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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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进程

传统的舆地学孕育了历史地理学。舆地学主要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变异，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附庸，是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它的成果往往仅被视为为历史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而已。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传入，逐渐冲破了舆地学的藩篱，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新的方法和视角来研究历史时期发生的一切地理现象，并探索这些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这样，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就应运而生了。1934年由顾颉刚、谭其骧创办的禹贡学会就是有志于开创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团体，自费筹办的《禹贡》半月刊既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更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学人才，但不久因日寇侵华而停办。

历史地理学得到充分发展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则是解放后的事。当然，发展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文革"以前，历史自然地理因其阶级属性不强而有所发展，并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经济地理（含历史经济地理）因受苏联影响而呈一枝独秀式地畸形发展，某些分支只能依附于经济地理而苟延残喘；但人文地理长期被视作伪科学，作为历史地理学重要内容的历史人文地理自然也遭了殃。所以，真正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在基础理论研究、新领域开拓、相关学科的交流与融合以及结合四化建设的专题研究等方面的一系列成就，主要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即20世纪最后二十几年里所取得的。

关于学科的性质，五十年代以来即展开了学术讨论，并在主要方面达成了共识。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 。谭其骧、史念海对此均表示赞同。谭其骧认为它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同时又多次强调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时又能从历史文献中汲取丰富的、无法替代的泉源 。史念海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 。此外，黄盛璋提出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历史与地理两门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尹国蔚提出它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等观点，均成一家之言，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

对各分支领域的理论探索，八九十年代也有长足的进展。黄盛璋对绿洲学、马正林对历史城市地理学、周振鹤对历史政治地理学、韩光辉等对历史地图编制理论、李并成对历史民族地理学、王振忠对历史社会地理、龚胜生对历史医学地理学、王社教对历史农业地理学、雍际春对历史文化地理学、赵海军对历史科技地理等方面的思考与探索，为各分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学科基本建设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成就。一是历史地图集的编绘，顾颉刚、章巽合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部分）出版于1956年，开我国综合性历史地图集之先河。作为毛泽东主席1954年交办的任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历时三十余年而于1988年才出齐的八大册《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切历史地理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奠定了本学科牢固的基石。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以及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一批断代、专题历史地图集相继问世；区域性历史地图集的编制也形成风气，已出版的有北京、广东、西安、上海四种。规模更大、门类更全、内容更精彩的《国家历史大地图集》正在出版之中，预计这将大大推动本学科的全面发展。二是历史地名工具书的编撰。三十年代臧励龢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已远远适应不了需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撰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分别于1982年、1988年出版，并一再重印。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1996年出版），是目前最权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分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则有广东、浙江、湖南三种。即将出版的史为乐主编《新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将在这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三是通论性、总结性与区域综合性著作的不断涌现。通论性著作目前至少已出版十一种，主编或第一编著者分别是：史念海、邹逸麟、马正林、王育民、施和金、陈昌远、张步天、韩滨娜、李恩军、张全明、陈代光。1982年出版的谭其骧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2001年初出版的邹逸麟主编《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由多个专业单位协作攻关，集众人之长，是学术界成果的总结之作，比上述通论性著作更具权威性。至于区域性综合性研究的，则至少有关于黄淮海、河西走廊、荆楚、东北、苏北的五部专著问世。

随着这门学科的日益兴旺和成熟，产生了一批颇具影响的学术大家，顾颉刚被认为是历史地理学的开山祖，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则为历史地理学三大家，他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术继承人，从而围绕他们逐渐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等研究历史地理的中心。

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进展

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分支，它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谭其骧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是这一分支领域的前期综合成果，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在学术界也颇有影响，同时又在历史气候、河湖、海岸、土壤、植被、沙漠、动物等方面均有进展和新成果问世。徐近之自1955年起整理和研究了20多个省份的历史气候资料，文焕然1959年出版了研究秦汉黄河中下游气候的专著，竺可桢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是一篇杰出的经典论文，张家诚、龚高法、张丕远、刘昭民、满志敏等学者对历史气候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就。关于历史上水体变迁的研究，成果丰硕，仅有关黄河历史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便有十余种。关于长江、珠江、海河、淮河变迁历史均有专著问世，谭其骧、张修桂、施雅风、陈吉余关于洞庭湖、鄱阳湖、青海湖、东部海岸历史变迁的研究成果均堪称范式，谭其骧对海河水系、史念海对运河、邹逸麟对黄河、曾昭璇对珠江三角洲水系、林汀水对辽河水系、王守春对塔里木河、李并成对敦煌绿洲水系、傅林祥对黄浦江等河流演变历史的研究结论也均成一家之言，有关历史上罗布泊、太湖、杭州西湖、巢湖、鉴湖、广德湖、白洋淀、文安洼、梁山泊、居延泽、华北平原湖沼与古河道、长江三峡工程背景与长江水旱灾害、上海与天津成陆过程等专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因五六十年代国家某些政策失当，造成一些地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甚至沙漠化，谭其骧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与中游农牧业更替关系 、侯仁之对西北毛乌素沙地与乌兰布和沙漠变迁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植被 、陈桥驿对绍兴天然植被的考察与研究 ，都是有针对性的，在学术上起着开创作用，不少学者如朱震达、于希贤、朱士光、赵永复、陈育宁、景爱、王尚义、邓辉等继踵其后，在研究广度、深度上均有所进展，从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在历史时期野生动物地理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连串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了其变迁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小变大、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种属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进展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1979年期间人文地理研究在中国实际上已被列为禁区，因而历史人文地理也难逃厄运。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谭其骧指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与门类颇为广泛，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他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分支之一，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人文地理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因领域众多，宜分八个方面加以总结。

1、历代政区研究

这是传统的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1980年出版的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反映了这一方向。七十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1987年出版的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解决了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政区研究的一大突破，用"超迈乾嘉"来形容并非过誉。以后，相继有研究东汉、明代政区的专著（作者李晓杰、靳润成）问世。牛平汉等编著了明、清两代政区沿革综表，而以《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为名的书至少有两部，分省历史政区沿革的著作则有湖北、安徽、山西、广西、宁夏、内蒙古、北京等多部。

这一活跃领域里，发表的论文涉及郡县制、侨州郡县制、路州县制、府制、行省制的许多方面和行政区划划分原则、州县等第变迁、政区改革等内容，其中有些是热点问题，有些具有突破性进展。前者如关于秦郡的考证，乾嘉以来无虑数十家。《汉书·地理志》原有秦三十六郡，但清人已发现内有后置者，王国维《秦郡考》 指出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个后置之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内，遂据《史记》纪传益以陶、河间、闽中、黔中四郡；谭其骧《秦郡新考》 则认为应补入陈、广阳、闽中、黔中四郡，并指出秦郡不必拘泥于某一数目，因为秦统一后对郡的建制有所增补。关于秦代有无九原郡、是否置有鄣郡，学术界也有争论。后者见于周振鹤《自选集》尤多，其《县制起源三阶段说》将春秋战国县制起源划分为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三个阶段，"由县鄙得县之名，由县邑得县之形，由县的长官不世袭而得县之实，这或者可以看成是县制成立的三部曲"。又如，胡阿祥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六朝政区增置滥置、南朝内地的少数民族政区等问题都做了穷尽式的研究 ，从而使以前的同类成果相形见绌。

2、历代疆域研究

解放前,关于中国疆域的概念非常模糊,往往将中国与中原王朝等量齐观,因而关于疆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切。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者首先遇到了疆域问题上的一连串难题。主编谭其骧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经过反复琢磨，直到晚年才发表了他的论文《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因而中国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概念：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她所管辖和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没有一个政权曾经包括过所有中国的领土。这个观点，现在成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论。在学术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规模效应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学术专著。论地域，这些成果覆盖了西北、蒙古、东北、西藏、云南、台湾、海南、钓鱼岛、南海诸岛等地，填补了不少空白；论时代，涉及了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朝代也不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甚至象南越国边界、河曲十六州、唐代羁縻府州、明代辽东都司等这样偏僻但很有意义的专题，也有专门的论著问世。

3、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因而历史农业地理的成果蔚然可观。当然，"文革"及其以前描述性的笼统叙述占绝大多数，近二十年来始在学术深度上进展较快。史念海《河山集》（1-5集）内许多论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八十年代提出"历史农业地理"概念后，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许多青年学者纷纷以此为研究方向，因而有关成果层出不穷，成为一门显学。迄今为止已出版断代农业地理专著3部、分省历史农业地理专著近10部。韩茂莉著《宋代农业地理》探讨了自然条件对农业的影响、人口土地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与轮作方式的变化、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和黄河中下游、东南、荆湖、西南、岭南五大区域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是第一部断代农业地理专著，具有开创意义。她的近著《辽金农业地理》是对学术事业的又一奉献。吴宏歧著《元代农业地理》是这方面另一部专著。郭声波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是第一部区域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填补了不少空白，也具有开创意义。资深专家们曾经预言：若各地学者均能象郭著那样以本省为范围作通贯古今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则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当指日可待了 。可喜的是，此后又出版了王社教关于明代苏皖浙赣和龚胜生、周宏伟、耿占军、马雪芹、陈国生关于清代两湖、两广、陕西、河南、云贵等省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专著，覆盖范围当今16省。

这一领域发表的论文有上百篇，有宏观综合的考察、有断代农业区域的综合研究，有对单一作物地理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呈现一番繁荣的景象。其中，史念海对黄河流域、赵永复对河西走廊、杜瑜对甘宁黄土高原、司徒尚纪对广东等地的农业地理研究，均是以地区为单元的探索；邹逸麟对蚕桑业、黄盛璋对矿冶业、赵松乔对种植业、李为对造纸业等产业的历史地理探讨则属部门地理研究；而华林甫对唐代粟麦稻、韩茂莉对宋代麦桑麻、曹树基对清代玉米番薯等作物进行断代的历史地理研究，均较以往对农作物的笼统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

4、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这项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986年出版的葛剑雄著《西汉人口地理》是第一部断代历史人口地理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对西汉人口分布的密度、迁徙、增长率以及粮食生产关系等问题作了详尽分析研究，为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方法开创了一条新路子，具有引导意义。此后，有关断代人口地理的专著仅唐代便出版了三部 、区域性历史人口地理专著一部 、动态的历史人口地理（移民史）专著至少4部 ，葛剑雄《自选集》内这方面的精辟论述亦复不少，还有多种人口史研究专著涉及地理问题。发表的论文也很可观，重要的如李仪俊对中国人口重心转移的研究，在国内尚属独创；司徒尚纪对海南、曹树基对明初长江流域、吴松弟对宋代福建、唐亦功对金代京津唐等地区的历史人口地理分布与变迁的研究，也都很有份量。总之，这一领域近十几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对现代人口地理学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5、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据权威学者分析,作为人文地理学分支之一的历史城市地理学,直到7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所发展。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一书出版于1978年，当时国内这方面著作还相当少见。到了80年代初，这种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论著数量可观、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既有对北京、上海、西安、南京、开封、洛阳、广州、杭州、成都、武汉、沈阳等大城市的研究，也有对江陵、南阳、绍兴、安阳、承德、佛山等中等城市的探索，以及唐宋墟集、明清市镇甚至断代城市的大量研究，涉及了城市起源、类型、分布、功能、布局、城市间比较研究等方面，其中绝大多数为单一城市的研究，但也不乏象傅崇兰、杨平林、葛剑雄、王玲、李孝聪等城市群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从而成为历史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中的翘楚。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在推动整个学科的前进脚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的出版（1998年），标志着这个分支的成熟 。

古都是特殊的城市，古都研究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在20年代，学术界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30年代加入杭州后，"六大古都"之说盛行，1983年还出版了陈桥驿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一书；但谭其骧1982年提出"七大古都"的说法，认为邺（安阳）作为古都的重要性并不在杭州之下 。随后，陈桥驿又主编了《中国七大古都》一书。尽管有的学者对七大古都之说提出异议，并多次撰文、反复申述，但多位反驳者均认为"七大古都"说较为合理，学术界的看法渐趋一致。1983年成立了古都学会，，不定期出版论文集《中国古都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侯仁之是建国后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城市地理的开创者，他对北京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至今无出其右者。在他发表的许多论著如《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侯仁之燕园问学集》、《侯仁之文集》中，论述了北京的地形特点、聚落兴起、园林分布的一些规律、历代建都过程、都城布局的发展演变，以及水源开发、宫廷广场的演变等重要问题，并为今天首都的改造、利用及规划等工作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以后又结合城市规划，他对邯郸、淄博、承德等城市兴衰也作了全面考察，给后人以重要启迪。1991年，他又倡议对北京周围地区进行"区域链"的研究，有的论著已开始响应 。

6、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研究

历史军事地理范围很广，但具有深度的成果不多，例如关于长城的研究，论著堪称丰富，但以泛泛而谈的居多，象张维华《中国长城建制考》这样严谨的著作毕竟只有少数。《读史方舆纪要》自清末以来即被视为军事地理巨著，但研究其历史军事地理价值的论文仅有施和金《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分布》一文。该文研究了先秦至明代6192次战争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后有人补充了清代战争地理分布的论述。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有相当图幅是历代战争地图，而在张海鹏编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战争地图占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解放前，曾有过论述战国国防地理、《通鉴》战争地理、历史上的国防区域、历代战争与气候等问题的论文。解放后，史念海关于陕西历史军事地理多有研究，并发表了关于唐代前期关东尚武风气的专文 ；陈可畏对城濮之战和垓下之战作了重新研究；辛德勇关于刘邦出入汉中、韩信平齐、巨鹿之战等楚汉战争中地理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问题。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集中在丝绸之路、海上丝路、大运河等问题上，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著。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及一大批水运史、航海史著作尽管侧重点不在地理方面，但无疑为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提供了直接资料。在现有成果中，章巽对秦国交通与海上交通、黄盛璋对《西天路竟》与川陕交通、李之勤对秦岭交通、刘希为对隋代交通、王颋等对元代各行省站道、杨正泰对明代驿站等问题的考证与研究，均是比较有份量的。最新成果有两份，分别是王文楚著《古代交通地理丛考》、辛德勇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代表了目前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7、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这个领域是新兴的热点，虽然起步较晚，成果也不算最多，但来势很猛，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其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某种社会文化要素分布的地域背景考察，如周振鹤与游汝杰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卢云著《汉晋文化地理》和周振鹤关于秦汉宗教地理、风俗地理、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胡阿祥关于中古郡望郡姓、张桂林关于妈祖信仰起源与传播、张伟然关于南北朝佛教地理、吴成国关于东晋南朝婚姻礼制地域差异、王日根关于地域性会馆等专题的研究。《方言与中国文化》论述的问题，如方言与移民史、方言与民俗、方言与地方文化、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等，多有发明，令人耳目一新。卢云研究西汉、东汉、三国西晋时期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秦汉滨海方士文化的一系列论文，具有很高的识见，他的专著《汉晋文化地理研究》对汉晋时期精神文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化区域及其变迁、滨海宗教文化带与汉晋三次宗教浪潮、婚姻形态的地域分布、俗乐区域与雅乐中心四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填补了多方面的学术空白，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广阔前景。二是某一时期某种人才地理分布的综合研究，如史念海对两《唐书》人物籍贯地理分布、李泉对两汉中高级官吏籍贯分布、王尚义对汉唐宋元明清山西文人地理分布及其文化特点 、萧华忠对宋代人才地域分布、胡阿祥对桐城文派作家地理分布、叶忠海对南宋以来江浙成为文人源地原因等专题的研究，专著则有曾大兴著一部。三是历史区域社会文化地理的研究，如司徒尚纪对广东、张伟然对湖南与湖北、蓝勇对西南诸省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是这一领域第一批具有开拓性的著作；王子今对秦汉区域文化、程民生对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著作，也均各具特色；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堪称是一部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上乘之作。1997年出版的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汇集了语言、宗教、风俗三种文化区和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区、区域文化地理六项专题的研究成果，颇具学术深度，为历史文化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作出了成功的示范。另外，卫家雄关于明清闽台风俗、单树模关于古代苏北文化地理、徐建春关于先秦浙江文化区、刘岩关于河北地域文化景观等问题的论文，也对历史区域文化地理作了有益的探讨。至于历史文化地理的通论性著作，目前已有两部，但在吸收学术界现有成果、反映学术前沿方面并不太理想。

8、古代地理学家、地理文献与学术史研究

这一领域成果丰硕，集中体现在关于地理学史、郦道元《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历代地理总志与正史地理志、古地图等专题的研究上。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是地理文献研究中的精品，而谭其骧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则是这方面最权威的撰述。20世纪出版的通论性地理学史著作有七种，作者或主编分别是：王庸、侯仁之、于希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鞠继武、王成组、赵荣；论文不胜枚举，其中有些论题向李约瑟难题子课题进军，体现了良好的学术方向。出版中国地名学史专著两部（作者分别是孙冬虎和华林甫），地质学史也已有专著面世，但地貌学史、人文地理学史、历史地理学学术史之类的著作迄今未见。20世纪发表《水经注》研究专著30来部、论文约270篇、有关徐霞客游记的论著约200篇（种），涉及郦氏、徐氏生平、著作版本、地理学（含地名学地质学地貌学）、文学、文献学、金石学价值的方方面面，蔚然形成两门显学--郦学和徐学。世纪初著名的郦学家有杨守敬、熊会贞等，而世纪末的郦学家则首推陈桥驿，陈氏还倡议编撰《水经注》新版本、新绘《水经注图》。徐学研究1949年之前是丁文江带出来的，此后是侯仁之带出来的，褚绍唐、吴应寿整理的新版《徐霞客游记》（1982年）则是徐学史上一项划时代的突出贡献，后来又有朱惠荣校注本问世（1985年）。学者们对《禹贡》、《山海经》、《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资治通鉴》胡注、《读史方舆纪要》的研究，均有一批专题论著发表。关于十六部正史地理志，也有许多精深的成果问世，特别是胡阿祥对《南齐志》、赵吕甫对《新唐志》、施和金与徐规对史·地理志》、冯永谦与张修桂对《辽志》的证校补纠，都极有贡献，邹逸麟对《汉书·沟洫志》、周振鹤对《汉书·王子侯表》的笺正也均系力作 。金毓黻、赵万里两种《元一统志》辑本为严谨的辑佚之作，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为作者的精心之作，但贺次君辑《括地志辑校》存在的问题较多。古地图研究很热门，三巨册《中国古代地图集》代表了这方面最高的学术水平，关于考古发现的放马滩地图（1986年）、马王堆地图（1973年）和传世的禹迹图、华夷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西夏地形图以及数量可观的明清地图，均有大量研究论文发表，已有多种古地图选集问世，通论性地图学史专著已出版四部（作者分别是王庸、陈正祥、金应春、卢良志），甚至有的学者还专门研究流散在海外的中文古地图 。

四、展望未来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为国家建设已经并将继续作出重大贡献。谭其骧关于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是最有希望的预言，如今已经应验，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必将持续繁荣下去；而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之下，我国的环境变迁研究也将日益兴旺起来。所以，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历史地理学学科在新的世纪里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也必将大有可为。

㈡ 有关历史地理的论文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研究主题和研究特点相关资料: 图片

研究主题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研究主题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综合性,它涉及政治制度、政治历史、政治哲学、理想模式、治国战略、施政方策、权力运用等。二是主题稳定。自春秋战国直到明清之际两千多年间，历代研究者长期使用形式固定的概念、范畴、范式等，尽管含义有所不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研究主要涉及下述主题：①政治哲学。包括仁、礼、法、道、势等范畴，天与人、义与利、君与臣、君与民等关系，以及人性论、历史观等理论。②理想社会政治模式。如孔丘的“天下归仁”的“有道”之世，孟轲的“足衣足食”的“王道”世界，墨翟的“兼爱”、“尚同”的政治思想，老聃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荀况的“王制”天下，朝非的法治社会，鲍敬言的无君无臣的理想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洪秀全的乌托邦,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等等。③治国战略。

为了达到理想的社会政治状态，治国战略也是中国历来政治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历代研究者提出了诸如：仁爱、礼治、峻法、尚同、无为而治、孝治、刑德而治，通过格、致、诚、正，达到修齐治平，以及改良、革命等各式各样的治国战略。同时还研究各种治国战略间的协调、配置等等。④施政方策。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决策研究，也是中国历来政治研究的课题。这种研究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总体层面,如经济发展中的重农抑商，唯农除商，农商协调发展，重商等等；外交领域的远交近攻，合纵连横，和亲，羁糜，以夷制夷等等。二是具体层面，即各个历史时期统治中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决策研究。⑤权力运用。

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要求统治者具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总揽全局的统治术。因此，有关谏议、兼听、独断、考课、监察、防奸等统治术的研究，在近代以前的政治研究中一直受到重视。⑥政治制度。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有效运作，离不开制度、规范的研究与建设。数千年来的中国政治研究对在封建体制框架内如何建立和完善各项具体制度和规范、保障政治的有效运行，进行了大量研究。在诸如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官吏的选拔与任用、政权机构的组织、监察制度等方面都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在维护和发展封建政治统治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近代以后，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制度改造。⑦政治史。

中国历代的政治研究者，特别重视政治史的研究，在政治沿革史、制度史、思想史等方面留下了大量著述。他们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总结前代的政治经验、教训，“以史为鉴”。
研究特点 数千年来的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可归纳为：①范式单一。尽管中国历史漫长、曲折，但从西周、春秋战国起对封建社会政治研究,到秦、汉时期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的,糅合法、道及其他各家的思想与方法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在中国政治研究中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直到为近代新的政治研究范式所替代。②注重世事。中国历代政治研究较为注重对人与现实政治的研究，如人性、人与社会、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施政方略等，在研究中有泛政治化倾向和浓厚的“经世致用”倾向，而疏于对国家、权力、体制等政治形式的研究。

③强调布政。在对人与现实政治的研究中，中国历代政治研究者注重的是对治国之道及其合理性的研究，包括治国战略、施政方策、权力运用、选才用人以及它们与政治哲学范畴的关系等，而不注重研究政治体制的合理性问题，这一状况到近代才有所改变。④侧重伦理。受到单一范式的影响，中国历代政治研究者在研究治国之道时，侧重于对伦理调控手段的研究。从孔丘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到荀况的“导之以礼、齐之以刑”，以至董仲舒的“德经刑权”、朱熹的“为政以德”，无不体现着政治道德化的浓重色彩。虽然政治运作中的“阳儒阴法”，使法理调控在政治研究中仍占有一定地位。但与伦理调控相比，法理调控长期被置于次要地位。⑤学科界线模糊。

由于中国历代学科分化不明显，由于单一范式的影响和偏重伦理研究，历代政治研究一直与哲学、伦理学、历史学合为一体，学科界线极不明确，未能确立独立的学科地位。

㈢ 中国历史论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㈣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论文，谁可以给个方向啊

论阴山山脉在中国古代史中的军事战略价值？

㈤ 关于一篇中国历史地理的论文

首先，外国中国都有名家论述过地理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上网一搜很版多，这些可以给你参权考，也可用作理论佐证。
其次，你要大量搜集资料。历史论文的资料丰富性和真实性是最重要的。相关书籍有《史记》《汉书》有专门的表或篇目，《水经》《水经注》是了解历史水道的重要依据。
再次，必须细对地图，现在的地图不一定可靠哦，因为地表外貌是会改变的，尤其是水道之类的。
最后，给你一点可以阐发的思路。你可以论述譬如河流（尤其是运河）对一个地方的经济的影响，例如京杭大运河对于杭州经济的影响，。还有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内陆地区的文化经济对比。平原地区的农业或者说产业结构，民风习俗。通常来说，植被、气候会影响一个地区的农业产出；气温、地表、地域视野（如平原开阔、盆地保守）会影响一个地区民风民俗、人们的性格；河流影响一个地方的经济、对外沟通等。
希望对你有一点帮助~

㈥ 我要关于“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论文！

长城
分析长抄城的历史作用：个袭人认为错误的决策，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抵御游牧民族的作用并不大，就像法国的马奇诺防线。维护国家利益要靠强大的军队而不是防御性设施。
地理作用：是中国你农耕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决定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与民族格局。

http://ke..com/view/2203.html?wtp=tt

㈦ 这算不算历史地理的论文

何为历来史地理，历史地理研究自史上人类的空间，具体包括地理环境对历史事件的影响和人类活动对历史地理变迁的作用，还包含二者互相间的影响。内容有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政区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等等。
你的论题是从一个时间段内的地理情况研究它对历史现象的影响，应该属于历史地理的范畴。建议20世纪初从川东地区地理特点和一些新变化，如灾害、人口迁移、经济和交通的发展等方面来分析他对革命及人物的影响，会更贴近。

㈧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成就

关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工作者普遍接受了这门学科属于广义的现代地理学一个分支的观点。但实际上，作为在地理学和历史学这两大综合性学科交叉处诞生的一门新兴现代学科，虽然从它主要研究地理问题这一点来说应该归入地理学的范畴，但这学科明显具有边缘学科的特色。历史地理的主要研究对象，正如侯仁之先生《历史地理学刍议》所定义的那样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然而“人类历史时期”一词本身已揭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已是一种历史现象，亦应该是素以“究天人之际”为己任的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内容。“空间”和“时间”分别是地理学和历史学的最基本的概念，而“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正是“空间”问题与“时间”问题的结合，所以对人类历史时期自然与人文现象的空间发展过程的研究实是历史地理学的本质所在。1940年美国著名地理学家邵尔（CarlO.Sauer）在其《历史地理学引论》（ForewordtoHistoricalGeography）一文中所提出的地理学研究必须着重地理现象的来源，历史地理学是人类文化史的一部分的主张（注：〔美〕CarlO.Sauer著、姜道章译：《历史地理学引论》〔J〕，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其道理的。正因如此，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不是简单地采用“时间断面堆积法”对历史上的空间问题进行研究，而应采用“逐时变化”的“时空连续型”方法论（注：参〔日〕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历史地理学的叙述理论》〔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由此可见，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不仅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关心的，而且其研究方法更是对地理学和历史学最基本研究方法的综合。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学科的相互交叉、渗透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学术发展趋势。历史地理学长期赖以依存的两个母体学科地理学和历史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过程中均诞生了许多新兴的边缘性分支学科，如行为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历史生态学、区域历史学等，这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从多个学科之间产生的新兴的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如历史教育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学等所具有的跨学科特色，说明“并不存在唯一的历史地理学的信条”（注：〔加〕寇·哈瑞斯著、唐晓峰译：《对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几点看法》〔J〕，《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并预示传统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理论体系将发生重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