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地理解释

❶ 地理的解释

（1）学科名，见“地理学”。同“地理学”定义：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及其形成演化的特征、结构、格局、过程、地域分异与人地关系等，是一门复杂学科体系的总称，并在各层次学校开设相关课程。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有许多学者把经济地理从人文地理中分离出来，这样地理学就分为三类：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
（2）古代“风水学”的别称，是古代学者研究“天人合一”之道作用于地球表面或地球内在系统的理论。目前有大量古书传世，皆名为“地理”，《地理琢玉斧》、《地理啖蔗录》、《地理五诀》、《地理四弹子》、《地理囊金》等等古书皆是风水名著，此处的地理皆是风水的别称。 地理学研究地球表面同人类相关的地理环境，以及地理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研究着重于其空间关系 。 地球表面（包括生物圈，可以和生物挂钩，从而更好地认识地理）：地理壳-景观壳-地球表层-大气圈底部-岩石圈表层-水圈-生物圈-人类圈-陆地-海洋-山脉-大陆架-气候-植被。
人类生活：乡村-集镇-城市-人种。
地图（包括中国地图和地理，还有气候地图，地形图，经济社会地图，自然地图，地势图等）
作用：地理知识探究。
地理学没有一个公认的分类体系。
在西欧，地理学分为通论地理学（即部门地理学）和专论地理学（即区域地理学）两部分，通论地理学中分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大分支下再分次级分支学科。
前苏联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两大分支，然后再分次级分支学科。
西方学者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部分，或分为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三部分，下面再分次级分支学科。
自然方面
自然地理学利用生物学来研究，是一种系统的地理学、了解全球性植物群和动物区系样式，利用数学、物理学来研究地球本身的运动以及它和其他太阳系中星体的关系，是研究位置和空间上地球变化的学科。 综合性
o 综合自然地理学
o 古地理学
*部门性
地质学、地貌学、岩层学、矿物学、气象学、气候学 、 水文地理学 、 土壤地理学 、 生物地理学（植物地理学、动物地理学）、 化学地理学 、 医学地理学、冰川学 、冻土学、 物候学 、火山学 、地震学。
人文方面
人文地理学更注重地理学中社会科学的成分，从非物理的层面来考察整个地球的行为模式，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及人类活动的地理分布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可以被划分为以下及格广义的分支：
文化方面
1 人种地理学
2 人口地理学
3 聚落地理学
4 社会地理学
5 文化地理学
6 宗教地理学
7 语言地理学
8 旅游地理学
经济方面
1 农业地理学
2 工业地理学
3 商业地理学
4 交通运输地理学
5 旅游地理学
6 公司地理学（企业地理学）
7 区域经济学
政治方面
1 军事地理学
2 城市地理学
分支学科
历史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地图学-地名学-方志学-理论地理学-应用地理学-地理数量方法-生物地理学-计量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地理信息系统，其中地图学-地理数量方法-计量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地理实察方法,可合称为 地理技术方法学门。

❷ 文化地理学的中国文化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在与西方文化地理学的交流中，中国文化地理学逐渐复兴。与之相较，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此时已步入学术正规。代表性的著作有两部，其一是1986年出版的周振鹤先生与游汝杰先生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其二是卢云先生在1988年写就，199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晋文化地理》。
在文化地理研究中，语言和宗教是两个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但在中国，由于民众宗教观念淡漠，政治对宗教的强势控制，无论佛教还是道教，区域差异并不显著，故语言研究就显得颇为重要。
正如萨皮尔—沃尔夫假设(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所论，世界是通过由语言产生的概念而得到过滤的，而且对于特殊语言惯常的、规则化的使用，产生了具有文化特定性的习惯化的思维模式。所以选择语言来研究中国文化地理，实际上是切中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关键。《方言与中国文化》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汉语方言地理格局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二是方言所折射出来的文化现象。第一个问题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地理学问题，作者主要通过“移民与方言”、“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和“历史方言地理的拟测及其文化背景”三个专题来论证。作者把移民史和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方言地理研究中，解决了许多重要语言地理问题，例如我国七大方言的渊源关系和地理格局，正是借助了移民史这一有力工具，才得以很好地解决。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界开始着手以省区为范围的区域性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一是，从现在还不很成熟的文化地理理论来看，一个行政区就是一个机能文化区，因为行政机能的作用，使得一个行政区有同一化的文化基础，而且有的省区已经出现基能文化与形式文化区重合的现象。二是，行政区有明确的边界，便于将研究限制在确定的范围内。”这样的研究取向也与东、西方史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重视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学术理路相一致。 有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张伟然的《湖南文化地理研究》、周振鹤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蓝勇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张晓虹的《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刘影的《皇权旁的山西》和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浙江民间信仰研究》等。

❸ 中国文化地理的介绍

《中国文化来地理》，自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图书，《中国文化地理》是王会昌编著的一本图书，该书体系新颖、结构严谨、内容丰富、文笔流畅，不仅适合高等院校地理、旅游专业师生选用，而且对文、理各类专业师生和广大文化工作者都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❹ 中国文化地理概述试题

问题

❺ 中国文化地理的内容简介

本书抄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袭文化地理的专著。它不仅全面探讨了中国文化在太平洋西岸这一特殊地理环境中形成、发展和文化中心转移的过程与规律，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研究的角度，阐释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诸多疑案，而且首次进行了中国文化的地理分区，一一展现了祖国各地异彩纷呈的文化风貌。最后研究了中国文化在时间一空间方面的传播与辐射过程，讨论了汉文化圈的形成，阐明了中国文化何以成为东方文明的灵魂。

❻ 精辟的说明中国地理和文化的关系，作业。。。

中国近代对“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及其影响

张九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摘要：本世纪初期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中国学者对许多科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众多的理论问题之中，以“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远。本文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方向的影响，并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分析中国近代地学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

关键词：地理 文化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新的学科不断产生，西方的科学理论大量传入中国，科学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探讨科学、研究科学的可喜局面。在众多的理论探讨之中，关于地理与文化（或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争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

对于地理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源于人地关系这一悠久的历史命题。人地关系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作为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命题，却始于18世纪的欧洲。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将地理环境决定论推向了高潮。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atzel，1844~1904）在他的著作《人类地理学》中，将这一理论引入了地理学，并强调了人类活动受地理环境的多方面的控制。20世纪初，拉采尔的思想经过他的学生，美国地理学家辛普尔（E.C.Semple，1863~1932)的著作《地理环境的影响》（1911年）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辛普尔同时代的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Huntington，1876~1947）在1915年出版了《文明与气候》，创立了人类文化只有在刺激性气候地区才能发展的假说。1920年，他又出版了《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进一步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决定作用。

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法国学者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提出了“可能论”又称“或然论”，反对决定论的观点。他认为地理环境只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人类又根据不同的生活方式作出选择，并能改变和调节自然现象。他的学生白吕纳(J.Brunhes，1869~1930)在1925年出版了《人地学原理》，使这一观点在欧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经过激烈的争论，到了本世纪20年代“或然论”逐渐替代了“地理环境决定论”， 并在西方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 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

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长期战争的破坏使得刚刚起步的近代科学更是举步维艰，因此这一时期人为的、政治的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时局的动荡、民族面临的存亡危机，加上科学技术的落后使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试图通过科学的分析找出中国落后的原因，同时又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拯救危难中的中国。

在这种社会背景条件下，许多学者试图通过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寻找出东西方的本质差异，以探讨中国人如何摆脱困境。这种超越学术的研究动机，使得有关“地理与文化”的争论在本世纪20~30年代显得格外活跃，并成为众多近代科学理论探讨中最为突出的论题之一。也正是这种原因，使得在西方已经沉没了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却格外的风行。

从19世纪末开始，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在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达尔文所指的“进化”本来是由于自然界中的生物与其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中的改变而造成的，但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将本属于生物界的进化论引入到社会科学中，提出了“社会有机体”学说。严复在他的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译著《天演论》中，阐述了斯宾塞的观点，这种观点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需要。到了本世纪20年代，进化论已为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1]。

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深入人心的社会背景下，尽管进入本世纪20年代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西方已被“或然论”所代替，但近代人地关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却首先始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且还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反映出了政治热情高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环境的特殊需要。进化论也为本世纪地理环境决定论能在中国找到生存的土壤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前后有关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也是促成地理学界“地理与文化关系”讨论的原因之一。由于五·四前后正值中国历史的重大变革时期，东西文化的差异问题就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这场在思想界进行的延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的论战，也直接影响了地理学界的相关讨论。地理学者们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寻找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

中国的地理学研究在本世纪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世纪初，中国近代地理学刚刚起步，地质学、气象学、土壤学、动植物学、地貌学等分支学科不断从地理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伴随而来的就是地理学研究的危机感。如何继续发展地理学？如何使地理学从传统的描述向近代科学研究方法转化？在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还不够成熟的背景条件下，地理环境决定论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个生长点。在许多研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西方人地关系理论的传入，无疑使中国学者感到了一种“清新的气息”。

人地关系论题涉及的学科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由于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地理学者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所以在中国近代有关“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以地理学者们的探讨最为深入，并且这种争论对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最为广泛。

二 近代人地关系论在中国传播的过程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最早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被广泛接受的人地关系理论。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张相文的《地文学》。张相文在这部书第五编生物界中，阐述了不同气候带人种的优劣：“寒热带之人，为天然力所束缚，或昏怠迟缓、或畏琐困陋，皆不免长为野蛮。亚热带则生物以时，得天颇优，常为开化之先导。亚寒带则生物鲜少，人尚武健。”并认为“今世富强文明诸国，莫非温带之民族所创建也” [i]。张相文是中国近代最早阐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者之一。

张相文的学说是从日文著作中转介过来的。而且他的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在当时的地理学界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也没有造成“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直到20世纪20-30年代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西方近代地理学理论直接地、全面地传入中国，才产生了广泛的“地理与文化”的讨论。

1921年《地学杂志》介绍了亨丁顿的的著作，认为“汉丁顿之学说，主以地面上之自然现象与空气情况解释人类生活组织之现象，而定人类文明创造与发展之界限，此种学说简括称之，即地理的历史观”[ii]。1922年《地学杂志》译载了亨丁顿的《文明与气候》一书的第一章，《史地学报》译载了弗尔格里夫(J.Fairgrieve)的“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这一时期的有关杂志发表了大量的译文和介绍性文章，评价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并认为这种理论“以地理环境判断全世界古今各国文明之状况”，是“唯物史观、地理的历史观”[iii]。决定论思想在中国地理学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出现了一批阐述决定论观点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张其昀的《人生地理学》（1926年）和白眉初的《地理哲学》（1933年）。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缺陷。胡焕庸在留学法国期间，受教于法国现代地理学大师E.德马东(de Martonne)和J.白吕纳(Brunhes)，并受到法国人地学派思想的影响。1928年他回国时，中国近代地理学刚刚起步，在西方已经落后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还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他深感中国地理学研究与西方的差距，撰写了“西洋人地学说晚近之发展”、“白吕纳的人生地理学”和“法国研究地理学的近况”等文章，介绍了法国人地学派的“或然论”观点。1935年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中译本出版，在这部译著的长篇译者序言中，系统地介绍了原作者的观点，从而使“或然论”在中国地理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逐步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30年代，马克斯主义（当时称为新社会派）的辩证唯物论的人地观也介绍到了中国。楚曾（楚图南）在《地学季刊》上发表了“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最早介绍了马克斯主义的人地观，指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于人类”[iv]。强调了自然与社会是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严格对立的。

三 “地理与文化”讨论的兴起

西方人地关系理论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学者们纷纷著文阐述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掀起了 “地理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早在1904年（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拟定了京师大学堂的《大学堂章程》。《章程》对于各学科讲习方法的解释中，即强调了对于“文化与地理之关系”、“军政与地理之关系”和“风俗与地理之关系”的讲解[v]。

本世纪20~30年代，对“地理与文化”的讨论形成了一个高潮，论文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中国地理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在1933年《地学杂志》发表的169期总目中，特地开辟了“地与文化”一栏，可见此类文章之多以及当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东方杂志》也发表征文讨论地理与文化的关系。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这一时期专门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化（或文明）关系的文章有40多篇，它们分别发表在10余种期刊上，而以《地学杂志》论文最多，影响也最为广泛。而在地理学的相关文章中阐述了人地关系思想的文章就更多，尤其是在区域研究中，人地关系的研究已成为研究主题之一。因此这一时期包含有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论文、论著有近百篇。从而使这一论题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主要论题之一。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地理环境决定论始终也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尤其是在20~30年代，在其它西方人地关系论传入之前，这种观点更为盛行。

一些学者首先试图用中国优越的地理环境来解释历史与文化。1914年，王桐龄发表“中国文化之发源地”，分析了世界文明六大发源地的地理环境，认为汉族文化发达是由于“气候温暖、土脉肥沃、物产丰饶”[vi]。1924年，他又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了“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从气候、土壤、河流、人口等方面的分析，提出“陕西为中国开化最古之地”，“为中国文化发源地”是由于“陕西地理有种种特别优异之点”[vii]。甚至有学者将中国近代列强侵略中国归咎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太优越，从而引起了列强的羡慕与嫉妒[viii]，将地理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引向极端。

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已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一些学者试图在地理环境上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1914年，王桐龄发表“亚洲地理之缺点”，指出“亚洲为自古文明发源地，最古之文明国，皆起于亚洲。然迄今式微已甚。”而“亚洲之历史所以生此结果者，亦亚洲地理之缺点使之然也” 。作者在分析了地势、海岸线等特点后指出：“亚洲地理凡可以阻绝交通之条件，无不具备”，而内部资源丰富、交通不畅是人民缺乏交流精神的原因。作者还指出欧洲“交通便利，而天产物缺乏，故欧人多利用交通机关，以求糊口于四方。其所以富于活泼进取之气象者，职是之由”[ix] 。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证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精神和社会制度也有决定的作用。他们认为“地理与文明，如肌肤与精神之关系。充分之精神，必因健全之肌肤而始具。充分之文明，必有健全之地理而始生”[x] 。而“社会制度乃人地相应之结果，历史乃人类适应自然的及社会的环境之成绩之记录及其说明；……不同的自然环境使人类不同的适应，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制度”[xi]。他们试图通过分析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些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事例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并试图以此归纳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东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

持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者一方面用中国优越的地理条件解释古代灿烂的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同样的地理环境解释近代落后的原因，因此这种解释不免有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之处。当时就有学者指出了这种观点的危害性。20年代，姚存吾在《地学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如果“不纠而正之，将何以励国人因袭之气，鼓勇力以贡献于将来之世界，以图民族之自存？”他还进一步指出“况此等骇人听闻言论，只为偶然之感触，而非根本之观察，只为一时之现象，而非追往查来之研究”[xii]。并相信“人类能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者，其文化必日益进步”[xiii]。

1933年，李长傅上发表“科学的地理学的新转向”，也批判了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它们“陷于速成推论法，把人与地的中间项的劳动过程漏掉了。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xiv] 。

四 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影响

近代中国学者对于“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广泛讨论，不但使地理学中人地关系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中国近代地理学者的研究方向，并且促进了地理学中一些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分支学科的发展。

1 土地利用和农业地理的发展 中国自古以农为主，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之一，也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界最为紧密的联系。土地利用是人类生产活动及科学研究和自然环境关系表现得最为具体的景观。因此通过研究土地利用可以了解人地关系的主要问题。这种思想促成许多地理学家选择土地利用和农业地理作为他们一生的主导研究方向。

从30年代开始，北京、广东、浙江、广西、福建、江西等省先后设立了土壤调查、研究专门机构。通过调查研究，许多学者分析了土壤与气候、岩石等自然要素的关系，也有学者研究了土壤与人类活动、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等的关系，还有学者探讨了土地利用与人口分布的关系[xv]。

2 民族与人口地理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早已有学者从事人口问题的研究。但早期人口研究偏重于人口数字的推求，很少重视地理背景的影响。从30年代开始，胡焕庸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人口地理的论文，从地理环境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影响，分析了中国人口分布的特点和规律。1935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人口之分布”，文中发表了中国第一张人口等值线密度图。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瑷珲—腾冲线是中国东南部人口密集区与西北部人口稀疏区的分界线。1936年，胡焕庸又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之农产区域”，第一次从单位面积的人口容载量与农业生产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人口地理的研究。

民族地理的研究也发展起来。张相文的《地文学》中较早地将人种分为直发、拳发和绒发三种。民族的地理分布是民族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张其昀在“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xvi]一文中，根据地形特点将民族分为四个分布区。而更多的文章是研究不同民族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3 应用气候学和生物气候学研究 气候的变化是对人类影响最为显著的地理因素之一。气候学在商业、农业、交通、军事等方面的应用日趋广泛深入。从30年代起，对于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台风、季风、降雨量、气压等气候要素都有深入的研究，并有大量的论文发表。如竺可桢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xvii]，徐近之的“热带旋风”[xviii]等文章。此外，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物候和气候分区的研究也有所发展。

地理学者还开始研究利用适宜的气候环境治疗疾病，从而发展起了生物气候学。许多学者还对不同地区历史时期气候的变迁进行了研究，以求寻找中国气候的变化规律。例如，竺可桢就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论述了中国旱涝变化的周期[xix]。

五 几点启示

地理学中所强调的人应该是自然的人，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人是离不开社会背景的。直到今天，地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仍然是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由于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每一次对人地关系认识的深入都有利于以人类和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科的发展。中国近代地理学在“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向前发展，正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首先，由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中包含了“人”这一因素，使得这一学科较其他学科更易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前文谈到的20世纪20年代，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西方已经消沉的情况下，在中国还能蓬勃地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能将它简单地归因于西方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滞后性。前文谈到严复译的《天演论》是根据英国学者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在1893年发表的文章编译的，而严复至迟在1895年就开始翻译了[xx]。本世纪20~30年代，随着中外学者互访的增多和留学生现象，已经大大缩短了中西方科学交流的过程，西方出版的一些较有影响的地理学著作，在三、五年内就能见到中文译本。至于介绍西方地理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文章更是广泛。而且，在本世纪上半叶的这场“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中，环境决定论观点一直在地理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并没有因为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而退出历史的舞台，直到1948年，还有学者在宣传亨丁顿的学说，并认为他的研究“独树一帜”[xxi]。

其次，必要的理论争鸣和论证将有助于学科的发展。一方面这种争鸣促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科学理论对学科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不乏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如《礼记·王制》中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 管 子 · 水 地 》中有：“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动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 《大戴礼·易本命第八十一》有“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类，耗土之人丑”。 《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泽之民黑而津，丘陵之民专而长。 衍之民 而瘠，原隰之民丰肉而痹”，此外，《吕氏春秋》、《淮南子·坠形训》等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可谓丰富，但它只是少数哲学家谈论的话题，并未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鸣，因此并未对中国地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从反面证明了科学理论争鸣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第三，理论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促进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入。通过讨论，学者们深刻地意识到了传统地理学的缺陷，认为应当“赶紧抛却那种好象只有骨肉而无灵魂的地理记载”[xxii]，在讨论“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同时，对地理学科的对象、性质、范围和研究方法的探讨也逐步展开[xxiii]。而这种理论研究正是近代地理学与古代地理学的重要差异之一。

本世纪“地理与文化”的讨论及其对中国近代地学的影响

张九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00010）

20世纪中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新的学科不断产生。在众多的理论问题之中，“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远，并成为本世纪众多科学理论探讨中最为突出的论题之一。

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论题，几乎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由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地关系）历来是地学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所以中国近代“地理与文化”的争论，以地理学者们的探讨最为深入，并且这种争论对中国近代地学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最为广泛。

中国的地学研究在本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地质学、气象学、土壤学、地貌学等分支学科不断从地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伴随而来的就是地学研究的危机感。如何继续发展地学？如何使地学从传统的描述向近代科学研究方法转化？在中国地学发展不够成熟的背景下，地理环境决定论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个生长点。

近代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最早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并被广泛接受的人地关系理论。一些学者试图证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精神和社会制度有决定作用。他们试图通过分析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些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事例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并试图以此归纳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东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他们一方面用优越的地理环境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上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解释不免有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之处，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种观点“陷于速成推论法”，“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随着讨论的深入，强调人类的选择能力和强调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观点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并影响了这一论题的发展方向。

近代对于“地理与文化”关系的广泛讨论，不但使地学中人地关系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中国近代地学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当时许多地学工作者正是受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这一思想的影响，才选择了农业地理学、土壤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气候学与气象学等与人类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分支学科作为他们一生的主导研究方向。

地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当代仍然是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由于人与环境关系的不断变化，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每一次认识的深入，都有利于以人类和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地学的发展，并且这种认识直接影响着地学的研究

❼ 中国文化地理概述的内容简介

中国文化地理研究中国文化的分布规律，包括区域文化特征及其形成背景，文化中心的形成及其地域转移，文化的扩散路线与融合过程，综合文化区以及宗教区、语言区、民俗区等部门文化区。中国文化地理是边缘性学科，在地理学科、社会文化艺术学科和自然技术学科的交融中成长，既要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又要发扬本学科的特色，防止与相关学科重叠。中国文化地理是中国区域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文化地理研究可以防止就经济论经济，就自然资源论经济，可以把握区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把握区域发展的规律性。
一、文化的结构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一）意识文化 制度文化 物质文化
通常将文化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意识文化，又称精神文化、观念文化。意识文化包括两部分：（1）纯意识文化，如心理、心态、观念、思想、价值观、认知方式等；（2）理论化和对象化的意识文化，如哲学、伦理、道德、宗教、美学、音乐、诗歌、文学、绘画等。
第二层次，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包括三部分：（1）反映社会形态的基本制度，如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2）具体制度，如政治、法律、经济方面的制度，家庭、婚姻等方面的制度；（3）一般规章制度，如生产管理条例、奖惩条例。
第三层次，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在物质产品中融有意识文化要素。建筑、园林、服饰、饮食等物质产品都有文化内涵，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意识文化的载体。

❽ 中国文化地理概述的介绍

《中抄国文化地理概述（第3版）》通过中外对比和区域对比，运用案例和图表，简明地介绍中国文化及其地域差异。全书分三篇。上篇概述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形成背景。中篇探索语言、文学、艺术、戏曲、饮食、建筑、园林、人才等领域的地理特点。下篇与维吾尔族、藏族、朝鲜族专家协作阐述全国分区的文化状况。素材取自地理、景观、规划、房地产专业研究生班的教案。可供上述专业选作教科书或参考读物，也可供政府管理领域和海内外人士选作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读物。

❾ 中国文化地理赏析有感500字文章

写作思路：围绕《中国文化地理》的内容和意义来进行展开描写。

赏析：《中国文化地理》不仅全面探讨了中国文化在太平洋西岸这一特殊地理环境中形成、发展和文化中心转移的过程与规律，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研究的角度，阐释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诸多疑案，而且首次进行了中国文化的地理分区，逐步展现了祖国各地异彩纷呈的文化风貌。

最后研究了中国文化在时间一空间方面的传播与辐射过程，讨论了汉文化圈的形成，阐明了中国文化何以成为东方文明的灵魂。不仅适合高等院校地理、旅游专业师生选用，而且对文、理各类专业师生和广大文化工作者都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9)中国文化地理解释扩展阅读

《中国文化地理》的地理知识对于培养幼儿热爱家乡、热爱国家的美好情感有着天然的、不可替代的优势。爱家乡、爱祖国是一个公民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衡量一个人情感发展的重要方面。

让幼儿了解一些简单的地理知识无疑具有天然的优势。通过地理这个直观的窗口可以让幼儿对家乡、对祖国有了切身的感受和了解，进而萌发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树立建设家乡、建设祖国的远大志向。

地理可以极大地丰富幼儿的感性经验，激发幼儿的情感体验，通过认识、了解家乡和祖国的名胜古迹、名山大川、富饶物产等。激发幼儿认同家乡、认同祖国的内在感受，激起他们的情感共鸣，潜移默化地培养起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积极的、牢固的情感。

❿ 中国文化地理环境是怎样的，对中国文化特色的形成有何作用

说这个话题，也许我会被骂！认了！
1、生存环境决定生存方式
2、不同的生存方式产生不同的文明：中原的农耕文明和草原的游牧文明
3、我们今天的文化、文明、疆域，等等这些和我们过去几千年的有一些变化，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是56个民族以及在历史上已经消失了那些民族或部族共同创造的。
4、我从不认为一个民族在其足够强大的情况下，会不对外发动战争。
5、纵观，几千年来，多是北部游牧民族南侵，少有农耕文明的向北进攻——极少数的几次也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
6、从总体上讲，中国文化是以农耕文明为主题的。

基于以上6点：
1、由于中国的地理情况：东、南为海；北部为高寒地区、西部多高山和高原。
都为不适合耕种的地方。所以农耕文明失去了对外扩张的动因。
2、根据历史气候的变迁（有兴趣可以看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从战国时期开始骚扰中原的匈奴，到南北朝时期的五胡乱华，再到宋朝所面对的塞北三国和蒙古帝国，都是处于寒冷时期。
这一点很重要——大雪封山十几天，家里没米没柴，实在揭不开锅了！
游牧民族南侵——战死也是死，饿死、冻死也是死，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农耕文明的北部地区，日子也不好过——灾年啊，何况还要面对受忍饥挨冻的——已经拼命地游牧民族——向南退退天气还能好点——最主要的是不用拼命啊。
所以在寒冷期，多是游牧民族南侵。
3、但是到了温暖期，被人赶跑了毕竟太没面子了——天气好了，粮草充足——打回去。同样，游牧民族的生存压力减小，没必要死磕，退回草原活的也挺滋润，那就撤呗！
4、就是这种不断地拉锯式的战争和民族融合，为我们的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分动力。

这里有些词语，不是很正规，只是为了更好的表达。
但我绝没有对我们的先人们的任何不敬。
对于历史，我是敬仰的。对于民族，我是感恩的。对于文明，我是自豪的。

过去的种种，时时令我神往！

至于 “对中国文化特色的形成有何作用”，不做评说了！
一切的一切，都是这片土地所承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