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epub

㈠ 有哪些古代军事地理方面好书推荐

【入门】

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饶胜文：布局天下

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

风长眼量：①地图里的兴亡：三家分晋，烽火中原（上）&地图里的兴亡：三家分晋，烽火中原（下）、②地图里的兴亡：秦，从部落到帝国（上）&地图里的兴亡：秦，从部落到帝国（下）

【进阶】

宋杰：①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②两魏周齐战争中的河东【北朝后期晋西南】、③先秦战略地理研究

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

史念海：①河山集 四【关陇秦巴】、②唐代历史地理研究

谭其骧：长水粹编

王恢：中国历史地理（上册）&中国历史地理 （下册）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

穆渭生：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

李宗俊：唐前期西北军事地理问题研究

【工具书】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全八册）、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

梁允麟：三国地理志

孔祥军：晋书地理志校注、汉唐地理志考校

王仲荦 ：北周地理志（全二册）

施和金：北齐地理志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

吴松弟：两唐书地理志汇释

谭其骧：辽史地理志汇释

郭黎安：宋史地理志汇释

鲁人勇：西夏地理志

王恢：新清史地理志图集

其他：有哪些读中国历史时可以参考的地图册？ - 郭奉孝的答案

【网站】

禹贡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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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中国古代战争都用东征，西征，南征，为何单独北要用北伐

这是没有什么定规的，并不是说东啊西啊南啊称征，北叫伐的，这只是对外发起战争称征，对内战争称做伐而已，其实就是讨伐无道的意思。至于为何历史上很多都是北伐，这只不过是巧合，刚好是位于南的政权讨伐到了北方的政权仅此而已。就例如说汉武帝的时候，对匈奴用兵就也是称北征匈奴的。北方的邻国大多的时候都是不太容易“征”的，通常是由于袭扰了中原边境，而不得不“伐”的。

这就是我国古代史上北伐和南征的形成原因和历史依据。纵观我国历史，大家知道的有祖狄北伐，五胡乱晋以后，北方陷入了胡人的控制下。西晋许多人退到了南方，这些到了江南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恢复中原，经常率军渡江北伐！祖狄北伐只是一个代表。然而，当时北伐成功的几乎没有。

㈢ 中国古代战争的胜败因素

在人类的所有活动中，战争无疑是最复杂的了，因为这是两大群人为了剥夺对方的生命并保护自己的生命不被对方剥夺，而进行的激烈的暴力对抗。影响到战争胜负的因素，有装备、士气、体能、技巧、将才、统帅能力、政治军事体制、政治的修明与否、战争意志、人心向背、情报能力、经济实力、地理与自然条件、最后还有运气等等。要说明这些因素中哪一个或哪几个决定了战争的胜负，看来是不可能的。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例子：在许多方面都居于不利地位的一方因为少数优势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所有的战争，胜方的胜因又彼此不同。因此，大概只有这样两条规律是亘古不变的：1．有利因素多的一方胜算较大。2．在重要因素上居于优势地位的一方胜算较大。而何为重要因素，将在下面讲到。
古代战争的一般原因和流程
战争分为攻势战争和守势战争。攻势战争发生的原因，不外乎双方的战略平衡发生了有利于攻方的改变，如守方遇到天灾、君主暗弱、发生内乱、遇到强敌进攻、攻方实力培养完成（或认为已经完成）、原先的不利条件去除（或认为已经去除）等；或攻方对战略势态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使之敢于尝试战争。原因有攻方新君主上台、新权臣主政、决定用对外战争转移内部矛盾等。守势战争对于守势一方来说是较难预料的。因为既然居于守势，必然有弱于对方的劣势，而使战争的主动权操于对方之手。强势一方遭到主动进攻的情况比较少见，因此也就更难预料。
战争的主观动机，最常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为了争夺土地或财富。历史上这样的战争数不胜数，不必列举。但大凡这样的战争，都必然要找借口。赤裸裸的侵略，文明时代以后都是不受欢迎的和居于道德劣势的。常见的借口有违反条约（罗马常用，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杀害使者（典型的是中国攻大宛的战争）、历史仇恨（所谓“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边境纠纷（中匈战争中中方的借口之一）、或者某些道德上的理由（但古代没有人权高于主权这一说，很少有以别国的政治缺失为唯一理由去进攻敌国的，比较可信的例子是周以商王辛统治残暴为由进攻商朝）。此外，排除潜在威胁也会成为战争的动机，如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进攻，原因常常包括为了使边境免遭劫掠。比较少见的战争动机，常常跟对土地和财富的追求结合在一起，有时候不免跟战争借口难以区分。如传播宗教，著名的阿拉伯的扩张和十字军东征，既是宗教热情的表现，也是追求土地的现实行为。至于君主本人的好战，无疑的也可以成为战争的起因之一。但事实上，君主的行为往往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制约，其动机往往也可以归因于统治集团对土地和财富的追求，所以我都找不到一个战争是纯粹出于君主的个人爱好的发生的。如果哪位发现有这样的战争，请指出。
决定战争的国家机关，在古代一般是君主，共和国和民主国则是民意机关或者公民大会。在正常状况下，中国的战争决策者是皇帝、两河诸国是国王、雅典是公民大会（梭伦改革之后，僭主时期除外）、罗马在共和时代是元老院，到了帝制时代，当然是元首／皇帝。从决策效率考虑，最好的制度是君主制——其实，如果君主贤明，独裁政制的效率是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制度的。即使在今天依然如此。唯一的问题是：独裁制度恰恰不能保证君主的贤明。
发动战争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准备的内容，有兵员（如果是征兵，还要训练）、粮食、战马和驮畜、兵器、金钱、挖掘工事的工具，衣物等等，如果可能的话也要有药物、军妓、非战斗属员等。战争准备是相当费钱和费时间的，《孙子兵法》上说：“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宋金战争时，宋人说金朝若想发动战争，要准备好几个月，估计宋朝自己也差不多。
当然，也可以像《孙子兵法》上极力推荐的那样，因粮于敌（也就是掠夺敌境）。但这样做的风险是很大的，一旦敌方坚壁清野，无可掠夺，军队就要陷入绝境——就像1304年和1306年蒙古入侵印度时一样，蒙古军完全靠掠夺为食，结果遭到伽齐·马利克所率军队的围困，一次被坑杀8千人，一次被杀5万人。
在古代，冲突和战争的区分也是明显的。游牧民族出于饥寒交迫或者单纯为了“致富”，都会向农耕民族地区发动小规模的劫掠。这种情况被古代中国人称为“扰边”。这种时时发生的劫掠，不仅令被劫掠者很烦恼，而且也令劫掠者的政权自食恶果——长期的小规模战争状态令地方军官拥兵自重，中央难以控制，日子一长，尾大不掉，积重难返。匈人在蒙古高原的悲惨失败，就跟长期形成的地方分裂倾向有很大关系。演海居民也往往倾向于做海盗，他们的危害跟游牧民族劫掠者一样，所以不为各国中央所容。日本北朝战胜南朝之后，积极扑灭海盗，甚至把他们交给中国，就是明证。总的来说，挑起小规模冲突是被各国严厉禁止的。但如果缺乏一个有力的中央政权，那么小规模劫掠就会成为大问题，如6世纪到12世纪的维京海盗。
当战争爆发之后，指挥通讯成为重大的问题。古代军队跟现代军队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是通讯很不方便，因而反应非常慢。18世纪中国的驿站制度规定，在进行战争时使用“加急”速度输送战报和命令。速度规定如下：北京至齐齐哈尔，18天；北京到成都，24天；北京到昆明，40天；北京到桂林，25天；北京到张家口，16天；北京到福州，27天；这大体上就是中央对战争的反应速度。而同样是因为联络不便，古代军队一般是结成一个庞大的队列行军的，遇到战斗时，往往在几个小时内就决定了胜负，即使是几十万人的大会战，最多也不过一个月确定局面。这样，中央要指挥战地军队，往往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古的时候就有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原则（见于《孙子兵法》）。如果违反了这个原则，硬要遥控指挥，后果往往非常不妙。如刘义隆在430年和450年的失败。
由于古代不可能实现“中央统帅部”，所以用什么人指挥军队，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大体上，军队指挥体系跟国家的政制保持一致。君主制国家派出官员指挥军队，若战争重要，则御驾亲征。而大帝国的君主，除了开国之君或者实在迫不得已，往往很少御驾亲征（怕出意外。罗马帝国的皇帝可以说是例外，这也是罗马帝国武功长盛的原因之一）。共和制和民主制国家的军队指挥，也跟其政治制度保持一致。雅典在前5世纪实行“十将军制度”，在作战时要通过十将军的辩论来决定战斗如何进行。共和时代的罗马（马略以前），若派出执政官指挥的大军，两名执政官实行轮流值日的制度，在坎尼，正是到了保卢斯指挥的那天，他才能积极出战，从而把8万6千大军葬送掉。总的来说，民主制和共和制国家的军事指挥体制是不值得称道的。
在古代的君主制国家，良将是柄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消灭敌人，也完全可能对付君主自己。其原因上面已经提到一些——因为中央指挥困难，所以在战争中要求军官用有很大的独立权力，并且，为了提高效率，掌握先机（所谓“兵贵神速”）最好是一人独断。这种权力行使得久了，几乎肯定会造成“只知有将军不知有君主”的情况，罗马共和制就是这样垮掉的。很多大帝国的分裂，也跟长期战争条件下，高级军官掌握兵权有关。为了防止将军专权，君主可以说是伤透了脑筋。“飞鸟尽，良弓藏”这种血淋淋的史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无奈。若建立制度，最好的办法是实行文官掌兵。最典型的例子是宋朝的军制，中央由文官组成的枢密院执掌全国军事权，战时也由文官担任统帅，当然，实际指挥军队的军官，非是武官不可。但他们都是临时担任的，到了战斗结束就要解任。这样，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当然就不会发生拥兵自重的现象了。宋朝统治者尤嫌不足，又规定了“厢军不得多于禁军”和“统帅按阵图作战”的制度。在社会文化方面，又有意无意的扶持歧视军人的文化氛围——最突出的例子是罪犯充军和军人刺字制度。这样做的成就是宋朝果然没有发生过军人叛变，但是军队战斗力也因此大大滑坡。宋朝三百一十六年的军事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不断失败的历史，从而干净利落的葬送了汉族军队所向无敌的神话。然而，从历史教训来看，如果不要这些防范制度，国家几乎肯定会发生分裂和内战。这是个两难的抉择，在古代是无法两全其美的。要么文弱挨打，要么承受战祸，两者必居其一。
从理论上说，最理想的是君主通晓军事，亲自带兵，这样，君主既有自信，也有知识，既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也遏制了野心家。但从历史上看，常常发生御驾亲征的，往往是那些文化低下的小国——至少是个小国，如春秋之前的华夏国家，中世纪的欧洲国家。文化发达的大国，基本上君主是很少亲征的（前面说过，唯一的例外大概是罗马）。
战争的进程，随着军队的胜败而发生变化，在古代，战争胜负是由主力会战决定的。如果会战胜利，那么多半要进入敌方领土（攻势军队则是更加深入敌方领土）；如果会战失败，则要防守自己的领土了（如果是守势军队则是保全剩下的领土）。但也有例外，有的战争目的就是为了保全现有的国土或者惩罚入侵者，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将入侵者逐出本国领土或者使之遭到重创之后退出，就算是胜利了（这种战争多半发生在大国与小国之间，如中国和越南；或者强盛的游牧民族和窝囊的农耕民族之间，如印度抵御蒙古的历次战争和明中后期对蒙古的历次战争；有的则发生在隔海相望的民族之间，如十字军战争、壬辰战争。总之，战斗取得胜利，却不追击敌人深入其领土的，不是过于弱小，就是过于懦弱，或者自身出现了问题）。如果会战失败或者虽然会战胜利但我方损失浩大，则需要增兵，这种增兵跟战前准备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如果进行决定性的重要会战，或者我方几近山穷水尽的境地，则必须近乎疯狂的征兵和打造兵器。如长平之战中，秦国悉发15岁以上男子参战；伊苏斯和高加米拉之战，波斯军队都有几十万之众；在迦太基被围时，妇女们剪掉了头发，用来制造抛石机，在罗马城被凯尔特人占领期间，卡皮托利尼山岗上的罗马妇女也曾这么做。
如果大规模的战争旷日持久，那对于人民来说是非常悲惨的。战国后期，华夏国家的军役制度居然要求征发妇女。战争打到这种地步，可以说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了。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已经谈不上什么改善装备和提高待遇了，士兵完全成了消耗品；由于长期战争造成经济力枯竭，人民贫困到了极点，农业生产也大受打击（所谓“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人口流动和卫生条件的恶劣，往往造成瘟疫盛行；由于军队后勤情况恶化，劫掠更加无情；仇恨也不断积累，达到丧失理智的地步。。。总之，是一幅人间地狱的情景。在中国历代的改朝换代战争中，往往要损失千万以上的人口，而在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的一千六百万人口中损失了六百万。
战争的结果，除了前面提到的单纯的反侵略战争外，不外乎修订和约和消灭敌国。因为国力底子厚薄程度不同，较小的国家不能坚持长期和严重的战争，在重大会战胜利后一般会见好就收，签订和约，如中世纪欧洲国家；较大的国家往往会坚持到消灭敌国为止，如古代中国。战胜，一般意味着屠杀。
战术篇中讲过，古代是把劫掠视为正常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国际法。印度列国时代，曾经有过优待俘虏和禁止使用诈器的规定；周朝的权威还比较高的时候，华夏国家曾有过若干人道主义的战争法，如“不重伤”、“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等。但比较系统的战争法，出现于阿拉伯崛起时代，《古兰经》规定，不准使用燃烧性投掷物、不准砍伐敌方树木、不准切断敌方水源或在其中投毒、严禁杀害妇女、儿童和精神不正常的人、严禁残害俘虏、必须向俘虏提供饮食、不得对其施以酷刑、尽量不要掠夺敌方牲畜、若进行决斗，他人不得帮忙等。阿拉伯正是在伊斯兰精神的感召下，从人人看不起的小游牧民族，变成了庞大的，建立了辉煌文明的民族，创造了游牧民族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无疑的，这其中超乎其敌手之上的战争法，也是胜利的原因。与此同时，东罗马也创立了若干战争法，其中重要的原则有“有约必守”、“善待俘虏”等。基督教欧洲也有若干战争法，但只调整基督徒之间的战争，欧洲基督徒对异教徒是非常凶残的——历史常常有这种规律，越是先进就越仁慈，越是落后的就越凶残——遗憾的是中国不适用这种定律。
当然，就跟现代的情况一样，这些人道的战争法，也是常常遭到违反的。尤其是长期战争后，往往成为具文。
以上就是古代战争的一般情况。

㈣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 哪有卖

答：嘉峪关、潼关、大散关、山海关、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固关、阳关、函谷关、萧关、武关、虎牢关、剑门关、阳平关、葭萌关、邵武关、建宁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关关相卫~请把银两备好先，要过关了~

㈤ 宋杰的论著目录

（1）《试论原始社会个人所有制和私有制的起源》，《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2）《“羿射九日”浅探》，《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3）《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几点认识》，《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4）《<九章算术>所记载的汉代程耕》,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5）《汉末三国时期的“质任”制度》,《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转载)
（6）《汉代关税小议》,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7）《<九章算术>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价值》,《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5期。
（8）《<九章算术>记载的汉代徭役制度》,《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转载)
（9）《秦汉时期的罪犯劳动》, 《平准学刊》第三辑上册。
（10）《汉代官吏的休假制度》,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11）《<九章算术>所反映的汉代交通状况》,《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 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转载)
（12）《汉代雇佣价格辨析》,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2 期。
（13）《<九章算术>记载的“粟米之法”》,《平准学刊》第四辑。
（14）《敖仓在秦汉时代的兴衰》,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转载)
（15）《吐鲁番文书所反映的高昌物价与货币问题》,《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16）《从<九章算术>的有关记载看汉代贸易中的“共买”》,《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17）《论秦汉刑罚中的“迁”、“徙”》,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18）《建武十年弩机铭文考释》, 《文史》第34辑。
（19）《汉代官府与私人之间的债务关系》,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 期。
（20）《西汉均输官确有经商职能》,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转载)
（21）《灿烂的中国货币文化》, 《中国文化精要》，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4月版。
（22）《古代中国战争的地理枢纽》,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地理》转载)
（23）《三代中国的经济区划、政治格局与国家防御战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转载) (《北京大学学报》摘要转载)
（24）《三代的城市经济与防御战争》,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转载)
（25）《郑州在三代战争中的枢纽地位》,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6）《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郑》,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27）《<九章算术>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历史价值》，美国《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第179卷，1996年出版。
（28）《秦与六国战争中的函谷关与豫西通道》,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转载)
（29）《汉代的“平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转载)
（30）《春秋战争之地域分析与列国的争霸方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3期。
（31）《中国封建社会与地主制经济是否具有“典型”性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1999年12月。
（32）《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上、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4期。
（33）《汉代私人徭役析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4）《孙吴武昌又称“东关”考》，《文史》2001年第2期。
（35）《马谡之死与三国的军法》，《襄樊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36）《<汉书·孙宝传>句读商榷》，《文史》2001年第3期。
（37）《魏在战国前期的作战方略及其成败得失》，《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38）《战国秦汉的“陷陈”》，吴永琪等主编《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第446~477页，三秦出版社，2002年4月。
（39）《战国中叶的天下之枢——韩魏与合纵连横斗争》，《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40）《尹湾汉简对于秦汉史研究的重要影响》，《文汇报》2002年8月23日。
（41）《汉代的陷陈都尉和陷陈士》，《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03年第3期转载)
（42）《<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郡吏生活》，《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
（43）《濡须与孙吴的抗魏战争》，《文史》2003年第4期。
（44）《汉中在三国蜀魏战争中的地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45)《汉朝刑具拘系制度考述》，《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46）《地理枢纽对中国古代战争的影响》，《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47）《北朝至唐中叶的河阳三城》，郑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第262~281页，线装书局，2006年6月。
（48）《东汉的黄门北寺狱》，《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49）《汉代后宫的监狱》，《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50）《东汉的洛阳狱》，《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51）《汉代的廷尉狱》，《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
（52）《合肥的战略地位与曹魏的御吴战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53）《西汉的中都官狱》，《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54）《新货迭传 任重道远》，《南都学坛》，2008年第4期。
（55）《汉代监狱建置设施丛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56）《秦汉罪犯押解制度》，《南都学坛》，2009年第6期。
（57）《汉代后妃“就馆”与“外舍产子”风俗》，《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58）《汉代产育风俗探析》，《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
（59）《西汉长安的丞相府》，《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60）《东晋南朝时期寿春地区的水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61）《秦汉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空”》，《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62）《从地理角度分析项羽失败的战略原因》，《史学集刊》，2012年第1期。
（63）《汉代死刑中的“显戮”》，《史学月刊》，2012年第2期。
（64）《汉代的槛车押解制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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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打仗的三大必争之地是哪里

我们中国五千年来经过了无数的朝代更迭，领土也是一直在改变，每个朝代都有所不同，有增有减，但是每个开国皇帝的起家之地是哪里呢，我们中国有三个地方十分重要，这三个地方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每个人都想占领这里，因为占领了这里之后得到整个天下就能简单许多了，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说说，中国古代打仗三大必争之地，得到就能得到天下，有你的家乡吗？

这三个地方之中徐州占据五省交通，进可攻退可守，而且可以控制水路陆路。而襄阳是天然的城堡，不但位置险要易守难攻，而且能自给自足。而汉中和川蜀两个地区是相辅相成的，不但位置险要而且物产丰富。所以说这三个地方从古至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不知道这里面有你们的家乡吗？

㈧ 谁有能力整理出古代的全部地理枢纽名称军事之兵家必争全部 有的话发给我吧

在中国历史上，地理条件影响军事与战争的例证不胜枚举。从大处着眼，比如中原王朝为什么要在边境上修筑长城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长城为什么要沿阴山、燕山等山脉而筑7在周边民族大规模入侵中原时，双方为什么常常会守秦岭、淮河为界？明以前历代实现统一都是自北往南用兵，为什么明朝取代元朝却是自南而北？为什么山西高原、关中地区、四川盆地、江南一带、福建区域、岭南地区经常出现军事割据？再从小处看，为什么山海关、嘉峪关、蒲津渡、采石矶、剑阁道等得失，总是关系到战争的大局7为什么南京、徐州、洛阳、西安、寿县、太原、合肥、襄樊、南阳、成都等地区发生的战争特别多？
先说险关，一般都是厄某地之咽喉，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这样的险关肯定是必争之地，列举如下：
阳关
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咽喉之地，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置关，因在玉门关之南，故名。和玉门关同为当时对西域交通的门户。
潼关
北隔黄河与山西相望，东临函谷与河南接壤，同时黄河、渭河又在这里交汇，素有“鸡鸣闻三省”的交通要冲之称。
函谷关
函谷关是我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故称函谷关。函谷关西据高原，东临绝涧，南接秦岭，北塞黄河，是我国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始建于春秋战国之际，是东去洛阳，西达长安的咽喉，素有“天开函谷壮关中，万谷惊尘向北空”、“双峰高耸大河旁，自古函谷一战场”之说，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周慎靓王三年，楚怀王举六国之师伐秦，秦依函谷天险，使六国军队“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秦始皇六年，楚、赵、卫等五国军队犯秦，“至函谷，皆败走”。“刘邦守关拒项羽”，“安史之乱”的唐军与叛军的“桃林大战”，1944年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的“函谷关大战”，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虎牢关
位于市区西北部16公里的汜水镇，因西周穆王在此牢虎而得名。这里秦置关、汉置县，以后的封建王朝，无不在此设防。虎牢关南连嵩岳，北濒黄河，山岭交错，自成天险。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三英战吕布更使其名声大震。
剑门关
古称天下雄关，为蜀道中最险要的关口。剑门有72峰，高大险峻，关的两侧是青石峭壁，只中间有50公尺宽，2公里长的一条孔道，公路恰从其间通过。诚谓“一夫挡关，万夫莫开”。
雁门关
雁门关关城踞于雁门山雁门之口，距山西省代县西北的20公里。城周长1公里余，墙高2丈（约合今4米余）。石座砖身，形势雄固。有关门三座，即东门、西门和西门外的一座南北向小北门。北门门额石匾刻“雁门关”三个大字，其两侧镶嵌砖镌联语：“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
山海关
东距沈阳400公里，西距北京300多公里。北高山险赫，南渤海涛涛。形势险要，又有万里长城把山、海、关连成一体，如虎踞龙盘，控制海陆咽喉。＜＜畿辅通志＞＞称山海关的形势为：“长城之枕护燕蓟，为京师屏翰，拥雄关为辽左咽喉”。故素有“两京锁鈅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此话道出了山海关在军事地位上的作用。
再说城，城的作用就不像关那样仅限于军事目的，而且兼有政治和经济意义，列举如下：北京，南京，长安，洛阳，襄阳，杭州，上海，这样的城市当然是必争之地了。
还有港口，也是必争之地，尤其是大江大河上的渡口，其重要性与一些险关无异，如古黄河延津渡口，长江的夏口，江陵。8、鹰扬关：之美，并不只在山水。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这道岭南险要雄关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史载：鹰扬关原称厓鸟鹰关。与纪念汉将军李广的石虎祠(在关内)同建于盛唐，直到北宋，300多年相安无事。至清咸丰年间，天国风起云涌，波及连山。山东举

㈨ 我国古代战役中的地理知识

居庸关:古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名。在今北京市昌平县境内。取“徒居庸徒”之意而得名。三国时称西关。北齐时改为纳款关。唐代设有居庸、蓟门、军都等关。辽以后都称此关为居庸关。此关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所争夺。841年，幽州（今北京）发生兵乱，雄武军节度使张仲武因扼住居庸，断乱军粮草，使乱军陷于困境，得以收复幽州。

玉门关:古代关隘名。故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北。此关北依天山余脉，南接阿尔金山，为中国古代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后所置。前108年，汉将赵破奴破车师国，前104年，李广利两伐大宛国均由此关出师。

嘉峪关:古代关名。在今甘肃省嘉峪关市西。此关南屏祁连山，西北靠嘉峪山，两山夹峙，北大河横贯其间，为古代肃州（今甘肃省洒泉市）西北门户和河西走廊西端之咽喉。明正德年间，即倚此关抵御吐鲁番东侵。

仙人关:古代关隘名。在今甘肃省徽县东南。此关西临喜陵江，南接略阳北界，北有虞关紧接铁山栈道，是关中、天水进入汉中的要地，也是由陕入川的重要咽喉。1134年，宋将吴玠军在此据险坚守，大败金兵，使金军南下的企图破灭。

阳关:古代关名。故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因居玉门关之南而得名，与玉门关同为西汉通往西域的交通门户。宋代以后，随着中西陆路交通的逐渐减少，关址渐废。

天井关:古代关名。又称太行关。在今山西省晋城县南部太行山顶。因关南有三所深不可测井泉而得名。这里适当太行南北要冲，形势险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秦与韩、魏相争上党，多交战于此。东汉建武元年（25年），冯异得过此关，连拔上党两城。

雁门关:古代关名。又称西陉关。在今山西省代县城西北雁门山腰。与附近宁武关、偏关合称三关。因“两山对峙，其形如门，蜚雁出于其间”而得名。关附近峰峦叠嶂，峭壑阴森，异常险要，为历代镇守重地。现关城为明洪武七年所建，为当时的军事重镇。唐会昌二年（842年），回纥侵犯唐朝，唐河东节度使刘沔进屯雁门，尔后向大同出击，打退了回纥兵。

石岭关:古代关名。在今山西省阳曲县东北。此关形势险要，为山西北部之要冲。唐朝为防止突厥南下，曾驻兵于此。宋与契丹相争，也屡次在此交战。979年3月，宋攻北汉之时，曾在此重创辽援北汉之军。

平型关:古代关名。在今山西省繁峙县东北。此关西托雁门之险，东拥紫荆之固，山势险要，道路崎岖，为古代出入晋、冀两省北部的重要交通孔道，历为兵家戍守之重镇。

娘子关:古代关名。又称苇泽关。在今山西省平定县东北，晋、冀两省交界处。此关地势险要，两山夹峙，东与井陉相通，为古代太行山重要关口和太原东方的屏障，历为兵戍要地。唐时曾设承天军，宋时设承天塞，明设承天镇。

潼关:古代关名。在今陕西省潼关县北。东汉末在此设关。此关扼黄河要津渡口，锁东西交通咽喉，历来为关中地区的防守重地。211年，曹操派兵以攻汉中为名，由河南进军关中，因马超、韩遂等扼守潼关，致使曹操颇费周折才得以进据关中。

蒲津关:古代关名。又称临晋关。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东。是黄河重要的古渡口和秦晋间的重险之地。战国时魏在此设蒲津关。汉武帝时改名临晋关。前205年，汉高祖刘邦曾由此关进入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一带），击虏了殷王邛。唐初，李渊父子能顺利引兵自太原而下，也主要是由于蒲津守将的不战而降。

鬼门关:古关名。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县西。界于北流县与玉林市间，因其南多瘴疫，往者多难生还，故名鬼门关。为古代通往钦州、琼州、雷州及交趾（越南）的交通要道。明代改为天门关。

古严关:古代关名。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城西。关名，一说为秦时所提，一说为汉所称。此关处群山环抱之中，周围山势连绵，悬崖峭壁，险不可攀，因之为古代军事要地。关前有清人商昌书刻“古严关”三字。

镇南关:古代重要关隘名。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西南。此关控大青、金鸡两山隘口，山峦重叠，谷深林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古代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交通要道，素有“南疆要塞”之称。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老将冯子材率军据关而守，身先士卒，在此大败法国侵略军。1965年，此关更名为友谊关。

下关:古代关隘名。在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此关扼点苍山与洱海间狭长地段之通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古代南诏、大理国都之门户。公元779年，南诏王在此设关，以为都城屏障。明初，大将沐英进攻大理，大理国据关以守，明军巧出奇兵，攻占此关，迅速灭亡大理。

平型关在雁门关之东，今山西省繁峙县东北与灵丘县交界的平型岭下，古称瓶形寨，以周围地形如瓶而得名。金时为瓶形镇，明、清称平型岭关，后改今名。历史上很早就是戍守之地。明时为内长城重要关口。正德六年（1511）筑岭口堡城，嘉靖二十四年、万历九年都曾增修，这就是后来的关城。

平型关城据平型岭之口，城周长1公里余，今残高6米。关门坐西朝东，门洞用券栿相间的方法筑成，高4米，宽2.7米，墙厚2.7米，今关楼已毁。城内匾额上书“平型岭”三字，两侧岭上明长城遗迹尚存。

平型关北有恒山如屏高峙。南有五台山巍然耸立，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这两山之间尽一条不甚宽的地堑式低地，平型关所在的平型岭是这条带状低地中隆起的部分，所以形势很险要。由于恒山和五台都是断块山，十分陡峻，成了晋北巨大交通障壁，因此这条带状低地便成为河北平原北部与山西相通的最便捷孔道。一条东西向古道穿平型关城而过，东连北京西面的紫荆关，西接雁门关，彼此相连，结成一条严固的防线，是北京西面的重要藩屏，明清时代，京畿恃以为安。

明代国力衰弱，蒙古骑兵频繁侵边，抢掠财物，尤其嘉靖年间为烈。最严重的一次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蒙古鞑靼部俺答又率兵大举南侵，从大同深入浑源攻平型关，明军不能抵挡，遂陷平型关。接着由此直趋灵丘、广昌（今河北涞源），进逼紫荆关。途中遇明将陈凤率军抵抗，蒙古兵便分头掠繁峙，犯蔚县并屠掠延庆诸城，后因连日下雨才引军北归。

平型关在现代战争史上曾写下辉煌的一页。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初期,1937年9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在占据了华北大片土地后，冀中一路沿平绥线方向西进。当占领了大同以后，便以精锐兵团进攻南面的雁门关及其东西关口，企图南下欧太原。这是刚开到山西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决定利用平型关的险要地形，给日本侵略军一歼灭性的打击。八路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关至东河南镇（在平型关之东）公路附近的山地上；另以一个团和一个骑兵营的兵力出平型关向灵丘、涞源、广灵方向前进，以钳制敌人，保障侧翼安全。当日军约4000人，军车10O余辆，大车20O余辆，由灵丘向西前进时，八路军埋伏部队突然发起猛攻，迅速将敌军分割，展开白刃战。经过一天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1000多人，击毁敌全部军车。缴获各种枪支1000余支，还有野炮、机枪以及战马50匹。平型关战役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国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忱和树立起必胜信心。

现在平型关战役旧址已辟为抗日战争纪念地。旧址在灵丘县城西桥沟一带。距平型关约5公里。这里北依恒山余脉，南屏五台山峭崖，附近峰峦峻陡，比肩连袂，中通一路，形势非常险要。遍山松柏叠翠，风光秀丽，常有游人来参观游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