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史
⑴ 新中国成立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发展与优良传统
陈梦熊
(国土资源部)
一、前言
前地质调查所成立于1916年，是旧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声誉的一个全国性地质机构。它对新中国地质科学与地质事业的发展，也具有较大影响。199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七届全体院士大会时，地学部部分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院士，在随意聊天时，都深感新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与前地质调查所有密切的承前启后的关系，因此提出倡议要编写一本有关地质调查所发展历史的文集，得到大家的赞同。由于大家的积极支持，该书在1996年就顺利完稿出版，书名为《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全书共有54万字，篇幅较大，为了便于了解全书概貌，作者对内容精心调整压缩，写成一篇比较详细的节要，供同行参考。
二、发展时期划分
地质调查所从1916年正式开始工作，到1950年宣告撤销，一共经历了35年的时间，其整个发展过程，约可划分为4个时期：①萌芽时期(1900～1916)，地质学知识开始从国外引入国内；②奠基时期(1916～1930)，开始在全国展开地质矿产调查；③发展时期(1930～1940)，各研究室先后建立，机构逐渐健全，工作有所扩大；④成熟时期(1940～1950)，机构趋于稳定，科技力量有所增强，在国内外有较高声誉。如果按所址的迁移，也可划分为：①北京(北平)时代(1916～1935)；②南京时代(1935～1937)；③北碚时代(1938～1945)；④南京复员时代(1946～1950)。新中国成立后，地质调查所的历史虽然告一结束，但为新中国的地质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新中国的地质事业获得空前巨大的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三、主要特色与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建所的35年时间内，为前期中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与它严格的管理制度、严谨的学术风气，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分述如下：
1.机构精简、任人唯贤
从建所开始，就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每年通过考试，招收2～3名地质人员，所以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地质调查所的规模虽自然已有很大发展，但连同两个分所的总人数仍不过200余人。关于地质调查所的考试制度，几十年来除极个别的人是通过特别推荐入所的外，几乎没有例外，即使是北大地质系第一批的毕业生，如著名古生物学家孙云铸，也毫不例外的是通过考试进所的。孙老到了晚年，谈起当年参加考试的经过，仍然津津乐道。著名新生代地质专家、“北京猿人”的发现者裴文中，1927年从北大毕业，满怀希望地投考地质调查所，不料因成绩不佳而落选。裴文中并不因此而灰心，第二年继续参加考试，终于被录取。不仅地质技术人员入所要通过考试，对一般新招收的职员，同样要通过考试。如“抗战”胜利后，图书馆需要增加几位管理员，都是通过黄汲清亲自面试以后，才被录用为正式职员的。
地质调查所从建所开始，不论是机构的设置还是人员的编制，都是按照机构精简的原则，由小而大，由少而多，逐渐地稳步发展。即使在十分艰难的“抗战”时期，不仅没有裁减人员，相反还有所扩大，如在兰州建立了西北分所。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新生代研究室最为兴旺的时期，当时的研究人员，包括外国专家在内，不过六七个人，外加修理标本和制作模型等技术人员，总共不超出20人，但却作出了惊人的成绩。“抗战”胜利后，作为所内最大的一个研究室——区域地质研究室，大概也不到20人，但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完成了14幅1：100万分幅地质图与一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的编图工作。
在建所的30多年时间内，所长和各研究室的领导成员，基本保持稳定，很少有重大变动，因此各研究室均有相对固定的努力目标，各项业务能按计划逐步完成。各个研究室的领导成员，也相对保持稳定。除上述区域地质室与古生物研究室以外，如杨钟健始终担任新生代与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程裕淇长期担任岩石矿物研究室主任，李善邦从建室开始就担任地震及地球物理研究室主任，曾世英一直担任测绘室主任，熊毅、马溶之、李庆逵等都长期担任土壤研究室主任，等等。他们既是国内各个专业的权威专家，在国际上也是知名学者，这是各个研究室在业务上都能分别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领导成员中，值得一提的是副所长周赞衡，他是唯一的一位副所长，同时也是唯一一位从建所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都始终坚持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岗位上的人。另一位值得赞扬的是图书馆馆长钱声骏，他是1920年北大地质系的第一批毕业生，与孙云铸同时进入调查所，工作勤勤恳恳，前后担任馆长近20年，把图书馆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对图书馆的藏书与资料了如指掌，就像一本活字典。
地质调查所还有其他许多值得称颂的人，特别是一批担任辅助性工作的技术人员。他们多半一专多能，技艺精湛，并有一手绝活，非他人所能顶替。如测量专家颜惠敏，他用平板仪测图，速度之快与精度之高，非一般人可比拟。胡宝琳是一位技艺出众的能工巧匠，“抗战”期间，协助秦馨菱用土办法竟制造出一台灵敏度很高的地震仪。李时俊是一位出色的照相专家，余国钧是所内著名的切片、磨片专家。新生代研究室的胡承志，是一位模型制作专家，在国内称得上是权威。此外，图书馆的打字能手韩文蔚，绘制古生物模拟图的画家蔡一，以及清绘中国地质图的绘图员鲁巨川、白耆彬、李子平等，他们的高超技术都是有目共睹的。总之，地质调查所在地质事业上取得的重大成就，都与二线人物作出的重要贡献是分不开的，他们是地质调查所的无名英雄。
2.学术空气浓厚、治学环境相对稳定
不论在北碚，还是在南京，到晚上大多数办公室总是灯光通明。他们夜以继日，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这并不是强迫加班，而是自动地到办公室钻研业务，或撰写论文，已经形成风气。尽管如此，每天上午上班，进门首先要签到，还要写上到所时间；这是建所以来的老规矩，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严格遵守。每周第一天的上午，照例全体人员要聚集在会议厅开周会，实际是学术报告会，由所长主持，主要请出差回来或项目工作告一段落的人，介绍野外调查的收获与体会或阶段性或最终成果的主要内容；因此也相当于工作汇报会，讲完以后展开讨论，互相交流。对所内年轻地质人员来说，这些活动都是最好的学习机会，而且无形中受到了学术空气的熏陶。同时各不同专业，可以通过这些活动互相交流，扩大知识领域。
新入所的地质人员称为实习员，对外称调查员，一般要经过两年的实习，才能升到技佐(相当技术员)；再经3～5年的实际锻炼，才能升到技士(相当工程师)，一般只有升到技士以后，才有可能单独承担任务。所以入所后一般头五六年的时间，大多基本上都是跟班学习，练基本功，当好助手，可以称为学徒阶段。地质调查所十分重视野外工作，所以必须首先在野外工作中经受锻炼。总之要培养成一位多面手，只有真正的徒满出师，才能算得上一位够资格的地质工作者。
3.人才辈出、重在培养
地质调查所多年来人才辈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条，是重视人才培养。在地质调查所成立之前，3位创始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高瞻远瞩，首先举办名为地质研究所的培训班，并亲自担任教职，经过3年的严格训练，把这批学生培养成为我国第一代的地质学家。这第一代的地质学家，又培养出第二代的地质学家；如此代代相传，一代比一代强，所谓名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确实是一条真理。
培养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如前所述，入所后首先要度过约5年严格的学徒生涯，主要目标是通过跟班学习，掌握野外工作的基本功。地质调查所的一项主要优势，就是每个研究室都有一位或多位的权威专家，他们总是毫无保留地主动把知识传授给年轻人。不仅是在工作中言传身教，而且还带领年轻地质人员到野外实习。例如，在北碚时代，黄汲清就曾带领一批入所不久的年轻人，到天府煤矿学习如何绘划剖面；在威远地区，带领一批年轻人，练习如何测绘地质图。在室内，老一代指导新一代如何写论文，并且亲自一句一句地进行修改，就像老师修改小学生的作文一样认真。
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位创始人都曾留学国外，他们十分重视选派留学生到国外深造，作为培训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我国第一代的地质学家中，就有叶良辅、王竹泉、谢家荣、周赞衡、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等，通过不同途径，在历届所长的积极支持下，出国留学，并在国外取得优异成绩。他们学成回国后，都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4.重视地质出版事业，建立一套比较系统的按专业划分的出版系列
主要包括汇报、专报、古生物志、专刊或特刊及地质图等五大类，其中专报还分地质、土壤、地震等类别，古生物志又分为甲、乙、丙、丁四大类等等。此外还包括地质学会主编的《地质论评》与《地质学会志》。以上各类出版物对外开放，即所外人士的研究成果，也可列入系列出版。由于重视地质出版事业，使大量调研成果能及时传播于世，这也是地质调查所能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并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声誉的重要原因之一。
5.学习外国经验，注重国际合作
丁文江、翁文灏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经验，聘请了不少外国著名专家来华担任顾问。例如，聘请美国葛利普担任古生物室主任，瑞典安特生从事新生代与西北史前文化考古研究。丁格兰从事矿床学研究，著有《中国铁矿志》、《中国汞矿纪要》等重要专著。加拿大学者步达生、法国学者德日进、瑞典古脊椎动物专家布林等，参与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与研究工作。此外，还有美国土壤专家梭颇、瑞典古植物专家赫勒等来华协助工作。他们对提高我国地质科学的理论水平，促进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6.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图书馆与地质陈列馆，被称为地质调查所的两大宝库
新中国成立前夕图书馆存书77732册，是我国地学方面存书最齐全的图书馆，特别是存有大量珍贵图件。该所图书馆与陈列馆成为地学工作者最向往的地方，能提供各类其他机构难以找到的资料。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地质事业进入到一个大发展时期，虽然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不少痛苦的教训。目前我国地质机构正在进行重大改革，如何以史为鉴，继往开来，面向新世纪的挑战，重新回顾20世纪地质科学的发展历史，对今后地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地质调查所从1916年正式成立，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地质矿产调查，至l950年由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改组和分流，前后仅35年时间。在此短短35年的时间内，该所在地质矿产调查和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如区域地质、地层古生物、岩石矿物学、矿床学、大地构造以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学等领域，均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对新理论、新学科与新技术的创立与开拓，成就尤为突出，为新中国地球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例如，区域地质方面，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和15幅1：100万分幅地质图。地层古生物学方面，完成了大量古生物研究成果，比较完整地建立了中国的地层系统。在大地构造方面，划分了中国的造山期，提出了多旋回构造理论、应用地质力学理论，构成了中国的大地构造体系。岩石矿物学方面结合造山运动，深入研究了各造山期的岩浆活动(包括火山活动)与岩性特征。在矿床学研究方面，如北方煤田地质的调查研究，长江中、下游铁矿床与成矿带的研究，江西钨矿、湖南铅锌矿的调查研究，以及西北陕、甘、新等省与四川盆地油气田地质的调查研究等，都为新中国地质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地质勘探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除上述地质科学传统项目的理论研究以外，努力开拓创立地学范畴的新领域，是地质调查所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主要包括：
1)创立我国最早的地震研究室(1930)，并在北京西山鹫峰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地震台，称为鹫峰地震台，又称鹫峰地震研究室。“抗战”期间改称“地球物理研究室”，把研究内容扩大到除地震外的物理探矿与地磁测量等方面，奠定了我国地震学与地球物理学的基础。
2)创立我国第一个土壤研究室(1930)，开展全国性的土壤调查，结合野外工作，完成大量研究成果，为新中国土壤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3)创立我国第一个新生代研究室(1929)，后改称“新生代及古脊椎动物研究室”，除研究新生代地层外，还重点研究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古植物及史前文化考古等内容。“北京人”的发现惊动了全世界。
4)创立我国第一个燃料研究室(1930)，命名为“沁园燃料研究室”，主要从事石油及煤岩的研究，建立了煤岩学的基本理论。该室还附设一个设备比较完善的化验室，担任岩石、矿物的分析研究工作，是我国第一个岩矿化学分析室。
5)创立我国最早的制图研究室(1930)，1934年编制出版我国第一本按等高线分层设色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即著名的申报分省地图集，开创了具有三维特征的地图制图法。
6)创立我国第一个工程地质研究室。
五、结束语
地质调查所从l916年正式成立和开始工作，到l950年由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所接管，前后仅有35年的历史。但老一辈的地质学家，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热爱中国地质事业、热爱科学，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成绩显著，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虽饱经战乱，工作条件十分艰难，但始终坚守岗位，艰苦创业，为发展中国的地学、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地学、地质事业，奠定了较好基础。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对中国地层系统的划分、中国大地构造的基本轮廓、中国各类矿床的基本类型与成矿规律，以及中国造山运动与岩浆活动的相互关系等，通过地质调查工作，也都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为新中国大规模开展地质科学研究与地质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地质调查所的陈列馆与图书馆完整地移交给地质部，为进一步发展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财富与精神力量。地质调查所传统的刻苦钻研、治学严谨与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对新一代的地质学家，也有较深远的影响。
地质调查所对新中国地质事业最重要的贡献，是输送了一批比较成熟的科技人才，其中包括一部分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声誉的知名学者，他们在新中国地学和地质科学的有关领域以及各个不同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地质调查所(包括兰州、北京两个分所)经过约一年的军管和内部调整，即由1950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并进行全面的改组和分流。其中，土壤研究室和新生代研究室分别演变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地性研究室(地震、地球物理室)构成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一个组成部分，地质陈列馆与地质图书馆基本上成建制全部转移为地质部的地质博物馆和中国地质图书馆。原有其他科技人员，绝大部分成为1952年成立的地质部系统各有关部门以及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的地质骨干力量。据统计，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地质科技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的共有47位，他们都分别在各有关部门担任重要职务。
⑵ 中国地质大学 为什么有两个校区，有什么历史来历
汉口校区当年是一家地质学院，后来合并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关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联系
中国地质大学的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唐山交通学院，北洋大学等校地质科系合并而成的北京地质学院，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为学校筹备委员会主任，刘型为学校首任院长。学校位于北京学院路，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八大学院”之一，1960年被确认为全国重点大学。文革开始后不久，受国内外形势影响，中央决定将北京十三所重点高校外迁。北京地质学院于1970年迁出北京，在湖北开始新的办学历程。学校南迁过程中历尽磨难，损失很大，一度散落在四个地区办学。在湖北兄弟高校的帮助下，于1975年定址武汉，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文革结束后，为解决学校部分知名学者因为工作需要仍然留在北京的问题，1978年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在北京恢复办学，成立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
1987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武汉地质学院及其北京研究生部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分别称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总部设在武汉。1988年，学校经批准设立研究生院，是我国首批成立的三十三所研究生院之一，九五期间，学校又被确定为首批“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2000年，学校由国土资源部划转教育部管理。2005年，根据教育部文件，位于武汉的大学总部撤销，武汉和北京两个校区独立办学，教育部仍然以一个中国地质大学整体进行建设。2006年，教育部与国土资源部签署文件宣布共同建设中国地质大学。同年，学校申报的“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得到教育部和财政部批准，中国地质大学成为国家“985工程”建设的一部分。
⑶ 李时光在中国地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具体指什么
李四光建立的地质力学，是把力学理论引进到地质学的研究中，即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版构造和地壳运动规律。权他认为，地球表层的各种构造现象都是地壳运动的产物。地壳在运动中存在，必然有一种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力就是地应力。岩石在地应力作用下会形变，由于各种岩石性质不同，产生的构造形迹也不同，依照构造形迹的力学特征和组合形式，可以追索力的作用方向和方式，进而探索地壳运动的方向和起源。这是一项研究地壳运动的新方法。它把力学和地质学密切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解决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问题的新途径。
⑷ 我国地质辉煌发展史
中国地质发展史(转载)
思想与知识的准备
十八世纪后，西方工业勃兴。英国的生铁年产量，从1700年的12,000吨，上升到1840年的 139万吨；而仅过四十年，到1880年即又增到 775万吨。（Loverimg,T.S.,Minerals in World Affsirs 1943,附表23） 英国煤的年产量，也从 1700年的 261.2万吨，上升为1836年的3,000万吨；1854年，即仅过十八年，便再翻了一番多，达到 6,450万吨。（杨异同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条件、方法和特点》 1959,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页20）包括地质学在内的矿学日益精进，1830年英国莱伊尔（Lyell,Sir Charles. 1797-1875） 的《地质学原理》开始出版，地质学作为逐渐形成的基础学科，活跃在科学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此时的中国社会还沉湎於“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之中。开明一点的，也仅仅把科学视为“外夷”的“形而下”的技艺，更不知地质学为何物。尽管开采了几千年的矿产，但并未弄清这些矿产是怎样形成的，还认为地下有“龙脉”，怕犯“风水”，不用说不敢在皇帝的陵墓附近开矿，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坟墓也得让它三分。以至曾纪泽（1839-1890）有“吾华开矿较西人为难者，厥有二端：一曰股本难集；一曰风水难避”之叹。（1889年12月29日致盛宣怀函 1984,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盛宣怀档案之四》页8）曾纪泽曾出使欧洲八年，通英语，懂一些科学，所以有此感慨。
西方的地学思想与知识，在明末清初通过传教士开始传入中国，带来了那个时代西方对地球的新认识，如世界有几大洲几大洋、大地是球形乃至地球是绕日运行之类。中国人以惯用的“此乃中国古已有之”的态度接受了下来。但当时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西方也尚未确立，称得上属於地质学范围的知识，传来的不多，有的还杂有谬误，如1659年来华的比利时籍耶稣会教士南怀仁（Verbist,Ferdinas 1623-1688）在所著《坤舆图说》中介绍维苏威火山时，说它“昼夜出火，爆石弹射他方，至百里外”现象是描述出来了，但其实这不是燃烧生成的火，原因他就没讲清；接着说：“后移一圣人遗蜕至本国，其害遂息。”还说罗马南边所产铁矿挖尽后，二十五年又会再生等等，更是信口开河了。但就这本书总体来看，书中对地球的重力，大气圈，地下水和地面水的关系，侵蚀作用和地震成因等等，都从科学的角度有所介绍，并已有了地层构造的模糊概念，反映了地质学在孕育时期所达到的水平。（南怀仁，《坤舆图说》 大东书局据道光二十一年木刻本影印《指海》第十二集）可是此后由於清廷闭关锁国，特别是雍正（1723-1735） 时放逐传教士，致使译事中断百馀年，而此时在欧洲正是地质学兴起的“英雄时代”。中国社会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大门被迫打开，情况才有了变化。
地质科学的传入中国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此时地质学在西方也是新兴的学科。
1853-1854年，英国教会在上海举办的兼有翻译印刷出版功能的“墨海馆”，出版了一本用中文编写的《地理全志》。从现已找到的历史材料来看，它是第一部比较全面介绍地球科学知识的中文书。据李鄂荣查证，在中文中“地质”作为一个科学名词，是本书首先使用，日文中的“地质”一词，也可能即源出於此。（李鄂荣：“地质”一词何时出现於我国文献 1986,地质学史论丛(一)页100-108）
《地理全志》的编者是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慕威廉 (Muirhead，William 1822-1900)，编辑此书的目的是想通过介绍世界各地的情况及有关地球的知识，使人们相信世界万物都是由上帝造成，争取得到尽可能多的信徒。梁启超对它的评语是“简而颇备”。（梁启超：《西学书目表》 1879,光绪丁酉沔阳卢氏刻本） 此书分上下两编，各装一册，篇幅上编稍多，分五卷，依次介绍亚、欧、美、非四大洲及大洋群岛地理概况；下编有十卷，主要介绍地质、自然地理、生物、人类和作为行星的地球的一般知识，首卷就是“地质论”，岩石、地层、古生物、矿产等都讲到了，特别是地层讲得较详，结合不同时代地层勾画了地球演变的轮廓，还附有一张绘有地层柱状图的地质年代表。下编各卷中，严格说来，可以归入地质学范围的内容，合起来约能占到该编的五分之一，不过还有一些内容与地质密切相关。
⑸ 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历史沿革
民国三年（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改称地质调查所时就有地质矿产陈列馆的设置，但有名无实。
民国五年一月四日（1916年），袁世凯准奏设立“地质调查局”，局长张轶欧，会办（副局长）丁文江、安特生，内设四股一馆：地质股、矿产股、地形股、编译股和地质矿产博物馆。
民国五年七月十四日（1916年），中华民国政府地质研究所在北京丰盛胡同3号举行毕业典礼，同时举办“学生成绩展览会”，展出师生三年来悉心采集的岩矿标本899件，还有详细图说及野外调查照片。因此，把民国五年七月十四日定为建馆日。民国五年七月十四日是公认的建馆日，因为此刻的博物馆有馆长、有机构、有典型事件，陈列和收藏从此被确定下来。
民国五年12月10日（1916年），农商部总长周自齐签署《农商部饬》119号，任命地质调查局会办、技正丁文江为地质矿产博物馆馆长。 民国九年（1920年），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商请农商部为筹建地质图书馆发起募捐，黎元洪大总统捐款1000元，各界捐款共计39000元。
民国十年（1921年），在北京兵马司胡同9号建成地质图书馆，用其余额8000元为陈列馆添建两间展室，增加陈列面积400平米。
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17 日，新建成的图书馆和陈列馆举行开幕式，黎元洪大总统莅临讲话并参观了地质陈列馆。
民国十六年（1927年），民国政府在南京建都，北京改称北平。北平逐渐失去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加之日寇入侵，华北危急。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地质调查所迁往南京。地质陈列馆一万余件藏品随迁南京，在南京珠江路942号（现700号）新建的陈列馆中布置了12个陈列室，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建成开放。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逼近南京。地质调查所同其它机构一样，仓促撤退，限期三五天内搬完。陈列馆精选标本313箱，由高振西经水路押运至武汉，十一月下旬又运到长沙，进行简单修整。次年7月，武汉告急，地质调查所只得从长沙再迁至重庆。陈列标本随同其他物品一起挤入四川地质调查所内。不久，地质调查所在重庆北碚盖好房子，陈列标本才搬到北碚所内安置。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43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气象所及工业试验所、农业试验所、西部科学院等共同发起筹建的自然科学博物馆正式开馆。其中，地质馆由中央地质调查所设计、提供标本，分矿物岩石、地层古生物、脊椎动物化石及土壤四部分。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珠江路旧址，任命侯德封为南京地质陈列馆馆长，主持陈列的恢复和重建。参与整理的有程裕淇、杨钟键、刘东生、王存义、蔡震中等人。
民国三十七年是十月（1948年）正式开放（只恢复了抗战前的80%）。 民国三十四年（1935年），地质调查所迁往南京，留下部分人员、标本和设备在北平丰盛胡同和兵马司胡同原址，归属新组建的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谢家荣。“从此至北平和平解放，丰盛3号陈列馆再未设主任（馆长）一职”，其事务均由历任分所所长直接管理，姑且称之为“故馆”。
民国三十五年（1936年）夏开始，经贾兰坡、李悦言等多次整理充实。民国三十六年二月（1937年）下旬，中国地质学会第13次年会在北平召开，陈列馆建成14个陈列室（新生代、古生代及中生代、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西山地质、普通地质、周口店猿人洞、变质岩、火山岩、水成岩、地层、地质构造、矿物和土壤），以不少于南京馆的展品量向社会开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北京人”头盖骨模型和仰韶陶器。
民国三十六年（1937年）夏， “七七事变”前夕，杨钟键接任北平分所所长，不久北平沦陷，杨亦于当年十一月南下到大后方长沙、昆明。民国三十六年（1937年），为应对动荡局势，北平地质矿产陈列馆将前后门对调，即正门由丰盛胡同3号改在兵马司胡同甲58号（现6号），与北平分所正门兵马司胡同9号（现15号）近在咫尺。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在南京设立由高振西负责的全国地质陈列馆工作领导机构，辖南京地质陈列馆和北京地质陈列馆。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1953年1月，全国地质陈列馆领导机构迁北京，高振西任馆长。因建部需要，北京馆被拆除，标本被临时存放在故宫文华殿和六铺炕等处。
1955年，南京地质陈列馆下放江苏省地质局，全国地质陈列馆与北京地质陈列馆(故馆)融为一体。
1956年，地质部决定在北京西四新建一万平方米的全国地质陈列馆大楼。
1958年9月新馆大楼落成，并更名为“地质部地质博物馆”。
1959年9月完成一至四层26个陈列室共计4500平方米、17039件标本的陈列布展工作，10月正式向社会开放。成为中国地质博物馆事业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1960年，地质部地质博物馆划归地质科学研究院（后更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领导，副院长冯志爽兼任馆长。
此后，经历“文革”闭馆停滞、地震破坏，也经历了不断调整、不断创新，直至2000年底馆大楼修缮改造立项得到上级批准，中国地质博物馆在曲折中发展四十年。这期间馆的主要领导人有王子麟、和吉甫、刘涌泉、黄正之、邢裕盛、季强。
⑹ 中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的历史简述
吴凤鸣
( 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顾问)
一、我国古代学者的地质调查
中国区域地质调查，最早应首推明代地学家徐宏祖 ( 1587 ～ 1641) 以惊人的毅力，主要靠步行，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属湘、桂、黔、滇一带进行了地质调查，特别是对岩溶( 喀斯特) 地貌、温泉等做了系统调查研究，撰成我国古代地理名著 《徐霞客游记》，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并为我国岩洞学奠定了基础，被世界学坛誉为喀斯特学、岩洞学重要文献; 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并为我国岩洞学奠定了基础。
二、外国地质学家来华的考察及其报告的借鉴
运用近代地学方法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发端于外国人，1840 年鸦片战争后，各列强纷纷派地学人员以各种不同方式来华进行地质考察，其中影响最大的，有:
( 1) 英国金斯米尔 ( 1837 ～1910) ，1861 年来华，曾到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地，懂矿物学和汉学，1868 年在南京、镇江考察; 1887 年应山东巡抚的聘请，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因而对我国黄土做过调查与研究，力主水成说，反对风成说。回国后，于 1888 年 12 月 23 日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 “中国之地质”专题报告，有一定影响。
( 2) 法国植物学家戴维 ( 1826 ～ 1900) ，于 1862 年来华，主要旅行于内地，到过西藏东部以及蒙古地区，采集了大量的动物、植物、矿物标本，全部赠送给巴黎博物馆，发表过 《中国的旅行》及 《蒙古的旅行》。
( 3) 英国达维德 ( David，J. P. Armand，1826 ～ 1900) ，1926 年来华，主要活动地区是西藏东部和蒙古地区，采集大量动植物化石标本，其中有一些是新种新属，有一定研究价值，全部赠与博物馆收藏，著有 《中国之行》( 1866 ～1897) 和 《蒙古之行》;
( 4) 美国的地质学家庞培利 ( 1837 ～ 1923) ，1863 年来华，1865 年返美，1866 年发表在华的地质考察报告 《1863 ～1865 年在中国内蒙古与日本之地质研究》; 在考察中，他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山脉走向呈 NNE—SSW，从山体结构上看，这是一种极独特的现象，他从 “黄陵背斜”概念得到启发，把这个构造线命名为震旦线，也称为 “震旦上升系”，创用了中国地质构造学上一个专用术语，影响深远 ( 详见吴凤鸣 《1840 ～1911 年外国地质学家在中国的调查与研究》; 《1911 ～1949 年来华的外国地质学家》， 《中国科技史料》，第 13 卷，第 2 期，1992; 及第 11 卷，第 3 期，1990 年) 。
( 5) 德国的李希霍芬 ( 1833 ～ 1905) ，他 1868 年再次来华，精心设计了 7 条考察路线遍及我国 18 个省 ( 区) ，从 1872 年回国，到 1882 年，共出版 5 卷集 《中国》，是一部我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宏著，另有两卷图册。他把 “震旦”一词引入中国地层系统，建立了 “震旦系”，“五台系”对中国古老地层研究，影响深远 ( 参见吴凤鸣: 《一个德国人笔下的中国地质》，《地质勘查导报》，2005 年 10 月 11 日) 。
( 6) 美国地质学家维理士 ( 1857 ～ 1949) ，1903 ～ 1904 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于1907 ～ 1913 年发表 《在中国的研究》 两卷三册，对中国构造地质学以及地层划分，影响深远。
( 7) 奥匈帝国时代的地质学家洛川，1877 ～ 1880 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1893 ～ 1899年发表 《施欣尼亚洲东部科学考察报告》，共三卷 ( 参见吴凤鸣: 《中国早期地质学史研究的特点》，《第 7 届国际科学史会议论文集》，2006 年) 。
( 8) 俄国地理学家、苏联地质学家奥布鲁契夫 ( 1863 ～ 1956) ，从 1892 年开始曾 4次来华，对我国东北西北地区地质研究颇有影响，发表有 《从恰克图到伊宁》、 《祁连山山脉概要》、《中亚，中国北部及中国祁连山》等 ( 参见吴凤鸣: 《苏联著名地质学家奥布鲁契夫院士》，《科学通报》，1956 年，第 7 期) 。
( 9) 瑞典地理、地质学家斯文·赫定 ( 1865 ～ 1952) ，从 1885 ～ 1930 年曾 5 次来华进行地理地质考察，其中主持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遍及我国西北西藏、新疆地区，发表有 《穿过亚洲》( 1893 ～1897) 、《西藏》( 1898) 、《横越喜马拉雅山，在西藏的发现和探险》( 1909) 两卷集，《探险家的自传》( 1925) ，《越过戈壁沙漠》( 1931) ，《丝绸之路》( 1938) ; 1901 年偶然机会，发现了沉睡已久的楼兰古城遗址，挖掘出汉魏晋木简残片、钱币、东方丝绸残片、西方毛织物残片、中亚希腊化的艺术风格的木雕残片等 ( 参见吴凤鸣: 《创业·开拓·贡献》，《中国矿业报》，2007 年 2 月 1 日) 。
( 10) 德国地理学家斯坦因 ( 1862 ～ 1943) ，于 1900、1906 年来西北进行考察，1912年发表 《中亚及中国西部探险记》，《沙埋和田废墟记》。
( 11) 日本人有小川琢治、横山又次郎、小藤文次郎，其中有
1) 石井八万次郎，三次来华在沿长江、汉水进行地质考察
第一次 于 1912 年，在大冶、宜昌、三峡地区;
第二次 于 1913 ～1914 年在汉口、岳州、长沙以及资江流域;
第三次 于 1915 年在应城、鄂皖边界地区;
1910 年发表考察报告 《楚蜀之山形地质说》。
2) 野田势次郎于 1912 年来华，是以东京地学协会名义，主要在华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考察报告于 1917 年发表，题目是 《支那地学调查报告》共两卷，主要内容包括: 三峡地区和湖北东南部 ( 大冶、阳新地区) 两大地层系统; 对调查区域火成岩划分为花岗岩、花岗斑岩两大类; 把湖北划分为 5 个构造区，即鄂北区、宜昌区、鄂西区、鄂中区和鄂东区，分别阐述各区的地质构造特征。1920 年编制成 《南支那地质图》。
( 12) 另外，相继还有 10 个 “科学考察团”组团集体来华进行地质矿产考察。
1) 1866 ～ 1868 年法国儒伯尔特越南考察团，进入中国;
2) 1877 ～ 1880 年匈牙利施欣尼科学考察团;
3) 1892 年俄国波塔林率领的 “蒙古和中国考察团”;
4) 1893 年罗勃罗夫斯基 “中亚考察队”;
5) 1895 年法国组织 “中国经济考察团”;
6) 1899 年俄国普热瓦尔斯基中亚科学考察团;
7) 1899 ～ 1901 年蒙古 － 西藏考察团;
8) 1900 年中亚和中国西部考察队 ( 斯坦因) ;
9) 1921 ～ 1935 年 美 国 自 然 历 史 博 物 馆 中 亚 考 察 团 ( Conteral Asiatie Epedetion ofAmerrican Musem Nature History) ，由于条约不平等，遭到中国学界的反对，仅在蒙古地区进行考察;
10) 1923 ～ 1935 年中瑞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 (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瑞方团长为斯文·赫定 ( A. Sven Hedin，1865 ～1952) ，中方团长是袁复礼院士，考察成果，在瑞典出版 “Report Sino-Rwedish Expedition”，在 80 年代就出版 50 余卷，关于考察团成就已有专题研究。
( 13) 几所重点大学聘请来华的地质学家:
1) 北京大学于 1917 ～ 1918 年聘请美国地质学家亚当斯 ( G. Adams) 讲授地质学、矿物学、矿床学等，1917 年捐赠簿装书 160 卷，纸装书 200 卷，1920 年又增历史文学方面书 1045 卷; 1920 年聘请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 ( A. W . Grabao，1870 ～1946) 担任系主任，讲授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古生物学人才;
2) 北洋大学聘请美籍德瑞克 ( N. E. Druke) 除教学外，还在 《地学杂志》 上发表《论地质学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
3) 1935 年中央大学聘请匈牙利地质学家贝克 ( H. Backes) ，担任大的构造学和沉积学教授，并去四川进行地质考察;
4) 山西大学 聘请 瑞 典 纽 鲁 姆 ( E. T. Nystrom ) ， 东 南大学 聘请 瑞 士 学 者 巴 勒 加( A. Parejas) ，广州大学聘请耶克尔 ( O. Jacke) 等。
有关外国人来华进行地质考察，笔者已在 1990 年 《中国科技史料》有专文发表，这里就不再重述。
三、我国学者开创中国地质调查工作
我国地质事业虽说起步较晚，但是，开创地质事业的我国地质学家，却都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名牌大学著名地质学家培训的，他们都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地质实践经验，“名师出高徒”，因而他们为早期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1) 清代末，最早留学美国的邝荣光 ( 1863 ～ 1965) 1872 年赴美，在拉法叶学院学习地质矿业，1881 年召回，回国后，在开平煤矿、林城煤矿总工程师，招远、宁海金矿等会办，山西同宝煤矿公司总经理，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最早在河北省境内，进行过地质调查，取得可喜的成果。于 1910 年在中国地学会主编的 《地学杂志》上发表《直隶地质图》( 1∶ 250 万) ，《直隶矿产图》，《直隶石层古迹》，是我国第一张古生物图版( 参见吴凤鸣: 《中国古生物、地层研究早期史料》，《地层》杂志，1985 年，第 1 期) 。
( 2) 吴仰曾 ( 1862 ～ 1939) 伦敦皇家矿冶学院毕业，他本也是于 1881 年被召回的120 位幼童之一，1886 年被李鸿章重新派往英国，1895 年毕业回国，是这批留学生中唯一完成学业的幸运者，回国后，曾在开平煤矿、热河银矿，1895 年派往南京附近煤矿、铜矿进行地质工作，1897 年又被派往浙江进行地质矿产勘查，在奉命于湖北勘查大冶银矿时，力求采用先进新技术，提出: 依线道形势开深 30 丈以下，必有银矿可采，取得良好成效，提倡用西法冶炼，即用始化炼银法，提高了效力。
他在以上矿区历任总工程师、矿物局局长等要职，显示出他已具有现代地质冶炼理论知识，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其他还有邝炳光 ( 1863 ～ ?) ，等等。
( 3) 鲁迅、顾琅 1898 ～1809 年在南京路矿学堂学习地质时，曾在附近煤矿进行实习过，搜集一些五颜六色的岩石和矿物，保存在鲁迅博物馆 ( 参见吴凤鸣: 《介绍鲁迅的三篇地质学论著》，《地质学史论丛 ( 一) 》，1986 年及 《关于顾琅及其地质矿产著作评述》，《中国科技史料》，1984 年，第 4 期) 。
( 4)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之一章鸿钊 ( 1877 ～1951) 于 1909 年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地质科学习，授业于知名的小藤文次郎和横山又次郎。1910 年为撰写毕业论文，利用假期搜集资料，在杭州富阳、临安、于潜、天目山一带进行地质考察与研究，撰成毕业论文 《浙江杭属一带地质》，原文为英文手抄本，现存东京理科大学，全文 145页，附有地形图、岩石显微照片、古生物图版，其中地层剖面图和构造剖面，线条精细准确，主题明显，十分自然美观。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院士存有复制本，并高度评价说: “可作为我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的范本”( 参见吴凤鸣: 《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中国科技史料》，第 15 卷，第 1 期; 《章鸿钊传》， 《中国现代科学家传》，第 3 卷，1994 年) 。
( 5)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之一、“多维”学者丁文江 ( 1887 ～ 1936) ，1906 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1908 年转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地质学 ( 主科) ，1911 年毕业返国，在海防登陆，乘滇越路火车入云南到昆明，取道滇黔湘驿道，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境，经过亦资孔、毛儿河、郎岱、安顺，到达贵阳。从贵阳经龙里、贵定、清平、黄平、施秉、抵镇远。沿途用指南针测草图，用气压表测高程，进行了他第一次边远地区的地质考察，获得岩石标本、图片以及化石标本等。
1913 年他主持中国第一个培训地质人才的学校———地质研究所时，特别重视野外实习，倡议每周必去野外实习一次，作为必修课，由当时教员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等带领对北京西山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地质考察，在教员指导下，集体测得 1∶ 10 万份地质图，并撰成著名的 《北京西山地质志》，成为早期北京第一部区域地质志。
同年，他与德国人梭尔格 ( F. Solger ) 、王锡宾赴太行山地区及沿正太路进行地质考察，沿途填绘地质图，进行了系统的地质工作，后来编写成 《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报告》。
1914 年，经农商部批准再去云南东部作地质考察，以一年的时间，遍及滇东、滇北各地，重点调查了个旧的锡矿和东川的铜矿。测得 《个旧县地质图》、 《个旧附近地质总图》、《个旧锡矿区地质概要图》; 发表 《云南东川铜矿》专文，撰成 《改良东川矿政意见书》; 两渡金沙江，调查研究了四川会宁、会理一带的地质矿产。众所周知，滇川黔三省交界地区，地形复杂，自然条件恶劣，十分艰苦，每天 “以管窥天，以锥指地”，采集了大量化石和标本，绘制各类地图。同时，对西南地区地层也做了深入研究，认为云南曲靖的妙高山层，是我国当时能称得上志留系的唯一地层，此行成果纠正了法国戴普拉德错误论断，为建立滇东地层系统奠定了基础。1922 年向第 13 届国际地质大会提交了 《滇东的构造地质学》论文，文中列举出龙爪山脉、扬子弧之红色高原、鲁南山脉、扬子江之变质杂岩、东川侵蚀平原、牛栏江之褶皱山脉、宣威高原、东经 104°以东之交界山脉、罗平高原等 9 个构造单位，均论其构造特点。
1928 年，受铁道部之委托和广西政府的邀请踏勘川广铁路线，探查广西矿产，其范围甚广，包括中部和北部，重点考察南丹河池锡矿及迁江一带煤田，特注重地质构造和地层系统的调查与研究。他主编的 《徐霞客游记》出版及其实际考察，被誉为 20 世纪的徐霞客。
1929 年，有地质调查所组织力量，再度进行西南地区的地质考察，由丁文江任总指挥，力量强劲，其中有黄汲清、赵亚曾、李春昱、曾世英、谭锡畴、王曰伦等。
考察人员从北京出发到重庆，经桐梓至遵义西行，再往东至贵阳，经都匀、独山，入广西南丹，经平丹返贵阳。这次地质考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他三次边陲考察的最后一次，更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地质考察。
就在这次考察途中，年轻地质学家赵亚曾 ( 1898 ～1929) 于 1929 年 11 月 15 日在昭通县佛德盛客栈，不幸遇匪殉难，他深感悲痛，见 《挽赵予仁》七律四首:
“三十书成已等身，
赵生才调更无伦。
如何燕市千斤骨，
化作天南万里尘”。
这次考察的目的、内容和成果，在 1929 年 8 月 3 日给胡适信中有所阐述，信中说:“我这次到西南去，抱了几个志愿。第一是把广西和云南的工作连接上———我去年在广西，颇有重要发现，……这种发现，把从前在云南的观察也证明了一大部分。把各种问题完全解决，非到两省交界的贵州去不可，钦渝铁道是打通川粤交通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解决西南经济问题的唯一方法。……我认为唯一的路是在贵州。……铁路只上一半的高山，大定、黔西有有价值的煤田，……乘此把钦渝路线根本解决了，把西南的交通和经济做一个具体方案……”( 参见吴凤鸣: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地学先驱》，《中国矿业报》，2000 年6 月3 日) 。
( 关于丁文江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一场 “科学与玄学”论战，作为科学派主将的事迹，笔者另有专文发表) 。
1913 ～ 1916 年地质研究所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野外的地质考察，由老师带领下，3年中 21 ～22 位学员，分别走遍了大江南北，进行了地质考察，获得大量地质资料，1916年，在大量考察报告和毕业论文的基础上，由章鸿钊、翁文灏两位老师主编成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于1916 年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地质学家进行地质调查的成果，第一本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凸显出我国地质事业开创时期的水平。
全书共 6 章:
第一章 运用图表反映考察与研究的范围;
第二章 地层系统: 从太古界 ( 宇) 、元古界 ( 宇) ，寒武纪，到第三纪 ( 古、新近纪) 、第四纪;
第三章 火成岩，论述各类火成岩及其时代;
第四章 构造，主要以煤田构造为主;
第五章 矿产，以煤和铁矿为主，在结论中特别论及金属成矿理论，凸显出主编者的高水平;
第六章 结论，南北地层概述，各时代地史变迁，中国矿产与地质的关系。
文前附有两位主编的序言，阐述了学员们 3 年间勤奋学习和艰苦的野外实习的历程;《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是由 90 余份各地地质调查报告选编而成，是全体师生 3 年间野外地质调查的结晶。
参与地质实习的学员有: 王竹泉、谢家荣、叶良辅、谭锡畴、李学清、周赞衡、朱庭祜、李捷、徐韦曼、徐渊摩、刘季辰、卢祖荫、赵志新、仝步瀛、唐在勤、马秉驿、刘世才、赵汝钧。其中有 11 ～13 人分配到地质调查所，从而充实了调查所的力量，调查所才得以有计划地开展了全国性的地质调查工作，到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33 ～36 年间，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取得了令人称赞的丰硕成果 ( 详见吴凤鸣: 《我国地质学家第一部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地质勘查导报》，2007 年 4 月 5 日) 。
1996 年为庆祝她成立 80 周年，出版了 《地质调查所 ( 1916 ～ 1950) 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贡献》，这是一部权威性的论著，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老一辈地质学家的创业精神。
⑺ 中国地质发展史与海侵海退的关系
专业知识
⑻ 缅怀中国地质事业百年发展史上位“殉难”的地质学家
吴凤鸣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一、引言
中国地质事业起步较晚，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而来。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典型半殖民地性质；二是民族矿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生产技术落后，规模不大。
早期中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进程中，突出三个特点：①近代的学理论思想的引入；②借鉴与吸收外国地质学家来华进行地质调查的经验和成果；③派留学生去国外“取经”，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起到了“名师出高徒”效应。
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仅有 2～3 种矿已探明储量，地质矿产专家近 200～300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实施与连续完成《宏伟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在20世纪中期，中国地质矿产事业已从弱到强，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形成了各学科配套、各兵种齐全的百万大军；在自然矿产利用方面，截至20世纪末，我国已发现矿产170余种，其中已探明储量的有160余种，拥有矿产基地12万多处，创建矿业城市300余座；其中A、锡、锑，以及稀土元素矿等居世界储量第一位，矿产开采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而铁、铜、铅、锌、铝土矿等金属矿虽然也比较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58%，多为贫矿，实际利用率偏低；在能源方面：煤炭产量是我国突出优势，已早有共识，石油产量，在20世纪60年代就从“贫油国”进入产油大国，据我国第三次油气资源评价资料：全国石油资源总量1086亿t，天然气56万亿m3，由于我国目前研究程度和勘探程度较低，估计可找到的石油量为650亿t，的资源量25万亿m3，探明率仅为24.6 %。
在地质科学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大地构造学理论的创立及其学派的形成，早为国际同行所共识，近期在令人瞩目的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大陆动力学，造山带深部构造演化等都有突破性的成就；在中国成矿理论方面，新的区域成矿论，指导与促进找矿的突破，中国陆相生油理论，为石油地质学理论的发展增添了强劲活力……
在野外地质调查与勘探技术方面，早已实施引进与创新相结合，实现运用先进科技成果：航空遥感、卫星、GPS、红外光谱、远程会商等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
综观上述，当前我国地质事业已从地质大国向地质强国跨越，在展示辉煌成就的同时，深切缅怀曾为中国地质事业快速发展，呕心沥血、筚路蓝缕，乃至“殉难”捐躯的老一辈地质学家英勇事迹，以A继承和发扬他们的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就更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笔者基于这一目的，花费近半年的时间查寻史料，选定10位“殉难”的地质学家作如下的简介，限于所掌握史料，敬请同行补充和指正!
二、1912年“北方革命军”参谋长《地学杂志》主编白雅雨
白雅雨(1868～1912)(照片1)是近代地理学家、中国地学会的创建人之一(1909)、《地学杂志》主编。
照片1 白雅雨(1868～1912)
白雅雨1868年生于南通，1904年投身于辛亥革命，1908年在天津高等女师学堂北洋法政学堂任教，是李大钊同志在法政学堂的老师，多有影响；武汉起义后在北方发起“滦州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担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进军京津途中被叛徒出卖，在古冶被捕，坚贞不屈，惨遭杀害，1912年1月7日殉难，享年44岁。
1915年工商部主持，由张謇书写墓志铭：“白烈士雅雨之墓”，1936年在北京西北郊显龙山滦州革命纪念园内，建有白雅雨烈士衣冠冢，1937年国民政府授予国葬，追赠为上将，并决定在北京和泰山建造纪念碑。
三、中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区域地质学家赵亚曾
照片2 赵亚曾(1898～1929)
赵亚曾(1898～1929)(照片2)，字予仁，生于河北蠡县，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勤奋努力，思想进步，深得葛利普、李四光教授等的赏识。在校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当时进步刊物《晨报》副刊“科学世界”专栏上，连续发表地质古生物基本理论知识25篇论文，显示出才华“初露锋芒”。1923年进入地质调查所，历任调查员、技师、古生物研究室主任等，在所6年间，遍及大江南北以及边远山区，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与研究，取得优异成绩，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一等科学研究奖励金。6年间发表论文和专著20余篇(部)，共百余万字，主要有：《中国长身贝科化石》，《中国石炭纪及二叠纪石燕化石》，《中国北部太原系之瓣鳃类化石》等，被古生物学同行奉为奠基性经典之作；在地层方面：专著《华北古生代煤地层的分类和对比》，对建立华北含煤的层序、时代归属和对比奠定了基础；《扬子江峡谷的中生代》、《中国北部太原群的时代》、《秦岭及四川之地质研究》(与黄汲清合作)等都是开创性的成就；在大地构造方面，发现阿尔卑斯型“飞来峰”构造，揭开了龙门山深断裂的奥秘。
1929年，由丁文江组织的“川广铁路沿线地质考察”大型专业考察队，同黄汲清由陕西越秦岭入四川，明知沿途土匪猖狂，路途艰险，老一辈地质学家们为中国地质事业，不畏艰险，显现出勇于牺牲的精神。赵亚曾11月15日进入昭通县境25里闸心场住入佛德盛客栈，夜间遭遇土匪抢劫，为保护已获得的沿途考察地质矿产资料和图件，与匪徒进行了周旋和斗争，不幸惨遭杀害，献出了年仅31岁年轻有为的生命。噩耗传出，地质学界一片悲愤，许多老一辈地质学家，诸如：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灏等，都为这位颇有造诣的年轻地质学家的不幸牺牲，痛心而惋惜，并留下许多挽词与诗篇！中国地质学会为表彰与纪念赵亚曾为地质考察殉难，特设赵亚曾研究补助基金，奖给对中国的质古生物学作出贡献的学者，从1932～1949年，已有22人获得奖金，其中包括黄汲清院士等十余名院士在内。
赵亚曾殉难后，在原地质调查所旧址(北京兵马司15号院内)树立有“赵亚曾墓碑”；2007年10月5日在辽宁本溪市标准地层剖面前树立“赵亚曾汉白玉雕像”，以缅怀他在1926年创建的本溪牛毛岭中石炭统本溪组地层剖面。
四、中国地质事业创建者、多维学者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照片3)是一位多维科学家，地质学界誉为“地学泰斗”；1934～1936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对中国早期科学建设多有贡献，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以4篇《科学与玄学》战斗性论文战胜玄学派，为弘扬科学思想，捍卫科学精神作出贡献。
照片3 丁文江(1887～1936)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字在君，5岁时进私塾馆，寓目成诵，喜爱诗词，11岁撰成《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13岁时以一篇《汉武帝通西南论》考得秀才。1901赴日本留学，1904年转赴英国，1908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毕业回国，获得“格致科进士”；1913～1916年任地质科长，创办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建造了培育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的摇篮，拉开中国地质矿产调查的序幕。
他是中国地质矿产调查早期的先驱者，1911年回国途中，进入云南，取道滇黔湘驿道进行地质矿产考察，1913年对正太铁路沿线附近地质矿产作了系统调查，发表《调查正泰路附近的质矿务报告》；1914年再去西南边缘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考察，重点考察了个旧锡矿和东传统矿区；1928年受铁道部的委托，对川广铁路线地质做过调查；1929年组织大规模考察队，进行更系统的考察，取得丰硕成果。1935年，按照南京政府紧急矿藏勘探计划，受铁道部部长顾梦余的特别邀请，对粤汉铁路沿线煤矿资源状况进行调查，12月份抵达湖南，湖南地质调查所派王晓青协同，连续在长沙、衡阳一带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坚持亲下矿井，直到矿洞勘测，特别是对湘潭谭家山煤矿进行了更细致的勘测；在这次考察中，勘测了南岳的高度，凭吊了恩师龙璋纪念亭(咏诗一首)。当晚住入粤汉株韶段路局宾馆，由于连日野外勘察，过度劳累，又患伤风感冒，睡前服了安眠药片，壁炉烟筒不畅，不幸煤气中毒，治疗过程，肋骨骨折，化脓后，引起发烧，经20余天的抢救与治疗，终无回天之力，于1936年1月5日，一代宗师丁文江英年早逝，享年49岁。噩耗传出后学界一片哀悼，一些学界名流在不同报刊上发表激情悼念文章，特别是地学界《地理学报》、《地质论评》发表了悼念专刊，其中作为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追念丁在君先生》长诗，感人肺腑，激动人心!
由于丁文江是地学界的一代宗师，早有《丁文江传》、《丁文江年谱》等专辑出版；在100岁诞辰、120岁诞辰时都举办过隆重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2009年，中国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专门举办了丁文江120 岁诞辰学术研讨会，笔者在会上作了《丁文江在新文化运动中是科学派的主将》学术报告，编入《地质学史论丛》第5号，地质出版社，2009出版这里就不再赘述。
值得追记的是，初步认定：湖南煤资源丰富，尤以谭家山、耒阳马田墟、宜章杨梅山、粤之乐昌狗牙洞等最有价值。其中谭家山为烟煤，可炼焦，而马田墟一带为华南最大煤田，均为无烟煤，杨梅山和狗牙洞两处煤田尚待进一步勘查，这些煤田距路线较远，运输不便。虽然是短短数日，基本上解决了粤汉铁路沿线煤矿资源分布情况，为此“殉难”，他也付出了年仅49岁的宝贵的生命!
五、西南地质矿产学者吴希曾
吴希曾(1910～1938)(照片4)，字亦鲁，江苏淮阴人，1931年考入中央大学，初攻农业化学，一年后转入地质系，主攻矿物学和矿床学，1935年毕业，考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同年，随同王曰伦、熊永先借调于贵州地质调查所，曾入巫峡，溯綦江，以至黔中；登梵浄，涉乌江，深入苗寨，遍历黔东各县，除沿途测制路线图与地质考察外，更侧重于金属矿藏的勘测，经他研究过的有：溪万山场、大喇峒，晃县酒店塘、八寨、三河等处的朱砂矿，独山苗林、三河苗龙场、榕江八蒙、江口梵浄山等处之锑矿；下江宰便之磁黄铁矿，三合野竹、丹江蜂塘寨、镇远等处的铅锌矿，清溪、平远、八寨、独山、三合永从等之铁矿，梵浄山之金矿，以及卢山翁项之油田。相继进行南岭地质调查，两涉融江、沅水，又赴桂北和湘西进行地质矿产考察。
照片4 吴希曾(1910～1938)
1938年，奉命赴湘西辰溪芷江一带开发煤田，2月8日他偕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王德森、测绘员李玉，从长沙出发，乘公路局客车，偱京滇国道前往。不意行至益阳县境山青铺(西距长沙约80km)，军车横冲直撞，客车竟被颠覆，燃起大火，吴等三人，同归殉难，年仅29岁，以逾花甲老父地质噩耗，痛不欲生。
逝世后，地调所所长翁文灏、黄汲清等，特在《地质论评》撰写悼念专文，并高度评价他长期在西南边缘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对贵州东部地质矿产，特别是对震旦纪及下古生代变质岩研究，多有贡献。
在王曰伦先生指导下，总结有关贵州地质矿产资源考察报告多篇：诸如《贵州东部地质矿产简报》，《贵州东部锑矿报告》(1938)，《贵州东部铅锌矿报告》，《贵州东部铁矿报告》，《贵州东部朱砂矿》，《贵州梵浄山金矿》，以及《贵州炉山翁顶之油田初勘报告》等；还参与了贵州汞矿的调查与研究，湘西地质矿产调查等。
六、著名地矿师王德森
王德森(1859～1938)，湖南岳阳人，自幼勤苦，岳阳中学毕业后，考入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采矿科，1921年毕业，考入东南大学，专攻地质学，从师湛溪矿师。1928年创“中华矿学社”主编《矿业周刊》，筚路蓝缕，多遇艰难，而成效斐然。1930年出任湖北农矿厅技师，主掌湖北矿产，以煤铁矿为主，兼任象鼻山铁矿处长，终日锐意操劳，成绩尤佳。1935年反对湖北当局出售铁砂给日本，辞职而去，仪表抗议，可见其高风亮节之美德。后受老师湛溪先生之邀，出任贵州公路处处长，风餐露宿于曫烟瘴雨之境，虽非自己专业特长，工作勤奋努力，深得谌先生之嘉奖。
1936年夏，受资源委员会之聘，以专门委员之名，担任湖北灵乡铁矿探矿与开发之责，在任期间，常困于匪，几遭不测，均不顾自己安危，勘探开发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成绩卓然。
1938年灵乡铁矿工作结束后，奉资委会之命，赴湖南筹备辰溪煤矿，经长沙，同吴希曾等乘公路局汽车赴常德，行至益阳山青铺，被军车撞翻起火，同吴希曾等一齐“殉难”，终年43岁。
王德森从事地质矿业十年，公而忘私，勤奋廉洁，充分发挥了地勘专业特长，受到广泛尊重。
七、我国少数地质矿产与矿冶采矿兼优的知名专家闫增才
闫增才(1901～1940)，字立三，河南淇县人，自幼勤奋好学，性格爽朗、坦荡，最早考入焦作福中矿务大学，后转入南开大学，专攻矿床学、采矿学、冶金学，1926年毕业，获得矿冶工程学士学位。先后在六河沟煤矿、山东华实煤矿、汉口扬子铁矿任工程师、总工程师；1929年参与创办东北大学采冶系。1931年赴比利时，就读于列日大学(Universite de Lige)，从师Formarier P.和Lenier教授，专攻地质学与古生物学，1935年毕业，在我国矿冶采矿与地质矿产兼优者实属凤毛麟角。
回国后，先在中福公司任职，后为开发焦作新煤井做了地层与构造的调查与研究，“七七”事变后，随同孙越琦在湖南湘潭煤矿从事煤矿开采，1938年在四川勘查犍为煤田，为嘉阳煤矿开发奠定了基础。1939年任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矿业研究员，拟定《西南煤铁研究计划》偕同李邦华、赵家骧调查川康煤铁矿产，足迹遍及宜宾地区28个县，编撰成《大宜宾区煤铁矿产调查报告》。
野外调查归来，身患重病未愈，由于公务需要，急赴重庆，船行至中途翻覆，遂不幸殉难，终年39岁。综其短短39年的一生，学贯中西，学识超群，勤奋努力，任劳任怨，是我国矿冶界与地质界不可多得的英才，而竟赉志以殁，实可惋惜。
八、我国早期工程地质专家林文英
林文英(1910～1942)，祖籍中原，数度南迁，后居广东蕉岭，祖父辈两世侨居爪哇巴达维岛(今雅加达)，经商，1910年生于巴达维岛，三岁丧母，送回原籍，由祖母抚养，梅县广益中学毕业后，入上海暨南大学，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专攻地质学，1933年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由于喜爱游览祖国的大山大川，在校期间，遍及宁镇山脉，考察了地层与构造；攀登过太行太华，以及一些地质胜境。
毕业后，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任职，从事于工程地质工作，最早参加四川地质考察团，相继参加西北考察团，赴陕、甘、宁、青、绥五省公路沿线地质工作；1937年，参加京滇公路周览团，1938年，调查滇缅公路沿线地质，考察伊洛瓦底江之航运，皖町八莫间之陆运；1939年勘查宜宾昆明间沿线地质矿产，1940年沿川滇东路(滤县至曲靖)及乐西公路(乐山至西昌)调查地质，1941年调查黔桂铁路沿线地质，对河池、南丹、独山等县境内隧道及涵洞施工计划，多有贡献。
同年，参加中印勘测队，由西昌出发经由云南之中甸入藏，顺探南墩之石油。
1942年，出任宝天铁路局专员亲赴宝鸡天水间研究隧道工程地质工作，行至徽县遭遇车祸，不幸殉难，年仅32岁。
值得提及的是，早年我国铁路线和公路线的勘测选线，沿线的桥梁与隧洞的设计，多半都处于他的手，是一位颇具潜力的工程地质的开拓者。同时对理论地质学也颇有造诣，如对全国12个自然区域的划分，河流袭夺与气候变迁的探讨，岩石与土壤之物理性质研究等。
林先生著述共约50种，1938年在《地质论评》上发表的《中国公路地质概论》，是其代表作，文中涉及朔漠区域、江淮平原、鲁东丘陵、黄土高原、长江中下游、闽浙山区、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横断山区、青藏高原等各区域的工程地质特征；就是考察报告，也是十分精湛，诸如《甘新公路地质调查报告》等。
林先生毕生喜爱旅游，走遍全国23个省区，行程30余万里，是一位独具风格的年轻地质学家，英才早逝，实乃地质学界的一大损失，更是工程地质学界的损失!
九、我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许德佑
许德佑(1908～1944)(照片5)，江苏丹阳人，苏州中学毕业(1927)，青年时代爱好文艺活动，曾参加田汉、洪深主办的“南国剧社”并担任导演和编剧。193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获得文学学士；旋即赴法国巴黎留学，1931年进入巴黎蒙伯里大学地质系，从师著名古生物学家乔纳德(Jolend)专攻甲壳化石，从师门契柯夫(Men-hikoff)专攻珊瑚化石，成绩尤佳，被吸收为法国地质学会会员，1935年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在校期间，在法国地质学会会刊上就已发表两篇论文，受到称赞。
照片5 许德佑(1908～1944)
1935年学成归国，进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技士，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专事古生物研究，1936年晋升为技正，专攻三叠纪地层古生物研究，颇有造诣。
曾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助理书记(1942)，《会志》编辑(1937～1944)，1941年兼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等职。
1944年4月，偕同陈康、马以思到黔西从事地质调查途中，在贵州盘县啨隆黄厂附近不幸遇匪，三位地质学家同时“殉难”，许德佑年仅36岁。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1945～1949年获奖者有：赵金科(院士)、米泰恒、赵家骧、顾知微(院士)、黄懿。
许德佑短短十年间，足迹谝及江苏、湖北、湖南、广西、云南、四川，特别对贵州有关地质古生物调查与研究更深，著述丰厚，达74种(89篇)之多，其主要成就为地层古生物，诸如：《中国南部三叠纪化石新材料》(1938)《中国南部海相三叠纪化石之研究》(1939)《贵州之三叠纪地层》等。
2006年9月30日，在贵州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开园会上，特别追念了1944年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关玲发现化石群，找到海百合化石标本，1949年经穆恩之院士鉴定后，定名“许氏创孔海百合化石”。
十、年轻有为的地质学家陈康
陈康(1916～1944)(照片6)，字劻之，广东番禺人。1941年毕业于广东省文理学院博物系，其毕业论文《广东连县东部地质》，曾受聘于两广地质调查所，随同莫柱荪等赴乐昌九峰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发表《乐昌九峰地质》，经杨钟健审阅，特加赞赏，又经黄汲清、李承三的推荐，1942年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随同许德佑研究贵州西南之三叠系，发表《贵州西南部三叠纪》、《贵州青岩化石之探讨》等。1943年响应黄汲清的倡导，参与了地质调查所化石标本的整理，做了大量而艰巨的工作。1944年在贵阳参加了第20届中国地质学会年会后，随同许德佑等赴黔西进行地质调查，中途遇匪惨遭杀害，年仅29岁。
照片6 陈康(1916～1944)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1945～1949年获奖者有：赵金科(院士)、米泰恒、赵家骧、顾知微(院士)、黄懿。
十一、在校期间曾获得“朱森”奖学金的女地质学家马以思
马以思(1919～1944)(照片7)，原籍四川成都，生于黑龙江，“九一八”后迁回内地——上海。自幼好学聪慧，就读于同济高中，抗战后，随母返川。1939年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地质系。1943年以全班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尹赞勋、许德佑的指导下，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曾发表《黔北桐榟县三叠纪动物群》。
照片7 马以思(1919～1944)
马以思女士自幼学习日文，通晓英、德、法、俄几国文字，经历学校考试，有28次获得第一名，实堪称著。因此，曾获得上海银行奖学金，林 森(主席)奖学金，是一位出类拔萃女杰。1944年随同许德佑等赴黔西进行地质矿产考察，中途遇难，年仅25岁。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其中突出女地质学家)，从1944年起获得殊荣的女地质学家有：侯佑堂、池际尚(院士)、郝诒纯(院士)，以及唯一男性刘东生(院士)。
十二、兼具地矿和管理才能的地质学家张莘夫
张莘夫(1898～1946)(照片8)，原名张春恩，出生于吉林德惠(今九台县六台村)，其父张雅南贡生出身，攻读宪政学院法律专业，民国肇兴年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曾任徐世昌总统府顾问、国会众议院议员、国务院议员。受家庭影响，1919年到北平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曾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相识，常在一起畅谈救国的道理，“五四”运动中，他积极参与北平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执旗领队，带头呼喊口号，颇有气势。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合格，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又进入密歇根工科大学专攻矿冶，毕业后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
照片8 张莘夫(1898～1946)
1929年学成归国，由于热爱设家乡，主动要求去吉林穆棱煤矿(今属黑龙江)，出任矿长兼总工程师，由于他的地矿理论和管理才能，使俄国人撤离后几乎停产的煤矿，得以很快地恢复生产，日益振兴。1931年“九一八”事变，被迫流亡关内，历任河北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河南焦作煤矿总工程师，甘肃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河南中福公司李河煤矿矿长、山西大学校长、中央实业部长、经济总署副主任等职；抗战期间，出任金属矿产管理处处长等职务，主持内地汞、锡、A等的金属生产，成绩卓越，展现出是一位颇有才能的地质学家。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1946年1月16日带领技术人员(7人)赴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当时抚顺由民主联军管辖，接收未成，在返回沈阳途中，行至抚顺以西李二石寨车站被劫往南山枪杀，终年48岁。
有资料说：毛主席得知张莘夫被害后，曾惋惜地说：张是世界上少数地质专家中之一(大意)。张莘夫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多次去北大图书馆共同探讨救国之道。
事件发生后，苏联、国民党政府、民主政府各有完全相反的说法，由于当时东北地区处于苏军占领，内地各界对苏军拆迁工矿设备、机械行为，早有不满，加之，又揭露出损害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的秘密签订，于是在2月11日内地各大城市：重庆、上海、南昌、北平、汉口、杭州等举行反俄示威大游行，要求苏军如期撤军。
张莘夫之子 张立刚现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经常在国内进行学术交流。
另有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朱森(1902～1942)虽然不是死于地质矿产考察途中，但从追悼会上的众多挽联和挽词，以及悼念文中反映出有被迫害因素，笔者也就借此对他做点滴介绍。
十三、朱森
朱森(1902～1942)(照片9)，湖南郴县，自幼聪慧，喜读中国古典诗词，奠定下良好的文学素养。192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在校期间学习到李四光教授的岩石学与构造地质学，葛利普教授的古生物学和的史学，教师中还有何杰、王烈、赵亚曾等，指导地质实习的还有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教授，得到了良好的地质基础教育。在校三年级时，发表了处女作《湖南郴县瑶林之古生代地层及动物群》(《会志》)，博得好评。
照片9 朱森(1902～1942)
192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在研究所六年间，曾去鄂北、豫北考察秦岭东段地质，南岭地质，南京附近地质，相继发表10余篇论文。
1934年，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赴美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在地文学方面从师约翰逊(D.W.Johson)，在地史学方面，从师凯伊(G.M.Kay)，利用暑假，去耶鲁大学，从师舒赫特(C.Schuchert)，学习古生物学。1936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同张更结伴，自驾车“汽车地质”历时两月，行程19560km，他们横穿阿巴拉契亚山脉，考察了大半个美国，了解认识各地地层与构造，还特别研究了科罗拉多大峡谷、黄石公园、大盐湖等地质名胜。
十四、结语
以上12位地质学家(除朱森外)，都是在地质矿产考察中不幸被害遇难的，其中有的是年仅20余岁的初露头角地质学家，为国家勘查矿产资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回顾我国地质矿产事业近百年发展史之际，用最简要的文字，介绍一下他们的事迹，一方面表达对他们的深切缅怀，更重要的是传承他们当年艰苦创业精神，发扬他们勇于承担任务，不怕牺牲的美德。这也是笔者花费近半年的时光，搜集史料，撰成此文的中心目的。
⑼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的历史沿革
1953年 前身“地质部地矿司技术加工室”建于北京。
1964年 经国家科委批准正式成立“地质部矿产综内合利用研容究所”，下辖南京中心实验室。
1969年 “三线”内迁至四川省峨眉县。
1992年 经国家计委批准，迁至成都市。
1999年 经国土资源部三定方案批准，该所更名中国地质科学院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2001年 经中编办重新核定，该所定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2002年，经国土资源部批准，该所同时成为“中国地质调查局金属矿物利用技术中心”。
2005年 划归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管理。
2006年 国土资源部批准为部级质检中心，命名为“国土资源部成都矿产资源利用评价中心”。
⑽ 急用！！！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历程
专业书籍，到地矿类大学图书馆可以找到。
以下是非专业回答：
1、日本小林英夫著《地质学发展史》刘兴义、刘肇生父子1983年翻译
2、章鸿钊一生著述甚丰，在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发展史、地质调查史和地质科普等领域内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主要有《地质学与相对说》、《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中国地质学研究小史》。
3、《地质学原理》是英国近代地质学家赖尔的主要学术著作，又名《可以作为地质学例证的地球与它的生物的近代变化》。这部书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外都产生过广泛影响。1872年由中国数学家华蘅芳和美国医生玛高温合译成中文出版，书名《地学浅释》。1959年徐韦曼又重新翻译，以《地质学原理》为书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一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近代经典地质学的成熟。
4、《大陆和海洋的形成》较之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地质科学可谓“大器晚成”。把地质学真正奠定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革命，迟至20世纪上半叶才得以发生。人们公认，拉开这场科学革命序幕的是《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一书，作者即是被誉为“地质学中哥白尼”的魏根纳。
5、《翁文灏选集》收集翁文灏的学术报告和学术论文共21篇，是翁文灏在矿床学、构造地质学、地震地质学、地理学、沉积学等方面的学术水平代表作。该书是一部代表我国近代地球科学尤其是地质学的奠基水平的学术著作之一。
6、《中国地质学》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部地质学名著，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著作，是运用地质力学原理来研究区域地质形成规律的一部开拓性经典著作。此著作在地质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9、以下是一篇《北京的地质发展史》供参考
http://kbs.cnki.net/forums/32824/ShowThread.aspx
10、另外网上可以找到一篇关于论述鲁迅对中国地矿的研究文章。
外行回答内行，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