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pdf

『壹』 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 pdf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贰』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动态

陈弱水先生在北大中古史中心发表演讲（2005.6）
陈弱水先生“有关中文史学发展的一些看法”座谈会（2005.6）
妹尾达彦教授在北大讲演——九世纪的转换：以白居易为例
近藤一成教授在中古史中心讲演
“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读《朱熹的历史世界》”学术沙龙纪要
北大中古史中心“社会流动、社会秩序与唐宋历史问题”研讨会会议综述
北大中古史中心“社会流动、社会秩序与唐宋历史问题”研讨会纪要（2004.10）
北大中古史中心“社会流动、社会秩序与唐宋历史问题”研讨会剪影（2004.10）
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暨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报道（2004.9）
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暨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报道论文目录（2004.9）
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暨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议剪影（2003.9）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方向”国际学术座谈会综述（2004.3）
“宋辽西夏金史研究座谈会”综述（2004.2）
日本的宋代史研究的新潮流（2004.2）
辽金史座谈会简报（2004.2）
“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唐宋的佛教与社会--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
日中“草创期的敦煌学”讨论会目录
“7至9世纪唐代佛教及佛教艺术”国际研讨会 《唐研究》十周年纪念专号献词 荣新江
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 田 浩 (Hoyt Tillman)
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 陈来
《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及其旨趣 荣新江
推荐阎步克的新书《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 符号
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陈苏镇
季羡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读后 荣新江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评介 荣新江
梵蒂冈所藏汉籍目录两种简介 荣新江
《金朝军制》平议——兼评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 刘浦江
读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一书所想 李孝聪 汉唐中西关系史：对新旧史料的一个概观 荣新江
敦煌学百年：海外汉学的奉献 荣新江
中国的祆教研究（1923-2000） 荣新江
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 邓小南
近20年出土契丹大小字石刻综录 刘浦江 走访突厥三大碑——蒙古国历史文化考察散记之一 罗新
2004年夏“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考察项目大同考察
2004年夏“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考察项目大同考察图集
2004年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张家口地区考察记 钟铁军、覃影执笔
2004年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张家口地区考察图片 李孝聪

『叁』 在晚清,西方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思想是

民主共和思想

『肆』 求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的pdf.版。新浪微盘上下载来的都是未知格式，打不来啊……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

『伍』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 pdf

这是李约瑟难题,曾有不少人给出各式各样的解答.其实只要了解了科学的本质以及中国的文明史,就可以很容易得到答案.
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国缺乏产生代近科学的土壤.
近代科学有两大基础,一是完善的形式逻辑,二是实证主义.简单地说：
科学=逻辑+实证.
遗憾的是,中国尽管有着领先世界的文明,但在这两个方面却是极度的匮乏.
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把取象比类发挥得淋漓尽致.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特征与规则,但又有相当一部分规则是通用的,在自然研究领域中,如果对每一个事物都进行严格的分析,无疑会加大研究成本,这个时候,取象比类法则大大减少了研究成本,只要把已有的规则按“万物相通”的指引,直接用到别的领域就行了,而且事实上,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事物有相类似的规则.这是中国在文明上一度领先的原因.
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对取象比类的方法太依赖了,以致于依赖到懒得进行新的研究的地步.动辙子曰诗云,引经据典,却没几个人愿意做更细致的分析.而且科学的本质是认识自然,一切利用科学造福人类的行为其前提都是对自然界有足够的认识.但是中国的崇古思维认为阴阳五行八卦之说足以解释天地万物,而万物一理,只需把现象往这理论上套就行了,宇宙之规则,尽在古人矣.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懒惰的思想不只中国有,在西方也有,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之后,科学界也一度出现,世界的规律牛顿已经发现完了,以后的科学家就是如何应用这些定律了.只不过这种崇古的风尚不如中国发达,没有成为科学界的主流.
而在实证方面,中国也兴趣不大,“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的论断,虽然在局部有正确的可能,但在整体上,谬以千里.但古人却坚信不疑,极少有人对此进行过质疑.事实上,如果质疑了,那是相当危险的,比如清末有中医王清任,在一场瘟疫之后,对死人进行了解剖,发现了许多古医中的错误之处,并因此写了一本《医林改错》,但被中医界骂为“遗毒”,郁郁而终,走向科学的一点星星之火就这么湮没在中国历史的长河.
反观西方,在基督教统治的一千年里,愚昧落后,文明以及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国,但是古希腊的逻辑学却没有因此灭绝,而且数学领域更是扎扎实实地发展着,数学是数字化的逻辑学,数学的数次大发展,也是逻辑学不断完善的表现.而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之后,宗教神权渐渐衰落,欧洲走出蒙昧的历史阴影,各国间不断地战争以及远洋掘金活动推动着科学技术大范围应用,而科学技术的应用本身就是科学理论进行实证的过程.
当实证行为上升致实证主义（进而发展出可证伪主义）之后,逻辑学与实证主义的结合终于让近代科学的诞生水到渠成.
而斯时的中国还在做着“我中华上国应有尽有,不需与蛮夷互通有无”的春秋大梦.即使对数学和机械有着浓厚兴趣的康熙,也没有意识到科技的重大意义.
当西方的科学理论一个一个被超越,新的、靠着更坚实的证据铺垫起来的科学理论一个个诞生的时候,在逻辑和实证方面鲜有建树的中国已失去了诞生近代科学的可能性.
如果不是鸦片战争用武力打开封闭的国门,国人还痴迷在自我幻想的美梦之中.在被侵略中百无一用的《易经》不是还被某些“专家”吹捧为解开宇宙密码的钥匙吗?直到现在,还有一些文化啃老族天真地认为,我们的祖宗早就掌握了高于西方科学的宇宙真理,只不过现代的中国人不懂而已,他们从未想过,人类的前进就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强,中国的祖宗有什么理由就可以突破历史局限而得窥宇宙的终极真理呢?
近代科学是西方抛弃了古典四大元素论之后浴火重生的,逻辑+实证的思维既保证了大胆的推理和假设,又保证了小心的求证而避免沦为玄学.
可惜这两样东西,到现在我国还是缺乏的.百家讲坛成了文学历史讲坛,刘太医、张务本等神医骗子被官方媒体一个一个推出来祸害民众,国外的那些伪科学作品如《审判达尔文》《水知道答案》等被当成科学读物大量引入,连早被美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打假的百慕大三角一案,到现在还有人傻乎乎地分析着根本不存在的神秘原因,以图证明自己足以比肩爱因斯坦.
而历史也跟中国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让中国坐井观天了,西欧人若想爬山越岭打到中国人,比登天还难,近临的大国印度受到宗教的影响,相对的比较爱好和平,即使被英国侵占,充其量也不过是“非暴力不抵抗运动”,对侵略兴趣不大（有意思的是英国归还印度统治权之后,印度倒是忽然有野心了）,而中国周边的皆小国,不是文明低的还处在游牧阶段,就是弹凡之地,偶有蛮夷入主,也迅速被相对先进的农耕文明所同化.所以,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有一种历史优越感.
在这种优越感下,以儒家为正统的国人眼里,科技皆“淫巧奇技”,不足与我朝的天道相提并论.
在各种各样的误会和历史条件下,中国不是与近代科学擦肩而过,而是压根就没有诞生的土壤.如果没有西方武力入侵,再过一千年,中国同样不会诞生近代科学,当然,在个别的技术上,可能会有发展,但在基础科学理论上,难有建树.
很多人都喜欢把这个责任推到清政府身上,其实清政府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已经完全同化了,清政府做的事,宋、明政府都在做,文化传承中的书院制,激励体系中中的科举制,清政府都继承下来了,但是同样继承的是,科学研究始终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而是地位当低.
所以,核心的问题在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自秦以降,中国就不再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土壤了.

『陆』 TOSTADO这个单词是什么颜色的英文啊

tostada,-do
[tEus5tB:dE, -dEu]
n.
[美]油炸玉米饼

tostada
[tEJs`tB:dE,tR:s`tB:TB:]
n.炸玉米粉圆饼(亦作tostado)

确定没拼错吗？

『柒』 邹振环的科研获奖

1、《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获2012年上海市图书奖二等奖、2012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2008年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
3、《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2001年获华东地区古籍类优秀著作二等奖，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
4、博士论文《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为中心》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1年度）、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2002年度）。
5、《清末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与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学术转型》（载《中华文史论丛》1999年第58辑）2000年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
6、《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获首届1997年上海历史学会“学会奖”。

『捌』 晚清西方法治观念传入中国的背景和方式

方式：封建社会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闭关锁国,西方人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的同时,也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带到中国（传教士传教的那种思想可不先进）,列强在华办厂开矿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兴办教育,培养为西洋国家服务的人才等等,都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
背景：明朝后期利玛窦来中国传教,第一次带来了欧洲文明再加上后来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以及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增多,西方近代文明也就随之传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