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理文物

1. 莫切文化古墓的文物

在考古学家新发现的宝物中，有一个镀金面具，这个面具嵌在木棺前面。圣何塞摩洛曾是前印加时期莫切社会的墓地。今年年初，秘鲁考古学家挖掘出一座双室墓，历史可追溯至公元850年。木棺就放在第二个墓室内。考古小组在木棺中发现了一名手持发响器具的男性骸骨，这在素以埋葬有权有势的女祭司著称的墓地发现男性遗骸实属罕见。
领导这次考古活动的秘鲁天主教大学考古学家刘易斯·卡斯蒂略·布特斯(Luis Castillo Butters)说：“经过对圣何塞摩洛历时18年的挖掘，我们本以为还会挖到一具女性遗骸。但是，这种意外常常在考古中发生，我们总在期待一些意外的事情。”据卡斯蒂略介绍，此次考古活动或许有助于揭开迄今为何在这么多莫切精英墓地发现的都是女性遗骸的谜团，即便莫切艺术品上描绘了男女统治者治理当时社会。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向这次考古活动提供了部分经费 。 除了男性骸骨，考古人员还在木棺中发现了一根带有铃铛的手杖和其他金属物品。秘鲁考古学家2009年9月表示，木棺内的物品摆放顺序杂乱无章，表明这名男子是在死后被从远处拉到这里埋葬的。有铃铛的手杖看上去是与男子手持的发响器具相配的。在莫切艺术品中，他们被称为“Aia Paec”，即“有皱纹的脸”的意思。在一些举行葬礼的场景中，这种重要人物与名叫“Iguana”的人形怪物一道，常常将棺材放入墓室。卡斯蒂略说：“接下来，似乎所有这些人物都建立了某种关系。他们显然是一种更为复杂的仪式的一部分，这种仪式由许多不同的事情构成。”
在秘鲁圣何塞摩洛莫切遗址发现的一座双室墓的俯视图。进入2009年以来，考古人员在一个经过装饰的木棺中找到了骆驼骨骼、瓷碗和一名男性莫切精英的遗骸。考古小组负责人卡斯蒂略认为，这名男性同更广为人知的莫切女祭司一起统治着莫切社会。这项发现也支持了卡斯蒂略以前的看法，即前印加时期社会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统治。
不过，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人类学家史蒂夫·博格特(Steve Bourget)却认为，这名男性其实不是墓室的主人。例如，放他的木棺正对着的墓室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这一点显然不同寻常。博格特解释，或许埋在此处的一些人已被带走，后来，墓室在莫切时期又被重新封起来。他说：“可能后来有人将这个男子同一个所谓的女祭司葬在一起，但他们没有将这个家伙移走。” 秘鲁考古学家今年9月宣布，在秘鲁圣何塞摩洛莫切遗址发现的一座双室墓中，挖掘出大量陪葬品，其中就包括这些彩绘陶器。其中一个描绘了莫切高级女祭司乘木筏漂流的画面。考古学家以前发现的莫切陶器上绘制的画面主要描述仪式活动，比如，像棺材被放入到类似此次发现的墓室中。据考古小组负责人卡斯蒂略介绍，莫切人在圣何塞摩洛举行的精英者葬礼上欢庆，实现和平的权力交接仪式。

2. 秦始皇陵里面有什么文物

据说是因为发掘\保护技术不够先进.但是有很多的文人墨客一直都有想象关于皇陵中的一切.比较著名的有司马迁大哥,他在<史记>中写道"九月，葬始皇郦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①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②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③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④度不灭者久之。⑤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⑥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
说是皇陵里面有水银作江河,秦始皇的尸体安置在一个大船上,就在地宫里面飘啊飘,像巡视他的国家一样.里面的宝贝也非常之多的.
之后好多人想过挖掘,但是大多都找不到墓穴的正确位置.我看过《科幻世界》上一篇文章，关于墓的开掘情况的想象,写得人浮想联翩的。可以看看。前一阵看到《中国国家地理》陕西专刊上也在讨论关于秦陵开掘的事情。对立的两派科学观点争论很激烈。
我个人认为现在开掘还是不太合适，不太利于文物保护。

3. 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是什么，专门提供那方面的知识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是一本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学期刊，它的成功得益于成功的品牌策略。为了拓宽市场，该杂志采取品牌延伸策略，并向海外输出版权，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发行上寻求多元化渠道，实行独特的会员制订阅方式。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成功证明，中国的期刊要想赢得市场，必须在品牌建设上多下功夫。【关键词】《国家地理》杂志；品牌策略拥有百年历史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是一家以普及地理知识为宗旨的科技类期刊。目前，它在美国的发行量仅次于《电视指南》和《读者文摘》，并拥有20种文字的海外版本,在全美300强期刊排行榜上始终位居前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成功在于其卓有成效的品牌策略。它向世人证明，品牌策略是期刊赢得市场的必要手段。品牌策略之一：准确、清晰的市场定位。所谓品牌，是指“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开来。”①媒介具有商品属性，同样地追求经济利润。因此，同企业为产品打造品牌一样，为了能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媒介也要实行品牌经营。一个成功的品牌是媒介重要的无形资产，它可以为媒介带来经济的和社会的双重效益。市场定位是媒介品牌建构的第一步，即媒介创造一定的特色，树立一定的市场形象，以求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一种特殊的偏爱。而其中的读者定位是媒介市场定位的第一要素。创办于1888年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最初只是一本学术性很强的不定期刊物，其定位是“适合在已具有地理知识的人士中间传播地理知识。”②它的读者仅限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165位会员。后来，杂志的创始人贝尔决定，将办刊宗旨确定为向所有人普及地理知识。这样一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便从最初的小众市场逐渐走向大众市场，满足了广大地理爱好者及普通读者的需要，拓展了杂志的生存空间。目标读者确定之后，媒介要做的就是内容和风格定位。在信息时代，差别意味着价值，一种品牌只有拥有独一无二的属性和特色，才具有市场竞争力。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于内容的打造可以用“包罗万象、精雕细刻”八个字来形容。每期杂志由五到七个专题组成，涉及领域包括地质地貌、考古、天文、野生动物、异域文化等。从雪地冰川的阿拉斯加到湿热多雨的亚马逊河、从埃及的古文物到中国的藏羚羊，关注点呈现出一种全球性视角。刊登的文章不仅视野广阔，而且内容深厚。既有细腻的描写，也有深度的分析，信息量十分丰富。在专题策划方面，该杂志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外。以往的科学杂志仅限于介绍知识而少有时间观念。而美国《国家地理》却巧妙地把时效性引入了杂志中，以读者关心的事件为由头，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进行深入剖析。2003年春天，美国发动对伊战争之后，《国家地理》杂志在当年10月份策划了一期名为“抢救伊拉克文物”的专题。文章的作者——两位考古学家，深入动荡不安的伊拉克，追寻被当地暴民掠夺的珍贵文物的下落。专题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主题：战争对人文和自然的无情破坏。它使读者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文化领域，体现出一本主流科普杂志的独特视角与使命感。又如前段时间，美国宇航局开始对火星进行科学考察。《国家地理》杂志便以此为由头，策划了一期介绍火星的专题。这种“事件+知识”的文本模式，巧妙地将读者兴趣与知识传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杂志的贴近性。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00多年来延续了相同的风格，散发出大气、尊贵、权威、厚重的气质。凭借这种气质，美国《国家地理》在同类杂志中鹤立鸡群，一枝独秀。虽然名为地理杂志，但其内容却远远超出了地理学的范畴，涉及到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等多种人文学科的知识，杂志将立足点放在自然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给人一种思辩之美。一般科普杂志多有说教味浓的弊病，而美国《国家地理》则异于同类散文游记的体例。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将细腻的个人感受融合在旅途见闻中，既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又在无形中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心理距离。文章平和朴实，没有太多专业词汇，读者可以像看小说一样，轻松读完整本杂志，而没有任何艰涩生硬之感。此外，杂志还设立了供读者发表意见的讨论专栏，增强杂志与读者的互动，让读者感到，他们和杂志之间是一种平等交流的朋友关系。除了精美充实、内涵深刻的文字以外，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另一个特色是图片的运用。杂志在创办之初没有图片的，面目十分严肃。1899年，23岁的中学教师格罗夫纳就任总编辑之后，对杂志的风格进行了大胆革新，将摄影图片大量地引入到杂志的页面设计中，从而形成了杂志唯美华丽的风格。色彩斑斓、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照片带给读者一种酣畅淋漓的阅读享受，同时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加深对知识的印象。相关的可以去看看这个网页。 http://ks.cn.yahoo.com/question/1307031703825.html

记得采纳啊

4. 1986年 嘉士德中国文物专场拍卖会

22年前的一天，中国香港西南海域的海面上静静地停着一艘打捞船，在漆黑的夜幕下，它犹如幽灵一般。据一本收藏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馆里的古航海日志记载：1752年，一艘名为“歌德马尔森”号的中国商船，在这片水域触礁沉没。当年，这艘从广州出发的商船满载着瓷器和黄金，准备驶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两百多年后，一个名叫迈克．哈彻的英国职业海上打捞者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将自己的打捞船开到了这片海域。哈彻从“歌德马尔森”号打捞上来了青花瓷器23.9万件，每块重达45公斤的金锭125块。1986年，哈彻将这笔宝藏交给了荷兰嘉士德拍卖行，换回了2000多万美元的回报。从此，哈彻以“当代最成功的寻宝人”的头衔名噪天下，而“南海沉宝无数”的消息也不胫而走，一批又一批的国际寻宝人来到这里，盗捞中国的水下宝藏。
南海沉宝堪称“海底瓷都”
其实，这并不是哈彻第一次从南海捞起宝藏。1983年，他就在这里发现了300多年前沉没的中国明代帆船，船内满载2万余件瓷器。这些瓷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时以250万美元成交，平均每件价值112美元。第一次尝到甜头的哈彻，从此锁定了南海。他出高价雇来各种“人才”——考古专业的高材生、海难事故的研究者、东方海域的知情人，以及技术纯熟的潜水员。1999年，哈彻在南海又找到了一艘载有100多万件康熙年间四大官窑瓷器的清代沉船“泰星”号。为了便于运输和抬高价格，他竟然敲碎了60多万件成色普通的瓷器，将剩下的35.6万件运往德国拍卖。这一次他赚了3000万美元。
哈彻发现的宝物，或许只是埋葬在南海水下宝物的“冰山一角”。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通，海洋成为沟通全球的主要通道，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贯通东西方的贸易通道。但是，在那个没有机械动力的帆船时代，往来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只随时会遇险沉没，几乎每隔29个小时就有一艘船葬身大海。直到19世纪初，因遇上海盗和风暴而沉没的货船比例仍高达30％—40％。
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统计，在中国的茫茫海域下“沉睡”着2000至3000艘古船，其中以宋元船居多。沉船中还有一些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瑞典等的外国沉船。这些船满载的中国陶瓷、丝绸、金银珠宝等宝藏也就随船体下沉被大洋淹没。有专家曾表示，这些沉船完全构成了一个“海底瓷都”，其数量难以估量。对中国考古学者来说，这些海底藏品承载着历史的密码，中国的航海史、海外贸易史、港口史、造船史、移民史、国家关系史、宗教史、科技文化交流史等，都将由此有新的延伸。可是，这些珍贵的历史标本，在海外盗捞者的眼中只等同于钞票。几乎就在考古学者深入海底的同时，逐利而来的各色人等也瞄准了发财机会。
海外盗捞者野心勃勃
在苏富比拍卖行，一件中国元代青花瓷罐曾拍出了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如此巨大的商业利益，引诱着越来越多的“哈彻”加入到沉船打捞的队伍。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他们不惜血本，利用各种手段在各个海域搜寻水下文物。与此同时，一些无力打捞本国领海内水下文物的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印尼、越南也开始与西方捞宝公司合作。他们向这些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他们在领海内捞宝，之后再与颁证国分享利润。不过，这些西方公司的勘查范围通常都不会局限在颁证国的领海内，而会秘密潜到中国海域盗捞水下文物。于是，南海成了他们满足欲望的“乐园”。盗捞、窃取、走私、拍卖……在中国海床上静躺了千百年的沉宝，也在通过一条条隐蔽的商业通道流失。
参加过越战的美国老兵费尔．格雷科就借与菲律宾政府的合作，盗捞了数万件中国古董。为了“开发”南海宝藏，格雷科在菲律宾至少住了10年，从当地渔民的讲述中一点一点搜集沉船信息。据菲媒体披露，从1997年到2002年，格雷科先后在南海发现了16艘沉船，捞起了约2.3万件古董。这些文物都悉数被他运回了美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和《纽约时报》的记者曾到过他位于洛杉矶的住所。据他们形容，格雷科的花园里赫然立着几个两人多高的巨型花瓶；一大堆精美的瓷碗、陶碟被随意摆在地上，“整个家就是小型中国古董博物馆！”发达的互联网让格雷科轻易绕过公开拍卖文物的法律障碍，将古董卖给了私人收藏家。这一点让菲政府异常恼火，曾发出逮捕令并要求美国将其引渡回菲律宾。但美国拒绝配合。
今年50岁的德国工程师蒂尔曼．沃特法有个野心，他要在未来的岁月里“一网打尽”南海最重要的海底宝藏。1998年，他在印尼勿里洞岛(位于南海与爪哇海之间)附近水域20多米深的海底，找到了好几万件保存完好的陶瓷制品。沃特法将这座海底宝库取名为“黑石”号。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先后捞起6万件唐代文物，包括陶瓷酒壶、茶碗、刻有浮雕的金银餐具等。研究推测，“黑石”号很可能是在穿越爪哇岛途中，遇上暴风雨触礁沉没的。据中方考证，“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品种相当丰富，有很大一部分在中国都没有出现过，“黑石”号的青花瓷也是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对研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意义非凡。然而，在中国几家博物馆与沃特法的接触中，沃特法都坚持把“黑石”号的绝大部分出水文物打包，以至少3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而这是中国的博物馆所无力承担的。从今年年初开始，沃特法竟将他的捞宝工具伸向了中国南海。据印尼海洋渔业部估计，在“印尼周边”的南海海域，有至少463艘货船残骸，许多船龄超过1000年。鉴于沃特法的“成绩”，印尼政府打算将这463处南海沉船位置，尽数交给沃特法的探宝公司。
金融投资家、比利时人吕克．海曼斯也是印尼政府的“合作伙伴”。2004年9月，海曼斯勘察出了一艘来自10世纪的中国沉船，船很大，有70米长、15米宽。他在船队上坐镇19个月，指挥潜水队下潜2万次，把将近25万件珍宝逐一打捞上来。其中最令人称奇的是那些瓷器:碟子上的饰纹是龙、鹦鹉和其他异鸟；茶壶上清晰可见莲花的图案；青瓷上的釉完好无缺。巴黎博物馆专家保罗．德斯卢克对海曼斯说:“知道你捞上了什么吗？公元10世纪的沉船极其罕见，我们对五代十国的认识非常苍白，博物馆里的文物极少，这艘船填补了空白。”在打捞这艘五代十国时期沉船时，海曼斯还在附近海域发现了一个“更大的不明物体”，但这处沉宝所处海域相当敏感，是印尼与中国有争议的水域。就在他打算对新宝藏“动手”时，印尼警察突然查封了他在雅加达的藏宝仓库，并指控他“非法捞宝”。海曼斯猜想，这也许是已经掌握了打捞沉宝技术的印尼政府想甩开他单干。
寻宝热将毁掉很多宝藏
除了国际盗捞者，国内也有许多文物贩子在盯着南海的宝藏。尽管我国早在1989年就对水下文物进行立法保护，但已发现的古船文物还是遭到当地一些渔民的哄抢。他们捕鱼时有时候会一网拖出瓷器或古钱，便知道下面有沉船与宝物，于是就借机打捞，而有组织、有规模地盗取这些水下文物更是防不胜防。中国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张威告诉本报记者，在国内，盗捞海底文物的“销售”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通畅的渠道和市场。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的盗捞行为，都会在造成中国文物流失的同时，使这些文物的考古价值遭到毁灭性破坏。
中国水下考古中心就是为了抢救中国的水下文物于1987年成立的。而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的即将出水，就是这个中心的杰作。张威说，目前制约我国水下考古的头等问题就是资金。国外的水下考古都有企业赞助，但中国目前只有香港一家企业曾出100万元赞助打捞“南海一号”。张威说，沿海调查一次就要花100多万元，到一趟西沙来回要300万元，一套潜水服要4000多元，就连一支深海灯也要1万元，水下考古无疑是个昂贵的行业。被称为“水下考古之父”的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甚至曾建议中国不要搞水下考古，因为太费钱了。
盗捞者为何肆无忌惮
至于外国打捞公司为何能频频潜入中国海域，进行商业性盗捞或在其他海域打捞中国沉船，专家分析，这是因为无论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对海洋文化遗产的界定都太模糊。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林灿铃认为，目前我国相关文物法规定，“对于遗存于中国内水、领海内以及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海域内的文物，无论其起源于中国或起源于外国，均属中国所有。对遗存于中国领海以外的其他管辖海域，及公海区域内的起源于中国的文物，中国享有辨认器物物主的权利”。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样的法律界定都是不够准确和完善的。因为对于中国领海外的其他海域可以确认为起源于中国的文物，它仅仅是规定了辨认的权利，也就是说仅仅运用了文物的“属地原则”，而没有追究文物的“属物原则”，这显然不利于我国文物所有权的保护。而一些西方国家如英国，就采用双重原则，有利于其追讨文物。此外，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两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区域内海洋文化遗产的归属，我国法律也没有做出任何的相关规定。
与此同时，目前国际通行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给商业盗捞留下了法律漏洞。该《公约》规定，对于在国家管辖权之内的海底发现的具有考古和历史价值的文物应予以保护；并且特别强调对这类文物“要注意来源国(文化来源国或历史、考古来源国)的优先权”；但公约中提出的这些条文大多概念含混不清，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来源国难以依此追讨自己应有的权利。

5. 中国的文物有哪些

22年前的一天，中国香港西南海域的海面上静静地停着一艘打捞船，在漆黑的夜幕下，它犹如幽灵一般。据一本收藏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馆里的古航海日志记载：1752年，一艘名为“歌德马尔森”号的中国商船，在这片水域触礁沉没。当年，这艘从广州出发的商船满载着瓷器和黄金，准备驶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两百多年后，一个名叫迈克．哈彻的英国职业海上打捞者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将自己的打捞船开到了这片海域。哈彻从“歌德马尔森”号打捞上来了青花瓷器23.9万件，每块重达45公斤的金锭125块。1986年，哈彻将这笔宝藏交给了荷兰嘉士德拍卖行，换回了2000多万美元的回报。从此，哈彻以“当代最成功的寻宝人”的头衔名噪天下，而“南海沉宝无数”的消息也不胫而走，一批又一批的国际寻宝人来到这里，盗捞中国的水下宝藏。
南海沉宝堪称“海底瓷都”
其实，这并不是哈彻第一次从南海捞起宝藏。1983年，他就在这里发现了300多年前沉没的中国明代帆船，船内满载2万余件瓷器。这些瓷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时以250万美元成交，平均每件价值112美元。第一次尝到甜头的哈彻，从此锁定了南海。他出高价雇来各种“人才”——考古专业的高材生、海难事故的研究者、东方海域的知情人，以及技术纯熟的潜水员。1999年，哈彻在南海又找到了一艘载有100多万件康熙年间四大官窑瓷器的清代沉船“泰星”号。为了便于运输和抬高价格，他竟然敲碎了60多万件成色普通的瓷器，将剩下的35.6万件运往德国拍卖。这一次他赚了3000万美元。
哈彻发现的宝物，或许只是埋葬在南海水下宝物的“冰山一角”。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通，海洋成为沟通全球的主要通道，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贯通东西方的贸易通道。但是，在那个没有机械动力的帆船时代，往来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只随时会遇险沉没，几乎每隔29个小时就有一艘船葬身大海。直到19世纪初，因遇上海盗和风暴而沉没的货船比例仍高达30％—40％。
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统计，在中国的茫茫海域下“沉睡”着2000至3000艘古船，其中以宋元船居多。沉船中还有一些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瑞典等的外国沉船。这些船满载的中国陶瓷、丝绸、金银珠宝等宝藏也就随船体下沉被大洋淹没。有专家曾表示，这些沉船完全构成了一个“海底瓷都”，其数量难以估量。对中国考古学者来说，这些海底藏品承载着历史的密码，中国的航海史、海外贸易史、港口史、造船史、移民史、国家关系史、宗教史、科技文化交流史等，都将由此有新的延伸。可是，这些珍贵的历史标本，在海外盗捞者的眼中只等同于钞票。几乎就在考古学者深入海底的同时，逐利而来的各色人等也瞄准了发财机会。
海外盗捞者野心勃勃
在苏富比拍卖行，一件中国元代青花瓷罐曾拍出了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如此巨大的商业利益，引诱着越来越多的“哈彻”加入到沉船打捞的队伍。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他们不惜血本，利用各种手段在各个海域搜寻水下文物。与此同时，一些无力打捞本国领海内水下文物的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印尼、越南也开始与西方捞宝公司合作。他们向这些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他们在领海内捞宝，之后再与颁证国分享利润。不过，这些西方公司的勘查范围通常都不会局限在颁证国的领海内，而会秘密潜到中国海域盗捞水下文物。于是，南海成了他们满足欲望的“乐园”。盗捞、窃取、走私、拍卖……在中国海床上静躺了千百年的沉宝，也在通过一条条隐蔽的商业通道流失。
参加过越战的美国老兵费尔．格雷科就借与菲律宾政府的合作，盗捞了数万件中国古董。为了“开发”南海宝藏，格雷科在菲律宾至少住了10年，从当地渔民的讲述中一点一点搜集沉船信息。据菲媒体披露，从1997年到2002年，格雷科先后在南海发现了16艘沉船，捞起了约2.3万件古董。这些文物都悉数被他运回了美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和《纽约时报》的记者曾到过他位于洛杉矶的住所。据他们形容，格雷科的花园里赫然立着几个两人多高的巨型花瓶；一大堆精美的瓷碗、陶碟被随意摆在地上，“整个家就是小型中国古董博物馆！”发达的互联网让格雷科轻易绕过公开拍卖文物的法律障碍，将古董卖给了私人收藏家。这一点让菲政府异常恼火，曾发出逮捕令并要求美国将其引渡回菲律宾。但美国拒绝配合。
今年50岁的德国工程师蒂尔曼．沃特法有个野心，他要在未来的岁月里“一网打尽”南海最重要的海底宝藏。1998年，他在印尼勿里洞岛(位于南海与爪哇海之间)附近水域20多米深的海底，找到了好几万件保存完好的陶瓷制品。沃特法将这座海底宝库取名为“黑石”号。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先后捞起6万件唐代文物，包括陶瓷酒壶、茶碗、刻有浮雕的金银餐具等。研究推测，“黑石”号很可能是在穿越爪哇岛途中，遇上暴风雨触礁沉没的。据中方考证，“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品种相当丰富，有很大一部分在中国都没有出现过，“黑石”号的青花瓷也是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对研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意义非凡。然而，在中国几家博物馆与沃特法的接触中，沃特法都坚持把“黑石”号的绝大部分出水文物打包，以至少3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而这是中国的博物馆所无力承担的。从今年年初开始，沃特法竟将他的捞宝工具伸向了中国南海。据印尼海洋渔业部估计，在“印尼周边”的南海海域，有至少463艘货船残骸，许多船龄超过1000年。鉴于沃特法的“成绩”，印尼政府打算将这463处南海沉船位置，尽数交给沃特法的探宝公司。
金融投资家、比利时人吕克．海曼斯也是印尼政府的“合作伙伴”。2004年9月，海曼斯勘察出了一艘来自10世纪的中国沉船，船很大，有70米长、15米宽。他在船队上坐镇19个月，指挥潜水队下潜2万次，把将近25万件珍宝逐一打捞上来。其中最令人称奇的是那些瓷器:碟子上的饰纹是龙、鹦鹉和其他异鸟；茶壶上清晰可见莲花的图案；青瓷上的釉完好无缺。巴黎博物馆专家保罗．德斯卢克对海曼斯说:“知道你捞上了什么吗？公元10世纪的沉船极其罕见，我们对五代十国的认识非常苍白，博物馆里的文物极少，这艘船填补了空白。”在打捞这艘五代十国时期沉船时，海曼斯还在附近海域发现了一个“更大的不明物体”，但这处沉宝所处海域相当敏感，是印尼与中国有争议的水域。就在他打算对新宝藏“动手”时，印尼警察突然查封了他在雅加达的藏宝仓库，并指控他“非法捞宝”。海曼斯猜想，这也许是已经掌握了打捞沉宝技术的印尼政府想甩开他单干。
寻宝热将毁掉很多宝藏
除了国际盗捞者，国内也有许多文物贩子在盯着南海的宝藏。尽管我国早在1989年就对水下文物进行立法保护，但已发现的古船文物还是遭到当地一些渔民的哄抢。他们捕鱼时有时候会一网拖出瓷器或古钱，便知道下面有沉船与宝物，于是就借机打捞，而有组织、有规模地盗取这些水下文物更是防不胜防。中国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张威告诉本报记者，在国内，盗捞海底文物的“销售”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通畅的渠道和市场。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的盗捞行为，都会在造成中国文物流失的同时，使这些文物的考古价值遭到毁灭性破坏。
中国水下考古中心就是为了抢救中国的水下文物于1987年成立的。而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的即将出水，就是这个中心的杰作。张威说，目前制约我国水下考古的头等问题就是资金。国外的水下考古都有企业赞助，但中国目前只有香港一家企业曾出100万元赞助打捞“南海一号”。张威说，沿海调查一次就要花100多万元，到一趟西沙来回要300万元，一套潜水服要4000多元，就连一支深海灯也要1万元，水下考古无疑是个昂贵的行业。被称为“水下考古之父”的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甚至曾建议中国不要搞水下考古，因为太费钱了。
盗捞者为何肆无忌惮
至于外国打捞公司为何能频频潜入中国海域，进行商业性盗捞或在其他海域打捞中国沉船，专家分析，这是因为无论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对海洋文化遗产的界定都太模糊。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林灿铃认为，目前我国相关文物法规定，“对于遗存于中国内水、领海内以及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海域内的文物，无论其起源于中国或起源于外国，均属中国所有。对遗存于中国领海以外的其他管辖海域，及公海区域内的起源于中国的文物，中国享有辨认器物物主的权利”。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样的法律界定都是不够准确和完善的。因为对于中国领海外的其他海域可以确认为起源于中国的文物，它仅仅是规定了辨认的权利，也就是说仅仅运用了文物的“属地原则”，而没有追究文物的“属物原则”，这显然不利于我国文物所有权的保护。而一些西方国家如英国，就采用双重原则，有利于其追讨文物。此外，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两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区域内海洋文化遗产的归属，我国法律也没有做出任何的相关规定。
与此同时，目前国际通行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给商业盗捞留下了法律漏洞。该《公约》规定，对于在国家管辖权之内的海底发现的具有考古和历史价值的文物应予以保护；并且特别强调对这类文物“要注意来源国(文化来源国或历史、考古来源国)的优先权”；但公约中提出的这些条文大多概念含混不清，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来源国难以依此追讨自己应有的权利。

6. 世界七大文物分别是什么

关於世界七大奇迹，有分古世界七大奇迹与新世界七大奇迹，古世界七大奇迹就是埃及的吉札金字塔、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法洛斯灯塔、法洛斯灯塔外传之亚历山卓港、巴比伦空中花园、阿提密丝神殿、罗得斯岛巨像、毛索洛斯墓庙、 (目前仅存吉札金字塔)，新世界七大奇迹则为埃及金字塔、印度的泰姬玛哈陵、中国的万里长城、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尼的婆罗浮屠佛塔、义大利的罗马斗兽场、义大利的比萨斜塔 (不过这是由国家地理杂志所发表的，很多人并不承认)，目前也有第八奇迹 (大陆的万里长城) 与第九奇迹 (大陆的龙游石窟)，不过应该都只能做为参考，

7. 故宫和台北故宫，哪个收藏的文物水平最高

总的来来说是故宫更高。
当年故自宫文物南运避难，蒋介石逃到台湾去的时候，运走了一批文物，然后现在流传着运到台北的那批文物是精挑细选之后的精品。实际上当时兵荒马乱，根本没有时间去挑选精品，运到台湾去的文物占总共南运文物的22%，具体可以看一下北京故宫院长在国家地理杂志的演讲。www.bilibili.com/video/av6737337/。
台北故宫也有一些很珍贵的文物，但是总的来说北京故宫馆藏文物还是远胜台北

8. 对世界地理/贵州文物 有了解的进来

贵州文物中的马文化，散见于出土文物，崖书崖画、古代建筑等方方面面。

出土文物中的马，主要有赫章可乐汉墓出土的汉代陶车马砖，遵义雷水堰杨辉墓出土的明代彩陶骑马俑，兴义万屯和兴仁交乐汉墓出土的铜车马。兴义万屯东汉铜车马，出土于1975年，一车一马，总长1·12米。马由头、耳、躯尾、四肢共11段分铸组合，身高0·88米，体长0·45米，作晚婚首、立耳、竖鬃、咧嘴奔腾状。兴仁交乐东汉铜车马，出土于1987年，亦是一车一马，分段铸造。马通高1·16米，身长0·85米，作昂起、昂首挺胸、张口露牙嘶鸣状。兴义、兴仁出土的铜车马，对研究东汉时期盘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具有重要性,

摩崖石刻，尤其是崖书崖画中的马文化相当精彩。所谓“崖书崖画”，即在天然崖壁上写字、作画。主要有贞丰平街小花江的“七马图”崖画，紫云松山团坡村的打鼓洞崖画，关岭普利下瓜寨的“马马崖”崖画和板贵牛角井崖画，丹寨南臬大簸箕的银子洞崖画，长顺威远的龙家院崖画，开阳高寨平寨村的“画马崖”崖画，西秀区刘官村的“画马崖”崖画和刘官黑土村的毛栗坡崖画。其中关岭“马马崖”、长顺龙家院、开阳“画马崖”等以画马为主体内容的崖画，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关岭“马马崖”崖画对游牧有生动描绘。“马马崖”因绘有众多马匹而得名。现存8个人、4匹马、1条狗、1只鸟及其他一些图像。纵观全画，似为一幅放牧图：年轻力壮的骑手，跃马扬鞭，奔跑在前。其后群马紧跟。男孩追随大人外出放牧，情态欢跃。妇女留在住地，不能上山的女孩，面向大人，作舞蹈状。

贵州各族人民的祖先，早已从事农业生产。古代农耕风貌在长顺龙家院崖画上清晰可见。此处崖画的最大特点是，除画大量马匹外，还画有太阳、田园、人扛犁和其他农具等。人物头戴斗笠，农夫肩扛农具，四周田连阡陌，显然是幅山区农耕图。

贵州崖画，除反映社会生产还反映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开阳“画马崖”崖画，堪称民族风情的历史画卷。画马崖崖画位于南明河下游清水江畔顶趴村，分大崖口、小崖口两处，相距300余米。前者画面高1·6米，宽4·6米，离地1·5米；后者画面高2·5米，宽11·2米，离地2米许。两处共画人、马、树、洞、仙鹤、小鸟、太阳、星星、山路、乌云等图像150余个。悉以赭色涂绘，图像大小不等。大者高0·3米，宽0·28米，小者仅几厘米。通观两幅画面，人、马几乎均朝同一方向行进，似乎表示人们在旭日东升之际，或骑马，或步行，前往同一地点。途经曲折山路，时而穿越山洞。到达时，有人迎接，继而对饮。众人围成圆圈，携手集体跳舞，气氛十分热烈。其地素为苗族聚居区，崖画反映的可能是民族节日活动场面。

古代建筑，包括主体建筑、附属建筑和建筑装修，大多与马有关。例如座座文庙都有下马碑，许多大户人家安有拴马石，众多封火墙做成马头形。至于建筑装修中的大量木雕、石雕、砖雕、灰雕等部件，“禄马扶持”图案比比皆是。在庞大的下马碑家族中，立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顺府文庙者，造型最美。石象碑座，造型生动，雕工精湛，为安顺府文庙增色不少。以象为座，大概取“封侯拜相”之意。在众多拴马石中，大方柯家桥“柯官房”数量最多，竟在建房时有意在山墙上安装4个拴马石。由此可见，当时“柯官”拥有何等显赫的地位。

马头墙，所在多有，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远青龙洞的马头墙堪称佼佼者。尤其是青龙洞古建筑群中的江西会馆万寿宫，其牌坊、戏楼、大殿等处，均饰以马头墙，场面极为壮观。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方奢香墓墓地内，有匹圆雕石马，其身高体长几乎与贵州高原常见的山地马相差无几。此马原为柯官坟的石象生，传说因夜间常偷吃村民的包谷，被砸坏了嘴巴。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雷山郎德上寨用鹅卵石仿铜鼓鼓面纹饰铺就的铜鼓坪上，有两匹浮雕战马，村民说是杨大六生前喂养的战骑。杨大六，苗名陈腊略，咸同农民起义首领之一。相传他跨上战马，勇猛异常，吓得清兵惊问“他是谁？”但听苗民赞誉道：“羊打罗！”苗话“羊打罗”即“凶死了”、“勇敢极了”之意。清兵不懂苗话，误以为这位身先士卒的悍将叫“杨大六”，于是便上了书，以至外人不知其真实姓名。郎德村民深谙个中缘由，乐将这位先人称为“杨大六”，并在铜鼓坪上为他雕塑战马，以资纪念。-----------------------------《你应该满足了吧!!!这么多的文物资料》

9. 求任何一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主要内容。200字左右

2011年6月期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一期的主要内容有三个。
一、梯田：登高线上的秘密
二、泸县：千年石雕惊天下
三、56个名族系列---傣族、黎族
梯田：在我国的土地利用规定里，坡度大于25°的山坡，是不适合农耕的，需要退耕还林或还草。然而，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山区，平地较少，所以，人们不得不利用坡地作为自己的农耕地，于是，梯田就成为把坡地变为平地的土地利用手段之一，梯田也成为了人类在长期的农生产中的重要基础。所有的梯田是沿等高线延伸的，这样才能使田地平趟，才能有利于储水和储肥，使农作物更好的生长，提高产量。
泸县：位于南丘陵中的小县城，隐藏着上百座明清时期的时刻龙桥，踏着这些石桥行走在泸县乡野，脚下无处不是宋代的石刻墓葬，泸县高耸在山崖上，几乎通体是精美的明代石窟，在泸县，无论是桥、墓、石窟遗像，无一不是精美的时刻艺术。全县19个乡镇都有宋墓分布，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发现宋墓群160余处，暴露在外的就有500余座，是迄今的中国最为密集的宋代石窟墓群。
傣族：对许多人来说，傣族是一个既熟悉有陌生的民族，因为傣族的孔雀舞和泼水节实在是太有名气了，以至于成为傣族的符号象征。傣族的名族文化十分丰富，全民信奉佛教，是一个平和、淡泊的名族。
黎族：黎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以农业为主，妇女精于纺 织，“黎锦”、“黎单”闻名于世。黎族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各地均以祖先崇拜为主，也有自然崇拜，个别地区还残留着氏族图腾崇拜的痕迹。

因为我也喜欢中国国家地理，以上是我自认为的主要内容，如有不同见解，请分享！

10. 河南都有那些名胜古迹

1、安阳殷墟

殷墟，原称“北蒙”，是中国商朝后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

20世纪初，殷墟因发掘甲骨文而闻名于世，1928年殷墟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

殷墟是中国至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由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