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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哲学

发布时间: 2021-03-05 05:08:30

A.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中西方文化的初始阶段由于在哲学以及影响哲学的诸多因素并哲学反作用的这诸多因素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综合表现在哲学方面是有很显著的差异性的。本文比较的初始阶段的西方哲学界定为早期的西腊哲学 .
哲学的产生受地理条件及宗教的影响是很大的,西腊的农业文明产生于西腊半岛上的山丘之间的谷地,同时与周边文明的战争与贸易对西腊哲学的产生也有重大影响。在西腊文明诞生以前,地中海南岸的埃及文明以及东岸的巴比伦文明已经辉煌的存在了好多个世纪。埃及文明是敬畏死神的,埃及的神学以关怀死亡为主,他们相信死者的灵魂要进入阴间,并根据在阳间的表现要遭受到审判。克里特文明受埃及文明的影响很深,克里特文明对西腊半岛南端的迈锡尼文明又有很大影响,而后来的西腊文明显然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迈锡尼文明。而东方巴比伦的宗教神学更关心的是现世的繁荣而不是来世的幸福,巴比伦文明传入西腊的途径显然通过小亚细亚的陆路更便捷,方式不外乎贸易与战争。我们站在西腊半岛向西看,当时只有意大利南端的伊特鲁立亚人稍稍初显了文明的曙光,而北部的凯而特人、日尔曼人都还是蒙昧的阶段。
中国的文明倘若说从有文字记载的年代算起,应该可以上溯到商朝,此时的中国农业文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商朝所领属的的地域来看,发展农业文明也是必然的。由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古西腊直至古中国都是农业文明来看,先人们总结出农业文明是诞生古老文明的必要条件,而游牧部族就不具备这个条件。在中国哲学真正意义上的产生应该从孔子对周礼的阐述开始,而在这之前亚洲大陆上的中国文明显得是那么的孤单,如果没有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可能与当时亦很发达的印度文明会有交流,但是地理上的无奈让中国的文明缺乏与周边文明交流的条件,而中国自上古以来神学及原始宗教方面缺乏有组织的系统性、权威性,这样宗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当然要除了后汉以来佛教的影响。从这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哲学显得比较单薄且缺乏多元性,从而造成中国文明独特性也是必然的。如果有人提出东晋时期的诸多外族以及之后的诸多外族对中国文明的影响,但大家都知道那多是外族主动的接受中华文明,对中国文明在哲学上的贡献除了我们本身演绎的佛家禅宗外几乎没有。
孔子肇始中国哲学的时候,西腊哲学的鼻祖泰勒斯几乎是在同一时代发端了西腊哲学。虽然同样是农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西腊文明以及西腊哲学由于可以引用并借鉴其他文明成果,这样相较于中国文明以及中国哲学的产生,就具有先天的优越性。西腊哲学受原始宗教和神学的影响很深,当时的西腊文明反映在宗教和神学上除了有奥林匹斯山上的那些喜欢争斗的诸神,还有由色雷斯的神演化而来的狄奥尼索斯或者说是巴库斯。虽然对巴库斯的崇拜受到崇拜宙斯这一派的正统派的歧视,但是由此诞生的奥尔弗斯教派对西腊整个文明包括哲学的影响也是不可不提及的。而反观当时中国的文明以及哲学由于宗教神学相对薄弱,因而中国的哲学更趋向于内敛的个人体验,在政治上表现于推行王道。
泰勒斯说,万物是由水组成的,而孔子对哲学的阐述却是从所谓的周礼开始,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西腊哲学从开端便注重从事务的本身引申对对自然、对人类的思考,而中国的哲学则强调从人本身或人的主观本身去看待一切。虽然同时代的老子提出了道这个亦包含有规律的概念,但就象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老子的道是功能于实体混而未分的整体,这样的道显然与泰勒斯所说的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泰勒斯之后的米利都学派在哲学上的基础观点无不是由物质为基础来引申的。象阿那克西曼德说认为万物都出于一种简单的元质,这种元质是无限的,这在某一方面又类似于老子的道。而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万物的一切基质是气,这个气更强调的是它的物理属性,而我们中国哲学反映的那个气,形而上的成分更要多些。

由以上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说从一开始西腊哲学就更注重由事务的本身引申对世界及人类的探索,虽然在此之后的基督教的神学哲学让这种探索走了好几个世纪的弯路,但是由于基督教本身亦受西腊文明的影响,在它的教义中有些先验的东西就不免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性与科学性。而中国的哲学由于从发端开始就强调宗法观念,更多的是从人的内在修为本身去理解阐述对世界以及对人类的探索,且又缺乏与其他文明交流的渠道,加上统治者对这种哲学的恶意曲解,导致这种哲学最后趋于死板僵化。虽然西腊文明从柏拉图以后在某些意念上与中国哲学有一定程度的趋同,但从整体上以及后来的发展来看,由于此二种哲学在目的与功用性上的不同,造成所谓的差异性就不难理解了。中国的哲学的目的是所谓的自我修为以及在功用上表现为维护王道,推行教化;而西腊哲学更注重对事务本身内在规律的研究,如此而已。

B.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研究的不同点是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有哲学上的反映。就如我们所知的哲学是哲学是唯心的或唯物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或者说哲学是科学的或非科学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哲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文化、经济、历史等诸多范畴的概括的综合的认识与反映并通过得出的内在规律以期指导这些范畴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中西方文化的初始阶段由于在哲学以及影响哲学的诸多因素并哲学反作用的这诸多因素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综合表现在哲学方面是有很显著的差异性的。本文比较的初始阶段的西方哲学界定为早期的西腊哲学
哲学的产生受地理条件及宗教的影响是很大的,西腊的农业文明产生于西腊半岛上的山丘之间的谷地,同时与周边文明的战争与贸易对西腊哲学的产生也有重大影响。在西腊文明诞生以前,地中海南岸的埃及文明以及东岸的巴比伦文明已经辉煌的存在了好多个世纪。埃及文明是敬畏死神的,埃及的神学以关怀死亡为主,他们相信死者的灵魂要进入阴间,并根据在阳间的表现要遭受到审判。克里特文明受埃及文明的影响很深,克里特文明对西腊半岛南端的迈锡尼文明又有很大影响,而后来的西腊文明显然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迈锡尼文明。而东方巴比伦的宗教神学更关心的是现世的繁荣而不是来世的幸福,巴比伦文明传入西腊的途径显然通过小亚细亚的陆路更便捷,方式不外乎贸易与战争。我们站在西腊半岛向西看,当时只有意大利南端的伊特鲁立亚人稍稍初显了文明的曙光,而北部的凯而特人、日尔曼人都还是蒙昧的阶段。
中国的文明倘若说从有文字记载的年代算起,应该可以上溯到商朝,此时的中国农业文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商朝所领属的的地域来看,发展农业文明也是必然的。由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古西腊直至古中国都是农业文明来看,先人们总结出农业文明是诞生古老文明的必要条件,而游牧部族就不具备这个条件。在中国哲学真正意义上的产生应该从孔子对周礼的阐述开始,而在这之前亚洲大陆上的中国文明显得是那么的孤单,如果没有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可能与当时亦很发达的印度文明会有交流,但是地理上的无奈让中国的文明缺乏与周边文明交流的条件,而中国自上古以来神学及原始宗教方面缺乏有组织的系统性、权威性,这样宗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当然要除了后汉以来佛教的影响。从这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哲学显得比较单薄且缺乏多元性,从而造成中国文明独特性也是必然的。如果有人提出东晋时期的诸多外族以及之后的诸多外族对中国文明的影响,但大家都知道那多是外族主动的接受中华文明,对中国文明在哲学上的贡献除了我们本身演绎的佛家禅宗外几乎没有。
孔子肇始中国哲学的时候,西腊哲学的鼻祖泰勒斯几乎是在同一时代发端了西腊哲学。虽然同样是农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西腊文明以及西腊哲学由于可以引用并借鉴其他文明成果,这样相较于中国文明以及中国哲学的产生,就具有先天的优越性。西腊哲学受原始宗教和神学的影响很深,当时的西腊文明反映在宗教和神学上除了有奥林匹斯山上的那些喜欢争斗的诸神,还有由色雷斯的神演化而来的狄奥尼索斯或者说是巴库斯。虽然对巴库斯的崇拜受到崇拜宙斯这一派的正统派的歧视,但是由此诞生的奥尔弗斯教派对西腊整个文明包括哲学的影响也是不可不提及的。而反观当时中国的文明以及哲学由于宗教神学相对薄弱,因而中国的哲学更趋向于内敛的个人体验,在政治上表现于推行王道。
泰勒斯说,万物是由水组成的,而孔子对哲学的阐述却是从所谓的周礼开始,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西腊哲学从开端便注重从事务的本身引申对对自然、对人类的思考,而中国的哲学则强调从人本身或人的主观本身去看待一切。虽然同时代的老子提出了道这个亦包含有规律的概念,但就象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老子的道是功能于实体混而未分的整体,这样的道显然与泰勒斯所说的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泰勒斯之后的米利都学派在哲学上的基础观点无不是由物质为基础来引申的。象阿那克西曼德说认为万物都出于一种简单的元质,这种元质是无限的,这在某一方面又类似于老子的道。而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万物的一切基质是气,这个气更强调的是它的物理属性,而我们中国哲学反映的那个气,形而上的成分更要多些。
由以上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说从一开始西腊哲学就更注重由事务的本身引申对世界及人类的探索,虽然在此之后的基督教的神学哲学让这种探索走了好几个世纪的弯路,但是由于基督教本身亦受西腊文明的影响,在它的教义中有些先验的东西就不免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性与科学性。而中国的哲学由于从发端开始就强调宗法观念,更多的是从人的内在修为本身去理解阐述对世界以及对人类的探索,且又缺乏与其他文明交流的渠道,加上统治者对这种哲学的恶意曲解,导致这种哲学最后趋于死板僵化。虽然西腊文明从柏拉图以后在某些意念上与中国哲学有一定程度的趋同,但从整体上以及后来的发展来看,由于此二种哲学在目的与功用性上的不同,造成所谓的差异性就不难理解了。中国的哲学的目的是所谓的自我修为以及在功用上表现为维护王道,推行教化;而西腊哲学更注重对事务本身内在规律的研究,如此而已。

C. 如何有效地勾连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思想从古希腊开始强调二分法。以个人为核心,以理性和斗争为主内要表现。中国古代哲容学则强调天人合一的圆满。以集体、社会、家庭为核心。强调整体和共融和谐。随着当今社会全球化的加速进行,东西方哲学思想的触碰愈演愈烈,其表现也是方方面面。

D.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区别和联系

西方哲学缘起于古希腊。而古希腊文化特征是典型的半岛文化。其自然经济的发展受到地理环境(比如,能开垦的土地非常有限,农产品也比较单调)的制约。所以,为了生存和生活,以物易物的交换是必不可少的。这就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品交换中,最重要的就是“契约精神”。而所谓契约,就包括了“公平”“正义”“理性”等。

当然,古希腊四周环海的半岛属性也很重要。这涉及到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思考与思辨。
而中国属于大陆文化,周围的地理环境并不利于迁移,这使得这块土地相对比较封闭。由于有相当的土地资源,所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顺理成章的比商品经济要发达。而自然经济的基本单位就是家庭,这就使得维系家庭稳定的伦理道德异常重要。
所以,大致上可以这么概括:西哲起源于“契约”“理性”“思辨”,而中哲则起源于伦理道德。但不是说西方就不重视伦理,中国就没有形而上的思考。而是说,从传统上讲有各自的视角罢了。这两种视角就决定了中西哲学的区别。

在这个逻辑图里面,包含了亚里士多德创新出来的《工具论》,这是西方逻辑学理论的开端。康德先验逻辑创新出来的结构法。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中取得的成果——《资本论》的逻辑,以及中国哲学具有的鲜明特征。间接形式的逻辑图为:

应用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典型代表《资本论》的逻辑,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一体

书本哲学:中国哲学——知性辩证法,只有观点理论,没有涉及哲学逻辑问题

亚氏哲学:代表作《形而上学》《工具论》,内涵观点方法逻辑规则,没有图像正位法

┌认识结构未在场:提出目标是创建理性巴别塔

康德哲学┼先验逻辑给出了哲学逻辑方法:判断表、范畴表,图像正位法

└逻辑的圆圈没有形成:停留在认识过程的菱形结构层面

这个逻辑图将当代中国哲学与马克思的应用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康德哲学之间的关系清晰地展示出来。由于中国哲学没有涉及到哲学逻辑方面的知识内容,因此整体水平只能停留在观点理论层面,研究方法属于知性辩证法。这种知性辩证法与马克思的理性辩证法不同,它里面没有动态论述的方法和结构,只有辩证认识的视角转换。

亚里士多德撰写了《工具论》,里面涉及到语言表述规则和认识逻辑规则。由此体现出观点和逻辑二者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而观点理论与认识逻辑相互分立,构成了中国学者头脑中的思维方式具有的鲜明特征。这一缺陷使得他们全都不能破解康德的先验逻辑之谜。不知道作为哲学的真理规则是康德提出的知性和理性两个层次二律背反。

E.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什么对天文地理和人事社会都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易经,道德经,孟子!
如果要读的话,从孟子开始,然后看看道德经,至于易经,慢慢来吧!

F. 影响中国地理环境的三要素是什么

中国,东半球、北半球,
北回归线横穿我国南部,大部分领土位于中纬度温带地区,南部一小部分位于低纬热带地区,无寒带,南北跨度近50度,约5500千米,因而我国的气候类型复杂多样,加之,我国东部濒临最大的洋——太平洋,又位于最大的大陆板块亚欧板块的东部,因而,我国的经度地带性差异显著。夏季,我国受太平洋上的东南季风和印度洋上的西南季风影响,且由于在太平洋上形成的热带气旋引发台风,因而降水增加。我国南北跨度大,因而,会造成雨带的季节性移动。冬季,受蒙古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南北温差较大。由于气候的原因,也影响了我国植被分布的不同。
我国处于地中海—喜马拉雅山地震带和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加之我国复杂的地形分布和季风影响,多发地震,造成滑坡等,加上降水成为泥石流。因而,我国的自然灾害较多。
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又导致河流的流向,气候又影响了河流的同行能力、含沙量、结冰期等诸多水文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西藏高原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渭河平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
我国南方地区有色金属分布较多,加之水利丰富,冶金业发达,加上南方降水多,容易形成酸雨。北方矿场资源丰富,尤其是赏析煤矿,但要知不合理采矿也会导致地震。
我国的地理位置,有益于我国对外发展经济,且临海有大陆架,大陆架有丰富的资源,如舟山渔场、南海石油。
与多个国家接壤,有利于东亚地区的稳定,可以加强合作,共同促进的发展。中俄的输油管道就是很好的印证。

G. 中国传统哲学应该被鄙视吗

1、首先声明,哲学是个舶来品,在中国原本没有哲学这个说法,更没有这门学科,日本率先引进了西方的哲学并发明了“哲学”这个词汇(我们现代用语词汇中有7892个来自于日本(1994年统计),诸如语文、数学、地理、物理、科学等词汇都是)。中国古代没有这个学科,所以我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指有着哲学成分的中国传统思想的**体。
2、中国有哲学吗?答案是有,其实任何国家或者文化群体都会有哲学,问题只在于这种哲学是否“符合时宜”,中国传统哲学地位得不到承认,很多人鄙视中国传统哲学,原因很简单,在这个以“科学”、“西学”为基础的现代化氛围中,中国传统哲学有些“不合时宜”的味道。
3、中国传统哲学是怎么组成的?首先,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伦理道德哲学,我想这一点反对的人不多,在这里请抛开“封建社会”、“阶级统治”等语言。我们单独看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在小农经济社会中,以伦理道德为主要意识形态。其实原因很简单,即是在追求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统一性,伦理道德成为了最为有用的连结点。
4、以儒、释、道来划分中国传统哲学,可能有些生硬,但是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儒家是标准的入世哲学,除了伦理道德之外,主张个人的社会责任“治国平天下。”道家颇有世外哲学的特色(这里的道主要是指道家,而不是道教,请注意这一点。)主张在草野,在山野,在世外的生活状态,他们要求的是人对“道”负责任,但是道家并不排斥必要的入世。释就是佛教,尽管说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但是佛教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是无可否认的,当然,伴随着进入中国的时间久远,佛教也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佛教主张探索心性、轮回、大哲。三者相比较,佛教更接近哲学。我们看中国哲学,可以结合着三者一起看,我们不妨认为这三者是一个组合体儒家负责世俗、道家负责天地、佛家负责心性。(得指出的是,这三者并不会完整地凸显在同一个人身上。儒释道的“融合”包含着大量的排斥)。
5、儒学对中国的影响巨大,喜欢儒学者将其捧为神一般的学问,唾弃儒学者将其说成中国衰败之根源。而我个人并非如此认为,首先我们现在学到的儒学被称之前为“显儒”,譬如“仁者爱人”、“三纲五常”之类的条目,而真正影响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是“隐儒”,比如嫡宗法、地方乡绅制度、家族组成等,这些“隐儒”才是影响最大的儒学。中国儒学的源头在周礼,在孔子那里,只是做了一些恢复和创新。宗法制的确立在周朝,而正是那个半传说半真实的时代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文化根基。

H. 精辟的说明中国地理和文化的关系,作业。。。

中国近代对“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及其影响

张九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摘要:本世纪初期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中国学者对许多科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众多的理论问题之中,以“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远。本文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方向的影响,并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分析中国近代地学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

关键词:地理 文化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新的学科不断产生,西方的科学理论大量传入中国,科学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探讨科学、研究科学的可喜局面。在众多的理论探讨之中,关于地理与文化(或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争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

对于地理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源于人地关系这一悠久的历史命题。人地关系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作为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命题,却始于18世纪的欧洲。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将地理环境决定论推向了高潮。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atzel,1844~1904)在他的著作《人类地理学》中,将这一理论引入了地理学,并强调了人类活动受地理环境的多方面的控制。20世纪初,拉采尔的思想经过他的学生,美国地理学家辛普尔(E.C.Semple,1863~1932)的著作《地理环境的影响》(1911年)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辛普尔同时代的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Huntington,1876~1947)在1915年出版了《文明与气候》,创立了人类文化只有在刺激性气候地区才能发展的假说。1920年,他又出版了《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进一步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决定作用。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法国学者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提出了“可能论”又称“或然论”,反对决定论的观点。他认为地理环境只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人类又根据不同的生活方式作出选择,并能改变和调节自然现象。他的学生白吕纳(J.Brunhes,1869~1930)在1925年出版了《人地学原理》,使这一观点在欧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经过激烈的争论,到了本世纪20年代“或然论”逐渐替代了“地理环境决定论”, 并在西方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 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

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长期战争的破坏使得刚刚起步的近代科学更是举步维艰,因此这一时期人为的、政治的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时局的动荡、民族面临的存亡危机,加上科学技术的落后使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试图通过科学的分析找出中国落后的原因,同时又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拯救危难中的中国。

在这种社会背景条件下,许多学者试图通过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寻找出东西方的本质差异,以探讨中国人如何摆脱困境。这种超越学术的研究动机,使得有关“地理与文化”的争论在本世纪20~30年代显得格外活跃,并成为众多近代科学理论探讨中最为突出的论题之一。也正是这种原因,使得在西方已经沉没了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却格外的风行。

从19世纪末开始,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在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达尔文所指的“进化”本来是由于自然界中的生物与其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中的改变而造成的,但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将本属于生物界的进化论引入到社会科学中,提出了“社会有机体”学说。严复在他的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译著《天演论》中,阐述了斯宾塞的观点,这种观点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需要。到了本世纪20年代,进化论已为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1]。

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深入人心的社会背景下,尽管进入本世纪20年代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西方已被“或然论”所代替,但近代人地关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却首先始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且还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反映出了政治热情高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环境的特殊需要。进化论也为本世纪地理环境决定论能在中国找到生存的土壤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前后有关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也是促成地理学界“地理与文化关系”讨论的原因之一。由于五·四前后正值中国历史的重大变革时期,东西文化的差异问题就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这场在思想界进行的延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的论战,也直接影响了地理学界的相关讨论。地理学者们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寻找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

中国的地理学研究在本世纪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世纪初,中国近代地理学刚刚起步,地质学、气象学、土壤学、动植物学、地貌学等分支学科不断从地理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伴随而来的就是地理学研究的危机感。如何继续发展地理学?如何使地理学从传统的描述向近代科学研究方法转化?在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还不够成熟的背景条件下,地理环境决定论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个生长点。在许多研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西方人地关系理论的传入,无疑使中国学者感到了一种“清新的气息”。

人地关系论题涉及的学科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由于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地理学者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所以在中国近代有关“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以地理学者们的探讨最为深入,并且这种争论对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最为广泛。

二 近代人地关系论在中国传播的过程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最早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被广泛接受的人地关系理论。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张相文的《地文学》。张相文在这部书第五编生物界中,阐述了不同气候带人种的优劣:“寒热带之人,为天然力所束缚,或昏怠迟缓、或畏琐困陋,皆不免长为野蛮。亚热带则生物以时,得天颇优,常为开化之先导。亚寒带则生物鲜少,人尚武健。”并认为“今世富强文明诸国,莫非温带之民族所创建也” [i]。张相文是中国近代最早阐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者之一。

张相文的学说是从日文著作中转介过来的。而且他的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在当时的地理学界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也没有造成“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直到20世纪20-30年代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西方近代地理学理论直接地、全面地传入中国,才产生了广泛的“地理与文化”的讨论。

1921年《地学杂志》介绍了亨丁顿的的著作,认为“汉丁顿之学说,主以地面上之自然现象与空气情况解释人类生活组织之现象,而定人类文明创造与发展之界限,此种学说简括称之,即地理的历史观”[ii]。1922年《地学杂志》译载了亨丁顿的《文明与气候》一书的第一章,《史地学报》译载了弗尔格里夫(J.Fairgrieve)的“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这一时期的有关杂志发表了大量的译文和介绍性文章,评价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并认为这种理论“以地理环境判断全世界古今各国文明之状况”,是“唯物史观、地理的历史观”[iii]。决定论思想在中国地理学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出现了一批阐述决定论观点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张其昀的《人生地理学》(1926年)和白眉初的《地理哲学》(1933年)。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缺陷。胡焕庸在留学法国期间,受教于法国现代地理学大师E.德马东(de Martonne)和J.白吕纳(Brunhes),并受到法国人地学派思想的影响。1928年他回国时,中国近代地理学刚刚起步,在西方已经落后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还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他深感中国地理学研究与西方的差距,撰写了“西洋人地学说晚近之发展”、“白吕纳的人生地理学”和“法国研究地理学的近况”等文章,介绍了法国人地学派的“或然论”观点。1935年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中译本出版,在这部译著的长篇译者序言中,系统地介绍了原作者的观点,从而使“或然论”在中国地理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逐步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30年代,马克斯主义(当时称为新社会派)的辩证唯物论的人地观也介绍到了中国。楚曾(楚图南)在《地学季刊》上发表了“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最早介绍了马克斯主义的人地观,指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于人类”[iv]。强调了自然与社会是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严格对立的。

三 “地理与文化”讨论的兴起

西方人地关系理论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学者们纷纷著文阐述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掀起了 “地理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早在1904年(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拟定了京师大学堂的《大学堂章程》。《章程》对于各学科讲习方法的解释中,即强调了对于“文化与地理之关系”、“军政与地理之关系”和“风俗与地理之关系”的讲解[v]。

本世纪20~30年代,对“地理与文化”的讨论形成了一个高潮,论文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中国地理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在1933年《地学杂志》发表的169期总目中,特地开辟了“地与文化”一栏,可见此类文章之多以及当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东方杂志》也发表征文讨论地理与文化的关系。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这一时期专门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化(或文明)关系的文章有40多篇,它们分别发表在10余种期刊上,而以《地学杂志》论文最多,影响也最为广泛。而在地理学的相关文章中阐述了人地关系思想的文章就更多,尤其是在区域研究中,人地关系的研究已成为研究主题之一。因此这一时期包含有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论文、论著有近百篇。从而使这一论题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主要论题之一。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地理环境决定论始终也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尤其是在20~30年代,在其它西方人地关系论传入之前,这种观点更为盛行。

一些学者首先试图用中国优越的地理环境来解释历史与文化。1914年,王桐龄发表“中国文化之发源地”,分析了世界文明六大发源地的地理环境,认为汉族文化发达是由于“气候温暖、土脉肥沃、物产丰饶”[vi]。1924年,他又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了“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从气候、土壤、河流、人口等方面的分析,提出“陕西为中国开化最古之地”,“为中国文化发源地”是由于“陕西地理有种种特别优异之点”[vii]。甚至有学者将中国近代列强侵略中国归咎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太优越,从而引起了列强的羡慕与嫉妒[viii],将地理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引向极端。

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已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一些学者试图在地理环境上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1914年,王桐龄发表“亚洲地理之缺点”,指出“亚洲为自古文明发源地,最古之文明国,皆起于亚洲。然迄今式微已甚。”而“亚洲之历史所以生此结果者,亦亚洲地理之缺点使之然也” 。作者在分析了地势、海岸线等特点后指出:“亚洲地理凡可以阻绝交通之条件,无不具备”,而内部资源丰富、交通不畅是人民缺乏交流精神的原因。作者还指出欧洲“交通便利,而天产物缺乏,故欧人多利用交通机关,以求糊口于四方。其所以富于活泼进取之气象者,职是之由”[ix] 。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证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精神和社会制度也有决定的作用。他们认为“地理与文明,如肌肤与精神之关系。充分之精神,必因健全之肌肤而始具。充分之文明,必有健全之地理而始生”[x] 。而“社会制度乃人地相应之结果,历史乃人类适应自然的及社会的环境之成绩之记录及其说明;……不同的自然环境使人类不同的适应,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制度”[xi]。他们试图通过分析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些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事例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并试图以此归纳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东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

持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者一方面用中国优越的地理条件解释古代灿烂的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同样的地理环境解释近代落后的原因,因此这种解释不免有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之处。当时就有学者指出了这种观点的危害性。20年代,姚存吾在《地学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如果“不纠而正之,将何以励国人因袭之气,鼓勇力以贡献于将来之世界,以图民族之自存?”他还进一步指出“况此等骇人听闻言论,只为偶然之感触,而非根本之观察,只为一时之现象,而非追往查来之研究”[xii]。并相信“人类能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者,其文化必日益进步”[xiii]。

1933年,李长傅上发表“科学的地理学的新转向”,也批判了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它们“陷于速成推论法,把人与地的中间项的劳动过程漏掉了。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xiv] 。

四 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影响

近代中国学者对于“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广泛讨论,不但使地理学中人地关系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中国近代地理学者的研究方向,并且促进了地理学中一些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分支学科的发展。

1 土地利用和农业地理的发展 中国自古以农为主,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之一,也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界最为紧密的联系。土地利用是人类生产活动及科学研究和自然环境关系表现得最为具体的景观。因此通过研究土地利用可以了解人地关系的主要问题。这种思想促成许多地理学家选择土地利用和农业地理作为他们一生的主导研究方向。

从30年代开始,北京、广东、浙江、广西、福建、江西等省先后设立了土壤调查、研究专门机构。通过调查研究,许多学者分析了土壤与气候、岩石等自然要素的关系,也有学者研究了土壤与人类活动、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等的关系,还有学者探讨了土地利用与人口分布的关系[xv]。

2 民族与人口地理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早已有学者从事人口问题的研究。但早期人口研究偏重于人口数字的推求,很少重视地理背景的影响。从30年代开始,胡焕庸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人口地理的论文,从地理环境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影响,分析了中国人口分布的特点和规律。1935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人口之分布”,文中发表了中国第一张人口等值线密度图。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瑷珲—腾冲线是中国东南部人口密集区与西北部人口稀疏区的分界线。1936年,胡焕庸又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之农产区域”,第一次从单位面积的人口容载量与农业生产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人口地理的研究。

民族地理的研究也发展起来。张相文的《地文学》中较早地将人种分为直发、拳发和绒发三种。民族的地理分布是民族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张其昀在“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xvi]一文中,根据地形特点将民族分为四个分布区。而更多的文章是研究不同民族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3 应用气候学和生物气候学研究 气候的变化是对人类影响最为显著的地理因素之一。气候学在商业、农业、交通、军事等方面的应用日趋广泛深入。从30年代起,对于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台风、季风、降雨量、气压等气候要素都有深入的研究,并有大量的论文发表。如竺可桢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xvii],徐近之的“热带旋风”[xviii]等文章。此外,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物候和气候分区的研究也有所发展。

地理学者还开始研究利用适宜的气候环境治疗疾病,从而发展起了生物气候学。许多学者还对不同地区历史时期气候的变迁进行了研究,以求寻找中国气候的变化规律。例如,竺可桢就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论述了中国旱涝变化的周期[xix]。

五 几点启示

地理学中所强调的人应该是自然的人,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人是离不开社会背景的。直到今天,地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仍然是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由于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每一次对人地关系认识的深入都有利于以人类和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科的发展。中国近代地理学在“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向前发展,正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首先,由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中包含了“人”这一因素,使得这一学科较其他学科更易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前文谈到的20世纪20年代,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西方已经消沉的情况下,在中国还能蓬勃地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能将它简单地归因于西方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滞后性。前文谈到严复译的《天演论》是根据英国学者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在1893年发表的文章编译的,而严复至迟在1895年就开始翻译了[xx]。本世纪20~30年代,随着中外学者互访的增多和留学生现象,已经大大缩短了中西方科学交流的过程,西方出版的一些较有影响的地理学著作,在三、五年内就能见到中文译本。至于介绍西方地理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文章更是广泛。而且,在本世纪上半叶的这场“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环境决定论观点一直在地理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并没有因为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而退出历史的舞台,直到1948年,还有学者在宣传亨丁顿的学说,并认为他的研究“独树一帜”[xxi]。

其次,必要的理论争鸣和论证将有助于学科的发展。一方面这种争鸣促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科学理论对学科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不乏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如《礼记·王制》中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 管 子 · 水 地 》中有:“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动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 《大戴礼·易本命第八十一》有“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类,耗土之人丑”。 《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泽之民黑而津,丘陵之民专而长。 衍之民 而瘠,原隰之民丰肉而痹”,此外,《吕氏春秋》、《淮南子·坠形训》等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可谓丰富,但它只是少数哲学家谈论的话题,并未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鸣,因此并未对中国地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从反面证明了科学理论争鸣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第三,理论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促进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入。通过讨论,学者们深刻地意识到了传统地理学的缺陷,认为应当“赶紧抛却那种好象只有骨肉而无灵魂的地理记载”[xxii],在讨论“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同时,对地理学科的对象、性质、范围和研究方法的探讨也逐步展开[xxiii]。而这种理论研究正是近代地理学与古代地理学的重要差异之一。

本世纪“地理与文化”的讨论及其对中国近代地学的影响

张九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00010)

20世纪中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新的学科不断产生。在众多的理论问题之中,“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远,并成为本世纪众多科学理论探讨中最为突出的论题之一。

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论题,几乎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由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地关系)历来是地学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所以中国近代“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以地理学者们的探讨最为深入,并且这种争论对中国近代地学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最为广泛。

中国的地学研究在本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地质学、气象学、土壤学、地貌学等分支学科不断从地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伴随而来的就是地学研究的危机感。如何继续发展地学?如何使地学从传统的描述向近代科学研究方法转化?在中国地学发展不够成熟的背景下,地理环境决定论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个生长点。

近代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最早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被广泛接受的人地关系理论。一些学者试图证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精神和社会制度有决定作用。他们试图通过分析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些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事例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并试图以此归纳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东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他们一方面用优越的地理环境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上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解释不免有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之处,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种观点“陷于速成推论法”,“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随着讨论的深入,强调人类的选择能力和强调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观点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并影响了这一论题的发展方向。

近代对于“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广泛讨论,不但使地学中人地关系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中国近代地学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当时许多地学工作者正是受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这一思想的影响,才选择了农业地理学、土壤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气候学与气象学等与人类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分支学科作为他们一生的主导研究方向。

地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当代仍然是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由于人与环境关系的不断变化,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每一次认识的深入,都有利于以人类和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地学的发展,并且这种认识直接影响着地学的研究

I. 哲学地理文学有什么区别

  1. 哲学(英语:Philosophy,源于希腊语:Φιλοσοφία),按照词源有「爱与智慧」的意思。在学术界里,对于哲学一词并无普遍接受的定义,也预见不到有达成一致定义的可能。单就西方学术史来说,哲学是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涉及等概念。

    哲学可以看作一种尺度。这种尺度的作用在于,从理性存在物本身出发,去寻找理性的本质(本源)以及自存与世界其他存在物的关系。

    哲学是有逻辑系统的宇宙观。哲学是定性、定逻辑地认识宇宙整体变化规律的学问。而科学则是在哲学对宇宙的定性、定逻辑的基础上分科认识宇宙中的各部分即万事万物的定量变化规律的学问。

    广义的哲学是对普遍而基本的问题的具体定性研究,这些问题多与实在、存在、知识、价值、理性、心灵、语言等有关。

    在古代东方是没有哲学概念的,哲学一词是近代从西方引入的概念。在使用中常常与处世学问、宗教信仰、统治术、权谋术、易经算命等等概念相混淆。

    哲学的终极问题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2. 地理(Geography)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地理”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易经》。古代的地理学主要探索关于地球形状、大小有关的测量方法,或对已知的地区和国家进行描述。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

  3.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即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作为学科门类理解的文学,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及新闻传播学。

    文学是人文学科的学科分类之一,与哲学、宗教、法律、政治并驾于社会建筑上层。它起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最先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美的体现。文学作品是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离开了这样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就是一个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文学代表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智慧。文学,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

J. 地理学哲学的地理学思想的起源、演变与发展分期

地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代、近代到现代的发展阶段。地理学思想萌芽散布于上古时代的内史诗、哲学、历容史丛书中,当时的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诸国产生了相当规模的地理知识积累,形成了地理学观念的雏形。从公元5世纪延续到15世纪,是地理学发展的中古时期,宗教势力特别是欧洲的基督教垄断了学术领域,窒息了地理学的思想。但从公元2~15世纪,中国发达的古代文明形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地理研究中心,中国的地理志、地图、专论从数量到质量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地理学的近古时期约始于地理大发现时代,从15~17世纪中叶,地理学的视野扩展到全球,标志着地理学科学见解的启蒙。19世纪后半期,进入近代发展时期,地理学思想不断发展,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涌现,逐步形成了现代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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