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精神论pdf

A. 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中国地质学会周年点滴回顾

浦庆余

(中国地质科学院)

2012年是中国地质学会成立90周年，有许多往事值得回顾和纪念。作为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下属的专业委员兼职副秘书长8年，中国地质学会秘书处专职工作14年，返聘7年的学会工作人员，更有许多话要说，为中国地质学会更加符合“由中国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依法成立的学术性社会团体”的原则，尽一份责任。特选择会员、理事会和会章三个问题，作些点滴回顾和粗浅分析，以求教诸会员。

一、一份会员名录的启示

1948年2月，中国地质学会刊印了一份会员名录，编者按语写道：

本会理事会于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决议：“会员会友未履行其义务两年者，本会认为自动退会，并在南京中央日报刊登广告催交会费，至年终尚未交纳最近二年以上之会费者即作退会论。如继续履行义务，当随时恢复其会籍。”兹本会已于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十三日、十四日在南京中央日报通知此项决议；此次会员录即遵照前项决议编制，因卅六年前未交纳会费满二年致未编入此次新会员录内之会员会友，一俟补交会费，即随时恢复其会籍(永久会员当然不在此列)。

当年，执行的是1942年3月20日第十八届年会通过的《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该章程规定学会宗旨是“以促成地质学及其他地质学有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规定会费标准会员每年5元，会友每年2元，如一次交纳50元者为永久会员，团体会员每年400～600元。

抗战期间，我国一些院校、研究机关大多迁往西南后方，中国地质学会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往重庆。那时虽然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很差，学术活动却接连不断。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院校、研究机构迁回原地，中国地质学会也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那时，有的会员就职单位有变动，有的出国深造或去国他就。在这个背景下，学会理事会于1946年11月作出决议，进行会员重新登记。把交纳会费作为重新登记的重要条件。

这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录”中，公布了重新登记后的会员总数为486人，其中创立会员19人，刘季辰是1922年学会成立后第一批入会的会员，这里误记为创立会员，创立会员应有26人，重新登记者实际18人。还有8人，有4人已去世，他们是赵汝钧、丁文江、王绍文和葛利普，其余4人是李捷、董常、仝步瀛和麦美德，尚未重新登记不知何故。永久会员有357人，通信会员28人，荣誉会员1人，还有会友96人，机关(团体)会员44个。此外已故会员有28人，除了上列4位创始会员外，已故世者中有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的大力支持者张轶欧，在野外地质调查时先后被土匪杀害的赵亚曾、许德祐、陈康和马以思，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地学系早期的系主任郑厚怀和被屈死的中央大学教授朱森等。

重新登记的486名会员中，按从事的学科或专业划分，地质学412人，地理学46人，土壤学11人，动物学2人，测量学4人，植物学4人，地球物理学5人，考古学1人，人类学1人。也就是说，与地质学相关之学科者有74人，占会员总数的15%强。体现了学科交叉，各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人气的旺盛，有较强的亲和力。

会员中还有少部分外国人。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就有三位外国人，他们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美籍古生物学家Grabau A.W.，农商部顾问、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瑞典籍新生代地质与考古学家Andersson J.G.，燕京女学校地质学教师Miner L.。1922年就有在北洋大学任教的美国地理学家Barbour G.P.，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Berkey C.P.，日本东北大学的古生物学家早板一郎等入会。1948年重新登记时安特生和那林已经回瑞典，巴尔博已回美国，早板一郎在台湾大学任教，德日进已回法国，梭颇已回美国，他们也都重新登记为我国地质学会会员。反映这些曾在中国任职的地质学家对中国的感情，也说明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起就是向世界开放的学术团体。

在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有已步入政界的翁文灏和朱家骅两人，翁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朱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刊印名录时翁已下野，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南京解放后，1949年7月29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决定：会员翁文灏、朱家骅两人被列为战犯，停止其权利和义务，会员录上不予列名。不知何故，翁文灏回来后，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肯定其为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后，没有恢复他的会员权利和义务。

抗战胜利后，有一批从事地质地理工作的年轻学者和应届毕业生出国留学，在国内时有的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员，有的是会友，可能是通讯不便的原因，也可能是别的缘故，除了池际尚、周明镇、谢觉民、李璞、马杏垣、杨怀仁外，其他人没有重新登记。值得称颂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池、周、李、马、杨和涂光炽、张炳熹等先后回到祖国大陆。谢觉民和杨怀仁是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的，谢觉民没有回来，后来成为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1980年后与我国地理界经常进行学术交流。

在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朱家骅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在解放战争后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翁文灏虽在1948年11月末卸任行政院院长，担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他对蒋介石不满，千方百计要摆脱蒋介石，但由于被列为战犯，又不敢留在大陆，转展香港、法国，终于在1951年回到祖国大陆。丁骕和张其昀任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教人文地理。丁骕因担任过国民党重庆党部书记，张其昀时任国民党浙江大学区党部书记，前者去了美国，后者去了台湾。张其昀到台湾后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后任“总统府资政”。他后来在研究和整理中国历史文化方面在台湾有很大影响。

1929年2月14日第六届年会上通过的会章规定：“国外之地质学者或古生物学者对于中国地质有所合作或有所贡献者得为本会通讯会员。”之后陆续发展通讯会员。这次重新登记的通讯会员28人。国籍有美国、英国、日本、印度、法国、奥地利和瑞典，其中美国的Broom R.教授正在南非任职。

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有1948年被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翁文灏、李四光、谢家荣、朱家骅、杨钟健和黄汲清。后来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有75人，其中2人当时还是会友，被台湾“中央研究院”聘为院士的有3人。

重新登记的机关(团体)会员有44个，除了当时我国三大地质机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以外，还有资源委员会，四川、台湾、江西、西康、河南、湖南、福建等省的地质调查所，资源委员会所管辖的一些矿业公司、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一些官民联办的矿业公司、国防部测量局、北京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学院、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和清华大学。

从这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名录，我们可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中国地质学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它的性质是群众性的，属非政府组织，所谓自愿组成，指的是成立时有发起者，即创始会员，会员自愿入会，自动退会，进出自由，要尽义务，交纳会费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中国地质学会号称有多少万会员，却不交纳会费，有的退休多年，有的出国很久都没有联系，不知谁入会了，谁退会了。所谓的会员是虚位，是“被会员”。谁当理事了，谁当理事长了，就办个会员证。团体与政党不一样，但也得像个样子，有点规矩才是，须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其次，中国地质学会在当时有很大的吸引力，从会员结构上体现了以促成地质学及与其他地质学有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于1932年，有46位中国地理学会会员参加中国地质学会。竺可桢1922年就加入中国地质学会，他也是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1948年还重新在中国地质学会登记。地理学者中有地貌学者加入中国地质学会，如果是学科接近的话，那么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学者与地质学的关系就比较远了，如胡焕庸、张其昀、谢觉民、张印堂、陈正祥、周立三、钟功甫、薛贻源、洪思齐、严重敏等。研究动物学的张春霖、寿振黄，研究人类学的吴定良，研究植物学的胡先骕、侯学煜也都加入中国地质学会。

第三，这份名录的编排按英文字母次序，不管职务多高、年龄大小和专业，也不论在中国地质学会中的职务如何。只列何时入会，何年成为永久会员，以及当时服务于哪个单位。从这里可以看到凡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员都是一律平等的。展示在大众面前的只是会籍、会龄的区别。

1980年初，李春昱曾说1948年由他经手将学会的8000美元请美国友人存在美国的银行。我1985年到学会工作，在1994年听说此事，向学会有关人士询问此事，据时任专职副秘书长的何世沅说，当时请李春昱把详情写了下来，隔段时间找不到了，再请李春昱写了详情，李很不高兴，但还是写了。何世沅说，这张纸也找不到了，那时李春昱已去世。我问过程裕淇，他说听李说过，程裕淇还记得那个美国人是位女士，他还记得她的名字，他把这位美国友人的名字写了下来。后来，新任专职副秘书长王弭力把南京会所和美国存款的事认真办了，南京会所要回来了，存款一事没有确切信息，没有办成。1948年学会哪有这么多钱，有可能是至少一部分是会员重新登记时交的会费。

二、一份历届学会领导机构名录的思考

我根据历届理事会名单，整理了一份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至今历届理事会职员名单。从这份名录并结合中国地质学会的实际工作情况，可以得知中国地质学会治理结构的变化，从中能够获得学会工作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以及今后如何改革的启示。

从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到1952年，共27届理事会的任期基本为1年，至多跨2个年度。理事人数从数人到十数人，第八届及以前设副理事长2人，第九届至第三十一届不设副理事长，第二十一届至第二十六届，增设监事会。理事会有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书记)和会计等分工。也就是说，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评议会)是名正言顺地在理事。理事长，一般不连任。这是比较合理而又高效的学会治理结构。

从第二十九届(1954～1956)理事会开始，理事会任期延长至4～6年，第三十一届理事会(1962～1979)因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从这年开始到1971年，被作为“裴多菲”俱乐部受到冲击。至1972年因对外关系需要，恢复以中国地质学会名义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理事人数急增，如第三十一届44人，从第三十二届到目前的第四十届，增至100多人，这一时期从第二十七届(1951)至1971年李四光逝世，他连任了6届的理事长，长达20年。这对于学术团体来说，是不正常的状态，与民间学术团体的治理结构出入较大。这一时期取消了理事会的会计，由挂靠单位的会计代行会计工作。鉴于不收会费，经费由挂靠单位和中国科协支持，经费账目也不必向会员公布。这一时期，开始(1950、1951)因秘书长孙云铸工作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该系学生游振东和何锡麟协助秘书长工作。1952年开始设专职职员。第三十一届理事会开始设专职编辑组成《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编辑部。也就是说学会有了办事机构，理事会开始摆脱办理学会之事。

中国地质学会历届理事会职员名单表

续表

续表

从第一届至第三十届理事会的理事长和秘书长都由地质学家担任，第二十八届至第三十一届理事长李四光虽是政府的地质部长，但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第三十一届的秘书长朱效成虽是司局级行政干部，但他在他们这个层次的行政干部中，学习地质学的成效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是一位懂得地质学的管理干部。从第三十四届(1988～1993)理事会开始理事长就开始由挂靠单位地质部、地质矿产部至国土资源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担任，开始先后任理事长的几位部长和副部长虽然是学地质，从事过地质工作，但是以他们在地质科学上的成就和学识，是当不了理事长的，是部长的身份才当得了理事长。从理事长人选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地质学会的治理结构已偏离了群众性学术团体的性质。常务理事会例会的举行也与国家行政机关的部长办公会议同一模式，有人戏称“将地矿部部长办公会议搬到地质学会来了。”有段时间，为了减少层次，因繁就简，将常务理事会议与秘书长会议合并召开，名为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后来也被一位担任常务副理事长的地矿部副部长否掉了，说常务理事与副秘书长是两个层次的，不能一起开会，以后就变更为常务理事会决定，秘书长会议落实工作。在行政部门看来理事长、副理事长与常务理事基本上是部级，副部级和司局级干部，副秘书长基本是处级干部，只有前者可作决定，后者的任务是将决定落实到实处。在一起开会觉得不成体统。这又是将国家机关的行政级别带到学术团体。

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应由著名科学家担任，如果他既是著名的科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则更佳，这是国际惯例。1979年以后，全国性学会迅速增加，且有部门分割的趋势，这是利益所向。这既有积极意义，也隐藏有弊端。而且有不少学会由本部门的行政领导，如国务院有关部、委、局的首长担任会长。1980年后期，国务院明文规定，行政领导不得担任学会、协会和研究会的领导职务，这是正确的。但是留下一条尾巴，说若的确需要，应报国务院批准。实际上这项规定是对已经担任学会、协会领导职务的行政领导的一种限制，而不是为了扩大。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二届(1979～1983)、第三十三届(1983～1988)理事长先后由黄汲清和程裕淇担任，以前几届的理事长李四光虽是地质部部长，但他毕竟还是著名地质学家。以后换届除黄汲清和程裕淇外，不是没有合适的著名地质学家。再说，李四光担任理事长时，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在学会并无职务，只是先后由具有地质背景的副部长宋应和学部委员、副部长许杰担任学会常务理事；黄汲清担任理事长时，地质部党组书记、部长孙大光也未在学会担任职务，只有副部长邹家尤出任18位副理事长中的一位副理事长。程裕淇担任理事长的阶段，夏国治副部长担任副理事长(当时有9位副理事长)。1988年以后的6任理事长都是地矿部或国土资源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担任理事长，而且有的并无学习或从事地质工作的背景，由于部长又是部里的党组书记，工作很忙，还要有一位副部长或副部级干部担任常务副理事长。这样做，名义上是加强领导，实际上是学术团体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的倒退；名义上是争取部里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理解；说是经过国务院审批，实际上你报上去了，能不批吗?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

三、几份会章的回顾

中国地质学会章程是中国地质学会性质、宗旨、任务、行为规范的约定，是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指导和自我约束，可以说是学会的根本大法。中国地质学会章程从1922年成立起到现在经过十多次的修改。

中国地质学会的名称是1922年章程的第一条就写明了的，已经有90年的历史。学会的宗旨1922年章程规定为“促成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这一宗旨的叙述既简洁又明了，这一记述在1929年、1931年、1935年、1942年的几个章程和简章中一直沿用。而1954年2月的章程却修改为“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学术技术经验，谋地质知识之提高与应用，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经济建设服务”。其实学会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机构，至于“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经济建设服务”是政治任务。1953年，毛泽东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中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1954年的会章规定的宗旨是根据这种精神修改的。

1950年8月26日的理事会会议赞成谢家荣的提议，取消永久会员，这样就在没有经过会员代表大会票决的情况下剥夺了已交50元大洋的永久会员并得到学会承诺的权利。

1957年的会章对学会宗旨修改为：“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科学技术经验，开展学术讨论，努力使我国地质科学迅速达到世界水平，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中提出“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并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次修改会章，对学会宗旨的表述是根据这些原则而进行的。

再一次修改会章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3月18～31日，举行全国科学大会，当时重提四个现代化和出成果出人才。1979年的会章总则包括第一条表明中国地质学会的性质是学术性群众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表明中国地质学会的任务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团结广大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地质战线出成果、出人才，为地质科学技术迅速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在21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贡献”；第三条是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各种学术观点和学派之间自由讨论，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和检验经验。显然这条是总结“文革”及以前的经验教训，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背景下，写进会章的。1983年会章只作文字修改，内容与1979年会章基本相同。

1988年会章与1979年和1983年会章除了增加培育、推荐人才和改革的内容外，其他基本相同，这是因为此时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了青年地质科技奖，中国科协设立了青年科技奖，学会和全国地质部门的改革正在进行中。

1993年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制定的会章，第二条明确为宗旨，是这样陈述的：“本会宗旨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精神和优良作风，团结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促进地质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地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这是由于中国科协提出了“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科协精神，科学技术领域的改革提出了两个促进。此前，1991年民政部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国科协于1992年制定了新的全国性学会组织通则，是按照《条例》和《通则》的要求，总则应概括为三个内容，一为本会性质，二为宗旨，三为任务，进行修改的。

1997年会章与1993年会章基本相同，只是第一条本会性质，增加了中国地质学会“是发展地质科学的社会力量”“代表中国地质界参加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及其下属组织”。这样，就明确了中国地质学会在发展科学中的社会地位，对自己的职责作了限定。实际上，中国地质学会从来就是代表中国地质界参加国际地科联的活动，只是因为在北京举办第30届地质大会非常成功，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这里作了进一步明确。第二条宗旨增写了“促进地质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放在1993年会章的两个促进之间。这里的“成长”主要指的是青年地质人才，“提高”主要指的促进成为两院院士和中国地质学家走向世界，如担任国际学术组织的有关职务，承担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主题报告和主持人，等等。

2000年的会章是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国务院颁布的修订后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重新登记时，根据民政部提供的《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修订的，总则增加了中国地质学会的英文名称，增添了“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范”的内容，明确了“民主办会”的原则。将原会章中的“任务”作为“第二章”业务范围载明。整个会章的章、条均按《范本》重新调整。特别是载明“本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以及挂靠部门国土资源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即认了三个上级管理单位。

2006年会章按1997年和2000年会章中总则第三条宗旨的四个促进，增加了第五个促进“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历年会章的变化，除了上述原则、宗旨以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变化，例如“任务”或“业务范围”也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1922年只说有一种刊物，名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9年会章有“本会得设奖章或奖金，以奖励地质学之有贡献者”，1942年会章增写了出版物有西文会志和中文地质论评。1954年会章专设一章“学术活动”另一章“刊物”，1957年会章增加了“协助有关部门解决科学技术问题”。1979年会章专列“主要任务”一章列举了7项，1983年会章的“任务”一章，根据新情况进行调整仍为7项。以后几次修改会章大体都是这样改动。又如，关于会员，历年也有变化。

一个国家有三部分的组织，一是政府，它具有管理国家的行政职能，由选民选举产生，是为选民服务的公务机关；二为企业，它以赢利为目的，同时为公民生产和提供生产和生活物质。政府维护公民的权利，企业有自己的私利。中间就有一批非政府、非赢利的组织。学术团体是第三种组织中的一分子。它从政府“批发”服务，廉价或无价提供给公民。作为学术性团体，有别于政府部门的科研机构，也有别于企业的研发部门。它的业务范围是很明确的。早期的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规定的“以促进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既明确又简洁，也好记。后来的会章几经修改，增加了许多，实际上是这一宗旨的细化，或具体化，为什么“促进”原来是两个，后来增加到三个、四个和五个促进，越是具体，越是不全面，要不断补充。而且由此具体化反倒不确切。例如，1957年会章中说要“从事学术研究”，这应是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任务。1983年会章中提出积极开展咨询服务活动，实际上学会在咨询服务上不具优势，至于把“遵守宪法、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在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指导下开展活动。”作为宗旨写进会章没有必要，一是这种要求是每个个人、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业甚至政党都应做到的起码的要求，只要是公民、法人，都应如此；二是这个要求是义务、是责任、是共识、是常理，不是属于宗旨的范畴。

会章要简单明了，要有个性，既要有规范，也要有灵活性；既要便于记忆，又要有可操作性。制定一个好的会章不是件容易的事，值得好好研究。

以上对一份会员名录、一份历届理事会主要领导名单和历届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进行了回顾和思考，是很肤浅的，可能存在错误。但其目的是为了中国地质学会能够真正成为中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家，找准位置，成为真正的符合非政府组织特点的学术性社会团体。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

B. 丁文江———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兼论丁文江精神

陈宝国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近代地质科学的故乡，不在东方，也不在中国。然而，20 世纪初叶，在中国科学史上是值得记忆的时期。因为，在世界风云动荡、社会思潮涌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快速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地质科学应运而生了。而且，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地质事业进入到她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也走入了国际地质科学发展的行列之中。

短短的 20 年，中国的地质科学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有诸多因素促成了这个过程的实现。诸如，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 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在抵御外辱、振兴中华的奋斗中，自强自立的支撑作用; 优秀知识分子振国强邦科学救国的崇高信念; 中国地质机构的设置和地质教育的开展，等等。毋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丁文江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之一。

学以致用 循师承自然

将丁文江作为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是指在 20 世纪初叶，在中国，国人以科学方法进行地质调查的学者还不多见。在丁文江之前，另一位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章鸿钊曾以《中国杭州府及邻区地质》为题，开展了区域地质调查，成为中国学者自行调查中国区域地质并写成论文的第一人。在章、丁二人之前，用黄汲清先生的话来说: “还有几位中国地质学人走在章、丁、翁之前，他们是邝荣光、张相文、王宠佑、顾琅。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他们都多少写了一点有关地质学的文章或做了一点地质工作，但为期甚短，影响不大。”丁文江1911 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获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证书回国。当船行至越南海防时，丁文江便弃船上岸，开始了他在中国大地的第一次地质考察旅行，途经云南、贵州、湖南诸省，沿途考察地质地理及风土人情。他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凡是有志于地质科学的人必须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要亲临其境，拜自然为师。同时，丁文江把这次考察作为自己今后从事地质科学事业的一次亲身体验，以此考验自我献身科学的意志和毅力。从这次考察开始，丁文江在后来的地质生涯中，走遍山川大地，一次次地证明了他做事做人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和言必行、行必果的科学态度。

丁文江一生曾多次成年累月地进行野外地质考察，除去他的地质调查成果之外，丁文江从精神层面上向有志于献身科学事业的人们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地质学家所具有的严谨的科学认知态度和坚毅的科学奋斗精神。1913 年丁文江与梭尔格、王锡宾进行了一次长达月余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考察。其后考察结果正式出版，成为中国地质工作者第一次出版的区域地质报告和图件。1914 年丁文江只身远赴云南、贵州、四川进行地质考察，时间长达 10 个月之久，成果颇多。要提及的一点是丁文江对徐霞客的研究和对 《徐霞客游记》的编订过程，完全是以科学家的科学态度进行的。他不仅仔细阅读了 《徐霞客游记》，同时身体力行重走了徐霞客考察之路，以自己的实践来修订前人成果之对错，令人钦佩。为此他被后人称之为 20 世纪的徐霞客，丁文江当之无愧。

丁文江以其科学的态度在地质考察中遵循 “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行为准则，更提倡了他一向主张的 “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的实践探索精神。这种尊重实践，求师于自然的行为准则，成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所具备的优良品质的一个组成部分。

用而思之 求有的放矢

作为一位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丁文江脚踏实地地实践，在林莽沟壑中穿行，在江河壕涧间跋涉，表现了他的求实精神，而科学实践的目的性又表现了他行成于思，求知问事，务求有的放矢的思维方式和实用态度。

20 世纪初的中国，积贫积弱的中国向何处去? 何以救中国? 成为当时知识阶层思考的问题。丁文江亦然。丁文江留学达 9 年之久，深受西方科学与进步思想影响。他深知达尔文进化论自然选择的适者生存规律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因此，在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丁文江选择并践行了科学救国的道路。而这种选择形成于他不断的思考，形成于他对东西方科学、思想、文化的认识和比较，更形成于他办事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正如丁文江留学归国并未直奔家门而选择步行穿越云、贵一样，在丁文江的人生蓝图中，他已把自己融进科学救国、献身科学的事业中去了。丁文江的思想是明确的，做事是坚定的。他在地质考察过程中，脱去了西装，装上了假辫子，穿上了长袍马褂，留了小胡子，戴一顶瓜皮小帽，全然与平民无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装束普通的人，在他开始地质旅行之前，已经规划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宏图，并从自己开始坚韧不拔地迈出了坚实的脚步。

对于这次考察，吴相湘在 《丁文江走遍全国探宝藏》一文中讲: “丁文江此次内地旅行可说是实事求是精神的首次表现，充分发挥其毅力勇气和观察力。……自平彝起步，丁即用指南针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竟发现武昌舆地学会地图、商务印书馆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法日文的一比一百万分之一地图，均根据清康熙朝天主教士所测地图做的蓝本。”丁文江通过考察发现了现行地图实为 200 多年前的资料。为此，丁文江感叹，与西方相比，中国在地理学上止步不前，实际已落后了先进国家 200 多年。正是有此感触，激发了他作为一位科学家不甘落后的激情，1934 年他与翁文灏、曾世英等人合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完备的现代地图册——— 《中华民国新地图》。该地图作为纪念 《申报》创刊60 周年而出版，震动了地学界，被称为 “国内地图改革第一声”。此图与当时世界上制图方法先进的地图相比毫无愧色，在国外被称为 “丁文江氏地图”( V. K. Tings's Atlas) 。

1913 年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调查，丁文江通过实地考察纠正了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关于 “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世界几千年。”的妄说。在 《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物报告书》中，丁文江指出: “以发现于地面者言，则不甚适宜于西法开采，盖矿质之分布约一定规则，且文江、梭尔格所见最厚之矿无过二尺者。”在考察中，丁文江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很多，但铁却不似李希霍芬所言那样。为此，他写了一篇 《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文章，对李希霍芬的错误认识和误导给予纠正。

我们讲丁文江是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仅是就他所从事的地质科学事业而谈，当我们论及丁文江的科学思想和有的放矢的务实精神时，则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含义。因为在丁文江那个时代倡导科学，倡导以科学态度从事科学的研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丁文江的言行，则对这种社会的需要做了最好的佐证。正如一位学者谈到的: “要科学在中国生根，有赖于专业科学家的推展，而丁文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正因他是个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个科学的播种者。”或许这正是丁文江审时问思，有的放矢的科学思维带给后人的一种启示吧!

思之兼收 悟科学真谛

丁文江 15 岁出国留学，9 年之后归国。他的少年、青年时代几乎都是在西方文化传统的熏陶下度过的，以至于生活习惯也被西化。然而，丁文江的思想在中西文化的交相影响下，产生出的是一种崇尚科学、为民族、为科学而献身的世界观和科学观。这一点又不能不论及丁文江以科学为至上、以民族为至尊的思想境界和宽阔的胸怀。黄汲清先生这样评论丁文江: “丁文江知识渊博，学通中西。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广交西方朋友，结识中国学人，因而他对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深入的理解。他不但是令人崇敬的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而且是一位人类学家、动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全力提倡自然科学，特别是达尔文主义，但他对人文科学也表示极大的兴趣。丁文江先生已经过世 70 余年了。自他去世后，对丁文江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他对中国地质科学，他对中国科学发展的贡献和启迪，长期以来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丁文江在世只有短短的 49 年时间，倘若他的生命假以时日，丁文江的作用将会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这是一种美好的推想，成不了现实，但在这遗憾的惋惜中，丁文江已经成为中国地质界、中国科学界所公认的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正如李济先生评论丁文江时所说的: 从好些方面看，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它可以算是中国提倡科学以来第一个好成绩，……他是开创这种风气并且使之实现的人。”

丁文江之所以能够成就他的事业和理想，除去学以致用、有的放矢之外，还要提及他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的思想境界，以至他能够深悟科学的真谛。有此三点，丁文江便是一位心中装着祖国、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以弘扬科学为宗旨献身科学的人。他可以脚踏实地去专心做某一事情，他又能运筹帷幄，有条不紊地做好几件事情。尽管他过早地离去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不朽的丁文江精神，这种精神曾使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受益，曾令中国科学界鼓舞，对后人更是一种无形的鞭策。

关于丁文江先生对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贡献，黄汲清先生曾排列了他在中国地质学上的几个第一:

丁文江———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

第一位地质教学机构负责人，即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所长;

第一位发表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并附有区域地质图的学者;

第一位远征边疆的学者;

第一位发表中国矿产资源论文的学者;

第一位详细研究煤田地质，并建议进行有计划的钻探，从而获得经济效益的学者;

第一位发表工程地质论文的学者;

第一位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古生物的学者;

第一位以地质学者身份主持铁路勘察的学者;

第一位发表 《矿业纪要》的学者 ( 与翁文灏合著) 。

C. 中国地质学家对大陆漂移说的反响与论证是什么

在20世纪30—40年代，大陆漂移学说正处于危难中，却引起了中国地质学界的关注。
（1）1926年，中国地质学会创建者之一——翁文灏在中国天文学会上所作的讲演，其题目是《惠氏大陆漂移说》，并发表在《科学》第10卷第3期上。
（2）同年，张资平发表《威格那氏之地壳移动说》载于《学艺》第6卷，第6期。
（3）1926年，谌亚达发表《大陆漂移说与大陆成因各说的关系》，着重介绍了大陆漂移说，该文发表在《学艺》第7卷，第3号内。
（4）1926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撰成《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文中高度评价了几位大陆漂移说的主将们的论著，诸如：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休斯的《地球的面貌》，泰勒的《从第三纪造山带论地球面貌起源》，以及乔利的《放射性和地球表面历史》，表明了李先生对大陆漂移理论的理解与研究。在李四光对区域构造形迹的综合研究中，在追溯大陆水平运动中，确立构造体系概念、创立地质力学思想中，可以说丰富和论证了大陆漂移理论。1928年发表了《古生代以后大陆上海水进退的规程》（见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7卷，第1期）；1939年撰成《大陆漂移》，刊载在英国《地质杂志》第6卷，第901期。
李四光关于大陆水平运动及其运动方向的研究成就，对大陆漂移学说的验证及复活在理论上有一定影响和佐证。
（5）1937年尹赞勋在《地质论评》上，评述了印度学者萨尼的《古植物学论证商讨惠勒氏的大陆漂移说》，文中评述了大陆漂移理论内涵。
（6）1937年王鸿祯在《地质论评》（二卷2期）上，评价古登堡的《地壳构造与大陆分布》中，着重介绍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
以上的论述，表明了中国地质学界对新兴的地学思潮的强劲反响和关注。

D. 一部早期中国地质调查的宏论

吴凤鸣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一、李希霍芬及其人

斐迪南·保尔·威尔赫姆·弗莱郝尔·冯·李希霍芬 ( Fe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von Richthofen，1833 ～ 1905) 是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1833 年 5 月 5 日生于普鲁士 ( 上西里西亚) 巴登符腾堡的卡尔斯鲁赫 ( 今属波兰) 。1856 年毕业于柏林大学，早期曾考察和研究过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多洛米蒂山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地质现象; 成功地建立南蒂罗尔的三叠系层序; 1860 年应邀随同德国经济使团访问过锡兰 ( 今斯里兰卡) 、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曼谷，以及缅甸的毛淡棉等地; 1863 ～1868 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进行地质考察并曾发现金矿; 同时还从事过花岗岩、火山岩、白云岩，以及珊瑚成因的研究。

1860 年和 1868 年，李希霍芬先后两次来中国进行地理、地质考察，1872 年返德后名声大振，受聘于柏林大学、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大学担任教授，担任过柏林大学校长，连任过柏林地理学会主席，当选为国际地理学会主席，以及德国、法国科学院院士，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1905 年 10 月 6 日逝世。

1877 ～ 1912 年，出版了书名为 《中国》 的五卷集地质考察报告，成为我国早期重要的地质文献。

二、两次来华进行地理 － 地质考察的 7 条路线

1860 ～ 1862 年，李希霍芬随同普鲁士 “远征团” 赴亚洲东部进行地质考察，于 1861年到达中国上海，但当时由于他受到清朝政府的限制，仅困居于上海，实际上未能进行任何考察活动。

1868 年，李希霍芬获得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再次来华，进行实地地质考察。后来，他又获得上海外商会的资助，精心设计了 7 条考察路线，以上海作为基地，从 1868年到 1872 年 4 年间，足迹遍及中国 18 个省 ( 区) ，进行地理的、地质的考察，其考察范围北抵辽宁沈阳，西到四川成都，南到广州 ( 包括中国香港) ，东到舟山群岛，时间之长、地点之多，均非他人所能及。

从上海外商会获得资助的条件是，对考察地区获取的地理和地质资料，包括物产、人口、交通、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经济概况，及时向商会作专题报告。从而，也充分显出李氏来华进行考察的目的背景。

李氏考察的 7 条路线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条路线: 1868 年 11 ～ 12 月间，主要地区是杭州、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等地，尤以对舟山群岛考察最详。

第二条路线: 从 1869 年 1 月起，再次赴南京、镇江，转入湖北 ( 武昌及汉口) 。

第三条路线: 从 1869 年 3 月开始，相继有半年时间，主要考察山东郯城、临沂、泰安、济南、章丘、博山、潍坊、芝罘。1877 年，他曾专门提交报告 《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文中强调青岛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渲染胶州湾良港之说。后渡海到达辽东半岛，去过瓦房店、盖平、熊岳; 后进入大孤山，到达本溪、沈阳; 经山海关，又考察开平、滦县、丰润、玉田及一些煤田; 经通州再度进入北京及其西山附近进行地质调查与研究，把北京南口出露的古老地层命名为震旦系。在北京休整后，返回上海。

第四条路线: 从 1869 年 9 月开始，主要是在江西 ( 九江、景德镇附近) ，转到安徽屯溪，后乘船经新安江、钱塘江到杭州返回上海。

第五条路线: 从 1869 年末到 1870 年初，从上海直达中国香港，进入广州经北江到湖南宜章、郴州，乘船经湘江、洞庭湖入长江到汉口转入河南洛阳、经山西晋城到山西太原、阳泉，再经河北正定到达北京，从天津返回上海，重点考察了山西、陕西煤矿资源。在这次考察中，大约在 1870 年，李氏从北京发出的信中大肆渲染了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石炭大国! ”“山西一省的煤可供全世界几千年的消费! ”并绘制了中国第一张 《中国煤炭分布图》。

第六条路线: 1871 年 6 ～8 月间，先从上海到宁波，进天台山到金华、桐庐等县，经兮水县进入天目山，越过千秋关，到安徽的宁国、泾县，到达芜湖，乘船再到镇江，往返南京、镇江多次，进行较细致的地质考察和测量。

第七条路线: 从 1871 年 9 月至 1872 年 5 月，是他 7 条路线考察中时间最长的一次。从上海乘海轮至天津到北京，再次对西山斋堂等地进行考察，经鸡鸣山、宣化到张家口，转至大同、五台山考察，发现 “五台绿泥片岩”。到太原沿汾河河谷南下至潼关，入陕西经西安到宝鸡。据有关文献记载: 河西走廊南缘山脉，曾以李希霍芬命名，即今祁连山脉之一部分。李希霍芬在 《四川记》中盛赞成都是中国最大城市之一，也是最秀丽雅致的城市，还感叹都江堰灌溉方法完善，在世界上无与伦比。随后，他转入嘉定 ( 乐山) ，经岷江，转长江返抵上海，途中对三峡地区考察甚详，“收获”最大。

李希霍芬在 7 条路线的考察中，记录大量野外地质资料，搜集和采集大量的化石、岩矿标本; 绘制了考察地区的地形图、素描图、地质图和地层剖面图等。考察的间隙时间，及时撰成报告，把所观测到的景象，按承诺向外商会报告。外商会在 1903 年将李氏的“报告”汇集成两大卷册，取名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

1872 年，李希霍芬返回德国，深受威廉二世的嘉奖和赏识，学术和社会地位都青云直上，一时名跃全球。

三、五卷集宏著 《中国》编成出版

在普鲁士政府支持下，李希霍芬集中精力整理和撰写他在中国的地理 － 地质考察专著。从 1877 ～1912 年，历时 35 年，完成了宏著 《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 简称 《中国》) 。全书共五卷，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

第一卷: 于 1877 年出版，由他自己执笔撰成，主要论及中亚及中国区域地理概貌，其中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内容，尤为丰富而珍贵。

第二卷: 于 1882 年出版，由他自己主编而成，主要包括考察区域的自然、地质矿产资源，以及社会和经济内容，涉及辽宁、山东、山西、甘肃、陕西、河南等地。

本卷涉及内容最为丰富:

( 1) 1872 年在五台山发现的五台绿泥片岩，为建立我国古老地层系统———寒武系之五台系 ( 上) 和滹沱系 ( 下) 奠定了基础;

( 2) 1871 年提出 “震旦”一词，把早古生代至元古宙一大群碳酸盐为主的地层，命名为震旦系，并以北京南口出露的地层为标准;

( 3) 在河西走廊南缘调查了今祁连山山脉，有的并以自己的姓命名，同时还指出罗布泊的地理位置及楼兰遗址;

( 4) 把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称之为 “丝绸之路”;

( 5) 在华北、西北调查中，提出黄土成因的 “风成说”等;

( 6) 在考察中发现许多褶曲和断层，在秦岭发现了逆掩构造。本卷还附有一张中国北方构造图，图上画了一条 “兴安线”的推测断层构造线，从兴安岭经太行山，一直到宜昌附近，还提出北方有一个古老的 “震旦块”，是一个具时间关系的地质构造单元。

第三卷: 于 1912 年出版，是五卷中最后出版的一卷，由他的学生迪森主编，这时李希霍芬已经逝世 7 年。此卷内容包括李氏在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考察笔录、考察资料等，本卷对各地火成岩做了描述，诸如辽东古老高丽花岗岩，秦岭天台山志留纪花岗岩、南京花岗岩、安山岩和玄武岩等。其中也选入了李氏未曾考察过的地区，如贵州和西藏，是借助他人的资料编入的。

第四卷: 于 1883 年出版，主要是汇集考察中采集的古生物化石，邀请各门类著名古生物学家鉴定、描述和分类等，其中有: F. 富勒希 ( Frech) ，E. 凯萨 ( Kayser) ，G. 林斯特雷姆 ( Lindstrom) ，C. 施瓦格尔 ( Schwager) ，A. 欣克 ( Schenk) 等，是考察中最为珍贵的资料和图片。

第五卷: 于 1911 年出版，也是由迪森主编的。

两本图集: 第一册于 1884 年由李氏自己主编，于 1885 年出版，内容包括中国北部地区地质、地理图12 幅; 第二册于1912 年由 M . 哥罗尔 ( Groll) 博士主编，收入了考察中属于中国南方地区的地理、地质图 15 幅。在编选中，也参考了他人的文献资料和图谱，属于官方发表的材料就有 160 种，反映出当时对中国地理、地质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

四、宏著 《中国》最主要的内容及意义

李氏的巨著充分反映他历时 4 年、遍及中国 18 个省 ( 区) 考察中国自然地理、地质矿产和人文地理，包括风土人情、社会和经济结构等的成果，是当时中国人自己了解自己，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和资料。尤其是在中华大地处于地质调查完全空白的情况下，他的考察及其成果更显其影响深远。

从地质角度来看，学术上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探讨:

其一，在矿产资源方面: 李希霍芬在考察中，非常看重中国矿产资源及其地理分布，尤以煤矿资源描述甚详，有专家统计他在书中对中国煤矿的记述多达 150 余次，才有上述夸大之谬论，认为山西煤炭资源储量占世界首位，但他认为山西煤储量丰富，为便于开采，关键是要解决交通问题。

其二，地层古生物方面: 4 年考察中，李希霍芬采集了大量珍贵的古生物化石，经几位古生物学家分门别类进行鉴定与研究，因此， 《中国》也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古生物专著，为中国地层古生物学奠定了基础。

李希霍芬在五台山发现强烈变质岩类，认定是中国地层最古老层系，称之为 “五台绿泥片岩”，遂后提出 “震旦”一词又在庞培利提出的 “震旦构造线”基础上，把 “震旦”一词引入地层系统，建立 “震旦系”，又提出 “南口系”，对中国古老地层研究，有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值得提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王曰伦、高振西教授都做过一些更正和补充。

1916 年，在章鸿钊、翁文灏主编的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 中，讨论了李氏的划分地层方案，认为李氏把太古宇分为古老片麻岩和新片麻岩尚值得讨论，举出辽宁、山东的片麻岩和花岗片麻岩为古老岩系，而河北、山西的角闪岩片麻岩、绿泥片麻岩以及昆仑片麻岩均为较新的岩系，补充和更正了李氏的划分方案。

其三，中国黄土的风成假说，李氏对中国西北及华北广泛分布的巨厚黄土，做过调查与研究，较早提出了风成假说及其概念，在当时曾风靡一时，有相当影响。

中国黄土成因，学术界争论了近一个世纪，19 世纪末叶以来，黄土风成说占据主导地位，20 世纪 50 年代，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包括河流冲积作用成因，洪积成因，造壤作用结果等。经过地磁和热释光等方法测定，认为是多种地质营力作用堆积，并在相似气候条件下，经黄土化作用而形成的。

中国黄土及其成因的研究，刘东生院士及张宗祜院士的著作中有科学而系统的论述，代表了中国黄土研究最高水平，并荣获过中国科学大奖。

此外，有的文献资料、传记，援引他的提法，把公元前 114 年到公元年间，中国与河东 ( 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带) ，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线，称之为丝绸之路，实际上，正如后来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李氏缺乏考古资料的论证和中华文化底蕴，考察时间短，涉及面积窄，其所谓的 “丝绸之路”，是指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后经赫尔曼在 《中国叙利亚的古代丝绸之路》及其得意门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 “丝绸之路”作补充，才有如今人们对于丝绸之路的一般认识 ( 巫新华先生之 “玉石之路”则另有一说) 。

与此同时，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李氏的调查与研究，特别是宏著 《中国》的问世，对中国的地质事业的开创和影响，主要表现在，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在学习和进行地质调查、研究及教学活动中，几乎都将 《中国》作为必读书目和重要文献使用，对该书有较高的评价。我国地质事业创建者之一翁文灏博士，于 1933 年在纪念李希霍芬诞生 100 周年时发表文章 《李希霍芬氏与中国地质工作》指出:

“李希霍芬关于中国地质的宏著实有待于吾人之详细补充，且其对中国地质历史之基本观念，亦有须加以修正者。孔子曰: ‘观过斯知仁矣’。兹试将睹，而当惊佩其发现之早; 盖李氏距吾人始业之际，尚在五十年之前也。吾中国地质学者无不叹服李氏于数年之间而造成中国地质学之主要纲领，因李氏之成就，而节省吾人十年之工作时间”( 见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33 年，第 3 期) 。

随着中国地质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地质学家在长期的地质实践中，发现不少李氏宏著中的误差和错误，补充和纠正大量不足的地质事实，如翁文灏先生在总结中国东部、华北地区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时代时，纠正过李氏许多错误认识和论述。

五、关于李希霍芬其人及其宏著 《中国》一书的评述

李希霍芬其人及其来华考察的背景和目的，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地质学发展史的讨论中，他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

1903 年，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在 《浙江潮》 第八期中发表了 《中国地质略论》，对外国人来华进行地质考察进行过强烈抨击和警示，他明确指出: “必须掌握自己的矿藏命脉，兴业自强! ”对外国人来华测地造图，深表不安，对列强以各种借口派地质学家来华调查我国地质矿产更感警觉! 对李希霍芬等一针见血地警示: “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学家，而眼光足并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 “盖自李氏游历以来，胶州早已非我有矣”。

1872 年，李希霍芬返德后，四处讲演和游说，曾渲染胶州湾为中国三大良港之一，且逼近矿区，尤为良港。1897 年 ( 光绪二十三年) 11 月 14 日，德国军队占领青岛，次年强迫清政府签约出租给德国胶州湾 ( 1898) 。这让我们不能不想起 1903 年鲁迅的警示。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者之一———章鸿钊先生早在20 世纪30 年代撰写的 《中国地质发展小史》一书中也曾指责说: “李希霍芬氏于调查地质之外，对中国矿产险要以及海洋形势无不悉心考察……”

198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近代地理学创建人》 一书，笔者曾对李希霍芬来华进行地理、地质考察作过简要述评。1895 年，他曾发表文章，公然称 《马关条约》是政治地理学的杰作。可谓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完全暴露了他殖民学者的险恶面目。

尽管他不时鼓吹 “中德两国应有密切关系”，但对发展中国地质事业却发现恶意中伤，他说: “中国知识分子是迟钝的，对快速发展的社会是持续的阻碍，……步行在他们的眼里是低贱的，地质学家的工作更是放弃了所有人类的尊严。” ( 笔者注释: 这段文字在国内有多种译法，以上引录刘东生院士 1993 年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桃李满天下》一书之中)

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建者之一丁文江先生对这些诽谤言论十分愤慨，针锋相对地给自己定下一条准则: “登山必至峰顶，移动必须步行”。1919 年，当中国地质调查所主编的《地质汇报》创刊时，在英文序言里，丁文江特将李氏原文照登，以示对中国地质工作者为戒，激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

事实上，中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迅猛发展和宏伟的成就，一切诽谤之词，早已不攻自破，显示出中华民族豪迈之魂。

总之，李希霍芬其人及其宏著 《中国》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地学思想和方法，在中国地学界确有相当的声望和历史影响，毕竟在我国地质事业萌芽时，曾给予了启蒙、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这是其不容抹杀的历史贡献。但是，对他来华进行地质考察的背景、目的，以及他渲染的不实之词，至少为其政府掠夺中国资源和主权大造舆论，起过的负面作用，也应有辩证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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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专业考研专用教材（书名+编著）

普通化学：

《普通化学》修订本，胡忠鲠、四川科技出版社

普通地质学：

《普内通地质学》，陶晓风容、吴德超，科学出版社

通生物学：

《现代普通生物学》，胡玉佳，高等教育出版社

自然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第三版)，伍光和，高教出版社

《自然地理学》，陈术逑，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四纪地质学：

《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曹伯勋，中国地质大学

生态学：

《生态学》，李博，高等教育出版

经济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李小建，高等教育出版社

植物地理学：

《植物地理学》，阎传海，科学出版社

植物学：

《植物学》，吴万春，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研究方向： 01地貌学与地球表面过程
02第四纪地质与环境
03生态地质环境
04国土资源与环境评价
05农业地质
初试科目：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③612高等数学或613普通化学④801普通地质学
复试备注： 复试科目（笔试）：第四纪地质学或生态学或自然地理学或地貌学原理

G. 急用！！！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历程

专业书籍，到地矿类大学图书馆可以找到。

以下是非专业回答：

1、日本小林英夫著《地质学发展史》刘兴义、刘肇生父子1983年翻译

2、章鸿钊一生著述甚丰，在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发展史、地质调查史和地质科普等领域内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主要有《地质学与相对说》、《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中国地质学研究小史》。

3、《地质学原理》是英国近代地质学家赖尔的主要学术著作，又名《可以作为地质学例证的地球与它的生物的近代变化》。这部书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外都产生过广泛影响。1872年由中国数学家华蘅芳和美国医生玛高温合译成中文出版，书名《地学浅释》。1959年徐韦曼又重新翻译，以《地质学原理》为书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一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近代经典地质学的成熟。

4、《大陆和海洋的形成》较之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地质科学可谓“大器晚成”。把地质学真正奠定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革命，迟至20世纪上半叶才得以发生。人们公认，拉开这场科学革命序幕的是《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一书，作者即是被誉为“地质学中哥白尼”的魏根纳。

5、《翁文灏选集》收集翁文灏的学术报告和学术论文共21篇，是翁文灏在矿床学、构造地质学、地震地质学、地理学、沉积学等方面的学术水平代表作。该书是一部代表我国近代地球科学尤其是地质学的奠基水平的学术著作之一。

6、《中国地质学》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部地质学名著，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著作，是运用地质力学原理来研究区域地质形成规律的一部开拓性经典著作。此著作在地质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9、以下是一篇《北京的地质发展史》供参考
http://kbs.cnki.net/forums/32824/ShowThread.aspx

10、另外网上可以找到一篇关于论述鲁迅对中国地矿的研究文章。

外行回答内行，见笑。

H. 盐湖与盐类资源研究室（中国地质科学院盐湖与热水资源研究发展中心）

1.业务定位

主要从事盐湖及盐类矿产、盐湖生物资源调查评价及开发利用，盐湖记录对全球变化响应等研究，研究领域涵盖盐湖矿产成矿规律、资源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盐湖沉积与全球变化研究、盐湖生态、盐湖农业、盐湖与健康、行星盐科学和热水资源研究等，致力于推动我国钾、锂、硼，以及铯、铷、溴、碘等盐类资源勘查与产业化，带动我国高原极端环境盐生物与盐湖农业等“大盐湖产业链”的基础研究走向应用。

2.发展方向

钾盐和盐湖资源评价找矿、全球变化研究、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研究、盐湖农业。

3.研究内容

（1）盐类矿产的成矿规律和找矿预测与方法研究：以盐科学为指导，开展盐类的物化遥综合方法研究，大力推广和完善“油钾兼探”方法；着重进行钾、锂、硼、碘、溴、铷和铯等国家急缺、重点或战略矿产的成矿规律、找矿方向和方法研究。

（2）盐类矿产分离提取理论与技术研究和综合评价：对重点盐湖和地下盐矿与卤水（含油田水）盐类资源进行分离提取的物理化学机制、化工工艺和工程化关键理论与技术方法的研究。着重选择藏北当雄错实验基地和柴达木西部南翼山地下卤水（油田水）开展急缺和重点的钾、锂、硼、碘等盐类提取的野外扩大实验研究。

（3）盐湖农业（含盐土农业）调查和示范工程研究：对盐湖及盐碱地分类调查，并相应开展盐生生物种繁殖培育。通过调研、实验和种群培育，着重开展生物质能源调研与实验，建立重点盐湖及周边盐碱地（如柴达木察尔汗、察干诺尔等）盐生生物质能源规模化示范工程。

（4）盐环境与全球变化研究：开展不同区带盐湖的长期科学观测，建立我国盐环境和盐资源数据系统，为我国盐环境保护、盐资源管理开发和盐科学提供最基础的观察实验数据；结合盐资源和盐湖资源环境科学钻探研究，开展我国新生代盐环境变迁，中近期着重进行青藏高原新近纪—第四纪沉积序列研究和盐沉积的气候定量指标研究。

I. 百年沧桑话馆藏——《中国地质图书馆馆藏珍本图录》编撰始末

陈俊岚

(中国地质图书馆)

中国地质图书馆经过数十年南下北上，西迁东回的战乱时期，公元2011年迎来建馆95周年，更迎来中国地质事业的蓬勃发展。馆藏也由建馆时藏书仅4000余册，发展到目前的纸介质印本70余万册，囊括了近代地质学启蒙时期以来约200年间的国内外宝贵地学文献；世界各国地质图件一万余套。正是几代地质图书馆人的辛勤努力，日积月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不倦追求，使得地质图书馆书海浩瀚，犹如地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瑰宝。

一、编撰《中国地质图书馆馆藏珍本图录》的背景及经过

2003年，由张尔平主编的《鸿印雪泥》一书出版，将地质图书馆90年的藏书印章辑录成册，首次揭开了地质图书馆发展历程的面纱。然而有关地质图书馆近百年珍贵文献的研究却是一个空白。为融地质图书馆藏书之精粹，展我国地学文化之宏博，填补近百年来地质图书馆珍贵文献研究的空白，2011年中国地质图书馆顾晓华馆长设立馆长研究基金，“编撰〈中国地质图书馆馆藏珍本图录〉”的项目通过专家评审获得立项，拟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将地质图书馆珍贵文献汇集成册，呈现于世人面前。

第一步，课题组制定了科学的技术路线、工作方法及工作思路。课题组在参考国内图书馆界对特藏文献界定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征求专家学者对界定地学珍贵文献标准的意见。通过对馆藏纸本文献进行排查摸底，核定馆藏珍本文献的种册数，最终确定入选《图录》的目录。

第二步，通过上网、到国家图书馆、西安交大图书馆等地查阅资料，对入选珍本图录的百种文献的历史背景、专业学术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进行探考，完成文献的属性描述工作。

第三步，征求专家意见，对属性描述文字进行修改和完善。在馆内召开专家研讨会，对图录的相关内容和编辑文字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进行修缮。

二、《图录》的基本情况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最终共筛选出中外文图书106种、中外文期刊13种、地质图件9幅入选图录，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编辑成册。

1.界定地学珍本文献的标准

我国近代地质事业是在地质学会成立，有了专门的地质研究部门和教育机构以后，才有了卓越的发展。这些地质事业起步阶段的地学文献对中国的地质事业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和卓越的贡献，承载了地质前辈的丰功伟绩和地质事业发展的艰辛历程。因此我们在界定标准的时候参考了以下几个原则：时间界定的原则、有重要学术价值原则、以手稿待印本为主的原则、以装帧精美特殊材质为主的原则。

中国地质图书馆珍本文献的标准：1949年以前的文献(以民国期间出版物为代表)为本馆的特藏文献，1937年以前的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的文献、近代著名地质学家的著作(以地质学家的手稿、待印本、抄写本为代表)、装帧精美，特殊材质(宣纸线装及特殊印刷，以1912年以前外译本为代表)的文献界定为本馆的珍本文献。

2.入选图录的文献情况

本书分为图书篇、期刊篇和图件篇三个部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再现了中国地质图书馆馆藏的精华。入选《中国地质图书馆馆藏珍本图录》的文献既有我国地质事业泰斗章鸿钊、翁文灏、黄汲清、谢家荣、杨遵仪等先生的大作，也有极其珍贵的地质图件、图片，以及早期译自国外的地学专著，刊本有宣纸线装、宣纸铅印、油印本，以及世人难得一见的珍贵手稿。装帧有卷轴装、折装、线装、精装及简装等形式。文献涵盖了中国学者翻译国外地质著作、外国学者到中国进行地质考察、国人自己进行地质调查及地质研究发展的重要阶段，内容包括近代地质事业的发展、地质考察、游记、矿物矿产及博物馆学等方面的专著。每件作品都凝聚地质前辈的汗水和心血(有关文献请见图1至图5)。

内附32张彭县铜矿局(图5)矿景、采矿、冶炼及人们劳作的真实情景，是了解彭县铜矿局历史的非常珍贵的史料。

3.珍本文献的属性描述

以《井矿工程》一书为例，聘请专业摄影师为文献进行拍照，并配以文字介绍(图6)。

该书属矿学类。主要介绍了造自涌水井及奴而敦造自涌井的方法；开地取矿之法、今凿转动之法、凿孔常遇难事、孔内补管为衬、开石之器具、白而格斯脱落所设开石之器具、马太与布拉特两人所设凿孔之器；用火药拉开土石之法、平路与火药膛得光之法、开裂土石所用之别种药料等内容。附图140幅。

在属性描述中我们对重要项别作了说明和介绍：

书名项，包括书籍的卷数、期数；

著者项，包括出版时间、出版地点、出版者、版本类别；

稽核项，包括册数、函数、图、表等；

图1 《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丁文江撰，1913年成文)

图2 章鸿钊先生手稿(宣纸线装)与张印堂先生科考报告(手写、实地拍摄照片)

附注项，为以上各个事项的补充与说明，包括所附的附录材料；如题签、藏章，刻印流传及关于这本书的特殊说明等；

提要项，向读者提供书籍的内容概要和评介知识，需概括地介绍本书内容大意、著者生平事迹、著作经过以及版刻流传情况等。

序及前言，承蒙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寿嘉华为本书作序，馆长顾晓华撰写前言。

三、编辑《图录》的目的及意义

顾晓华馆长在前言中对编撰本书的目的及意义进行了介绍。

图3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章鸿钊、翁文灏合撰，1916年)

图4 《南浔铁路规划图》本馆珍藏的唯一的缣帛手绘铁路图

分3卷，总长27.7m，1906年完。2000年经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认定该图对我国早期铁路建造史、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1.展示与弘扬

入选图录的文献是在数十万册图书中遴选出来的，每件作品都凝聚了我国地质前辈的心血，见证了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坎坷而又光辉的历程，弘扬了地质工作者“三光荣”的地质精神。

图5 《彭县铜矿局写真》(1909年，照片写真集)

图6 《井矿工程》

[英]白尔捺辑，[英]傅兰雅口译，赵元益笔述，曹钟秀绘图，光绪五年(1879)江南制造总局编译。本书共二册三卷，宣纸线装本

2.追思与缅怀

中国地质图书馆从“有馆尤贵有书，有书尤贵有用”到成为亚洲最大的地学专业图书馆，它的建立与发展凝聚了几代图书馆人的呕心沥血。透过这些作品，让人感念地质先辈的聪明才智和为国家身先士卒的爱国情操。

3.希望与勉励

希望这本书能够让读者走进地质图书馆，走进中国近代地质发展史，阅读我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地质前辈的丰硕地学理论，对那些为了中国地质事业的繁荣发展而作出贡献的地质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地质图书馆也愿意迎接改革发展的挑战，建设现代化数字图书馆，为地质事业的发展谱写新的篇章而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问题和不足

1)由于课题组成员缺乏对珍本文献知识及早期地质学理论发展的系统认识，尤其对部分文献版本的鉴定上存在困难，因此在珍本的界定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2)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我馆大部分特藏文献(尤以民国正式出版文献)损毁严重，又没有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使得这些文献的使用受到严重影响，建议加大对馆藏文献的保护和修缮工作。

3)在对馆藏纸本文献摸底中发现，很多珍贵的早期地学文献我馆并没有收藏。在我馆收集的文献中，部分出现缺少附图或者有图无书的情况。例如，周树人的《中国矿产志》有书无图，闻齐、赵志新的《徐霞客游记附图》有图无书，等等，严重影响了文献的完整性和价值评价的界定。对这些文献的收集工作是保证我馆地学文献系统完整性的工作之一，也恳请各位专家为我馆的文献采访工作提供线索和帮助。

4)在馆藏珍本文献中有很多文献为未出版的手稿，其历史背景及历史意义、学术价值的参考文献非常少，使得研究工作遇到不少障碍，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和时间进行调研，也希望得到专家的帮助。

J. 想报中国地质研究生

想考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吧？
现在准备考研，精神可嘉，但为时尚早，我不知道你是什回么答学校的，处于什么水平，但是考研，说真的，大半年的准备，就够了，最多一年。
你现在才大一，可以先自己借或者买一些相关专业的书籍回来看。不知道你要考什么方向的，如果确定大致方向，那就读那个专业的专业书。
PS:我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地质类专业，有疑问可以站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