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的发展
『壹』 中国地理科学的介绍
该刊旨在介绍国内外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具有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服务经济建设,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繁荣和发展地理科学事业。
『贰』 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哪些问题值得反思
近年来,中国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高等学校地理方面的学院、系的改
革以改名开始,随后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结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各单位以各种各
样的机构名称出现。这些名称有:资源环境学院、城市与环境学院、环境与旅游学院
等,大家的意图是突出地理学的应用方向,寻求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理学的发展
途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的选择。地理方面研究单位的名称也已经是地理和其
他领域的混合名称了。在这种机构设置下,地理学家从事主要的方向基本上是资源的
利用与保护、环境变化与治理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管理。但是,这些领域和方向
也是环境科学、生态学、地质科学、大气科学以及经济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研究的
对象。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等全球性问题之重要性日益突出,很多学科都开
始关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发生在地球表层,而地球表层历来是地理学研究的地域
范畴。现在,地质学在向地球表层上浮,大气科学在向地球表层下沉,生态学和环境
科学已自成体系,资源科学也成为一级学科了,经济学在发展区域经济研究方向,社
会学在研究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建筑学向城市规划扩展,凡此等等。地理学的一系列
领域面临其他学科的竞争和挑战。
长期以来,地理学具有非常明确的领域。在这种学科竞争的情况下,现在变得不很明
确了。在这种研究领域形成交叉的情况下,使我们在地理学的实质和方向面前也有些
模糊了,有的人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地理学是研究什么的?长期以来以地理环境和
人地关系、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为对象的地理学,在这种情况下,地理学的学科位置何
在?由于在学科方向上的模糊,有的地理学家投入到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方向,甚至
建筑学方向和社会学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地理学必须认定自己的发展空间和领域,
同时谋求新的发展和提高。否则,我们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将被别的学科占领。
『叁』 中国地理学会的发展历史
中国地理学会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它的前身是1909年张相文在天津创建的中国地学会,和由翁文灏、丁文江、竺可桢等人发起,于1934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地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合并为中国地理学会。1953年在北京召开合并后的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竺可桢任理事长。当时全国会员有500多人。合并后中国地理学会发展迅速,50年代各省区陆续成立地理学会或分会,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专门委员会也陆续成立。1956年8月、1963年11月选举产生第二、第三届理事会,竺可桢连任理事长。1979年12月、1985年5月选举产生第四、第五届理事会,黄秉维连任理事长。1991年6月选举产生第六届理事会,吴传钧、陈述彭、施雅风、张兰生任理事长。1995年12月选举产生第七届理事会,吴传钧任理事长。1999年11月选举产生第八届理事会,陆大道任理事长。2004年5月选举产生第九届理事会,陆大道任理事长。
2014年12月27-28日,中国地理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选举产生了中国地理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当选为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长,陈发虎、崔鹏、葛全胜、宫辉力、冷疏影、刘宝元、刘毅、陶澍、薛德升、杨桂山、俞立中、张国友当选为副理事长,刘毅当选为秘书长(兼)。
大会期间召开了中国地理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常务理事会议事规则、副理事长分工,以及聘请顾问、名誉理事、副秘书长等,并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提名、推荐工作进行了部署。
『肆』 为什么说地理概念的形成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的一大进步
按照孔颖达来的解释,“地理”的源概念不仅要弄清地表的形态,而且还需进一步了解这些形态的分布关系,探索其隐藏在事实后面的原因和道理,也即“知幽明之故”。地理概念的形成,利于有关知识的集中和条理化。所以地理概念的形成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的一大进步。
『伍』 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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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依赖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至今我国发现的 最早的原始文化,直立人的代表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云南“元谋人”。新近 测定其绝对年代应不早于距今 73 万年前。(1)他们生活在亚热带草原过渡到 森林边缘的地理环境中,选择依山滨湖的地方生活与活动。这里果实丰富、 野兽出没,具有采集和狩猎的优良环境。他们选择坚硬的岩石、打制粗糙的 工具,产生了萌芽状态的感性地理知识。
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在距今 50—20 万年前,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一带居 住着“北京人”。这里山前有宽而浅的河流,水源丰富、湖沼众多,森林、 草原交汇,各种动物来往频繁。人们对地理环境的选择,表明他们较前已具 备了更丰富的感性地理知识。
至 1 万 8 千年前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已 能磨制石器、骨针,穿孔海蚶壳等。(2)他们用兽皮缝制简单的衣服,抵御寒 冷的天气。海蚶壳的发现,证明他们的活动范围已远及东海之滨。
“仰韶文化”距今 6—7 千年前。这里定居农业已出现,萌芽状态的文字 符号也出现了。人们已能选择地形和利用土壤、气候资源。并且聚族而居, 其居住区、墓地、窑场已有地理布局的观念。(3)他们还能测定和辨认方向。
80 年代中叶,在辽宁西部东山嘴村和牛河梁村一带发现了距今 5 千年前 的红山文化遗址。人们看到,“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方 形祭坛,建筑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当时的天地观和地理学思想。
此后,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层中出土的陶器上刻有“■”和“■”图形, 描绘了太阳、云气和山岗,(5)反映了当时对自然地理现象的认识与记录。
龙山文化已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私有制逐渐确立,为保护财产,标志 着中国传统城市特征的城墙,在山东龙山镇城子崖村被发现。它是夯筑泥土 而成的,周长约 2 公里,平均厚 9 公尺,高约 6 公尺,略呈矩形。(6)河南安 阳后岗也发现此期的夯土围墙遗迹。(7)它们都是最早萌芽状态的城址,是当 时城市地理知识的反映。龙山文化时期还发明了凿井术。这是当时人们利用 地理环境资源的一大进步。从此人们可以远离江河、湖泊,开辟浅层地下水 为生活水源与灌溉水源,于是相应的寻找地下水源的地理知识也必然丰富起 来。龙山文化分布的地理范围远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苏北、 皖南、湖北以及内蒙河套地区和辽东半岛等地。这反映了当时同一种文化类 型所达到的地理范围。它与夏文化的疆域范围差不多,表明了其间的亲缘关 系。
二、夏、商时期的地理知识
夏、商(公元前 21 世纪—前 11 世纪)是我国农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同
时手工业兴起、城市出现、宫殿建造等技术大为提高。这时期专门从事科学、 文化活动的专业文化人的出现,又使得文字成熟、科学萌芽、造型艺术得到 发展,地理知识也取得了与过去漫长石器时代不可比拟的突出成就。
传说约 4 千多年前的夏代,曾发生洪水,禹继父业治水,曾命诸侯百姓
“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他们爬山涉水进行野外作业,
“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并“相 地宜所有以贡”。(8)因治水直接推动了地理考察、测量和制图的发展。“准” 是测量方向与物体平直距离的工具;“绳”是测量距离的工具;“规”是校 正圆的工具,“矩”可以构成直角,是画方形的曲尺。这表明当时已经出现 了最早的地理定向、定位和量度数据的方法。(图 1)汉画像石上绘出了禹 的使臣,拿着绘图与测量的仪器“规”和“矩”。在测量的基础上,使地理 概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历法是早期人们对地理环境认识的集中体现。《尚书•尧典》记载远在 帝尧时代已专门设置观察天象和时令的官。尧曾派人到当时认为极远的“旸 谷”(山东东部)、“南交”(长沙南)、“昧谷”(甘肃境内)、“幽都”
(北京附近)观察鸟、火、虚、昂四恒星在黄昏时刻的天象,用以确定一年
366 天和四季。(9)今人根据岁差计算,证明此四星的位置确实是四千多年前 夏代初年的天象,证明了远古文献的可靠性。当时人们已认识到了南方热, 北方冷,冬日短,夏日长的自然现象,并用之与一年四季鸟兽生长、发育、 交配、繁殖的状况相对应,说明其间的紧密联系。商代进一步认识到鸟星、 火星是测定春分、夏至的重要标志,有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知识。 这时以干支纪日,用月亮的朔望周期纪月,太阳的四季变化纪年,用闰月调 整年、月、日之间的分配。这就是商代的历法,它的平年有十二个月,大月 三十日,小月廿九日,十二月为岁首。(10)当时已能根据草、木、鸟、兽等 物候现象及一些天文现象来确定与之相对应的农耕、收割、蚕桑、畜牧等农 事活动。《礼记•夏小正》就是后人整理的总结夏、商、周时期物候知识的 著作。
城市的出现是地理知识发展的结果。河南偃师二里头上层发现了一处迄 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河南登封王城岗与淮阳平粮台发现的城 址,都有可能是夏代的建筑。由于城内仅有高级建筑区遗址,没有发现手工 业与商业区,说明当时的城市仅具有城堡性质,这与夏代进入私有制社会是 吻合的。
经考古发掘与文献印证,考古工作者目前找到的最早国都是郑州商城遗 址。其地在今郑州市二七广场以东。人们在这里发掘出周长约 7 公里的夯土 城垣及其它遗存。城墙基本上为正南北方向,约在 2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断 断续续分布着许多作坊、房基、地窖、水井、壕沟、墓室等。(11)那里的街 道、宫殿区、居民区、作坊区都有一定布局。夯土墙内由炭 14 测定为 3570
±135 年。有人认为,这里就是《史记•殷本纪》中“帝中丁迁隞”的隞都。 城内发现热带象牙,原产于我国西北的绿松石,产于华南、西南的锡以及来 自祖国各地的铜矿石、玉石、金、海贝、海蚌、鲟鱼甲等。这些都标志着商 代人们的地理知识水平和活动的地理范围。
商代的甲骨文是一种古老、成熟的文字。现已出土有字甲骨片 16 万多 块。其中记录了不少城市、河流、聚落的地名,以及狩猎区、民族居住区的
地名等。其中也记录了丰富的气象、气候现象,如晴、昙、阴、霾、雾、雷、 电、霜、雪、晕、虹等天气现象以及连续一旬的气象实况。甲骨文中还记录 了当时所见到的动物名称 70 余次,代表 30 多种动物。(12)甲骨文从字形结 构上反映了当时动物分类的知识和动物地理的知识。
在殷人的地理概念中,殷是个城市,商是居于四方、四土的天地之中的 中心区域。由于商代奴隶制国家的建立,领土观念逐渐明确。当时商朝统治 者对于中心区之外的四周,是按部族、氏族的分布来分区统治的。殷商时期 的政治势力所及,包括今河南全境,山东、河北、山西、安徽等省的一部分。 周围又有大大小小的许多属国环绕着。这些就构成了殷人的地理思想。
『陆』 如何评价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
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
一、发展特点
解放前,在我国地理学研究中,城市地理学属空白。解放后,我国地理学工作者学习苏联,把地理学划分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少数经济地理学工作者把城市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对城市进行了少量的研究。由于农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农业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和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因此,地理学,包括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重点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当时城市地理学是地理学中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
1976年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规划工作受到重视和普遍开展,带来了城市地理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80年代达历史以来最旺盛的发展时期,大量论著出版。1994年,中国地理学会设立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70年代末以来,我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表现出如下特点:
1.研究领域日益拓宽,研究手段和方法不断更新
80年代,中国城市地理学主要进行宏观及中观研究,如国家和区域城市化和城市系统的研究。80年代末90年代初,宏观和中观研究不断深化,微观研究开始增多,如对城市内部交通、环境、用地、就业、空间结构的研究。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已由静态描述走向过程分析和动态机制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逐步由定性走向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数学方法逐步被运用于城市地理研究,不断引进新技术和新手段,使研究水平大大提高。
2.注重研究课题的实践意义和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
我国城市地理研究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关键在于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由于经济地理学科的性质与城市规划学科十分接近,另一方面,也由于规划领导部门认识到,地理工作者参加编制城市规划工作的必要性。目前我国广大城市地理工作者纷纷参加规划实践,他们所编制的规划方案,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查通过,成为法律性文件,并以此指导城市建设。可以说,我国的城市地理研究人员既是学者,又是实际工作者,他们既能为决策提供依据,又直接参与决策。此外,有不少地理学者参加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与规划师、建筑师共同开展城市规划的学术活动。这一切为开展我国城市地理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城市地理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城市地理学与相邻学科的交叉渗透愈益明显
城市地理学就是要从各个层面研究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研究城市地域结构及其性质、规律和功能方面的发展模式,建立合理的空间布局的实体,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而城市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又包括了内部结构的合理化、经济活动的高效化、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城市生态环境的优质化。然而,要深入开展这些研究,城市地理学的自身准备是不足的,于是开始与地理学其它分支学科和相邻学科交叉。这种交叉是在多层次上进行的,包括对理论体系、方法论和结论的引用、移植和交叉。通过学科的交叉渗透,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领域不断扩大。
4.从事城市地理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主要研究机构正在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和风格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城市地理学研究主要限于一些综合性大学及地理研究所,并开设了城市地理学课程,举办城市规划培训班。8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主要师范院校的地理系也纷纷开设了城市地理学课程,并参加所在地区的城市规划和研究工作,城市地理学在大学地理系的课程设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从事城市地理研究的工作者不断增多,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呈现方兴未艾的态势。
在此发展过程中,全国较早从事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机构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和风格。如北京大学主要进行中国城乡划分标准、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内在联系、城市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南京大学主要侧重城市化研究,近年来多进行区域城市化和海港城市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则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致力于上海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中山大学主要进行全国城市化、城市系统和珠江三角洲区域城市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近年来又把研究重点放在穗港澳城市带形成机制和中国大都市走向国际化的研究等方面。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侧重于工业城市和京津唐区域城市系统的研究。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要进行城市群体,尤其是闽三角区域城市系统的研究和长江三角洲城市化研究。还有其它大学或研究机构也进行了各有特色的研究。正是由于这些单位和同行的不懈努力和改革开放的气候,中国城市地理学才得以在短短十多年里获得长足发展。
二、主要研究领域
1.城市化研究
80年代初期和中期是我国城市化研究的高潮期。而80年代末期以来侧重于回顾与总结。
众所周知,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受其影响,城市化进程出现波动,并表现出与西方国家显著不同的特征和动力机制。因此对城市化进程、特征和动力的研究十分活跃,特别是有关动力机制的探讨,为深入探索我国城市化发展规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发展水平、人口分布差异都很大,城市地理学者利用人口、土地、产值等指标,广泛开展了城市化地域差异的研究。
80年代初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转移颇受学术界关注。前期较集中研究转移途径和乡村城市化类型,后期则转为对转移效果的分析、评述及新发展。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人口迁移和流动量增加,城市地理学界与人口地理学界一起,广泛开展了人口迁移的研究,侧重于人口迁移特点、原因及其变化的研究,包括迁移量、迁移方向、迁移类型、迁移构成、迁移原因等方面。鉴于城市中暂时性人口的迅速增加,又对暂时性人口的现状、特征、结构、类型、成因、对策、发展趋势等作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调查研究。
2.城市发展方针的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采取“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的方针,1980年明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益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受到了冲击,一场关于中国城市发展方针(也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辩论在学术界开展起来。在讨论中,观点分歧较大,分别有小城市重点论,大城市重点论和中等城市重点论。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方针不应该是“规模政策”。同时,还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分析了小城镇的功能结构、战略地位、小城镇分类、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与政策等。并对中国大城市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大城市发展规律、内在机制进行探讨。还总结了建国以来城市规模的投资效益和经验教训,开展了城市合理规模的研究。
3.城市体系研究
中国城市地理学界有关城市体系的研究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①80年代末期以前,着重传统的研究领域,包括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和发展趋势等;②80年代末以来,则侧重城市体系更深一层的研究,即城市群体研究,包括城市群体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分布特点、形式、动态过程和空间结构特征等。无论哪一阶段,理论研究,同时结合区域规划、国土规划的研究都十分活跃。
城市地理学者一般采用数学方法来分析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类型及演变,建立全国城市体系、分省区城市等级规模分布模型;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和人口、工业、交通等影响因素来研究城市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对城市基本职能进行划分,并根据经济发展的地域结构特征,探讨城市职能地域组合类型;从分析区域城市化程度、工业、交通布局、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的空间联系,以及城市体系的历史演变和现状特征等方面着手,探讨区域城市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机制、影响因素、发展前景,编制市域、县域城镇体系规划。
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采取了不平衡发展战略,区域差异迅速扩大,沿海经济高速增长导致城市数目增多,城市规模扩大。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城市密集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地理学工作者开展了城市群体研究,包括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阶段、类型、特征、发展模式和趋势,以及城市群体的实例研究。
4.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
在中国,有关城市形态和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一直停留在介绍国外理论的水平上,而对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近几年来才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关中国城市形态研究,是从社会、经济、文化和自然等角度对中国城市形态发展演变作动力学机制的探讨。有关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部功能分区和各功能区的相互关系方面。
改革开放带来了第三产业尤其是商业的大发展,促使城市地理学开展对城市市场空间的研究,但侧重城市内部商业网点结构分析。这些研究均是采用数学方法,对商业中心的规模、结构和等级体系进行分析,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改善商业企业区位布局的意见,或建立城市商业中心系统发展的动态模式,及其与该系统发展规划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事务活动愈益活跃,城市中心商业区(CBD)的特征日渐鲜明,因而逐渐开展了对CBD的研究,包括CBD的历史演变、现状特征和存在问题的分析等。同时,城市地理学者还与规划师一起,参与了旧城改造的基础分析工作,探讨旧城存在的问题和形成原因,提出旧城改造、旧城更新的构想和对策。
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刚刚起步,仅有少数学者介绍过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进展和实例分析,并用数学方法研究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主要集中在识别影响社会空间结构的因素、社会区形成的机制,以及社会空间的类型方面。另外,对城市感应空间的研究也刚刚起步,主要运用西方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我国个别城市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意象空间的类型和影响意象空间的因素等。
『柒』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中国的历史地理的发展
中国的历史地理的研究内容曾长期局限于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和沿革地理。这是由于古代有资源版收集资料权的人主要是官府和封建制度下的支持者或由封建政府所派出的官员或专业人士。再者,纵观各个朝代的历史地理学家,始终不能摆脱传统士大夫的“痛心于一个朝代的灭亡或衰落,而立志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的一种情结。所以他们比较重视各个朝代各地区的城池,山川,道路,渡口,人口,军队,士兵,商业和农业等对封建君主有用的资料。
自东汉班固于公元1世纪撰写《汉书·地理志》起,以至《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和《大清一统志》都属于官修的沿革地理。至于私修的有公元3世纪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唐朝时洪亮吉的《东晋疆域志》和《十六国疆域志》。自宋朝起沿革地理已形成一项独立的研究,始後又有宋朝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明末清初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清末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一些其他书籍也有地理资料,包括明朝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
『捌』 中国地理科学的简介
《中国地理科学》(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英文期刊名,双月刊,创刊于1991年。
《中国地理科学版》是中权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主办,科学出版社和德国施普林格 (Springer) 出版社合作出版,是我国创办最早的综合性国际地理期刊。
『玖』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是什么结构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
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
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
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
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
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
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
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
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
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
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
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
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
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
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
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
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
《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
『拾』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1,理论体系松散作为一门边缘学科,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到区域经济、国土整治、生产力布局、城镇体系、文化景观、环境保护、旅游规划、人口问题、种族歧视、生活福利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各分支学科均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作为其研究的基础,但大部分的分支学科相互间缺少必然的联系。同时,也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与成套的模式将它们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人文地理学不像自然地理学的气候、土壤、岩石等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联系的环扣,它至今仍然缺乏把各研究要素、各分支学科连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理论基础,即使其组成要素部分有密切的联系,而从整体来看,大部分仍缺乏相互间的联系。人文地理学理论体系松散,影响了它的综合发展。
2各分支学科的发展不平衡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较原来传统的小区域、区域经济的研究扩大了,但仍主要集中于国土整治、区域规划、城镇体系布局、旅游等方面。换句话说,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密切的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发展较为迅速,在理论与实践应用上都有所创新,基本上建立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地理学科体系。一些薄弱的分支学科如乡村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社会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等,虽也有论著出版,其理论建树与实践应用都明显落后,发展相对较缓慢。我国至今仍有6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有关农村聚落的产生、发展、地域特征、建筑类型及其与环境的关系,聚落的合理分布与规模及节约用地等急需解决的问题,都迫切要求乡村地理学快速发展,但它的发展却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因此,吴传钧院士认为,今后应大力拓展包括政治地理学、乡村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等在内的第二类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实践领域,它们是至今没有真正复兴起来或尚待开发的一些新领域。
3人文地理学创新艰难一门学科的独立性在于具有自己的特殊领域、方法和理论,其理论发展为该学科存在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这门学科的发展就是无源之水。随着研究内容的拓展,越来越多的学科介入,势必会在发展中形成竞争。当前,西方“以人为出发点”的人本主义和“注意问题的特殊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对人文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美国有许多人文地理学者将文化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并以它为理论基础来阐释各种人文地理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的王恩涌教授第一个将文化地理学的现代理论体系引入了中国。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中国人文地理学理论该如何发展?在各种挑战面前,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应本着理论指导实践,为社会经济发展能作出正确指导的原则,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使它不断完善。创新为一门学科的灵魂,是一门学科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向来重视学科性质的探讨与工作方法的总结,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建设、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与机理的规律研究等尚待加强。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人文地理学再也没有出现像中心地理论那样的重要基础理论,不难看出人文地理学创新之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