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鄧地理位置
1. 唐朝時期的襄鄧在那裡
襄鄧在唐時叫襄州、鄧州，是兩個郡名，大致是現在的襄陽和鄧州。
2. 秭歸的地理位置
網路上的 秭歸縣地理坐標為東經110°18′-111°0′，北緯30°38′-31°11′。東與宜昌縣的回三斗答坪、太平溪、鄧村交界，南同長陽的榔坪、賀家坪接壤，西鄰巴東縣的信陵、平陽壩、茶店子 [1]，北接興山縣的峽口、高橋。東南至太陽坪，與宜昌、長陽接壤；東北至五指山，與宜昌、興山接壤；西南至香爐山，與巴東、長陽縣接壤；西北至羊角尖，與巴東、興山接壤。東西最大距離66.1千米，南北最大距離為60.6千米。 秭歸為大巴山、巫山余脈和八面山坳合地帶。長江流經巴東縣破水峽入境，橫貫縣境中部，流長64千米，於茅坪河口出境，把秭歸分為南北兩部，構成獨特的長江三峽山地地貌。境內地形起伏，層巒疊峰，地勢為四面高，中間低，呈盆地形。東部邊境扇子山海拔1920米；南部邊境雲台荒海拔2057米（縣境最高峰），茅坪河口海拔40米（縣境最低點）。
3. 從襄樊到鄧林農場襄鄧化肥廠怎麼走
先看下有沒從襄樊到板橋的車沒，應該有的，到了板橋，就離那兒不遠了，下車隨便找人都問得到
4. 諸葛亮的故鄉在哪,河南南陽還是湖北隆中我要證據,謝謝了
http://www.0898.net/2005/12/07/205132.html
2002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制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語文》第六冊第五單元，節選了兩篇關於諸葛亮的古文：一是《隆中對》，二是《出師表》，如此集中地反映一個歷史文化現象，在解放後的教材中還是第一次。可是，在教材使用中，人們卻發現了許多問題。
首先，《隆中對》的題解中註明：「隆中，山名，在現在的襄樊。」這倒不錯。其次，在《出師表》中對「躬耕於南陽」的解釋是：「南陽，郡名，在現在湖北襄陽一帶。」這倒讓人納悶了：湖北的襄陽在漢代屬南郡，與南郡一水之隔的南陽郡轄37縣，是並立的兩個郡，南陽什麼時候到南郡去了？第三，教材前邊的彩頁上，上邊是岳飛書寫的《前出師表》，下邊是隆中的武侯祠牌坊，給人的感覺是岳飛書寫《前出師表》是在隆中所為。岳飛在南陽武侯祠一氣呵成的書法名篇《前出師表》，這可是沒有爭議的！更見「技巧」的是岳飛的這篇書法有頭有尾，就是沒有「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的話，因為這是諸葛亮說的，如果有了這句話，躬耕地的「隆中說」豈不是動搖了？把這三處聯系起來看，似乎存在一條明顯的邏輯推理：《隆中對》應是在隆中的談話(其實應該是《草廬對》)，南陽又在襄陽，岳飛書法《前出師表》和古隆中又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樣，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似乎真的是千古鐵案了。
正當人們對國家頒布的通用教材何以出現如此錯誤問題而百思不得其解時，2003年7月18日《襄樊晚報》刊發了該報記者釋喻的文章——《〈隆中對〉復出的背後》，該文用五個部分(起源、提案、奔波、成功、聲音)較為詳細地介紹了襄樊方面為使《隆中對》重上語文教材而五上北京「做工作」等一系列鮮為人知的內幕。文章還引用一學生家長的話說：「當我們的孩子長大成人後，就不會再有襄陽、南陽之爭了，畢竟在教科書上已經把這件事情說得很明白了。」他們「明白」了，我們卻糊塗了——到底諸葛亮躬耕在南陽，還是襄陽？
南陽、襄陽的躬耕地之爭，絕不是從茲而始，但為了爭名人諸葛亮的「躬耕之地」，竟然不惜五上北京「做工作」，這種事情也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不知道諸葛亮地下有知，聽到這樣的事會哭還是會笑，抑或是哭笑不得。
諸葛躬耕在南陽
關於諸葛亮受劉備三顧之地的最初記述是在蜀漢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亮出師北伐前所作的《出師表》中：「臣本布衣，
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西晉陳壽在其所著的《三國志·諸葛亮傳》中全文收錄了諸葛亮的《出師表》。
至東晉時期，王隱所撰《蜀記》稱隆中有諸葛亮「故宅」及習鑿齒的《漢晉春秋》稱隆中隸屬南陽郡鄧縣，由此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南陽、襄陽躬耕地之爭。自習鑿齒肇始，南北朝時期不斷有記載襄陽隆中與諸葛亮有關的文獻，酈道元為《水經》作注時，根據東晉時期的王、習諸說，再加上自己的臆斷，將諸葛亮的「家」、「宅」明確為躬耕之地，自此而後，諸葛亮躬耕襄陽隆中說正式形成。
此後唐、宋、元、明諸代，議者紛紛，爭持南陽、襄陽者各執其說，互不相讓，明代《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未知孰是，在書中既說襄陽三顧，復雲南陽躬耕，雲里霧里，讓人不明就裡。至清代時，雙方爭執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至於當時在南陽任知府的顧嘉蘅作了這樣一副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雖意圖息事寧人，但卻並不能讓雙方心服。
1987年，國家決定發行「三顧茅廬」郵票，「三顧」事件發生於何處成為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因此引發了一場波及全國的學術之爭。待到郵票問題塵埃落定，南陽方面小勝一局的情況下，卻又出現了輿論大嘩的「教科書事件」，本報曾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教科書事件中的南陽襄陽躬耕地之爭，已經不再是一場學術之爭，而是變成了一種利益之爭。」
《隆中對》這個名稱，其實本應作《草廬對》。陳壽整理《諸葛亮文集》的時候，用的還是《草廬對》這個名字，至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選》收錄此文時，惑於習鑿齒《漢晉春秋》所言，定名《隆中對》。後世以訛傳訛，而清代流傳最廣的古文讀本《古文觀止》也沿用了這個說法，這大概就是中學語文課本的主要依據。
之所以會出現襄陽與南陽的「躬耕地」之爭，是因為諸葛亮既曾生活在襄陽，又與南陽有著不解之緣，他是先隨叔父到襄陽投奔劉表，又因叔父病亡自己不願投靠劉表，轉入南陽並躬耕於此，所以襄陽有諸葛故宅，南陽則為躬耕之地，三顧茅廬的事就發生在卧龍岡上。
隆中原本屬南郡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明確無誤地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所以，南陽的武侯祠應當是名正言順的。襄陽方面則說，諸葛亮隱居隆中，而隆中當時屬南陽郡的鄧縣。因此隱居隆中即躬耕南陽，隆中才是諸葛亮真正的隱居之地。這是南陽、襄陽兩地爭論的焦點。看來，問題的關鍵在於：漢代的南陽郡究竟包括不包括隆中？
「隆中」這一地名，較早出現於東晉王隱《蜀記》及習鑿齒的《漢晉春秋》。《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這里的「隆山」是否即今日隆中呢？並不一定。因為李興謂「天子命我於沔之陽」，這個「陽」字值得研究。中國古代一般是山南水北曰陽，漢代也不例外。這里的「沔之陽」，指的應該是漢水以北，那就顯然不是今日漢水以南的隆中了。
習鑿齒的《漢晉春秋》講得明確一些：「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然而，習鑿齒「隆中屬鄧縣」的說法，目前尚未從漢晉的史籍中找到根據。南陽郡之得名，基本上符合古代山南水北之意。《史記·秦本記》載，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初置南陽郡」。注引《正義》曰：「秦置南陽郡，在漢水以北。」東漢時期，著名的科學家、南陽人張衡曾表述自己的家鄉為「陪京之南，居漢水之陽」。即是說，南陽在洛陽之南，居漢水以北。《晉書·地理志》記「荊州」時，曰：「六國時，其地為楚。及秦……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胡三省注《資治通鑒》也說：「秦置南陽郡，以南山之南，漢水之北也。」這些記載，都說明漢代的南陽郡是在漢水以北。而襄陽則隸屬於南郡。據《秦會要訂補》中的《名勝志》引習鑿齒《襄陽記》曰「秦兼天下，自漢以南為南郡」。看來，秦漢時期的南陽郡和南郡是以漢水為界的。當然，這種以漢水為界的並不絕對。它只是就一個大的區域范圍而言，即南陽郡的大部分地區在漢水以北。因為秦置南郡、南陽郡之初，以漢水為界，漢代已開始突破了這種界限，如南陽郡之武當、築陽兩縣在漢水以西即是。然而就山都到襄陽東的百餘里地而言，直到東漢末年，兩郡仍以漢水為界。
若參照《中國歷史地圖集》，這個問題就更清楚了。漢水自武當縣起，從西北向東南流。過了山都縣(今湖北谷城南)，則開始向東流。襄陽東地又折向南流。一般所說的漢水南北即是指從山都南到襄陽東這一百多里間。既然南陽郡和南郡在此以漢水為界，位於漢水以南的隆中怎麼能屬南陽郡的鄧縣呢？難道隆中竟成了「阿拉斯加」一樣的「飛地」？
再從南郡和南陽郡建立的時間來看，南郡建於公元前278年(《史記·秦本記》載：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南陽郡則建於前272年。南郡的建立早於南陽郡六年，秦在漢水以南置南郡時，不可能獨獨留下一個隆中，六年以後再劃歸漢水以北之鄧縣。另外習鑿齒自己關於襄陽、南陽的記載也多歧異之處。習鑿齒既在《襄陽記》中說「秦兼天下，自漢以南為南郡」，未言漢代有所改易，又說隆中屬漢北之鄧縣。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劉備至襄罪「擅興」
劉備三顧諸葛草廬，那麼諸葛亮的草廬或者說他的躬耕地，應當在什麼地方呢？以古代將領領軍之通制，應在劉備駐屯的新野城附近的某個地方。
我們可以從劉備與劉表的關系看躬耕地的所在。劉備來到荊州後，從軍隊到駐兵地乃至軍糧的供給，無一不是從劉表手中得到的，事實上已經成為劉表麾下的部將，自然要處處受其節制。況且新野之地北有強敵曹操，南有「帶甲十餘萬」的劉表，而劉備自己勢單力薄，不敢輕舉妄動，「備時羈旅，客主勢殊」，只能老老實實地寄人籬下，為劉表防守荊州的北大門。
盡管劉表對劉備是「以上賓之禮待之」，然而並不信任他，此中主要的原因是劉表「憚其為人」。劉備自起兵以來的10多年裡，始終沒有爭取到自己的固定地盤，掌握的軍隊數量也不多，他先後投靠過曹操、袁術、袁紹等人。由於他暗中培植個人政治勢力並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時間不長，不是被人驅趕出去，就是他叛離對方。因之時人如曹操、孫策兄弟以及陸遜等人都罵他是「姦猾」之人，劉備朝三暮四，對他的為人劉表心裡頗為清楚。而劉表在性格上又恰恰是個「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的心胸狹窄之人，所以他對劉備表面上雖然「厚待之」，但在內心裡卻是很不信任的，「然不能用」，「不甚信用」。
建安十二年春夏之際，曹操北征烏桓，這時「劉備說表襲許，表不從」。曹操率軍北上親征，趁其後方兵力空虛，劉備建議攻打許都，應該說這個建議是正確的，但是劉表對他懷有戒心，並未採納。為籠絡劉備，劉表有時把他請到襄陽來「宴會」一番，做做「外貌儒雅」的表示，以安撫其心，讓劉備防守好北大門，但對其始終是採取不信任的態度，「重任之則恐不制，輕之則劉備不為用」，所以劉表不能不對之多加防範。隨著劉備在新野駐屯日久，影響逐漸擴大，劉表對他的戒心就更大了，「表疑其心，陰御之」，對其警惕性更高了，不會允許劉備隨意到自己政治和軍事重地襄陽來的。而劉備對劉表的此種態度不會沒有覺察，無奈自己正處於走投無路之時，沒有辦法。
秦漢時期有普遍實行的著名軍法——「擅興法」，此法規定：率兵將領未經皇帝或上級主將的命令擅自發兵，或是將領擅自出界、離部，都要受到軍法的嚴厲制裁。《漢書·功臣表》載：「侯李壽坐為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誅。」李壽乃京師宿衛軍官，未經允許擅自離開長安城送客，依軍法被處以死刑。又《漢書·王尊傳》載：「護羌轉軍校尉王尊，於押運軍糧途中，遭羌族軍隊包圍，尊以千餘騎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屬，會赦免歸家。」可見軍法規定了對將領擅自出界和離部是要嚴懲不貸的。
漢末軍閥混戰乃至三國鼎立時期，軍閥們對各自的率兵將領和士兵都控製得極為嚴格，因之也都在堅持實行「擅興法」和「士亡法」。曹操「時天下草創，多捕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孫權「時法：謀叛，刑三族」。實施此法的目的不外乎牢固掌握將領和軍隊，把握戰機，以取得戰爭勝利。
寄人籬下的劉備自然懂得違反「擅興法」的結果，只能忠於職守，在劉表指定的駐軍范圍內活動，不敢越雷池一步，沒有劉表的命令他是不敢擅自興兵或外出的。建安七年「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建安八年劉表「使(備)拒夏侯
5. 河南省鄧州市地理位置和交通
鄧州處於河南省西南部南襄盆地中部偏西地區。東接南陽市卧龍區、新野縣；西內連淅川縣；南界湖容北省襄陽區、老河口市；北鄰內鄉縣、鎮平縣。地理坐標為北緯32°22′—32°59′，東經111°37′—111°20′之間。南北長69公里，東西寬67公里，總面積2369平方公里。
鄧州距離襄陽劉集機場及南陽姜營機場在60公里以內，可直達全國各大城市。鄧州杏山機場正在擴建中。已經建成二廣高速G55高速公路，內鄧高速公路穿境而過，鄧州至老河口高速公路於2012年12月開工。洛湛鐵路，規劃建設的蒙西華中鐵路，鄭渝高鐵均過境並設站。207國道環城而過，形成鄧州四通八達的立體交通網。
6. 佛教分布在哪些地區
影響佛教地理分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區位條件起著重要作用。自然條件包括多種要素，對佛教地理分布構成影響的主要是地形，如平原、盆地、河谷、山地、丘陵、綠洲等。區位條件包括地理位置、交通條件以及空間關系，本文所謂區位條件主要指交通條件和政治地位或與政治中心的空間關系。一佛教各要素的分布受地形的影響不盡一致。比如，高僧籍貫分布的密集帶都是在平原、盆地或河谷地區；而山地、丘陵地區所出高僧就不多，根本的原因是這樣的地區人口稀疏，信奉佛法的人少（指絕對數），高僧難以產生。有人會問，唐代河東道的潞州（治今山西長治）那樣地勢高亢的地區不是在唐前期出了10個高僧嗎？其實，潞州雖地勢較高，卻也處在盆地之中。自秦漢以來，此地便是晉東南的政治、經濟、交通中心。總的來說，高僧籍貫的分布主要不是受地形的直接影響，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經濟和交通條件。但是高僧駐錫地的分布，寺院（含石窟寺）的分布，與地形的關系就密切得多。平原、盆地和河谷地區當然也是這些要素的集中分布地，所不同的是，不少風景優美、環境清幽的山地、丘陵地區高僧薈集，寺院林立。「天下名山僧佔多」這句話，透露的就是這個道理。佛教為法本在出世，靜修參悟，最宜山林。故山地、丘陵每為高僧駐錫之所；而且常具山水之奇，能吸引遊人，弘法亦便；又因遠於政治影響。法事活動多能歷久不衰。故與佛法有緣之山（也有高竣廣遠景色秀麗之山，佛法不興，此則無緣也。）就成為重要的佛教勝地和佛教傳播擴散的基地。 唐代尤其是其後期，禪宗興盛，禪宗僧侶更喜歡四處尋找幽境勝地，在大自然中陶冶禪性。《：楞伽師資記》記載，有弟子問弘忍（禪宗五祖）：「學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忍答日：「大廈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間有也，以遠離人故，不被刀斧損斫，——長成大物後，乃堪為棟梁之用。故知棲神幽谷，遠避囂塵，養性山中，長辭俗事，目前無物，心自安寧，從此道樹花開，禪林果出也。」由此可以推斷，禪宗在南方山地、丘陵地區的興起、發達與該地區秀美的山川大有關系。《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說：「江漢之南，山川秀麗綺錯。見便忘返者，土地之然也。」據僧傳所記，喜歡山居的高僧為數眾多，如玄策，「睹黃陂九井山奇秀，乃結茅為舍」；唐州（治今河南泌陽）紫玉山，「峰孤林密，四絕人煙，實有塵外之趣」，道通法師居此。 佛教開展於山地，可分兩種類型，一是城市附近的山地，一是離城市較遠的山地。城市附近的山地，兼有城市和山地的長處，常常成為僧侶駐錫和建造寺院的首選地，特別是一些大都市附近的山地。著名的有：唐長安附近的終南山，「帶秦川之眇眇，接隴岫之蒼蒼，東觀浴日之波，西臨懸月之浦，......豈獨岩松撥日，抑亦澗竹捎雲，實四皓養德之場，蓋三秦作固之所」。道宣等高僧大德駐錫於此山，至為有名。離洛陽不遠，有中嶽嵩山。該山太室少室東西對峙，有輟轅之險、伊朗之塞，常為歷代帝王巡幸之地，故加意經營，佛教興盛。後魏孝文皇帝為佛陀禪師立寺於少室山，即後日之少林寺，中華禪宗初祖菩提達摩曾面壁於此；唐玄奘法師見此「遠離廛落，泉石清閑」，亦曾想就此翻譯佛經。又洛陽南三十里有龍門山，乃嵩山的支脈。崖壁石窟造像，有名於世界。杭州因山水之盛，甲於天下，如靈隱山等，加之物產豐饒，佛法亦大盛。離都市較遠的佛教名山也不少見，如五台山，《古清涼傳》引《括地誌》雲：其山層盤秀峙，曲經縈紆，靈岳神溪。非薄俗可棲。止者，悉是棲禪之士，思玄之流。及夫法雷震音，芳煙四合，慈覺之心，邈然自遠，始驗游山者，往而不返。此外，衡山、天台山、廬山、太行山，等等，皆此類也。今贛、湘、浙、閩等地區在唐後期襻宗之發達，境內諸山地、丘陵幽靜秀麗，亦有以助之。隴右道廣大地區自然條件惡劣，特別是戈壁、沙漠地區，唯綠洲地帶有人煙可言，佛法就在這些地方發展起來。現在看到的新疆境內的石窟，一般前面都有一片不小的綠洲。而佛教興盛與否，與各綠洲面積的大小、自然條件的好壞、人口的多寡、經濟的盛衰等都有關系。二交通條件對佛教的發展有重要的作用。交通便利之地，人物輻湊，常有僧侶來往，佛教易於興盛，而同時也成為佛法向周圍地區傳播的根據地；交通方便還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為佛教的隆盛提供物質上的保障。 佛教源於印度，因此，古代中印之間的交通直接關系著佛教的傳播與分布。中印交通有陸海兩路。陸路經中亞細亞及今新疆，沿河西走廊，到達今西安市，即古代絲綢之路。沿線佛教的發展及分布情形，筆者已有過論述，並由今日新、甘、寧等地區石窟之分布可見一斑。若走海路則須在廣州或交州（治今越南河內）登陸或放洋，所以此二地佛法的盛衰與各自交通地位的變遷甚有關系。 唐代的國內交通十分發達，有水陸兩大系統。陸路以長安為中心，水路則以揚州為中心。一些重要的交通線沿線往往就形成發達的佛教分布地帶，如：（1）邗溝——江南運河沿線分布帶。揚州地處運河與長江的交匯點，是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佛法相當發達。潤、常、蘇、杭四州都是江南運河經過的地方。湖、台、婺、明四州不緊靠運河，但都有便利的交通與之聯系。由明州還可泛海去到日本，唐後期入唐日本僧人就有經過這里的。（2）河渭分布帶是在最繁忙而重要的東西二京之間的交通要道及其東西延伸線兩側，僧俗過往最為頻繁。東端的汴州還是運河上的重鎮，其佛教發達的基礎最主要的就是四通八達的交通。長安——太原干線經過同州，河中府更是此線的重鎮。河中府有一救苦寺，地處沖要，九衢都會，惠仙法師住此，信眾蜂擁而至，「百疾相投，萬禍憑救」。風翔和長安之間如果不是交通便利，像憲宗、懿宗時期那樣規模宏大的迎奉佛骨活動就不可想像。（3）漢水下游分布帶是指荊、襄、鄧三州。荊州位於長江中游，可以控制長江中的航運，溯江而上，可至成都；順江而下，可至揚州。荊州又是由長安南下，南至湘中、交、廣等處必經的途徑，東上西下，南來北往，僧侶絡繹於途。由荊州北上經襄州、鄧州可至長安或洛陽，襄州因緊連荊州，又瀕漢水，其交通又較鄧州便利。（4）四川盆地西部分布帶則是在以成都為中心，北通長安、南連西南各處道路最繁忙地段的兩側或附近。萬里長江，成都最居上游，沿江各處都能到達，因此而成為西南地區最大的水陸交通樞紐。由長安東北行，可以很方便地到達汾州和太原府。太原處於太行山和黃河之問，又位於河東道的中部，是這一地區的交通樞紐。僧侶前往五台山也常要經過太原，以之為歇腳之地仰。唐後期形成的江贛佛教發達地帶包括袁、撫、洪、江、鄂諸州，中心是洪州。鄂州的交通主要是靠一條長江，西北行亦可達到襄州。江州位於鄂州下游，不僅瀕江，且當彭蠡湖（今鄱陽湖）水入江之處，交通方便。洪州位於贛水下游，是一方交通的中樞所在。溯贛水而上，經吉州（或撫州），越過大庾嶺可以達到韶州、廣州；順贛水而下，轉入長江，下行可直達揚州。這是當時中原與嶺南交通的最便捷的道路。在今湖南境內的澧、朗、潭、衡四州在唐後期佛法十分發達。衡州佛法的興盛自與南嶽衡山關系最近，再輔之以交通。長安至荊州通達廣州有一條大道就是經過湘水之濱的潭、衡二州的。澧州瀕澧水，朗州近沅水入洞庭湖處，均不當要道，但是。北到荊、襄，南達潭、衡，也還是很方便的。不過，這二州佛法發達較潭、衡二地為晚，當也還是與交通不無關系。又晉東南澤、潞二州佛法之興，恐怕交通起了相當的作用。澤州在隋為長平郡，潞州為上黨郡，都屬太行山西的高亢山地。據《隋書·地理志》的記載，這里的人們也頗重農桑，為佛教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經濟基礎。由洛陽往北，經過懷州，越太行山，經澤州、潞州，可至太原，這是當時一條重要道路。不僅如此，澤、潞二州與太行山東的相州也有密切的聯系，清初的顧祖禹說：「夫相州唇齒澤、潞，臂指邢、洛，聯絡河陽，襟帶澶魏，其為險塞，自關以東，當為弁冕。」洛陽、相州、太原都是佛教發展很早且十分發達的地區，澤、潞二州必受其影響不小。至於在唐後期衰退下去，那是與北方廣大地區佛教的命運一致的。 《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鑒真行蹤頗詳，由此可以進一步明了佛法傳播與交通的關系。鑒真曾六次東渡，其中第五次繞了一大圈，循當時的交通路線，水陸兼行，從揚州出發，歷時兩年，途經萬里，最後未能到達日本。又回到了揚州。雖然東渡沒有成功，但鑒真於沿途各地，皆弘傳佛法，促進了佛教的傳播。<東征傳》稱「和上從南振州來至揚府，所經州縣，立壇受戒，無空過者」。三政治中心的地位及一地與政治中心的空間關系，往大處說是政治因素，從非政治角度立論，不過是一種區位條件。這樣的區位條件足可以造成佛教發展的空間差異。政治中心往往能夠成為佛教中心，政治地位的高低一定程度上決定佛教興旺的程度，此種情況，各歷史時期概莫能外。其原因主要是： 首先，統治階級運用佛教作為工具維護其封建統治，以各級政治中心為宣揚佛法的據點。政治中心級別有高有低，政治影響力也參差不齊，在佛教上的地位也就顯示出差異。比如，設壇度僧的地點，唐代規定：初在兩京及各諸大州，其餘地方必須請敕特准。唐宣宗大中二年（860）恢復佛教，也是敕令上都、東都、荊、揚、汴、益等地立方等戒壇，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唐代是個崇奉佛法的時代，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常常出資出力修建佛寺，組織翻譯佛經，舉辦其他各種法事活動，這些大多是集中在各級政府的治所，長安、洛陽當然是最重要的。玄奘從印度取經回國，太宗為其在京師造宏福寺居住，翻譯佛經，所需人、物、吏力，均由政府供給。玄奘從而在長安開始了他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譯經生活。太宗還為玄奘新譯佛經作《大唐三藏聖教序》，太子李治也寫了一篇《述聖記》，太宗父子的這兩篇文章對佛教發展的影響非同尋常，「自二聖序文出後，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德音。......慈雲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回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乎？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有以也」叻。玄奘譯出《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太宗當即敕令秘書省，把新譯經論繕寫九部，頒發給雍、洛、並、相、兗、荊、揚、涼、益等九州，以「展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從這里就可以明白重要都市佛法易盛的原因。武則天特別崇奉佛教，有其政治目的，也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她長期居住在洛陽，洛陽及附近龍門、嵩山的佛教達予極盛。就連僅做過一會兒臨時軍政中心的靈州，其佛教發展也與此大有關系。又如太原，為唐代龍興之地、國之根本，建為北都，佛教頗為興盛。兩京建寺且有以太原為名者。又有大同，後魏建都於此，佛教鼎盛；孝文遷都，佛法驟衰。唐在此置雲州，佛教僅屬一般。可見政治條件影響之一斑。而像柳州、祥舸這樣一些與內地懸隔，政治、經濟、文化均十分落後的地區，也因地方官員的提倡，佛法得以傳播、發展。 其次，政治中心集中了大大小小的官僚貴族（包括皇室），他們經濟條件優越，卻害怕仕途風險，憂慮人生無常，於是紛紛信奉佛教，熱心於功德，散財布施、舍宅為寺、捐財建寺、度人為僧，蔚然成風，促進了佛教發展。此種現象以長安最為突出。如太宗貞觀元年（627）舍高祖在通義坊的「龍潛舊宅」為興聖寺。睿宗景雲元年（710），把長樂坊的在藩舊宅立為大安國寺。章懷太子為藩王時，把安定坊的邸宅舍為千福寺。中宗女新都公主舍宅為新都寺鋤。高力士舍翊善坊宅為保壽寺。王縉舍道政里第為寶應寺。等等，不一而足。京師以外，各地多所效仿。如潭州麓山寺建於晉太始四年（268），至唐玄宗朝400多年問，晉竇後，宋王僧虔，梁夏侯祥、王琳、肖沆，陳吳明徹，隋晉安王、樂陽王等達官顯宦先後為此寺檀越。正是由於這些有勢力的檀越前後相繼地崇修功德，此寺才歷久不衰回。有了寺院，還得有僧人。史載唐中宗時，「造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千萬」。又如大歷三年（768）正月乙丑，代宗幸章敬寺，度僧尼就達千人之多回。 再次，佛教界為了爭取政治勢力的支持，爭取王公貴族為信徒，盡力在政治中心開展活動。東晉高僧道安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這是他的經驗總結，到了唐代，這經驗依然被僧人們奉為至寶。且看玄奘所為：當他聽說皇後武則天分娩難產時，心裡火急火燎的，旋即上表，表示「深懷憂懼，願乞平安」。而當武則天生產之後，他競予生日、三日、滿月接連四次（滿月連上兩表）上表祝賀。 又次，依佛教徒所說，苦海茫茫，端賴拯濟，故欲弘法，一定要向政治中心發展。因為一地區之政治中心，一般即經濟中心，文化中心，也是人口密集中心。 社會動亂特別是較大規模的戰爭，會改變一些地區佛教發展的區位條件，破壞佛法賴以發展的經濟和人口基礎，並直接迫使僧人遷徙他方，從而使佛教地理分布發生變化。隋煬帝時在東都建了四個道場，召天下名僧居住，「是故法將如林」。隋末國亂，各道場「供料停絕」，於是僧人「多游綿蜀」。<續高僧傳》卷一五《義褒傳》說：「大乘至教，元出渭陰；中原播盪，乃興揚越」，所說似是隋末之事。唐中葉爆發的安史之亂對北方的破壞是極其嚴重的，引起了北方人口的大舉南遷。在這滾滾的移民浪潮中，應有許多逃難的僧尼。貞元四年（788），「奔閩之僧尼士庶，僅五千人」。據筆者統計分析，唐後期駐錫南方的高僧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北方人氏，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受動亂影響而杖錫南下的。安史之亂以後，南方佛教發展的整體水平超過了北方。
7. 古代帝都有哪些地理位置
以下是古代所有定都的城市：
禹都鄧（今河南省南陽市）。
夏都陽翟(今河南省許昌市禹州)，一說陽城(今河南省登封市)，後遷斟潯(即二里頭,今河南省洛陽偃師市)，最後遷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南)。
商都毫(今河南省商丘市)，後遷西毫(今河南省洛陽偃師市)．後又遷殷(今河南省安陽市小屯村)，末遷朝歌(今河南省衛輝市，原汲縣)。
西周都鎬京(今陝西省西安市)。
東周都雒陽(今河南省洛陽市)。
戰國時期，齊都臨淄(今山東省臨淄北)。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後遷壽春(今安徽壽縣西南)。燕都薊(今北京)，以易(今河北易縣)為下都。韓都陽翟(今河南省許昌市禹州)，滅鄭國後遷都新鄭(今河南省鄭州市新鄭)。趙都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後遷都邯鄲（今河北省邯鄲市），魏都安邑（今河南省洛陽市），後遷都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市)，秦都雍(今陝西鳳翔縣)，後遷咸陽（今陝西省咸陽市）。
西漢都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
東漢都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漢末遷都許昌（今河南省許昌市）。
三國：魏都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陪都許昌（今河南省許昌市），蜀都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吳都建業(南京市)。
西晉都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
東晉都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
南朝——宋、齊，梁，陳皆建都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
北朝——北魏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東北)，後遷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西魏都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東魏都鄴(今河南省安陽市)。 北周都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北齊都鄴(今河南省安陽市)。
隋都大興(今陝西省西安市)，東都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
唐都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東都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 武周遷都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五代-----後梁都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 後遷開封(今河南省開封市)，後唐都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 後晉都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 後遷開封(今河南省開封市)，.後漢都開封(今河南省開封市)，後周都開封(今河南省開封市)。
北宋都東京(今河南省開封市)，陪都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
遼都上京(今遼寧省巴林左旗)，後遷中都(今北京) 。
西夏都興慶(今寧夏自治區銀川市)。
金都會寧(今黑龍江省阿城縣南白城)，後遷都燕京(今北京)，末遷南京(今河南省開封市)。
南宋都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後遷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 。
元都大都(今北京)。
明都南京（今江蘇省南京市），後遷北京（今北京）。
清初都盛京(今遼寧省沈陽市),後遷北京（今北京）。
8. 西周各封國的具體地理位置
魯——姬姓，侯爵。系周文王第四子周(姬)公旦，佐文王、武王、成王有大勛勞於天下。後成王命為大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之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俾侯於魯，以輔周室。
齊——姜姓，侯爵。系炎帝裔孫伯益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南。自太公呂望起自渭水，為周文、武師，號為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封營丘，為齊侯，列於五侯九伯之上。即今山東青州府是也。
燕——姬姓，伯爵。系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為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留相天子，主自陝以西之諸侯。乃封其子為北燕伯，其地乃幽州薊縣是也。
魏——姬姓，伯爵。系周同姓功臣，曰畢公高，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封鎮魏國。即今河南開封府高密縣是也。
管——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鮮，以監武庚封於管。即今河南信陽縣是也。
蔡——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度，以監武庚封於蔡。即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是也。
曹——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振鐸。武王克商，封於曹。即今濟陽定陶縣是也。
郕——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武。武王克商，封於郕。即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是也。
霍——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處。武王克商，封於霍。即今山西平陽府是也。
衛——姬姓，侯爵。系武王同母少弟，封為大司寇，食采於康，謂之康叔，封於衛。即今北京冀州是也。
滕——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綉。武王克商，封於滕。即今山東章邱縣是也。
晉——姬姓，侯爵。系武王少子，曰唐叔虞。封於唐，後改為晉。即今山西平陽府降縣東翼城是也。
吳——姬姓，子爵。系周太王長子泰伯之後。武王克商，遂封之為吳。即今之吳郡是也。
虞——姬姓，公爵。系周太王子仲雍之後。武王克商，求泰伯、伯雍之後，得章已為吳君；別封其為虞。在河東太陽縣是也。
虢——姬姓，公爵。系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文王卿士，勛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
楚——羋姓，子爵。系顓帝之裔，曰鬻熊。為周文、武師，有勤勞於王家，封之於荊蠻；以子男之上居之。即今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
許——姜姓，男爵。系堯四岳伯夷之後。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裔文叔於許。即今之許州是也。
秦——嬴姓，伯爵。系顓帝之裔。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裔柏翳於秦。即今之陝西西安府是也。
莒——嬴姓，子爵。系小昊之後。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後茲與期於莒城。即今之莒縣是也。
紀——姜姓，侯爵。系太公之次子。武王念太公之功，分封於紀。即今東莞劇縣是也。
邾——曹姓，子爵。系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裔曹挾於邾。即今之山東鄒縣是也。
薛——仕姓，侯爵。黃帝之後。因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後裔奚仲於孽。即今山東泊州是也。
宋——子姓，公爵。系商王帝乙之長庶子曰微子啟：因紂王不道，微子抱祭器歸周。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即今之睢陽縣是也。
已——姒姓，伯爵。系夏禹王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於已，以奉禹祀。即今之開封府雍丘縣是也。
陳——媯姓，侯爵。系帝舜之後。其裔孫閼父作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實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即今之陳縣是也。
焦——伊耆姓，侯爵。系神農之後。因先世之功，武王克商，封之於焦。即今之弘農陝縣是也。
薊——姬姓，侯爵。系帝堯之裔。武王克商，求其後，封之於薊，以奉唐帝之祀。即今之北京順天府是也。
高麗——子姓，乃殷賢臣，曰箕子，亦商王之裔。因不肯臣事於周，武王請見，乃陳《洪範九疇》一篇而去之遼東。武王即其地以封之。至今乃其子孫，即朝鮮國是也。
其餘如越封於會稽，向封於譙國，凡封於汲郡，伯封於東平，郜封於濟陰，鄧封於賴川，戎封於陳留，芮封於馮翊，極封為附庸，谷封於南陽，牟封於泰山，葛封於梁國，阝封為附庸，譚封於平陵，遂封於濟北，滑封於河南，章阝封於東平，邢封於襄國，江封於汝南，冀封於皮縣，徐封於下邳，舒封於廬江，弦封於弋陽，鄶封於琅玡，厲封於義陽，項封於汝陰，英封於楚，申封於南陽，共封於汲郡，夷封於城陽。
9. 西周時期各諸侯國地圖中鄧國的地理位置
鄧國（前1264年—前678年）：商王武丁時，大封諸侯，丁已年（公元前1264年，另據回「夏商答周斷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譜》推算為公元前1240年），將其叔父曼封於河北蔓，建立鄧國，為第一任鄧國侯。馬世之先生認為，商代晚期，鄧人南徙至今河南郾城縣東南。西周初年，又舉族南遷至南陽盆地，其地域在今湖北襄陽一帶，都城經考古發掘判斷在襄陽鄧城，西周時，鄧國與周王室及姬姓國關系密切，先後與井、應、等國聯姻，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但馬世之先生的鄧國南遷之學說目前尚無相關文獻及考古學結果來支持！
周朝時期，被封為子侯。成、康時代的盂爵銘有「王令盂寧鄧伯」之句，記述了周王派盂慰問鄧國君之事。西周中期開始，有關銘文上鄧群一律稱「公」，反映了鄧國權威的進一步提高。
首都:湖北襄樊市團山鎮鄧城村。
10. 「三顧茅廬」的地點是在南陽還是襄樊後來居住在哪裡
大師的迷失：聚焦《三國演義》的地理問題 （節錄） 作者沈伯俊，原載《中國國家地理》2005年第四期
諸葛亮躬耕何處
長期以來，關於諸葛亮的躬耕地一直有「襄陽說」和「南陽說」兩種說法。「襄陽說」認為是在襄陽西南的隆中，也就是今天湖北襄樊市城西的古隆中；「南陽說」認為是在南陽的卧龍岡，也就是今天河南南陽市西郊的卧龍岡。兩種觀點相持不下，爭論曠日持久，以致成了一樁歷史上的「懸案」。
對於這個問題，西晉史學家陳壽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正文中寫得並不清楚，只說諸葛亮在其叔父諸葛玄去世後，「躬耕隴畝」。南朝宋裴松之注釋時，引用了東晉史學家習鑿齒《漢晉春秋》的記載：「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這就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隆中」這個具體地名和它的方位。然而，《諸葛亮傳》收錄的《出師表》中，又有「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數語。那麼，「隆中」和「南陽」這兩個地名的關系如何？後人由於歷史地理知識不足，往往混淆不清。這是造成「襄陽說」和「南陽說」兩說並存的根本原因。
羅貫中在寫作《三國演義》時，對諸葛亮的躬耕地寫得有些含糊。小說第三十六回，徐庶走馬薦諸葛時，對劉備介紹道：「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這來源於《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後面又說：「（諸葛）玄卒，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所居之地有一岡，名卧龍岡，因自號為『卧龍先生』。」這又來源於《出師表》；只是其中的「卧龍岡」並非來源於史籍，而是由於諸葛亮被人稱為「卧龍」，後人便將其隱居之地的山岡叫作「卧龍岡」，這叫「山以人名」；《三國演義》說先有「卧龍岡」，然後諸葛亮自號「卧龍先生」，恰恰顛倒了因果關系。到了第五十二回，羅貫中又讓諸葛亮自稱「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這是一個明顯的錯誤。因為古人自稱，總是用其籍貫，所以諸葛亮只能自稱「琅琊諸葛亮」（琅琊系王國名，屬徐州，治所在今山東臨沂，東漢時王國相當於郡）。但這樣一來，卻使得許多普通讀者更加感到模糊不清。
時間到了公元1990年，由於《三國演義》特種郵票第二組中有一張是「三顧茅廬」，圍繞這組郵票在何處首發，襄樊、南陽又展開了激烈爭論，兩地分別舉辦了學術討論會，出版了論文集。最後國家郵票發行部門決定：兩地均可自辦首發式，總算暫時化解了矛盾。但爭論並未停止。2003年烽煙再起：襄樊的父母官為了使已被刪除了十餘年的《隆中對》重現語文教材，幾年間數度進京，終於在這一年讓它重登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語文教材，其中對篇名有如下註解：「隆中，山名，在現在的湖北襄樊。」另外在《出師表》中對「南陽」一詞註解為：「南陽，郡名，在現在的湖北襄陽一帶。」這一註解在南陽掀起軒然大波，南陽市為此舉行了「捍衛歷史，尊重史實，諸葛亮南陽躬耕地萬人簽名活動」。 我認為，要解答這個問題，有兩個關鍵之處。
第一，同一地方，古今名稱可能不同。東漢時的南陽郡，是荊州的一個大郡，下轄 37個縣，治所在宛縣（今河南省南陽市），其轄區比今天的南陽市大得多。「隆中」則是一個小地名（估計是鄉邑名），位於南陽郡和南郡的接壤地區，行政上屬於南陽郡鄧縣（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北）管轄，而具體地理位置則在南郡襄陽縣城西20里（今湖北省襄樊市城西13公里處）。事實上，《漢晉春秋》那句話，已經將二者的關系說得明明白白。南北朝時期著名歷史地理學專家酈道元在《水經注》中也肯定了習鑿齒的說法。但是，由於歷史地理的變遷和人們政區概念的變化，後代一些人將東漢時的南陽郡與元代以後的南陽府（治所也是在今天的河南南陽）混為一談，將《出師表》中「躬耕於南陽」一語，坐實為諸葛亮躬耕於今天的南陽市，使原本清楚的諸葛亮的躬耕地被弄得混淆不清。其實，「躬耕於南陽」用的是大地名，就像我今天說「我在四川工作」一樣（四川省會成都的人、四川任何一個縣的人，均可如此說），而具體的地點，還需具體落實。
第二，同一地方，古今的隸屬關系常常會有變化。只要認真理解《漢晉春秋》那句話，我們就可以明白，諸葛亮隱居躬耕之地在隆中，這本身是沒有疑問的。只是隆中的行政隸屬關系古今有所不同：東漢時隸屬南陽郡鄧縣，其具體位置靠近襄陽；今天則隸屬湖北省襄樊市。像這種隸屬關系發生變化的情況，在歷史上數不勝數。例如著名的漢中地區（大致相當於東漢三國時期的漢中郡），東漢三國時均屬於益州（治所在今成都）；西晉建立後，漢中郡改屬梁州（治所在今陝西漢中）；南宋時，漢中隸屬四川宣撫使；而今天的漢中隸屬陝西省。現在的一般讀者把四川略等於東漢三國的益州，這並無大錯；但如果說今天的漢中屬於四川，那就鬧笑話了。同樣，今天一些省之間的若干毗鄰地區，兩千年來，其行政隸屬關系也屢有變化。我們不能以今繩古，自我淆亂。
漢末的隆中行政上隸屬南陽郡鄧縣，卻靠近襄陽。這就類似於今天四川廣元市北部的某個村，行政上隸屬廣元市（1985年以前則隸屬綿陽地區）；但在地理位置上，它距廣元市區有六七十公里，距綿陽市區有二百幾十公里，距四川省會成都則有大約四百公里，而距陝西寧強縣只有二十公里。我們既不能否定它在行政上隸屬四川省廣元市，也不能否定它離陝西寧強更近的事實。
如上所說，不僅是我個人對這個「懸案」的解答，而且是史學界大多數學者的共識：諸葛亮躬耕地就在今天的湖北襄樊市城西13公里的隆中。盡管如此，我對持「南陽說」的同志仍然抱著理解和尊重的態度。因為諸葛亮是全體中國人的驕傲，任何地方都有權力尊崇和宣傳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