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質大學黃灝然
A. 綜合性大地構造（構造地質學）的調查與研究有哪些
主要側重於中國早期造山運動研究。
從大量區域地質礦產調查，在一批區域地質礦產志撰成的基礎上，對中國南方各省區區域構造、框架及其理論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其中特別對中國造山運動有較系統的研究與論述。
1926年李四光發表《地球表面形象變遷之主因》（《地質會志》3卷3-4期）本書已有專題論述，這里就不贅述。
1927年翁文灝發表《中國東部中生代以來之地殼運動及火山活動》（《會志》4卷1期），文中論述了中國中生代以來地殼運動激烈，造山作用和造山活動強烈，並與歐洲同時代地殼運動相對比，發現中國中生代以來地殼運動的特點，故命名為燕山運動，文中試圖以燕山為標准區，代表侏羅紀末期、白堊紀初期產生了不整合、火山岩活動和成礦作用。1929年在發表《中國東部中生代造山運動》（《會志》8卷1期）時，將燕山運動劃分為A、B兩幕，代表前髫髻山組、前王氏組的不整合。後為謝家榮所補充，並在1936年、1937年劃為五期。
1929年丁文江在《地質會志》8卷2期上發表《中國造山運動》，他十分重視造山運動的研究，並傾向於施蒂勒造山運動同時性的觀點，文中強調把燕山運動劃分為三幕，其中把晚三疊世瑞替剋期後的印支運動為燕山運動的第一幕，他在研究廣西地質時，也曾提出過廣西運動和越南運動的術語和概念。燕山運動雖為中國地質學家普遍應用，但各自都有不同劃分原則。
1931年李四光發表《中國東南部古生代後期之造山運動》（《會志》11卷2期），文中對中國東南部造山運動做了精闢的論述，由於他多年從事造山運動的研究，系統的劃分出若干運動系列，並對所劃分的運動均給以科學概念和命名，諸如：懷遠運動（O1-O2），柳江運動（D3-C1），淮南運動（C-C2），昆明運動（C2-C3），東吳運動（D1-D3），金子運動，淮陽運動（T2-T3），南象運動（T3-T1），寧鎮運動（T3-K1）等。
1936年謝家榮在《地質會志》15卷1期發表《中國中生代末第三紀後期造山運動》及《北京西山地質構造概說》（《會志》16卷）把中國造山運動劃為五幕，即：前門夾溝組，前九龍山組，前東嶺台組，前仕它里組，前長辛店組的不整合或假整合為代表，張文佑1941年劃分為三幕，三次地殼運動，1945年在黃汲清的《中國地質構造基本單位》中，劃分為5期，等。
在筆者引述李四光教授所著《中國東南部古生代後期之造山運動》（《地質力學方法》第119頁），文中列有中國東南部造山運動，與歐洲對比表，特抄錄之以供參考。
中國北部中國西南部中國東南部歐洲中部（丁文江的雲南運動）（H?史蒂勒）青龍灰岩三疊系蘇皖運動法爾琴運動山西系龍潭系蔡希斯坦（Zechstein）上羅廷根（Oberotliegend）第三幕東昊運動薩爾運動棲霞灰岩中羅廷根（Mitelrotliegend）太原系臭灰岩下羅廷根（Unterotliegend）船山灰岩沃特維爾系（OtwelSeries）
中國造山運動與歐洲對比表
中國北部中國西南部中國東南部歐洲中部（間斷）第二幕昆明運動阿斯突里運動本溪系黃龍灰岩薩爾布雷克系（SarbrückSeries）瓦爾敦堡系（WaldenburgSeries）（間斷）淮南運動蘇台德運動和州灰岩維憲第一幕高驪山系建康運動金陵灰岩七里台頁岩㊣╭╰烏桐石英岩杜內艾特羅約江南運動布銳東運動奧陶系志留系泥盆系
燕山運動具有長期性，多幕性的地殼運動與構造變動，燕山期為我國重要的形變期與成岩、成礦期，是我國基本構造格架的形成期和改造期。
老一輩的地質學家十分關注燕山運動，還是因為燕山運動不僅是我國地質結構的極為重要的地殼運動，對整個環太平洋帶，以致對整個東部特提斯帶都具有重要影響，因此，除上述幾位以外，我國許多地質學家一直對整個中國造山運動（包括黃山運動）都做過系統的觀測與研究。
1927年程裕祺在《地質會志》上發表《中國造山運動》，此文是程先生1938年在英國利物浦地質學會會報上發表的短文，文中闡述了中國之造山運動：
（1）前震旦紀運動之二幕；（2）古生代前期喀里多運動（廣西運動）；（3）古生代後期海西運動（天山運動）；（4）中生代燕山運動之五幕；（5）第三紀喜馬拉雅運動之二幕。
文中還指出毛理士（F.K.Morris）對中國造山運動的錯誤論點。
1932年朱森在《地質會志》上發表《安徽南部古生代後期造山運動之一幕》。
1936年章鴻釗在《地質論評》創刊號上發表《中國中生代晚期後地殼運動之動向與初期之檢討並震旦方向之新認識》及《中國中生代初期之地殼與震旦運動之異點》，前一篇論文是綜述性的，主要對翁文灝之燕山運動和丁文江造山運動的一些評述，同時探討了震旦方向與地殼運動方向之關系，火成岩及其震旦運動的關系，最後還論及震旦向及震旦運動的成因、性質等；後一篇論文主要論及到地殼運動中的造山運動，認為運動方向與震旦向之間是直角相交的關系。
1937年謝家榮在《地質論評》2卷5期上評述黃汲清等的《江西萍鄉煤田中生代造山運動》，同年陳國達發表《廣東境內燕山運動的構造的型相》（《論評》2卷1期），同年田奇雋發表《湖南造山運動》（《論評》2卷1期）。
1938年邊兆祥在《地質論評》3卷6期上發表《安徽南部海西運動之末相》。
1942年葉連俊、關士聰在《地質會志》上發表《隴南龍山造山運動之性質》（22卷3-4）。
1942年郭文魁在《地質論評》上發表《滇北之造山運動》（7卷1-3）。
1944年劉國昌在《地質會志》上發表《湘西之造山運動及其地理》（24卷3-4）。
1945年米士（西南聯大教授）在《地質會志》上發表《雲南構造史》中，曾提出澄江運動和晉寧運動（《地質會志》25卷）。
1945年喻德淵在《地質會志》上發表《淮陽山脈主要造山運動——淮陽運動》（《會志》25卷），淮陽運動原為李四光於1939年提出創用，指三疊紀末期的褶皺運動，後為馬鞍山、安慶的黃馬青組與青龍群之間的角度不整合，有人認為與金子運動相當。
1947年李四光發表《關於震旦運動及華夏式構造線三個名詞》（《評論》12卷5期）。
1948年李樹勛在《地質會志》（38卷3-4）上發表《祁連山區地層及造山運動之幾個問題》。
1947年黃汲清在《地質論評》（12卷1-2期）上發表《關於震旦運動》。
以上屬於中國造山運動研究及其論文列舉，顯示出中國地質構造研究發展歷史中一段對中國造山運動理論的探討與理論成就概括，個別論文雖與上文論述有些論題有重復舉例之處，為集中反映中國造山運動系統理論研究之全面，僅此致歉！
正是由於中國早期地質基礎雄厚，為新中國地質科學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得以使新中國在較短的時間里，在資源保障上，從資源大國過渡到資源強國，在當代地質理論上也進入了世界先進行列。
其中中國大地構造學現已是中國地質科學理論突破的亮點，這學科共同的特點是學說繁多，學派林立，學術氣氛濃厚，可以說是繁花似錦、異彩紛呈，形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喜人的形勢。
除上述中國造山運動理論性探討外，其他帶有綜述性的成果，也有著不同廣度和深度的反映：諸如：1924年葛利普在《地質會志》上發表《地槽的遷移》（3卷3-4）。1936年高平在《地質論評》1卷4期發表《中國東南部中生代末期花崗岩之分布與地質構造之關系》，文中認為中國東南部在中生代末期花崗岩侵入繁多，其分布與東南部之地質構造格局密切相關，認為地殼活動常以地下岩漿之移動而起波動作用，基本論點正符合於曾流行的地殼波動論和地殼均衡理論，認為地殼運動完全與中生代末期之花崗岩侵入是同步同時，並作為其原動力，文中附一幅中國東南部中生代末期花崗岩之分布與地質構造之關系圖，頗有參考價值。
1936年趙金科在《地質論評》1卷4期上發表《震旦紀地層之分布及其古地理意義》，文中首先肯定了德國魏格納大陸漂移理論並運用葛利普的地極控制論研究震旦紀北半球的海陸分布及古地理，在《震旦紀大地槽及聯合古陸中之位置》一文中論及亞洲東部的古亞洲大地槽，北美西部考得蘭瑞大地槽，與南美安底斯大地槽相互銜接、圍繞北半球大陸周圍的環形狀大地槽：其論點即認為當時大地槽均在陸之邊緣，而環繞分布與理念不同，而當時之大陸為一體，南北美、歐亞非澳各洲均屬相連，即大家所熟悉的聯合古陸（Paugoca）。
1937年謝家榮繼葉良輔等之《北京西山地質志》後，在《地質論評》2卷上發表《北京西山地質構造》，文中認為北京西山地質構造自西北向東南有兩個背斜層，其間有清水尖廟安嶺之向斜層為最高峰，北嶺的向斜層及房山周口店背斜層等，都是這個區域的重要構造，文中也論及到陳凱所發現的逆掩斷層。
1941年李四光在《地質會志》上發表《廣西台地構造之輪廓》（21卷1期）。
1944年劉國昌在《會志》上發表《貴州威寧水城之地質構造》，曾繁印在《會志》上發表《瓦山峨嵋山區之地質構造》（1940年）。
1944年張壽常在《地質會志》（24卷1-2）上發表《談小型構造》及《岩石解理之生成及其在地質現象上之應用》（《會志》26卷，1946年）。
1944年張文佑發表《X及T式節理初記》（《會志》24卷3-4期），文中論及X型節理的生成，論述了大量模擬試驗工作和數據，相繼還發表《測量節理應注意的幾點》（1948年）以及《劈理節理發育初步探討》（《地質論評》15卷1-3期），反映出他在李四光老師指導下所取得地質力學方面的成果。
1945年黃汲清在《地質專報》第20號上發表名著《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On Major Teatonic Forms of China）。黃先生在多年前研究的基礎上，採用地槽—地台單位的內涵，按歷史分析和建立起的獨道的分析法，對中國大地構造特徵進行了總結，提出幾個前寒武紀地塊，特別中朝地塊等。
地塊概念系1922年阿爾崗（E.Argand）所創用，諸如：印度地塊（Serindia）和震旦地塊等；在闡述褶皺中論及到加里東褶皺、華力西褶皺、印支褶皺，燕山褶皺和喜馬拉雅褶皺及其分布特徵，論述中著重強調新中生代的基底褶皺的影響和作用，認為這是形成中國東部獨特的多旋迴構造，並創造性把亞洲劃分為：太平洋式和特提斯、喜馬拉雅式三個主要構造型式，以活動論觀點論述了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文中編繪有《中國及鄰區大地構造圖》。
該文後來以專著形式出版，是一部流傳廣遠的中國地質構造名著，是國內外賦有盛名的論著，有英文版和俄文版，俄文版由著名大地構造學家沙茨基院士作「序」，做了高度評價。
1944年王超翔在《地質論評》上發表《雲南東北地質構造及其與雲南弧之關系》（9卷1-2）。
1948年徐鐵良在《論評》上發表《「秦嶺弧」構造之我見》（13卷1-2）。
1948年孫殿卿、徐煜堅在《地質論評》上發表《豫皖邊境長山一帶東西向構造帶與南北向構造線之反接現象》（13卷1-2）。
1948年李春昱在《地質論評》上發表《褶皺現象和動力來源的關系問題》（14卷4-6）。
1949年梁文郁在《地質論評》上發表《祁連山西段之近代運動》（14卷4-6）。
1948年李四光發表《新華夏海之起源》（第18屆國際地質大會上的論文集，第53-62頁，《地質論評》13卷5-6）。
1949年李四光發表《中國的造山歷史和構造輪廓》（第7屆太平洋科學會議錄第2卷，26-44頁，紐西蘭出版）。
總之，從以上所述，中國地質學家經過半個世紀以來對造山運動，特別是燕山運動傾注過大量精力的研究，取得新的認識。燕山運動（Yanshanian movement），翁文灝於1927年以燕山為標准地區創名，原義代表侏羅紀末期，白堊紀初期產生的不整合、火成岩活動和成礦作用。1929年翁文灝又將燕山運動劃分為A.B兩幕，分別代表前髫髻山組、前王氏組的不整合。丁文江（1929年）把燕山運動分為三幕，其中把晚三疊世瑞替剋期後的印支運動稱為燕山運動的第一幕。謝家榮（1936年、1937年）將燕山運動分為五期，分別以前門頭溝組、前九龍山組、前東鄰台組、前坨里組、前長辛組的不整合或假整合為代表。李四光（1939年）在燕山運動名下分為六個幕，它從中三疊世末，一直延續到白堊紀末。張文佑等（1941年）將燕山運動包括寧鎮、興安、閩浙三次地殼運動。黃汲清（1945年）認為謝家榮的燕山運動第一幕應屬印支旋迴，並將北京西山區的燕山運動分為前九龍山組與髫髻山組、前坨里組、前長辛店組三個幕。後來（1960年）黃汲清又將中國東部的燕山運動分為五期，並認為燕山運動是中國東部、蘇聯遠東和西伯利亞的主要造山運動，甚至波及到中國西部。李春昱（1948—1951年）把燕山運動只作為侏羅紀晚期，或侏羅紀末、白堊紀初的一個幕，後來（1964年）他又將其限定是侏羅紀—白堊紀間的地殼運動。趙宗溥（1959年、1963年）先後將中國東部的燕山運動劃分為三個和六個造山幕，並認為此運動延續到始新世。
燕山運動為整個侏羅紀、白堊紀期間廣泛發生於我國全境的重要構造運動，主要表現為褶皺斷裂變動、岩漿噴發侵入活動及部分地帶的變質作用；在不同的構造部位，燕山運動的強度表現形式有著明顯的差別，如就我國東部以至整個西濱太平洋帶來說，燕山期的構造變動與岩漿活動有著愈向太平洋方向愈加強烈的演變規律。燕山期的地殼運動與構造變動具有長期性與多幕性相統一、漸進與激化相交替的特點，與此相應，燕山期的岩漿噴發與侵入活動具有多期次性的特點。燕山期為我國重要的形變期與成岩、成礦期，也是我國基本構造格架的形成期與改造期。目前看來，燕山運動不僅為我國的重要地殼運動，而且這一時期地地殼運動對整個環太平洋帶以及部分特提斯帶等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因而燕山運動應屬洲際性的重要構造運動。
【說明】以上主要內容取錄自《地質辭典》（一）392頁，地質出版社，1983年。
根據最近，中國地質學院研究員董樹文先生對「燕山運動」的定義進行了重新釐定，並發表《「燕山運動」新定義重塑東亞大陸構造演化史》專題，有關專家認為，這項研究重塑了東亞大陸構造演化歷史，重新釐定了燕山運動的定義，是我國近年來中新生代構造演化研究的新成果，深化了對東亞大陸力學過程的新認識。
「燕山運動」是翁文灝先生1927年在東京泛太平洋科學大會上最早命名的，作為陸內造山的典型記錄，「燕山運動」已經成為中國地質學家對世界地質科學理論貢獻的經典。幾十年來，燕山運動的概念在我國廣泛應用，並在構造運動波及范圍、精細過程與定年和動力學起因等方面不斷發展和進步。但在學界也明顯存在許多，甚至根本性的分歧。但董樹文先生在文中表示：
「隨著近年華北地塊周邊和中國東部構造地質研究的重要進展和高精度同位素測年數據的累積，以及東亞深部地球物理探測計劃的實施，我們能更加全面審視侏羅紀構造演化及其區域動力學機理，從多層面詮釋燕山運動的內涵及其動力學本質。」
根據董樹文的研究，在1.65億年中—晚侏羅世前後，東亞構造體制發生了重大轉換，西伯利亞板塊向南、太平洋板塊向西、印度洋板塊向北東同時向中朝板塊匯聚，形成了以陸內俯沖和陸內多向造山為特徵的「東亞匯聚」構造體系。在這一過程中，晚侏羅紀大陸內匯聚，導致岩石圈急劇增厚，隨之引發早白堊世岩石圈垮塌和大規模岩漿火山作用，中侏羅紀燕遼生物群向早白堊世熱河生物群發生更替，成為中國大陸和東亞重大構造變革事件，這是燕山運動的基本內涵。
據了解，燕山運動時期是我國最重要的成礦期，伴隨著大規模構造運動導致岩漿侵入—火山爆發作用，約80%的大中型金屬礦床在這一階段形成。同時構造作用形成地質環境的巨變導致燕遼生物群的更替，「燕山期」也成為生物進化的激變期。因此「燕山運動」在我國甚至在東亞具有特殊的地質意義，是全球中生代構造演變的重大事件。
【致謝】有關上述引文，參考了中國地質科學院網站。
B. 中央地質調查所抗戰內遷北碚史實
歐陽輝 侯江 張鋒
(重慶自然博物館)
一、引言(歷史契機)
抗戰時期，中央地質調查所為避戰亂，向西撤遷。1937年11月從南京撤退，12月到長沙，1938年7月從長沙內遷重慶，1938年秋到渝，並在滇、桂兩省設辦事處，1939年春在北碚建成辦公樓，開始了戰時相對穩定的科學工作，調查礦產、土壤、古生物，傾注全力於西南資源的研究，成為戰時國內礦產資源調查研究中心。地質調查所能在紛亂的戰時安定下來，直接得益於中國西部科學院。在此，「中國第一個名副其實的科研機構」繼續研究工作，使地質學這門中國近代率先興起、成就最大的自然科學的科研血脈得以傳承，並與其他內遷北碚的科研單位一道，形成科學事業中心，共同構成戰時內地科學之大觀。
北碚位於重慶市北部，地處江北、巴縣、璧山、合川4縣(民國時期行政區劃)交界，水陸通達，交通便利，自然條件、地理條件優良。1937年7月，抗戰發生，北碚劃為遷建區，戰區機關相繼西遷，紛至沓來，遍及八鎮。有學校、研究機關、工廠和其他機關，以學校和學術機關尤為眾多。僅在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惠宇及其附近地區，就有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等多家單位。
1937年11月中旬，國民政府命令各機關遷移。地質調查所倉促奉令，全部動員，於16～18日3天內，將圖書館、陳列館、各辦公室、化學試驗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晝夜趕工裝箱，於18日將202個已裝箱件運赴南京下關。南京旋告緊急，代所長黃汲清組織地質調查所內遷武漢。長江航運吃緊，地質調查所緊急裝箱的202箱重要書刊積壓下關碼頭難以啟運。黃汲清求助於當時兼任行政院秘書長的翁文灝，翁文灝找到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中國西部科學院院長盧作孚商洽，使其迅速裝船，12月全部運抵長沙。1938年7月，武漢告急，地質調查所再次搬遷，先落腳在重慶市內，後因避免空襲，再度搬遷，最後落腳北碚，書刊、儀器暫時存放在中國西部科學院和其下屬機構兼善中學內。
地質調查所的內遷是奉1937年國民政府各機關遷移命令行事，而黃汲清選擇北碚，則完全出於盧作孚與其胞弟——北碚行政長官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區長盧子英的熱情邀請。「回憶兩年前各機關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遷來北碚，並蒙假惠宇房舍以辦公，復借予地皮使建新屋。」1940年5月18日黃汲清致盧作孚的信函中談及此事。
對於地質調查所，盧作孚早有所見識和佩服，並一直保持密切聯系。1930年為籌建中國西部科學院而進行的華東、華北以及東北的組團考察活動中，在參觀了地質調查所後他對丁文江說：「我們覺得南北走了一圈，難得看出極有成績的事業，地質調查所總算有成績了」。1931年1月2日中國西部科學院在兼善中學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就把中央研究院、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國科學社、地質調查所、美國芝加哥博物院、瑞典博物院等學術研究機關列為其聯絡事業。
鑒於多年的交往與支持，地質調查所遷入之後盧作孚對他所敬重的地質調查所傾力相助，借出西部科學院辦公樓作地質調查所辦公場所，同時又在西部科學院院內借予地皮新建辦公大樓，1939年初速建辦公樓，同年春建成。磨片車間在靠江邊的一排平房內。圖書館則建在距北碚1km的魚塘灣。建築新圖書館，是為圖書儀器安全起見，並因新建大廈(指辦公樓)不敷應用，特於北碚近郊青崗坡地方建一新樓，下層為圖書陳列及閱覽室，上層為土壤研究室及古生物研究室，1939年開建，1940年建成。1938年成立的昆明辦事處因滇越邊界時局日緊，1940年10月起取消並入北碚總所，重要標本、圖書、儀器和大部分工作人員遷碚，在天生橋租一小樓，為第三辦公室，計房屋六大間，樓上為新生代研究室和宿舍，樓下為化學試驗室。
關於遷址，在秦馨菱的回憶中是這樣敘述的：「1938年又遷往重慶復興觀巷與四川省地質調查所合署辦公。1939年春又從重慶城內遷往北碚在惠宇旁自建的新大樓內」。遷渝辦公時間是8月18日，詳細地址重慶小A子復興觀巷5號。
此時雖遠不及北京時期、南京時期那種良好的、國內一流的辦公環境，然而，從所設置的第一辦公處(惠宇)、第二辦公處(魚塘灣)和第三辦公處(天生橋)來看，在戰時的狀況下，還是達到了相當的規模，為科研工作的展開提供了硬體保障。
對於此次內遷，代所長尹贊勛在1941年12月14日地質調查所25周年紀念會上的工作近況報告中這樣提到：「黃汲清先生受命於抗戰之初，於艱苦之中，領導同人繼續工作，迄無間斷，又將大批圖書標本儀器材料，一再遷運，而達後方較為安全之地帶，厥功甚偉。」的確，因之地質調查所才得以在國難嚴重時期安身立命，不但老的機關還能維持，而且有不少新的機關相繼成立，20年來地質界的心血得以保存，科研工作的延續性得以保持，並繼續發揮其在地質科學上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調查科研合作 交往聯系密切
1.盧作孚對地質調查所的幫助
中國西部科學院院長盧作孚對於抗戰內遷北碚的地質調查所以及其他一些科研機構，給予了許多實際的幫助。除遷來之初的提供房舍安頓、提供地皮建房，到遷來後保證正常運轉的具體事項，可從1940年黃汲清與盧作孚的往來信函中略見一斑。
1940年5月18日黃汲清就大明染織廠停供惠宇各機關電力一事向盧作孚致函，懇請盧作孚勸告大明廠主持人繼續供電，設法維持惠宇各機關用電：
作孚先生大鑒：
在渝兩次趨謁，未獲晤面，至悵惘。
茲有一事欲為先生陳述者：爰北碚敝所辦公室及惠宇各機關所用電力，一向由大明染織廠供給，至為便利。乃自本月一日起，該廠即實行停止供電，所持理由為奉命增加生產，電力不足，該廠並囑惠宇各機關及敝所向北碚公共電廠接洽用電，以為補救之計。各機關聞訊之下，深同詫異，乃由工業試驗所顧所長毓瑔及清向該廠交涉，請其繼續供電。當與該廠主持人查、謝二君商討良久，卒不得要領。清等以北碚各種建設事業或由先生所提倡，或為先生所主持，而大明染織廠之組織亦由先生擔任董事長，故謹代表敝所及惠宇各機關呼籲於先生之前。
查惠宇各機關所需電力每月不過一百二十度，為量甚微，而需用則甚迫切。除夜間電燈外，西部科學院及中央工業實驗所均需要電力以供化學分析之用，今若停止供電，其影響所及必甚重大。回憶兩年前各機關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遷來北碚，並蒙假惠宇房舍以辦公，復借予地皮使建新屋，時至今日惠宇一帶已形成科學事業中心，外人且有北碚為中國戰時科學中心之說。今者吾人所需之自來水既被大明廠停供於前，必需之少數電力又被停供於後，科學中心勢必將瓦解。先生向來熱心科學事業，自不忍此種現象之發生，況西部科學院為先生所手創，更不忍使其正常工作有停頓之虞。
至大明廠方面所持理由為電力不足，而按之實際則並不如是。查該廠內裝安電燈不下數百，工人宿舍內電燈亦不下數十，均徹夜照耀，輝煌燦爛不關閉，若電力果感不足，何以不節省浪費。近聞該廠與江蘇醫學院定約，自本月份起供給該院制葯用電每月二百餘度，而以該廠員工赴該院免費診病為交換條件，此益證該廠電力充裕，乃厚於江蘇醫學院而薄於惠宇各機關，其故殊不解也。至北碚公共電力廠電力甚微，供給北碚市面已感不敷，且近來北碚新興事業甚多，如兼善公寓，如亞洲飯店等，均賴公共電力廠供電，是其供給市面用電已應接不暇，自無餘力供給惠宇各機關，而惠宇各機關之用電除仰給予大明染織廠外，別無辦法。
為此敬懇先生設法維持，勸告大明廠主持人繼續供電，則公私感激無涯矣。專此。
敬頌
勛祺!
黃汲清 頓首
五月十八日
對於5月18日黃汲清信中所反映的事情，盧作孚及時作了調查並作建議找盧子英幫助。1940年5月27日盧作孚復黃汲清函：
汲清先生：
五月十八日惠書奉悉。「大明」奉令增加生產，收回廠外供電，以致無法再供惠宇用電，殊為遺憾。科學研究與增加生產極應同時並重，以應抗戰需要。惠宇所需電力已另商北碚區署設法停一部分市場用電，挪以救濟惠宇之各事業，請先生就近洽商子英幫助。至該廠內部用燈，亦應節省，已提起廠中注意。至與江蘇醫學院定約供電一節，據廠中負責人言，系該院少數用電設備供裝廠中，而以優待職工診病為答謝，對該院內部用燈並未供給，等語。特並復聞。
敬祝
健康!
弟 盧作孚
五月廿七日
黃汲清為開展科研工作，曾向時任交通部常務次長盧作孚函索資料，如川滇、滇緬兩路路線圖等，盧作孚皆及時安排搜集，盡力幫助查找，在交通部重慶的案卷表冊中沒有的，又電告昆明敘昆及滇緬兩鐵路工程局代為查找。
1940年2月23日，盧作孚致黃汲清函：
汲清先生：
頃接本部路政司吳紹曾君函稱「昨經濟部地質調查所金耀華君來司交下鈞座介紹函一件，敬悉一是。地質調查所函索之資料，前已著手搜集，唯以需要者甚為廣泛復雜，而本部在渝所有之案卷表冊等項亦不完備，搜集頗感困難，是以迄未完竣，已將此情面告金君，俟搜齊後，當即送達」等語。特此函達，請煩察照。
並頌
時祺!
弟 盧作孚
二月廿三日
1940年10月3日，盧作孚致黃汲清函：
汲清仁兄惠鑒：
頃展九月二十二日手書，敬悉一是。矚寄川滇、滇緬兩路路線圖一節，查該項路線圖部中現無餘存，經已電昆明敘昆及滇緬兩鐵路工程局徑行檢寄，希屆時查收為荷。專復。
即頌
公綏!
弟 盧作孚 拜啟
十月三日
2.地質調查所對西部科學院的支持
我國西部幅員廣大，四川及其鄰近地區，如雲、貴、陝、甘、西康各省，在西部佔有重要地位，而富含礦藏。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對於該區域的考察與研究，責任重大，且必須依賴先進的學術機關的指導與援助。
地質調查所對西部科學院多有支持。1930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國西部科學院籌備處，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與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人黃炎培、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科學家丁文江、秉志(農三)等都表示大力支持，為籌備中的西部科學院交換標本、介紹人才。地質調查所在西部科學院建立初期及以後亦進行過經濟援助。西部科學院下屬的地質研究所，從1932年成立開始就與地質調查所合作，接受其經濟和技術上的支援。
1930年入地質調查所的常隆慶1932年離所，任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主任。
根據1950年4月22日的中國西部科學院、中國西部博物館人員名冊和同年北碚行政管理處制重慶市人民政府原政權人員簡明登記表記載，時任西南地質調查所所長的黃汲清於1949年受聘為中國西部科學院特約研究員。
3.調查科研合作與協作
地質調查所與中國西部科學院的合作，在內遷之前，多是由地質調查所主持、西部科學院派員參與，以四川及其周邊省區為主的西部地區的地質、石油等自然狀況和自然資源調查以及地質圖的編制等科研活動。內遷之後，則由西部科學院發起，邀請地質調查所共同完成。
1931年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西部科學院即派員同北平地質調查所特派調查員，在四川西部及西康東部調查地質。1931年地質調查所到松潘等地調查地質的是譚錫疇、李春昱。
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頗注意四川建設，曾幾度派專員來川考察。1935年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又派人來川調查石油，西部科學院特派地質研究所主任常隆慶(兆麟)一同前往資中、自流井等處，作詳細觀察，每處至少須逗留一兩個月。
在由地質調查所承擔的中國本部地質圖編制工作中，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科研人員參與其中。成立於1936年、由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兼任主任、黃汲清任副主任的中國地質圖編纂委員會，計劃在3年內完成懷寧南昌幅、上海杭縣幅、長安洛陽幅、長沙萬縣幅、桂林湘潭幅、貴陽昆明幅和西寧酒泉幅等7幅1：100萬地質圖幅，並命名29幅以待將來編制。其中的長沙萬縣幅由田奇
1939年和1940年，西部科學院理化研究所接受地質調查所委託，進行四川各地的鹽水化驗。
1942年2月，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常隆慶等與中央地質調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再次探測攀枝花鐵礦。後由常隆慶主筆完成《攀枝花磁鐵礦探測調查》。
中國西部科學院在四川的早期地質調查研究成果，為後來該地區的地質科研工作打下基礎。無疑，文章被引用可以證明其學術價值，地質調查所研究人員的論著中引用到了這些成果。例如，1933年4月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印行的常隆慶著，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叢刊，第一號《重慶南川間地質志》被地質調查所章鴻釗所著《中國中生代晚期以後地殼運動之動向與動期之檢討並震旦方向之新認識》一文引用，並被王鈺著《關於半河系》參考。常隆慶1937年著《寧屬七縣(現西昌地區)地質礦產》(四川省建設廳出版的四川資源調查報告之一)被地質調查所李春昱的《四川運動及其在中國之分布》一文引用。1933年8月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印行的常隆慶、羅正遠著，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叢刊，第一卷第二號《四川嘉陵江三峽地質志》被地質調查所王朝鈞、關佐蜀、靳毓貴、李耀曾執筆的《北碚地質志》引用，並被李春昱《雅安期與江北期礫石層之生成》參考。
地質調查所內遷北碚以後，在西部科學院的協作下繼續其科研工作，科研成果豐碩，出版事業不斷。出版品有《地質匯報》、《地質專報》(甲、乙、丙三種)、《中國古生物志》(甲、乙、丙、丁四種)、《中國地質史》、《中國地質圖》、《特刊——中國地層史》、《燃料研究專刊》、《制圖匯刊》、《地球物理專刊》、《地震專報》、《土壤》(分〈土壤季刊›、〈土壤專報›、〈土壤特刊〉甲、乙兩種)以及雜項等共12類19種，非常成系列。1941年只出版了1～3號的《地球物理專刊》，刊載《湖南水口山鉛鋅礦區試用扭秤方法探測結果》(李善邦、秦馨菱)、《單極電力剖析》(翁文波)、《霓式地震儀原理計製造經過》(李善邦)，記錄了20世紀40年代物理探礦、地震記錄方面的早期成果，為中國地球物理學開創了基業。
據《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所載，地質所在抗戰其間已完成、發表科學論文、報告120篇。其中，《江西南部鎢礦地質志》(徐克勤、丁毅，1943)、《四川鹽礦志》(李悅言，1944)、《甘肅中南部地質志》(葉連俊、關士聰，1944)、《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黃汲清，1945，本書是經過長期大量的野外調查之後，總結國內外資料完成的一部中國大地構造的經典著作，使黃汲清成為中國歷史大地構造學無可爭辯的創始人和奠基人)等為開拓性重要調查、研究成果，今天仍具指導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地質調查所(後1941年被定名為中央地質調查所)在抗戰時期，為了探測抗戰和軍工所需要的礦產資源，在西部科學院的協助與合作下，地質調查所地質與礦產調查工作區域轉向大後方的西南、西北諸省，除找到了上述的攀枝花鐵礦外，還發現了諸如貴州鋁土礦、雲南磷礦、廣西鈾礦等一批重要礦產地。為抗戰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4.遷入後的一些活動
1938年1月，實業部改為經濟部，地質調查所改隸經濟部，更名「經濟部地質調查所」。後來，為與河南、湖南、兩廣等省相繼成立的地質調查所區別，1941年夏開始使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名稱。
地質調查所有正副所長各一人，分地質調查室、礦物岩石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地質采礦研究室、測繪室、土壤研究室、化驗室、陳列館、圖書館以及文書、會計、庶務、人事等室[見楊家駱主編《北碚志稿》(二)(1945年)「遷建志」，北碚，1980年油印本]。
1940年秋，中央地質調查所昆明辦事處撤銷，遷至重慶北碚。為防日軍空襲，地質調查所在北碚安置得比較分散。總所設在文星灣現重慶自然博物館北碚陳列館內，圖書館建在2km外的魚塘灣，在遠離鎮子4km的天生橋建造了一些簡易辦公室。
1941年1月5日，中國地質學會在文星灣地質調查所舉行丁文江逝世5周年紀念會，會後楊鍾健作「許氏祿豐龍之采修研裝」的講演，並引導與會者參觀許氏祿豐龍化石骨架。6～8日，許氏祿豐龍在地質調查所對外公開展覽。這是許氏祿豐龍在重慶的首次公開亮相，每天觀眾不下四五百人。1946年，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回南京，許氏祿豐龍也被轉運到了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許氏祿豐龍又被轉運到了北京。
1943年，中國西部科學院聯絡中央地質調查所等10餘家科研機構在北碚文星灣惠宇籌建中國西部科學博物館(即中國西部博物館)。1944年12月，中國西部博物館在北碚文星灣正式成立。中央地質調查所作為籌備單位之一，負責其地質館的布置。在此期間，亦完成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例如上述的安裝許氏祿豐龍化石骨架活動。此外還有在黃汲清先生的指導下，中國西部博物館的十餘名工作人員完成了我國第一件地形浮雕——「中國地形浮雕」，此浮雕至今未作任何改動，足見其科學性，現陳列於館內發揮教育大眾的作用。還有抗戰勝利日益臨近，中國西部博物館將許氏祿豐龍翻制一套模型繼續陳列在展廳內，將正型標本替換下來。
三、內遷西部腹地，意義作用巨大
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的近10年時間里，中國出現了一個科學文化繁榮時期。而在抗戰時期，全國科研普遍受挫，西部內地卻因禍得福，獨樹一幟。中央地質調查所等科研院所的內遷，是一次「科學內遷」，是地質學等學科研究事業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發展階段。科研機構、科技人員、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等紛紛轉移至大後方，使戰爭的損失盡量減少，為在大後方繼續科研工作，以及為戰後科研工作的開展，保存了必要的物質條件，民族科學的血脈得到保存。
1.改變了中國地質學等科技的空間分布
科學發展的時空分布受歷史、文化、政治、經濟、自然等等因素影響。抗戰即是一個顯著的因政治原因而改變了近現代中國地質等科技的時空分布的典型案例。抗戰時期，中國的地質等科技格局發生變化，地質等科技中心發生了轉移。重慶、昆明、成都等地成為中國地質科技的戰時主要分布區，而重慶作為戰時中國的陪都，政府各部門、中央各主要科研機關、重點大專院校等紛紛聚集於此，從而使重慶成為戰時中國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城市和科技中心。在中央地質調查所遷碚期間，一批中央研究機關因同地質調查所一樣，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直接幫助下先後內遷北碚。除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外，分布在中國西部科學院惠宇的其他研究機構有，國立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動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開，植物所在金剛碑)、中國科學社及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等，與惠宇緊鄰的杜家街分布有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經濟部中央工業試驗所等，其他院所如在水井灣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狀元碑的中國地理研究所、後峰岩的經濟部礦冶研究所等，北碚成為當時中國戰時科學中心之說——可謂學術諾亞方舟。抗戰勝利後，雖然大部分科研機關、高等院校回遷原地，但對我國地質學等科學技術的空間分布的影響卻永久地保留了下來，仍然在發揮作用。
2.又一次地質學等科學的本土化過程
盧作孚早年主動走出去、請進來，有意識地推行科學本土化，是一種文化自覺，其最終目標是為當地建設發展服務。抗戰時期，科研機構避禍而來，為適應當時所處環境的變化而把研究對象集中在西部地區，並從純粹理論研究轉向更多地服務於當地的實用研究，自然而然進行科學的本土化。這些科研院所內遷後不但傾力於本職工作，並積極參與到地方經濟文化的建設中，如受北碚管理局委託，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等家單位就參與了編修北碚志的重要工作。
作為國家級的學術研究機構，地質調查所在人才儲備、科研力量、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等方面在國內堪稱一流。地質調查所到碚研究人員，使內地擁有一批寶貴的高級研究人才。科學家群體在憂思國家民族的命運之時，以一種務實的姿態，堅守書齋，積極作為，除進行本身的研究工作以外，一些還直接加入到當地的研究機關、高校以及工廠等，領銜或參與當地地質等研究工作。例如，王炳章20世紀40年代曾在四川地質調查所工作；俞建章1936年回國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侯德封1937～1945年在四川地質調查所工作，後任所長，兼重慶大學地質系教授；楊鍾健曾在重慶大學兼職任教；李春昱曾兼職於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1938年離開地質調查所，出任四川地質調查所所長；黃汲清兼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教授；方俊1943年在中國地理研究所工作；金開英1938年隨同沁園燃料研究室一同轉到重慶動力油料廠。202箱圖書館、陳列館、各辦公室、化學試驗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運往北碚，充實了基礎設施和研究材料。即使抗戰勝利後回遷原地，但移贈房舍、部分標本等仍然繼續發揮作用。中央地質調查所第一辦公樓(現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內的地質大樓)1946年移交給中國西部博物館。
3.形成西部內地科研文化高潮
盧作孚1930年創辦的中國西部科學院，在開創之初，即為西部內地一面科學的領軍旗幟。後因經費等原因，地質研究所等相繼停辦。然而，盧作孚對科學的熱情並未削減。盧作孚「向來熱心科學事業」(黃汲清)，在紛亂的時局裡，為知識群體安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用中國西部科學院這塊物質平台，搭建起內遷科研機構的避風港，使內遷機構研究工作的連貫性得到保障，傳承了科學文化的精、氣、神。在國土淪陷的危難之時，中央地質調查所等研究機構，在大後方堅持科研工作，進行「科學救國」。意雖不在改造當地相對落後的科學文化狀況，而實際上先進的科學思維、方法、人才、體制等，帶動和提升了西部地區科學文化的進步，出現空前的繁榮。以中央地質調查所為代表的中國大部分頂級科研機構內遷重慶、北碚，地質、生物、農林、工礦、醫葯、地理、物理、心理等形成較為完整的科研體系。內遷給遷入區的科研活動補充了新鮮血液，改善了遷入地區的科研條件，加強了科研力量，改變了科學技術在全國分布不均衡的局面，相對平衡了中國的科技分布。內遷科研機構的學術進程，與盧作孚一直以來在當地所探尋的現代化、科學化的過程相一致，成為抗戰時期以北碚為代表的西部內地近現代科學文化發展的主線，所從事的工作實踐、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使得內地認識自然現象和規律的知識體系變得豐富起來。外來的先進文化繁榮了當地科研文化狀況，呈現出全新的局面，形成西部歷史上不可多得的科研文化高潮。
四、結語
地質調查所在北碚的時間為1938年7月～1946年1月。經歷了整個八年抗戰時期。期間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無私援助和物質保障下，地質調查研究所等各個研究單位的共同努力，地質等科研資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既改善了地質等科研基礎條件，又促進了區域內科技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開放共享。全國各科研機構雲集大後方，形成內地較為完整的科研體系，地質調查所與其他研究所間更為密切地合作交流，並且與當地社會經濟建設等各個方面的交流合作更為廣泛，在內地形成互為補充、相互結合的科技平台，改善了中國地質等科學資源分布的格局。內遷院所在原有的科研基礎上，根據戰時需要，調整研究重心於應用科學，注重實地科學調查，獲得大量西部地區第一手資料和標本，充實了該地區的學科研究。內遷給內地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撐，帶動了內地地質等學科科研實力的提升，推動了戰時大後方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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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緬懷中國地質事業百年發展史上位「殉難」的地質學家
吳鳳鳴
(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
一、引言
中國地質事業起步較晚，基本上是從西方引進而來。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典型半殖民地性質；二是民族礦業基礎薄弱，發展緩慢，生產技術落後，規模不大。
早期中國地質礦產事業發展進程中，突出三個特點：①近代的學理論思想的引入；②借鑒與吸收外國地質學家來華進行地質調查的經驗和成果；③派留學生去國外「取經」，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起到了「名師出高徒」效應。
截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僅有 2～3 種礦已探明儲量，地質礦產專家近 200～300人。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國民經濟恢復，實施與連續完成《宏偉的國民經濟發展規劃》經過半個世紀的艱苦努力，在20世紀中期，中國地質礦產事業已從弱到強，發生了突飛猛進的變化，形成了各學科配套、各兵種齊全的百萬大軍；在自然礦產利用方面，截至20世紀末，我國已發現礦產170餘種，其中已探明儲量的有160餘種，擁有礦產基地12萬多處，創建礦業城市300餘座；其中A、錫、銻，以及稀土元素礦等居世界儲量第一位，礦產開采總量居世界第二位；而鐵、銅、鉛、鋅、鋁土礦等金屬礦雖然也比較豐富，但人均佔有量僅為世界水平的58%，多為貧礦，實際利用率偏低；在能源方面：煤炭產量是我國突出優勢，已早有共識，石油產量，在20世紀60年代就從「貧油國」進入產油大國，據我國第三次油氣資源評價資料：全國石油資源總量1086億t，天然氣56萬億m3，由於我國目前研究程度和勘探程度較低，估計可找到的石油量為650億t，的資源量25萬億m3，探明率僅為24.6 %。
在地質科學理論研究方面：中國大地構造學理論的創立及其學派的形成，早為國際同行所共識，近期在令人矚目的地球第三極青藏高原的大陸動力學，造山帶深部構造演化等都有突破性的成就；在中國成礦理論方面，新的區域成礦論，指導與促進找礦的突破，中國陸相生油理論，為石油地質學理論的發展增添了強勁活力……
在野外地質調查與勘探技術方面，早已實施引進與創新相結合，實現運用先進科技成果：航空遙感、衛星、GPS、紅外光譜、遠程會商等現代技術的廣泛應用。
綜觀上述，當前我國地質事業已從地質大國向地質強國跨越，在展示輝煌成就的同時，深切緬懷曾為中國地質事業快速發展，嘔心瀝血、篳路藍縷，乃至「殉難」捐軀的老一輩地質學家英勇事跡，以A繼承和發揚他們的艱苦奮斗，勇於犧牲的精神，就更具有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筆者基於這一目的，花費近半年的時間查尋史料，選定10位「殉難」的地質學家作如下的簡介，限於所掌握史料，敬請同行補充和指正!
二、1912年「北方革命軍」參謀長《地學雜志》主編白雅雨
白雅雨(1868～1912)(照片1)是近代地理學家、中國地學會的創建人之一(1909)、《地學雜志》主編。
照片1 白雅雨(1868～1912)
白雅雨1868年生於南通，1904年投身於辛亥革命，1908年在天津高等女師學堂北洋法政學堂任教，是李大釗同志在法政學堂的老師，多有影響；武漢起義後在北方發起「灤州起義」成立北方革命軍政府，擔任北方革命軍參謀長，進軍京津途中被叛徒出賣，在古冶被捕，堅貞不屈，慘遭殺害，1912年1月7日殉難，享年44歲。
1915年工商部主持，由張謇書寫墓誌銘：「白烈士雅雨之墓」，1936年在北京西北郊顯龍山灤州革命紀念園內，建有白雅雨烈士衣冠冢，1937年國民政府授予國葬，追贈為上將，並決定在北京和泰山建造紀念碑。
三、中國著名地質古生物學家、區域地質學家趙亞曾
照片2 趙亞曾(1898～1929)
趙亞曾(1898～1929)(照片2)，字予仁，生於河北蠡縣，192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習期間勤奮努力，思想進步，深得葛利普、李四光教授等的賞識。在校期間，「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當時進步刊物《晨報》副刊「科學世界」專欄上，連續發表地質古生物基本理論知識25篇論文，顯示出才華「初露鋒芒」。1923年進入地質調查所，歷任調查員、技師、古生物研究室主任等，在所6年間，遍及大江南北以及邊遠山區，進行野外地質調查與研究，取得優異成績，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一等科學研究獎勵金。6年間發表論文和專著20餘篇(部)，共百餘萬字，主要有：《中國長身貝科化石》，《中國石炭紀及二疊紀石燕化石》，《中國北部太原系之瓣鰓類化石》等，被古生物學同行奉為奠基性經典之作；在地層方面：專著《華北古生代煤地層的分類和對比》，對建立華北含煤的層序、時代歸屬和對比奠定了基礎；《揚子江峽谷的中生代》、《中國北部太原群的時代》、《秦嶺及四川之地質研究》(與黃汲清合作)等都是開創性的成就；在大地構造方面，發現阿爾卑斯型「飛來峰」構造，揭開了龍門山深斷裂的奧秘。
1929年，由丁文江組織的「川廣鐵路沿線地質考察」大型專業考察隊，同黃汲清由陝西越秦嶺入四川，明知沿途土匪猖狂，路途艱險，老一輩地質學家們為中國地質事業，不畏艱險，顯現出勇於犧牲的精神。趙亞曾11月15日進入昭通縣境25里閘心場住入佛德盛客棧，夜間遭遇土匪搶劫，為保護已獲得的沿途考察地質礦產資料和圖件，與匪徒進行了周旋和斗爭，不幸慘遭殺害，獻出了年僅31歲年輕有為的生命。噩耗傳出，地質學界一片悲憤，許多老一輩地質學家，諸如：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灝等，都為這位頗有造詣的年輕地質學家的不幸犧牲，痛心而惋惜，並留下許多輓詞與詩篇！中國地質學會為表彰與紀念趙亞曾為地質考察殉難，特設趙亞曾研究補助基金，獎給對中國的質古生物學作出貢獻的學者，從1932～1949年，已有22人獲得獎金，其中包括黃汲清院士等十餘名院士在內。
趙亞曾殉難後，在原地質調查所舊址(北京兵馬司15號院內)樹立有「趙亞曾墓碑」；2007年10月5日在遼寧本溪市標准地層剖面前樹立「趙亞曾漢白玉雕像」，以緬懷他在1926年創建的本溪牛毛嶺中石炭統本溪組地層剖面。
四、中國地質事業創建者、多維學者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照片3)是一位多維科學家，地質學界譽為「地學泰斗」；1934～1936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對中國早期科學建設多有貢獻，特別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科學與玄學論戰」中，以4篇《科學與玄學》戰斗性論文戰勝玄學派，為弘揚科學思想，捍衛科學精神作出貢獻。
照片3 丁文江(1887～1936)
丁文江(1887～1936)江蘇泰興人，字在君，5歲時進私塾館，寓目成誦，喜愛詩詞，11歲撰成《漢高祖明太祖優劣論》，13歲時以一篇《漢武帝通西南論》考得秀才。1901赴日本留學，1904年轉赴英國，1908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動物學和地質學，1911年畢業回國，獲得「格致科進士」；1913～1916年任地質科長，創辦地質研究所和地質調查所，建造了培育出中國第一代地質學家的搖籃，拉開中國地質礦產調查的序幕。
他是中國地質礦產調查早期的先驅者，1911年回國途中，進入雲南，取道滇黔湘驛道進行地質礦產考察，1913年對正太鐵路沿線附近地質礦產作了系統調查，發表《調查正泰路附近的質礦務報告》；1914年再去西南邊緣地區進行地質礦產考察，重點考察了個舊錫礦和東傳統礦區；1928年受鐵道部的委託，對川廣鐵路線地質做過調查；1929年組織大規模考察隊，進行更系統的考察，取得豐碩成果。1935年，按照南京政府緊急礦藏勘探計劃，受鐵道部部長顧夢余的特別邀請，對粵漢鐵路沿線煤礦資源狀況進行調查，12月份抵達湖南，湖南地質調查所派王曉青協同，連續在長沙、衡陽一帶進行野外地質調查，堅持親下礦井，直到礦洞勘測，特別是對湘潭譚家山煤礦進行了更細致的勘測；在這次考察中，勘測了南嶽的高度，憑吊了恩師龍璋紀念亭(詠詩一首)。當晚住入粵漢株韶段路局賓館，由於連日野外勘察，過度勞累，又患傷風感冒，睡前服了安眠葯片，壁爐煙筒不暢，不幸煤氣中毒，治療過程，肋骨骨折，化膿後，引起發燒，經20餘天的搶救與治療，終無回天之力，於1936年1月5日，一代宗師丁文江英年早逝，享年49歲。噩耗傳出後學界一片哀悼，一些學界名流在不同報刊上發表激情悼念文章，特別是地學界《地理學報》、《地質論評》發表了悼念專刊，其中作為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的翁文灝《追念丁在君先生》長詩，感人肺腑，激動人心!
由於丁文江是地學界的一代宗師，早有《丁文江傳》、《丁文江年譜》等專輯出版；在100歲誕辰、120歲誕辰時都舉辦過隆重的紀念會和學術討論會，2009年，中國地質學史專業委員會學術年會，專門舉辦了丁文江120 歲誕辰學術研討會，筆者在會上作了《丁文江在新文化運動中是科學派的主將》學術報告，編入《地質學史論叢》第5號，地質出版社，2009出版這里就不再贅述。
值得追記的是，初步認定：湖南煤資源豐富，尤以譚家山、耒陽馬田墟、宜章楊梅山、粵之樂昌狗牙洞等最有價值。其中譚家山為煙煤，可煉焦，而馬田墟一帶為華南最大煤田，均為無煙煤，楊梅山和狗牙洞兩處煤田尚待進一步勘查，這些煤田距路線較遠，運輸不便。雖然是短短數日，基本上解決了粵漢鐵路沿線煤礦資源分布情況，為此「殉難」，他也付出了年僅49歲的寶貴的生命!
五、西南地質礦產學者吳希曾
吳希曾(1910～1938)(照片4)，字亦魯，江蘇淮陰人，1931年考入中央大學，初攻農業化學，一年後轉入地質系，主攻礦物學和礦床學，1935年畢業，考入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同年，隨同王曰倫、熊永先借調於貴州地質調查所，曾入巫峽，溯綦江，以至黔中；登梵浄，涉烏江，深入苗寨，遍歷黔東各縣，除沿途測制路線圖與地質考察外，更側重於金屬礦藏的勘測，經他研究過的有：溪萬山場、大喇峒，晃縣酒店塘、八寨、三河等處的硃砂礦，獨山苗林、三河苗龍場、榕江八蒙、江口梵浄山等處之銻礦；下江宰便之磁黃鐵礦，三合野竹、丹江蜂塘寨、鎮遠等處的鉛鋅礦，清溪、平遠、八寨、獨山、三合永從等之鐵礦，梵浄山之金礦，以及盧山翁項之油田。相繼進行南嶺地質調查，兩涉融江、沅水，又赴桂北和湘西進行地質礦產考察。
照片4 吳希曾(1910～1938)
1938年，奉命赴湘西辰溪芷江一帶開發煤田，2月8日他偕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王德森、測繪員李玉，從長沙出發，乘公路局客車，偱京滇國道前往。不意行至益陽縣境山青鋪(西距長沙約80km)，軍車橫沖直撞，客車竟被顛覆，燃起大火，吳等三人，同歸殉難，年僅29歲，以逾花甲老父地質噩耗，痛不欲生。
逝世後，地調所所長翁文灝、黃汲清等，特在《地質論評》撰寫悼念專文，並高度評價他長期在西南邊緣地區進行地質調查，對貴州東部地質礦產，特別是對震旦紀及下古生代變質岩研究，多有貢獻。
在王曰倫先生指導下，總結有關貴州地質礦產資源考察報告多篇：諸如《貴州東部地質礦產簡報》，《貴州東部銻礦報告》(1938)，《貴州東部鉛鋅礦報告》，《貴州東部鐵礦報告》，《貴州東部硃砂礦》，《貴州梵浄山金礦》，以及《貴州爐山翁頂之油田初勘報告》等；還參與了貴州汞礦的調查與研究，湘西地質礦產調查等。
六、著名地礦師王德森
王德森(1859～1938)，湖南嶽陽人，自幼勤苦，岳陽中學畢業後，考入公立工業專門學校采礦科，1921年畢業，考入東南大學，專攻地質學，從師湛溪礦師。1928年創「中華礦學社」主編《礦業周刊》，篳路藍縷，多遇艱難，而成效斐然。1930年出任湖北農礦廳技師，主掌湖北礦產，以煤鐵礦為主，兼任象鼻山鐵礦處長，終日銳意操勞，成績尤佳。1935年反對湖北當局出售鐵砂給日本，辭職而去，儀表抗議，可見其高風亮節之美德。後受老師湛溪先生之邀，出任貴州公路處處長，風餐露宿於曫煙瘴雨之境，雖非自己專業特長，工作勤奮努力，深得諶先生之嘉獎。
1936年夏，受資源委員會之聘，以專門委員之名，擔任湖北靈鄉鐵礦探礦與開發之責，在任期間，常困於匪，幾遭不測，均不顧自己安危，勘探開發工作中，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成績卓然。
1938年靈鄉鐵礦工作結束後，奉資委會之命，赴湖南籌備辰溪煤礦，經長沙，同吳希曾等乘公路局汽車赴常德，行至益陽山青鋪，被軍車撞翻起火，同吳希曾等一齊「殉難」，終年43歲。
王德森從事地質礦業十年，公而忘私，勤奮廉潔，充分發揮了地勘專業特長，受到廣泛尊重。
七、我國少數地質礦產與礦冶采礦兼優的知名專家閆增才
閆增才(1901～1940)，字立三，河南淇縣人，自幼勤奮好學，性格爽朗、坦盪，最早考入焦作福中礦務大學，後轉入南開大學，專攻礦床學、采礦學、冶金學，1926年畢業，獲得礦冶工程學士學位。先後在六河溝煤礦、山東華實煤礦、漢口揚子鐵礦任工程師、總工程師；1929年參與創辦東北大學采冶系。1931年赴比利時，就讀於列日大學(Universite de Lige)，從師Formarier P.和Lenier教授，專攻地質學與古生物學，1935年畢業，在我國礦冶采礦與地質礦產兼優者實屬鳳毛麟角。
回國後，先在中福公司任職，後為開發焦作新煤井做了地層與構造的調查與研究，「七七」事變後，隨同孫越琦在湖南湘潭煤礦從事煤礦開采，1938年在四川勘查犍為煤田，為嘉陽煤礦開發奠定了基礎。1939年任西南經濟建設研究所礦業研究員，擬定《西南煤鐵研究計劃》偕同李邦華、趙家驤調查川康煤鐵礦產，足跡遍及宜賓地區28個縣，編撰成《大宜賓區煤鐵礦產調查報告》。
野外調查歸來，身患重病未愈，由於公務需要，急赴重慶，船行至中途翻覆，遂不幸殉難，終年39歲。綜其短短39年的一生，學貫中西，學識超群，勤奮努力，任勞任怨，是我國礦冶界與地質界不可多得的英才，而竟賚志以歿，實可惋惜。
八、我國早期工程地質專家林文英
林文英(1910～1942)，祖籍中原，數度南遷，後居廣東蕉嶺，祖父輩兩世僑居爪哇巴達維島(今雅加達)，經商，1910年生於巴達維島，三歲喪母，送回原籍，由祖母撫養，梅縣廣益中學畢業後，入上海暨南大學，後轉入南京中央大學，專攻地質學，1933年畢業，獲得理學學士學位。由於喜愛游覽祖國的大山大川，在校期間，遍及寧鎮山脈，考察了地層與構造；攀登過太行太華，以及一些地質勝境。
畢業後，在全國經濟委員會公路處任職，從事於工程地質工作，最早參加四川地質考察團，相繼參加西北考察團，赴陝、甘、寧、青、綏五省公路沿線地質工作；1937年，參加京滇公路周覽團，1938年，調查滇緬公路沿線地質，考察伊洛瓦底江之航運，皖町八莫間之陸運；1939年勘查宜賓昆明間沿線地質礦產，1940年沿川滇東路(濾縣至曲靖)及樂西公路(樂山至西昌)調查地質，1941年調查黔桂鐵路沿線地質，對河池、南丹、獨山等縣境內隧道及涵洞施工計劃，多有貢獻。
同年，參加中印勘測隊，由西昌出發經由雲南之中甸入藏，順探南墩之石油。
1942年，出任寶天鐵路局專員親赴寶雞天水間研究隧道工程地質工作，行至徽縣遭遇車禍，不幸殉難，年僅32歲。
值得提及的是，早年我國鐵路線和公路線的勘測選線，沿線的橋梁與隧洞的設計，多半都處於他的手，是一位頗具潛力的工程地質的開拓者。同時對理論地質學也頗有造詣，如對全國12個自然區域的劃分，河流襲奪與氣候變遷的探討，岩石與土壤之物理性質研究等。
林先生著述共約50種，1938年在《地質論評》上發表的《中國公路地質概論》，是其代表作，文中涉及朔漠區域、江淮平原、魯東丘陵、黃土高原、長江中下游、閩浙山區、四川盆地、雲貴高原、橫斷山區、青藏高原等各區域的工程地質特徵；就是考察報告，也是十分精湛，諸如《甘新公路地質調查報告》等。
林先生畢生喜愛旅遊，走遍全國23個省區，行程30餘萬里，是一位獨具風格的年輕地質學家，英才早逝，實乃地質學界的一大損失，更是工程地質學界的損失!
九、我國著名地質古生物學家許德佑
許德佑(1908～1944)(照片5)，江蘇丹陽人，蘇州中學畢業(1927)，青年時代愛好文藝活動，曾參加田漢、洪深主辦的「南國劇社」並擔任導演和編劇。1930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獲得文學學士；旋即赴法國巴黎留學，1931年進入巴黎蒙伯里大學地質系，從師著名古生物學家喬納德(Jolend)專攻甲殼化石，從師門契柯夫(Men-hikoff)專攻珊瑚化石，成績尤佳，被吸收為法國地質學會會員，1935年畢業，並獲得碩士學位。在校期間，在法國地質學會會刊上就已發表兩篇論文，受到稱贊。
照片5 許德佑(1908～1944)
1935年學成歸國，進入實業部地質調查所，任技士，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專事古生物研究，1936年晉升為技正，專攻三疊紀地層古生物研究，頗有造詣。
曾被選為中國地質學會助理書記(1942)，《會志》編輯(1937～1944)，1941年兼任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等職。
1944年4月，偕同陳康、馬以思到黔西從事地質調查途中，在貴州盤縣啨隆黃廠附近不幸遇匪，三位地質學家同時「殉難」，許德佑年僅36歲。
中國地質學會特在《地質論評》上刊出《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專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質學家的靈柩，運往貴陽，安葬於貴陽市花溪公園內，並建立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獎金，獎給作出貢獻的地質學家，1945～1949年獲獎者有：趙金科(院士)、米泰恆、趙家驤、顧知微(院士)、黃懿。
許德佑短短十年間，足跡諞及江蘇、湖北、湖南、廣西、雲南、四川，特別對貴州有關地質古生物調查與研究更深，著述豐厚，達74種(89篇)之多，其主要成就為地層古生物，諸如：《中國南部三疊紀化石新材料》(1938)《中國南部海相三疊紀化石之研究》(1939)《貴州之三疊紀地層》等。
2006年9月30日，在貴州關嶺化石群國家地質公園開園會上，特別追念了1944年許德佑、陳康、馬以思在關玲發現化石群，找到海百合化石標本，1949年經穆恩之院士鑒定後，定名「許氏創孔海百合化石」。
十、年輕有為的地質學家陳康
陳康(1916～1944)(照片6)，字劻之，廣東番禺人。1941年畢業於廣東省文理學院博物系，其畢業論文《廣東連縣東部地質》，曾受聘於兩廣地質調查所，隨同莫柱蓀等赴樂昌九峰一帶進行地質調查，發表《樂昌九峰地質》，經楊鍾健審閱，特加贊賞，又經黃汲清、李承三的推薦，1942年進入中央地質調查所，隨同許德佑研究貴州西南之三疊系，發表《貴州西南部三疊紀》、《貴州青岩化石之探討》等。1943年響應黃汲清的倡導，參與了地質調查所化石標本的整理，做了大量而艱巨的工作。1944年在貴陽參加了第20屆中國地質學會年會後，隨同許德佑等赴黔西進行地質調查，中途遇匪慘遭殺害，年僅29歲。
照片6 陳康(1916～1944)
中國地質學會特在《地質論評》上刊出《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專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質學家的靈柩，運往貴陽，安葬於貴陽市花溪公園內，並建立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獎金，獎給作出貢獻的地質學家，1945～1949年獲獎者有：趙金科(院士)、米泰恆、趙家驤、顧知微(院士)、黃懿。
十一、在校期間曾獲得「朱森」獎學金的女地質學家馬以思
馬以思(1919～1944)(照片7)，原籍四川成都，生於黑龍江，「九一八」後遷回內地——上海。自幼好學聰慧，就讀於同濟高中，抗戰後，隨母返川。1939年中學畢業，以優異成績進入重慶中央大學地質系。1943年以全班之冠的優異成績畢業，考入中央地質調查所，在尹贊勛、許德佑的指導下，從事地質古生物研究，曾發表《黔北桐榟縣三疊紀動物群》。
照片7 馬以思(1919～1944)
馬以思女士自幼學習日文，通曉英、德、法、俄幾國文字，經歷學校考試，有28次獲得第一名，實堪稱著。因此，曾獲得上海銀行獎學金，林 森(主席)獎學金，是一位出類拔萃女傑。1944年隨同許德佑等赴黔西進行地質礦產考察，中途遇難，年僅25歲。
中國地質學會特在《地質論評》上刊出《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專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質學家的靈柩，運往貴陽，安葬於貴陽市花溪公園內，並建立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獎金，獎給作出貢獻的地質學家(其中突出女地質學家)，從1944年起獲得殊榮的女地質學家有：侯佑堂、池際尚(院士)、郝詒純(院士)，以及唯一男性劉東生(院士)。
十二、兼具地礦和管理才能的地質學家張莘夫
張莘夫(1898～1946)(照片8)，原名張春恩，出生於吉林德惠(今九台縣六台村)，其父張雅南貢生出身，攻讀憲政學院法律專業，民國肇興年間，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後曾任徐世昌總統府顧問、國會眾議院議員、國務院議員。受家庭影響，1919年到北平就讀於北京大學文學系，曾與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相識，常在一起暢談救國的道理，「五四」運動中，他積極參與北平青年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執旗領隊，帶頭呼喊口號，頗有氣勢。1920年通過留美官費考試合格，赴美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經濟，後又進入密歇根工科大學專攻礦冶，畢業後獲得地質學博士學位。
照片8 張莘夫(1898～1946)
1929年學成歸國，由於熱愛設家鄉，主動要求去吉林穆棱煤礦(今屬黑龍江)，出任礦長兼總工程師，由於他的地礦理論和管理才能，使俄國人撤離後幾乎停產的煤礦，得以很快地恢復生產，日益振興。1931年「九一八」事變，被迫流亡關內，歷任河北唐山工程學院教授，河南焦作煤礦總工程師，甘肅天水煤礦礦長兼總工程師、河南中福公司李河煤礦礦長、山西大學校長、中央實業部長、經濟總署副主任等職；抗戰期間，出任金屬礦產管理處處長等職務，主持內地汞、錫、A等的金屬生產，成績卓越，展現出是一位頗有才能的地質學家。
1945年日本投降後，張莘夫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經濟部東北行營工礦處副處長，負責東北工礦接收事宜，1946年1月16日帶領技術人員(7人)赴撫順，交涉接收撫順煤礦，當時撫順由民主聯軍管轄，接收未成，在返回沈陽途中，行至撫順以西李二石寨車站被劫往南山槍殺，終年48歲。
有資料說：毛主席得知張莘夫被害後，曾惋惜地說：張是世界上少數地質專家中之一(大意)。張莘夫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多次去北大圖書館共同探討救國之道。
事件發生後，蘇聯、國民黨政府、民主政府各有完全相反的說法，由於當時東北地區處於蘇軍佔領，內地各界對蘇軍拆遷工礦設備、機械行為，早有不滿，加之，又揭露出損害中國利益的《雅爾塔協定》的秘密簽訂，於是在2月11日內地各大城市：重慶、上海、南昌、北平、漢口、杭州等舉行反俄示威大遊行，要求蘇軍如期撤軍。
張莘夫之子 張立剛現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經常在國內進行學術交流。
另有一位著名的地質學家朱森(1902～1942)雖然不是死於地質礦產考察途中，但從追悼會上的眾多輓聯和輓詞，以及悼念文中反映出有被迫害因素，筆者也就藉此對他做點滴介紹。
十三、朱森
朱森(1902～1942)(照片9)，湖南郴縣，自幼聰慧，喜讀中國古典詩詞，奠定下良好的文學素養。1928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在校期間學習到李四光教授的岩石學與構造地質學，葛利普教授的古生物學和的史學，教師中還有何傑、王烈、趙亞曾等，指導地質實習的還有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教授，得到了良好的地質基礎教育。在校三年級時，發表了處女作《湖南郴縣瑤林之古生代地層及動物群》(《會志》)，博得好評。
照片9 朱森(1902～1942)
1928年北京大學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進入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在研究所六年間，曾去鄂北、豫北考察秦嶺東段地質，南嶺地質，南京附近地質，相繼發表10餘篇論文。
1934年，得到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資助，赴美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在地文學方面從師約翰遜(D.W.Johson)，在地史學方面，從師凱伊(G.M.Kay)，利用暑假，去耶魯大學，從師舒赫特(C.Schuchert)，學習古生物學。1936年獲得理學碩士學位，同張更結伴，自駕車「汽車地質」歷時兩月，行程19560km，他們橫穿阿巴拉契亞山脈，考察了大半個美國，了解認識各地地層與構造，還特別研究了科羅拉多大峽谷、黃石公園、大鹽湖等地質名勝。
十四、結語
以上12位地質學家(除朱森外)，都是在地質礦產考察中不幸被害遇難的，其中有的是年僅20餘歲的初露頭角地質學家，為國家勘查礦產資源，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在回顧我國地質礦產事業近百年發展史之際，用最簡要的文字，介紹一下他們的事跡，一方面表達對他們的深切緬懷，更重要的是傳承他們當年艱苦創業精神，發揚他們勇於承擔任務，不怕犧牲的美德。這也是筆者花費近半年的時光，搜集史料，撰成此文的中心目的。
D. 紀念丁文江先生誕辰周年
王鴻禎
(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一
2007 年適值丁文江先生誕辰 120 周年，又逢丁先生故居整修開放。我有幸應約為文紀念，感到非常榮幸。謹以這篇短文對丁先生的 120 周年華誕和故居開放表達誠摯的敬意和祝賀。
近年以來，國家社會，弘揚文化，振興科教，尊師重道，崇敬先賢。泰興黃橋是一代科學大師丁文江先生的故鄉。現在故居開放，供人瞻仰。我相信地質界、地學界、科學界以至整個學術界的有關人士都會受到鼓舞，感到慶幸。
這篇短文是應丁先生故鄉江蘇省泰興市政府之約，於 2007 年 4 月寫成。承允發表於此，僅表謝意。
二
丁先生對地球科學的各個學科無不通曉、對自然科學以及人文科學，也無不關懷。但他學術的專精則在於地球科學和地質科學。他在地質事業和地質教育兩個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先說地質事業: 丁先生一生對人對事，負責求真，自強不息。他早年同章鴻釗、翁文灝等創建地質調查所，篳路藍縷，育人建業，艱辛奠基。不到 10 年，就把地質調查所建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所完整的科研機構，在地質調研和學術出版等方面都達到了公認的國際水平，成為中國科學發展史上的驕傲。
關於地質教育，應從北京大學說起。丁先生和章鴻釗先生借用北京大學原地質學門的房屋設備創辦的地質研究班 ( 所) ( 1913 ～1916) ，實際上就是一所早期的地質教育機構，培養了中國第一批地質人才，他們以後成為中國地質工作的脊樑。
說到北京大學地質系，丁先生於 1920 年促成蔡元培校長做了兩件重要的事。一是聘請美國著名學者葛利普來華任古生物學教授; 二是聘請李四光回國任地質學教授，從而形成了中國最早的正規的理科地質系，出現了北大地質系第一個輝煌時期 ( 1923 ～ 1928) 。我在林任申著 《丁文江傳》題詞中的 「誼推葛李」即是指葛利普、李四光兩位先生。1930 年北京大學陷入困境，又是丁先生和胡適、傅斯年先生等促成了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與北大全面合作，增購設備，聘請研究教授，以支持蔣夢麟校長北上改革北大。當時丁先生就受聘為地質系研究教授。同時聘請的研究教授還有李四光、曾昭掄、王守競、汪敬熙、劉樹杞、胡適、湯用彤、周作人、劉復、徐志摩、趙乃摶等共 15 人，由此形成了北大地質系以及北大整體在 20 世紀 30 年代的再度輝煌。丁先生對中國高等學校早期成立的地質科系也都盡量予以關懷和支持。
丁先生還是 「中國地質學會」( 1922) 、「中國古生物學會」 ( 1929) 、和 「中國地理學會」( 1934) 的主要創始人。所以稱他為 「地學宗師」是最為恰當的。
三
丁先生對國家、社會以及朋友、學生和家人的責任感和服務意識是極為真摯、感人至深的。文末聯語所說的 「政論」主要是指他在 《努力周報》 ( 1921 ～ 1924) 和 《獨立評論》( 1932 ～1935) 上發表的涉及政治、外交和軍事的論文，其特點是出刊及時、「振聾發聵」，有新穎的見解。盡管他們提出的 「好人政府」 ( 1922) 不免使人感到有陷入 「明君賢相」窩桕之嫌，但從整體上說，仍然當得起時代 「新聲」之譽。丁先生關心政治，勇於發表政論，應是受到梁啟超先生的啟迪。他和梁先生於 1919 年作為顧問，同去參加巴黎和會，成為忘年之交。他對梁先生十分崇敬。1929 年梁先生去世，丁先生在北平、上海兩地舉行的追悼會上都寫了輓詞，深情感人。我在林任申著 《丁文江傳》題詞中的「名重蔡梁」即是指蔡元培、梁啟超二位先生。
丁先生的服務於人民大眾、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行動准則的理念幾乎成為一種信仰。他多次呼籲少數人應當並能夠擔當國計民生的大責任，而且終生身體力行，就是這個理念的表現。因此他論人治事每常以實踐成效為准。即以引起頗多質疑的他 1926 年出任淞滬商埠總辦一事而論，其目標是利用機緣，為國家人民做些實事，其過程是幾位有社會影響的同道志士與當權者先有要約，而在一旦發覺當權者有違所約時，即決然離去，可謂光明磊落。而且是丁先生在短短的 8 個月任期內就做出了超常的業績，初步奠立了大上海市的規模，部分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內中國人民的權利。我想把先賢林則徐的兩句名言換幾個字，改成 「苟利國家實踐 ( 生死) 以，豈因毀譽 ( 禍福) 避趨之」，也許可以理解和說明他當時急於求得實效、不計個人毀譽的心情。還應當指出，他在 1933 年訪問蘇聯之後的兩年內所寫的幾篇政論，對蘇聯新政權基本上是抱有希望和肯定的，這顯現出了他的大家風范和接受新生事物的科學家的客觀態度。由於時代的局限，他服務於大眾的理念無法上升到能夠相信大眾和依靠大眾的高度，這也是我們不能苛求於前人的。
四
丁先生具有多方面的學術造詣，不限於地球科學，也不限於自然科學。他是地球科學的通才和全才，在地質以外，對測繪學和地圖學的貢獻也是膾炙人口的。他還是人類學家、考古學家、語言學家和科學史家。他對川滇土著人種的研究 ( 1933) ，他的關於少數民族語言的著作 《爨文叢刻》 ( 1936) ，他對 17 世紀探險式地理學家徐霞客的長期推崇，精心編著的三卷本 《徐霞客游記》和年譜長卷，及其對其重要科學價值的闡發和評價( 1921，1926，1928) ，以及他對 17 世紀宋應星著 《天工開物》軼稿的搜求和部分重印( 1923) 都是最好的證明。
丁先生還具有非凡的科學管理才能。他於 1934 年應蔡元培先生約請，出任中國最高科研機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內，就完成了艱巨的全面整頓措施，使全院及各研究所工作都有章可循，面貌一新。1936 年蔡先生親自總結了他對中央研究院建立根本典章制度上的三大貢獻。他在 《努力周報》( 1923) 上主導開展的著名科學與玄學的論爭則體現了他捍衛科學和真理的精神，振聾發聵，喚醒了當時社會，特別是青年一代的科學意識，的確是中國科學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的這些活動實際上已經超越了自然科學，包括了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在內的整個文化領域。因此，丁先生對 「科壇巨子、文化先鋒」的稱謂是當之無愧的。
五
我是從事地質科研和教學工作的晚輩學子，沒有聆聽過丁先生的教誨。但我清楚地記得，在 1935 年 10 月的一天，我剛進入北大地質系不久，在地質館樓道里，看見蔣夢麟校長陪同一位蓄須微駝、談笑風生的先生走進來。地質館的一位老職工指點著對我說 「這就是丁先生。」當時他面部充滿了崇敬之情。這是我有幸看見丁先生的唯一的一次。我想丁先生的高尚品德和非凡魅力會永遠激勵我們地質學人奮發前進。
我還要說明，在寫這篇短文時，特別受益於胡適的 《丁文江的傳記》 ( 1956，1960，1973) ，黃汲清等的 《丁文江選集》( 1993) 和王仰之的 《丁文江年譜》 ( 1989) 。胡先生的深情，黃先生的崇敬和王先生的勤慎都使我深深感動，敬志於此，表示謝意。
最後，我在此恭撰聯語，敬謹表達我對丁先生的無限崇仰之情。
地學宗師 政論新聲
科壇巨子 文化先鋒
士林崇仰 桑梓同榮
忝屬晚輩 共頌事功
E. 地質學科技人物史研究與慎守之界
蔡克勤 陳寶國 員雪梅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老一輩地質學家是中國地質學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他們或留學師從世界級學術大師，回國後成為地質學學科和學術理論的奠基者和引領者；或在中國大地上成長和推動中國地質事業發展，在教育、地質勘查、學術研究等領域作出突出貢獻。地質學科技人物史研究，依他們的學術成長經歷為主線，真實反映其求學歷程、師承關系、工作經歷、學術研究、重大成果等，將鮮活地豐富我國地質學科學技術發展歷史，推動和發展學術傳統，從而為准確把握未來地質科學事業發展的方向提供參照和借鑒。深入研究他們學術思想的形成、發展、成熟的全過程，探討他們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歷程、方法、關鍵節點、關鍵因素，及其背後的精神動力，解剖他們成功攀登科學高峰的社會環境、科研和工作條件、文化氛圍和物質基礎，進而探求我國地質學學科和事業發展規律，科技人才成長規律，學術傳承和學術傳統的發揚光大，都有重大的啟迪意義。
地質學史專業委員會翟裕生主任在《地質學史論叢·5·》(2009)的序中指出：自1980年地質學史研究會成立以來，地質人物史一直是學史研究的重點，「努力探索人物的學術思想、治學道路的深邃境界，使人物研究更具深入和理性特點」。這是人物史研究的正確方向。這方面已有人物傳記和年譜出版，也有論述重大地質成果和機構建設中先驅者的事跡與貢獻，緬懷和紀念前輩業績；更有一批前輩學者的文集出版，系統地收集了他們的學術著作，部分未刊出的手稿、文獻資料和照片等，使這些人物的人生歷程得以生動地展現，為人物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借人傳事 借傳述史
我國有人物傳記的歷史傳承，《史記》開創了傳記文體，有帝王本紀和各色人等的列傳；但一部二十四史，稱得上與科學技術相關的人物，幾無蹤跡可尋。科學家傳記或科技人才史，在我國還是一門年輕的分支學科。特別是以謹嚴的學術梳理見長，闡發人物學術和治學道路的著作，尚不多見；但是他們的事功、德行、思想、個性，都將為後輩學人展示深刻的人生智慧，引導我們去思考人生目的、意義和價值，鼓舞後人在學術道路上奮發進取，這是值得深入開掘的園地和學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綜觀已有的人物史研究，李四光、黃汲清、丁文江、翁文灝、謝家榮等已有較優秀的研究成果，不僅傳主是中國地質學的奠基人，早期各級地質機構創立者和地質事業的領導者，而且他們投身地質學研究的時代，正是20世紀初中國從封建社會轉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時代；除丁文江外，他們都迎來了新中國，為新中國地質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因此，借人傳事，借傳述史，是人物史研究的主要途徑。
2012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馬勝雲等編著的《李四光和他的時代》一書，以收集到的李四光和其他人物間的書信為史料，是考證李四光生平事跡的准確史實，尤為難得的是其中刊布了諸多名家手跡，彌足珍貴。參以《李四光傳》(陳群等，1984，人民出版社)和《李四光年譜續編1889～1971》(馬勝雲等，2011，地質出版社)等研究資料，為我們的人物史研究樹立了典範。
為此，以李四光研究為例略作申述。李四光年僅16歲在日本留學期間成為同盟會創建會員，22歲(1911年10月)參與武昌起義，任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後任實業司司長)。袁世凱竊奪革命成果後，憤而辭職，24歲赴英國留學，先學采礦，後轉入學習地質學。他以《中國之地質》為題的學位論文，獲伯明翰大學自然科學碩士學位。他在學位論文中寫有如下的字句：「今天，我們要求新一代的黃帝子孫們認識到自己肩負的責任，也許並非為時已晚」。李四光無論是投身革命，還是選擇地質學，都與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和振興中華緊密相連。
李四光開創中國冰川學研究的貢獻，已有諸多文章述及，我們綴拾部分史料，以表述學者的學術思想和學術途徑的由來。李四光本人在《揚子江流域之第四紀冰期》(1933)一文中披露，他研究冰川的興趣萌生於家鄉傳說的巨石——「打牛石」(當地傳為此巨石系天上金牛星下界作亂，天公拋下此巨石，趕走金牛星)，年僅12歲的他對此留下深刻印象。這是片麻岩巨礫，遺留在江漢平原的冰川漂礫。在英國學成之後，他曾赴歐洲考察了阿爾卑斯山的冰川地質。1921年他帶領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生在河北沙河縣沙源嶺和山西大同口泉一帶發現冰川漂礫(帶有擦痕的巨礫)、U形谷地和圓滑的孤丘等，從而確認中國存在第四紀冰川活動。當他把這些材料攜回北京，在中國地質學會第三次年會(1922年)上報告這些發現。在場的瑞典學者安特生(J.G.Andrson 時任農商部顧問)和加拿大籍學者步達生(D.Black)都表示懷疑，甚至斷言第四紀時期中國緯度過低(與阿爾卑斯山相比)，形不成冰川。後來，李四光在《地質工作者在科學戰線上做了些什麼》的演講中，回憶此事時用了「他輕視地置之一笑」記述了那一刻的場景。1931年夏，李四光率北大地質系學生赴江西廬山實習，並先後三次在廬山研究冰川遺跡，從遺留的冰川堆積物和冰川運動痕跡，到地形、地貌，劃分出鄱陽、金井、木樓三個冰期和考證其時代，從而奠基了李四光作為中國第四紀冰川學研究第一人的學術地位。1922年當李四光將《華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遺跡》一文，用英文發表在英國的《地質雜志》(V.59，No1.P14～21)上時，國際地學界對第四紀大冰蓋之說尚存爭議，他在文章中說：「任何為了搞清這個問題的嘗試，都必須在野外進行」。1940年他在華南調查時，再度著有《鄂西川東湘西桂北第四紀冰川現象述要》一文。這些史實表明，作為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在科學問題面前是勇敢而嚴謹的。1941年美國學者戴特拉(轉引自周耀華《廬山第四紀冰川的三次大論爭》，1972，天地縱橫，尹培基主編，地質出版社出版)發表的文章中，確認中國第四紀冰川的存在。1942年9月，李四光在《科學工作的幾個基本問題》一文中說：「干科學工作的人們，第一要有勇氣，要有毅力……僅靠高談闊論，世界上就沒有你立足的地方」。又說：「說而不行，行而不動，用力不準確，都不是科學的精神」(1942，建設研究，8卷第一期)。以上引述的史料，大致勾畫出李四光奠定中國冰川學的學術研究過程。
1958年《中國第四紀研究委員會》成立，李四光為首任主任委員，1959年他已70歲高齡，仍在北京西山模式口、八大處、香山、潭柘寺等處調查冰川遺跡，對三家店東北隆恩寺南的山坡上有冰溜擦痕先後觀察三次。如果以李四光開創的中國冰川學出發，還可進一步梳理地質歷史時期的冰川堆積，如1923年李四光考察三峽地質，識別出最古老的「南沱冰磧層」(新元古界，距今約650～740Ma)，中國冰川研究者的師承關系，直到現代冰川研究，包括冰心的氣候學證據等，轉入到冰川學的學科史研究。因此，因傳述史，不僅反映時代風雲，也是學科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還要從《年譜續編》中引述李四光早年的一首題為《詠鐵錐》的新體詩，發表於1921年11月9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全文如下：「山巍巍，水洄洄，好一個玲瓏世界。再過百萬年，可祗剩得幾堆塵土，幾堆余灰。這是迷。破迷還賴我鐵錐。工作復工作，莫道吃虧，我們今天定要作出一塊紀念碑。還要待誰?!」。地質學中的「迷」，實實在在地存在而且很多，李四光破解中國第四紀冰川之謎，無疑是一塊高聳的科學紀念碑。我們認為，人物史研究應該通過史實、學術記錄(本人或同時代人的學術評價)和多方面史料，還原人物科學攻關的全貌和全過程，從而撰寫前輩的科學作風和學術傳承。
二、史蘊風雲際遇，文傳時代潮流
每個人物都在一定的時代生活，其性格、情感、際遇、行為無不打上時代的烙印；然而作為個體人物，他的學習、工作、生活經歷，特別是科學工作和科技貢獻，則不可能與時代之間都產生一一對應關系。人物研究的魅力在於發現天才人物與其科學貢獻之間的關系。每個時代之中，千變萬化的個人性格、人生際遇各不相同。這種個性，特別是工作經歷和環境成就了人物的獨特性。如果不從研究人物的學歷和工作經歷，包括家庭和社會環境，性格和情感、個人際遇、工作條件，以及對科學問題引發的興趣，探索的方法和途徑，那就很難寫出為什麼作這項研究，以及如何做的。因此，人物史研究必須收集相當系統的資料，篩選與研究主旨相關的史料，並對史料之間的關系進行必要的梳理和有依據的推理分析，將史實合理地形成論證鏈，並在此基礎上作出客觀的評價。作為科技人物史的學術評價，應減少研究者本人的主觀評價，更多地引證同時代同行科學家的評價、學術觀點和成果的引用情況。
如前輩地質學家中的翁文灝，無疑是地質科學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人物，他前後主持中國地質事業達30多年，1926年任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之前有4年為代所長)，1932年創辦清華大學地質系，在地質學科史上首建燕山運動構造旋迴，可以說在地質學領域頗多建樹，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國地質事業史與他有密切的關系。但他1932～1949年步入政界，曾任經濟部長、行政院院長，1951年回歸新中國。他的歷史際遇如此，對他的研究更多是從民國人物角度，傳寫他的人生軌跡。如李學通著《翁文灝》(1996，蘭州大學出版社)和《翁文灝年譜》(2005，山東教育出版社)，潘雲唐著《翁文灝年譜》(1989，《中國科技史料》，10卷4期)，張淑岩著《翁文灝的石油業績》(2006，石油工業出版社)，以及其他回憶紀念文章，對翁文灝的學術經歷及歷史背景做了有價值的表述和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但對他學術貢獻的研究，以及翁文灝作為一個科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在特定的社會環境背景下的宏觀作用及個性研究還比較粗略，數量也不多。在中華民國時代，翁文灝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明顯高於李四光，但在地質學領域無論是個人的建樹，還是對地質科學的貢獻而言，李四光應是世界級的學術大師。這是大時代風雲際會中，個人歷史軌跡不同所致。作為1912年獲國外博士學位的翁文灝，最早的海歸人士，在地質學科技領域的貢獻必然受到限制。
三、求真的心態 慎守的分界
科技人物史研究主要依據史料，許多前輩學者作古多年，或身後蕭條，史料難覓；或僅有後輩親屬、學生等的斷片記憶，有的雖事同而說法不同；或史料輾轉引述，以致失真。這是人物史研究中常見的現象。需要研究者在史料矛盾、錯亂和訛誤中進行鑒別，務求得到傳主和相關人物生平事跡的准確史實。完成從史料到史實，還是研究的第一步。作為學術性人物研究，重點應落在學術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深入剖析和論述其學術成果，從而使史料與學術貢獻掛鉤，真實反映前輩學者學術科研活動的軌跡，關鍵節點和重要的科學資料，反映其學術成果的科學意義所在。以此豐富我國地質學科技發展的歷史資料，弘揚學術傳統。
作為人物史研究或傳記寫作，需要對史料的骨架進行合情合理的構建。與年譜編制不同，對人物所處的時代背景、工作環境、科研項目、地質考察的收獲、國內外同類研究的概況等，都有所理解，進而謹嚴地論學析理，梳理出和敘述好人物的事功德行，學術思想形成和發展過程。研究者選取的人物，特別是深入了解後，往往萌生出對人物的熱愛與尊敬，行文敘事不免帶有濃烈的感情。這方面需要研究者掌握情感的度，客觀冷靜是史學研究者的必要素養之一。同時，評價學術成果和貢獻時，也需要有分寸感。科技人物的學術活動和貢獻，往往延續多年，分別體現在不同時期的學術專著和論文中，切忌將相關材料籠統地歸類，或排列成流水賬。最好能將不同時期的學術成果的前後關聯性吃透和理解，從而闡明學術發展和成熟的過程。
應該說，地質學科技人物史研究有相當的難度，不僅要深入理解專業性很強的學術研究成果，更要深入人物的學術思路探究，作為非同專業的研究者常會彷徨於外，尤難深研人物的人生智慧和作出判斷。人物史研究的學術(學位)論文，要以首尾貫注的文筆析事論理，先要確立論文的框架，細究章節之間的邏輯關系。為了做到敘事有血有肉，達到寫出可感可觸的鮮活人物形象，切忌羅列學術活動和史料，尤應注意運用好史料中的某些細節和生活小事，適當引入相關結構中，體現人物的思想和精神境界，使筆端流瀉出感情，行文才能情趣盎然。
以上是我們在研究人物史和指導研究生學位論文中的一些體會，不當之處，請讀者指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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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馬勝雲，馬越，馬芝.李四光和他的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F. 南遷北守
中國地質博物館
中國地質博物館
1935～1949
1.南北分立
1927年，政府在南京建都，北京改稱北平，北平逐漸失去了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再加上日寇侵略，華北危急。1935年地質調查所在南京珠江路942號（現為700號）建成新樓，陸續南遷，地質礦產陳列館部分標本隨遷，從此，地質礦產陳列館陷入了十餘年顛沛流離的動盪搬遷時期。
1935年，地質調查所遷往南京，留下部分人員、標本和設備在北平豐盛胡同和兵馬司胡同所址，歸屬新組建的地質調查所，稱北平分所，北平分所地質礦產陳列館除新生代化石陳列室尚維持現狀外，其他頗不充實，經迭次整理，於1936年夏由賈蘭坡、李悅言首先恢復古生物及中生代化石、非金屬礦產、金屬礦產及普通岩石四陳列室，並增闢西山地質陳列室及周口店猿人洞陳列室，又將該陳列館北樓（原為新生代研究室之一部）完全改為陳列室，由李悅言等新置變質岩、火成岩、水成岩、中國地層、地質構造、礦物及土壤等七陳列室。布置就緒，於中國地質學會第十三次年會開放。
中國地質博物館
賈蘭坡（1908～2001），字郁生，河北玉田人。於1931年參加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發掘工作。1935年，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發掘。1936年11月下旬接連發現3個比較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對這個世界聞名的早期人類遺址的發掘與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5年建成的地質調查所圖書館，位於南京珠江路
幾十年後，1996年3月18日上午賈蘭坡先生回憶說：「當年曾將周口店的化石裝架，布置成一個『小動物園』，使北京猿人時期的動物群展現在觀眾眼前。」這些骨架，1959～1963年其中部分曾在地質部地質博物館展出，因年久失修，已殘缺不全。後來中國地質博物館曾在地層古生物陳列室內展出周口店哺乳動物化石，北京猿人及山頂洞人頭骨模型、石器、骨針、獸牙飾物等均是當年展品，並保存完好。這一時期北平分所新生代研究室的負責人為楊鍾健，開始原安排李悅言協同賈蘭坡一同調整陳列室，不久，楊先生又另行安排李從事第三紀脊椎動物化石及其地層的研究工作。
地質礦產陳列館原為豐盛胡同3號，後來為了應對動盪時局，易於管理，1937年將前、後門對調，即正門由豐盛胡同3號改在兵馬司甲58號（現為6號），距北平分所正門兵馬司9號（現為15號）近在咫尺。此時陳列館已有15個陳列室，規定每天下午兩點至五點為參觀時間。
1935年，地質陳列館成為中國博物館協會團體會員，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當選為該協會執行委員。
1935年，地質調查所由北平遷往南京，在南京珠江路942號（現為700號）建造新樓，設地質礦產陳列館。
新樓共三層，陳列室占第二、第三層，館周圍有綠色草坪、小橋流水、蒼松翠柏。館陳列面積約1500平方米。因南京陳列館是新樓，設備、規模和陳列內容比北京有很大的提高。陳列館主任由盛莘夫擔任。
中國地質博物館
南京的陳列館經過盛莘夫、邊兆祥等人的整理與布置，於1937年初正式對外開放。共有地質構造、礦物、岩石、礦產、燃料、土壤、地史、植物化石、無脊椎動物化石、脊椎動物化石、北京猿人和史前文化、本所出版物等12個陳列室。陳列的展品大部分是已經研究鑒定並著文發表的標本。各陳列室的櫥架，式樣不同。同一室中也根據標本大小設計不同的櫥架，力求豐富多樣。
2.飽嘗外侵之苦
南京地質陳列館布置不久，1937年抗戰爆發，11月日軍佔領上海，逼近南京，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同南京其他機關一樣，倉促撤退，限期三五天內搬完。剛從國外回來不久的實業部地質調查所代所長黃汲清，動員全體員工於11月16日～18日將圖書館、陳列館、各辦公室、研究室等部門重要物件晝夜趕工裝箱，統一編號。陳列館標本既笨又重，無法顧及全部，只能精選比較標準的標本帶走。陳列館的標本由高振西負責護運目的地是長沙。留下的標本「凶多吉少」是在意料之中。地質調查所總共裝運313箱，陳列館精選的標本編在其中，在南京下關上船，由長江輪船運至武漢，再轉船過洞庭湖，11月下旬運到長沙，一路輾轉碰撞，有些箱子被損壞。到長沙後，地質調查所營造簡易房屋，急需用的箱子被打開，破損的箱子也重新修補。1938年7月，武漢告急，地質調查所只得從長沙搬到重慶，陳列標本隨同其他物品「顛沛流離」，一起擠入四川地質調查所內。未幾，地質調查所在重慶北碚蓋好房子，陳列品才搬到北碚所內安置。
中國地質博物館
盛莘夫（1898～1991），浙江奉化人。早年就讀於浙江慈溪旅日華僑吳錦堂辦的錦堂中等農桑學校預科，該校課本多為日文原版，教員多為留日學生，所以盛的日語說得很好。後到杭州農事講習所求學，畢業後在浙江實業廳地質調查處給留美歸來的地質學家朱庭祜當助手，改習地質，進步很大。1929年在杭州西湖博覽會任地質礦產組主任，積累了陳列展覽的經驗。後又到北京大學地質系進修，師從孫雲鑄。1935年1月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邀他去北平任調查員。同年9月，該所遷往南京，盛莘夫任新建陳列館主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之前，盛莘夫奉命留守在南京珠江路地質調查所。負責看管、疏散來不及或無法運走的動產與不動產。侵入南京的日軍，到處搶掠燒殺。日軍闖進地質調查所內，盛莘夫挺身而出，由於盛日語流利，與日軍應對，聲明該地是學術機關，無軍事人員，避免了更大的房屋財產損失。盛莘夫作為「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逃出了南京，回到重慶地質調查所。
實業部地質調查所1935年遷往南京後，北平地質調查分所由謝家榮任所長。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謝家榮去職南下，由楊鍾健接任所長，不久北平淪陷，楊亦於當年11月南下到大後方長沙、昆明。北平分所內有—新生代研究室，系美國人辦的協和醫院與該所合辦，所以一度免遭日軍騷擾。珍珠港事件後，日美宣戰，在北平的美國僑民被集中管制，其產業全部被接收，新生代研究室亦未倖免。稍晚，偽華北綜合研究所在地質調查所內設華北地質研究所。請曾留日學地質的章鴻釗先生出任所長。但遭到章鴻釗的拒絕。
在這期間，陳列館舍曾被日偽軍搶占，陳列標本幾次搬遷到動物園等處，最後又返回原地，幾經周折，損失嚴重。
「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最早期模型
重慶北碚地質調查所辦公樓
重慶北碚地質調查所辦公樓
抗戰時，內地科學學術機關有不少遷到重慶北碚，使北碚成為國內重要的學術中心。各學術機關」鑒於科學教育之亟待普及，學術研究尤待發揚。「共同發起籌建自然科學博物館。1943年12月，由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氣象研究所、中央地質調查所、工業試驗所、農業實驗所、西部科學院等機關代表組成籌備委員會，翁文灝、盧作孚為正、副主任委員，於1944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開館。館址以北碚原中國西部科學院惠宇大樓為陳列大樓，分工礦、農林、地質、地理、生物及醫葯衛生六館，其中地質館由中央地質調查所設計，標本由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國西部科學院及四川省地質調查所供給，計分礦物岩石、地層古生物、脊椎動物化石及土壤四室：
（1）礦物岩石陳列室
此室分為三部分：
① 礦物岩石標本；
② 礦物岩石及礦產資源圖表：
③ 研究及探勘礦石之方法與儀器說明。
在本室，我國主要礦產如煤、鐵、銅、鉛、鋅以及特種礦產用於外銷者，如鎢、錫、銻、汞等均有標本陳列。岩石分侵入岩、噴出岩、水成岩及變質岩四大類，各以代表標本陳列，表明我國岩石種類。
（2）地層古生物陳列室：
此室分為二部分，地層部分列於陳列室四周，古生物部分則位於陳列室中央。地層部分以地質年代自老到新的地層標本按順序排列，每時代各附最新編制的我國古地理圖及仿繪各地質時代生物再造臆想圖，使參觀者易於了解我國各主要地層的系統以及當時生物生活情形。古生物部分所列標本多為研究古生物及地層的重要化石，大部分是無脊椎動物按生物系統分別排列，其中有保存極佳的三葉蟲、菊石、海百合、海林檎.海星等不可多得的珍品。各標本均附放大圖像及說明，便於觀者了解。
（3）脊椎動物化石陳列室
本陳列室計有三種模型：
① 許氏祿豐龍
② 中國猿人北京種
③ 重慶白堊紀鱉化石。
許氏祿豐龍及中國猿人北京種，為我國當時學術界震驚世界的兩大發現，鱉為四川紅色地層中極為珍稀的化石。
菊石
（4）土壤標本陳列室：
本室陳列品包括標本及圖表兩項，所陳列的中國土壤標本，遍及全國境內，計分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四川盆地、華北平原、華南丘陵山地、西北黃土高原及山地與白山黑水等七區陳列。此外，對於土壤分類及土壤與植物的關系等用標本及圖表說明配合陳列，使參觀者一目瞭然。
3.戰後重建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派高振西到南京後又到北平與王竹泉（1891～1975）、裴文中（1904～1982）等一起接收偽華北地質研究所，接收完後，高返回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任命高平為北平分所所長，仍由賈蘭坡主持地質陳列館的恢復工作終未能對外開放。
1946年夏，中央地質調查所由重慶遷回南京珠江路，由侯德封任地質調查所陳列館主任，主持陳列館的恢復和重建工作。
幾百箱標本從重慶運回南京，到1946年底才運完，其中有一船標本不慎丟失。運回後分別整理，岩石、礦物、礦床標本由程裕淇負責；古脊椎動物化石由楊鍾健、王存義負責；蔡震中負責繪圖。日軍佔領期間，將大樓內的標本胡亂堆放在角落，日軍從其他單位搜羅的書籍等也堆放在樓內。各單位認領後才騰出空間。劉東生等人首先將堆放的標本一件一件搬出來，用毛刷仔細刷掉標本上厚厚的塵土，經多日勞作，把刷干凈的標本重新登記，排列在新的標本櫃中。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逐漸恢復了祿豐龍、普通地質、古生物、地層、礦物、岩石、土壤等陳列室。到新中國成立前夕陳列面積只恢復抗戰前的80%，於1948年10月正式開館。
中國地質博物館
侯德封（1900～1980），字洛村，河北高陽人。192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1928年任地質調查所技士。1937～1945年在四川地質調查所工作，1942年任該所所長。1946年任中央地質調查所技正兼陳列館主任。
G. 以史為鑒 繼往開來——中國地質學會周年點滴回顧
浦慶余
(中國地質科學院)
2012年是中國地質學會成立90周年，有許多往事值得回顧和紀念。作為擔任過中國地質學會下屬的專業委員兼職副秘書長8年，中國地質學會秘書處專職工作14年，返聘7年的學會工作人員，更有許多話要說，為中國地質學會更加符合「由中國地質科學技術工作者自願組成的、依法成立的學術性社會團體」的原則，盡一份責任。特選擇會員、理事會和會章三個問題，作些點滴回顧和粗淺分析，以求教諸會員。
一、一份會員名錄的啟示
1948年2月，中國地質學會刊印了一份會員名錄，編者按語寫道：
本會理事會於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決議：「會員會友未履行其義務兩年者，本會認為自動退會，並在南京中央日報刊登廣告催交會費，至年終尚未交納最近二年以上之會費者即作退會論。如繼續履行義務，當隨時恢復其會籍。」茲本會已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十三日、十四日在南京中央日報通知此項決議；此次會員錄即遵照前項決議編制，因卅六年前未交納會費滿二年致未編入此次新會員錄內之會員會友，一俟補交會費，即隨時恢復其會籍(永久會員當然不在此列)。
當年，執行的是1942年3月20日第十八屆年會通過的《中國地質學會章程》，該章程規定學會宗旨是「以促成地質學及其他地質學有關系學科之進步為宗旨。」規定會費標准會員每年5元，會友每年2元，如一次交納50元者為永久會員，團體會員每年400～600元。
抗戰期間，我國一些院校、研究機關大多遷往西南後方，中國地質學會隨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往重慶。那時雖然生活艱苦，工作條件很差，學術活動卻接連不斷。抗戰勝利後，於1946年院校、研究機構遷回原地，中國地質學會也隨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回南京。那時，有的會員就職單位有變動，有的出國深造或去國他就。在這個背景下，學會理事會於1946年11月作出決議，進行會員重新登記。把交納會費作為重新登記的重要條件。
這份「中國地質學會會員錄」中，公布了重新登記後的會員總數為486人，其中創立會員19人，劉季辰是1922年學會成立後第一批入會的會員，這里誤記為創立會員，創立會員應有26人，重新登記者實際18人。還有8人，有4人已去世，他們是趙汝鈞、丁文江、王紹文和葛利普，其餘4人是李捷、董常、仝步瀛和麥美德，尚未重新登記不知何故。永久會員有357人，通信會員28人，榮譽會員1人，還有會友96人，機關(團體)會員44個。此外已故會員有28人，除了上列4位創始會員外，已故世者中有中國地質事業初創時期的大力支持者張軼歐，在野外地質調查時先後被土匪殺害的趙亞曾、許德祐、陳康和馬以思，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的前身東南大學地學系早期的系主任鄭厚懷和被屈死的中央大學教授朱森等。
重新登記的486名會員中，按從事的學科或專業劃分，地質學412人，地理學46人，土壤學11人，動物學2人，測量學4人，植物學4人，地球物理學5人，考古學1人，人類學1人。也就是說，與地質學相關之學科者有74人，占會員總數的15%強。體現了學科交叉，各相關學科之間的相互交流，也反映了中國地質學會人氣的旺盛，有較強的親和力。
會員中還有少部分外國人。中國地質學會的創始會員就有三位外國人，他們是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美籍古生物學家Grabau A.W.，農商部顧問、中央地質調查所的瑞典籍新生代地質與考古學家Andersson J.G.，燕京女學校地質學教師Miner L.。1922年就有在北洋大學任教的美國地理學家Barbour G.P.，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Berkey C.P.，日本東北大學的古生物學家早板一郎等入會。1948年重新登記時安特生和那林已經回瑞典，巴爾博已回美國，早板一郎在台灣大學任教，德日進已回法國，梭頗已回美國，他們也都重新登記為我國地質學會會員。反映這些曾在中國任職的地質學家對中國的感情，也說明中國地質學會從成立起就是向世界開放的學術團體。
在重新登記的會員中，有已步入政界的翁文灝和朱家驊兩人，翁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朱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刊印名錄時翁已下野，任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南京解放後，1949年7月29日，中國地質學會理事會決定：會員翁文灝、朱家驊兩人被列為戰犯，停止其權利和義務，會員錄上不予列名。不知何故，翁文灝回來後，特別是毛澤東同志肯定其為愛國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後，沒有恢復他的會員權利和義務。
抗戰勝利後，有一批從事地質地理工作的年輕學者和應屆畢業生出國留學，在國內時有的是中國地質學會會員，有的是會友，可能是通訊不便的原因，也可能是別的緣故，除了池際尚、周明鎮、謝覺民、李璞、馬杏垣、楊懷仁外，其他人沒有重新登記。值得稱頌的是新中國成立後，池、周、李、馬、楊和塗光熾、張炳熹等先後回到祖國大陸。謝覺民和楊懷仁是浙江大學史地系畢業的，謝覺民沒有回來，後來成為美國著名人文地理學家、匹茲堡大學終身教授。1980年後與我國地理界經常進行學術交流。
在重新登記的會員中，朱家驊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在解放戰爭後期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翁文灝雖在1948年11月末卸任行政院院長，擔任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他對蔣介石不滿，千方百計要擺脫蔣介石，但由於被列為戰犯，又不敢留在大陸，轉展香港、法國，終於在1951年回到祖國大陸。丁驌和張其昀任浙江大學史地系主任，教人文地理。丁驌因擔任過國民黨重慶黨部書記，張其昀時任國民黨浙江大學區黨部書記，前者去了美國，後者去了台灣。張其昀到台灣後曾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後任「總統府資政」。他後來在研究和整理中國歷史文化方面在台灣有很大影響。
1929年2月14日第六屆年會上通過的會章規定：「國外之地質學者或古生物學者對於中國地質有所合作或有所貢獻者得為本會通訊會員。」之後陸續發展通訊會員。這次重新登記的通訊會員28人。國籍有美國、英國、日本、印度、法國、奧地利和瑞典，其中美國的Broom R.教授正在南非任職。
重新登記的會員中有1948年被遴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翁文灝、李四光、謝家榮、朱家驊、楊鍾健和黃汲清。後來被遴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的有75人，其中2人當時還是會友，被台灣「中央研究院」聘為院士的有3人。
重新登記的機關(團體)會員有44個，除了當時我國三大地質機構：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和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以外，還有資源委員會，四川、台灣、江西、西康、河南、湖南、福建等省的地質調查所，資源委員會所管轄的一些礦業公司、中福兩公司聯合辦事處、一些官民聯辦的礦業公司、國防部測量局、北京大學、北洋大學、交通大學唐山學院、武漢大學、重慶大學和清華大學。
從這份中國地質學會會員名錄，我們可得到一些啟示。
首先，中國地質學會是一個民間學術團體，它的性質是群眾性的，屬非政府組織，所謂自願組成，指的是成立時有發起者，即創始會員，會員自願入會，自動退會，進出自由，要盡義務，交納會費是最基本的要求。現在，中國地質學會號稱有多少萬會員，卻不交納會費，有的退休多年，有的出國很久都沒有聯系，不知誰入會了，誰退會了。所謂的會員是虛位，是「被會員」。誰當理事了，誰當理事長了，就辦個會員證。團體與政黨不一樣，但也得像個樣子，有點規矩才是，須知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其次，中國地質學會在當時有很大的吸引力，從會員結構上體現了以促成地質學及與其他地質學有關系學科之進步為宗旨。中國地理學會成立於1932年，有46位中國地理學會會員參加中國地質學會。竺可楨1922年就加入中國地質學會，他也是中國地理學會創始人，1948年還重新在中國地質學會登記。地理學者中有地貌學者加入中國地質學會，如果是學科接近的話，那麼經濟地理和人文地理學者與地質學的關系就比較遠了，如胡煥庸、張其昀、謝覺民、張印堂、陳正祥、周立三、鍾功甫、薛貽源、洪思齊、嚴重敏等。研究動物學的張春霖、壽振黃，研究人類學的吳定良，研究植物學的胡先驌、侯學煜也都加入中國地質學會。
第三，這份名錄的編排按英文字母次序，不管職務多高、年齡大小和專業，也不論在中國地質學會中的職務如何。只列何時入會，何年成為永久會員，以及當時服務於哪個單位。從這里可以看到凡是中國地質學會會員都是一律平等的。展示在大眾面前的只是會籍、會齡的區別。
1980年初，李春昱曾說1948年由他經手將學會的8000美元請美國友人存在美國的銀行。我1985年到學會工作，在1994年聽說此事，向學會有關人士詢問此事，據時任專職副秘書長的何世沅說，當時請李春昱把詳情寫了下來，隔段時間找不到了，再請李春昱寫了詳情，李很不高興，但還是寫了。何世沅說，這張紙也找不到了，那時李春昱已去世。我問過程裕淇，他說聽李說過，程裕淇還記得那個美國人是位女士，他還記得她的名字，他把這位美國友人的名字寫了下來。後來，新任專職副秘書長王弭力把南京會所和美國存款的事認真辦了，南京會所要回來了，存款一事沒有確切信息，沒有辦成。1948年學會哪有這么多錢，有可能是至少一部分是會員重新登記時交的會費。
二、一份歷屆學會領導機構名錄的思考
我根據歷屆理事會名單，整理了一份中國地質學會從成立至今歷屆理事會職員名單。從這份名錄並結合中國地質學會的實際工作情況，可以得知中國地質學會治理結構的變化，從中能夠獲得學會工作的一些認識和體會，以及今後如何改革的啟示。
從1922年中國地質學會成立到1952年，共27屆理事會的任期基本為1年，至多跨2個年度。理事人數從數人到十數人，第八屆及以前設副理事長2人，第九屆至第三十一屆不設副理事長，第二十一屆至第二十六屆，增設監事會。理事會有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書記)和會計等分工。也就是說，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評議會)是名正言順地在理事。理事長，一般不連任。這是比較合理而又高效的學會治理結構。
從第二十九屆(1954～1956)理事會開始，理事會任期延長至4～6年，第三十一屆理事會(1962～1979)因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從這年開始到1971年，被作為「裴多菲」俱樂部受到沖擊。至1972年因對外關系需要，恢復以中國地質學會名義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活動。理事人數急增，如第三十一屆44人，從第三十二屆到目前的第四十屆，增至100多人，這一時期從第二十七屆(1951)至1971年李四光逝世，他連任了6屆的理事長，長達20年。這對於學術團體來說，是不正常的狀態，與民間學術團體的治理結構出入較大。這一時期取消了理事會的會計，由掛靠單位的會計代行會計工作。鑒於不收會費，經費由掛靠單位和中國科協支持，經費賬目也不必向會員公布。這一時期，開始(1950、1951)因秘書長孫雲鑄工作在北京大學地質系，該系學生游振東和何錫麟協助秘書長工作。1952年開始設專職職員。第三十一屆理事會開始設專職編輯組成《地質學報》和《地質論評》編輯部。也就是說學會有了辦事機構，理事會開始擺脫辦理學會之事。
中國地質學會歷屆理事會職員名單表
續表
續表
從第一屆至第三十屆理事會的理事長和秘書長都由地質學家擔任，第二十八屆至第三十一屆理事長李四光雖是政府的地質部長，但他還是一位著名的地質學家。第三十一屆的秘書長朱效成雖是司局級行政幹部，但他在他們這個層次的行政幹部中，學習地質學的成效是比較好的，基本上是一位懂得地質學的管理幹部。從第三十四屆(1988～1993)理事會開始理事長就開始由掛靠單位地質部、地質礦產部至國土資源部的部長或副部長擔任，開始先後任理事長的幾位部長和副部長雖然是學地質，從事過地質工作，但是以他們在地質科學上的成就和學識，是當不了理事長的，是部長的身份才當得了理事長。從理事長人選的變化，可以看到中國地質學會的治理結構已偏離了群眾性學術團體的性質。常務理事會例會的舉行也與國家行政機關的部長辦公會議同一模式，有人戲稱「將地礦部部長辦公會議搬到地質學會來了。」有段時間，為了減少層次，因繁就簡，將常務理事會議與秘書長會議合並召開，名為常務理事擴大會議，後來也被一位擔任常務副理事長的地礦部副部長否掉了，說常務理事與副秘書長是兩個層次的，不能一起開會，以後就變更為常務理事會決定，秘書長會議落實工作。在行政部門看來理事長、副理事長與常務理事基本上是部級，副部級和司局級幹部，副秘書長基本是處級幹部，只有前者可作決定，後者的任務是將決定落實到實處。在一起開會覺得不成體統。這又是將國家機關的行政級別帶到學術團體。
學術團體的會長(理事長)應由著名科學家擔任，如果他既是著名的科學家，又是社會活動家則更佳，這是國際慣例。1979年以後，全國性學會迅速增加，且有部門分割的趨勢，這是利益所向。這既有積極意義，也隱藏有弊端。而且有不少學會由本部門的行政領導，如國務院有關部、委、局的首長擔任會長。1980年後期，國務院明文規定，行政領導不得擔任學會、協會和研究會的領導職務，這是正確的。但是留下一條尾巴，說若的確需要，應報國務院批准。實際上這項規定是對已經擔任學會、協會領導職務的行政領導的一種限制，而不是為了擴大。中國地質學會第三十二屆(1979～1983)、第三十三屆(1983～1988)理事長先後由黃汲清和程裕淇擔任，以前幾屆的理事長李四光雖是地質部部長，但他畢竟還是著名地質學家。以後換屆除黃汲清和程裕淇外，不是沒有合適的著名地質學家。再說，李四光擔任理事長時，地質部黨組書記、副部長何長工在學會並無職務，只是先後由具有地質背景的副部長宋應和學部委員、副部長許傑擔任學會常務理事；黃汲清擔任理事長時，地質部黨組書記、部長孫大光也未在學會擔任職務，只有副部長鄒家尤出任18位副理事長中的一位副理事長。程裕淇擔任理事長的階段，夏國治副部長擔任副理事長(當時有9位副理事長)。1988年以後的6任理事長都是地礦部或國土資源部的部長或副部長擔任理事長，而且有的並無學習或從事地質工作的背景，由於部長又是部里的黨組書記，工作很忙，還要有一位副部長或副部級幹部擔任常務副理事長。這樣做，名義上是加強領導，實際上是學術團體治理結構和管理模式的倒退；名義上是爭取部里的支持，實際上是一種簡單的理解；說是經過國務院審批，實際上你報上去了，能不批嗎?理由總是可以找到的。
三、幾份會章的回顧
中國地質學會章程是中國地質學會性質、宗旨、任務、行為規范的約定，是在憲法所規定的范圍內進行活動的指導和自我約束，可以說是學會的根本大法。中國地質學會章程從1922年成立起到現在經過十多次的修改。
中國地質學會的名稱是1922年章程的第一條就寫明了的，已經有90年的歷史。學會的宗旨1922年章程規定為「促成地質學及其關系學科之進步」。這一宗旨的敘述既簡潔又明了，這一記述在1929年、1931年、1935年、1942年的幾個章程和簡章中一直沿用。而1954年2月的章程卻修改為「團結全國地質工作者從事學術研究，交流學術技術經驗，謀地質知識之提高與應用，在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為經濟建設服務」。其實學會不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機構，至於「在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為經濟建設服務」是政治任務。1953年，毛澤東在《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一文中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期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1954年的會章規定的宗旨是根據這種精神修改的。
1950年8月26日的理事會會議贊成謝家榮的提議，取消永久會員，這樣就在沒有經過會員代表大會票決的情況下剝奪了已交50元大洋的永久會員並得到學會承諾的權利。
1957年的會章對學會宗旨修改為：「團結全國地質工作者，從事學術研究，交流科學技術經驗，開展學術討論，努力使我國地質科學迅速達到世界水平，更好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建設服務」。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毛澤東在開幕中提出「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並從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1956年提出向科學進軍，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這次修改會章，對學會宗旨的表述是根據這些原則而進行的。
再一次修改會章是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之後，1978年3月18～31日，舉行全國科學大會，當時重提四個現代化和出成果出人才。1979年的會章總則包括第一條表明中國地質學會的性質是學術性群眾團體，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組成部分；第二條表明中國地質學會的任務是「根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新時期總任務的要求，團結廣大地質科學技術工作者，積極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普及科學技術知識，為地質戰線出成果、出人才，為地質科學技術迅速達到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在21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四個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作出貢獻」；第三條是認真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充分發揚學術民主，提倡各種學術觀點和學派之間自由討論，通過實踐，發現真理和檢驗經驗。顯然這條是總結「文革」及以前的經驗教訓，全國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討論的背景下，寫進會章的。1983年會章只作文字修改，內容與1979年會章基本相同。
1988年會章與1979年和1983年會章除了增加培育、推薦人才和改革的內容外，其他基本相同，這是因為此時中國地質學會設立了青年地質科技獎，中國科協設立了青年科技獎，學會和全國地質部門的改革正在進行中。
1993年第七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制定的會章，第二條明確為宗旨，是這樣陳述的：「本會宗旨是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倡導獻身、求實、創新、協作的精神和優良作風，團結廣大地質科技工作者，促進地質科學技術的繁榮和發展，促進地質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為我國地質事業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這是由於中國科協提出了「獻身、求實、創新、協作」的科協精神，科學技術領域的改革提出了兩個促進。此前，1991年民政部頒布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國科協於1992年制定了新的全國性學會組織通則，是按照《條例》和《通則》的要求，總則應概括為三個內容，一為本會性質，二為宗旨，三為任務，進行修改的。
1997年會章與1993年會章基本相同，只是第一條本會性質，增加了中國地質學會「是發展地質科學的社會力量」「代表中國地質界參加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及其下屬組織」。這樣，就明確了中國地質學會在發展科學中的社會地位，對自己的職責作了限定。實際上，中國地質學會從來就是代表中國地質界參加國際地科聯的活動，只是因為在北京舉辦第30屆地質大會非常成功，擴大了我國的國際影響，這里作了進一步明確。第二條宗旨增寫了「促進地質科學技術人才的成長和提高」放在1993年會章的兩個促進之間。這里的「成長」主要指的是青年地質人才，「提高」主要指的促進成為兩院院士和中國地質學家走向世界，如擔任國際學術組織的有關職務，承擔國際合作研究項目，在國際學術會議上作大會主題報告和主持人，等等。
2000年的會章是根據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國務院頒布的修訂後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重新登記時，根據民政部提供的《社會團體章程示範文》修訂的，總則增加了中國地質學會的英文名稱，增添了「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遵守社會道德風范」的內容，明確了「民主辦會」的原則。將原會章中的「任務」作為「第二章」業務范圍載明。整個會章的章、條均按《範本》重新調整。特別是載明「本會接受業務主管單位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和社團登記管理機關民政部以及掛靠部門國土資源部的業務指導和監督管理」，即認了三個上級管理單位。
2006年會章按1997年和2000年會章中總則第三條宗旨的四個促進，增加了第五個促進「促進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歷年會章的變化，除了上述原則、宗旨以外，還有不少其他方面的變化，例如「任務」或「業務范圍」也是從無到有，從少到多，1922年只說有一種刊物，名為《中國地質學會會志》，1929年會章有「本會得設獎章或獎金，以獎勵地質學之有貢獻者」，1942年會章增寫了出版物有西文會志和中文地質論評。1954年會章專設一章「學術活動」另一章「刊物」，1957年會章增加了「協助有關部門解決科學技術問題」。1979年會章專列「主要任務」一章列舉了7項，1983年會章的「任務」一章，根據新情況進行調整仍為7項。以後幾次修改會章大體都是這樣改動。又如，關於會員，歷年也有變化。
一個國家有三部分的組織，一是政府，它具有管理國家的行政職能，由選民選舉產生，是為選民服務的公務機關；二為企業，它以贏利為目的，同時為公民生產和提供生產和生活物質。政府維護公民的權利，企業有自己的私利。中間就有一批非政府、非贏利的組織。學術團體是第三種組織中的一分子。它從政府「批發」服務，廉價或無價提供給公民。作為學術性團體，有別於政府部門的科研機構，也有別於企業的研發部門。它的業務范圍是很明確的。早期的中國地質學會會章規定的「以促進地質學及其關系學科之進步為宗旨」既明確又簡潔，也好記。後來的會章幾經修改，增加了許多，實際上是這一宗旨的細化，或具體化，為什麼「促進」原來是兩個，後來增加到三個、四個和五個促進，越是具體，越是不全面，要不斷補充。而且由此具體化反倒不確切。例如，1957年會章中說要「從事學術研究」，這應是科研機構和高等學校的任務。1983年會章中提出積極開展咨詢服務活動，實際上學會在咨詢服務上不具優勢，至於把「遵守憲法、遵守社會道德風尚，在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指導下開展活動。」作為宗旨寫進會章沒有必要，一是這種要求是每個個人、政府機關、群眾團體和企業甚至政黨都應做到的起碼的要求，只要是公民、法人，都應如此；二是這個要求是義務、是責任、是共識、是常理，不是屬於宗旨的范疇。
會章要簡單明了，要有個性，既要有規范，也要有靈活性；既要便於記憶，又要有可操作性。制定一個好的會章不是件容易的事，值得好好研究。
以上對一份會員名錄、一份歷屆理事會主要領導名單和歷屆中國地質學會會章，進行了回顧和思考，是很膚淺的，可能存在錯誤。但其目的是為了中國地質學會能夠真正成為中國地質科技工作者的家，找准位置，成為真正的符合非政府組織特點的學術性社會團體。在政府、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之間，起到補充和協調的作用。
H. 葉良輔：我國地貌學的一代宗師
浦慶余
(中國地質科學院)
地質學界的老人都知道葉良輔是我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代地質學家，袁復禮是我國地貌學的一代宗師，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葉良輔也是我國地貌學的一代宗師。為什麼呢，私以為葉良輔長期患肺病，又長期在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他培養的地貌學研究生又大多任職於地理界。一位地質學者任職於地理界，往往非但不被地質界而且也不被地理界重視，而橫跨學科的人才卻是最難得的人才。
一、葉良輔的生平概要
葉良輔(1894～1949)，字左之，祖籍浙江杭縣，出生在杭州，從杭州鹽務小學畢業後，考入上海南洋中學。在讀中學期間，深為在該校任教的丁文江器重。丁文江於1913年受聘為工商部礦政司僉事、地質科科長，創辦地質研究所，專事培養地質人才，葉良輔即考進地質研究所學習。三年後，葉良輔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入工商部地質調查所，任調查員。他在畢業時撰寫的《北京西山地質志》於1920年出版。同年1月被派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質系進修，除了學習地質方面的課程外，還隨D.W.Johnson教授學習地形學。1922年獲理學碩士學位，並於當年7月回國，仍在地質調查所工作。其間曾一度兼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1927年至1928年任中山大學地質系主任和教授，並受同學朱庭祜之邀，共同創建兩廣地質調查所。1928～1937年受聘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員。李四光有病時和去北京大學講課時，由葉代理所長職務。後因工作勞累、生活艱苦，葉良輔在1936年患了肺病，不得已在杭州家中養病。
1937年夏，抗戰爆發，淞滬淪陷，葉良輔舉家避居諸暨鄉下，1938年初應聘擔任浙江大學史地系地質學教授。於當年4月攜眷隨校西遷，先至江西泰和，再至廣西宜山，最後抵達貴州遵義，沿途飽受風霜，備受艱難，以致病又加劇，但他一直帶病工作。1943年暑期後，史地系主任張其盷赴美講學，校長竺可楨改聘葉良輔為史地系主任，並負責史地研究所工作。葉良輔一般主持系務會議和所務會議，研究處理重大問題，而將歷史和地理方面的具體系務工作分別交給李潔非和嚴德一幫助辦理。1945年張其盷返校後，葉良輔才得以卸去重擔。抗戰勝利後，1946年暑期，浙江大學遷回杭州，葉隨校東返。按學校規定，回杭州後休假一年，但葉良輔的研究工作卻一直沒有間斷。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不久受聘為浙江大學地理系主任，羸弱之體承受不了繁忙勞累的工作和學習，終因大病，於1949年8月17日下午2時溘然長逝，享年56歲。
二、葉良輔在地貌學方面的成就
講葉良輔在地質學上的成就，就會想到我國首部區域地質著作《北京西山地質志》和《揚子江流域巫山以下之地質構造及地文史》，以及他在火成岩方面的成就。對他在地貌學方面的成就，幾乎無人提及，或只是一般性地提及，著墨不多。
《北京西山地質志》分五章，引言，第一章地層系統，第二章火成岩，第三章構造地質，第四章地文，第五章經濟地質，附錄石景山附近永定河遷流辯。有將近1/5的篇幅論述地文發育，這在區域地質著作中是少見的。北京西山的地文期，葉良輔多參照維理士和安得生的研究。與謝家榮合著之《揚子江流域巫山以下之地質構造及地文史》主要講的是地文史，實際上是一篇長江中下游古地理發展史和地貌發育史的論文。還有與喻德淵合著的《山東海岸變遷之初步觀察及青島一帶火成岩之研究》等。編著《瀚海盆地》一書。葉良輔在河流地貌、海岸地貌、乾燥區地貌，以及新生代古氣候方面都有較高的造詣。
葉良輔為研究生編寫的《地形研究指要》是他研究地形的方法論總結，也是一篇地形研究法的簡論。他在引言中說：「地形研究，除基本學識之外，有兩個必要的條件：一、頭腦清楚，思慮周密；二、身體強健。更有附帶條件：地形測量准確，地圖精良。在決定地形之因素一節指出決定地形的基本因素有三：①內外營力及其作用；②岩石性質；③地質構造。在成因的地形態一節，將地形分為建設性和破壞性兩類，又可概括為侵蝕類和沉積類。在地形發育階段與侵蝕輪回一節，闡述了平衡剖面、準平原、泛平原的概念，介紹了台維斯的河成侵蝕輪回、風成侵蝕輪回、海成侵蝕輪回和冰成侵蝕輪回等。在地文史一節闡述了地文史可分為單式地形和區域地形變遷史，『地文史之重心』，在於地形史實之繼承程序每期之史實，現在確有地形現象為之證明者。按地形現象，為地質歷史最近之一幕，故地文史與地質史應有互相重復之處，或畛域固難分清。」還指出「地文史與古地理學又有重復」。還意味深長地說：「區域地形之變遷，非始於內營力之消長，如造山陸諸運動，岩漿侵入噴出之類。即基於外營力之變換，如河流作用之繼以冰川作用，冰川作用之繼以海蝕作用等是也，變遷之時代，地形學者可以不問，而變遷之先後，不能不顧。兼長地質史者，序述地文，不妨涉及地質史，以收引證之效，但莫忘以地形為目標。專攻地形學者，亦不能完全脫離地質史而獨立」。這里，他論述了地形學與地質學的關系，地質學者和地理學者研究地文可能根據各自的專長有所側重，但都要注意地質學與地理學的結合。這是很有見地的，意味深長的。對後學有著刻骨銘心的教益。在准平面之比較一節中，以美國東部新英格蘭高地的准平面研究歷史為例，說明准平面的先後與交接問題。以此推知相隔千里不同區域准平面的對比，必須審慎。在河成梯階地之比較一節，分別指出沖積階(含純由沖積物組成和有薄層沖積物覆蓋的岩階)和岩階的地文意義，對稱的和不對稱的沖積階的成因，地殼運動和河流水量增減在沖積階形成中的作用，要區別對待。還指出河成階地的區域對比要小心謹慎。最後，在地文區一節，將地文區定義為：「地質構造、自然作用與發育階段，三者相同之區域。其主要地形現象，必是一致之狀態。質言之，亦即地文發育史相同之區域也。是為地文區，亦稱自然區。」他還以美國地文區劃分為例，說明不同級別地文區的劃分原則。而「地形過於錯綜復雜，不易集合成區者，則以土壤氣候地形及地質構造合而觀之，以求其共同之特點可也。」他轉而述說：「我國幅員遼闊，地形復雜，故於地文區之分析，頗有研究餘地。」接著他列舉翁文灝著述礦產地質志，先敘述全國地形區，張其盷編述本國地理，亦先分全國為若乾地形區，克雷曼編著中國地理基礎，梭頗編著中國土壤，均涉及中國地形區。「最近黃秉維編著高中本國地理亦按自然區敘述一切，參考不謂不周。然對於區域地形之材料，略嫌缺乏。」葉良輔此文發表於1940年，而李四光的《中國地質學》英文原著於1939年在英國倫敦出版，當時葉是不可能見到的。李四光在這部著作中也是以中國自然(地形)區為開篇的。葉良輔在文末指出：「總之中國地形之可以分區毋論矣。蒙新高原、康藏高原、雲貴高原、四川盆地、江河平原、皆是犖犖卓著也。但各區之詳情如何，地文史如何，其他各地以如何分區為最合理，則處處有困難，有問題。據黃先生參考所及，關於邊疆區域之地文材料反優於本部各省，而國人對於本部之地質工作實多於邊疆區之工作，此中參差，必是工作時之目標不同有以致之。試查地質報告，往往有地形一章敘述山河形勢，但於山河與地質構造之關系，有詳明之敘述者，則甚鮮。故吾輩以後欲於地形學有所貢獻，當知如何致力也。」
這就是葉良輔下決心培養20名中國地形學者的原動力。
葉良輔還有《科學方法之研討》和《科學方法與地學研究》諸文，當另行介紹。
三、培養我國一代地貌學家
葉良輔從1938年起就一直在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浙大史地系由竺可楨首創，以歷史與地理合一系，在國內謹有。系主任張其盷是人文地理學家，對中國古代文化情有獨鍾。葉良輔作為一位地質學家在史地系任教，實屬不易，他曾開設普通地質學、歷史地質學、經濟地質學和構造地質學等地質課程，還開設自然地理學，自然地理的教授較為稀缺，地形學是介於地質學與地理學之間的學問。葉良輔留美時除學習地質學以外，還隨美國著名地形學家D.W.Johnson學習地形學，打下了這方面的基礎。葉良輔還是浙江大學研究院史地學部的地形學組首席導師，精心培養了一批青年學者，成為新中國成立後地貌學的骨幹力量，並開拓了地貌學的若干新領域，他們又培養了大量新一代的中國地貌學家。
1938年以前，我國地貌研究大多在地質調查時，由地質工作者附帶進行，編寫地質報告時列為地文期一節，而且是很不起眼的一節，或作為新生代地層的一部分——更新統也是一筆帶過而已。這些論述是零碎的、片段的，顯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但是對區域地貌發育很少作全面的揭示。然而，區域地貌發育的研究這一現代地貌學的重要方面，當時在國外已經開展，涌現了不少著名的地貌學家，例如，葉良輔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時曾隨D.W.Johnson教授學習地貌學，D.W.Johnson 教授是著名的地貌學大師Davse 教授的學生，他自己也是著名地貌學家，更專長海岸地貌。而我國當時還沒有一位專門從事地貌學研究的人員，葉良輔在浙江大學史地系擔任教授，不時有一些部門聘他高就，都被婉辭。他常說：我國地質學界現在已經人才輩出，沒有他的服務，地質學的進步不會受到重大的影響，但我國地理學正急需進步，因人才較少，他在這方面的教育工作對國家或許會有更大的貢獻。他有多麼敏銳的洞察力，有甘為人梯為我國地理學的發展作貢獻的精神。葉良輔曾對他的弟子說，他計劃培養20名左右的中國地貌學家，以推動中國地貌學的發展。
葉良輔培養地貌學研究人才的辦法是招收研究生，進行一對一的指導。給高年級學生和研究生開高等地貌學課並開專題講座，如「地形研究指要」、「科學方法與地學研究」、「中國瀚海盆地」、「美國阿帕拉契亞山」等。這些講座貫穿地質史、地文史，從內動力構造變化到外動力流水和風沙等地貌過程，全面地加以分析和總結，還傳播了科學方法、科學思想和科學理念，使學子終生受用。
葉良輔在浙江大學任教從1938年至1949年，在11年時間里培養了地貌學研究生9人，他們是嚴欽尚、丁錫祉、沈玉昌、楊懷仁、施雅風、蔡仲瑞、陳述彭、陳吉余和李治孝。他們研究論文都是由葉良輔根據當時的條件，學生情況與本人商量而定。葉良輔特別重視學生的野外調查能力的培養和室內分析能力的訓練，對論文認真審讀，後發式地進行指導，反復修改。這批20世紀40年代畢業的研究生大多在地理界服務。新中國成立後成為地理界的後起之秀，研究中國地貌學的骨幹。
嚴欽尚是葉良輔培養的第一位地貌學研究生，畢業後在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時，隨地理系並入華東師范大學，後一度調同濟大學海洋地質系任教。他是華東師范地理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第四紀沉積學。
丁錫祉為中國科學院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曾在東北師范大學地理系任教授。他在區域地貌、冰緣地貌方面有很深造詣。
沈玉昌是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地貌研究室主任，長期致力於河流地貌學研究。如果他不是過早逝世，或許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的合適人選。
楊懷仁是南京大學地理系教授，地貌學和第四紀地質學教研室主任。新中國成立後，響應黨和政府號召，毅然從英國回來，在南京大學創建我國第一個地貌學專業，從1954年開始至今已培養地貌學與第四紀地質本科生600多名，碩士生和博士生20多名。他在地貌學和第四紀地質學領域做了不少開拓性的研究，如第四紀氣候變化，海平面變化，第四紀冰川與冰緣地貌、構造地貌等。
陳述彭是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在地貌區劃和地貌制圖、遙感、地理信息系統等方面做了許多開創性工作，有很深造詣。他參與創建了中國科學院遙感研究所。
施雅風是中國科學院寒區和旱區地理研究所和南京湖泊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是中國現代冰川調查和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由他主持建立了中國科學院冰川與凍土研究所，該所後與中國科學院沙漠研究所合並為寒區和旱區研究所，他任名譽所長。
陳吉余為華東師范大學地理系教授、河口與海岸研究所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曾在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隨地理系調入華東師大。他開創了我國河口與海岸動力地貌研究的新領域，為海港建設和灘塗利用及開發作出了貢獻。
蔡仲瑞為原水電部水電總局總工程師，是水利水電工程地質工作的開拓者之一，主持編制了我國第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水電工程地質勘察規程，與谷德振共同組織工程地質人員，根據水電單位提供的120項工程的總結資料(到現場查勘30項)，總結出版了《水利水電工程地質》一書。
李治孝是原浙江省地質礦產廳教授級工程師，新中國成立後，曾參與負責籌建浙江大學地質系，一度擔任副系主任。他在浙江地質礦產的調查、研究和應用，地質教育方面，均卓有成績。
此外，葉良輔在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任主任兼代所長時，曾對丁驌從事地貌研究給以鼓勵和掖助，丁驌後來在地貌學上的成就一部分實出於葉良輔之賜。其他如地理學家趙松喬、謝覺民、楊利普和海洋學家毛漢禮等，也都在浙大史地系就讀時，得到過葉良輔的指導。
葉良輔生前曾對他的學生說過：「我們教導的諸位，是否成功，要看諸位畢業之後，做人做事的成績如何。諸位的成績遠在若干年後，才可明白，所以我們是否成功，亦須等到若干年後，才見分曉。」我們可以告慰他的是，他的學生真的在若干年後個個作出了驕人的成績，他學生的學生也作出了可圈可點的成績。葉良輔不愧是中國地貌學的一代宗師，為中國地理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四、幾點說明
1)有人在闡述丁文江、翁文灝與李四光的友誼時，舉例說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剛成立時，缺少高級研究人員，翁文灝將葉良輔與李捷從中央地質調查所調動到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這件事有些出入，中研院地質所成立於1928年1月，李四光和翁文灝都是籌備委員，李四光兼任所長。李捷當時在周口店主持發掘，將李捷調給中研院地質所，發掘工作交給了賈蘭坡主持。然而，葉良輔1927年已離開地質調查所，1927～1928年擔任中山大學地質系主任兼教授，並受同學朱庭祜之邀籌建兩廣地質調查所，1928年，中研院地質所成立後，才調任該所研究員。所以，葉良輔在中研院地質所任職，不能說是翁文灝支持李四光。
2)葉良輔的學生、在天津做中學教師的張穎秋回憶葉師時寫道：「葉師有學識，有能力，具有剛直不阿的性格，這在舊社會里常會遭到人們的嫉妒和受壓制。據說他曾因一句什麼話得罪過翁文灝，以致後來處處受刁難，永無出頭之日。」我們推想，葉良輔離開地質調查所，去中山大學地質系任職，是否是這個原因，或是原因之一，尚待有更可靠的資料才能弄清。可是，當時中山大學的校長是朱家驊，朱與翁是好友，而葉去中大是任教授兼系主任，後來在中研院地質所任研究員，李四光離所時代行所長職務。也就是說朱家驊和李四光是看重葉良輔，在浙大史地系，系主任張其盷赴美深造時，竺可楨校長任命葉良輔為史地系系主任，可見在浙大他也是受到重視的。新中國成立後，他還受聘為浙大地理系主任。因此，張穎秋所說得罪了翁文灝，以致後來處處受刁難，永無出頭之日，是張長期在天津的中學任教，對地質地理界的情況不熟悉的緣故。
3)本文的寫作參考了我的老師南京大學地理系教授楊懷仁為他的老師逝世40周年主編的《葉良輔與中國地貌學》。由於這本書出版較早，又是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的書，印數又少，地質界讀到的人不多。而地質界撰寫葉良輔生平的文章在葉對中國地貌學的貢獻又了解不多，筆墨較少。因此，我不揣冒昧，除了參閱該書外，將我所知葉的學生的情況補充進去，說明中國地貌學的主要力量在地理界，以使讀者了解葉良輔確是中國地貌學的一代宗師。
I. 李四光的個人事跡(短一點的)
李四光的個人事跡：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在湖北出生，字仲拱，1910年7月畢業於日本大阪高等工業學校，1911年，出任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長。
1928年1月，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5月，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1951年4月，當選為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1952年9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部長。
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8年9月，任中國科協主席，1969年4月，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70年8月，任國務院科教組組長。
李四光創立了地質力學，並為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早年對蜓科化石及其地層分層意義有精湛的研究。
提出了中國東部第四紀冰川的存在，建立了新的邊緣學科地質力學和構造體系概念，建立了構造體系的概念，創建了地質力學學派。
提出新華夏構造體系三個沉降帶有廣闊找油遠景的認識，開創了活動構造研究與地應力觀測相結合的預報地震途徑，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歲。
(9)地質大學黃灝然擴展閱讀：
1949年秋，在海外已經取得博士學位的李四光沖破重重阻力，滿懷著惟圖國強、不謀己榮的愛國情懷，攜夫人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對於這樣的選擇，身邊的好多朋友感到不解，面對質疑，李四光堅定地回答我是炎黃子孫，理所當然地要把我所學的全部知識奉獻給我親愛的祖國。
現在，我的祖國和人民還在貧困中掙扎，我應當回去，用我所學到的本領去改變祖國的面貌。李四光歸國之時正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百廢待興。
以李四光為首的地質學家們預見到，隨著國家經濟建設的大規模興起，我國地質科學也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培養相關人才的任務迫在眉睫。
1951年8月，由中國長春地質專科學校、山東大學地質礦產學系、東北工學院地質學系和物理學系合並組成的東北地質學院正式成立。
時任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李四光兼任校長，在學校籌備期間，李四光數次往返於北京和長春，親自參與籌建工作。從此，地學在吉林這片土地上扎了根。
J. 溫馨的回憶 永恆的緬懷——紀念黃汲清院士誕辰周年及逝世周年
潘雲唐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卓越的地質科學大師黃汲清院士離開我們已整整15年了，但他的偉業豐功，永垂科學史冊，他的音容笑貌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汲清先生出身在一個世代書香的小地主家庭。少幼聰穎好學，成績名列前茅。而且，他思想先進，能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他在成都四川省立聯合中學、天津北洋大學預科和北京大學地質系讀書時，都積極參加了學生愛國進步活動。他在學習上極其刻苦努力。在天津和北京的7年大學生活中，他從未回過一次家，一方面由於他家遠在四川，當時交通條件差，另一方面，他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學習中去。
黃汲清在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習期間，成績特別優異，1927年，他上三年級時即在《中國地質學會志》(英文刊)上發表了《北京西山寒武奧陶紀層》一文，被授予「優秀論文獎金」(140塊大洋)。1928年，他畢業前夕，與同班同學隨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去熱河省北票等地調查地質，他野外記錄簿文圖俱佳，顯露基本功的絕活，深得翁的青睞。同年夏，他畢業後即考入農礦部地質調查所(當年夏，國民革命軍北伐攻佔北平後，該所歸南京國民政府農礦部管轄)。翁文灝竟安排他這樣一位還沒轉正的「練習生」在他的大辦公室里與他的秘書並排辦公。這簡直是破天荒的禮遇。說明翁真是相中黃汲清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伯樂」他實在是當得太好了。黃汲清入地質調查所一兩年間調查了東北煤田地質，特別是隨丁文江從事了西南地質大調查，又在兩年內撰寫出版了6部關於古生物學、地層學、區域地質學的專著。他初出茅廬，鋒芒畢露、業績輝煌，深為丁文江、翁文灝所青睞和器重，並物色為接班人。1931年5月，翁文顥去南京出席中國地質學會第8屆年會，特意帶上黃汲清去經風雨、見世面。1932年翁又授意並推薦他去瑞士留學。1933年，丁文江去美國出席第16屆國際地質學大會後到歐洲游歷，特別在日內瓦約見黃汲清，告訴他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二疊紀古生物地層學權威查爾斯·舒克特在16屆國際地質學大會上講述世界二疊系地層對比時，採用了黃的中國二疊系劃分方案，使他也感到很光彩。臨別時，丁更是語重心長地對黃說：「你還年輕，前程無量，我們對你的希望無窮，我的這架布朗屯羅盤，用了幾十年，已經舊了，送給你作紀念吧!」令黃十分感動。
黃汲清1935年在瑞士濃霞台大學獲地質學博士，又游學歐美列國，於1936年1月滿載收獲和榮譽回到祖國，才知丁文江先生於月初病逝於長沙，不禁失聲痛哭。他向當時任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的翁文灝匯報情況後，翁滿心歡喜，當年即任命他為該所地質主任，一兩年內就晉升為副所長、代所長、所長。翁1937年3月22日致胡適的信上說：「適之我兄……地質所事交黃汲清君代理，此即在君(即丁文江)與弟共同選定為繼任所長者」道出了個中底細。當時翁文灝身邊能人如雲，不但有黃汲清在北大地質系的三四十歲的老學長，更有農商部地質研究所畢業的40多歲的「元老」，而翁卻按照與丁久已內定的方案，逐步交班給剛留學回國，才三十二三歲年齡的黃汲清，這一驚人之舉自然使整個地質界同仁衷心仰慕黃的天才，當然也許免不了有少數人忌妒。然而丁文江、翁文灝任人唯賢、不搞論資排輩、大膽提拔青年精銳的舉措被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是無比英明的。
黃汲清沒有辜負恩師的信任、器重和全體同仁的期望，他尊老愛幼，上下一心，把地質調查所辦得欣欣向榮，成為中國地質科學事業傑出的第二代領導人。後來，他辭去所長職務，潛心野外調查和科學研究，在基礎地質、應用地質若干領域都有輝煌的建樹。在古生物學、地層學、地史學方面，他建立了中國二疊系生物地層學劃分對比的基礎，有「黃二疊」的美譽。在區域地質學與構造地質學方面，他開拓了中國地質圖類的編繪事業，20世紀40年代他主持編了14幅《1/100萬國際分幅的中國地質圖》及整幅《1/300萬中國地質圖》，60年代初他又領導編繪了國際分幅的1/100萬全國整套地質圖件(地質圖、大地構造圖、成礦規律圖)，他又是我國歷史大地構造學的奠基人，創立和發展了「多旋迴構造運動學說」，成為我國大地構造學五大學派之一的代表。在應用地質學如礦床地質學方面，他發展並運用了「陸相生油學說」及「多旋迴成礦學說」指導了石油天然氣及其他重要礦產資源的普查勘探。此外，他在第四紀地質學、地貌學、冰川學以及地質科學史等方面都有若干貢獻。他在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西南地質調查所所長、西南地質局局長，全國礦產普查委員會常委、地質部石油地質局總工程師、地質部地質礦產研究所副所長兼大地構造研究室主任、地質部地質科學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地質科學院副院長、名譽院長。
1948年，黃汲清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是地質學界6位院士中最年輕的(44歲)。1955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並長期擔任中科院地學部副主任。他早年即擔任過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改革開放初期的1979年，他當選為該學會第32屆理事長，再一次擔當起全面領導中國地質科學事業的重任。他曾率團出席了在巴黎舉行的第26屆國際地質學大會，又出席了在莫斯科、華盛頓、東京舉行的第27～29屆國際地質學大會。
他獲得過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陳嘉庚地球科學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技術獎優秀獎。在國際上，他曾獲美洲地質學會名譽會員、蘇黎世瑞士聯邦高等理工大學榮譽博士、蘇聯科學院外籍院士等光榮稱號。
我從中學時代就聽說過黃汲清先生的大名，他當時作為西南地質局局長、也兼任重慶地質學校校長。我所在重慶市一中初中的高班同學有考到重慶地校的，回母校談起他們的黃汲清校長是著名的大地質學家。我也聽我第二位母親(也是我的大姨)劉尊一(西南師范學院教授)所生的弟弟則信說，黃汲清先生和母親是北京大學同學，還倡議過北大同學會的活動，而他與汲清先生的長子浩生還是儒英小學的同班同學和好友，他們一起玩時，浩生突發急性闌尾炎，還是則信背他回家，然後送醫院治療的。他還說姐姐則智在儒英小學與浩生的姐姐潔生也是同班同學、好友。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就經常聽說黃汲清先生了，最初的印象主要有兩點：有人說他驕傲自大、趾高氣揚，很不好接近；又有人說他差點被打成右派，後被保護過了關，但也受過批判和沖擊，在那「政治掛帥」的年代，他雖是大科學家，也根本吃不開。而我本人在「紅專辯論」中又被批判為「白專典型」，很受壓抑。所以，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想到去找黃汲清先生。
1963年，大學畢業前夕，我報考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楊鍾健院士(學部委員)的研究生，雖然考出了優異的成績，但楊老卻從北大組織上和群眾中聽到關於我「白專典型」的很多微詞，因而公開放出話來：「潘雲唐盡管成績考得最好，可惜我就是不要」。這對我無疑是沉重的打擊，留北京工作的希望不免要落空了。我想作最後一搏，從其他地方尋找慰藉和補償。我就在當年夏天一個下午。不揣冒昧，到百萬庄卯區地質部地質科學研究院宿捨去登門拜訪黃汲清先生，自我介紹之後的由頭是代表則智姐姐、則信弟弟問候潔生姐姐和浩生弟弟，並告知聯系方式。汲清先生和夫人陳傳駿女士明白我的身份和關系後，對我十分熱情親切。並且留我一起吃晚飯，慢慢敘談幾十年兩家的友誼，真是一見如故。
汲清先生深情地對我回憶與父母親的友誼：「我和你媽媽20年代在北京大學同學，雖然不在一個系，但常常一起參加進步集會，又一起上街去示威遊行，你媽媽不畏強暴，敢與軍警搏鬥，堪稱女中豪傑……你爸爸抗日戰爭時期是我的老上司，他是經濟部常務次長，我是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他雖然位高權重，但很平易近人，體恤下屬。我按規定每兩個星期一次去部機關匯報工作(述職)。你的爸爸見了我總是熱情招呼，親切握手，坐下來仔細聽我陳述，然後認真研究工作，有時也輕松愉快地『擺龍門陣』，拉家常。我偶爾遇到所里有急事，去到部機關，翁文灝部長不在時，找到你爸爸，他對地質業務不熟悉，完全尊重我們的意見，我們提出一些要求時，他也不跟我們斤斤計較，看我們說得頭頭是道，八九不離十，就大筆一揮，為我們簽字，然後蓋章，辦各種手續，使我們能及時領到錢和東西，解決我們所里的問題……」陳傳駿夫人說她也認識我的兩位媽媽，並多次去過我們家。後來，他們又問了我個人的若干情況，特別是政治表現、業務功課，外文工具的掌握等，十分親切周到，從那時起，我就稱呼他們為「黃伯伯」、「黃伯母」。
這次突然造訪的意外成功，對在極「左」形勢下懷才不遇、窮愁潦倒、落魄失意的我真是極大的撫慰。我懊悔自己不了解地質科學事業發展歷史的掌故，以至選錯了專業，投錯了人，在楊鍾健先生那裡遭到冷遇和厄運，似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而在汲清老伯伯這里卻是「柳暗花明」，使我受寵若驚，實在有「相見恨晚」之感。我回到學校後，立即給汲清老伯伯寫了一封語重心長的信。信上搬用了德國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內西「回憶馬克思」一文中的話：「我以一個毫無閱歷的、並且滿懷知識飢渴的年輕人，能夠有緣認識馬克思並得到他的教誨這種好運，更是使我感到萬分慶幸的，只不過把『馬克思』和『他』改成『先生』。」不幾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對我勉勵有加，特別是提到最近與我的老師樂森
在「四清」和「文革」初期，我都是「黑五類」挨整對象，與汲清老伯伯一家就中斷了聯系，我也聽說汲清老伯伯在「文革」初期受到嚴重沖擊，很為他擔心。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後，形勢有了好轉，我們開始恢復業務工作。我也聽說汲清老伯伯夫婦都從江西「五七」幹校回到了北京，也很為他們高興。
1974年，我為編撰《西南區古生物圖冊·四川分冊》而出差北京地質科學研究院，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他們家從原來的一個套間被壓縮到一個單間，十分擁擠。但他們仍十分坦然，隨遇而安，汲清老伯伯剛恢復工作又一心撲在科學事業上。1975年，我出差南京，在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聽了汲清老伯伯給青年科技人員的報告，又特別到汲清老伯伯所住的賓館去拜望，傳駿老伯母也在。
「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的春風吹綠了中華大地。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復，我投考了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尹贊勛先生的研究生，並取得了初試第一名的好成績，到北京來復試，復試結束後又在北京出差，為公家辦一些事，並且與則智姐姐一同在友誼醫院侍候患膀胱癌手術成功後康復過程中的母親。聽姐姐說，母親剛住進友誼醫院時，汲清老伯伯夫婦都到醫院探視。汲清老伯伯還特別托他的老朋友、該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鍾惠瀾教授多多關照，再加上母親的老友鄧媽媽(鄧穎超)又請曾任總理醫療組長的吳階平教授(後為兩院院士，曾任人大副委員長)參加會診，所以母親的手術和康復治療才很順利。過了一段時間，我又和則智姐姐、則仁哥哥去三里河南沙溝6幢1門2號汲清老伯伯新居拜望，見他們從局促的一間小屋遷到了一個豪華的大套間，還帶後花園，深深為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而由衷高興。
後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研究生院院長嚴濟慈先生，在召開全院招生工作會議時說研究生院要成立師資班，把成績合格者培養成為研究生院未來的教師，於是中科院地質所招辦就高姿態將我劃撥給研究生院師資班。1978年10月來京報到後，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從那時起直至他逝世，成了他們家的常客，過從甚密。
1979年初，汲清老伯伯對我說，他大半生發表了很多著作，「文革」中抄家都散失了，希望我有空到圖書館查文獻時，逐漸把他的著作目錄編出來。我欣然接受這個任務，我結合研究生課題運作，在圖書館、資料館查文獻時，也把汲清老伯伯的著作卡片作了三四百張，一篇著作一張，包括公開發表的和內部印刷的，我另抄了一套，連同一個卡片盒一起送到他家，他很高興，審閱之後又提供新的線索，我再去查找，如此反復多次，終於編成了他的著作目錄，以後在很多刊物、專著上發表。
當年有一天，汲清老伯伯打電話約我去他家，並告訴我，當時很多單位部門在爭著出科學家的傳記，讓我抽時間聽他口述，進行筆錄然後整理，我們就在星期日花一整天做了這件事，我整理完了他的傳稿後交他審閱修改，後來，最先發表在北京語言學院教授徐志春主編而由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家辭典·第一分冊》上。我從給他編傳記中深深體會到他的優秀品質，高風亮節，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不久我送給他們一首舊體詩，全文如下：
七律：感事呈汲清公老世伯
偉矣高哉夫子黃，學壇薄海頌聲揚。
煊煊大業如徐士，赫赫豐功比四光。
追念先君前共事，感懷家母舊同窗。
余儕晚進承霖雨，銘謝栽培恩義長。
落款是「卑職、不肖世侄、愚私淑弟子雲唐拜奉」。
汲清老伯伯接過去反復吟誦，並說：「你的古典文學功底真是深厚，精通舊體詩詞格律，寫得很好。不過，你太客氣了！你太客氣了!」
當時我在家書中向母親匯報了為汲清老伯伯做了一些事的情況，母親很高興，在回信中勉勵我繼續努力，多為黃伯伯服務，也在黃伯伯領導下多作出些成績來。1979年，母親在重慶因膀胱癌復發第二次手術失敗而逝世，我得知噩耗後，請假回重慶奔喪，臨行去到汲清老伯伯家中，他們二老及其他親人也對母親的逝世感到悲傷和惋惜，二老表示立即發唁電並囑我轉達對家鄉親人們的慰問，望我們節哀順變。我從重慶回來後，又去汲清老伯伯家，向他們二老表達兄弟姐妹親人們的感激和問候。我又對他們二老說：「我從小是爸爸和媽媽們最喜歡的兒子，黃伯伯、黃伯母是爸爸和媽媽們最好的朋友，我一定按他們生前的囑咐，忠心耿耿、踏踏實實為黃伯伯效勞」。
1980年初，汲清老伯伯說他原來在中央大學地質系兼課時的高足許靖華教授是美籍華裔學者，當時在蘇黎世瑞士聯邦高等理工大學任教，為該校100周年校慶，打算授予世界著名科學家名譽博士學位，許先生特推薦了他的老恩師汲清老伯伯，因此，要他把有關材料寄過去。汲清老伯伯和我約好時間，去他家整理他的材料。到了約好的那天傍晚，朔風怒吼，大雪飛揚。我騎著自行車，到他家，在門外脫掉大衣，抖掉滿身雪花，然後才進到屋內。汲清老伯伯夫婦和其他親人很驚訝很感動地說：「下這么大的雪你還來了?」我懇切地回答：「有約在先，誠信為重。信者人之根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
1982年10月7～9日，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研究會首屆學術年會——「第一屆全國地質學通史討論會」在北京大學舉行。汲清老伯伯和另外幾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春昱、高振西、張文佑及美籍華裔著名地質學家吳景楨等出席了開幕式。汲清老伯伯作為學會 理事長在會上致了賀詞，開始就說：「近幾年，地質學史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績，參加的同志越來越多。據我初步了解，夏湘蓉、吳鳳鳴、孫榮圭、王根元、李鄂榮、王仰之、聞廣、潘雲唐等同志都做了研究工作……」這是我第一次在全國性學術會議上被地質科學大師點名表彰。兩年後，我進了該 研究會第二屆10人幹事會班子，想來與汲清老伯伯及諸位師友的提攜也是不無關系的。20多年來，我一直在這個班子里執行領導意圖，與同仁們親密共事，在我的諸多社會兼職中，這無疑是最令我無比執著和全身心投入的。
汲清老伯伯在很多地質學史研究與著述工作中都約我參加，1985年，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擬編輯出版《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系列中的《中國現代地質學家傳》，由中南工業大學教授何紹勛等具體運作，何先生特請汲清老伯伯和他並列全書主編，汲清老伯伯向編委會推薦我寫章鴻釗、丁文江、譚錫疇、田奇
1987年，汲清老伯伯又約我編《翁文灝選集》，他運籌全局，負責選題，我做具體編輯工作，此書趕在翁文灝老伯伯誕辰100周年之前，由冶金工業出版社出版，署名「黃汲清選、潘雲唐編」。他在「序言」中說：「汲清應翁先生親屬和冶金工業出版社的請求，在潘雲唐同志和其他同志幫助下，從事翁先生學術遺產整理工作……編成此書」。
1989年9月1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舉行了「翁文灝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座談會」，該書作為大會文件之一，發給了每一位與會者，受到大家一致好評和翁老伯伯親屬的誠摯感謝。翁老伯伯的三女婿——幼娟三姐的夫君徐永盛兄(台灣「中國葯學會」秘書長)特代表海外親屬來參加大會，見到我時說：「我在台北已經知道，我岳父的這次紀念活動中，很多世交友人都出了大力，其中有潘宜之先生的公子，原來就是您啊!」緊接著，汲清老伯伯又指導我和他的秘書謝廣連編纂了《丁文江選集》，署名為黃汲清、潘雲唐、謝廣連編，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1993年出版。
我先後為汲清老伯伯寫了很多宣傳報道文章，他看了以後都高興，不過，他也常提醒我，一定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所以我每次寫完初稿都請他過目，反復修改，後來我把發表這些文章的報紙、刊物給他送去時，他很滿意，特別是1994年我在大型人物半月刊《中華英才》總101期上發表了《黃汲清——數著地球的脈搏走》一文，他看後特用英文批上「Very good！T.K.Huang」。
1995年3月22日，汲清老伯伯不幸病逝。3月31日，我參加在八寶山殯儀館大禮堂上千人的隊列中，向這位卓越的地質科學大師告別。
20世紀末，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親任主編，策劃在科學出版社出版《創新輝煌：科學大師的青年時代》一書，我是編委會成員，也寫了其中的《傑出的地質科學大師——黃汲清》一文，該書於2001年出版，讀者從中外大科學家們青年時代的努力奮斗中能夠汲取不少開拓創新、鑄造輝煌的動力。
2004年是汲清老伯伯百年誕辰，中國地質學會等單位事前籌劃舉行紀念活動，其中有一項工作，就是要編撰《黃汲清年譜》一書，2003年我即在汲清老伯伯早年高足——任紀舜院士等領導下，具體運作此事，此書趕在2004年汲清老伯伯百年誕辰之前出版。當年6月7日，在京西賓館大禮堂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會。路甬祥副委員長、曾培炎副總理兩位國家領導人、數十名院士及數百名專家學者等出席，此書也發給了每一位與會者，署名是「中國地質學會編，執筆人潘雲唐」。當年的3月30日，是汲清老伯伯的百歲生日，他的家鄉——四川仁壽縣的領導特別邀請我去他的母校——仁壽縣第一中學作報告，講述他的生平業績，受到師生員工熱烈歡迎，副縣長王利清、縣政協主席李德全、副主席伍小魯出席了大會，大會上我和他們還為「黃汲清獎學金」得獎者頒了獎。
回想我們兩家三代人大半個世紀的情誼，不禁感慨萬分。我有時想，如果我選對了專業，投對了人，也許我的人生、事業又是另一番情景。具體說，我如果早些利用上這個寶貴的世交關系，分專業時選學構造地質，做汲清老伯伯的研究生，以後做他的秘書、助手，加入他領導的科研團隊，那就極有可能是院士了。因為他是翁文顥老伯伯和先君宜之先生的愛將，我如果到了他身邊，他一定會把我帶出來，尤其是他對我本人學識才華又是那麼青睞，那麼贊賞，那麼器重。可惜我在極「左」形勢的壓抑之下耽誤了寶貴的二三十歲的青春年華。「百年風水輪流轉，三十河東四十西」。等我熬到了雲開霧散的改革開放太平極樂盛世，重新考回北京，再到汲清老伯伯身邊時，已是「不惑」之中年，跟他也只是橫向的關系，只能幫他做做編寫傳記、年譜、著作目錄這類打雜的事了。當然，歷史是無情的，生活沒有「假設」、「也許」，走過的路不能回去重走，只能面對現實，從零開始，向前看，不向後看，人永遠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所以要知足常樂。能走到今天這一步，我也算滿意了。
再過四年，將是汲清老伯伯110年的誕辰，我想，學術界也許會醞釀新的紀念活動，他的《年譜》可否擴編、再版？可否為他寫出一本長傳？這些問題都可以考慮考慮，讓汲清老伯伯給我們留下的精神財富更多地惠及國家民族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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