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古中国人类发展与气候地理

⑴ 世界上最早的城市诞生于哪些的地区这些地区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有什么共同特点

城市因人类聚居而产生。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是公元前3200年左右，建于尼罗河下游最南端的孟斐斯城。
中国的城市最早诞生于长江黄河流域。
所以综上所述，城市形成的地区多数是中低纬度（气候）的大江大河中下游（地形、水源）。
自然环境：水源、地形：河流中下游，地形平坦，水源充足
气候：中低纬度，气候温和

⑵ 古代中国对地理学的贡献

中国古代的物理成就

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中，属于物理学或与物理学有关的，可以提出力学、光学和声学等三个方面作一简要介绍。
（１）力学方面
①《考工记》一书中的有关记载。这是一本现存的有关我国古代手工业技术规范的书籍，可能是春秋时代（公元前７００至４００年）末年的作品。它记述了许多手工业的工艺制作与设施，汇集了至公元前３、４世纪时的工程技术知识。其中包含的力学知识，主要有：关于惯性的记载、滚动摩擦的论述、论箭的飞行与保持稳定，还记述了有关力的测量、斜面受力分析以及材料和施工中的一些软科学知识。
②《墨经》中有关力学知识的记载。《墨经》战国时代以墨翟（公元前４９０至４０３年）为首的墨家的代表作，分为“经”与“经说”两大部分。经说是经的注解。前者的内容大多是一些定义性质的条文，后者则带有定律的性质的解释。
《墨经》中的软科学知识已不全是实际生产知识的总结和记述，而是对力学现象进行了粗浅的概括，并进行了一些推理论证。诸如，关于时空观念、运动学知识、力的概念、力系平衡的论述，以及斜面、滑轮及其应用，等等。
现举一条关于杠杆的理论探讨以兹说明：
经下第２５条：“天（衡）而必正，说在得。”经说：“（衡），加重于一旁，必捶（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相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
这一条说明了不等臂天平（秤）的平衡关系。可能是墨家探讨杠杆平衡关系的实验总结，说明墨家发现杠杆定律较之古希腊的阿基米德要早二百多年。但并没有阿基米德杠杆定理那样完整和定量化。
③侯风地动仪。这是东汉张衡（公元７８至１３９年）所制的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后汉书张衡列传》上有下面一段记载：“（顺帝）阳嘉元年（即公元１３２年），复造侯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
形似洒尊，饰以篆文山龟乌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震，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甩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当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显然，这是一种测定震源方向的仪器。可惜，后来这架地动仪失传了。
我国考古博物学家王振铎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复制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书上的记载和力学原理满意地复制成功了侯风地动仪的复原模型，它主要是一个利用了重心很高的“都柱”的不稳平衡。从这个仪器的制造来看，张衡已利用了力学上的惯性原理，同时他对地震波传播和方向性也一定有所了解。这些在当时来说都是十分了不起的。
④记里鼓和指南车。这是三国时魏人马钧根据以前的记载模仿制成的两种利用各种齿轮的复合运动传动的自动机构。记里鼓是利用原动齿轮带动大小不同的一套从轮，使车轮转动把车行的里数自动地表示出来的一种装置。
指南车是利用一套能自动离合的齿轮系统的定向装置，使得立在车上的一个木制人像的手永远指着固定的方向。关于这两种装置的结构，在刘仙洲教授著的《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第五章中有较详细的介绍。
（２）光学方面
关于光学知识的记载以《墨经》经下中的八条（１６至高无２３）最为系统。其内容涉及影子生成的道理，本影和半影，由物体与光源的相对位置确定影子的大小，光的直线传播实验，光的反射性和平面镜成像，凹面镜成像，凸面镜成像等。它已触及了几何光学很大一部分，从时间上看要比古希
腊欧几里德注《反射光学》早一百多年，所以，《墨经》中的光学条文，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光学著作，也是世界古代科技史上难得的各较全面的光学著作。

⑶ 古代文明古国在什么地理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

亚非文明古抄国兴起的自然地袭理条件：一是临近大河，水源充足；二是位于冲积平原，地形平坦，土层深厚，土壤肥沃；三是位于中低纬度地区，气候适宜。

文明古国一般是指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国、古印度这几个人类文明最大且最早的国家或地区，有时也包括古希腊、古玛雅。这些古文明的意义并不在时间的先后，而在于他们是现代不同文明的发源地，亦可以说是一个创造点。学者认为文明古国都是建立在河川台地附近，原因是有固定的水源使农业和商业较容易发展，不过，历史学家认为，古文明之初，先发生于山岳，然后扩展到河域。文明古国的社会制度，古巴比伦和古埃及采用奴隶制，古印度实行种姓制度，中国在春秋战国以前采用分封制和井田制。

⑷ 气候与人类的历史有关系吗

天气，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之一。几千年前，先民就开始企盼及时的雨雪和适当的晴天，直到如今仍未曾改变。以影响农业为最典型、最直接的例子，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气候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无论推动发展与进步，还是导致停滞和动荡，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身边。
东方有大禹治水，西方有诺亚方舟，大洪水可能是许多文明的神话里都存在的共同记忆。亚里士多德认为，大洪水并非单纯的神话，而是周期性的大气现象，就像四季一样，极寒天气和大范围长时间持续降水也会周期性地发生。即使我们抛开过于久远的神话时代，仅观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能够发现气候对人类社会多方面的影响。
气候变迁：影响古文明兴亡的重要因子
虽然这里诞生了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巴比伦，但如今，大概没有人会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一个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地区：这里气候干燥、土壤裸露，布满了沙丘，而且如同其他荒漠地区一样，降水稀少且温差较大。然而如果让时光回转到古巴比伦文明初建之时，两河流域的气候却并非如此。
地质学以及环境变迁研究者认为，两河流域曾存在着湿润而非干旱的气候。在冰河后期最暖的时段，地中海附近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但由于西南季风的扩张和季风雨的滋润，在北纬34°到35°的伊拉克北部却存在着湿润的气候。地质学家通过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氨基酸差位异构分析以及花粉分析等一系列手段，确认了两河流域湿润气候的存在。因此，美索不达米亚在历史上曾是“天堂”，彼时这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非常好。在那个气候湿润的关键时期，古巴比伦成为了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如果没有两河流域充沛的流量，古人如何获得足够的水源去灌溉农田？如果没有季风带来的降雨，在干旱荒芜的土地上是很难诞生灿烂文明的。
而古埃及的情况，人们可能更为熟悉。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古埃及为“尼罗河的赠礼”，尼罗河定期泛滥为古埃及人民提供了可耕作的肥沃农田。然而尼罗河为什么会定期泛滥呢？气候因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尼罗河的重要支流青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塔纳湖，上游处于热带山地多雨区，水源丰富。该河降水有强烈鲜明的季节性，河水流量的年内变化很大。春季水量有限，6月开始涨水至9月初达到高峰。11月至12月水位下降，以后进入枯水期。由于青尼罗河的这个特性，使得尼罗河下游每年都会定期泛滥，进而催生了埃及文明。
两河流域古文明和古埃及都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衰落乃至灭亡的。很多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气候在大范围内变得干旱。处于两河流域入海口阿曼湾的沉积表明在这一时期有一个持续约300年的干旱时期，对金字塔附近棺木的树木年轮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古代文明无力抵御长期干旱的危害，因此，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它们的衰亡。
而处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古印度，有着得天独厚的湿润气候。过去，人们通常认为西方入侵毁灭了古印度文明，但事实上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前，古印度文明早已开始衰落。气象学家在在印度发现了距今4000-3500年前强烈的干旱证据。因此气候突变成为古印度文明衰亡原因的一个可能原因。
气候事件：改变历史进程的自然“推手”
2007年，美国科学院院刊刊发了香港大学章典等研究人员关于气候变迁与战争相互关系的一份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用数据论证了这样一个推论：战争发生频率和人口的变动，在百年尺度上与平均气温的变化周期相关。
这项研究认为，气候变冷将导致食物短缺，人类的生存环境压力增大。为了应对压力，最常见的形式是迁徙，或者说是流亡。由于成熟的农业社会在人口聚居地区会建立起政治疆界，这对于大规模的迁居起着限制作用，因而由气候变迁导致的食物短缺甚至饥荒引起大规模迁居发生时，其结果往往是发生战争。
在我国，气候变化导致的战争，最典型的莫过于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众所周知，在我国绵延不断的文明史中，位于北方的游牧部落始终与中原农耕社会构成一对矛盾。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宋代的契丹、女真乃至蒙古，明代的满洲……游牧民族始终威胁着农耕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在湿润温暖的气候下，无论是游牧地区，还是农耕地区，都处于相对宽裕的环境下。而一旦气候变冷，趋于干旱。由于游牧民族所处地区往往是高海拔、高纬度的寒冷地区，环境恶劣，资源匮乏。这些边缘地区总是首当其冲地承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的游牧范围向低纬度、低海拔的温暖地区转移。从而对农耕社会形成侵扰。
根据竺可桢所划分的我国历史上的四个温暖时期和四个寒冷时期，我们可以找到其中的对应关系。除第一个寒冷期外，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第二个寒冷期，即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代，相对动荡；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对应两宋时代，当时，两宋先后与辽、西夏、金、元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并立；公元1300年至1900年的第四个寒冷期，来自北方的清朝直接消灭了明朝并取而代之。与之相对，在气候温暖的时期，和平和繁荣更为常见：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均发生在温暖时期。
而那些时间尺度上更小的气候事件，则更加数不胜数，它们中很多都曾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历史进程。台风阻止了蒙古对日本的入侵，大西洋风暴摧毁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拿破仑、希特勒的战争因俄罗斯的寒冷气候而失败。不过，这并不是人们所应注意的重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气候在人类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今后仍将继续下去。因而，全球气候变暖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应对，是目前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来源：《中国气象报》 2015年3月22日3版 责任编辑：唐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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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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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依赖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至今我国发现的 最早的原始文化，直立人的代表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云南“元谋人”。新近 测定其绝对年代应不早于距今 73 万年前。(1)他们生活在亚热带草原过渡到 森林边缘的地理环境中，选择依山滨湖的地方生活与活动。这里果实丰富、 野兽出没，具有采集和狩猎的优良环境。他们选择坚硬的岩石、打制粗糙的 工具，产生了萌芽状态的感性地理知识。
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在距今 50—20 万年前，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一带居 住着“北京人”。这里山前有宽而浅的河流，水源丰富、湖沼众多，森林、 草原交汇，各种动物来往频繁。人们对地理环境的选择，表明他们较前已具 备了更丰富的感性地理知识。
至 1 万 8 千年前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已 能磨制石器、骨针，穿孔海蚶壳等。(2)他们用兽皮缝制简单的衣服，抵御寒 冷的天气。海蚶壳的发现，证明他们的活动范围已远及东海之滨。
“仰韶文化”距今 6—7 千年前。这里定居农业已出现，萌芽状态的文字 符号也出现了。人们已能选择地形和利用土壤、气候资源。并且聚族而居， 其居住区、墓地、窑场已有地理布局的观念。(3)他们还能测定和辨认方向。
80 年代中叶，在辽宁西部东山嘴村和牛河梁村一带发现了距今 5 千年前 的红山文化遗址。人们看到，“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方 形祭坛，建筑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当时的天地观和地理学思想。
此后，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层中出土的陶器上刻有“■”和“■”图形， 描绘了太阳、云气和山岗，(5)反映了当时对自然地理现象的认识与记录。
龙山文化已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私有制逐渐确立，为保护财产，标志 着中国传统城市特征的城墙，在山东龙山镇城子崖村被发现。它是夯筑泥土 而成的，周长约 2 公里，平均厚 9 公尺，高约 6 公尺，略呈矩形。(6)河南安 阳后岗也发现此期的夯土围墙遗迹。(7)它们都是最早萌芽状态的城址，是当 时城市地理知识的反映。龙山文化时期还发明了凿井术。这是当时人们利用 地理环境资源的一大进步。从此人们可以远离江河、湖泊，开辟浅层地下水 为生活水源与灌溉水源，于是相应的寻找地下水源的地理知识也必然丰富起 来。龙山文化分布的地理范围远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苏北、 皖南、湖北以及内蒙河套地区和辽东半岛等地。这反映了当时同一种文化类 型所达到的地理范围。它与夏文化的疆域范围差不多，表明了其间的亲缘关 系。
二、夏、商时期的地理知识
夏、商（公元前 21 世纪—前 11 世纪）是我国农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同
时手工业兴起、城市出现、宫殿建造等技术大为提高。这时期专门从事科学、 文化活动的专业文化人的出现，又使得文字成熟、科学萌芽、造型艺术得到 发展，地理知识也取得了与过去漫长石器时代不可比拟的突出成就。
传说约 4 千多年前的夏代，曾发生洪水，禹继父业治水，曾命诸侯百姓
“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他们爬山涉水进行野外作业，
“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并“相 地宜所有以贡”。(8)因治水直接推动了地理考察、测量和制图的发展。“准” 是测量方向与物体平直距离的工具；“绳”是测量距离的工具；“规”是校 正圆的工具，“矩”可以构成直角，是画方形的曲尺。这表明当时已经出现 了最早的地理定向、定位和量度数据的方法。（图 1）汉画像石上绘出了禹 的使臣，拿着绘图与测量的仪器“规”和“矩”。在测量的基础上，使地理 概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历法是早期人们对地理环境认识的集中体现。《尚书•尧典》记载远在 帝尧时代已专门设置观察天象和时令的官。尧曾派人到当时认为极远的“旸 谷”（山东东部）、“南交”（长沙南）、“昧谷”（甘肃境内）、“幽都”
（北京附近）观察鸟、火、虚、昂四恒星在黄昏时刻的天象，用以确定一年
366 天和四季。(9)今人根据岁差计算，证明此四星的位置确实是四千多年前 夏代初年的天象，证明了远古文献的可靠性。当时人们已认识到了南方热， 北方冷，冬日短，夏日长的自然现象，并用之与一年四季鸟兽生长、发育、 交配、繁殖的状况相对应，说明其间的紧密联系。商代进一步认识到鸟星、 火星是测定春分、夏至的重要标志，有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知识。 这时以干支纪日，用月亮的朔望周期纪月，太阳的四季变化纪年，用闰月调 整年、月、日之间的分配。这就是商代的历法，它的平年有十二个月，大月 三十日，小月廿九日，十二月为岁首。(10)当时已能根据草、木、鸟、兽等 物候现象及一些天文现象来确定与之相对应的农耕、收割、蚕桑、畜牧等农 事活动。《礼记•夏小正》就是后人整理的总结夏、商、周时期物候知识的 著作。
城市的出现是地理知识发展的结果。河南偃师二里头上层发现了一处迄 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河南登封王城岗与淮阳平粮台发现的城 址，都有可能是夏代的建筑。由于城内仅有高级建筑区遗址，没有发现手工 业与商业区，说明当时的城市仅具有城堡性质，这与夏代进入私有制社会是 吻合的。
经考古发掘与文献印证，考古工作者目前找到的最早国都是郑州商城遗 址。其地在今郑州市二七广场以东。人们在这里发掘出周长约 7 公里的夯土 城垣及其它遗存。城墙基本上为正南北方向，约在 2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断 断续续分布着许多作坊、房基、地窖、水井、壕沟、墓室等。(11)那里的街 道、宫殿区、居民区、作坊区都有一定布局。夯土墙内由炭 14 测定为 3570
±135 年。有人认为，这里就是《史记•殷本纪》中“帝中丁迁隞”的隞都。 城内发现热带象牙，原产于我国西北的绿松石，产于华南、西南的锡以及来 自祖国各地的铜矿石、玉石、金、海贝、海蚌、鲟鱼甲等。这些都标志着商 代人们的地理知识水平和活动的地理范围。
商代的甲骨文是一种古老、成熟的文字。现已出土有字甲骨片 16 万多 块。其中记录了不少城市、河流、聚落的地名，以及狩猎区、民族居住区的

地名等。其中也记录了丰富的气象、气候现象，如晴、昙、阴、霾、雾、雷、 电、霜、雪、晕、虹等天气现象以及连续一旬的气象实况。甲骨文中还记录 了当时所见到的动物名称 70 余次，代表 30 多种动物。(12)甲骨文从字形结 构上反映了当时动物分类的知识和动物地理的知识。
在殷人的地理概念中，殷是个城市，商是居于四方、四土的天地之中的 中心区域。由于商代奴隶制国家的建立，领土观念逐渐明确。当时商朝统治 者对于中心区之外的四周，是按部族、氏族的分布来分区统治的。殷商时期 的政治势力所及，包括今河南全境，山东、河北、山西、安徽等省的一部分。 周围又有大大小小的许多属国环绕着。这些就构成了殷人的地理思想。

⑹ 中国最早出现地理是在什么地方

地理（来Geography），是世界或某一地自区的自然环境（山川、气候等）及社会要素的统称。“地理”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易经》。古代的地理学主要探索关于地球形状、大小有关的测量方法，或对已知的地区和国家进行描述

⑺ 地理学发展史的古代地理学

（上古时期至18世纪末）
古代地理学是农牧业社会的产物。其特点是以地理知识的描述性记载为主；学科内外分化不明显；由于环境差异和交通不便，古代地理学的体例和内容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 本时期的地理思想和著作主要出现在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印度、古希腊和稍后的罗马帝国等古代文明中心。它们各具特点，其中以中国和古希腊、罗马最为重要。
古希腊罗马 古希腊罗马地理学继承了古埃及地理学运用数学探讨地理现象的传统，成为西方地理学发展的源流。其早期重要奠基人，是公元前 5世纪的希罗多德，他最早探索了历史上的人地关系、讨论了区域的界线；希波克拉底创立了人的 4种气质学说，探讨了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稍后，德谟克利特对宇宙的无穷性、大气现象的原因、生物对气候的依存以及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观察和推测。柏拉图从唯心论出发，认为圆是最完美的对称形，演绎出圆的地球位于宇宙中心，这是球形说最早的概念。柏氏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唯物地认为地球和天体都是原质构成的，从实验材料和实地观察中进行了归纳判断，科学地证实了大地球形说。
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古希腊文明衰落期和罗马帝国时代，是西方经典地理学建立时期。代表性人物主要有古希腊的埃拉托色尼和罗马时代的斯特拉波、托勒密。
埃氏被西方地理学界尊为“地理学之父”，他不仅第1次合成了 geographica（意为地理学或大地的记述）这个术语，而且用两地竿影换算出弧度，计量了地球的周边是252000希腊里（约折合为39690公里），已近于近代的实测值。埃氏不仅是古代数理地理的创始人，还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居住适应地带学说，将世界分为欧洲、亚洲和利比亚(以后的非洲)3个地区，以及一个热带、两个温带和两个寒带等5个地带，并首次根据经纬网绘制世界地图。
斯特拉波整理荷马史诗以来的古代地理知识，继承亚里士多德和埃拉托色尼的居住适应地带学说，利用当时商业航海的记载并结合自己一生旅行见闻，写成17卷《地理学》。它较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罗马帝国地理情况，是西方区域地理的先声。
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学指南》（8卷），内容包括地图投影、各地的经纬度表和绘有经纬度的世界地图。这部著作为近代地图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地心说统治人类的思想达1500年之久。
中国 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各种流派的人地关系思想。
在世界观方面，主要是围绕着所谓“天”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指主宰一切的上帝，一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两者分别具有唯心和唯物倾向，但均有听天由命的色彩。孔子提出“畏天命”，符合周王自命为天子的政治要求；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视自然规律并具有地理唯物论见解。
在方法论方面，阴阳、五行、八卦学说作为一种朴素的辩证说理工具，对地理现象的解释起到不少作用。《周易》认为自然界是由阴阳两种对立力量作用下发生变化的，在地理书籍中山的阴坡和阳坡、河的北岸和南岸亦均以阴阳区分，沿袭至今。以八卦表示8个天象和地理方位，更是始于中国。
《内经·素问》这本最早的医书将木、火、土、金、水类比为东、南、中、西、北 5个方位和春、夏、长夏（暑）、秋、冬5个季节，并认为东部地区主木，属青色，象征植物繁茂；南部地区主火，属红色，象征土壤红赤；中部地区主土，属黄色，象征黄土高原和冲积沃土；西部地区主金，属白色，象征戈壁大沙漠；北部地区主水，属黑色，象征日照短暂和土壤棕黑。
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是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和《管子·地员》。《尚书·禹贡》按地理特征将古代中国版图分为九州，并概要记载各地自然条件、经济活动和物产交通，堪称世界上第一部综合地理作品。《管子·地员》探索了中国土地的分类和山地植物的垂直带谱，是世界上最早对土地进行系统分类的作品。 （4～14世纪） 中国、阿拉伯的地理知识和地理思想有长足的进步；欧洲的地理知识和地理思想则出现了停滞和倒退。
欧洲 中世纪是经济、文化衰落的黑暗时代，政教合一、闭关自守的小君主国使人们的地理眼界大为缩小，统治者力图使地理学成为基督教的奴仆，出现了地理学思想的反动。不仅古希腊、罗马在地理方面的优秀传统未得到继承，而靡用宗教迷信和占星术来解释一切地理现象。如 6世纪商人科斯马斯著《基督世界地形》，以地平说代替球形说。书中以摩西的圣柜作为地球的形状，把大地看成为扁平长方形，东西长度为南北之两倍，四周为海洋环绕，其外又有陆地，即天堂所在。12世纪以后，由于十字军东征，使欧洲人地理眼界扩宽了；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成立和教会建立大学，将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由阿拉伯文转译过来；加上指南针从中国传入，使商业航海发达起来。所有这些使欧洲的地理作品和地图绘制开始出现某些转机。阿拉伯世界 7世纪开始，伊斯兰教团结了分散的阿拉伯部族，统治了中亚、西亚、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巴格达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学术中心。他们翻译希腊先哲的著作；连年征战、麦加朝觐和商业航海活动，又使伊斯兰世界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枢纽，涌现了许多伟大的穆斯林旅行家，如马苏第等。十进位制和罗盘就是此期由中国经印度和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的。古代阿拉伯地理学的成就是不应忽视的。如921年，巴尔基搜集了阿拉伯旅行者的气候观察，编成了第一本《世界气候图集》；稍后，马克迪西提出将世界分成14个气候区的方案；11世纪早期，阿维森纳观察中亚山区，提出褶曲抬升山岳的运动和侵蚀切割地形的均变过程。
中国 这个时期在方志、沿革地理、域外地理、自然地理和地图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如法显的《法显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至今仍是研究中亚、印度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郦道元的《水经注》至今仍为考证中国水资源和水环境演变的要著；沈括的《梦溪笔谈》一书提出了河流的侵蚀、搬运和堆积作用，并用以解释华北平原形成的原因，较西方类似的见地早4个世纪。 （15～18世纪） 本期的重大事件是中国的郑和“七下西洋”和西方的地理大发现。虽然，郑和下西洋的时间比C.哥伦布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早半个多世纪，船队的规模、航海的技术也远胜于哥伦布，然而其社会意义和对地理学的影响则远不及地理大发现。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旅行探险，古已有之。但是，旅行探险同地理大发现不是一回事，说哥伦布是新大陆的发现者，正是从地理大发现这一重大社会事件出发的。哥伦布之后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即西方由中世纪封建制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地理大发现给地理学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从3方面阐明：①地理大发现期间，成功地在远程航行中运用了罗盘，并精密地测定了经度，技术的改进和数据的积累导致了地图学的革新。16世纪初，P.亚皮安绘制了一个地球的心状图，其弟子G.墨卡托于1569年绘成了一幅适用于航海的等距圆柱投影世界全图，成为第一个将整个地球表面描绘在平面上的人，尔后又编绘《墨卡托地图集》。在中国，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改变了中国学者沿用的“天圆地方”、“华夏居于寰宇之中”的旧观念。②通过15世纪末到18世纪的地理探险和发现，出现了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地理著作。德国S.明斯特尔的《宇宙志》于1544年出版，被认为是地理大发现的早期代表作。德国B.瓦伦纽斯的《普通地理学》首次将地理学领域区分为专论和通论两大部分，前者描述地区特征，后者揭示全球性法则。中国明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后，也在同期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理论探索工作，如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已有不少成因方面的论述；清初刘献廷提出地理学要阐明“天地之故”，即探讨地理现象形成的原因等。但是，没有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主流，中国古代地理著述多描述性记载，缺少对地球表面整体规律的研究。这是近代中国地理学落后的原因之一。③15世纪20年代到17世纪20年代，西欧出现了“文艺复兴”，艺术和科学得到蓬勃发展，从而使学者能对自然界和人类活动的某些法 则进行概括。当时的地理考察和发现，为哲学家和科学家提供了丰富的自然、人文及二者关系的具体素材。另一方面，新生的地理唯物论又给予地理学发展以难以估量的影响。17世纪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提出的气候决定论，18世纪德国哲学家I.康德的二元论，均成为近代地理学的方法论基础。中国没有一个文艺复兴，且地理发现的眼界远较西方为窄，历代封建王朝的权力集中，一方面保证了国家统一和经济稳定，另一方面也阻碍了社会、文化和科学的变革。不变论的思想、传统天人感应的唯心哲学观，严重阻碍了地表事物内在规律的研究和正确人地关系的探讨。
总之，从15～18世纪，地理学处于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时期。西方地理学用了3个多世纪，完成了技术革新、资料积累和建立地理唯物论的哲学基础3方面的准备，为欧美近代地理学的建立创造了前提。中国在明末清初，亦开始了整体地表规律的探索，但由于技术手段缺乏创新、科学资料积累不够，特别是统治者仍鼓吹天命论等，新的地理学无法兴起。

⑻ 转：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对历史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不仅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性和空间差异性,同时由于两种差异性的交互运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温度变迁,有过多次反复,由寒转暖,又由暖转寒；湿润状况的变迁,由湿润而逐渐干燥,旱情增加.从第四纪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1万年前后开始,地球从第四纪冰期中的最近一次亚冰期,进入到现代的亚间冰期,人们也称之为冰后期.这一段时间大体上相当于人类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关于这时期的气候,挪威的冰川学家曾做出近10000年来的雪线升降图,说明雪线升降幅度并不小,表明冰后期以来,气候有明显的变化.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记载,竺可桢将这些记载加以整理分析,发现我国5000多年来的气候有4次温暖期和4次寒冷期交替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安阳殷墟时代,是第一个温暖期,这个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最冷月温度约比现在高3℃-5℃.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周代初期）,有一个短暂的寒冷期,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秦汉时代,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温暖时期.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即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进入第二个寒冷时期.从公元600年到1000年,即隋唐时代,是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1000到1200年,即南宋时代是第三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l℃左右.从公元1200到1300年,即宋末元初,是第四个温暖期,但是这次不如隋唐时那样温暖,表现在大象生存的北限,逐渐由淮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以南,如浙江、广东、云南等地.在公元1300年以后,即明、清时代以来,是第四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1-2℃.近5000年来,虽然是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但是总的趋势是由温暖向寒冷变化,寒冷期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冷.在第二次寒期,只有淮河在公元225年有封冻.而在第四个寒冷期的1670年,长江几乎都封冻了.有趣的事情是：挪威冰川学家用雪线高度表示气温升降,竺可帧用的是历史文献记载资料,结果却十分一致,说明冰后期以来的气候变化具有全球的普遍性,绝对不是一种巧合.1973年,竺可桢提出了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周期性波动变化的基本状况.他认为近2000a中,汉代是温暖时期,三国开始后不久,气候变冷,并一直推迟到唐代开始.唐末以后,气候再次变冷,至15世纪渐入小冰期,呈两峰三谷结构,直至20世纪初气候回暖,小冰期结束.汉代、唐代是年均温高于现代约2℃左右的温暖时期.该研究成果已为气候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广泛采用.但近些年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改进,许多学者对竺可桢的工作作了补充.其中朱士光等认为2000～300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①西周冷干气候(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中期);②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气候(公元前8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世纪);③西汉后期至北朝凉干气候(公元前1世纪中期至6世纪);④隋和唐前、中期暖湿气候(7～8世纪);⑤唐后期至北宋时期凉干气候(9～11世纪);⑥金前期湿干气候(12世纪);⑦金后期和元代凉干气候(13和14世纪前半叶);⑧明清时期冷干气候(14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后来许多地理学家对我国的气候变化作了进一步修改,但总得趋势大致如此.历史时期的气候不仅在气温上有周期性波动,引起冷暖的变化,而且在湿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变化.总得说来,暖期与湿期、冷期与干期是相互对应的,但每个冷暖期内部又有干湿波动,不可一概而论.朱士光等研究认为,气温的变化要快于降水量的变化,而降水量的变化幅度又大于气温变化的幅度.在历史时期,气候冷暖波动与干湿波动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不完全同步.人类影响气候,气候也影响人类.短时间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的异常气候现象,如干旱、洪涝、冻害、冰雹、沙暴等等,往往会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足以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比如,1943-1954年孟加拉地区的暴雨灾害,引起了20世纪最大的饥荒,饿死人口达300-400万；1968年-1973年非洲干旱是非洲人民的一次大灾难,使得乍得、尼日尔、埃塞俄比亚的牲口损失70-90%,仅在埃塞俄比亚的沃洛省就饿死20万人.当然,这种打击往往是短暂的、局部的,虽然不至于影响生态系统,但是对人类造成的灾害却十分大.长期的气候变化,即使变化比较缓慢,也会使生态系统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使生产布局和生产方式完全改观,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例如,在公元前3000-1000年的温暖时期,竹类在黄河流域直到东部沿海都有广泛分布；安阳殷墟发现有水牛和野猪等热带亚热带动物；甲骨文记载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殷墟的化石象是土产的,河南原称豫州就是一个人牵着大象的标志.商、周时代,梅子是北方人民重要的日常食品.《诗经》说：“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可见当时梅子是和盐一样重要的食品,是做菜不可缺少的佐料.《诗经》说：“终南何月,有条有梅”.终南山在西安之南,宋代以来就无梅了.陕西、山西等地入民只好用醋代替梅.秦汉时期气候也比较温暖,《史记》记载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是“桔之在江陵,桑之在齐鲁,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陈夏”.可知当时亚热带植物的地界比现在更加偏北.由于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地理分布,必然会影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布局.例如,在先秦到西汉以前,我国丝织业布局是北丝南麻,丝织业绝大部分在黄河中、下游和冀中平原,当时最大的丝纺业中心在河北定县,其他较小的中心也都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长江流域及南方各地则主要生产麻织物；西汉时期,蜀中仅以产麻布著名.虽然在东汉到魏晋以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经济下降剧烈,南方各地社会生活则相对安定,丝织业有所发展,可是北丝南麻的布局一直维持到隋唐时代.从气候变迁情况看,至隋唐时代,虽然气候也有变化,但是平均气温仍暖于现代,可见丝绸之路出现在北方是有原因的.北丝南麻布局的改变发生在宋代.由于气候变冷,气温已低于现代,北方不利于桑蚕生产生殖,再加上唐末五代时北方战乱,南方经济上升,丝织业规模逐渐超过北方.北宋时镇江、三台已形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南宋时,南京、常州、镇江、苏州都拥有巨大的丝织业生产能力.丝织业重心南移,正好相当于我国气候由温暖到寒冷的时期,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气候变迁对农业耕作也有影响,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和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都说,他们那个时候,齐、鲁（河北、山东一带）农业种植可以一年两熟.在这些地方直到解放初期,还只习惯于两年三熟.唐朝的生长季也比现在长,《蛮书》（约成书于862年）说,曲靖以南,滇池以西,一年收获两季作物,9月收稻,4月小麦或大麦.而现代由于生长季缩短,不得不种豌豆和蚕豆,以代替小麦和大麦.这种历史经验仍有现实意义.例如,如果气候变暖,就可以考虑双季稻向高纬度、向高海拔扩展；若气候变冷,就得采取措施,缩短水稻的生长时间.一、时间差异性气候包括气温和干湿状况两大基本要素,研究历史气候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①〕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表现在五千年来温度变化上,可以明显地总结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1．第一个温暖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代.甲骨文记载当时安阳人种水稻是阴历二月下种,比现在早一个多月.北京附近的泥炭层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里生长着大量的阔叶林,代表着相当温和的气候.2．第一个寒冷期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汉水冻结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3．第二个温暖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东周到秦汉温暖期.《春秋》中有鲁国“春正月无冰”、“春二月无冰”、“春无冰”等多次记载.《荀子·富国篇》和《孟子·告子上》载齐鲁地区农业种植一年两熟.4．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600年,即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这个寒冷期以公元4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资治通鉴》载晋成帝初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及几千人的大部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5．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时期,其间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长安无雪无冰,当时气候温暖可见.6．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两宋时期,此间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以通车,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两度全部冻死.7．第四个温暖期从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温暖期.1225年,道士丘处机在北京长春宫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说明当时北京气候比现在温暖.8．第四个寒冷期从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严寒期.此间,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橘尽冻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从当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变成“冰陆”,车马通行.五千年来,我国气候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交替变迁,其时间上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二、空间差异性影响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是太阳辐射、下垫面、大气环流及人类活动影响四大因子,这几个因子相互作用决定着气候的变迁,加上我国所处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广阔面积、复杂地形及支配气候的环流因素,决定了我国气候变迁的又一个特性——空间差异性的产生.地球上气候波动首先和太阳辐射的强弱有关,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寒、温、热三带的分别,都是因为太阳辐射强弱不同的缘故.我国领土北起黑龙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个纬度.从南到北,包括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等六个热量带,其中又以温带、暖温带、亚热带面积最广,这是决定我们气候类型多样性和气候变迁的空间差异性的基本因素.从海陆位置看,我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间,由于地表热量状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温压场,从而产生明显的季风环流,对我国的气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世界同纬度相比,我国黄河流域相当于地中海一带,长江以南的纬度相当于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区.若按行星风系规律,我国江南则属于一片沙漠,但因亚热带季风气候作用,却使我国东部和南部成为温度高、降水量多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亚热带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从我国呈东西走向的三列山系来看,它们作为南北冷暖气流的屏障,又构成了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其中海拔1500—2500米的秦岭山脉作用最明显.秦岭以北为暖温带,以南为亚热带,所谓“十月先开岭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诗句,正说明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湿润气候,又被喜马拉雅山切断了来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国西北内陆变成为沙漠性的干燥气候.加上西伯利亚冷气流由蒙古高原爆发性地南侵,形成强大的寒潮影响了冬半年北部大半个中国,又加大了西、北、东、南气候变化的空间差异性.在中国,气候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依次渐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现,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气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气候的自然分异.这种气候变迁的空间差性与时间差异性交错运行,对每一个时期中国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时、空差异的影响首先是政治上的影响.气候的时空差异性所造成的东南与西北中国的分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现代地理学家以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为两端,在中国地图上划一斜线,斜线以西以北为西北中国,拥有占中国领土面积57．1％的土地和占总人数5．6％的人口,大体上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斜线以东以南为东南中国,拥有占领土面积42％的土地和占总人口数94％的人口,基本上是历史上农业民族（汉族）的主要活动区.〔②〕其中,随气候的变迁,东南部经济文化日渐超过北部,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大.在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处机北过张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岭时吟诗曰：“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辽史·营卫志》亦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农、牧分区和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峙,两种经济、两个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当寒冷期代替温暖期之时,总有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的地区迁徒,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满族入关,是农牧民族军事冲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和关系始终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农牧民族的对峙,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政治方面.随着几次最大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几个典型的南北朝对峙的政治局面.与“五胡乱华”相伴随的是第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十六国及北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对峙；与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随的是第二个南北朝时期——辽、金与两宋政权的对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政权与北元蒙古的政权对峙；继而是明末南明政权与清政权对峙.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农业民族要抵抗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凭藉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以组织分散的农民去修筑万里长城,保卫自己的安居乐业,这就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是经济上的影响.五六千年前,与温暖期同时,是一相当湿润的气候.当时的黑龙江流域,为几千年来最湿润的时期,北京平原为河流纵横、池沼广布之乡.距今2500年左右,气候转向干燥.在北京考古发掘中发现代表湿润气候的混炭沼逐渐消失.距今约1000年左右,气候再次变干.根据大量的地方志中的旱涝记载,我国东南地区自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旱灾相对增加,以公元1000年为界线,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时期持续时间长；此后的湿润时期短,干旱时期长.最近500年来旱涝材料排成年表显示,旱灾明显地多于水灾.气候的干湿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干冷地带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限制自不必说,在其它地区,也因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而左右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北界位置也随着南移.五千年来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度一个比一个低,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重心向南迁移的大趋势.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停滞和衰退,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与南方经济上升；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经济上升并超过北方,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继续发展；明清以来,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畸形发展,东西差距及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纵观这三次大规模的经济重心南移,正好与历史上第二、第三、第四个寒冷期的到来相始终,从中不难窥见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再次是文化上的影响.经济是基础,它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应地移到了南方.秦汉时期定都关中,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有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和“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到了隋唐以后,粮食供给开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开始向南迁移.到宋代,有了“苏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此时中国文化以最富裕的长江流域为根据地,形成了“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的局面.至近现代,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上渐渐占据重要位置,中国的文化又有了进一步南移的倾向.关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从“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这里介绍两家,借以说明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丁文江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③〕一文中根据二十四史中汉、唐、宋、明各代人物,分省列表为：时代前汉后汉唐北宋南宋明人物最多的省山东河南陕西河南浙江浙江河南陕西河北河北福建江苏日本桑原骘藏在《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举为例,交明清两代登科第者列表统计,明代从洪武四年起至万历四十四年止,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总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占88％,北方29人,占12％.清康熙十八年开制科,共录取50人,其中南方占42人.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占14人.明清两代共出状元203人,南方有188人.四、有关问题的讨论1、通过上述中国气候变迁的特点及影响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问题.怎样看待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是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过去由于片面地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因而很少具体地研讨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近年来,通过各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认识到地理环境本身是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人类改造自然环境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的约束,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但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究竟怎样?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是众说纷纭.通过本文分析,我们首先可以肯定,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时代的演进,它的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在发生着不断地变化,因此,我们要重视历史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别漫长?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发展极其缓慢?不少同志认为地理条件是最根本的因素.具体地说,中国内外部地理环境及其相应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既产生了对专制政体的要求,又维护了封建小农业的强盛,使中国难以具备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从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这些观点正确与否?还需要对中国历史地理作深入细致地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其次,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还认识到,人类历史与地理环境是一个统一体,两者之间相互制约、互相作用,这种相互间的制约和作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大致说来,生产力水平越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作用越大；社会发展阶段越古老,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越大.在中国古代,因气候迹迁的时空差异性而影响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表明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确起到了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政权的对立（秦汉与匈奴,东晋南朝与“五胡”,宋与辽、金,明与蒙古、满族等）,无不起因于气候时空差异所造成的农、牧区对立的环境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对地理环境制约作用越来越大,地理环境可以为人类提供的物质财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地理环境的作用就减少了.由于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作用,导致了地理环境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地理环境系统,在原来的自然环境之外,又增加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系统,从而对人类社会产生新的影响.在近现代的中国气候变迁中,我们就不得不探讨人们对环境污染所造成气候环境的新变化和新影响,这就决定了研究历史地理对现实和实践的指导意义.2．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特性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关于它的学科性质,在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目前国内各高校历史系和部分地理系都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但由于对它的学科属性看法不同,讲授的内容、学习的重点和研究的方向都很不一致.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沿革地理的研究；有人把它当作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对历史时期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探讨；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与地理学边缘学科,侧重于跨学科的研究.我们认为历史地理学既是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多门学科边缘地位上相互交叉和相互联系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历史地理学不仅研究自然环境变化的自然过程,而且也研究改造自然环境变化的人为过程,更重要的是,它重点探讨的是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变化规律.由此可见,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学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多学科相互联系的一个新的学科体系.正如前苏联历史地理学家热库林所说的那样,它不仅是在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衔接处形成的边缘学科,而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曾与民族志学、地名学、农业史及一系列其它科学门类紧相关联.”因而准确地说,它是“处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位上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性.”〔⑤〕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视野才会得以逐步地开阔.学科性质决定了学科的研究途径.世界是一个整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现代科技已走到学科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历史地理学正是适应这样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必然要求我们掌握不同学科的知识,在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分析如能在这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目的也就达到了.

⑼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对历史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不仅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性和空间差异性,同时由于两种差异性的交互运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温度变迁,有过多次反复,由寒转暖,又由暖转寒；湿润状况的变迁,由湿润而逐渐干燥,旱情增加.
从第四纪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1万年前后开始,地球从第四纪冰期中的最近一次亚冰期,进入到现代的亚间冰期,人们也称之为冰后期.这一段时间大体上相当于人类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关于这时期的气候,挪威的冰川学家曾做出近10000年来的雪线升降图,说明雪线升降幅度并不小,表明冰后期以来,气候有明显的变化.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记载,竺可桢将这些记载加以整理分析,发现我国5000多年来的气候有4次温暖期和4次寒冷期交替出现.
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安阳殷墟时代,是第一个温暖期,这个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最冷月温度约比现在高3℃-5℃.
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周代初期）,有一个短暂的寒冷期,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秦汉时代,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温暖时期.
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即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进入第二个寒冷时期.
从公元600年到1000年,即隋唐时代,是第三个温暖期.
从公元1000到1200年,即南宋时代是第三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l℃左右.
从公元1200到1300年,即宋末元初,是第四个温暖期,但是这次不如隋唐时那样温暖,表现在大象生存的北限,逐渐由淮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以南,如浙江、广东、云南等地.
在公元1300年以后,即明、清时代以来,是第四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1-2℃.
近5000年来,虽然是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但是总的趋势是由温暖向寒冷变化,寒冷期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冷.在第二次寒期,只有淮河在公元225年有封冻.而在第四个寒冷期的1670年,长江几乎都封冻了.
有趣的事情是：挪威冰川学家用雪线高度表示气温升降,竺可帧用的是历史文献记载资料,结果却十分一致,说明冰后期以来的气候变化具有全球的普遍性,绝对不是一种巧合.
1973 年,竺可桢提出了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周期性波动变化的基本状况.他认为近2000a 中,汉代是温暖时期,三国开始后不久,气候变冷,并一直推迟到唐代开始.唐末以后,气候再次变冷,至15世纪渐入小冰期,呈两峰三谷结构,直至20 世纪初气候回暖,小冰期结束.汉代、唐代是年均温高于现代约2℃左右的温暖时期.该研究成果已为气候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广泛采用.但近些年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改进,许多学者对竺可桢的工作作了补充.其中朱士光等认为2000～ 300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①西周冷干气候(公元前11 世纪至公元前8 世纪中期) ; ②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气候(公元前8 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 世纪) ; ③西汉后期至北朝凉干气候(公元前1 世纪中期至6 世纪) ; ④隋和唐前、中期暖湿气候(7～ 8 世纪) ; ⑤唐后期至北宋时期凉干气候(9～ 11 世纪) ; ⑥金前期湿干气候(12 世纪) ;⑦金后期和元代凉干气候(13 和14 世纪前半叶) ; ⑧明清时期冷干气候(14 世纪后半叶至20 世纪初).后来许多地理学家对我国的气候变化作了进一步修改,但总得趋势大致如此.
历史时期的气候不仅在气温上有周期性波动,引起冷暖的变化,而且在湿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变化.总得说来,暖期与湿期、冷期与干期是相互对应的,但每个冷暖期内部又有干湿波动,不可一概而论.朱士光等研究认为,气温的变化要快于降水量的变化,而降水量的变化幅度又大于气温变化的幅度.在历史时期,气候冷暖波动与干湿波动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不完全同步.
人类影响气候,气候也影响人类.短时间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的异常气候现象,如干旱、洪涝、冻害、冰雹、沙暴等等,往往会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足以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比如,1943-1954年孟加拉地区的暴雨灾害,引起了20世纪最大的饥荒,饿死人口达300-400万；1968年-1973年非洲干旱是非洲人民的一次大灾难,使得乍得、尼日尔、埃塞俄比亚的牲口损失70-90%,仅在埃塞俄比亚的沃洛省就饿死20万人.当然,这种打击往往是短暂的、局部的,虽然不至于影响生态系统,但是对人类造成的灾害却十分大.
长期的气候变化,即使变化比较缓慢,也会使生态系统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使生产布局和生产方式完全改观,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
例如,在公元前3000-1000年的温暖时期,竹类在黄河流域直到东部沿海都有广泛分布；安阳殷墟发现有水牛和野猪等热带亚热带动物；甲骨文记载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殷墟的化石象是土产的,河南原称豫州就是一个人牵着大象的标志.商、周时代,梅子是北方人民重要的日常食品.《诗经》说：“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可见当时梅子是和盐一样重要的食品,是做菜不可缺少的佐料.《诗经》说：“终南何月,有条有梅”.终南山在西安之南,宋代以来就无梅了.陕西、山西等地入民只好用醋代替梅.
秦汉时期气候也比较温暖,《史记》记载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是“桔之在江陵,桑之在齐鲁,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陈夏”.可知当时亚热带植物的地界比现在更加偏北.
由于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地理分布,必然会影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布局.例如,在先秦到西汉以前,我国丝织业布局是北丝南麻,丝织业绝大部分在黄河中、下游和冀中平原,当时最大的丝纺业中心在河北定县,其他较小的中心也都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长江流域及南方各地则主要生产麻织物；西汉时期,蜀中仅以产麻布著名.虽然在东汉到魏晋以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经济下降剧烈,南方各地社会生活则相对安定,丝织业有所发展,可是北丝南麻的布局一直维持到隋唐时代.从气候变迁情况看,至隋唐时代,虽然气候也有变化,但是平均气温仍暖于现代,可见丝绸之路出现在北方是有原因的.
北丝南麻布局的改变发生在宋代.由于气候变冷,气温已低于现代,北方不利于桑蚕生产生殖,再加上唐末五代时北方战乱,南方经济上升,丝织业规模逐渐超过北方.北宋时镇江、三台已形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南宋时,南京、常州、镇江、苏州都拥有巨大的丝织业生产能力.丝织业重心南移,正好相当于我国气候由温暖到寒冷的时期,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气候变迁对农业耕作也有影响,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和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都说,他们那个时候,齐、鲁（河北、山东一带）农业种植可以一年两熟.在这些地方直到解放初期,还只习惯于两年三熟.唐朝的生长季也比现在长,《蛮书》（约成书于862年）说,曲靖以南,滇池以西,一年收获两季作物,9月收稻,4月小麦或大麦.而现代由于生长季缩短,不得不种豌豆和蚕豆,以代替小麦和大麦.这种历史经验仍有现实意义.例如,如果气候变暖,就可以考虑双季稻向高纬度、向高海拔扩展；若气候变冷,就得采取措施,缩短水稻的生长时间.
一、时间差异性
气候包括气温和干湿状况两大基本要素,研究历史气候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①〕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表现在五千年来温度变化上,可以明显地总结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1．第一个温暖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代.甲骨文记载当时安阳人种水稻是阴历二月下种,比现在早一个多月.北京附近的泥炭层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里生长着大量的阔叶林,代表着相当温和的气候.
2．第一个寒冷期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汉水冻结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
3．第二个温暖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东周到秦汉温暖期.《春秋》中有鲁国“春正月无冰”、“春二月无冰”、“春无冰”等多次记载.《荀子·富国篇》和《孟子·告子上》载齐鲁地区农业种植一年两熟.
4．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600年,即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这个寒冷期以公元4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资治通鉴》载晋成帝初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及几千人的大部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
5．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时期,其间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长安无雪无冰,当时气候温暖可见.
6．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两宋时期,此间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以通车,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两度全部冻死.
7．第四个温暖期从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温暖期.1225年,道士丘处机在北京长春宫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说明当时北京气候比现在温暖.
8．第四个寒冷期从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严寒期.此间,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橘尽冻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从当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变成“冰陆”,车马通行.
五千年来,我国气候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交替变迁,其时间上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
二、空间差异性
影响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是太阳辐射、下垫面、大气环流及人类活动影响四大因子,这几个因子相互作用决定着气候的变迁,加上我国所处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广阔面积、复杂地形及支配气候的环流因素,决定了我国气候变迁的又一个特性——空间差异性的产生.
地球上气候波动首先和太阳辐射的强弱有关,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寒、温、热三带的分别,都是因为太阳辐射强弱不同的缘故.我国领土北起黑龙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个纬度.从南到北,包括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等六个热量带,其中又以温带、暖温带、亚热带面积最广,这是决定我们气候类型多样性和气候变迁的空间差异性的基本因素.
从海陆位置看,我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间,由于地表热量状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温压场,从而产生明显的季风环流,对我国的气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世界同纬度相比,我国黄河流域相当于地中海一带,长江以南的纬度相当于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区.若按行星风系规律,我国江南则属于一片沙漠,但因亚热带季风气候作用,却使我国东部和南部成为温度高、降水量多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亚热带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从我国呈东西走向的三列山系来看,它们作为南北冷暖气流的屏障,又构成了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其中海拔1500—2500米的秦岭山脉作用最明显.秦岭以北为暖温带,以南为亚热带,所谓“十月先开岭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诗句,正说明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湿润气候,又被喜马拉雅山切断了来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国西北内陆变成为沙漠性的干燥气候.加上西伯利亚冷气流由蒙古高原爆发性地南侵,形成强大的寒潮影响了冬半年北部大半个中国,又加大了西、北、东、南气候变化的空间差异性.
在中国,气候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依次渐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现,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气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气候的自然分异.这种气候变迁的空间差性与时间差异性交错运行,对每一个时期中国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时、空差异的影响
首先是政治上的影响.
气候的时空差异性所造成的东南与西北中国的分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现代地理学家以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为两端,在中国地图上划一斜线,斜线以西以北为西北中国,拥有占中国领土面积57．1％的土地和占总人数5．6％的人口,大体上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斜线以东以南为东南中国,拥有占领土面积42％的土地和占总人口数94％的人口,基本上是历史上农业民族（汉族）的主要活动区.〔②〕其中,随气候的变迁,东南部经济文化日渐超过北部,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大.
在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处机北过张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岭时吟诗曰：“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辽史·营卫志》亦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农、牧分区和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峙,两种经济、两个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当寒冷期代替温暖期之时,总有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的地区迁徒,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满族入关,是农牧民族军事冲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和关系始终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农牧民族的对峙,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政治方面.随着几次最大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几个典型的南北朝对峙的政治局面.与“五胡乱华”相伴随的是第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十六国及北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对峙；与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随的是第二个南北朝时期——辽、金与两宋政权的对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政权与北元蒙古的政权对峙；继而是明末南明政权与清政权对峙.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农业民族要抵抗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凭藉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以组织分散的农民去修筑万里长城,保卫自己的安居乐业,这就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经济上的影响.
五六千年前,与温暖期同时,是一相当湿润的气候.当时的黑龙江流域,为几千年来最湿润的时期,北京平原为河流纵横、池沼广布之乡.距今2500年左右,气候转向干燥.在北京考古发掘中发现代表湿润气候的混炭沼逐渐消失.距今约1000年左右,气候再次变干.根据大量的地方志中的旱涝记载,我国东南地区自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旱灾相对增加,以公元1000年为界线,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时期持续时间长；此后的湿润时期短,干旱时期长.最近500年来旱涝材料排成年表显示,旱灾明显地多于水灾.
气候的干湿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干冷地带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限制自不必说,在其它地区,也因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而左右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北界位置也随着南移.五千年来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度一个比一个低,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重心向南迁移的大趋势.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停滞和衰退,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与南方经济上升；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经济上升并超过北方,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继续发展；明清以来,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畸形发展,东西差距及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纵观这三次大规模的经济重心南移,正好与历史上第二、第三、第四个寒冷期的到来相始终,从中不难窥见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再次是文化上的影响.
经济是基础,它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应地移到了南方.
秦汉时期定都关中,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有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和“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到了隋唐以后,粮食供给开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开始向南迁移.到宋代,有了“苏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此时中国文化以最富裕的长江流域为根据地,形成了“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的局面.至近现代,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上渐渐占据重要位置,中国的文化又有了进一步南移的倾向.
关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从“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这里介绍两家,借以说明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丁文江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③〕一文中根据二十四史中汉、唐、宋、明各代人物,分省列表为：
时代 前汉 后汉 唐 北宋 南宋 明
人物最多的省 山东 河南 陕西 河南 浙江 浙江
河南 陕西 河北 河北 福建 江苏
日本桑原骘藏在《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举为例,交明清两代登科第者列表统计,明代从洪武四年起至万历四十四年止,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总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占88％,北方29人,占12％.清康熙十八年开制科,共录取50人,其中南方占42人.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占14人.明清两代共出状元203人,南方有188人.
四、有关问题的讨论
1、通过上述中国气候变迁的特点及影响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问题.怎样看待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是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过去由于片面地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因而很少具体地研讨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近年来,通过各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认识到地理环境本身是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人类改造自然环境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的约束,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但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究竟怎样?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是众说纷纭.通过本文分析,我们首先可以肯定,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时代的演进,它的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在发生着不断地变化,因此,我们要重视历史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别漫长?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发展极其缓慢?不少同志认为地理条件是最根本的因素.具体地说,中国内外部地理环境及其相应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既产生了对专制政体的要求,又维护了封建小农业的强盛,使中国难以具备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从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这些观点正确与否?还需要对中国历史地理作深入细致地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
其次,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还认识到,人类历史与地理环境是一个统一体,两者之间相互制约、互相作用,这种相互间的制约和作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大致说来,生产力水平越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作用越大；社会发展阶段越古老,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越大.在中国古代,因气候迹迁的时空差异性而影响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表明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确起到了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政权的对立（秦汉与匈奴,东晋南朝与“五胡”,宋与辽、金,明与蒙古、满族等）,无不起因于气候时空差异所造成的农、牧区对立的环境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对地理环境制约作用越来越大,地理环境可以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地理环境的作用就减少了.由于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作用,导致了地理环境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地理环境系统,在原来的自然环境之外,又增加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系统,从而对人类社会产生新的影响.在近现代的中国气候变迁中,我们就不得不探讨人们对环境污染所造成气候环境的新变化和新影响,这就决定了研究历史地理对现实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2．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特性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关于它的学科性质,在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目前国内各高校历史系和部分地理系都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但由于对它的学科属性看法不同,讲授的内容、学习的重点和研究的方向都很不一致.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沿革地理的研究；有人把它当作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对历史时期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探讨；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与地理学边缘学科,侧重于跨学科的研究.
我们认为历史地理学既是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多门学科边缘地位上相互交叉和相互联系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历史地理学不仅研究自然环境变化的自然过程,而且也研究改造自然环境变化的人为过程,更重要的是,它重点探讨的是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变化规律.由此可见,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学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多学科相互联系的一个新的学科体系.正如前苏联历史地理学家热库林所说的那样,它不仅是在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衔接处形成的边缘学科,而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曾与民族志学、地名学、农业史及一系列其它科学门类紧相关联.”因而准确地说,它是“处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位上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性.”〔⑤〕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视野才会得以逐步地开阔.
学科性质决定了学科的研究途径.世界是一个整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现代科技已走到学科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历史地理学正是适应这样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必然要求我们掌握不同学科的知识,在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分析如能在这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目的也就达到了.

⑽ 自然环境地理与古代中国统一的关系

我国东部抄地区地形平缓、交通便利，是中国统一集权的封建国家形成的一个有利条件。
地理环境能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促使（但不是决定）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不平衡性。越是人类发展的早期，人们支配自然的力量越弱，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界的依赖就越大。但这不等于说，自然条件最有利的地区，即人们花费最少劳动就能取得丰富生活资料的地区社会发展速度最快，因为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往往使人们过分依赖自然界，不易促使他们去发展生产工具和技术，也不易促使他们去发展社会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