基本建设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成就。一是历史地图集的编绘，顾颉刚、章巽合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部分）出版于1956年，开我国综合性历史地图集之先河。作为毛泽东主席1954年交办的任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历时三十余年而于1988年才出齐的八大册《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切历史地理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奠定了本学科牢固的基石。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以及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一批断代、专题历史地图集相继问世；区域性历史地图集的编制也形成风气，已出版的有北京、广东、西安、上海四种。规模更大、门类更全、内容更精彩的《国家历史大地图集》正在出版之中，预计这将大大推动本学科的全面发展。二是历史地名工具书的编撰。三十年代臧励龢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已远远适应不了需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撰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分别于1982年、1988年出版，并一再重印。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1996年出版），是目前最权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分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则有广东、浙江、湖南三种。即将出版的史为乐主编《新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将在这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三是通论性、总结性与区域综合性著作的不断涌现。通论性著作目前至少已出版十一种，主编或第一编著者分别是：史念海、邹逸麟、马正林、王育民、施和金、陈昌远、张步天、韩滨娜、李恩军、张全明、陈代光。1982年出版的谭其骧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2001年初出版的邹逸麟主编《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由多个专业单位协作攻关，集众人之长，是学术界成果的总结之作，比上述通论性著作更具权威性。至于区域性综合性研究的，则至少有关于黄淮海、河西走廊、荆楚、东北、苏北的五部专著问世。
随着这门学科的日益兴旺和成熟，产生了一批颇具影响的学术大家，顾颉刚被认为是历史地理学的开山祖，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则为历史地理学三大家，他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术继承人，从而围绕他们逐渐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等研究历史地理的中心。
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进展
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分支，它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谭其骧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是这一分支领域的前期综合成果，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在学术界也颇有影响，同时又在历史气候、河湖、海岸、土壤、植被、沙漠、动物等方面均有进展和新成果问世。徐近之自1955年起整理和研究了20多个省份的历史气候资料，文焕然1959年出版了研究秦汉黄河中下游气候的专著，竺可桢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是一篇杰出的经典论文，张家诚、龚高法、张丕远、刘昭民、满志敏等学者对历史气候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就。关于历史上水体变迁的研究，成果丰硕，仅有关黄河历史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便有十余种。关于长江、珠江、海河、淮河变迁历史均有专著问世，谭其骧、张修桂、施雅风、陈吉余关于洞庭湖、鄱阳湖、青海湖、东部海岸历史变迁的研究成果均堪称范式，谭其骧对海河水系、史念海对运河、邹逸麟对黄河、曾昭璇对珠江三角洲水系、林汀水对辽河水系、王守春对塔里木河、李并成对敦煌绿洲水系、傅林祥对黄浦江等河流演变历史的研究结论也均成一家之言，有关历史上罗布泊、太湖、杭州西湖、巢湖、鉴湖、广德湖、白洋淀、文安洼、梁山泊、居延泽、华北平原湖沼与古河道、长江三峡工程背景与长江水旱灾害、上海与天津成陆过程等专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因五六十年代国家某些政策失当，造成一些地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甚至沙漠化，谭其骧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与中游农牧业更替关系 、侯仁之对西北毛乌素沙地与乌兰布和沙漠变迁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植被 、陈桥驿对绍兴天然植被的考察与研究 ，都是有针对性的，在学术上起着开创作用，不少学者如朱震达、于希贤、朱士光、赵永复、陈育宁、景爱、王尚义、邓辉等继踵其后，在研究广度、深度上均有所进展，从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在历史时期野生动物地理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连串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了其变迁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小变大、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种属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进展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1979年期间人文地理研究在中国实际上已被列为禁区，因而历史人文地理也难逃厄运。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谭其骧指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与门类颇为广泛，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他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分支之一，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人文地理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因领域众多，宜分八个方面加以总结。
1、历代政区研究
这是传统的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1980年出版的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反映了这一方向。七十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1987年出版的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解决了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政区研究的一大突破，用"超迈乾嘉"来形容并非过誉。以后，相继有研究东汉、明代政区的专著（作者李晓杰、靳润成）问世。牛平汉等编著了明、清两代政区沿革综表，而以《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为名的书至少有两部，分省历史政区沿革的著作则有湖北、安徽、山西、广西、宁夏、内蒙古、北京等多部。
这一活跃领域里，发表的论文涉及郡县制、侨州郡县制、路州县制、府制、行省制的许多方面和行政区划划分原则、州县等第变迁、政区改革等内容，其中有些是热点问题，有些具有突破性进展。前者如关于秦郡的考证，乾嘉以来无虑数十家。《汉书·地理志》原有秦三十六郡，但清人已发现内有后置者，王国维《秦郡考》 指出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个后置之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内，遂据《史记》纪传益以陶、河间、闽中、黔中四郡；谭其骧《秦郡新考》 则认为应补入陈、广阳、闽中、黔中四郡，并指出秦郡不必拘泥于某一数目，因为秦统一后对郡的建制有所增补。关于秦代有无九原郡、是否置有鄣郡，学术界也有争论。后者见于周振鹤《自选集》尤多，其《县制起源三阶段说》将春秋战国县制起源划分为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三个阶段，"由县鄙得县之名，由县邑得县之形，由县的长官不世袭而得县之实，这或者可以看成是县制成立的三部曲"。又如，胡阿祥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六朝政区增置滥置、南朝内地的少数民族政区等问题都做了穷尽式的研究 ，从而使以前的同类成果相形见绌。
2、历代疆域研究
解放前,关于中国疆域的概念非常模糊,往往将中国与中原王朝等量齐观,因而关于疆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切。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者首先遇到了疆域问题上的一连串难题。主编谭其骧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经过反复琢磨，直到晚年才发表了他的论文《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因而中国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概念：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她所管辖和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没有一个政权曾经包括过所有中国的领土。这个观点，现在成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论。在学术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规模效应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学术专著。论地域，这些成果覆盖了西北、蒙古、东北、西藏、云南、台湾、海南、钓鱼岛、南海诸岛等地，填补了不少空白；论时代，涉及了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朝代也不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甚至象南越国边界、河曲十六州、唐代羁縻府州、明代辽东都司等这样偏僻但很有意义的专题，也有专门的论著问世。
3、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因而历史农业地理的成果蔚然可观。当然，"文革"及其以前描述性的笼统叙述占绝大多数，近二十年来始在学术深度上进展较快。史念海《河山集》（1-5集）内许多论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八十年代提出"历史农业地理"概念后，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许多青年学者纷纷以此为研究方向，因而有关成果层出不穷，成为一门显学。迄今为止已出版断代农业地理专著3部、分省历史农业地理专著近10部。韩茂莉著《宋代农业地理》探讨了自然条件对农业的影响、人口土地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与轮作方式的变化、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和黄河中下游、东南、荆湖、西南、岭南五大区域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是第一部断代农业地理专著，具有开创意义。她的近著《辽金农业地理》是对学术事业的又一奉献。吴宏歧著《元代农业地理》是这方面另一部专著。郭声波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是第一部区域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填补了不少空白，也具有开创意义。资深专家们曾经预言：若各地学者均能象郭著那样以本省为范围作通贯古今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则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当指日可待了 。可喜的是，此后又出版了王社教关于明代苏皖浙赣和龚胜生、周宏伟、耿占军、马雪芹、陈国生关于清代两湖、两广、陕西、河南、云贵等省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专著，覆盖范围当今16省。
这一领域发表的论文有上百篇，有宏观综合的考察、有断代农业区域的综合研究，有对单一作物地理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呈现一番繁荣的景象。其中，史念海对黄河流域、赵永复对河西走廊、杜瑜对甘宁黄土高原、司徒尚纪对广东等地的农业地理研究，均是以地区为单元的探索；邹逸麟对蚕桑业、黄盛璋对矿冶业、赵松乔对种植业、李为对造纸业等产业的历史地理探讨则属部门地理研究；而华林甫对唐代粟麦稻、韩茂莉对宋代麦桑麻、曹树基对清代玉米番薯等作物进行断代的历史地理研究，均较以往对农作物的笼统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
4、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这项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986年出版的葛剑雄著《西汉人口地理》是第一部断代历史人口地理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对西汉人口分布的密度、迁徙、增长率以及粮食生产关系等问题作了详尽分析研究，为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方法开创了一条新路子，具有引导意义。此后，有关断代人口地理的专著仅唐代便出版了三部 、区域性历史人口地理专著一部 、动态的历史人口地理（移民史）专著至少4部 ，葛剑雄《自选集》内这方面的精辟论述亦复不少，还有多种人口史研究专著涉及地理问题。发表的论文也很可观，重要的如李仪俊对中国人口重心转移的研究，在国内尚属独创；司徒尚纪对海南、曹树基对明初长江流域、吴松弟对宋代福建、唐亦功对金代京津唐等地区的历史人口地理分布与变迁的研究，也都很有份量。总之，这一领域近十几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对现代人口地理学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5、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据权威学者分析,作为人文地理学分支之一的历史城市地理学,直到7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所发展。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一书出版于1978年，当时国内这方面著作还相当少见。到了80年代初，这种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论著数量可观、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既有对北京、上海、西安、南京、开封、洛阳、广州、杭州、成都、武汉、沈阳等大城市的研究，也有对江陵、南阳、绍兴、安阳、承德、佛山等中等城市的探索，以及唐宋墟集、明清市镇甚至断代城市的大量研究，涉及了城市起源、类型、分布、功能、布局、城市间比较研究等方面，其中绝大多数为单一城市的研究，但也不乏象傅崇兰、杨平林、葛剑雄、王玲、李孝聪等城市群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从而成为历史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中的翘楚。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在推动整个学科的前进脚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的出版（1998年），标志着这个分支的成熟 。
古都是特殊的城市，古都研究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在20年代，学术界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30年代加入杭州后，"六大古都"之说盛行，1983年还出版了陈桥驿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一书；但谭其骧1982年提出"七大古都"的说法，认为邺（安阳）作为古都的重要性并不在杭州之下 。随后，陈桥驿又主编了《中国七大古都》一书。尽管有的学者对七大古都之说提出异议，并多次撰文、反复申述，但多位反驳者均认为"七大古都"说较为合理，学术界的看法渐趋一致。1983年成立了古都学会，，不定期出版论文集《中国古都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侯仁之是建国后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城市地理的开创者，他对北京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至今无出其右者。在他发表的许多论著如《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侯仁之燕园问学集》、《侯仁之文集》中，论述了北京的地形特点、聚落兴起、园林分布的一些规律、历代建都过程、都城布局的发展演变，以及水源开发、宫廷广场的演变等重要问题，并为今天首都的改造、利用及规划等工作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以后又结合城市规划，他对邯郸、淄博、承德等城市兴衰也作了全面考察，给后人以重要启迪。1991年，他又倡议对北京周围地区进行"区域链"的研究，有的论著已开始响应 。
6、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研究
历史军事地理范围很广，但具有深度的成果不多，例如关于长城的研究，论著堪称丰富，但以泛泛而谈的居多，象张维华《中国长城建制考》这样严谨的著作毕竟只有少数。《读史方舆纪要》自清末以来即被视为军事地理巨著，但研究其历史军事地理价值的论文仅有施和金《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分布》一文。该文研究了先秦至明代6192次战争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后有人补充了清代战争地理分布的论述。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有相当图幅是历代战争地图，而在张海鹏编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战争地图占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解放前，曾有过论述战国国防地理、《通鉴》战争地理、历史上的国防区域、历代战争与气候等问题的论文。解放后，史念海关于陕西历史军事地理多有研究，并发表了关于唐代前期关东尚武风气的专文 ；陈可畏对城濮之战和垓下之战作了重新研究；辛德勇关于刘邦出入汉中、韩信平齐、巨鹿之战等楚汉战争中地理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问题。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集中在丝绸之路、海上丝路、大运河等问题上，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著。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及一大批水运史、航海史著作尽管侧重点不在地理方面，但无疑为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提供了直接资料。在现有成果中，章巽对秦国交通与海上交通、黄盛璋对《西天路竟》与川陕交通、李之勤对秦岭交通、刘希为对隋代交通、王颋等对元代各行省站道、杨正泰对明代驿站等问题的考证与研究，均是比较有份量的。最新成果有两份，分别是王文楚著《古代交通地理丛考》、辛德勇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代表了目前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7、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这个领域是新兴的热点，虽然起步较晚，成果也不算最多，但来势很猛，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其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某种社会文化要素分布的地域背景考察，如周振鹤与游汝杰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卢云著《汉晋文化地理》和周振鹤关于秦汉宗教地理、风俗地理、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胡阿祥关于中古郡望郡姓、张桂林关于妈祖信仰起源与传播、张伟然关于南北朝佛教地理、吴成国关于东晋南朝婚姻礼制地域差异、王日根关于地域性会馆等专题的研究。《方言与中国文化》论述的问题，如方言与移民史、方言与民俗、方言与地方文化、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等，多有发明，令人耳目一新。卢云研究西汉、东汉、三国西晋时期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秦汉滨海方士文化的一系列论文，具有很高的识见，他的专著《汉晋文化地理研究》对汉晋时期精神文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化区域及其变迁、滨海宗教文化带与汉晋三次宗教浪潮、婚姻形态的地域分布、俗乐区域与雅乐中心四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填补了多方面的学术空白，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广阔前景。二是某一时期某种人才地理分布的综合研究，如史念海对两《唐书》人物籍贯地理分布、李泉对两汉中高级官吏籍贯分布、王尚义对汉唐宋元明清山西文人地理分布及其文化特点 、萧华忠对宋代人才地域分布、胡阿祥对桐城文派作家地理分布、叶忠海对南宋以来江浙成为文人源地原因等专题的研究，专著则有曾大兴著一部。三是历史区域社会文化地理的研究，如司徒尚纪对广东、张伟然对湖南与湖北、蓝勇对西南诸省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是这一领域第一批具有开拓性的著作；王子今对秦汉区域文化、程民生对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著作，也均各具特色；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堪称是一部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上乘之作。1997年出版的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汇集了语言、宗教、风俗三种文化区和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区、区域文化地理六项专题的研究成果，颇具学术深度，为历史文化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作出了成功的示范。另外，卫家雄关于明清闽台风俗、单树模关于古代苏北文化地理、徐建春关于先秦浙江文化区、刘岩关于河北地域文化景观等问题的论文，也对历史区域文化地理作了有益的探讨。至于历史文化地理的通论性著作，目前已有两部，但在吸收学术界现有成果、反映学术前沿方面并不太理想。
8、古代地理学家、地理文献与学术史研究
这一领域成果丰硕，集中体现在关于地理学史、郦道元《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历代地理总志与正史地理志、古地图等专题的研究上。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是地理文献研究中的精品，而谭其骧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则是这方面最权威的撰述。20世纪出版的通论性地理学史著作有七种，作者或主编分别是：王庸、侯仁之、于希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鞠继武、王成组、赵荣；论文不胜枚举，其中有些论题向李约瑟难题子课题进军，体现了良好的学术方向。出版中国地名学史专著两部（作者分别是孙冬虎和华林甫），地质学史也已有专著面世，但地貌学史、人文地理学史、历史地理学学术史之类的著作迄今未见。20世纪发表《水经注》研究专著30来部、论文约270篇、有关徐霞客游记的论著约200篇（种），涉及郦氏、徐氏生平、著作版本、地理学（含地名学地质学地貌学）、文学、文献学、金石学价值的方方面面，蔚然形成两门显学--郦学和徐学。世纪初著名的郦学家有杨守敬、熊会贞等，而世纪末的郦学家则首推陈桥驿，陈氏还倡议编撰《水经注》新版本、新绘《水经注图》。徐学研究1949年之前是丁文江带出来的，此后是侯仁之带出来的，褚绍唐、吴应寿整理的新版《徐霞客游记》（1982年）则是徐学史上一项划时代的突出贡献，后来又有朱惠荣校注本问世（1985年）。学者们对《禹贡》、《山海经》、《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资治通鉴》胡注、《读史方舆纪要》的研究，均有一批专题论著发表。关于十六部正史地理志，也有许多精深的成果问世，特别是胡阿祥对《南齐志》、赵吕甫对《新唐志》、施和金与徐规对史·地理志》、冯永谦与张修桂对《辽志》的证校补纠，都极有贡献，邹逸麟对《汉书·沟洫志》、周振鹤对《汉书·王子侯表》的笺正也均系力作 。金毓黻、赵万里两种《元一统志》辑本为严谨的辑佚之作，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为作者的精心之作，但贺次君辑《括地志辑校》存在的问题较多。古地图研究很热门，三巨册《中国古代地图集》代表了这方面最高的学术水平，关于考古发现的放马滩地图（1986年）、马王堆地图（1973年）和传世的禹迹图、华夷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西夏地形图以及数量可观的明清地图，均有大量研究论文发表，已有多种古地图选集问世，通论性地图学史专著已出版四部（作者分别是王庸、陈正祥、金应春、卢良志），甚至有的学者还专门研究流散在海外的中文古地图 。
四、展望未来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为国家建设已经并将继续作出重大贡献。谭其骧关于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是最有希望的预言，如今已经应验，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必将持续繁荣下去；而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之下，我国的环境变迁研究也将日益兴旺起来。所以，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历史地理学学科在新的世纪里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也必将大有可为。
㈢ 求关于人文地理、文化地理、经济地理的文章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其出现的时间比较晚，而作为一门课程出现在大学讲台，更是近期的事，并多设置在北美洲各大学的地理系，在欧洲则比较少见。
文化地理在地理系开设课程所处的地位各校不同，有的是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的是把人文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等同起来。后者是把文化地理学当成不包括经济地理学在内的人文地理学，也就是狭义的人文地理学。上述情况，可从有关著作与教科书的名称上反映出来。例如，斯宾塞（J. E. Spencer）和托马斯（W. L. Thomas）两人所著的《文化地理学导论》（Introcing Cultural Geography），此书从文化发展的观点来分析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他明确指出，文化地理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齐穆尔察克（C. E. Zimolzak）等著的《人文景观》（The Human Landscape）一书，其副题——地理学与文化（Geography and Culture）；而鲁宾斯蒂因（J. M. Rubenstein）等所著的《文化景观》（The Cultural Landscape）一书的副题则是人文地理学导论（An Introction to Human Geography）。可见，人文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在这里有一定的同义性。另外，如迪伯利（Harm J. De Blij）和斯托达德（R. H. Stoddard）等分别著的人文地理学，其副题分别为：文化、社会与空间（Culture、Society and Space）和人、地与文化（People、Place and Culture）。这充分说明人文地理学在研究社会与空间，人与地之间关系上的文化的重要性，即把文化当作人与地之间关系的媒介。
在本世纪初，人文地理学被介绍到中国来时就作为一门重要课程出现在大学地理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受到某些错误思想的干扰，人文地理学被排除在地理学之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使人文地理学课程在我国中断了三十多年。
1984年以后，我阅读了乔丹（T. G. Jordan）等著的The Human Mosaic（《人文马赛克》），副题——文化地理导论（A Thematic Intro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对该学科发生浓厚的兴趣。后来，就以此书为基础开设此课程。四年来，分别在北京大学地理系与北京大学分校的城市与区域科学系多次讲授此课程，同学们大都对此发生兴趣。在北大还作为一门面向全校的选修课来开设，选课的学生遍及20多个系，200多个座位的大课堂，曾座无虚席，听课的学生都有较好的反映，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
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也遇到过很多困难。主要是过去对文化地理学领域所涉及的内容接触较少，所以，只能边学边教，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逐步深入。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我感到过去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中比较地注意了“地”，而忽视了“人”。可是“人地关系”则一直是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离开了人来研究地理学，有很多问题是难以深入的。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A. Krceber）和克拉克洪（C. Kluckhohn）在其文化的定义中提到：文化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是进一步行动的制约要素。这就可以理解迪伯利和斯托达德所写的两本人文地理学的副题中“社会和空间”、“人和地”都加上“文化”一词的意义。由此可见，了解文化对深入研究“人地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除文化地理学外，近期出现的社会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和感应地理学等人文地理学的各分支学科也反映了地理科学对“人”的重视。
本书的框架基本上取材于乔丹的著作。对各种文化现象都是从分布区、扩散、文化生态、文化综合与文化景观五个方面进行分析，贯穿始终，这种结构，虽然有的地方尚待商榷，但仍不失其重要的优点。此外并尽量从其他教科书及有关文献中吸取内容。
高等教育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很大支持。在我开始教这门课时，就向我约稿，希望编写成书。但自感教这门课不易，写成教材当然更加困难。尽管如此，这本教材在经过几年试教后，在该社地理编辑室大力支持下，终于与读者见面。因成书仓促，错误与不妥之处难以避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㈣ 跪求一篇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地理学”方面的论文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5]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二）交流互感是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体育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体育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三）兼融会通是民族体育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任何民族的体育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体育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四）整合创新是民族体育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长存的 (下转第82页）
（上接第74页）生命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五）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是民族复兴的最终表征
民族传统体育是由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各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历来年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项目一届比一届丰富疯狂学习，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将民族体育按照固定的节奏一浪接一浪推向高潮，展示了民族体育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民族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属性，融会于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这种基本的属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又表现出兼容性和选择性的一致。从而使全民族对民族文化发展特性认识的同时，充分参与、占有和分享属于全民财富的社会主义民族体育文化。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现今世界上任何一项流行的体育项目，都源自于各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它们同样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渗透、使团表演、广泛普及而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7]。实践证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每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性。同时，我们的创新还必须树立全球意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脉络，只有立足于全球性的意识，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来文化进步的文明，并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结合和创新。
㈤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框架
文化景观是某一群体利用自然景观的产物。包括不同区域的文化景观差异、形成过程以及形成因素的研究。聚落是组成文化景观的一个主要部分，文化地理学对房屋的形式、布局以及它们同交通、建筑材料、田地类型、自然障碍和自然资源的关系等作了很多研究。
文化是驱动力，自然区是媒介，而文化景观则是结果。在某一特定文化的作用影响下，由于文化本身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文化景观所经历的发展变化则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许最终将达到其发展循环的终点，但随着某种不同外来文化的介入，便开始某一文化景观的更新，或进行某一新的文化附加在原有景观残余之上的演化过程。 区域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文化区则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文化区或地域文化历来是区域地理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1920年代，文化地理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莱大学诞生。自此地域文化成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文化地理学之父索尔（Carl O. Sauer）从景观入手，分析文化区的特征和范围。地域文化以文化区（cultural region）的概念形式列为文化地理学研究的5大主题之一。在传统文化地理学中，文化区被划分为形式文化区（formal region）、机能文化区（functional region）和乡土文化区（vernacular region）。这些文化区已明显不同于区域地理中的“地域”。例如汉语区为形式文化区，它覆盖了很多传统的地域文化区；再如岭南文化区或美国迪克西（Dixie）文化区作为乡土文化区，比人类学研究的乡土文化单元要大得多。
地球表面盛行一定文化特征的地区。一个文化区具有一个特定的文化体系，包含许多文化综合形成的文化复合体。划分文化区并确定其界限，探讨当前的和历史时期的文化区，研究文化区的演进过程及其内涵，其范围可包括全世界，也可限于个别国家或地区，都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内容。
虽然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概念一般是指物质文化，但如今已包容一定的作为社会集团的文化标记或组成工具的非物质文化。形成语言地理、民俗地理、民族地理、宗教地理等。
以汉语为例，汉语以中原地区为其产生的源地，通过历史上多种形式的文化扩散，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大小不同的汉语文化区。
不同文化区的文化可以通过人口的迁居、战争等形式相互渗透。例如游牧文化区与农耕文化区的文化交流和不同宗教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有时这种交流是相互融合的，有时又是冲突的。而文化区重叠时的文化整合，也是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畴。 即地理环境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如探讨古文化中心的地理环境，近代文化发展与温带气候的关系等。有些学者过于强调环境对文化的作用，如E.亨廷顿强调人类文化进步主要取决于气候，温带气旋区远比地球上其他地区为优越”，认为西欧和北美具有促进文化发达的理想气候。英国的F.马卡姆所著《气候与国力》(1947)中，认为地中海文化从埃及、希腊到罗马，是冰川后退以后几千年气候变迁的结果。这种环境决定论曾为地理学家所抛弃，历史学家也曾不再为人类文明寻找地理的答案。但是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有推动和延缓的作用，所以作为影响因素的一个侧面也还是值得研究的。
环境不仅仅指自然地理环境，一定地域或民族的文化是多种环境因素制约的结果，探索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正确掌握该地区或该民族文化特点的形成过程，文化的复杂的传播和扩散影响的范围，它对该地区和民族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作用程度。
㈥ 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一门人文地理分支学科，也是文化学的一个回组成部分。它研究答地表各种文化现象的分布、空间组合及发展演化规律，以及有关文化景观、文化的起源和传播、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环境的文化评价等方面的内容。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旨在探讨各地区人类社会的文化定型活动，人们对景观的开发利用和影响，人类文化在改变生态环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该地区区域特性的文化继承性，也就是研究人类文化活动的空间变化。
除此之外，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例如干旱、半干旱地区不适合发展耕作业，因此就发展了牧业，进而形成了游牧文化。社会组织作为制度文化，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所以说，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㈦ 现在我们要写篇关于文化地理学的论文，我是关中的，应该写什么好呢
不知你看没看过中央台和陕西台联合拍的纪录片《大秦岭》在网上搜搜绝对对你有帮助。
㈧ 文化地理学的发展简史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经过近90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稳定的学科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与远在希里多德、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和斯特雷波(古希月邵地理学家)时代的学者有重大关系。被称为现才划也理学之父的德国地理学家卡尔·里特尔(1822年),关心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里特尔以后的几十年,美国学者G .P.马什‘1864年)研究了人类活动改变陆地的方式。可是另一位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克·拉采尔(1 891年)为人类文化的地理研究或给他创造的人类学一词提供了一个线索。他在1866一1875年考察了美国和墨西哥,被美洲生活方式的各种文化类型(德国人、中国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的贡献所感动。他阐述了由文化的结合所引起的地理模式的总的思路。与拉采尔泊兔国发现了人类地理学的同时,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1899年)带动了法国文化地理学的发展。维达尔在他开辟的索帮被任命为主席,他提出了人类文化与他的地理特征。他发展了作为继承人类集聚特征的生活方式的概念。
1822年，李特尔便对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兴趣。几十年后，拉采尔倡议研究人类文化地理，提出了“人类地理学”一词，论述了历史景观，认为文化地理区是一个独特集团的、各种文化特征的复合体，而且很重视对文化传布的研究。与此同时，维达尔·白兰士在19世纪末提出生活方式的概念和人类文化及其地理影响的思想。
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认为地理因素替代时间居于突出地位。在他的这一思想和早期的文化地理学思想影响下，索尔提出了关于文化地理的重要论点，主张用文化景观来表达人类文化对景观的冲击。他认为文化地理学主要通过物质文化要素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性，文化景观既有自然景观的物质基础，又有社会、经济和精神的作用，他还强调人文地理学是与文化景现有关的文化历史研究。受索尔影响的美国文化地理学者们被称为文化地理的伯克利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化地理的研究除了对文化景观、区域文化的历史的探讨之外，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将空间扩散分析法应用到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形成了文化地理的瑞典学派。
中国文化地理的思想起源很早，历代各类著作、方志中有大量文化地理资料记载，但很少有人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当代的中国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等只从本学科研究的需要出发考虑文化的地区差异和文化起源的地理背景，历史地理学、聚落地理学、地名学等地理学研究中亦有所涉及，但文化地理学尚未成为独立研究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