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地理殷商甲骨文

⑴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最早发现于什么地方

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 和兽骨上的文字。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
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
字。
甲骨文是我国汉字发展史上的一种文字，是晚商时期占卜记事文字，也是当时实际使用的文字。对于这种占卜记事文字的名称，开始有人叫它作“龟版文”、“龟甲文”、
“甲骨刻辞”、“龟甲兽骨文字”，后来又有人叫它作“贞卜文字”、“甲骨卜辞”、“殷虚卜辞”，还有人叫做“殷虚书契”、“殷虚文字”等，最后约定俗成地把它叫做“甲骨文字”，简称“甲骨文”。

⑵ 甲骨文对商朝的影响

政治上：甲骨文是商朝统治者通过占卜结果决定国家大事的卜文记录，所以甲骨文大都记录着国家大事的最终决定，可以为以后的商朝统治者提供借鉴。可以把国家颁布的条律记录下来，一遍以后的查证和国家的稳定。
经济上：对于农业的占卜结果记录积累下来的经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文化上： 有利于文字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总之，过于迷信占卜结果，不根据实际情况武断决定国家大事，不利于商朝统治的稳固。

⑶ 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这么说有什么历史依据吗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历史依据就是中国多年在河南省安阳市发现了很多关于甲骨文的文物。这些刻在龟骨上的文字是中国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所雕刻的文字，甲骨文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老文字，这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又称为殷墟文字。甲骨文主要出土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这里曾经是商朝后期商王盘庚的都城，在商朝灭国之后成为了废墟，所以很多人称他们为殷墟。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一共出土了15万余片甲骨文，由此可以证明，甲骨文在当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关于甲骨文，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⑷ 现存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是谁翻译的

现存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是裘锡圭翻译的。
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裘锡圭不断有新的创获。
如所周知，甲骨文共有4500多个单字，现学者已考释了2000多个单字，但为学术界所公认者不过1000字左右。这是因为“不认识的字大多是专名，如地名、人名、族名之类，其义可知，其音不能得其读”（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而近百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文中“所易识的字大多已被前人释出，所不识的字因不少在商代以后的文字中就已不再使用，不容易找出它们字形演化的线索，在后世的字书里也很难得到印证。因此再有新的发现难度很大”（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第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裘锡圭出手不凡，他1961年发表的第一篇文字考释之作《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⑸ 中国古代商朝的甲骨文至今有多少个字了

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 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⑹ 中国至今有多少个甲骨文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⑺ 甲骨文对研究商朝的历史有什么作用

商
甲骨文，是商代（公元前1400）的文字。这些文字因为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故名甲骨文。文字是以契刀刻划的，故又名"契文""契刻"。文字的内容，除极少数属於记事外，大部分是属于当时王公问卜的记载，故又称"卜辞"或"占卜文字"。此外，因甲骨文字出土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阳县(原是殷代故都)，所以又称为"殷墟文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
甲骨文的最早发现时间应该是在清末光绪二十五年以前。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洹河南岸田庄。村人于耕种时，在土层中掘出一些龟甲兽骨碎片，其中大部刻有深奥难辨的文句。当时，村人当作龙骨转售给药店为药村。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考古学家王懿荣发现，肯定了它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轰动了学术界。复经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诸家的先后搜集考究，其中罗振玉更是瘁尽全力以为提倡，始奠定了“甲骨学”的地位。
甲骨学的著述，最早见于刘鹗的《铁云藏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2）出版，续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商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待问编》。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王襄的《室殷契类纂》、叶玉森的《殷契钩沉》、《说契》、《研契谭枝》、朱芳圃的《甲骨文字编》、孙海波的《甲骨文编》、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甲骨文字集释》、金恒祥的《续甲骨文编》、严一萍的《殷商编》、《甲骨文断代研究新例》、绕宗颐的《甲骨文续编》、《殷墟文字甲乙编》。还有欧美传教士及日本学者等，亦先后于1928年中央研究院继续发掘时，在我国搜购甲骨甚丰，并多有专著发表。
近三十年来，对甲骨学最有贡献的，当推董作宾先生。董氏曾亲自参与发掘甲骨出土工作，他据殷代卜辞，将过去甲骨学的研究阶段，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到民国十六年（1927），共为二十八年，后期自民国十七年（1928），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共二十二年。
甲骨文字大体上有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文字风格衍变可以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面发展的。董作宾据殷代卜辞，把占卜人群，分为五个时期。以甲骨文字变化，书体变迁，追溯时代，以十干十二支常用字为例，阐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变化过程中，发现了各期甲骨文书写风格不同，各有其特征。</P>
第一期（武丁时）的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以甲骨大版大字为代表作。此类大字是用大力刻凿而成的，笔划粗壮，并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丽的小字，极为精彩。这些都是承受中兴英主武丁时代风格，其气魄之宏放，技术的熟练，颇为惊人。其书家有韦、永、宾。
第二期（祖甲、祖庚时代）书风较为谨饬。祖甲、祖庚是继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贤君，所以当时的卜师，严守规则而少变化。其书家有旅、大、行、即。
第三期（廪辛、庚丁时）书风转变，陷於颓靡，前期老书家已经作古，豪放书风扫地，当时的书家，笔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笔误颇多。此期书者，皆未署。
第四期（武乙、文丁时）的卜人，卜辞上不署书契者的名字，这一时期新兴的书家，尽去前期笔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动、劲峭、时逞放逸不羁之趣。此期署名之书家，仅狄一人，其余尚未发现。
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的书风、除少数兽头大字刻辞外，其余的都异常严肃工整。理由是： 占卜事项，王必躬亲，卜辞的段、行，字都很工整，如蝇头小楷，文风乍变，制作一新。其书家有泳、黄。

图片
http://news.sohu.com/20060713/n244242873.shtml (世界遗产大会拟13日讨论安阳殷墟世...)

⑻ 甲骨文最早出现于什么年代，又是谁发现最早甲骨文的

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时期，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传统的说法是在3500年前。
但是地球上最早的文字，是5200年以前，苏美尔的楔形文字。
楔形文字和圣书字都已在历史的烟尘中消亡，惟有甲骨文却演变成现代汉字，成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
据考古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上面说的文字史可能要重写，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可能出于中国。前段时间宁夏发现了比甲骨文还要早的文字。
在宁夏中卫大麦地发现的大量独立岩画群中，发现了比甲骨文还要早几千年的我国最古老的图画文字。目前，该研究成果已经由古文字专家刘景云先生考证审定，并最终认为，大麦地岩画中的发现有可能改写中国的文字

⑼ 甲骨文的发展历史

十九世纪末，学者们发现并认识了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象璀璨的群星，把学者们目光集聚到了甲骨文的研究方面来。这种古老而系统的文字，与埃及的纸草文字、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印度的哈拉伯文字并称为世界四大文字体系。

甲骨文经过搜集、整理之后，在罗振玉、王国维的大力宣传与精心研究下，一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学问。

在罗、王的极力倡导下，逐渐成长起来以甲骨文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甲骨学派。甲骨学的发展与深入，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最为流行的说法

清末任国子监祭酒(国家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的王懿荣于1899年发现的。据说，在这一年的某一天，王懿荣派人到北京菜市口达仁堂购买一种叫“龙骨”的中药。当时王懿荣正患疟疾，据说这种“龙骨”可以医治疟疾。“龙骨”买回来之后，王懿荣打开药包一看，发现这些“龙骨”上隐隐约约地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他觉得很奇怪，于是就细心的观察和揣摸起来。王懿荣学识渊博，对古文字学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这些渊博的知识使他能够对这些奇怪的符号产生不同凡常的联想——“龙骨”上的契刻符号很可能是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文字。经过他潜心的钻研，他认定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与此传说不同，有人提出甲骨文是天津人王襄在1899(光绪24年)发现的，因为王襄在1955年所写的《簠室殷契》中提到“世人知有殷契，自1898年始”。 1898或1899，一年之差，聚讼纷纭，似乎没有多大必要。但作为一项重大的发现，确定一个准确的年代，则是科学态度问题了。经过一个时期的争论和研究，大多数人都认为王懿荣在1899年首先发现了甲骨文。我们这里提到的发现，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也就是不仅见到了甲骨文，而且认识了甲骨文。而一般意义的发现，是指在田野里挖出了甲骨文。从一般意义上讲，在1899年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在殷墟这个地方挖掘甲骨了。他们挖掘甲骨的目的，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字材料，更不是当作史料，而是看中了它的药用价值，出售给中药铺，医治人们的疾病。有一个时期，人们吞下去了不知多少称为“龙骨”的甲骨文，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愚昧无知不仅不能医治中国人的病，反而给中国文化带来残重的损失。在这些人当中，王懿荣首先认出了甲骨文，

这决不是什么天赐的机遇，而是知识与智慧的结晶。

1900年秋天，义和团运动兴起，王懿荣以国子监祭酒任团练大臣，在八国联军人犯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带着皇宫仓惶西窜，王懿荣痛心疾首，投池自尽，以身殉职，其所藏甲骨大部分被《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收购。

甲骨文的搜集、整理与传播

甲骨文发现后，立刻轰动了整个学坛。有承认的，也有否认的。当时学术界有两派，即“复古派”和“疑古派”。一般地说，“复古派”肯定甲骨文是已经失传了的古代文字，而“疑古派”中的一些人则予以否认。所以对甲骨文的搜集、整理与传播就成为“复古派”同“疑古派”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王懿荣为国殉职之后，刘鹗(字铁云)就购买了王氏的大部分甲骨，在搜购甲骨方面用功颇勤。1903年，他将自己收藏的甲骨，精选出1000多片，墨拓后编成《铁云藏龟》发行。这是自甲骨文发现之后第一部甲骨书籍，对于甲骨文的传播有筚路蓝缕之功。吴昌绶在这部书中的序言中是这么评价的：“乃兹龟甲古文，又别辟一蹊径，埋蕴既久，地不爱宝，一旦披豁呈露，以供好古嗜奇者探索，文敏(王懿荣字)导其前马，先生(指刘鹗——编者注)备其大观。”刘鹗不仅仅是一位热心古代文化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位留心于世务，殚心于实业，匡世济贫的有志之士。在八国联军虎视北京，清政府又无能为力的紧急关头，刘鹗开仓赈济北京的饥民。这一举动却得罪了有司，被定罪后于1910年流放新疆，最后客死异乡。但刘鹗对于甲骨学的贡献将永垂史册。

甲骨文的发现与传播，也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些人对中国文化还颇有研究，搜集甲骨文就成了这一时期外国人的一项特殊爱好。1903年一1906年，美国驻山东的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教士库寿龄就从古董商人手中收购了大批甲骨文，他们将这些甲骨转卖给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博物馆。随后，英国人金璋、法国人威尔茨、卫礼贤又将收到的甲骨卖给法国和瑞士的博物馆。明义士是加拿大的一位牧师，长驻彰德府(安阳)，他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经常骑一匹老白马，在洹河两岸游荡，目的就是寻找甲骨文，他收购的甲骨数量较多，现藏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中的甲骨就是经过明义士之手收集的。除了欧美人之外，日本人也是较早就留心安阳甲骨的，其中有位日本学者叫林泰辅，还亲自到安阳调查和收集甲骨文，现在还可以在日本的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内看到这一时期日本人收集的甲骨文。郭沫若先生就是利用日本所藏甲骨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和史学研究生涯的。

甲骨学的形成

就在《铁云藏龟》印行的第二年，即1904年，著名学者孙诒让就根据这部书中的甲骨文拓片，对甲骨文字进行了考释，著《契文举例》一书。这算是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书中有许多误释的文字，但他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在甲骨学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真正使甲骨文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大师的卓越贡献。

罗振玉，号雪堂，清末做过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以清室遗志自居，为复辟帝制出谋划策，1943年出任伪满州国监察院院长。他感情基础上的复古决定了他学术研究上的复古，不同的是，政治上复古是倒转历史车轮，而学术上复古则开创了一门学问，开创了一代学风。在他发迹和扬名之前，他曾是刘鹗的家庭教师，就因为这个机缘，他与刘鹗结为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嫁给刘鹗的的儿子为妻)，他有机会见到刘鹗收藏的甲骨文，并动员刘鹗将其甲骨文墨拓编印成书，也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甲骨文这门深奥的学问把他给吸引住了。1906年，他在北京任学部参事官时，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广泛搜集甲骨文，并委派其弟罗振常到安阳采掘，1910年，罗振玉出版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书中按贞卜的事类分为几个项目，由孙诒让的释字发展到罗振玉因事分类，卜辞算是可以阅读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嗣后到1915年，罗振玉躲到了日本，专心致志研究甲骨文，这一时期他出版了《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考释》，将《殷商贞卜文字考》中的考史、正名和卜法扩充而成了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卜法八章，这就把杂乱零散的卜辞，归纳整理成有条理有价值的史料，甲骨文的研究开始成为古史研究中的具有特殊地位的学问。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是这样评价罗振玉的：“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罗氏在中国要算是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他的搜集与从来骨董家的习尚稍有区别，他不仅搜集有文字的骨片，并还注意到去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在1916年他还亲到安阳小屯去探访过一次。这种热心，这种说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

罗振玉不仅自己传播和研究甲骨文，而且还特别注重培养甲骨学研究人才，王国维就是他的得意门生。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青年时代在罗振玉办的文学社学习日文，深得罗振玉的赏识。辛亥革命暴发后，他随从罗振玉一起东渡日本，终止了哲学、宋元戏曲的研究，协助罗振玉整理、编辑、考证甲骨文。1917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利用先秦文献与卜辞互相印证的方法，考证出卜辞中所见的殷代帝王及帝王的祖先的名号，使甲骨的史料价值进一步得到发挥。1924年，清华大学筹设研究院，由胡适推荐，拟清王国维当院长。他考虑时局对自己不利，不愿就职，后来经溥仪劝勉，才接受该院教授的聘请。在“疑古”之风风靡史坛的时候，王国维能够比较好地运用地下发现的新材料与文献典籍相结合，著《古史新证》宣扬中国的古老文化，不泥古又不疑古，实在难能可贵。在这本书中，王氏举出殷墟卜辞中有关武丁所卜的卜辞和祭祀文丁的卜辞，肯定了盘庚以后，帝乙以前，商王皆宅殷墟，这与《古本竹书纪年》正相吻合，从而证明了《古本竹书纪年》的不伪。从方法上来说，他采用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法”研究历史，独具慧眼，见解颇新。由于他的高水平的发挥，使甲骨文的研究逐步发展到专门的学问——甲骨学。从思想上来说，他顽固地追随已经没落的清王朝，仇视革命，妄图复辟，于是在1927年6月2日，当北伐战争捷报频传的时刻，他写下了遗书，在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沉。他政治思想上的守旧，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正如郭沫若所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在这一时期，在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影响和引导下，成长起来一批以甲骨文研究为己任的甲骨学派，他们在文字、文法、卜法、历法、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些外国的汉学家也被吸引到甲骨文研究的潮流中来了。一时间，甲骨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重要学科。

甲骨文的科学发掘与研究

(一)甲骨出土与著录

甲骨学一旦成为学术界倍受关注的学科，人们对甲骨文的渴求就可以想见了，尤其是对新获取的甲骨文，就更受崇爱了。在1928年科学发掘殷墟以前，古董商和一些学者诱使当地村民在殷墟乱挖了几十年，容易挖到的甲骨都被掘出来卖掉了，地下埋藏的甲骨是越来越少了，甚致很难发现有学术价值的新甲骨。这使得望眼欲穿的人们灰心丧气，他们猜想殷墟不会再出甲骨了。但惟利是图的古董商并不相信学者们的眼光，他们仍一如既往地抬出高价唆使当地无知的村民乱挖乱盗，使殷墟这座地卜玉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近代兴起于欧美的考古学传到了中国，中国学者认识到了考古学是保护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先进的科学手段，用这种手段来抢救殷墟文化就成了当务之急，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开始筹划发掘殷墟。1928年8月12日，受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委派，董作宾来到安阳，先访问了河南省第十一中学校长张天骥，继而游览了安阳的古董商店，之后，亲赴小屯进行采访。访问结果证明，此地并非象罗振玉所猜测的那样，洹水故物已搜罗殆尽，而是埋藏还相当丰富。中央研究院认真研究了董作宾的调查报告。一致认为，如果政府不采取紧急措施加强管理和进行考古发掘，乱挖乱盗的现象会愈演愈烈，殷墟破坏会更为残重，于是决定由董作宾草拟了发掘计划和方法：

1、发掘程序；

2、发掘方法；

3、筹备：

①购买设备器具。

②请中央研究院致函河南省政府，派人参加，由安阳县协助并予以保护。

③请蔡元培院长致函冯玉祥总司令，派安阳驻军加以保护。

④请古物保管委员会赞助。 ，

⑤聘请测绘人员。

由这个发掘计划，可以看出当时对殷墟发掘是何等重视!

一切准备就序后，1928年10月13日，殷墟发掘就正式开始了。殷墟考古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到1937年6月，因芦沟桥事变，日本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殷墟考古被迫停止。从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殷墟发掘了十五次，河南省图书馆在此发掘了二次。

(二)甲骨学研究的进展

考古发掘的资料，要比那些乱挖乱盗，甚致连出处都说不清收购来的资料更真实可信。就甲骨文来说，发掘过程本身也包含着学者们的细致人微的科学观察与分析，再通过整理与研究，能够发现前人没有注意到也不会注意到的新问题，董作宾先生对甲骨文断代和殷代历法的研究，就超过了前人，把甲骨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与《殷历谱》都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与科学的考古方法是分不开的。

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依据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标准，将殷墟出土的甲骨分为五期。一期是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期是祖庚、祖甲；三期是廪辛、康丁；四期是武乙、文丁；五期是帝乙、帝辛。这就把十几万片看似零散纷乱的甲骨文有条不紊地划归五个不同的时期，分属于从盘庚到帝辛八代十二王名下，使之各有归属，克服了以往甲骨文研究中的混乱状态。在上述的十项标准中，常用的是世系、称谓、贞人、字形、书体。掌握了这几项标准，遇到了甲骨片，就可以断定这片甲骨属于那个时期的遗物。

世系是商王的世次，也就是先后位次；称谓是占卜的商王对自己亲属的称呼，如“祖丁”、“父甲”、“母癸”之类；贞人是占卜并记事的史官。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容易掌握的是字形和书体，不同的时期，字形和书体的风格是不同的。

把甲骨文的研究与古代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甲骨文中寻找古代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的影子，是甲骨文研究的领域得到了拓展。胡厚宣先生参加了殷墟考古工作，他毕生致力甲骨学，1944年，他出版了《甲骨学商史论丛》，对商代的方国、农业、气侯、婚姻家族、封建制度、天神崇拜等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拓宽了甲骨学研究的领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甲骨文，是甲骨学的质的飞跃，这是郭沫若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迫于白色恐怖，郭沫若旅居日本，这时期，他从血与火的斗争中，转向中国古代社会的探索与研究，由此可以看出，郭老的中国史研究是与中国革命的需要密切相关的。郭老紧紧把握住了甲骨文这个“原始细胞”，以甲骨文的构形为基础进出分析，弄清了文字结构变化的规律，从而释读了别人不认识或解释错误的字，根据文字的发展规律，把文字的形、音、义辨证地加以应用，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文字释读的准确性，然后以字立说，以马史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果，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老把这部著作看成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书中利用卜辞来阐述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当时的中外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郭沫若甲骨文研究和史学研究的辉煌时期，《卜辞通纂》、《殷契粹编》、《青铜时代》等重要著作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甲骨文研究的纵深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为科学事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广阔的前景，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来指导甲骨文研究，是新时期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新出土的甲骨使各项研究课题更加深化，整理与综合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的范围比前扩大了，视野也开阔了，研究的领域更宽更广了，甲骨文的发现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收获。学者们利用这些新出土的甲骨，从甲骨上的钻凿形态方面对甲骨分期提出了新颖的看法。从1899年甲骨发现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分门别类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给综合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6年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8年日本学者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相继出版，就属于综合研究的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到了甲骨的出土地点与历史、甲骨的流传与研究状况，以及甲骨文的文字、文法、断代、历法天象、方国地理、政治区域、先公先王、称谓与庙号、亲属与百官、政治与经济等等，阐述了卜辞中的各方面的重要内容，总结了甲骨文发现与研究的成就，为人们认识和研究甲骨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厚宣先生就注意搜集和统计流散的甲骨，五十年代初，胡先生在《五十年甲骨发现的总结》一书中对已知的甲骨收藏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八十年代初，胡先生主编《甲骨文合集》时，责任心和事业心驱使他多方奔告，索隐勾沉，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甲骨收藏及流传情况进行了更为详尽的统计，据他统计的结果是：

国内收藏：25个省(市、自治区)，40个城市，98个机关单位和47位收藏家，计127904片。

国外收藏依次是：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5片，美国1882片，西德715片，苏联199片，瑞典 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韩国6片。12个国家合计26700片。

国内外合计154604片，这还不包括八十年代以后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

这15万多片甲骨，大部分已被著录，还有一小部分未见著录，流散在国外。已经出版的70多种甲骨著录书，有的因出版时间早，而且印数很少，不易见到；有的印刷不精，拓本漫漶不清，不便查阅；有的良莠不分，真伪难辨，不好利用等等。这就给研究甲骨文和殷商文化带来了困难。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其它学科如医学、农业、天文、地理、生物等都需要利用甲骨文和借鉴甲骨文研究的成果。鉴于此，早在五十年代，郭沫若就想编辑一部《甲骨文合集》来解决学术研究的需要，后来，郭老把这个想法正式向国务院提出来，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支持，《甲骨文合集》被列入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中的大型项目之一，1959年交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办，并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任委员，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编辑委员会。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项工作被迫停止，“文革”结束后，在郭老的亲切关怀下，编辑工作马上得到恢复。1978年10月《甲骨文合集》开始出版，到1982年共出版了13册，这13册中共收录甲骨4万余片。与以往的著录书比较，这部书有以下优点：

第一是先材广泛而全面；

第二是取材严而精；

第三是取材经过辨伪与缀合；

第四是对能够分期的甲骨文尽可能进行分期编排，有疑问的集合在一起，以待进一步研究。

第五是每一时期的甲骨，又按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思想文化、其它四大项二十一个小类进行编排。

由此可以看出，这部书是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的一部集大成著作。

除了综合性和总结性的著作之外，工具书和通俗性的读物提高了甲骨文的使用率，拓宽了甲骨文的应用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1965年)，正编收录1723个甲骨文字(见于许慎《说文》的941个字)，附录共收单字2949，附寻的单字都还没有考释。全书共收甲骨文单字4672个，属于甲骨文字典。李孝定编《甲骨文字集释》(1975年)，将每一个甲骨文字的有关各家解释详列于该文字之后，并加有编者按语，便于查索。日本学者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1976年)，将见于著录的卜辞逐条按内容分类编排，便于查阅卜辞内容及著录情况。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1985年)、王宇信《甲骨学通论》(1989年)，还有其它一些通俗性著作都客观地、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甲骨文的发现、发掘与研究的情况，系统的科学的阐述了甲骨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课题。《甲骨学通论》还专章讨论了西周甲骨的一些问题。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1996年)反映了甲骨文考释的巨大成果，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1996年)，提出了甲骨分期的新思路；王宇信、杨升南、宋镇豪编著的《甲骨学一百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100年来甲骨学的产生、发展状况。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和了解甲骨学的主要书籍。

⑽ 中国古代商朝的甲骨文至今有多少个字了

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 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商代的文字资料，主要有陶文、玉石文、甲骨文和金文，而以晚商的甲骨文为最多。各种质料上留下来的文字都与甲骨文属于同一系统，因而商代的文字可以甲骨文为代表。甲骨文是我国汉字发展史上的一种文字，是晚商时期占卜记事文字，也是当时实际使用的文字。对于这种占卜记事文字的名称，开始有人叫它作“龟版文”、“龟甲文”、“甲骨刻辞”、“龟甲兽骨文字”，后来又有人叫它作“贞卜文字”、“甲骨卜辞”、“殷虚卜辞”，还有人叫做“殷虚书契”、“殷虚文字”等，最后约定俗成地把它叫做“甲骨文字”，简称“甲骨文”。
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学者认识的已有一千零七十二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
几十年来，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约有十五万片，已经发现将近五千个单字。据统计其中能认识的和能隶定为汉字者共1723字，未能认识和未能隶定的单字共2549字，另有合文371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