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调查
㈠ 中国地质调查局里面公务员多吗
不好说,地质队一般都是事业单位编制,不过现在正在改企,局里面的话就可能有公务员或者事业编制,不一样的,看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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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中国地质调查局怎么样
简介：中国地质调查局是根据国家国土资源调查规划，负责统一部署版和组织实施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权、战略性地质和矿产勘查工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地质基础信息资料，并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的自然资源部直属的副部级事业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是地质调查、科学研究和信息服务机构，是拥有专业化地质调查队伍的事业实体，是国家地质基础信息资料等公益性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是国家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产勘查工作的统一部署和组织实施者，通过地质调查、地学科技创新和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注册资本：194万人民币
㈢ 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没有一张正规区域地质图，系统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始于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00年，除西藏大部、新疆南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北部外，我国累计完成1∶100万区调947.38万km2，占国土面积的98.7%；1∶20万中比例尺区调691.38万km2（1990年底，之后停止此项工作），占国土面积的72.0%；1∶5万区调240万km2（截至2010年），占国土面积的25%；1∶25万区调570万余km2（截至2010年），约占国土面积的60%（图1-2）。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在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中开始重视吸收国外先进的地质理论和新技术、新方法，并组织进行了少量探索性试验研究。1981年总结出中国火山岩区地质填图经验，编写和公开出版了《火山岩区区域地质填图方法指南》，推广了火山岩区双重制图法。1985年推广了1∶5万巢湖市幅地质（组）图经验，并扩大试点。1986年，地矿部设立了“1∶5万区调地质填图方法研究”项目，并列入部“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编号86—016—02），分别开展中国花岗岩、变质岩、沉积岩发育区的1∶5万区调填图方法研究。项目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是，把当代地质科学领域中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技术和新方法运用到区域地质调查中，改革传统的区调填图方法。在既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有关的先进的地质填图方法，又包含中国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选择典型的试验区进行填图实践和研究，突破目前地质填图方法的技术难点，总结和创立一套适合中国地质特色的花岗岩类区、变质岩区和沉积岩区地质填图方法，并以此填制出新一代的地质图，赶上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区域地质研究程度和水平。
图1-2 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程度图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2010。http://www.cgs.gov.cn/）
1997年，区域地质调查进行了重大调整，新开1∶25万地质调查试点工作，于1999年底完成了8幅试点图幅。同年成立中国地质调查局，全面部署1∶25万地质调查。当前，1∶25万地质调查的技术方法体系仍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
现代地质科学的进步，正冲击和改变着传统的地质调查方法。但是，能够把地质科学领域里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技术和新方法运用到区域地质调查中，并真正形成一套新调查方法的研究，在国外也只有少数国家进行。有的国家虽然较早开展过这类研究，但只是在少数地区试验，有的还处于探索之中。迄今，关于花岗岩等级体制划分的基本概念和命名原则尚处在继续讨论和完善之中。变质岩区调查方法，虽然许多国家已从单一岩石类型划分转变到岩石—地层法和构造—地层法，但由于变质作用十分复杂，地质构造背景多样，变质热事件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变质建造填图的意义等问题均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沉积岩区的地质调查，尽管新理论、新观点不断涌现，但如何运用到区域地质调查中，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2011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启动三维地质填图试点。根据总体目标，到2020年完成贯穿我国主要造山带的地壳三维地质填图，基本完成重要成矿区带和重要找矿远景区、矿集区和整装勘查区三维地质填图，基本完成我国陆域主要盆地三维地质填图等，在地质科学理论、勘查方法技术方面取得重大性进展，建立三维地质填图标准体系，培养造就一批优秀团队和高层次人才。三维地质填图将为我国全面部署开展三维地质填图提供思路、方法和技术支撑，对实现地质填图由二维向三维的转变、显著提升地质工作的服务功能和支撑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㈣ 丁文江———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兼论丁文江精神
陈宝国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近代地质科学的故乡，不在东方，也不在中国。然而，20 世纪初叶，在中国科学史上是值得记忆的时期。因为，在世界风云动荡、社会思潮涌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快速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地质科学应运而生了。而且，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地质事业进入到她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也走入了国际地质科学发展的行列之中。
短短的 20 年，中国的地质科学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有诸多因素促成了这个过程的实现。诸如，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 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在抵御外辱、振兴中华的奋斗中，自强自立的支撑作用; 优秀知识分子振国强邦科学救国的崇高信念; 中国地质机构的设置和地质教育的开展，等等。毋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丁文江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之一。
学以致用 循师承自然
将丁文江作为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是指在 20 世纪初叶，在中国，国人以科学方法进行地质调查的学者还不多见。在丁文江之前，另一位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章鸿钊曾以《中国杭州府及邻区地质》为题，开展了区域地质调查，成为中国学者自行调查中国区域地质并写成论文的第一人。在章、丁二人之前，用黄汲清先生的话来说: “还有几位中国地质学人走在章、丁、翁之前，他们是邝荣光、张相文、王宠佑、顾琅。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他们都多少写了一点有关地质学的文章或做了一点地质工作，但为期甚短，影响不大。”丁文江1911 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获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证书回国。当船行至越南海防时，丁文江便弃船上岸，开始了他在中国大地的第一次地质考察旅行，途经云南、贵州、湖南诸省，沿途考察地质地理及风土人情。他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凡是有志于地质科学的人必须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要亲临其境，拜自然为师。同时，丁文江把这次考察作为自己今后从事地质科学事业的一次亲身体验，以此考验自我献身科学的意志和毅力。从这次考察开始，丁文江在后来的地质生涯中，走遍山川大地，一次次地证明了他做事做人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和言必行、行必果的科学态度。
丁文江一生曾多次成年累月地进行野外地质考察，除去他的地质调查成果之外，丁文江从精神层面上向有志于献身科学事业的人们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地质学家所具有的严谨的科学认知态度和坚毅的科学奋斗精神。1913 年丁文江与梭尔格、王锡宾进行了一次长达月余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考察。其后考察结果正式出版，成为中国地质工作者第一次出版的区域地质报告和图件。1914 年丁文江只身远赴云南、贵州、四川进行地质考察，时间长达 10 个月之久，成果颇多。要提及的一点是丁文江对徐霞客的研究和对 《徐霞客游记》的编订过程，完全是以科学家的科学态度进行的。他不仅仔细阅读了 《徐霞客游记》，同时身体力行重走了徐霞客考察之路，以自己的实践来修订前人成果之对错，令人钦佩。为此他被后人称之为 20 世纪的徐霞客，丁文江当之无愧。
丁文江以其科学的态度在地质考察中遵循 “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行为准则，更提倡了他一向主张的 “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的实践探索精神。这种尊重实践，求师于自然的行为准则，成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所具备的优良品质的一个组成部分。
用而思之 求有的放矢
作为一位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丁文江脚踏实地地实践，在林莽沟壑中穿行，在江河壕涧间跋涉，表现了他的求实精神，而科学实践的目的性又表现了他行成于思，求知问事，务求有的放矢的思维方式和实用态度。
20 世纪初的中国，积贫积弱的中国向何处去? 何以救中国? 成为当时知识阶层思考的问题。丁文江亦然。丁文江留学达 9 年之久，深受西方科学与进步思想影响。他深知达尔文进化论自然选择的适者生存规律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因此，在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丁文江选择并践行了科学救国的道路。而这种选择形成于他不断的思考，形成于他对东西方科学、思想、文化的认识和比较，更形成于他办事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正如丁文江留学归国并未直奔家门而选择步行穿越云、贵一样，在丁文江的人生蓝图中，他已把自己融进科学救国、献身科学的事业中去了。丁文江的思想是明确的，做事是坚定的。他在地质考察过程中，脱去了西装，装上了假辫子，穿上了长袍马褂，留了小胡子，戴一顶瓜皮小帽，全然与平民无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装束普通的人，在他开始地质旅行之前，已经规划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宏图，并从自己开始坚韧不拔地迈出了坚实的脚步。
对于这次考察，吴相湘在 《丁文江走遍全国探宝藏》一文中讲: “丁文江此次内地旅行可说是实事求是精神的首次表现，充分发挥其毅力勇气和观察力。……自平彝起步，丁即用指南针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竟发现武昌舆地学会地图、商务印书馆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法日文的一比一百万分之一地图，均根据清康熙朝天主教士所测地图做的蓝本。”丁文江通过考察发现了现行地图实为 200 多年前的资料。为此，丁文江感叹，与西方相比，中国在地理学上止步不前，实际已落后了先进国家 200 多年。正是有此感触，激发了他作为一位科学家不甘落后的激情，1934 年他与翁文灏、曾世英等人合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完备的现代地图册——— 《中华民国新地图》。该地图作为纪念 《申报》创刊60 周年而出版，震动了地学界，被称为 “国内地图改革第一声”。此图与当时世界上制图方法先进的地图相比毫无愧色，在国外被称为 “丁文江氏地图”( V. K. Tings's Atlas) 。
1913 年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调查，丁文江通过实地考察纠正了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关于 “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世界几千年。”的妄说。在 《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物报告书》中，丁文江指出: “以发现于地面者言，则不甚适宜于西法开采，盖矿质之分布约一定规则，且文江、梭尔格所见最厚之矿无过二尺者。”在考察中，丁文江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很多，但铁却不似李希霍芬所言那样。为此，他写了一篇 《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文章，对李希霍芬的错误认识和误导给予纠正。
我们讲丁文江是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仅是就他所从事的地质科学事业而谈，当我们论及丁文江的科学思想和有的放矢的务实精神时，则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含义。因为在丁文江那个时代倡导科学，倡导以科学态度从事科学的研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丁文江的言行，则对这种社会的需要做了最好的佐证。正如一位学者谈到的: “要科学在中国生根，有赖于专业科学家的推展，而丁文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正因他是个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个科学的播种者。”或许这正是丁文江审时问思，有的放矢的科学思维带给后人的一种启示吧!
思之兼收 悟科学真谛
丁文江 15 岁出国留学，9 年之后归国。他的少年、青年时代几乎都是在西方文化传统的熏陶下度过的，以至于生活习惯也被西化。然而，丁文江的思想在中西文化的交相影响下，产生出的是一种崇尚科学、为民族、为科学而献身的世界观和科学观。这一点又不能不论及丁文江以科学为至上、以民族为至尊的思想境界和宽阔的胸怀。黄汲清先生这样评论丁文江: “丁文江知识渊博，学通中西。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广交西方朋友，结识中国学人，因而他对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深入的理解。他不但是令人崇敬的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而且是一位人类学家、动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全力提倡自然科学，特别是达尔文主义，但他对人文科学也表示极大的兴趣。丁文江先生已经过世 70 余年了。自他去世后，对丁文江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他对中国地质科学，他对中国科学发展的贡献和启迪，长期以来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丁文江在世只有短短的 49 年时间，倘若他的生命假以时日，丁文江的作用将会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这是一种美好的推想，成不了现实，但在这遗憾的惋惜中，丁文江已经成为中国地质界、中国科学界所公认的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正如李济先生评论丁文江时所说的: 从好些方面看，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它可以算是中国提倡科学以来第一个好成绩，……他是开创这种风气并且使之实现的人。”
丁文江之所以能够成就他的事业和理想，除去学以致用、有的放矢之外，还要提及他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的思想境界，以至他能够深悟科学的真谛。有此三点，丁文江便是一位心中装着祖国、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以弘扬科学为宗旨献身科学的人。他可以脚踏实地去专心做某一事情，他又能运筹帷幄，有条不紊地做好几件事情。尽管他过早地离去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不朽的丁文江精神，这种精神曾使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受益，曾令中国科学界鼓舞，对后人更是一种无形的鞭策。
关于丁文江先生对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贡献，黄汲清先生曾排列了他在中国地质学上的几个第一:
丁文江———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
第一位地质教学机构负责人，即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所长;
第一位发表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并附有区域地质图的学者;
第一位远征边疆的学者;
第一位发表中国矿产资源论文的学者;
第一位详细研究煤田地质，并建议进行有计划的钻探，从而获得经济效益的学者;
第一位发表工程地质论文的学者;
第一位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古生物的学者;
第一位以地质学者身份主持铁路勘察的学者;
第一位发表 《矿业纪要》的学者 ( 与翁文灏合著) 。
㈤ 我国区域地质调查的基本方针
在“1：5万区调中地质填图方法研究”攻关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原版地矿部权直管局（现中国地质调查局）于1989年11月提出了“关于1：5万区调工作改革的暂行要求”，这也是我国现行区域地质调查工作部署和实施的基本方针。其主要内容包括：
（a）1：5万区调工作分成地质填图和矿产调查两个独立部分，两者既可同时进行，也可先后分别进行，但是两者要分别立项，分别提交成果，也不必每幅图都开展矿产调查工作，而是选择成矿条件好，找矿线索较多的图幅进行。
（b）按片区部署区调工作，并采用新方法进行填图。
（c）在规划部署区调工作时，需同时进行相关科研项目，克服长期以来区调与科研分离，影响填图质量的弊病。
（d）为了保证区调工作质量，要加强区调图幅的质量监督与检查。
（e）为适应按片区部署和采用新方法填图的形势，今后区调图幅实行以委托承包为主，优选（招标）承包为辅的管理办法。
（f）为满足繁重区调任务的需要，保证区调工作质量，改变当前技术人员比例下降、队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依托国内几所主要地矿类高校培养区调工作需要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采取委托培养、选择培训、产学研结合的方式，提高各地矿队伍从业人员的知识和技术能力。
㈥ 一部早期中国地质调查的宏论
吴凤鸣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一、李希霍芬及其人
斐迪南·保尔·威尔赫姆·弗莱郝尔·冯·李希霍芬 ( Fe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von Richthofen，1833 ～ 1905) 是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1833 年 5 月 5 日生于普鲁士 ( 上西里西亚) 巴登符腾堡的卡尔斯鲁赫 ( 今属波兰) 。1856 年毕业于柏林大学，早期曾考察和研究过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多洛米蒂山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地质现象; 成功地建立南蒂罗尔的三叠系层序; 1860 年应邀随同德国经济使团访问过锡兰 ( 今斯里兰卡) 、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曼谷，以及缅甸的毛淡棉等地; 1863 ～1868 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进行地质考察并曾发现金矿; 同时还从事过花岗岩、火山岩、白云岩，以及珊瑚成因的研究。
1860 年和 1868 年，李希霍芬先后两次来中国进行地理、地质考察，1872 年返德后名声大振，受聘于柏林大学、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大学担任教授，担任过柏林大学校长，连任过柏林地理学会主席，当选为国际地理学会主席，以及德国、法国科学院院士，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1905 年 10 月 6 日逝世。
1877 ～ 1912 年，出版了书名为 《中国》 的五卷集地质考察报告，成为我国早期重要的地质文献。
二、两次来华进行地理 － 地质考察的 7 条路线
1860 ～ 1862 年，李希霍芬随同普鲁士 “远征团” 赴亚洲东部进行地质考察，于 1861年到达中国上海，但当时由于他受到清朝政府的限制，仅困居于上海，实际上未能进行任何考察活动。
1868 年，李希霍芬获得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再次来华，进行实地地质考察。后来，他又获得上海外商会的资助，精心设计了 7 条考察路线，以上海作为基地，从 1868年到 1872 年 4 年间，足迹遍及中国 18 个省 ( 区) ，进行地理的、地质的考察，其考察范围北抵辽宁沈阳，西到四川成都，南到广州 ( 包括中国香港) ，东到舟山群岛，时间之长、地点之多，均非他人所能及。
从上海外商会获得资助的条件是，对考察地区获取的地理和地质资料，包括物产、人口、交通、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经济概况，及时向商会作专题报告。从而，也充分显出李氏来华进行考察的目的背景。
李氏考察的 7 条路线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条路线: 1868 年 11 ～ 12 月间，主要地区是杭州、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等地，尤以对舟山群岛考察最详。
第二条路线: 从 1869 年 1 月起，再次赴南京、镇江，转入湖北 ( 武昌及汉口) 。
第三条路线: 从 1869 年 3 月开始，相继有半年时间，主要考察山东郯城、临沂、泰安、济南、章丘、博山、潍坊、芝罘。1877 年，他曾专门提交报告 《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文中强调青岛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渲染胶州湾良港之说。后渡海到达辽东半岛，去过瓦房店、盖平、熊岳; 后进入大孤山，到达本溪、沈阳; 经山海关，又考察开平、滦县、丰润、玉田及一些煤田; 经通州再度进入北京及其西山附近进行地质调查与研究，把北京南口出露的古老地层命名为震旦系。在北京休整后，返回上海。
第四条路线: 从 1869 年 9 月开始，主要是在江西 ( 九江、景德镇附近) ，转到安徽屯溪，后乘船经新安江、钱塘江到杭州返回上海。
第五条路线: 从 1869 年末到 1870 年初，从上海直达中国香港，进入广州经北江到湖南宜章、郴州，乘船经湘江、洞庭湖入长江到汉口转入河南洛阳、经山西晋城到山西太原、阳泉，再经河北正定到达北京，从天津返回上海，重点考察了山西、陕西煤矿资源。在这次考察中，大约在 1870 年，李氏从北京发出的信中大肆渲染了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石炭大国! ”“山西一省的煤可供全世界几千年的消费! ”并绘制了中国第一张 《中国煤炭分布图》。
第六条路线: 1871 年 6 ～8 月间，先从上海到宁波，进天台山到金华、桐庐等县，经兮水县进入天目山，越过千秋关，到安徽的宁国、泾县，到达芜湖，乘船再到镇江，往返南京、镇江多次，进行较细致的地质考察和测量。
第七条路线: 从 1871 年 9 月至 1872 年 5 月，是他 7 条路线考察中时间最长的一次。从上海乘海轮至天津到北京，再次对西山斋堂等地进行考察，经鸡鸣山、宣化到张家口，转至大同、五台山考察，发现 “五台绿泥片岩”。到太原沿汾河河谷南下至潼关，入陕西经西安到宝鸡。据有关文献记载: 河西走廊南缘山脉，曾以李希霍芬命名，即今祁连山脉之一部分。李希霍芬在 《四川记》中盛赞成都是中国最大城市之一，也是最秀丽雅致的城市，还感叹都江堰灌溉方法完善，在世界上无与伦比。随后，他转入嘉定 ( 乐山) ，经岷江，转长江返抵上海，途中对三峡地区考察甚详，“收获”最大。
李希霍芬在 7 条路线的考察中，记录大量野外地质资料，搜集和采集大量的化石、岩矿标本; 绘制了考察地区的地形图、素描图、地质图和地层剖面图等。考察的间隙时间，及时撰成报告，把所观测到的景象，按承诺向外商会报告。外商会在 1903 年将李氏的“报告”汇集成两大卷册，取名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
1872 年，李希霍芬返回德国，深受威廉二世的嘉奖和赏识，学术和社会地位都青云直上，一时名跃全球。
三、五卷集宏著 《中国》编成出版
在普鲁士政府支持下，李希霍芬集中精力整理和撰写他在中国的地理 － 地质考察专著。从 1877 ～1912 年，历时 35 年，完成了宏著 《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 简称 《中国》) 。全书共五卷，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
第一卷: 于 1877 年出版，由他自己执笔撰成，主要论及中亚及中国区域地理概貌，其中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内容，尤为丰富而珍贵。
第二卷: 于 1882 年出版，由他自己主编而成，主要包括考察区域的自然、地质矿产资源，以及社会和经济内容，涉及辽宁、山东、山西、甘肃、陕西、河南等地。
本卷涉及内容最为丰富:
( 1) 1872 年在五台山发现的五台绿泥片岩，为建立我国古老地层系统———寒武系之五台系 ( 上) 和滹沱系 ( 下) 奠定了基础;
( 2) 1871 年提出 “震旦”一词，把早古生代至元古宙一大群碳酸盐为主的地层，命名为震旦系，并以北京南口出露的地层为标准;
( 3) 在河西走廊南缘调查了今祁连山山脉，有的并以自己的姓命名，同时还指出罗布泊的地理位置及楼兰遗址;
( 4) 把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称之为 “丝绸之路”;
( 5) 在华北、西北调查中，提出黄土成因的 “风成说”等;
( 6) 在考察中发现许多褶曲和断层，在秦岭发现了逆掩构造。本卷还附有一张中国北方构造图，图上画了一条 “兴安线”的推测断层构造线，从兴安岭经太行山，一直到宜昌附近，还提出北方有一个古老的 “震旦块”，是一个具时间关系的地质构造单元。
第三卷: 于 1912 年出版，是五卷中最后出版的一卷，由他的学生迪森主编，这时李希霍芬已经逝世 7 年。此卷内容包括李氏在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考察笔录、考察资料等，本卷对各地火成岩做了描述，诸如辽东古老高丽花岗岩，秦岭天台山志留纪花岗岩、南京花岗岩、安山岩和玄武岩等。其中也选入了李氏未曾考察过的地区，如贵州和西藏，是借助他人的资料编入的。
第四卷: 于 1883 年出版，主要是汇集考察中采集的古生物化石，邀请各门类著名古生物学家鉴定、描述和分类等，其中有: F. 富勒希 ( Frech) ，E. 凯萨 ( Kayser) ，G. 林斯特雷姆 ( Lindstrom) ，C. 施瓦格尔 ( Schwager) ，A. 欣克 ( Schenk) 等，是考察中最为珍贵的资料和图片。
第五卷: 于 1911 年出版，也是由迪森主编的。
两本图集: 第一册于 1884 年由李氏自己主编，于 1885 年出版，内容包括中国北部地区地质、地理图12 幅; 第二册于1912 年由 M . 哥罗尔 ( Groll) 博士主编，收入了考察中属于中国南方地区的地理、地质图 15 幅。在编选中，也参考了他人的文献资料和图谱，属于官方发表的材料就有 160 种，反映出当时对中国地理、地质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
四、宏著 《中国》最主要的内容及意义
李氏的巨著充分反映他历时 4 年、遍及中国 18 个省 ( 区) 考察中国自然地理、地质矿产和人文地理，包括风土人情、社会和经济结构等的成果，是当时中国人自己了解自己，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和资料。尤其是在中华大地处于地质调查完全空白的情况下，他的考察及其成果更显其影响深远。
从地质角度来看，学术上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探讨:
其一，在矿产资源方面: 李希霍芬在考察中，非常看重中国矿产资源及其地理分布，尤以煤矿资源描述甚详，有专家统计他在书中对中国煤矿的记述多达 150 余次，才有上述夸大之谬论，认为山西煤炭资源储量占世界首位，但他认为山西煤储量丰富，为便于开采，关键是要解决交通问题。
其二，地层古生物方面: 4 年考察中，李希霍芬采集了大量珍贵的古生物化石，经几位古生物学家分门别类进行鉴定与研究，因此， 《中国》也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古生物专著，为中国地层古生物学奠定了基础。
李希霍芬在五台山发现强烈变质岩类，认定是中国地层最古老层系，称之为 “五台绿泥片岩”，遂后提出 “震旦”一词又在庞培利提出的 “震旦构造线”基础上，把 “震旦”一词引入地层系统，建立 “震旦系”，又提出 “南口系”，对中国古老地层研究，有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值得提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王曰伦、高振西教授都做过一些更正和补充。
1916 年，在章鸿钊、翁文灏主编的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 中，讨论了李氏的划分地层方案，认为李氏把太古宇分为古老片麻岩和新片麻岩尚值得讨论，举出辽宁、山东的片麻岩和花岗片麻岩为古老岩系，而河北、山西的角闪岩片麻岩、绿泥片麻岩以及昆仑片麻岩均为较新的岩系，补充和更正了李氏的划分方案。
其三，中国黄土的风成假说，李氏对中国西北及华北广泛分布的巨厚黄土，做过调查与研究，较早提出了风成假说及其概念，在当时曾风靡一时，有相当影响。
中国黄土成因，学术界争论了近一个世纪，19 世纪末叶以来，黄土风成说占据主导地位，20 世纪 50 年代，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包括河流冲积作用成因，洪积成因，造壤作用结果等。经过地磁和热释光等方法测定，认为是多种地质营力作用堆积，并在相似气候条件下，经黄土化作用而形成的。
中国黄土及其成因的研究，刘东生院士及张宗祜院士的著作中有科学而系统的论述，代表了中国黄土研究最高水平，并荣获过中国科学大奖。
此外，有的文献资料、传记，援引他的提法，把公元前 114 年到公元年间，中国与河东 ( 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带) ，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线，称之为丝绸之路，实际上，正如后来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李氏缺乏考古资料的论证和中华文化底蕴，考察时间短，涉及面积窄，其所谓的 “丝绸之路”，是指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后经赫尔曼在 《中国叙利亚的古代丝绸之路》及其得意门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 “丝绸之路”作补充，才有如今人们对于丝绸之路的一般认识 ( 巫新华先生之 “玉石之路”则另有一说) 。
与此同时，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李氏的调查与研究，特别是宏著 《中国》的问世，对中国的地质事业的开创和影响，主要表现在，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在学习和进行地质调查、研究及教学活动中，几乎都将 《中国》作为必读书目和重要文献使用，对该书有较高的评价。我国地质事业创建者之一翁文灏博士，于 1933 年在纪念李希霍芬诞生 100 周年时发表文章 《李希霍芬氏与中国地质工作》指出:
“李希霍芬关于中国地质的宏著实有待于吾人之详细补充，且其对中国地质历史之基本观念，亦有须加以修正者。孔子曰: ‘观过斯知仁矣’。兹试将睹，而当惊佩其发现之早; 盖李氏距吾人始业之际，尚在五十年之前也。吾中国地质学者无不叹服李氏于数年之间而造成中国地质学之主要纲领，因李氏之成就，而节省吾人十年之工作时间”( 见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33 年，第 3 期) 。
随着中国地质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地质学家在长期的地质实践中，发现不少李氏宏著中的误差和错误，补充和纠正大量不足的地质事实，如翁文灏先生在总结中国东部、华北地区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时代时，纠正过李氏许多错误认识和论述。
五、关于李希霍芬其人及其宏著 《中国》一书的评述
李希霍芬其人及其来华考察的背景和目的，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地质学发展史的讨论中，他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
1903 年，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在 《浙江潮》 第八期中发表了 《中国地质略论》，对外国人来华进行地质考察进行过强烈抨击和警示，他明确指出: “必须掌握自己的矿藏命脉，兴业自强! ”对外国人来华测地造图，深表不安，对列强以各种借口派地质学家来华调查我国地质矿产更感警觉! 对李希霍芬等一针见血地警示: “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学家，而眼光足并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 “盖自李氏游历以来，胶州早已非我有矣”。
1872 年，李希霍芬返德后，四处讲演和游说，曾渲染胶州湾为中国三大良港之一，且逼近矿区，尤为良港。1897 年 ( 光绪二十三年) 11 月 14 日，德国军队占领青岛，次年强迫清政府签约出租给德国胶州湾 ( 1898) 。这让我们不能不想起 1903 年鲁迅的警示。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者之一———章鸿钊先生早在20 世纪30 年代撰写的 《中国地质发展小史》一书中也曾指责说: “李希霍芬氏于调查地质之外，对中国矿产险要以及海洋形势无不悉心考察……”
198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近代地理学创建人》 一书，笔者曾对李希霍芬来华进行地理、地质考察作过简要述评。1895 年，他曾发表文章，公然称 《马关条约》是政治地理学的杰作。可谓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完全暴露了他殖民学者的险恶面目。
尽管他不时鼓吹 “中德两国应有密切关系”，但对发展中国地质事业却发现恶意中伤，他说: “中国知识分子是迟钝的，对快速发展的社会是持续的阻碍，……步行在他们的眼里是低贱的，地质学家的工作更是放弃了所有人类的尊严。” ( 笔者注释: 这段文字在国内有多种译法，以上引录刘东生院士 1993 年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桃李满天下》一书之中)
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建者之一丁文江先生对这些诽谤言论十分愤慨，针锋相对地给自己定下一条准则: “登山必至峰顶，移动必须步行”。1919 年，当中国地质调查所主编的《地质汇报》创刊时，在英文序言里，丁文江特将李氏原文照登，以示对中国地质工作者为戒，激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
事实上，中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迅猛发展和宏伟的成就，一切诽谤之词，早已不攻自破，显示出中华民族豪迈之魂。
总之，李希霍芬其人及其宏著 《中国》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地学思想和方法，在中国地学界确有相当的声望和历史影响，毕竟在我国地质事业萌芽时，曾给予了启蒙、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这是其不容抹杀的历史贡献。但是，对他来华进行地质考察的背景、目的，以及他渲染的不实之词，至少为其政府掠夺中国资源和主权大造舆论，起过的负面作用，也应有辩证的认识。
㈦ 中国地质调查局是国企还是央企
中国地质调查局为国抄土资源部直属的副部级事业单位，根据国家国土资源调查规划，负责统一部署和组织实施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地质和矿产勘查工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地质基础信息资料，并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中国地质调查局下属分几大板块，包括区域地质调查机构、专业地质调查机构、综合研究支撑与公共服务机构、科技创新与技术支撑机构。
㈧ 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队伍建设问题
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队伍建设，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各方面也十分关心，但至今10年仍未真正建成，在队伍结构和数量上，离精兵加现代化，调查与科研相结合，能担当重大战略任务，善于攻坚打硬仗的高素质、专业化队伍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究其原因是：在拟定地勘队伍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时，没有明确保留各有关专业的一部分骨干力量，10年来的实践说明，这方面是有失误的。主要根据以下事实：一是中国地质调查局有机关行政机构编制，没有队伍编制。中编发〔2004〕2号对国家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规模，只说了逐步组建到位。而国土资源部〔2001〕406号《地质队伍“野战军”组建总体方案》中，关于“野战军”总规模为2.5 万～3 万人(包括国家、地方和行业精干的队伍)，国土资发〔2005〕12号明确了国家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1.5万人，但都没有向中编办申报批准；二是在中央财政支出科目中没有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经常性事业项目和经费，仅有局机关人头费。为期12年的地质大调查专项，是权宜性措施，列专项方式也不符合公益性地质工作需要长期稳定的公共财政保障意义；三是中国地质调查局与其归口管理的27个事业单位，同属国土资源部的直属事业单位，体制不顺，科研与调查结合差，队伍结构不合理，没有首先从整个地勘队伍中挑选骨干人员和必要装备；四是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实力不强，大区中心的职能定位变化不定，没有着力发展自己的直属队伍，因此，大部分公益性地质工作项目采取委托和面向社会地勘单位招标承包的办法，而不是主要依靠相对稳定、调查与科研相结合的自身力量。
分析评论：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队伍建设，始终存在认识差异。首先是要不要有直属队伍上，认识不同；其次是队伍规模及结构上，意见也有分歧。国土资源部已多次公开宣布，中国地质调查局已经建成、已经完善。但事实上队伍数量不足、专业不配套、结构不合理、经常性地质工作项目及相应的公共财政支持渠道没有建立，公益性地质工作大量外包。在自身职能的观念和行动上，拘泥于姓公还是姓商，不重视找矿和矿产勘查工作，导致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项目、矿产资源补偿费(今地勘基金)项目和油气调查项目等，只能设立专门机构去承担，连国土资源部内部都不能实现地质工作的统一管理。在这种情况下硬说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建设已经完善，显然没有说服力。今后国家要加大对地质工作的投入，中国地质调查局队伍的不适应，必将更加明显。要实现在2020年赶上世界一流国家地质调查队伍的目标，这种局面必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