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大学刘杰

① 为中国作出卓越的贡献有哪些人物

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爆破，是几十万人集体创造的结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走向低谷，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资料。从此中国原子弹进入自主研发阶段，并将中国原子弹研制项目定名为“596”工程，而1959年6月，就是苏联单方撕毁提供原子弹技术的日子，为了牢记这一刻，才定名“596”工程。

赵忠尧，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并且在加州理工学院进行原子核反应研究，1950年选择回国。赵忠尧是中国核物理研究和加速器建造事业的开拓者，回国之时带回来很多设备，主持建成中国第一、二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如果赵忠尧不回国，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钱学森曾说“赵教授带回来的设备，在当时贫瘠的中国是搞不出来的，中国也正是有了这个，才能快速的研发中国的核武。”

总之，我国核弹研究是集体创作的结果，每一位参与者都为中国核弹做出了巨大贡献。

② 专家怎么分析近期地震情况的

8月8日和9日，我国西部四川九寨沟和新疆精河先后发生强震，引发了公众对地震活动频率、地震是否与水利工程有关等问题的关注。多位地质领域专家11日接受记者采访，对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回应。

刘杰说，地震按照发生类型来说，通常分为构造地震、诱发地震、火山地震、陷落地震、人工地震等。通常认为，水库诱发地震是由于水库区有大断裂破碎带存在时，蓄水后水渗入岩层，促使岩层变形错动，从而诱发地震。水库诱发型地震的特点一般是震级小、震源浅、波及范围小。“大型水库因蓄水会诱发一些轻微的地震活动，但这些地震基本上分布在库区及其周边区域，不可能引起几百公里外的地震。”刘杰说，九寨沟地震属于典型构造地震，即由于地球岩层断裂，发生变位错动，在地质构造上发生巨大变化而产生的地震，它与水库诱发型地震属于不同地震发生类型，机制和原理也不同。

③ 请问曾经担任过河南省长的刘杰现在还在吗

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1914年生，河北威县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西版郊区委书记，宛权平县委书记，北平市委农委书记，晋察冀三地委书记，察哈尔省委副书记、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兼开封市委副书记，中共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地质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河南省委常务书记，河南省省长，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书记。是中顾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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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的老同志了，建在与否不好说了

④ 李四光为祖国做出了哪些贡献

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

主要成就：

科研成果

李四光的科学成就，大致可分两个阶段，1949年前由于旧中国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侧重地质基础学科的研究；1949年后，在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根据国家需要集中精力，积极开拓应用研究领域。

提出蜓科鉴定方法

1923年，李四光提出了蜓科鉴定方法，创立了十项标准，将蜓科主要特性，用若干曲线表示出来，使之既有定性概念，也有定量概念，并可以减少文字描述的繁琐，从而提高了鉴定的标准性科学性。这十条标准，一直被中国及其他国家蜓科学者所采用。李四光用这个方法，鉴定了大量的化石标本，写成了他的第一部科学巨著《中国北方之蜓科》，获得了伯明翰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

对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初，李四光开始了对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研究。他以很大的兴趣关注中国东部有关第四纪冰川作用问题，在30年代中，完成了《冰期之庐山》一书，引起中国及其他国家地学界的很大兴趣和探讨。40年代他又对贵州高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等地作了调查，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冰川的文章，为中国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增加了新的重要篇章。

创立地质力学

20世纪20年代中叶，有关大陆运动起源的讨论正值高潮之际，李四光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一文，提出了“大陆车阀”自动控制地球自转速度变化作用的假说。地质学中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地质力学就从这里萌芽产生了。
李四光建立的地质力学，是把力学理论引进到地质学的研究中，即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规律。他认为，地球表层的各种构造现象都是地壳运动的产物。地壳在运动中存在，必然有一种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力就是地应力。岩石在地应力作用下会形变，由于各种岩石性质不同，产生的构造形迹也不同，依照构造形迹的力学特征和组合型式，可以追索力的作用方向和方式，进而探索地壳运动的方向和起源。这是一项研究地壳运动的新方法。它把力学和地质学密切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解决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问题的新途径。
在地质力学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李四光的几篇重要著作，如20年代末的《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运动的意义》、30年代的《中国地质学》、40年代的《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50年代的《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60年代的《地质力学概论》，都是每个阶段总结性的著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地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成功的贡献

李四光早就预见到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铀矿资源。1949年回国时，他从英国带回了一台伽马仪，为中国后来寻找铀矿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1月，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李四光和刘杰、钱三强一起作了工作汇报。李四光多次听取找铀队伍汇报、指导工作。他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对找铀前景持乐观态度，指出：“一是要找富集带，二是要便于开采。……在我国主要是在几个东西带上。”实践证实了李四光的预测，尤其南岭带的一些铀矿床以规模大、品位高、易开采著称全国。李四光在强调构造规律的研究时提出：“关键要把对构造规律的研究与辐射测量结合起来。”遵循李四光的思路，覃慕陶、吴磊伯等经过艰苦工作，找到了211特大型铀矿床。到“二五”计划末期，中国已发现一系列铀矿床，铀产量已能保证中国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作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石油的勘探和开发

长期以来，中国被认为是一个贫油的国家。当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李四光在仔细分析了中国地质条件后，深信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他提出应当打开局限于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是找一个而是要找出几个希望大、面积广的可能含油区。他找油的指导思想是，先找油区、后找油田。1954年，他在石油管理总局作过《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指出了三个远景最大的可能含油区，即：青、康、滇地带，阿拉善—陕北盆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并提出应该首先把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伊陕台地、阿宁台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普查找油的对象。1955年春，他担任了全国石油普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指导了石油找矿工作。特别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先后突破之后，他更加坚定了中国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的信心，指出新华夏沉降带找油的理论是可靠的，为中国寻找石油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地震预报

20世纪60年代初，广东新丰江水库发生地震，尤其是在1966年邢台发生了强震之后，李四光深感地震灾害对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之严重，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用了很大的精力投入了地震的预测、预报研究工作。他认为地震是一种地质现象，大多是由于地质构造运动引起的；因此，对构造应力场的研究、观测、分析和掌握其动向，是十分重要的。他在邢台地震之后，对河间、渤海湾和唐山等地区孕育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提出过一些预测性的意见，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可惜这项工作他没有来得及深入总结，就与世长辞了。

主要著作：李四光代表作有《冰期之庐山》《中国北部之蜓科》《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李四光（1889.10.26－1971.4.29），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蒙古族，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2009年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李四光1910年7月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11年，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1928年1月，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1年4月，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9月，任中国科协主席；1969年4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名字由来：

李四光出身于穷苦家庭。因为李四光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李卓侯给他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李仲揆。

1902年，在洋务派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领导下，湖北开始大量兴建新式的中小学堂，除了教学生传统的经书，还传授科学技术知识。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黄冈，仲揆跃跃欲试，来到武昌，在湖北省学务处填写报名表。可能是太紧张了，他误将年龄“十四”填在了姓名栏里。发现写错后，他因为家里穷，舍不得花钱再买一张表格，正在犯难，抬头看见前面大厅正中挂的横匾上有“光被四表”这四个字。仲揆眼前一亮，将姓名栏里“十”添了几笔写成“李”，而在“四”后边加了个“光”字，改过之后，他满意地说：“四光，四面光明，前途是有希望的。”从此他改名为李四光。

人物评价：

李四光在旧社会走过的道路，尽管有些曲折和坎坷，但他毕生努力的方向和最终达到的高度，以及对祖国和人民做出的贡献，在当代中国科技界、知识界，的确是一面旗帜，无愧于党和人民给予的这个高度评价。（“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评）

他（指李四光）是中国地质事业也可以说是地球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地质学的贡献、他的治学精神和高风亮节，都堪称后世师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叶连俊评）

李四光先生作为革命先驱者敢于向旧事物挑战的精神，作为教育家诲人不倦、孜孜追求的品德，作为事业家从人民需要出发强烈的责任感，和作为一位地质学家在科学实践中贯穿了前面所说的革命、育人、为人三者辩证统一的科学思想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像任何一位思想家一样，不仅留给我们许多还要去认识、去判断、去解决的地质问题，而且也留给我们认识、判断、解决的思想。（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刘东生评）

⑤ 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成功都经历了哪些波折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地建设自己的家园，但极其严峻的形势也摆到了年轻的共和国面前：一方面，人民政府接收的是一个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科技与经济十分落后，百废待兴；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不甘心其侵略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除了在经济技术上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外，还在军事上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6月27日，美国又悍然宣布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美国依仗手中的核武器，横行霸道。有的好战分子甚至叫嚣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核恐吓。

在手持核武器的帝国主义面前，中国人民深深懂得，要反对核战争，粉碎核讹诈，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就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但是，旧中国在原子能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在专门研究机构中从事研究工作。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的起步异常艰难。

1946年，由于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的推荐，在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在上海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工作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进入了著名的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师从约里奥·居里夫人深造放射化学。解放初期，周恩来号召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杨承宗正好完成学业，两次拍电报给先期回国的物理学家钱三强，要求回国，报效生他养他的祖国，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临行前，约里奥·居里先生对他说：“你回去告诉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也并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约里奥·居里的话语不多，但充满了鼓舞的力量。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也相信中国可以而且一定会制造出原子弹。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在核研究方面给予中国具体的帮助。

1955年初，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工作开始了。周恩来约见钱三强、李四光和刘杰等人，详细询问了中国核科学的研究人员和设备、资源等情况，还向他们了解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等。

政治局经过讨论，通过了原子能发展计划，代号为“02”。

1949年11月1日，南京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国政府邀请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帮助创建现代化的科研机构。科学院以外的一些学术团体，如中国物理学会，也积极参加研究工作。该学会约有570名成员，其中包括10名积极从事核科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在以后的几年里，一些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科学家，如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也陆续回到祖国；还有原来分散在各高校工作的朱光亚、胡济民、虞福春、卢鹤绂、吴征铠、周光召等都被组织起来了。

1950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重新组建其下属的各研究所，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吴有训、钱三强分别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和副所长。6月，这些学术带头人决定重点开展原子核研究。中国政府也要求外交部有选择地邀请一些外国专家访问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建设，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在以后的几年里，核物理研究继续被列为国家的研究重点，并支持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加速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逐步形成一支比较强大的骨干队伍。

同年，经周恩来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千瓦的重水型实验反应堆和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科学技术人员去苏联实习。

1956年4月，周恩来对当时担任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说，要从军队里调一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宋任穷思考了两天，毛遂自荐，对周恩来说：“就把我调出来吧。”周恩来在1956年7月向中央作的《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成立“原子能事业部”的建议。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1956年11月，国务院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命宋任穷为部长，副部长是刘杰、刘伟、雷荣天、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袁成隆。

从此之后，中国的原子能发展事业正式踏上了征途。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大跃进”政策失误和国内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尖端武器的研制该“下马”还是“上马”的议论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化。有人认为，国家处于特别困难的时期，肚子都填不饱，就不要花那么多钱去搞一时看不见摸不着的尖端武器了，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应该停止。有人认为，原子弹、导弹应该搞，但是国家现在太困准，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应该放慢速度。

陈毅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中央专委在周恩来主持下，3年内召开9次会议，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原子弹、导弹研制工作中的协作攻关等问题。

为了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起一个代号，物理学家朱光亚提议并经核武器研究所所长李觉同意，把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即“596”。

中国研制核武器胜利在望，少数大国为了保持核垄断的地位，不愿看到中国拥有核武器，想方设法进行阻挠和破坏。

在美、英、苏三国联合遏制中国进行核试验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科技专家们努力工作，发愤图强，在核武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到1964年夏天，我国终于全面突破了原子弹技术难关，取得了原子弹研制方面的巨大成就。

可疑的设施是一个能够在两个月内投入使用的核试验基地。”根据这一情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中国将在最近进行一次核爆炸试验。”美国的情报虽然准确，但它是无法阻挡住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步伐的。

1964年8月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

9月1日，核试验预演结束。当时传来消息，国外可能有人正在策划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破坏，以阻止中国掌握核武器。这样，何时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便更加紧迫地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央专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来。为此，周恩来于16、17日两天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九次会议，听取张爱萍、刘西尧关于原子弹预演情况的汇报，综合分析国际形势，慎重研究正式试验的时机。周恩来综合大家意见，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早试，将在本月下旬下决心；一是晚试，先抓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选择机会再试。他说：“我们要设想一下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试验的时间，国庆前下决心。”周恩来本人倾向于早试。无论早试还是晚试，准备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至于核试验的具体时间，待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做最后决定。

9月2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请示爆炸的时间。当晚，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已阅，拟即办。”

9月22日，周恩来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中央专委会的试验方案。会议做出了早试的明确决定。

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他兴奋地向大家说：我向毛主席和少奇等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同意第一方案。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是，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这样，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试验的时间看来需在20天以后了。10月有4次好天气，中旬可能赶上也可能赶不上，还有下旬一次；11月上旬还有一次，到11月下旬就不好了。要把风向、放射性微尘飞散距离详细计算，搞出资料。原子弹响了，影响就大了。万一不响；后果如何，还要找参加核试验的专家进行专门研究。

周恩来还指出，为了防备敌人万一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研究，做出严密的防空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除我和贺龙、罗瑞卿亲自抓以外，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要规定一些暗语、密码。他还郑重地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

尽管进行了这样周到细致的准备，但仍有相当的风险。万一试验失败，消息泄露，将造成不利影响。为了绝对保守原子弹试验的秘密，周恩来对与会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他说：“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邓颖超同志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他还对后到会的陈毅说：“你可不能讲啊!”陈毅知道周恩来是提醒他在以外长身份接待外宾时不能说了出去。他操着四川口音爽快地回答：“我不讲哇!”

张爱萍和刘西尧返回西北核试验现场，将周恩来的指示传达给现场上万人员。周恩来以身作则的表率行为，使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有效地保证了第一次核试验没有发生一起泄密事件。

根据气象情况，周恩来将核爆炸的零时选定为1964年10月16日巧时，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当基地的人们知道这个确切的时间后，他们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基地有一个姓杨的技术员，在1964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当他醒来后，冲出帐篷；大喊道：“党中央已经审定通过爆炸时间了!”当别人问他是怎么回事时，他激动地喊着：“我梦见党中央已经确定了爆炸时间，它包括3个‘十五’。”

当时无人能说得清楚，这3个“十五”究竟代表什么意思。现在这个梦有了比较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第一个“十五”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第二个“十五”表示从10月1日起往后数15天即10月16日；第三个“十五”表示原子弹将在那天的15时爆炸。

也许是纯属巧合，也许是后人的编排。不管这个梦是真是假，它已经成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一段趣话了。

10月14日13时，原子弹静卧在铁塔上那个纯金属构造的银灰色小屋里。这个铁塔由8467个构件组成，高102米，重70吨，在耀眼的金色阳光辉映下，傲然挺立。

10月15日15时，有关技术人员完成了原子弹核心部件的装配和几道关键的工序。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带领技术人员作最后一次检查。离开铁塔时，他有点恋恋不舍，便取下相机，想拍张照片留念，但又考虑到现场不准个人拍照，自己不能违例，他就没有拍照，没有留下自己在那伟大的历史时刻的身影。当将军后来回顾当时的情景时，仍然感到有点遗憾。

围着铁塔，在约60公里的范围内，呈放射状地摆列着近百项效应工程和实物：飞机、军舰、大炮、坦克、装甲车、桥梁、铁路、战时工事和民用楼房，还有马、狗、猴于、老鼠、种子以及各种测试仪器设备等。真像一个大干世界，应有尽有。

罗布泊戎装待命，静候震撼世界的庄严时刻。

10月16日凌晨6时30分，一切不必要留下来的人员撤离现场。现场指挥所设在离爆心23公里外的孔雀河畔的山坡——“721”高地，指挥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核试验。

下午，李觉、张蕴钰和两位工程师最后一次来到塔上，安装了电引线，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当他们在离爆炸零时前50分钟回到地面时，周围的人们关心地询问他们为什么比预定的时间晚下来4、5分钟，李觉回答：“我一定要亲自确认没有任何的差错。”

接着，他们撤离到现场指挥所，李觉把塔的也控装置的钥匙交给了控制室的领导。采取这一安全措施，是为了保证原子弹不能被爆炸塔附近的任何人引爆。这也是爆炸前最后时刻的一个检查环节。

总指挥部的电话全天24小时与北京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接通，张爱萍最后一次报告说：“总理，安装工作已经结束，一切顺利，请指示。”

周恩来平静地说：“预祝你们成功!”

张爱萍发出最后指令。

在主操纵员读秒到达零时，“起爆”命令发出的一瞬间，只见罗布泊大漠深处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紧接着，腾空而起一个巨大的火球，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爆炸形成的蘑菇云不断上升扩张；稍后，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好像要把苍穹撕裂似的。

这时，试验现场欢声雷动，全体参试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互致祝贺。

15时4分，张爱萍眼望高耸蓝天的蘑菇云，问王淦昌：“这是一次核爆炸吗?”

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的!”

然后，张爱萍给北京的二机部打电话：“请找刘杰同志。”

在二机部原子弹试验办公室里，刘杰正和几名干部焦急地等待着。电话铃突然响了，接电话的同志太紧张了，以至把话筒掉到了桌子上。刘杰一把捡起来，听到张爱萍激动的声音：“请报告周总理和毛主席，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再说一遍。”

“原子弹爆炸了，已经看到了蘑菇云!”

“我马上报告!”接着，刘杰抓起了专用电话：“我是刘杰，请周总理讲话!”

“我是周恩来!”

“总理，张爱萍同志从试验基地打来了电话，原子弹已经爆炸了，看到了蘑菇云!”

“好，我马上报告毛主席。”

几分钟后，周恩来给刘杰回电话：“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刘杰立刻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张爱萍。张爱萍回答说，这确实是一次核爆炸，这一点已经被充分证明了。

这时，刘杰不由自主地开始抖动，他又给周恩来打了电话：“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这是一次成功的核试验!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

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后，随即赶赴爆区，检查爆后的各种效应情况。两个多小时后，张爱萍、刘西尧等签发一份经多方专家认定的关于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报告，将它电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确实实现了核爆炸，威力估计在2万吨TNT当量以上。

张爱萍这位儒将诗兴大发，怀着喜悦的心情，欣然吟出《清平乐·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一词：东风起舞，壮士千军鼓。

苦斗百年今复主，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

春雷震惊寰宇，人间天上欢隆。

是啊，这一欢隆的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

1964年10月16日傍晚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多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他满面春风地向大家宣布：“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内，中国人民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对国防力量的增强欢欣鼓舞；在国外，友好国家和团体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显示了自力更生的威力，是亚洲历史上的一个辉煌功绩。

⑥ 地质档案资料的二次开发应用

胡 青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

摘 要 地质档案资料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大量实例证明了再次综合应用这些地质信息资源在筛选勘查基地、优选找矿靶区、综合找矿、矿权转让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实现地质档案资料的潜在价值向社会经济效益的转化。

关键词 地质档案资料 二次开发应用

21 世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后，地质资料作为社会信息的组成部分，已成为经济建设的重要信息资源。随着知识经济及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经济建设中对地质资料的需求与日俱增，地质资料中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日益被社会各界所认识。挖掘潜在的资源，重视地质档案资料的二次开发，实现其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这是地质资料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要想进一步拓展地质市场，开发地质产业，就要充分利用已有地质科技档案资料。开发地质档案信息资源，可以加速地质勘察，缩短找矿周期，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利用地质资料的二次开发成果进行有偿服务、有偿使用，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地质资料的二次开发，是对已有地质资料进行第二轮系统全面的分析，即在新理论、新方法指导下，对原有地质资料、各种观察到的地质现象与地质找矿的关系等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加工整理和分析，进而获取新的有用的地质信息，解决过去遗留的地质问题。因此，地质资料的二次开发，是对已知成矿区（带）或老矿山开展新一轮地质找矿预测的基础。地质资料的二次开发在我国地质找矿及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不仅给各部门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提高了地勘单位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近年来，我国地质资料的二次开发主要体现在以下 5 个方面。

1 开发研究地质资料，筛选勘查基地

馆藏地质档案资料是不同时期提交的地质勘查成果，有些矿床（点）矿产资源的经济技术指标或外部地质条件，在当时不具备开发利用价值。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人类认识的不断提高，找矿勘查技术装备和分析测试手段的更新和发展，在现有的条件下，这些矿产资源就可能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如不开发这些地质资料，它们就会成为“死资料”而永远失去其利用价值。开发研究这些资料，可以直接筛选出勘查基地和矿产地。近年来，地质部门通过开发地质资料，筛选出了一批可以直接开发或值得进一步勘查的矿床（点），有些已经产生了经济效益。如江苏中巷铁铜矿、江苏东山铅锌矿、江苏横山铜矿、江西九华山金铜矿、江西乐平市乐华锰矿、江西景德镇市庄湾沙金矿等，都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提交评价报告中的矿床（点），由于矿床规模小而一直搁置。近年来，由于矿业开发的兴起，通过地质资料的研发和论证，认为它们具有开发利用或进一步工作的价值，现已进行开发或补充勘查工作。2006 年河南省第一勘察院通过对地质档案资料进行二次开发，从老资料中挖出大煤田，发现预计储量为 1.5 万吨的南召煤田。2005 年 12 月山东省地矿局第一地质勘查院通过充分发掘前人勘探成果资料，在新疆伊宁发现两个煤矿，共提交煤炭资源量 39.75 亿吨。这种利用前人工作成果、大规模编制勘查总结报告的模式，为地勘单位开展此项工作提供了经验和先例^[1]。

2 综合分析地质资料，优选找矿靶区

馆藏地质资料中有大量的地、物、化、遥等基础资料。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认识对这些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往往可以优选出新的找矿靶区。过去，一个地区的地、物、化、遥工作多是在不同时期由不同单位的不同人员完成的，资料分散在各单位，因此对所取得的成果资料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而现在这些档案资料都已归档汇交统一管理，给地质工作者提供了系统分析研究的条件，加之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应用和新的成矿理论的指导，找出不同异常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异常与地质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可以进行找矿远景规划，还可以优选找矿靶区和靶位。如江苏利国铁矿的西侧有 4km2的航磁、地磁异常，过去被微山湖水淹没，现在水退露出了湖底。从利国铁矿的探、采资料所反映的矿化规律分析，矿带向西到微山湖地段铜金矿化应增强，是在铁矿外围寻找铜金矿的有利靶位。

安庆铜矿 28 号矿体原为单孔矿的小矿体，不具备可采价值，矿量被注销。地质技术人员在调查周边岩层、矿石类型变化特征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利用地质档案资料，推定 28 号矿体具有一定的补充勘探价值。通过探矿工程验证，28 号矿体探明储量 85 万 t，铜金属量 1143t，铜平均品位 1.345%。安庆铜矿28 号矿体的勘探，是地质技术人员利用地质档案找矿的范例，对矿山充分利用现有的地质资料，综合分析研究，探边扫盲，增加矿山地质储量具有指导意义^[2]。

3 引用新指标开发老资料，“呆矿”获新生

江西德兴银山矿区因古代采银而得名，20 世纪 50 年代探明为中型铅锌矿床后建矿生产。60 年代初铅锌资源日趋危机，为保矿山生产，江西有色地质一队在银山矿区及其外围开展找矿工作，1973 年 10 月发现九区铜硫矿带，经过 6 年的评价和勘探，采用当时的坑采指标圈定矿体，即铜边界品位：w（Cu）≥0.3%，工业品位≥0.5%，圈出矿体175条，计算B+C+D级铜金属量43.6万t，B+C+D级铅+锌金属量1.04万 t，伴生金为 54.5t，银为 717.426t。1983 年 5 月经储委审查后认为：“该矿床矿体的地质标志不明显，单矿体数量多且复杂，互相对应连接有困难，对这样复杂的矿床，在地质勘探甚至生产勘探和采矿中，都无法弄清每个矿体的形态和规模。”因此，江西银山九区铜硫矿带探明的矿产储量为暂不可能利用的“呆矿”。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地质工作的不断深入，江西有色地质一队人员再次仔细查阅有关地质资料、综合分析研究，引进新的地质理论，拓展了找矿思路。认识到银山与德兴斑岩铜矿属同源异位“火山—斑岩系列”矿床，而且矿化特征与铜厂、富家坞两典型斑岩矿床基本相同。基于这种认识，采用斑岩铜矿露天开采指标：铜边界品位≥ 0.2%，工业品位≥ 0.4%。重新圈定矿体，使原有的 175 条大小不等的矿体合并简化成 9 条厚大矿体，矿体形态简单，厚大而完整。根据这一新成果，经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进行开采技术经济论证后认为：“该矿床开采方法由坑采转为露天开采，经济上合算，方案是可行的。”1988 年 5 月至 1989 年 10 月开展了“坑改露”地质补勘工作，仅仅投入少量实物工作量，就使中型铜硫矿床变成了大型斑岩型铜硫金矿床（铜金属量为 62 万 t，硫为 1303 万 t，金金属量为 72t），从此，“呆矿”变“活矿”。1990 年，江西银山九区铜硫金矿露采工程开工，一座大型铜矿选厂已投料生产，为缓解我国铜材市场需求做出了贡献。

4 利用分析测试资料，综合找矿“贫”矿变“富”矿

我国内生金属矿产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共生、伴生矿多，尤其是有色金属矿产更为突出。由于认识的阶段性和分析测试技术条件的制约等原因，相当一部分矿床的物质组分研究尚不够充分，伴生、共生有益成分未能完全查明，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生产矿山资源损失和浪费，同时也给当前地质找矿提供了一个亟待开发的领域。为此，以新的成矿理论为指导，对以往地质勘查资料开发利用，采用目前先进的分析测试手段，充分利用原有实验测试档案，开展正、副样查定就可使“呆矿”获新生，一矿变多矿，“贫”矿变“富”矿，使老矿山重获新生。江西弋阳县铁砂街是一个老矿区，新中国成立后地质队伍先后三次进行铜矿勘查，累计探明铜金属量不足 6 万 t，为一小型富砷铜矿床。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建设对银需求量的增加，银矿地质工作得到加强。江西有色地质一队对弋阳县铁砂街铜矿勘探报告进行反复研究，发现铜矿体组合样中银的品位普遍较高，就决定用其副样系统开展银的查定工作。1984 年至1987 年间共查副样 1793 个，投资 2.3 万元，在铜矿体中圈出银矿体 12 条，获表内银金属量 362t，为国家找到一处可供开发利用的中型银矿床。弋阳县铁砂街铜矿变成了铜银共生矿，一矿变两矿，极大地提高了该矿床的经济价值。

5 补充完善地质档案资料，为矿权转让服务

2004 年 7 月，湖南省地矿局 418 队在地质档案资料二次开发中筛选出来的湖南省绥宁县界头炉铁矿普查找矿成果，在邵阳市公开拍卖其采矿权。经过 5 家竞买者紧张激烈的多轮竞价，最终由湖南湘潭合力焦化有限公司以 730 万元竞得。该铁矿位于湖南省绥宁县枫木团乡界头炉村，1958 年大炼钢铁时由当地群众报矿，后经地质队勘查发现，自 1959 年后先后有多个地质队在此开展过工作。1975 年 3 月，湖南省地矿局 418 队进驻该矿区，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找矿成果，于 1976 年 10 月提交了《湖南省绥宁县界头炉铁矿矿区普查报告》。该矿在当时被认为是“厚度小、品位低、储量少，虽有工业利用的远景，但意义不是很大”的小型矿床，特别是由于当时选矿技术的落后，工业选矿问题尚未解决，致使该矿一直未能得到开发利用。2004 年，该队为了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组织了强有力的专业技术力量，全面盘点现有地质档案资料家底，进行地质档案资料的二次开发。该铁矿的地质档案资料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一致认为，随着钢铁工业的飞速发展，特别是选矿技术的提高，这个被封在深山人未知的铁矿，在当前经济技术条件下，具有极大的开发价值。为了使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使这个已探明了 27 年的矿床为人类造福，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服务，该队认真做好采矿权拍卖的前期论证和技术咨询服务工作。此次采矿权的拍卖成功，不仅为当地政府和国土资源部门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也同时提高了地勘单位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为地勘单位进一步走向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3]。

2004 年河北省地勘局第三地质大队对保存的地质档案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及时补充完善，为两个矿权转让提供地质报告获益 500 万^[4]。2005 年山西 213 队集中全队的技术勘察人员对历年积累的地质档案资料进行扫描式研究，根据经济建设对矿产资源的急需，开展矿权的申报、维护和开发等工作，成功进行了襄汾县庙凹铜金矿普查项目的矿权转让；根据原有资料，投资 80 万元，进行翼城刁凹铁钼矿的勘探，发现具有开采价值的铁矿，申报铁矿、铝土矿、煤矿普查等 4 个价款项目；申报 2 个铁矿普查、多金属矿详查矿权项目。通过二次开发地质档案资料和加强地质勘查工作，收入 2780 万元^[5]。

由此可见，地质档案资料在我国地质找矿及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地质档案资料的二次开发作用不容忽视。

6 结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信息需求，人们对地质资料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对资料的二次开发，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对现有资料进行集成。在利用地质资料时，不仅要求提供原始资料，而且要求提供经过经济分析和预测的综合信息。社会发展的需求为资料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带来了新的活力。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不断发展及 IT 产业的日益成熟，地质档案资料的现代化管理日趋完善，地质档案资料的二次开发及地质资料的综合研究是未来资料利用的热点。我们要抓住机遇，拓宽开发利用领域，借助于新技术、新方法，新思路，充分挖掘地质档案资料的潜在价值，把现有资料用好、用活，满足社会经济建设事业的需求，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

参 考 文 献

[1] 高明波、王玉峰 . 伊宁：地质档案资料中挖煤 40 亿吨 . 地质勘察导报，2005.12.17

[2] 袁新洪 . 科学利用地质档案指导矿山探矿工作 .「J」有色金属（矿山部分）2004，56（3）：21 ～ 22

[3] 刘国荣 . 湖南地矿局 418 队地质档案中淘得“金娃娃”. 中国矿业报，2004.08，14

[4] 任平俊，郝晓雨 . 河北两份地质档案资料卖了 500 万 . 地质勘察导报，2005.06.25

[5] 刘杰 . 老资料产生新效益 . 地质勘察导报，2005.12.24

⑦ 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1999校长是刘杰书吗

高校招生是按分数录取的，我们必须科学评判自己的高考实力，合理而充分地用好分数。高考志愿是考生对未来职业生涯的第一步规划，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和选择适合自己的高校和专业。因此，填报高考志愿既要考虑“分数”因素，也要考虑“非分数”因素。我认为以下五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一个问题：如何选择大学

1．分类了解全国大学概况

北京大学孙东东教授将全国大学分为以下五种类别，对于帮助学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从总体上把握和认识高校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综合性大学：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厦门大学等为代表。这些大学历史悠久、理工文医学科门类齐全、文理渗透，文化底蕴较为深厚。

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以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为代表。这些大学工科专业实力很强，但理科基础和人文社会科学相对稍弱。

准综合大学：如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这类大学以为各类工业、农林牧水产业、地矿、财经、政法、语言等行业培养专业人才为目的，主体专业实力很强，行业特点明显，与行业有天然联系，又都在逐渐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师范类院校：以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为代表。属综合类大学，其教学水平、科研实力往往超过同批次的准综合大学。这类院校都陆续开设了非师范专业。

专业院校：如医学、艺术、体育、军事、警察等。这类院校专业性很强，培养目标明确。报考此类大学应充分考虑考生的天赋、特长和兴趣。

上述五类大学，各自的发展历程不同，办学实力和特点各异，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也有差别。这都是填报志愿时需要认真分析和考虑的，希望大家不要忽视。

2.百所大学列举

每年在北京招生院校800多所。北京高校按录取分数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航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是在国际上有一定竞争力的国内顶尖大学。

第二梯队（一本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大医学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这些大学属于同一量级，原来都是部委办的院校。

第三梯队（二本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物资学院、北方工业大学（以上学校录取分相对要高一些）；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印刷学院（这些学校录取分不太高，但主体专业办学条件不错，教学很有特点和优势）。还有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城市学院，也属这一类。

外地一本院校中70%-80%，特别是省会城市的院校，办学水平都较高，有明确的主体专业，是行业领军者。列举如下：

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兰州大学。

⑧ 李四光除了地质力学理论，还做出过哪些重大贡献

李四光是我国著名的地质专家，在地质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毕生倡导以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的发生、发展及组合的规律，认为各种构造形迹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

李四光早就预见到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铀矿资源。回国时，他克服重重困难从英国带回了一台伽玛仪，为后来寻找铀矿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拉开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序幕。在这次会议上，李四光和刘杰、钱三强一起工作汇报。李四光一直关心着铀矿地质的开展，多次听取找铀队伍汇报、指导工作。铀产量已能保证我国核工业发展需要,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⑨ 摩尔根和达尔文、李四光分别发明了什么

摩尔根发现了染色体和遗传规律。 达尔文写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进化论的基本理论。李四光是地质学家,创立地质力学。

1、摩尔根

托马斯·亨特·摩尔根 (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 是美国进化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胚胎学家。发现了染色体的遗传机制，创立染色体遗传理论， 是现代实验生物学奠基人。于1933年由于发现染色体在遗传中的作用， 赢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达尔文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

曾经乘坐贝格尔号舰作了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出版《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以及物种不变论。

除了生物学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其他两个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转化定律），对人类有杰出的贡献。

3、李四光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蒙古族，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2009年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

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

(9)中国地质大学刘杰扩展阅读

1、摩尔根毕生从事胚胎学和遗传学研究，在孟德尔定律的基础上，创立现代遗传学的“基因理论”。曾对多种生物（包括许多种海洋生物）和生物学问题进行研究；

利用果蝇进行遗传学研究，发现了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确立了伴性遗传规律。并发现位于同一染色体上的基因之间的连锁、交换和不分开等现象，建立了遗传学的第三定律——连锁交换定律。

把400多种突变基因定位在染色体上，制成染色体图谱，即基因的连锁图。于1926年出版了《基因论》（The Theory of the Gene）专著，对基因这一遗传学基本概念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描述。

2、李四光早就预见到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铀矿资源。1949年回国时，他从英国带回了一台伽马仪，为中国后来寻找铀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5年1月，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李四光和刘杰、钱三强一起做了工作汇报。李四光多次听取找铀队伍汇报、指导工作。

他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对找铀前景持乐观态度，指出：“一是要找富集带，二是要便于开采。……在我国主要是在几个东西带上。”

实践证实了李四光的预测，尤其南岭带的一些铀矿床以规模大、品位高、易开采著称全国。李四光在强调构造规律的研究时提出：“关键要把对构造规律的研究与辐射测量结合起来。”

遵循李四光的思路，覃慕陶、吴磊伯等经过艰苦工作，找到了211特大型铀矿床。到“二五”计划末期，中国已发现一系列铀矿床，铀产量已能保证中国核工业发展需要。

李四光作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3、达尔文本人说过：“我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是我的科学著作。还有一些在旅行中直接考察得到的最重要的科学成果。”

如：达尔文本人所写的著名的《考察日记》和《贝格尔号地质学》、《贝格尔号的动物学》等。在他的著作中，具有特别重大历史意义的是《物种起源》，表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和自然选择理论的逐步发展过程。

《物种起源》的出版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因为《物种起源》的出版标志着十九世纪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对生物界和人类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物种起源》的出版，引起造化论者和具有目的论情绪的科学家们（而这些人却是占绝大多数）对达尔文学说的猛烈攻击，也引起维护达尔文主义的相应斗争，积极参加这一斗争的除达尔文本人外还有进步的博物学家，他们到处都成为达尔文学说的热烈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