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鍾健北京大學地質學預科
㈠ 近代中國地質學創建早期中國學者對河北地質調查的貢獻
杜汝霖牛樹銀孫愛群
(石家莊經濟學院)
河北省(包括北京)位於晚清和民國時期首都北京附近及周圍地區，當時稱直隸省。受北京輻射影響比較大，這一區位的優勢，使其成為中國地質科學發展歷程中的搖籃地區，也是我國開展區域地質調查最早的地區。已有140多年調查歷史，就中國地質學者的調查，已有百餘年的歷史。
在為了迎接即將到來2012年中國地質學會成立90周年和中國近代地質事業發展100年之際。我們會深切緬懷近百餘年左右在中國近代地質事業創建早期的前輩先驅學者，特別是他們在河北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披荊斬棘、艱苦創業，做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積累了較豐富的資料，為當地開發礦業和以後地質工作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近幾年有幸參加《河北省地質科學史稿》的編撰過程，深為前輩學者堅定執著創建的光輝業績所嘆服，更為他們矢志報國、勤奮求實、勇於創新和無私奉獻的精神所感動，他們為後輩樹立了光輝的學者風范和學習的榜樣。由此更真切感悟到編撰地質學史所擔負的「承前啟後」的歷史重任和神聖使命，這是一筆留給後代非常寶貴的文化遺產和精神財富。我們願為河北地質學史的編撰盡自己的微薄之力，敬請各位領導和專家多給指導幫助批評指正。現僅就近百餘年到80年前在河北地質調查的中國學者貢獻簡述如下：
1)作為最早對河北進行地質調查和取得成果第一人應該首推直隸省礦政調查局知礦師鄺榮光(1862～卒年不詳)。
1910年，鄺榮光在《地學雜志》第一期(創刊號)出版了著色1：250萬《直隸地質圖》和1911年出版了《直隸礦產圖》，圖長36cm，寬24cm。《直隸地質圖》將地層劃分為太古代、甘布連紀、炭精紀、朱利士紀和黃土(甘布連紀即寒武紀，炭精紀即石炭紀，朱利士紀即侏羅紀)。此外，還劃分出太古代火石、甘布連紀火石和近代火石(火石即火成岩)。圖中甘布連紀廣泛分布於太行山、北京西山和冀東，實際上包括了現在的中—上元古界至奧陶系。《直隸礦產圖》上標明了煤、鐵、銅、鉛、銀、金礦產地，「煤」還大致繪出了煤田的范圍和地層走向。這兩張圖雖說簡單、粗略，但其內容大多是作者實地踏勘結果，而不是照抄李希霍芬和維里士等人的著作，可以說是中國學者自己編繪的第一張地質圖和區域礦產圖。[1]
鄺榮光還是第一位編繪古生物圖版的學者，1910年他在《地學雜志》第一卷第四號中，發表了一幅《直隸石層古跡圖》，標「礦師鄺榮光考察並繪」這也是我國第一張古生物圖版(1)[1]。
圖1 直隸石層古跡圖
2)丁文江(1887～1936)，他是中國第一篇正式地質調查報告的作者。1913年，丁文江帶隊，與王錫賓、梭爾格一起調查正太鐵路沿線地質礦產，他們填繪了太行山中東部地質圖，調查研究了石炭系煤田和「山西式」鐵礦，取得了重要成果。他們的《調查正太鐵路附近地質礦務報告書》發表於1914年的《農商公報》。這是中國地質學家第一個公開發表的學術報告，值得特別重視。該報告附有三張分幅地質圖，包括1：10萬井陘煤田地質圖等，內容比較詳細，這也是中國人第一次系統填繪地質圖[2]。
3)章鴻釗(1877～1951)、虞錫晉，開創了北京西山地質調查工作。
1914年章鴻釗、虞錫晉兩君率領地質研究所21名學員赴北京西山一帶進行地質調查，南至磨石口、西至門頭溝、北由玉泉山而抵溫泉村，主要項目是地質調查，測繪地層剖面，尋找化石[1]。
4)馬秉鐸、劉世才、仝步瀛、陳樹屏在直隸獲鹿、山東嶧縣進行地質調查，趙志新在直隸贊皇縣東北對五台系作了專題調查與研究，並採集了有關化石[1]。
5)1919年，丁文江、張景澄對冀晉邊境一帶的煤田進行了調查，著《直隸、山西間蔚縣、廣靈、陽原煤礦地質報告》，並附有1：10萬煤田地質圖，對煤系地層進行了粗略劃分，載於《地質匯報》創刊號中[2]。
6)葉良輔(1894～1949)、劉季辰是最早對柳江盆地煤田進行研究的中國學者，1919年他們對直隸臨榆縣柳江煤礦進行地質調查，著有《直隸臨榆縣柳江煤田報告》，刊於《地質匯報》創刊號中[3]。
7)李捷(1894～1977)是最早到保定地區進行地質調查的中國學者，1919年4月他由蔚縣至淶源、阜平、曲陽、唐縣、完縣、滿城等地，調查了當時已知的各種礦產，歷時2月余在《地質匯報》第4號上發表了《直隸易唐蔚等縣地質礦產》[4]。
8)王烈(1887～1957)於1920年以前，具體年代不詳。他是中國地質學會26名創立會員之一，曾對河北省懷A一帶進行煤田地質調查，著有《河北省懷A縣八寶山煤田地質報告》，是我國地質工作創建早期的重要地質報告[5]。
9)1920年，朱庭祜(1895～1984)、李捷到井陘煤田調查，著《調查直隸井陘地質礦產報告》，並附有1：6萬直隸井陘煤田地質圖。此外，1921～1930年間，王景尊、王曰倫、喻德淵也先後到井陘、獲鹿一帶調查。他們對井陘一帶的地質、礦產(特別是煤礦)特徵都有較詳細的記述[3]。
10)盧祖蔭(1889～1976)、周贊衡是最早進行鐵礦調查的學者。
1917年盧祖蔭、周贊衡到興隆高板河一帶調查，著有《高板河鐵礦報告》[6]。
11)葉良輔等13人是中國同時也是河北第一位撰寫區域地質志的學者
1920年出版的《北京西山地質志》是我國和河北第一部對北京西山進行大區域綜合性系統調查寫出的區域地質專著，對地層、構造、岩漿岩和礦產都有較全面的論述，從而奠定了中國北方地層學的基礎，使北京西山成為中國北方地質工作的搖籃，並使北京西山和河北隣區的地層系統和構造格局，由此初步確定[9][12]。
12)李四光是第一位論述華北地區第四紀冰川遺跡的學者。
1922年他在中國地質學者第一次年會上宣讀了題目為「中國更新世冰期的證據」的論文，文中指出在太行山東麓的沙河縣白錯盆地首先發現了一些帶條痕的巨大漂礫，認為是冰川活動遺留的證據，文中還談到了山西大同盆地也有條痕礫石，兩處的冰川遺跡，開創了中國第四紀冰川研究的歷史[8]。
13)丁文江是最早在河北進行錳礦調查的學者。
1922年丁文江考察北京昌平西湖村錳礦，認為該錳礦為原生錳礦，所著《京兆昌平縣西湖村錳礦》一文刊於《地質匯報》第4 號。馮景蘭(1927)調查了昌平縣分水嶺金礦[9]。
14)1923年田奇
15)1924年以譚錫疇(1892～1952)為主編人，在中央地質調查所翁文灝等統一規劃領導下，完成了我國第一幅1：100萬的地質圖——《北京—濟南幅》，這是我國首次按國際分幅編制的小比例尺地質圖[10]。
16)王竹泉、趙亞曾(1898～1929)、田奇
17)趙亞曾、田奇
18)翁文灝(1889～1971)是最早提出燕山運動的學者。
20世紀20年代晚期翁文灝深入研究了華北地區的區域構造特徵和構造運動，1927年，翁文灝以燕山為標志地區首先提出「燕山運動」一名，原義代表侏羅紀末期與白堊紀初期間產生的不整合、岩漿活動和成礦作用。他所創立的燕山運動論點，是對中國構造運動的重要貢獻並產生深遠的影響[7]。
19)孫雲鑄(1895～1979)、葛利普等是最早對開平盆地寒武系和奧陶系進行研究的學者。
1920年孫雲鑄、葛利普將開平盆地趙各庄奧陶系劃分為下奧陶統冶里灰岩和珊瑚灰岩。1922年孫雲鑄、楊鍾健創名中奧陶統馬家溝灰岩[13]。
1923～1924年，孫雲鑄詳細研究了開平盆地的寒武系，自下而上劃分為饅頭層、張夏層、崮山層、長山層和鳳山層；除饅頭層、張夏層外，統稱上寒武統[22]。1935年，孫雲鑄根據開平、臨城和北京西山等地的資料，將長山層和鳳山層詳分為5個化石帶，並發表了《中國北部上寒武紀之三葉蟲化石》[14]。
孫雲鑄等的傑出工作，為華北地區寒武-奧陶系的劃分對比奠定了基礎。
20)舒文博是最早對火成岩侵入體進行調查的學者。
1924年舒文博在《河南武安(今河北省武安縣)紅山火成岩侵入體的研究》中，利用氧化鈣等氧化物等量線圖說明岩石化學組分的同化作用，其方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人們所引用[20]。
21)李學清(1892～1977)是最早研究河北礦物的學者，1926年他對河北平山縣剛玉，從礦物學角度進行專題研究，著有《直隸西部平山縣的剛玉》[21]。
22)王竹泉(1891～1975)是最早對河北武安涉縣等地進行地質礦產調查的學者。
1927年王竹泉對河北武安涉縣及河南林縣安陽一帶進行地質礦產調查，對武安涉縣地層、構造及煤鐵礦產論述較詳，著有《河南武安涉縣林縣安陽一帶地質礦產》刊於《地質匯報》第九號[3]。
23)1927年，黃汲清(1904～1995)在北京車庄一帶寒武系和奧陶系進行較詳細的劃分和對比，奠定了西山下古生代地層的基礎，著有《北京西山之寒武紀及奧陶紀層》[9]。
24)王竹泉等是最早研究河北井陘雪花山玄武岩的學者。
從1927年開始，王竹泉對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層」進行了詳細研究，1930年發表了《河北省井陘縣雪花山玄武岩及砂土層之研究》《地質匯報》第15號[3]。詳細地記述了這里的地層、岩石、構造和地貌特點，並在「砂土層」中採到一些腹足類化石，他根據岩性對比和地文期的觀點，認為雪花山「砂土層」與山西省的「三趾馬紅土」相當，因而把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層」歸為晚上新世末期。
25)趙亞曾等是最早對開平盆地煤田及外圍調查的學者。
1928年，趙亞曾等3人到開平煤田及其外圍調查，測有唐山西山至清涼山一帶的1：5萬地質圖和雙鳳山附近的1：1萬地質圖，對區域構造輪廓反映較清楚[6]。
26)李春昱(1904～1988)、楊曾威、黃汲清、朱森等1928年研究了北京楊家屯煤系的沉積特徵，將楊家屯煤系分為上、中、下三層，分別與石盒子系、山西系、太原系和本溪系對比[9]。
27)王曰倫(1903～1981)等是最早對承德大廟鐵礦進行調查的學者。
1929年，王曰倫、孫健初在北平地質調查所任調查員，曾到承德一帶調查，首次對大廟、黑山斜長岩和鐵礦進行了研究[6][18]。
28)譚錫疇、王恆升等是最早對張(張家口)宣(宣化)及外圍地區進行地質礦產調查的中國學者。
1928～1929年，譚錫疇、王恆升、王曰倫和孫健初到張家口地區調查。譚錫疇在《直隸宣化、涿鹿、懷來三縣地質礦產》一文中，闡述了以涿鹿為中心的區域地質特徵。王恆升的《直隸宣化一帶古火山之研究》和王曰倫、孫健初的《宣化一帶地質構造研究》，涉及的范圍與譚文基本相同，可以說是對譚文在岩石學和構造學上的補充[6]。另王恆升在1928年還在《地質匯報》發表了《北京西山妙峰山髫髻山一帶之火成岩》[3]。
29)李四光(1889～1971)、趙亞曾等是最早對太行山東麓石炭二疊系進行正確劃分的中國學者。
自從1922年瑞典人那琳根據化石鑒定，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包括太原系、山西系、石盒子系在內的上古生界剖面，但時代問題並未解決。李四光(1923、1927)經過對華北
30)裴文中(1904～1982)是首次發現中國猿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學者。
1927年裴文中到北京地質調查所工作，第二年被派往周口店參加古生物化石的發掘工作，從1929年起主持周口店猿人遺址發掘和研究工作，同年12月2日在周口店第1地點首次發現著名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震驚中外，為人類發展史提供了重要的證據，1931年又確認舊石器和用火痕跡的存在，從而為古人類遺址提供了考古學上的重要證據[16、17]。
31)李善邦(1902～1980)在北京西郊最早自建第一個標准地震台，開創了我國地震研究工作。
李善邦是中國近代地震學的開創者，1928年參加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工作，籌建北平西郊鷲峰山地震台，於1929年建成，並任鷲峰地震研究室主任，1930年9月20日記錄到第一個地震，從此地震台即轉入正式運轉。由於地震台儀器已屬世界一流，加之管理完善，地點合適，記錄數據准確，很受世界地震學界的重視和推崇[19]。
32)1930年侯德封(1900～1980)對太行山東麓邯邢一帶煤田地質構造進行了研究，發表了《太行山東麓煤田地質構造研究》一文，刊於《地質匯報》第15號[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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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李學清.直隸西部平山縣的剛玉.中國地質學會會志，1926，5(1)：77～82
[22]孫雲鑄.開平盆地的上寒武統.中國地質學會會志，1923，2(1～2)：93～100
㈡ 你聽說過 楊鍾健嗎
沒聽說過，不認識此人。
㈢ 中國科學家的名字
中國科學院院士完全名單 (包括已故院士)
1 數學物理學部 (191)
艾國祥 白以龍 蔡詩東 陳 彪 陳和生 陳佳洱 陳建功 陳建生
陳景潤 陳木法 陳難先 陳式剛 陳希孺 程開甲 程民德 崔爾傑
戴傳曾 戴元本 鄧稼先 丁大釗 丁偉岳 丁夏畦 段學復 范海福
方 成 方守賢 馮 端 馮 康 甘子釗 葛墨林 葛庭燧 龔昌德
谷超豪 關肇直 管惟炎 郭柏靈 郭尚平 郭永懷 郭仲衡 郝柏林
何澤慧 何祚庥 賀賢土 洪朝生 洪家興 胡 寧 胡和生 胡濟民
胡仁宇 胡世華 華羅庚 黃 昆 黃潤乾 黃勝年 黃祖洽 霍裕平
江澤涵 姜伯駒 解思深 金建中 經福謙 柯 召 鄺宇平 李 林
李邦河 李大潛 李德平 李方華 李國平 李家春 李家明 李惕碚
李蔭遠 李正武 廖山濤 林 群 林同驥 劉應明 盧鶴紱 陸 埮
陸啟鏗 陸學善 呂 敏 馬大猷 馬志明 閔乃本 歐陽鍾燦 潘承洞
彭桓武 彭實戈 蒲富恪 錢臨照 錢三強 錢偉長 錢學森 曲欽岳
饒毓泰 沈 元 沈文慶 沈學礎 施汝為 石鍾慈 蘇步青 蘇定強
蘇肇冰 孫義燧 談鎬生 湯定元 唐孝威 陶瑞寶 田 剛 童秉綱
萬哲先 汪承灝 汪德昭 王 迅 王 元 王承書 王鼎盛 王淦昌
王乃彥 王詩宬 王世績 王綬琯 王湘浩 王業寧 王竹溪 王梓坤
魏寶文 魏榮爵 文 蘭 吳杭生 吳式樞 吳文俊 吳有訓 席澤宗
夏道行 冼鼎昌 肖 健 謝家麟 謝希德 熊大閏 徐敘瑢 徐至展
許寶騄 嚴濟慈 嚴加安 嚴志達 楊 樂 楊澄中 楊福家 楊國楨
楊立銘 楊應昌 葉朝輝 葉企孫 葉叔華 應崇福 於 淥 於 敏
余瑞璜 詹文龍 張 傑 張殿琳 張恭慶 張涵信 張煥喬 張家鋁
張仁和 張淑儀 張文裕 張鈺哲 張裕恆 張宗燧 張宗燁 章 綜
趙光達 趙忠賢 趙忠堯 鄭厚植 周 恆 周光召 周培源 周同慶
周又元 周毓麟 朱邦芬 朱光亞 朱洪元 庄逢甘 鄒廣田
2 化學部 （175）
白春禮 蔡鎦生 蔡啟瑞 曹 鏞 曹本熹 查全性 陳 懿 陳冠榮
陳洪淵 陳家鏞 陳鑒遠 陳俊武 陳凱先 陳慶雲 陳榮悌 陳茹玉
陳新滋 陳耀祖 程津培 程鎔時 戴安邦 戴立信 鄧從豪 鄧景發
方肇倫 費維揚 馮守華 馮新德 傅 鷹 高 鴻 高濟宇 高世揚
高小霞 高怡生 高振衡 顧翼東 郭景坤 郭慕孫 郭燮賢 何炳林
何國鍾 何鳴元 洪茂椿 侯建國 侯祥麟 侯虞鈞 胡 英 胡宏紋
黃 憲 黃 量 黃葆同 黃本立 黃春輝 黃鳴龍 黃乃正 黃維垣
黃耀曾 黃志鏜 黃子卿 嵇汝運 計亮年 紀育灃 江 龍 江 明
江元生 姜聖階 蔣麗金 蔣明謙 蔣錫夔 黎樂民 李 燦 李方訓
李洪鍾 李靜海 梁敬魁 梁樹權 梁曉天 林國強 林勵吾 林尚安
劉若庄 劉有成 劉元方 柳大綱 樓南泉 盧嘉錫 盧佩章 陸婉珍
陸熙炎 麻生明 麥松威 閔恩澤 倪嘉纘 彭少逸 錢保功 錢人元
錢逸泰 錢志道 任詠華 沙國河 申泮文 沈家驄 沈天慧 沈之荃
時 鈞 蘇 鏘 蘇元復 孫家鍾 唐敖慶 唐有祺 田昭武 田中群
佟振合 萬惠霖 汪 猷 汪德熙 汪爾康 汪家鼎 王 夔 王 序
王葆仁 王方定 王佛松 吳 奇 吳浩青 吳新濤 吳學周 吳養潔
吳雲東 吳征鎧 武 遲 肖 倫 謝毓元 邢其毅 徐 僖 徐光憲
徐如人 徐曉白 嚴東生 顏德岳 楊石先 楊玉良 姚建年 姚守拙
殷之文 游效曾 余國琮 俞汝勤 虞宏正 袁 權 袁承業 袁翰青
惲子強 曾昭掄 張 滂 張存浩 張大煜 張禮和 張乾二 張青蓮
張玉奎 趙承嘏 趙玉芬 趙宗燠 鄭蘭蓀 支志明 周其鳳 周同惠
周維善 朱道本 朱起鶴 朱清時 朱亞傑 庄長恭 卓仁禧
3 生命科學和醫學學部 （232）
鮑文奎 貝時璋 秉 志 蔡 翹 蔡 旭 蔡邦華 曹天欽 曹文宣
常文瑞 陳 楨 陳 竺 陳鳳桐 陳華癸 陳煥鏞 陳可冀 陳世驤
陳慰峰 陳文貴 陳文新 陳曉亞 陳宜瑜 陳宜張 陳中偉 陳子元
承淡安 戴芳瀾 戴松恩 鄧叔群 鄧子新 丁 穎 方精雲 方榮祥
方心芳 馮德培 馮蘭洲 馮澤芳 高尚蔭 龔岳亭 郭愛克 韓濟生
韓啟德 郝 水 賀 林 賀福初 洪德元 洪國藩 洪孟民 侯光炯
侯學煜 胡經甫 黃家駟 黃禎祥 蔣有緒 金國章 金善寶 鞠 躬
孔祥復 匡廷雲 黎尚豪 李 博 李朝義 李季倫 李繼侗 李家洋
李竟雄 李連捷 李慶逵 李振聲 梁 希 梁伯強 梁棟材 梁植權
梁智仁 林 鎔 林其誰 林巧稚 劉承釗 劉崇樂 劉建康 劉瑞玉
劉思職 劉新垣 劉以訓 劉允怡 婁成後 盧永根 陸寶麟 陸士新
羅宗洛 馬世駿 馬文昭 毛江森 鈕經義 潘 菽 龐雄飛 裴 鋼
蒲蟄龍 戚正武 錢崇澍 強伯勤 欽俊德 秦仁昌 邱式邦 裘法祖
裘維蕃 饒子和 沈 岩 沈其震 沈善炯 沈允鋼 沈韞芬 沈自尹
盛彤笙 施教耐 施立明 施履吉 施蘊渝 石元春 宋大祥 蘇國輝
孫大業 孫漢董 孫曼霽 孫儒泳 談家楨 湯飛凡 湯佩松 唐崇惕
唐守正 唐仲璋 田 波 童第周 童坦君 塗 治 汪堃仁 汪忠鎬
王大成 王德寶 王恩多 王伏雄 王家楫 王善源 王世真 王文采
王應睞 王正敏 王志均 王志新 王志珍 魏 曦 魏江春 魏於全
吳 旻 吳常信 吳建屏 吳階平 吳孟超 吳英愷 吳征鎰 吳中倫
吳祖澤 伍獻文 肖龍友 謝聯輝 謝少文 熊 毅 徐冠仁 徐國鈞
許根俊 許智宏 薛社普 閻隆飛 閻遜初 陽含熙 楊 簡 楊福愉
楊弘遠 楊惟義 楊雄里 姚 錱 姚開泰 葉桔泉 葉玉如 殷宏章
尹文英 印象初 於天仁 俞大紱 俞德浚 曾 毅 曾呈奎 曾益新
翟中和 張春霆 張廣學 張景鉞 張啟發 張樹政 張錫鈞 張香桐
張孝騫 張新時 張亞平 張永蓮 張友尚 張肇騫 張致一 趙爾宓
趙國屏 趙洪璋 趙善歡 鄭光美 鄭國錩 鄭儒永 鄭守儀 鄭萬鈞
鄭作新 鍾惠瀾 周 俊 周廷沖 周澤昭 朱 洗 朱既明 朱壬葆
朱兆良 朱祖祥 朱作言 諸福棠 庄巧生 庄孝僡 鄒 岡 鄒承魯
4 地學部 （192）
安芷生 常印佛 巢紀平 陳 旭 陳 顒 陳國達 陳俊勇 陳夢熊
陳慶宣 陳述彭 陳永齡 陳運泰 程純樞 程國棟 程裕淇 池際尚
丑紀范 戴金星 鄧起東 丁國瑜 丁仲禮 董申保 方 俊 馮景蘭
馮士筰 符淙斌 傅承義 傅家謨 高 俊 高由禧 高振西 谷德振
顧功敘 顧知微 關士聰 郭承基 郭令智 郭文魁 郝詒純 何作霖
侯德封 侯仁之 胡敦欣 黃秉維 黃汲清 黃榮輝 黃紹顯 賈承造
賈福海 賈蘭坡 金玉玕 金振民 樂森璕 李 鈞 李崇銀 李春昱
李德仁 李德生 李吉均 李曙光 李四光 李廷棟 李小文 李星學
林學鈺 劉寶珺 劉昌明 劉東生 劉光鼎 劉嘉麒 劉振興 盧衍豪
陸大道 呂達仁 馬 瑾 馬杏垣 馬在田 馬宗晉 毛漢禮 孟憲民
穆恩之 歐陽自遠 裴文中 秦大河 秦馨菱 秦蘊珊 邱占祥 任紀舜
任美鍔 戎嘉余 沈其韓 盛金章 施雅風 石耀霖 斯行健 宋叔和
蘇紀蘭 孫 樞 孫大中 孫殿卿 孫鴻烈 孫雲鑄 譚其驤 陶詩言
滕吉文 田奇 田在藝 童慶禧 塗長望 塗傳詒 塗光熾 汪集暘
汪品先 王 仁 王 水 王 穎 王 鈺 王德滋 王恆升 王鴻禎
王鐵冠 王曰倫 王之卓 王竹泉 魏奉思 文聖常 翁文波 吳傳鈞
吳國雄 吳汝康 吳新智 伍榮生 武 衡 席承藩 夏堅白 肖序常
謝家榮 謝學錦 謝義炳 徐 仁 徐冠華 徐克勤 徐世浙 許 傑
許厚澤 許志琴 薛禹群 楊 起 楊文采 楊鍾健 楊遵儀 姚振興
業治錚 葉大年 葉篤正 葉嘉安 葉連俊 殷鴻福 尹贊勛 於崇文
俞建章 袁道先 袁見齊 岳希新 曾慶存 曾融生 翟裕生 張本仁
張炳熹 張伯聲 張國偉 張彌曼 張彭熹 張文佑 張宗祜 章 申
趙柏林 趙金科 趙九章 趙鵬大 趙其國 鄭 度 鍾大賚 周立三
周明鎮 周廷儒 周秀驥 周志炎 朱 夏 朱日祥 朱顯謨 竺可楨
5 信息技術科學部 （82）
包為民 保 錚 陳桂林 陳國良 陳翰馥 陳俊亮 陳星弼 陳星旦
褚君浩 戴汝為 董韞美 馮純伯 干福熹 高慶獅 郭 雷 郭光燦
何積豐 侯 洵 侯朝煥 黃 琳 黃宏嘉 黃民強 黃緯祿 簡水生
匡定波 雷嘯霖 李 未 李啟虎 李衍達 李志堅 梁思禮 林惠民
林為干 林尊琪 劉盛綱 劉頌豪 劉永坦 陸汝鈐 陸元九 羅沛霖
母國光 彭堃墀 秦國剛 闕端麟 沈緒榜 宋 健 孫鍾秀 唐稚松
王 圩 王 選 王 越 王大珩 王家騏 王啟明 王守覺 王守武
王陽元 王育竹 王占國 王之江 吳德馨 吳宏鑫 吳培亨 吳全德
夏建白 夏培肅 薛永祺 楊芙清 楊嘉墀 姚建銓 葉培大 張 鈸
張 煦 張景中 張嗣瀛 張效祥 鄭耀宗 鄭有炓 周炳琨 周巢塵
周興銘 朱中梁
6 技術科學部 （204）
畢德顯 蔡昌年 蔡方蔭 蔡金濤 蔡其鞏 蔡睿賢 曹楚南 曹春曉
曹建猷 常 迵 陳 達 陳創天 陳芳允 陳能寬 陳新民 陳學俊
陳宗基 陳祖煜 程耿東 程慶國 程孝剛 褚應璜 慈雲桂 戴念慈
黨鴻辛 鄧錫銘 丁舜年 都有為 竇國仁 范守善 高景德 高為炳
高玉臣 高鎮同 葛昌純 龔祖同 顧秉林 顧誦芬 顧逸東 郭可信
過增元 韓禎祥 侯德榜 胡海昌 胡文瑞 胡聿賢 黃克智 黃文熙
姜中宏 蔣民華 金展鵬 靳樹梁 柯 俊 雷天覺 李 強 李 天
李 薰 李國豪 李濟生 李敏華 李述湯 李文采 李依依 梁守盤
梁思成 林 皋 林秉南 林蘭英 劉寶鏞 劉敦楨 劉高聯 劉廣均
劉恢先 劉仙洲 柳百新 盧 柯 盧 強 盧肇鈞 路甬祥 呂保維
馬祖光 毛鶴年 茅以升 孟少農 孟昭英 苗永瑞 閔桂榮 歐陽予
潘際鑾 潘家錚 彭一剛 齊 康 錢 寧 錢令希 錢鍾韓 邱大洪
任新民 邵象華 沈 鴻 沈志雲 沈珠江 師昌緒 石青雲 石志仁
史紹熙 宋家樹 宋玉泉 宋振騏 孫 鈞 孫德和 孫家棟 唐九華
唐叔賢 陶寶祺 陶亨咸 陶文銓 童憲章 屠守鍔 汪 耕 汪胡楨
汪菊潛 汪聞韶 王補宣 王崇愚 王大中 王淀佐 王景唐 王立鼎
王希季 王之璽 魏壽昆 溫詩鑄 聞邦椿 吳承康 吳良鏞 吳碩賢
吳學藺 吳仲華 吳自良 伍小平 肖紀美 謝光選 邢球痕 熊有倫
徐采棟 徐建中 徐士高 徐性初 徐芝綸 徐祖耀 許學彥 薛其坤
嚴 愷 嚴陸光 顏鳴皋 楊 衛 楊 槱 楊叔子 楊廷寶 姚 熹
葉恆強 葉培建 葉渚沛 余夢倫 俞鴻儒 張 維 張 澤 張楚漢
張德慶 張恩虯 張光斗 張沛霖 張興鈐 張佑啟 張鍾俊 張作梅
章名濤 章梓雄 趙淳生 趙飛克 趙仁愷 鄭時齡 鄭哲敏 支秉彝
鍾萬勰 鍾香崇 周 遠 周 仁 周本濂 周干峙 周國治 周惠久
周錫元 周孝信 周堯和 周志宏 朱 靜 朱森元 朱位秋 朱物華
庄逢辰 庄育智 鄒世昌 鄒元爔
7 外籍院士 （28）
巴 頓 伯奇費爾 陳省身 崔 琦 德 泰 丁肇中 馮元楨 傅睿思
高 錕 葛守仁 何毓琦 黃煦濤 霍克弗爾特 霍西金斯 簡悅威 傑 爾
井口洋夫 科 頓 克里斯琴森 庫 什 萊 恩 雷 文 黎念之 李約瑟
李政道 利翁斯 林家翹 林同炎 羅伯特.康 馬庫斯 毛河光 米歇爾
莫里茨 潘諾夫斯基 丘成桐 薩支唐 沈元壤 司馬賀 田長霖 威 利
威塞爾 吳健雄 吳耀祖 肖蔭堂 辛克維奇 楊振寧 姚期智 張立綱
張永山 朱棣文 朱經武 卓以和
㈣ 1929年發現第一個北京猿人頭骨蓋化石的人是我國科學家A楊鍾健B賈蘭坡C裴文中D李捷
裴文中（1904～1982）
中國考古學家，古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04年1月19日生於河北豐南。192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後，從事舊石器考古、第四紀地質學及哺乳動物化石研究。1937年獲法國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後，任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技佐、技正，並先後任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燕京大學、中法大學教授。1949年起歷任中央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博物館處處長，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中國自然博物館學會主席，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等職。曾被授予英國皇家人類學會名譽會員、聯合國史前學和原史學協會名譽理事等。1929年起他主持並參與周口店的發掘和研究，為中國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的發現者。1931年起，確認石器、用火灰燼等的存在，為周口店是古人類遺址提供了重要依據。他主持的山頂洞人遺址發掘，獲得大量的化石及其文化遺物。1950－1953年任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博物館處處長。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研究員。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首批學部委員。1957年榮獲英國皇家人類學會名譽會員稱號。1963年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古人類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同年，當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屬史前學和原史學協會名譽常務理事。1982年當選為國際第四紀聯合會名譽委員。同年9月18日在北京病逝。他在1949年後還積極開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時代的綜合研究，為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裴文中是中國古人類學的重要創始人。他於1929年12月2日在周口店發掘出北京猿人第一個頭蓋骨，轟動了中外學術界，成為中國古人類學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為此，中國科學社於1930年授予他金質獎章。他學術研究涉及面很廣，包括史前人類學和考古學、第四紀哺乳動物及地層學等等，其主要著作有：「周口店洞穴層含人化石堆積中發現的石英器和其他岩石的石器」（1931）、《周口店第1地點之肉食類》（1934）、《周口店山頂洞文化》（1939）、《周口店山頂洞動物群》（1940）、《廣西柳城巨猿洞及其他山洞之食肉目、長鼻目和嚙齒目化石》（1987）等等。他在我國建立了若干第四紀不同時期的生物地層標准剖面。
裴文中科學生涯數十年間，足跡幾乎遍及全國，領導並參與了許多大型的古人類調查與發掘。如1955－1957年廣西山洞的調查，發現了巨猿的確切產地和層位，為華南建立了第一個早更新世洞穴堆積標准剖面。50年代山西襄汾縣丁村舊石器地點群的發掘和研究，改變了對紅色土層時代的部分看法。為華北建立起了晚更新世早期的標准剖面。堅實的野外工作，精心的室內研究，使他對第四系與第三系界線問題、第四紀哺乳動物區系、體形變化規律、我國舊石器文化特徵和多樣性，以及原始社會理論等方面都有獨到見解，取得卓越成就。
裴文中也是傑出的科普作家，他的科普著作《周口店洞穴層採掘記》（1934）《中國石器時代》等等，對於進行愛國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宣傳教育工作，效果十分顯著，影響極為深遠。
㈤ 楊鍾健的人物生平
1897年月1日生於華縣龍潭堡。其父楊鶴年（松軒），是陝西知名的教育家、同盟會會員。因而楊鍾健從小便受到有益的啟蒙教育。他於1916年畢業於陝西省立第三中學，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北京大學當時是新文化運動的基地，在這個環境中，很快便發揮出他的潛在能力與愛國熱忱。
1920年9月，他與地質系學生共7人，議決建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這是中國第一個地質研究團體。登報公啟中說明該會的目的有三：一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質上的真理」；二是「引起社會上對於地質的注意」；三是「中國地質，自來少人調查，即有言及，無非就外人調查的大概而言，這是何等可恥的事！力量雖少，卻要盡力所到一洗此恥」。簡章規定會務四項：敦請學者講演；實地調查；發行刊物；編譯圖書。該會在成立大會上，楊鍾健報告籌備經過，並當選為第一屆委員長，得到校方與李四光、葛利普、丁文江、何傑等的支持。
1923年春，楊鍾健代表北京大學學生會至上海出席「中國學生聯合會」，編輯會刊；7月，在《中國地質學會志》發表《南口一帶的地形特徵》，這是他的第一篇科學論文。10月，赴德國留學，在李四光的幫助下進入慕尼黑大學地質系，隨F．布勞里（Brol－li）和M．舒羅塞（Schlosser）學習古脊椎動物學。
1924—1927年入德國慕尼黑大學地質系，獲哲學博士學位。
1925年，確定其博士論文題目為中國嚙齒類化石研究，布勞里教授便介紹地質系的舒羅塞指導他，舒羅塞是哺乳動物化石專家，曾從事中國的哺乳類化石研究。楊鍾健的論文「中國北方嚙齒類化石」（德文）在《中國古生物志》（1927年）上發表，這是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古脊椎動物學專著，從此古脊椎動物學及古人類學這門學問在中國就和楊鍾健的研究與考察及教育工作一起發展起來了。
192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在西歐各國考察、進修，次年回國，入中央地質調查所工作，主持周口店的發掘與研究工作。
1928年任中央地質調查所技師，主持周口店發掘工作。
1928年2月，楊鍾健取道西伯利亞回國，任農礦部地質調查所技師。他奉派主持北京周口店的系統發掘工作。
1929年，「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他即負責該室工作，此後50年中，雖然這個研究室的體制和名稱屢經改易（實際上它是現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前身），他一直擔任這個單位的領導職務。他野外考察與參觀訪問的足跡幾乎遍及中國各省，以及亞洲、歐洲、北美的許多國家。他一生發表的學術性文章達500多篇，包括20多種專著，是近代中國自然科學界著述最多的少數幾個學者之一。終生為中國的古脊椎、古人類學的研究嘔心瀝血，貢獻了他的一切。
從1929年起，楊鍾健把工作重點轉向考察北方「土狀堆積」方面，他與法國地質學家P．T．德日進（deChardin）在山西、陝西進行了廣泛的調查，記錄了第三紀後期與第四紀的地層，劃分出「紅色土」地層，為中國黃土的進一步研究開辟了道路。同時他們採集化石進行研究，從此他與德日進結下了深厚友誼。次年又參加了由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組織的中亞考察團，去內蒙古調查新生代盆地。
1931年，楊鍾健參加了另一個國際合作項目——中法科學考察，經內蒙古、寧夏而至新疆，然後經蘇聯返回北平。此後兩年，他去山、陝、豫等省調查，發表了多篇論文。
1934年，他的野外工作以長江流域為主，諸如雨花台礫石、龍潭下蜀壤土和廬山地貌等均經考察。這年秋天，他和卞美年去山東新泰、蒙陰等地，調查有關地層及恐龍化石，返途中，經濟南，齊魯大學地質系教授J．施可特（Scott）示以含於硅藻頁岩中的魚及植物化石；經了解，系產自臨朐縣內，當時他便決定調查這個化石產地。
1935年春，他與德日進、裴文中作兩廣之行，對南方的洞穴堆積展開調查，發表了《廣西和廣東的新生代地層》一文，為中國南方新生代地質的研究奠定了基礎；5月，他一人去山東臨胊，偕技工3人採集了大量的植物、魚、哺乳類及蛙類化石，他把這套地層定名為「山旺統」。這年冬天，他任中央地質調查所北平分所所長。
1936年春，他與由南非轉道來華的美國古生物學家C．L．甘頗（Camp）去山西、四川調查地質，並會同四川大學的周曉和在四川榮縣採集恐龍化石。
1937年，他再次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並獲得「葛氏紀念金質獎章」。6月，他偕美國古植物學家R．W．錢耐（Chaney）又去山東臨朐採集化石，往返兩周時間。就在他回到北平不久，「七七」事變發生，他與中國人民一樣，多年順利開展的工作受到嚴重挫折，歷史使他進入了新的境遇。
1937年8月上旬，日軍進入北平。楊鍾健此時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保護地質調查所的設備財產。經思考，認為當時只有利用協和醫學院和新生代研究室的關系來達到這一目的。
1940年秋，他隨所轉至四川北碚。此後幾年，他除在北碚做研究工作，兼任重慶大學教授外，並去陝西、甘肅、新疆等地考察。1943年，他被聘為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次年被派出國考察，經印度到美國，在美國東、西海岸各博物館、大學參觀訪問，後又赴加拿大及一些西歐國家，走訪了許多古生物研究中心，特別是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他觀察了大量標本，並與D．M．S．沃森（Watson）、Y．T．格里戈雷（Gregory）、A．S．羅默爾（Romer）、G．G．辛普森（Simpson）、E．H．科伯特（Colbert）等名家共同探討有關問題，完成了多篇重要著作，從而成為當代最活躍的古生物學家之一。
1944年，出國考察時，將此標本隨身帶去，在紐約作進一步修理和研究，最後確定卞氏獸是很接近哺乳動物的爬行動物。這一來，此前已歸入哺乳動物的南非和英國的種類，也均被移至爬行動物中去了，從而後移了哺乳動物最初出現時間，卞氏獸也被各國編入了有關教科書。
1944—1946年，去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瑞士等國訪問及講學。
1946年4月，他回到了抗戰勝利後的祖國，但當時的社會狀況實難令人樂觀。他面對現實，一方面在北京大學任教，並做些野外調查；一方面仍積極籌劃恢復新生代研究室，卻因各種因素未能實現，於是只得又返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此一時期，正如他自己寫道的：「抗戰勝利後的最初幾年，為我的生活最感煩悶的時期」，此時，他被任命為西北大學校長，1948年10月去西安赴任，次年1月即回南京，並在那裡迎接了解放。
1947—1948年，任北京大學教授、西北大學校長。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6月，楊鍾健應邀至北平出席「科學技術界代表大會籌備會」，12月，任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局長。他到任不久，即與裴文中、賈蘭坡、劉憲亭等人籌建「古脊椎動物研究室」。
1951年秋，他與劉東生、王存義去山東萊陽和山東大學地質系合作發掘恐龍化石及調查白堊紀地層，是為青島棘鼻龍。
1953年，辭去編譯局長職務，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主任，次年5月，去安徽泗洪等地野外調查。
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委員（院士），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6年，他與斯行健、趙金科、周明鎮組成中國古生物學訪蘇代表團去蘇聯各地訪問兩月。在此期間，達成了中蘇古生物科學考察協議，並為以後古脊椎動物研究作了戰略性的部署。次年，其研究室改為古脊椎動物研究所，任所長；此後數年，他經常去山東、山西、內蒙古、甘肅等省調查。
1959年，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仍完成論文多篇，諸如新疆白堊紀的飛龍，以及華南水生爬行動物化石等工作，就是在當時極其困難的境況下完成的。粉碎「四人幫」後，他精神倍增，過了80壽辰後去山西許家窯考察古人類遺址；1978年4月，去廣東三水縣調查產魚化石地層；9月到廬山參加第四紀冰川與第四紀地質學術討論會，並到野外考察，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地質旅行。返京後又於10月去上海與美國古生物學家辛普森會晤，回京後抱病撰寫中國古生物學會第三次代表大會和第十二屆學術年會發言稿。1979年元旦因胃出血住入醫院，1月15日逝世。
1979年1月15日，楊鍾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2歲 。
㈥ 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學
於 洸
( 北京大學)
2009 年，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將迎來它的 100 周年誕辰，在慶祝建系 100 周年之際，人們很自然地十分緬懷為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王烈教授。
王烈 ( 1887 ～1957) ，字霖之，浙江蕭山人，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1909 年京師大學堂 ( 北京大學前身) 創設地質學門，王烈是第一屆學生。1913 年 2 月畢業前不久，王烈赴德國留學。1914 年畢業後回國，先後任教於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農商部地質研究所。1919 年 8 月受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此後，他從未離開過北大，從未離開過地質教育崗位，從事地質教育 40 多年，是在國內學習地質學並終身從事地質事業的第一人。1924 ～ 1927 年及 1928 ～ 1931 年，兩度擔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系主任。1929 ～ 1933 年間，先後任北大學院第二院 ( 理學院) 代理主任、北大學院總務長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學秘書長。王烈先生畢生從事地質事業，特別是地質教育事業，為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為我國地質科學人才的培養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
王烈，字霖之，1887 年 11 月 10 日 ( 清光緒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生於浙江省蕭山縣臨浦鎮。10 歲時到省城杭州讀書，聰慧勤奮。1906 年被選送到京師大學堂預備科學習，1909 年夏畢業。1909 年8 月3 日 ( 清宣統元年六月十八日) ，學部奏請京師大學堂畢業生給獎折，其中，預備科 80 分以上為最優等，共 8 人，王烈名列第三，畢業平均分數八十八分三厘四毫。京師大學堂於 1909 年開辦分科大學，格致科大學首批設立的有地質學門。它是我國高等學校中設立的第一個地質學系，是我國高等學校中培養地質人才的肇始。當時規定，格致科大學以預備科德文班學生升入，當年入地質學門的有王烈等 5 人，他們是地質學門的第一屆學生，也是我國大學中學習地質學的第一批學生。當時在地質學門任教的主要是德國地質學家梭爾格博士 ( Dr. F. Solgar) 。1912 年 5 月 3 日，國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請，將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該班學生於 1913 年 5 月畢業。畢業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費留學，1913 年 2 月，王烈赴德國勿蘭堡大學繼續攻讀地質學。當時，德國正忙於准備與英、法、俄 「協約國」的戰爭，國內形勢緊張混亂，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王烈於畢業後就匆匆回國了。
回國後，王烈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 ( 北京師范大學前身) 博物部任教。農商部地質研究所於 1913 年 6 月成立，前兩年附設於北京大學，是我國自辦的一所三年制地質專科學校。北京大學地質學門第一屆學生、留學德國的王烈也在地質研究所講授構造地質學和德語，並兼任地質調查所工作。1916 年 7 月，地質研究所 22 人結業，其中獲畢業文憑的18 人，13 人入地質調查所工作。自此，我國的地質調查工作才真正開始起步，並為以後地質工作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王烈為這批地質人才的培養也作出了貢獻。
二
地質研究所結束後，1917 年秋季，北京大學地質學門恢復招生，1919 年秋改稱地質學系。1919 年 8 月，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直至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一直在北大任教，先後擔任礦物學、礦物學實習、高等礦物實驗、地質學、岩石學及實習、高等岩石學及實習、地形測量及實習等課程的教學工作，往往同時上三四門課，每周多達15 學時以上，並專門安排出時間給學生答疑，還要指導學生野外實習。王烈所授的課程涉及許多不同學科，知識面廣，他的講課很受學生歡迎。1928 年還兼任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 ( 原北洋大學) 采礦冶金門地質學教授。
20 世紀 20 年代初期，我國中文地質文獻很少，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著的幾大部《中國》( Das China) 是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但當時能閱讀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辭辛苦，用筆譯或口譯向學生傳授。1920 年 10 月，美籍德裔地質、古生物學家葛利普應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講授古生物學、地史學等課程，他用英語和德語講課，初期由王烈口譯。葛利普教授為我國培養出一批著名的地質、古生物學家，人們都認為，王烈曾起過不少的協助作用。
1924 年 10 月至 1927 年 4 月及 1928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王烈兩度擔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系主任。在這段時間里，地質學系的師資隊伍有很大加強，何傑、溫宗禹、孫瑞林、王紹瀛、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驊、孫雲鑄等教授都先後在系裡任教，特別是葛利普、李四光兩位教授 1920 年到系任教，對教學工作、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這一時期課程設置不斷改進，課程分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普通科目與高等科目。從 1923 年秋季學期開始，三、四年級分礦物岩石學門、經濟地質學門、古生物學門三個學門，供學生選習。教師們傾心教學; 教學內容豐富，注意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培養青年既嚴格要求，又熱情關心。重視野外實習。科學研究工作有很大進展。王烈對此作出重要貢獻。
王烈對青年人的成長是很關心的。1920 年 9 月，地質學系二年級學生楊鍾健等發起成立地質研究會，其宗旨是 「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進求真理的興趣，而從事於研究地質學」。10 月 10 日舉行成立大會時，王烈因事未能參加。但他與其他教授都積極支持該會的活動。1920 年 11 月 28 日，研究會舉行講演會，王烈發表了 「中國之支那海侵時代及昆侖海侵時代」的講演，他從地質歷史、海陸變遷講起，並運用圖、表，著重介紹了中國地區寒武紀、奧陶紀的 「支那海侵」和志留紀、泥盆紀的 「昆侖海侵」的分布特徵，並講述了古地理、海陸變遷的研究方法，對學生很有啟發。這次講演的記錄稿刊登在《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年刊》第一期 ( 1921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上。地質研究會《簡章》規定會務有四項，即: 敦請學者講演，實地調查，發刊雜志，編譯圖書。1920 年12 月 12 日，研究會召開茶話會，敦請老師參加，徵求學會如何開展活動的意見。翁文灝、葛利普、何傑、王烈等教授與會，並發表了意見。王烈對研究的方針提出建議，他說: 「( 一) 注意理論，不急於速求應用; ( 二) 科學上新說可以把舊說代替，故不必存絕對的觀念; ( 三) 應該用科學的方法把當時尚凌亂的中國地質調查報告加以整理」，「至於實地調查，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時去做。現在就能辦到的先辦。」地質研究會要按上述四項內容開展活動是有不少困難的，其中之一就是經費。王烈在茶話會上說: 「可以先向地質系的教員呈請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說的那樣，向國外人募集。」會後，系主任何傑教授發起地質學系教員捐助，至 1921 年初即募得 125 元，支援了研究會的活動。
王烈從多方面支持地質研究會的活動，並對他們做出的成績加以鼓勵。《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會刊》第三期 1928 年 7 月出版，王烈寫了 「卷頭語」，從礦業、工業、農業、水利、災害、商業、軍事等方面論述了 「近代地質學之關於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但 「吾國人每以此為理論科學而漠然視之」， 「吾校地質系同人組織之地質研究會，歷有年所，年出會刊，將平日調查研究之所得貢獻於世，藉以喚起國人之注意，本屆循往例而刊行，其意仍猶是也。」1929 年 11 月 26 日，地質研究會全體會員大會議決改名為 「北京大學地質學會」。《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會會刊》第五期於 1931 年 4 月出版，王烈又寫了「卷頭語」，指出 「比年以來，吾國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而尤疚心於科學論著之罕覯。今吾校地質學會會刊又將付梓矣，斯刊梓行後，其貢獻於學術界者或至微渺，而足供今中國人及肄習斯學者觀摩之資，則彰彰明甚。循是焉，而益求深詣，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三
王烈在主要從事教學工作的同時，還從事地質調查和科研工作。王烈回國時，我國地質工作還處於籌備草創時期，他所著 《河北省懷來縣八寶山煤田地質報告》，是我國早期的地質報告之一。1920 年 10 月 16 日晚，甘肅東部海原、固原 ( 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一帶發生里氏 8. 5 級大地震，災害嚴重，死亡 20 多萬人，房屋、牲畜、農田等損失不計其數。1921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訓令北京大學教授王烈、測量助教楊鐸會同內務、農商兩部派員，前往陝甘地震災區調查。這是民國以來組織的第一次地震調查。王烈與翁文灝、謝家榮等 6 人於 1921 年 4 月 15 日出發，乘京綏車至綏遠，由綏遠取道寧夏至皋蘭，繼經固原、平涼、天水至蘭州，震災之重要地點都進行了調查。此行目的，尤注意於科學之研究，除調查震災狀況，勘察山崩、地裂等現象外，更注意地質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與地殼之關系。此次地震甘肅海原、固原等地災情最為嚴重，其次為陝西西部與甘肅交界處，此外，山西、河南、直隸 ( 今河北) 、山東、湖北、安徽等省皆覺有震，但未成災。這次調查歷時近 4 個月，嗣後，謝家榮留該地繼續調查。這次調查後，翁文灝、謝家榮均發表了有關論文，謝先生在文中還寫道 「余師翁詠霓 ( 翁文灝) 、王君霖之 ( 王烈) 皆為赴甘之委員，同行時，對於調查材料，互相討論，獲教之處甚多。」此次調查後，王烈又向南至甘肅省南部之武都、陝西省南部之漢中等地調查。他在漢中的葯鋪中購得石燕貝化石，回京後請葛利普教授研究，經追索查明，該化石原產於廣西 ( 在湖南也有很多同類者) 。後來葛利普發表了 《中國古生物志》專著之一 《中國泥盆紀腕足類化石》，其中定了一個新種，命名為 「王烈石燕」，以示對王烈的敬仰。
四
王烈積極參加地質科學的學術交流活動。王烈是中國地質學會 26 名創立會員之一。1922 年 1 月 27 日，26 位地質學界人士應邀在北京地質調查所新建圖書館的會議室開會，逐條討論了學會章程草案。會議主席丁文江提議由 5 人組成籌備委員會，負責推舉學會職員候選人，章鴻釗任主席，王烈是籌委會委員之一 ( 另三人是翁文灝、李四光、葛利普) 。2 月 3 日召開會員大會，通過了章程，選舉了職員，宣布中國地質學會正式成立。王烈當選為首屆評議員 ( 相當於以後的理事會理事) 。
1922 ～ 1924 年，王烈連任了三屆評論員。1925 年 1 月 3 ～ 5 日，中國地質學會在北京舉行第三屆年會，1 月 4 日在北京大學二院大禮堂舉行大會，大會由王烈主持，會長翁文灝發表演說，題為 「理論的地質學與實用的地質學」。葛利普作學術報告，題為 「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以後，王烈又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第五屆 ( 1926 ～1927 年度) 和第七屆 ( 1929 年度) 評議會副會長。
五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王烈還參加了北京大學的一些管理工作。1924 年即擔任學校庶務委員會委員。1928 年 9 月 21 日，南京國民政府決定設立北平大學區，將北京大學等北平九所國立高等學校及天津、河北的國立高等學校合組為北平大學。這一決定遭到北大師生的強烈反對，要求恢復北京大學。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讓步，確定學校名稱為北平大學北大學院，包括第一院 ( 文學院) 、第二院 ( 理學院) 、第三院 ( 社會科學院) 。對外仍譯用國立北京大學 (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課九個多月之後，於 1929 年 3 月 11 日重新開學。1929 年 1 月 22 日，王烈任北大學院第二院代理主任。3 月 11 日，王烈任北大學院總務長兼第二院主任。3 月 17 日北大學院舉行評議會評議員選舉，王烈等 7 人當選為評議員。4 月 13 日還被聘任為財務委員會委員長，聘任校舍委員會委員和自然科學季刊委員會委員，研究所自然科學門委員。8 月 3 日，王烈致函北大學院陳大齊院長，請辭總務長及二院主任，陳院長請王烈打消辭意，職務照舊擔任至北大學院結束。8 月 8 日，王烈致函陳院長，表示暫不辭職，共任時限。
1929 年 7 月 1 日，北平大學區停止試行。8 月 6 日，國民政府決定，北平大學北大學院脫離北平大學，正式恢復國立北京大學名稱。8 月 8 日，北大學生會致電教育部，請頒令任蔡元培校長，並函陳大齊暫行繼續維持校務。8 月 23 日，北大全體教職員工緻電蔡元培先生: 北大幸得恢復，校長一席非先生莫屬，務乞北返主持，以慰眾望。並推舉王烈、劉復兩位先生赴滬敦請。王烈、劉復及學生會代表隨即赴滬敬勸蔡元培先生返校。蔡先生表示: 「深感諸先生維護北大，愛重鄙人之盛情。」9 月 16 日，國民政府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在蔡未到任以前，以陳大齊代理。
1929 年 10 月，王烈任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 ( 共 13 人) ，校舍委員會委員長，財務、聘任、庶務、學生事業委員會委員。1930 年 9 月，北京大學取消原來的評議會，改設校務會議，決定學校的方針大政。1931 年9 月至1937 年9 月，王烈都是校務會議會員。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王烈任北京大學秘書長。此外，1931 ～ 1937 年還任圖書、儀器委員會委員，1931 ～1933 年任財務委員會委員，1932 ～1933 年任學生事業委員會委員。王烈在上述職務崗位上，為北京大學的建設和發展貢獻了力量。
在 《國立北京大學同學錄》( 1930) 中，王烈書寫了前言，對同學們提出希望。他寫道: 「在我國這種風雨飄搖的教育狀況之下，諸君居然完成了大學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憶這六年中，我校經過了多少困難，才得到今日這樣的地位。現在諸君畢業了。我一方面很榮幸地來慶賀你們; 一方面還希望諸君在學業上，本著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繼續研究，在服務上，本著我校飽受困苦的經驗，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繼續為社會為國家奮斗，發揚北大的光榮於全國。諸君前途無量，願各好自為之。」
王烈曾幾次請辭秘書長職務。1931 年 12 月 18 日，王烈致函蔣夢麟校長，寫道: 「烈素耽教學，不習庶事，前承畀以秘書長重任，屢次請辭，迄未獲許，荏苒數月，貽誤實多。近以同學赴京示威，承校務會議推舉，南下照料，舟車勞頓，舊症復發，實難再膺繁劇，務懇辭去秘書長職務，俾資休養，無任感荷。」12 月 24 日，校務會議議決: 在蔣校長未回校以前，仍請王秘書長照常繼續職務。王烈顧全大局，繼續履行職務，直至 1933年 12 月 6 日新任秘書長到任。
六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從此開始。7 月 29 日北平失守，7 月 30 日日軍佔領天津。北平、天津淪陷後，國民政府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湖南長沙，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 年初又遷往雲南昆明，4 月，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王烈一生熱心教育工作，無論在軍閥混戰時期，或在抗日戰爭時期，他都堅持教育崗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北平後，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不顧體衰，離別家庭，長途跋涉，顛沛流離，先至長沙，後到昆明，繼續為培養地質青年而努力。這種崇高的民族氣節，感動了不少滯留在淪陷區的教育界知識分子，他們以王烈等人的愛國情懷為榜樣，相繼走向大後方。
王烈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教授，一直講授礦物學、光性礦物學，也教過岩石學和測量學。他是我國最老一輩的礦物、地質學家之一，在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教授中也是年紀最長的一位。學生們對他上課時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學經驗豐富，講課時不看講稿，常把老花鏡推到額頭上，許多數字都能背到小數點後第三四位。他作風嚴謹，往往講完一個段落，就摸出懷表來看看，下課鈴聲響起，他的講課也就告一段落了。當學生們拿著礦物、岩石標本問他時，他便拿起放大鏡，或用簡單的測試方法測試標本，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學生的問題。他指導學生鑒定岩石薄片時，在偏光鏡下轉幾下，就能准確定出礦物名稱。大家公認他是礦物學、岩石學方面實踐經驗相當豐富的老權威。在西南聯大期間，他還積極參與各種學術活動，他曾應邀為全系師生作 「中國地質教育史」的報告。
1945 年 8 月，抗日戰爭勝利。1946 年夏，北京大學復員北平。王烈不辭遠途勞累，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籌備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復員工作，他雖年近花甲，但仍精神飽滿地為復員工作的大小事務操勞。1946 年 10 月開學後，他仍擔任普通地質學和普通礦物學的教學工作。1948 年秋，國民政府實行所謂 「幣制改革」，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強烈刺激，健康狀況嚴重惡化。
1950 年以後，先生年老多病，不堪教書之勞，退休在家，但仍然關心教育工作。先生平時忙於教學和行政工作，著述不多，退休後體病力衰，但病情稍愈、精神好轉時，即潛心從事礦物學、岩石學書籍的譯著工作，為地質科學事業發揮余熱，幾年中完成數卷。惜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夠貫注，出版問世尚需加工，但書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經系統方面，時輕時重。1956 年底病情轉劇，入北京協和醫院治療，於 1957 年 2 月 2 日與世長辭，終年 70 歲。
先生故後，移靈於東城賢良寺。195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教授、北京礦業學院副院長何傑教授 ( 王烈的老友，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會，王烈的同事、學生和親友參加了公祭大會，正在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的部分代表、學會理事和會員也參加了公祭大會。王烈先生的遺體安葬於北京西郊萬安公墓。
王烈教授在地質教育戰線辛勤耕耘了 40 幾個春秋，在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工作了 30 多年，為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力量，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地質科學人才。他為我國地質事業，特別是地質教育事業所作的貢獻，功不可沒，他執著的工作精神，永遠值得北大和地質學界的晚輩們學習和弘揚。
參 考 文 獻
［1］ 高振西 . 王烈 ( 霖之) 先生小傳 . 地質論評，1957，17 ( 2) : 204 ～206
［2］ 潘雲唐 . 載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編，王烈，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 . 理學編地學卷 2. 北京: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1 ～ 5
［3］ 於洸，王烈 . 中國地質 1992 ( 7) 「地學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礦產部主辦 . 北京: 地質出版社，1992，33
［4］ 王學珍等 . 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 ( 1912 ～1937)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5］ 王學珍等 . 北京大學紀事 ( 1898 ～1997)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第二版
㈦ 應該記起的人有哪些
談到「北京猿人」發現的經過，我們不得不把歷史的時針撥回到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不得不把目光聚集到中國地質科學歷史的童年，也不得不回憶與「北京猿人」發掘有關的幾位科學家。這一切都與「北京人」這一輝煌的科學成就相關。
1.丁文江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蘇泰興人。早年（1902～1911）留學日本、英國。在留學期間他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接受了達爾文進化論的思想和現代科學觀念。
6.步達生（Davidson Black）
步達生（1884～1934），加拿大學者，1906年畢業於多倫多大學醫學系，後攻讀解剖學。他的研究是專門進行人腦比較解剖學。1919年他應邀來到中國，任北京協和醫院教授，1921年任解剖學系主任。他對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的研究工作十分關注，對周口店發現的原始人類牙齒化石更是感興趣，為此，他專門寫了一篇論文，並把論文的重點內容發表在世界學術界影響非常大的兩個刊物，一個是英國的《自然》雜志，另一個是美國的《科學》雜志上，其目的就是為了引起世界的注意。
1926年，步達生和丁文江、翁文灝進行了長時期的籌劃、協商，決定由北京協和醫院和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合作，成立新生代研究室，步達生任研究室名譽主任。當然，新生代研究室成立時已是1929年春天了。但是周口店的發掘與研究工作從未間斷。
步達生是一位非常敬業的科學家，他在參與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的研究與鑒定工作中廢寢忘食，1934年病故於北京協和醫院解剖系的工作室里，時年50歲。
步達生生前，中國地質學會為了表彰他在周口店北京猿人研究中所作的貢獻，1931年授予他葛利普金質獎章；中國科學社也授予他金質獎章；英國皇家學會接納他為皇家學會會員。
㈧ 南遷北守
中國地質博物館
中國地質博物館
1935～1949
1.南北分立
1927年，政府在南京建都，北京改稱北平，北平逐漸失去了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再加上日寇侵略，華北危急。1935年地質調查所在南京珠江路942號（現為700號）建成新樓，陸續南遷，地質礦產陳列館部分標本隨遷，從此，地質礦產陳列館陷入了十餘年顛沛流離的動盪搬遷時期。
1935年，地質調查所遷往南京，留下部分人員、標本和設備在北平豐盛胡同和兵馬司胡同所址，歸屬新組建的地質調查所，稱北平分所，北平分所地質礦產陳列館除新生代化石陳列室尚維持現狀外，其他頗不充實，經迭次整理，於1936年夏由賈蘭坡、李悅言首先恢復古生物及中生代化石、非金屬礦產、金屬礦產及普通岩石四陳列室，並增闢西山地質陳列室及周口店猿人洞陳列室，又將該陳列館北樓（原為新生代研究室之一部）完全改為陳列室，由李悅言等新置變質岩、火成岩、水成岩、中國地層、地質構造、礦物及土壤等七陳列室。布置就緒，於中國地質學會第十三次年會開放。
中國地質博物館
賈蘭坡（1908～2001），字郁生，河北玉田人。於1931年參加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發掘工作。1935年，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發掘。1936年11月下旬接連發現3個比較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對這個世界聞名的早期人類遺址的發掘與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5年建成的地質調查所圖書館，位於南京珠江路
幾十年後，1996年3月18日上午賈蘭坡先生回憶說：「當年曾將周口店的化石裝架，布置成一個『小動物園』，使北京猿人時期的動物群展現在觀眾眼前。」這些骨架，1959～1963年其中部分曾在地質部地質博物館展出，因年久失修，已殘缺不全。後來中國地質博物館曾在地層古生物陳列室內展出周口店哺乳動物化石，北京猿人及山頂洞人頭骨模型、石器、骨針、獸牙飾物等均是當年展品，並保存完好。這一時期北平分所新生代研究室的負責人為楊鍾健，開始原安排李悅言協同賈蘭坡一同調整陳列室，不久，楊先生又另行安排李從事第三紀脊椎動物化石及其地層的研究工作。
地質礦產陳列館原為豐盛胡同3號，後來為了應對動盪時局，易於管理，1937年將前、後門對調，即正門由豐盛胡同3號改在兵馬司甲58號（現為6號），距北平分所正門兵馬司9號（現為15號）近在咫尺。此時陳列館已有15個陳列室，規定每天下午兩點至五點為參觀時間。
1935年，地質陳列館成為中國博物館協會團體會員，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當選為該協會執行委員。
1935年，地質調查所由北平遷往南京，在南京珠江路942號（現為700號）建造新樓，設地質礦產陳列館。
新樓共三層，陳列室占第二、第三層，館周圍有綠色草坪、小橋流水、蒼松翠柏。館陳列面積約1500平方米。因南京陳列館是新樓，設備、規模和陳列內容比北京有很大的提高。陳列館主任由盛莘夫擔任。
中國地質博物館
南京的陳列館經過盛莘夫、邊兆祥等人的整理與布置，於1937年初正式對外開放。共有地質構造、礦物、岩石、礦產、燃料、土壤、地史、植物化石、無脊椎動物化石、脊椎動物化石、北京猿人和史前文化、本所出版物等12個陳列室。陳列的展品大部分是已經研究鑒定並著文發表的標本。各陳列室的櫥架，式樣不同。同一室中也根據標本大小設計不同的櫥架，力求豐富多樣。
2.飽嘗外侵之苦
南京地質陳列館布置不久，1937年抗戰爆發，11月日軍佔領上海，逼近南京，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同南京其他機關一樣，倉促撤退，限期三五天內搬完。剛從國外回來不久的實業部地質調查所代所長黃汲清，動員全體員工於11月16日～18日將圖書館、陳列館、各辦公室、研究室等部門重要物件晝夜趕工裝箱，統一編號。陳列館標本既笨又重，無法顧及全部，只能精選比較標準的標本帶走。陳列館的標本由高振西負責護運目的地是長沙。留下的標本「凶多吉少」是在意料之中。地質調查所總共裝運313箱，陳列館精選的標本編在其中，在南京下關上船，由長江輪船運至武漢，再轉船過洞庭湖，11月下旬運到長沙，一路輾轉碰撞，有些箱子被損壞。到長沙後，地質調查所營造簡易房屋，急需用的箱子被打開，破損的箱子也重新修補。1938年7月，武漢告急，地質調查所只得從長沙搬到重慶，陳列標本隨同其他物品「顛沛流離」，一起擠入四川地質調查所內。未幾，地質調查所在重慶北碚蓋好房子，陳列品才搬到北碚所內安置。
中國地質博物館
盛莘夫（1898～1991），浙江奉化人。早年就讀於浙江慈溪旅日華僑吳錦堂辦的錦堂中等農桑學校預科，該校課本多為日文原版，教員多為留日學生，所以盛的日語說得很好。後到杭州農事講習所求學，畢業後在浙江實業廳地質調查處給留美歸來的地質學家朱庭祜當助手，改習地質，進步很大。1929年在杭州西湖博覽會任地質礦產組主任，積累了陳列展覽的經驗。後又到北京大學地質系進修，師從孫雲鑄。1935年1月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邀他去北平任調查員。同年9月，該所遷往南京，盛莘夫任新建陳列館主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之前，盛莘夫奉命留守在南京珠江路地質調查所。負責看管、疏散來不及或無法運走的動產與不動產。侵入南京的日軍，到處搶掠燒殺。日軍闖進地質調查所內，盛莘夫挺身而出，由於盛日語流利，與日軍應對，聲明該地是學術機關，無軍事人員，避免了更大的房屋財產損失。盛莘夫作為「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逃出了南京，回到重慶地質調查所。
實業部地質調查所1935年遷往南京後，北平地質調查分所由謝家榮任所長。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謝家榮去職南下，由楊鍾健接任所長，不久北平淪陷，楊亦於當年11月南下到大後方長沙、昆明。北平分所內有—新生代研究室，系美國人辦的協和醫院與該所合辦，所以一度免遭日軍騷擾。珍珠港事件後，日美宣戰，在北平的美國僑民被集中管制，其產業全部被接收，新生代研究室亦未倖免。稍晚，偽華北綜合研究所在地質調查所內設華北地質研究所。請曾留日學地質的章鴻釗先生出任所長。但遭到章鴻釗的拒絕。
在這期間，陳列館舍曾被日偽軍搶占，陳列標本幾次搬遷到動物園等處，最後又返回原地，幾經周折，損失嚴重。
「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最早期模型
重慶北碚地質調查所辦公樓
重慶北碚地質調查所辦公樓
抗戰時，內地科學學術機關有不少遷到重慶北碚，使北碚成為國內重要的學術中心。各學術機關」鑒於科學教育之亟待普及，學術研究尤待發揚。「共同發起籌建自然科學博物館。1943年12月，由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氣象研究所、中央地質調查所、工業試驗所、農業實驗所、西部科學院等機關代表組成籌備委員會，翁文灝、盧作孚為正、副主任委員，於1944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開館。館址以北碚原中國西部科學院惠宇大樓為陳列大樓，分工礦、農林、地質、地理、生物及醫葯衛生六館，其中地質館由中央地質調查所設計，標本由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國西部科學院及四川省地質調查所供給，計分礦物岩石、地層古生物、脊椎動物化石及土壤四室：
（1）礦物岩石陳列室
此室分為三部分：
① 礦物岩石標本；
② 礦物岩石及礦產資源圖表：
③ 研究及探勘礦石之方法與儀器說明。
在本室，我國主要礦產如煤、鐵、銅、鉛、鋅以及特種礦產用於外銷者，如鎢、錫、銻、汞等均有標本陳列。岩石分侵入岩、噴出岩、水成岩及變質岩四大類，各以代表標本陳列，表明我國岩石種類。
（2）地層古生物陳列室：
此室分為二部分，地層部分列於陳列室四周，古生物部分則位於陳列室中央。地層部分以地質年代自老到新的地層標本按順序排列，每時代各附最新編制的我國古地理圖及仿繪各地質時代生物再造臆想圖，使參觀者易於了解我國各主要地層的系統以及當時生物生活情形。古生物部分所列標本多為研究古生物及地層的重要化石，大部分是無脊椎動物按生物系統分別排列，其中有保存極佳的三葉蟲、菊石、海百合、海林檎.海星等不可多得的珍品。各標本均附放大圖像及說明，便於觀者了解。
（3）脊椎動物化石陳列室
本陳列室計有三種模型：
① 許氏祿豐龍
② 中國猿人北京種
③ 重慶白堊紀鱉化石。
許氏祿豐龍及中國猿人北京種，為我國當時學術界震驚世界的兩大發現，鱉為四川紅色地層中極為珍稀的化石。
菊石
（4）土壤標本陳列室：
本室陳列品包括標本及圖表兩項，所陳列的中國土壤標本，遍及全國境內，計分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四川盆地、華北平原、華南丘陵山地、西北黃土高原及山地與白山黑水等七區陳列。此外，對於土壤分類及土壤與植物的關系等用標本及圖表說明配合陳列，使參觀者一目瞭然。
3.戰後重建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派高振西到南京後又到北平與王竹泉（1891～1975）、裴文中（1904～1982）等一起接收偽華北地質研究所，接收完後，高返回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任命高平為北平分所所長，仍由賈蘭坡主持地質陳列館的恢復工作終未能對外開放。
1946年夏，中央地質調查所由重慶遷回南京珠江路，由侯德封任地質調查所陳列館主任，主持陳列館的恢復和重建工作。
幾百箱標本從重慶運回南京，到1946年底才運完，其中有一船標本不慎丟失。運回後分別整理，岩石、礦物、礦床標本由程裕淇負責；古脊椎動物化石由楊鍾健、王存義負責；蔡震中負責繪圖。日軍佔領期間，將大樓內的標本胡亂堆放在角落，日軍從其他單位搜羅的書籍等也堆放在樓內。各單位認領後才騰出空間。劉東生等人首先將堆放的標本一件一件搬出來，用毛刷仔細刷掉標本上厚厚的塵土，經多日勞作，把刷干凈的標本重新登記，排列在新的標本櫃中。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逐漸恢復了祿豐龍、普通地質、古生物、地層、礦物、岩石、土壤等陳列室。到新中國成立前夕陳列面積只恢復抗戰前的80%，於1948年10月正式開館。
中國地質博物館
侯德封（1900～1980），字洛村，河北高陽人。192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1928年任地質調查所技士。1937～1945年在四川地質調查所工作，1942年任該所所長。1946年任中央地質調查所技正兼陳列館主任。
㈨ 溫馨的回憶 永恆的緬懷——紀念黃汲清院士誕辰周年及逝世周年
潘雲唐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卓越的地質科學大師黃汲清院士離開我們已整整15年了，但他的偉業豐功，永垂科學史冊，他的音容笑貌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汲清先生出身在一個世代書香的小地主家庭。少幼聰穎好學，成績名列前茅。而且，他思想先進，能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他在成都四川省立聯合中學、天津北洋大學預科和北京大學地質系讀書時，都積極參加了學生愛國進步活動。他在學習上極其刻苦努力。在天津和北京的7年大學生活中，他從未回過一次家，一方面由於他家遠在四川，當時交通條件差，另一方面，他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學習中去。
黃汲清在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習期間，成績特別優異，1927年，他上三年級時即在《中國地質學會志》(英文刊)上發表了《北京西山寒武奧陶紀層》一文，被授予「優秀論文獎金」(140塊大洋)。1928年，他畢業前夕，與同班同學隨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去熱河省北票等地調查地質，他野外記錄簿文圖俱佳，顯露基本功的絕活，深得翁的青睞。同年夏，他畢業後即考入農礦部地質調查所(當年夏，國民革命軍北伐攻佔北平後，該所歸南京國民政府農礦部管轄)。翁文灝竟安排他這樣一位還沒轉正的「練習生」在他的大辦公室里與他的秘書並排辦公。這簡直是破天荒的禮遇。說明翁真是相中黃汲清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伯樂」他實在是當得太好了。黃汲清入地質調查所一兩年間調查了東北煤田地質，特別是隨丁文江從事了西南地質大調查，又在兩年內撰寫出版了6部關於古生物學、地層學、區域地質學的專著。他初出茅廬，鋒芒畢露、業績輝煌，深為丁文江、翁文灝所青睞和器重，並物色為接班人。1931年5月，翁文顥去南京出席中國地質學會第8屆年會，特意帶上黃汲清去經風雨、見世面。1932年翁又授意並推薦他去瑞士留學。1933年，丁文江去美國出席第16屆國際地質學大會後到歐洲游歷，特別在日內瓦約見黃汲清，告訴他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二疊紀古生物地層學權威查爾斯·舒克特在16屆國際地質學大會上講述世界二疊系地層對比時，採用了黃的中國二疊系劃分方案，使他也感到很光彩。臨別時，丁更是語重心長地對黃說：「你還年輕，前程無量，我們對你的希望無窮，我的這架布朗屯羅盤，用了幾十年，已經舊了，送給你作紀念吧!」令黃十分感動。
黃汲清1935年在瑞士濃霞台大學獲地質學博士，又游學歐美列國，於1936年1月滿載收獲和榮譽回到祖國，才知丁文江先生於月初病逝於長沙，不禁失聲痛哭。他向當時任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的翁文灝匯報情況後，翁滿心歡喜，當年即任命他為該所地質主任，一兩年內就晉升為副所長、代所長、所長。翁1937年3月22日致胡適的信上說：「適之我兄……地質所事交黃汲清君代理，此即在君(即丁文江)與弟共同選定為繼任所長者」道出了個中底細。當時翁文灝身邊能人如雲，不但有黃汲清在北大地質系的三四十歲的老學長，更有農商部地質研究所畢業的40多歲的「元老」，而翁卻按照與丁久已內定的方案，逐步交班給剛留學回國，才三十二三歲年齡的黃汲清，這一驚人之舉自然使整個地質界同仁衷心仰慕黃的天才，當然也許免不了有少數人忌妒。然而丁文江、翁文灝任人唯賢、不搞論資排輩、大膽提拔青年精銳的舉措被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是無比英明的。
黃汲清沒有辜負恩師的信任、器重和全體同仁的期望，他尊老愛幼，上下一心，把地質調查所辦得欣欣向榮，成為中國地質科學事業傑出的第二代領導人。後來，他辭去所長職務，潛心野外調查和科學研究，在基礎地質、應用地質若干領域都有輝煌的建樹。在古生物學、地層學、地史學方面，他建立了中國二疊系生物地層學劃分對比的基礎，有「黃二疊」的美譽。在區域地質學與構造地質學方面，他開拓了中國地質圖類的編繪事業，20世紀40年代他主持編了14幅《1/100萬國際分幅的中國地質圖》及整幅《1/300萬中國地質圖》，60年代初他又領導編繪了國際分幅的1/100萬全國整套地質圖件(地質圖、大地構造圖、成礦規律圖)，他又是我國歷史大地構造學的奠基人，創立和發展了「多旋迴構造運動學說」，成為我國大地構造學五大學派之一的代表。在應用地質學如礦床地質學方面，他發展並運用了「陸相生油學說」及「多旋迴成礦學說」指導了石油天然氣及其他重要礦產資源的普查勘探。此外，他在第四紀地質學、地貌學、冰川學以及地質科學史等方面都有若干貢獻。他在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西南地質調查所所長、西南地質局局長，全國礦產普查委員會常委、地質部石油地質局總工程師、地質部地質礦產研究所副所長兼大地構造研究室主任、地質部地質科學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地質科學院副院長、名譽院長。
1948年，黃汲清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是地質學界6位院士中最年輕的(44歲)。1955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並長期擔任中科院地學部副主任。他早年即擔任過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改革開放初期的1979年，他當選為該學會第32屆理事長，再一次擔當起全面領導中國地質科學事業的重任。他曾率團出席了在巴黎舉行的第26屆國際地質學大會，又出席了在莫斯科、華盛頓、東京舉行的第27～29屆國際地質學大會。
他獲得過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陳嘉庚地球科學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技術獎優秀獎。在國際上，他曾獲美洲地質學會名譽會員、蘇黎世瑞士聯邦高等理工大學榮譽博士、蘇聯科學院外籍院士等光榮稱號。
我從中學時代就聽說過黃汲清先生的大名，他當時作為西南地質局局長、也兼任重慶地質學校校長。我所在重慶市一中初中的高班同學有考到重慶地校的，回母校談起他們的黃汲清校長是著名的大地質學家。我也聽我第二位母親(也是我的大姨)劉尊一(西南師范學院教授)所生的弟弟則信說，黃汲清先生和母親是北京大學同學，還倡議過北大同學會的活動，而他與汲清先生的長子浩生還是儒英小學的同班同學和好友，他們一起玩時，浩生突發急性闌尾炎，還是則信背他回家，然後送醫院治療的。他還說姐姐則智在儒英小學與浩生的姐姐潔生也是同班同學、好友。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就經常聽說黃汲清先生了，最初的印象主要有兩點：有人說他驕傲自大、趾高氣揚，很不好接近；又有人說他差點被打成右派，後被保護過了關，但也受過批判和沖擊，在那「政治掛帥」的年代，他雖是大科學家，也根本吃不開。而我本人在「紅專辯論」中又被批判為「白專典型」，很受壓抑。所以，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想到去找黃汲清先生。
1963年，大學畢業前夕，我報考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楊鍾健院士(學部委員)的研究生，雖然考出了優異的成績，但楊老卻從北大組織上和群眾中聽到關於我「白專典型」的很多微詞，因而公開放出話來：「潘雲唐盡管成績考得最好，可惜我就是不要」。這對我無疑是沉重的打擊，留北京工作的希望不免要落空了。我想作最後一搏，從其他地方尋找慰藉和補償。我就在當年夏天一個下午。不揣冒昧，到百萬庄卯區地質部地質科學研究院宿捨去登門拜訪黃汲清先生，自我介紹之後的由頭是代表則智姐姐、則信弟弟問候潔生姐姐和浩生弟弟，並告知聯系方式。汲清先生和夫人陳傳駿女士明白我的身份和關系後，對我十分熱情親切。並且留我一起吃晚飯，慢慢敘談幾十年兩家的友誼，真是一見如故。
汲清先生深情地對我回憶與父母親的友誼：「我和你媽媽20年代在北京大學同學，雖然不在一個系，但常常一起參加進步集會，又一起上街去示威遊行，你媽媽不畏強暴，敢與軍警搏鬥，堪稱女中豪傑……你爸爸抗日戰爭時期是我的老上司，他是經濟部常務次長，我是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他雖然位高權重，但很平易近人，體恤下屬。我按規定每兩個星期一次去部機關匯報工作(述職)。你的爸爸見了我總是熱情招呼，親切握手，坐下來仔細聽我陳述，然後認真研究工作，有時也輕松愉快地『擺龍門陣』，拉家常。我偶爾遇到所里有急事，去到部機關，翁文灝部長不在時，找到你爸爸，他對地質業務不熟悉，完全尊重我們的意見，我們提出一些要求時，他也不跟我們斤斤計較，看我們說得頭頭是道，八九不離十，就大筆一揮，為我們簽字，然後蓋章，辦各種手續，使我們能及時領到錢和東西，解決我們所里的問題……」陳傳駿夫人說她也認識我的兩位媽媽，並多次去過我們家。後來，他們又問了我個人的若干情況，特別是政治表現、業務功課，外文工具的掌握等，十分親切周到，從那時起，我就稱呼他們為「黃伯伯」、「黃伯母」。
這次突然造訪的意外成功，對在極「左」形勢下懷才不遇、窮愁潦倒、落魄失意的我真是極大的撫慰。我懊悔自己不了解地質科學事業發展歷史的掌故，以至選錯了專業，投錯了人，在楊鍾健先生那裡遭到冷遇和厄運，似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而在汲清老伯伯這里卻是「柳暗花明」，使我受寵若驚，實在有「相見恨晚」之感。我回到學校後，立即給汲清老伯伯寫了一封語重心長的信。信上搬用了德國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內西「回憶馬克思」一文中的話：「我以一個毫無閱歷的、並且滿懷知識飢渴的年輕人，能夠有緣認識馬克思並得到他的教誨這種好運，更是使我感到萬分慶幸的，只不過把『馬克思』和『他』改成『先生』。」不幾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對我勉勵有加，特別是提到最近與我的老師樂森
在「四清」和「文革」初期，我都是「黑五類」挨整對象，與汲清老伯伯一家就中斷了聯系，我也聽說汲清老伯伯在「文革」初期受到嚴重沖擊，很為他擔心。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後，形勢有了好轉，我們開始恢復業務工作。我也聽說汲清老伯伯夫婦都從江西「五七」幹校回到了北京，也很為他們高興。
1974年，我為編撰《西南區古生物圖冊·四川分冊》而出差北京地質科學研究院，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他們家從原來的一個套間被壓縮到一個單間，十分擁擠。但他們仍十分坦然，隨遇而安，汲清老伯伯剛恢復工作又一心撲在科學事業上。1975年，我出差南京，在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聽了汲清老伯伯給青年科技人員的報告，又特別到汲清老伯伯所住的賓館去拜望，傳駿老伯母也在。
「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的春風吹綠了中華大地。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復，我投考了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尹贊勛先生的研究生，並取得了初試第一名的好成績，到北京來復試，復試結束後又在北京出差，為公家辦一些事，並且與則智姐姐一同在友誼醫院侍候患膀胱癌手術成功後康復過程中的母親。聽姐姐說，母親剛住進友誼醫院時，汲清老伯伯夫婦都到醫院探視。汲清老伯伯還特別托他的老朋友、該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鍾惠瀾教授多多關照，再加上母親的老友鄧媽媽(鄧穎超)又請曾任總理醫療組長的吳階平教授(後為兩院院士，曾任人大副委員長)參加會診，所以母親的手術和康復治療才很順利。過了一段時間，我又和則智姐姐、則仁哥哥去三里河南沙溝6幢1門2號汲清老伯伯新居拜望，見他們從局促的一間小屋遷到了一個豪華的大套間，還帶後花園，深深為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而由衷高興。
後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研究生院院長嚴濟慈先生，在召開全院招生工作會議時說研究生院要成立師資班，把成績合格者培養成為研究生院未來的教師，於是中科院地質所招辦就高姿態將我劃撥給研究生院師資班。1978年10月來京報到後，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從那時起直至他逝世，成了他們家的常客，過從甚密。
1979年初，汲清老伯伯對我說，他大半生發表了很多著作，「文革」中抄家都散失了，希望我有空到圖書館查文獻時，逐漸把他的著作目錄編出來。我欣然接受這個任務，我結合研究生課題運作，在圖書館、資料館查文獻時，也把汲清老伯伯的著作卡片作了三四百張，一篇著作一張，包括公開發表的和內部印刷的，我另抄了一套，連同一個卡片盒一起送到他家，他很高興，審閱之後又提供新的線索，我再去查找，如此反復多次，終於編成了他的著作目錄，以後在很多刊物、專著上發表。
當年有一天，汲清老伯伯打電話約我去他家，並告訴我，當時很多單位部門在爭著出科學家的傳記，讓我抽時間聽他口述，進行筆錄然後整理，我們就在星期日花一整天做了這件事，我整理完了他的傳稿後交他審閱修改，後來，最先發表在北京語言學院教授徐志春主編而由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家辭典·第一分冊》上。我從給他編傳記中深深體會到他的優秀品質，高風亮節，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不久我送給他們一首舊體詩，全文如下：
七律：感事呈汲清公老世伯
偉矣高哉夫子黃，學壇薄海頌聲揚。
煊煊大業如徐士，赫赫豐功比四光。
追念先君前共事，感懷家母舊同窗。
余儕晚進承霖雨，銘謝栽培恩義長。
落款是「卑職、不肖世侄、愚私淑弟子雲唐拜奉」。
汲清老伯伯接過去反復吟誦，並說：「你的古典文學功底真是深厚，精通舊體詩詞格律，寫得很好。不過，你太客氣了！你太客氣了!」
當時我在家書中向母親匯報了為汲清老伯伯做了一些事的情況，母親很高興，在回信中勉勵我繼續努力，多為黃伯伯服務，也在黃伯伯領導下多作出些成績來。1979年，母親在重慶因膀胱癌復發第二次手術失敗而逝世，我得知噩耗後，請假回重慶奔喪，臨行去到汲清老伯伯家中，他們二老及其他親人也對母親的逝世感到悲傷和惋惜，二老表示立即發唁電並囑我轉達對家鄉親人們的慰問，望我們節哀順變。我從重慶回來後，又去汲清老伯伯家，向他們二老表達兄弟姐妹親人們的感激和問候。我又對他們二老說：「我從小是爸爸和媽媽們最喜歡的兒子，黃伯伯、黃伯母是爸爸和媽媽們最好的朋友，我一定按他們生前的囑咐，忠心耿耿、踏踏實實為黃伯伯效勞」。
1980年初，汲清老伯伯說他原來在中央大學地質系兼課時的高足許靖華教授是美籍華裔學者，當時在蘇黎世瑞士聯邦高等理工大學任教，為該校100周年校慶，打算授予世界著名科學家名譽博士學位，許先生特推薦了他的老恩師汲清老伯伯，因此，要他把有關材料寄過去。汲清老伯伯和我約好時間，去他家整理他的材料。到了約好的那天傍晚，朔風怒吼，大雪飛揚。我騎著自行車，到他家，在門外脫掉大衣，抖掉滿身雪花，然後才進到屋內。汲清老伯伯夫婦和其他親人很驚訝很感動地說：「下這么大的雪你還來了?」我懇切地回答：「有約在先，誠信為重。信者人之根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
1982年10月7～9日，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研究會首屆學術年會——「第一屆全國地質學通史討論會」在北京大學舉行。汲清老伯伯和另外幾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春昱、高振西、張文佑及美籍華裔著名地質學家吳景楨等出席了開幕式。汲清老伯伯作為學會 理事長在會上致了賀詞，開始就說：「近幾年，地質學史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績，參加的同志越來越多。據我初步了解，夏湘蓉、吳鳳鳴、孫榮圭、王根元、李鄂榮、王仰之、聞廣、潘雲唐等同志都做了研究工作……」這是我第一次在全國性學術會議上被地質科學大師點名表彰。兩年後，我進了該 研究會第二屆10人幹事會班子，想來與汲清老伯伯及諸位師友的提攜也是不無關系的。20多年來，我一直在這個班子里執行領導意圖，與同仁們親密共事，在我的諸多社會兼職中，這無疑是最令我無比執著和全身心投入的。
汲清老伯伯在很多地質學史研究與著述工作中都約我參加，1985年，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擬編輯出版《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系列中的《中國現代地質學家傳》，由中南工業大學教授何紹勛等具體運作，何先生特請汲清老伯伯和他並列全書主編，汲清老伯伯向編委會推薦我寫章鴻釗、丁文江、譚錫疇、田奇
1987年，汲清老伯伯又約我編《翁文灝選集》，他運籌全局，負責選題，我做具體編輯工作，此書趕在翁文灝老伯伯誕辰100周年之前，由冶金工業出版社出版，署名「黃汲清選、潘雲唐編」。他在「序言」中說：「汲清應翁先生親屬和冶金工業出版社的請求，在潘雲唐同志和其他同志幫助下，從事翁先生學術遺產整理工作……編成此書」。
1989年9月1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舉行了「翁文灝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座談會」，該書作為大會文件之一，發給了每一位與會者，受到大家一致好評和翁老伯伯親屬的誠摯感謝。翁老伯伯的三女婿——幼娟三姐的夫君徐永盛兄(台灣「中國葯學會」秘書長)特代表海外親屬來參加大會，見到我時說：「我在台北已經知道，我岳父的這次紀念活動中，很多世交友人都出了大力，其中有潘宜之先生的公子，原來就是您啊!」緊接著，汲清老伯伯又指導我和他的秘書謝廣連編纂了《丁文江選集》，署名為黃汲清、潘雲唐、謝廣連編，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1993年出版。
我先後為汲清老伯伯寫了很多宣傳報道文章，他看了以後都高興，不過，他也常提醒我，一定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所以我每次寫完初稿都請他過目，反復修改，後來我把發表這些文章的報紙、刊物給他送去時，他很滿意，特別是1994年我在大型人物半月刊《中華英才》總101期上發表了《黃汲清——數著地球的脈搏走》一文，他看後特用英文批上「Very good！T.K.Huang」。
1995年3月22日，汲清老伯伯不幸病逝。3月31日，我參加在八寶山殯儀館大禮堂上千人的隊列中，向這位卓越的地質科學大師告別。
20世紀末，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親任主編，策劃在科學出版社出版《創新輝煌：科學大師的青年時代》一書，我是編委會成員，也寫了其中的《傑出的地質科學大師——黃汲清》一文，該書於2001年出版，讀者從中外大科學家們青年時代的努力奮斗中能夠汲取不少開拓創新、鑄造輝煌的動力。
2004年是汲清老伯伯百年誕辰，中國地質學會等單位事前籌劃舉行紀念活動，其中有一項工作，就是要編撰《黃汲清年譜》一書，2003年我即在汲清老伯伯早年高足——任紀舜院士等領導下，具體運作此事，此書趕在2004年汲清老伯伯百年誕辰之前出版。當年6月7日，在京西賓館大禮堂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會。路甬祥副委員長、曾培炎副總理兩位國家領導人、數十名院士及數百名專家學者等出席，此書也發給了每一位與會者，署名是「中國地質學會編，執筆人潘雲唐」。當年的3月30日，是汲清老伯伯的百歲生日，他的家鄉——四川仁壽縣的領導特別邀請我去他的母校——仁壽縣第一中學作報告，講述他的生平業績，受到師生員工熱烈歡迎，副縣長王利清、縣政協主席李德全、副主席伍小魯出席了大會，大會上我和他們還為「黃汲清獎學金」得獎者頒了獎。
回想我們兩家三代人大半個世紀的情誼，不禁感慨萬分。我有時想，如果我選對了專業，投對了人，也許我的人生、事業又是另一番情景。具體說，我如果早些利用上這個寶貴的世交關系，分專業時選學構造地質，做汲清老伯伯的研究生，以後做他的秘書、助手，加入他領導的科研團隊，那就極有可能是院士了。因為他是翁文顥老伯伯和先君宜之先生的愛將，我如果到了他身邊，他一定會把我帶出來，尤其是他對我本人學識才華又是那麼青睞，那麼贊賞，那麼器重。可惜我在極「左」形勢的壓抑之下耽誤了寶貴的二三十歲的青春年華。「百年風水輪流轉，三十河東四十西」。等我熬到了雲開霧散的改革開放太平極樂盛世，重新考回北京，再到汲清老伯伯身邊時，已是「不惑」之中年，跟他也只是橫向的關系，只能幫他做做編寫傳記、年譜、著作目錄這類打雜的事了。當然，歷史是無情的，生活沒有「假設」、「也許」，走過的路不能回去重走，只能面對現實，從零開始，向前看，不向後看，人永遠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所以要知足常樂。能走到今天這一步，我也算滿意了。
再過四年，將是汲清老伯伯110年的誕辰，我想，學術界也許會醞釀新的紀念活動，他的《年譜》可否擴編、再版？可否為他寫出一本長傳？這些問題都可以考慮考慮，讓汲清老伯伯給我們留下的精神財富更多地惠及國家民族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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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 地質系有什麼好大學詳細一點，非常感謝
地質系好大學很多，比較出名的是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和北京兩個學校）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資源學院前身是原北京地質學院的礦產地質與勘探系。擁有2個國家級重點學科、2個湖北省重點學科、2個省部級重點實驗室（國土資源部「資源定量評價與信息工程實驗室」、湖北省「油氣勘探開發理論與技術」實驗室）和1個中石化油氣資源戰略研究中心，是 「地質過程與礦產資源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主體建設單位之一。學院有1個博士後流動站、10個博士學科點和12個碩士學科點（涉及5個一級學科領域：地質工程和資源工程、石油與天然氣工程、海洋科學、地質學、公共管理學）。下設資源科學與工程系、石油與天然氣工程系、土地資源管理系、海洋科學與工程系、煤及煤層氣工程系、沉積盆地與沉積礦產研究所、國土資源信息系統工程研究所、數學地質與遙感地質研究所等教學和科研單位，為學院教學、科研、人才培養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其資源勘查類學科群是學校的優勢學科群，目前形成了以趙鵬大院士和胡光道教授為首的"礦產資源定量預測及勘查評價"、姚書振教授、胡明安教授、魏俊浩教授為首的"礦產普查與礦床學"、李思田教授、解習農教授、王華教授為核心的"沉積盆地與沉積礦產"、費琪教授、郝芳教授、梅廉夫教授、陳紅漢教授為核心的"油氣勘探開發新理論、新技術"、吳沖龍教授為首的"地礦信息系統與地質過程模擬"五大科研群體，取得了非常多的具有顯示度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學術界具有很高的影響力。同時以李江風、王占岐教授為核心的土地資源管理專業以其特色鮮明的學科特點在國內享有較高聲譽。近五年來，我院科研在學校一直保持領先地位，科研項目和科研經費連續增長，年均經費3000萬；發表文章1600餘篇，其中44篇被SCI檢索、92篇被EI檢索、54篇被ISTP檢索，編撰科技專著共90 部。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地球科學與資源學院以地質、資源為主要特色，以理為主，理工結合的學科專業體系。學院目前有古生物學與地層學（含古人類學），地球化學，礦物學、岩石學、礦床學，構造地質學，第四紀地質學，礦產普查與勘探，地球探測與信息技術，地圖制圖學與地理信息工程，攝影測量與遙感等18個學科，其中古生物學與地層學（含古人類學），地球化學，礦物學、岩石學、礦床學，礦產普查與勘探，構造地質學5個學科為國家重點學科，第四紀地質學，地圖制圖學與地理信息工程2個學科為省部級重點學科。本科招生有3個專業：地質學、地球化學、資源勘查工程（固體礦產）。學院下屬7個教研室，包括地層古生物教研室，構造地質教研室，地球化學教研室，礦物岩石教研室，礦床與勘探教研室，遙感與地學信息教研室，第四紀教研室。學院有地質學、地質資源與地質工程3個博士後流動站。學院在16個學科150個研究方向招收博士和碩士研究生。此外根據中國地質大學（北京）「211工程」建設總體規劃，統籌考慮學科建設、高層次人才培養、重點實驗室的配套建設，學院在戰略上重點發展地球動力學及全球事件勘查評價與地學信息3個學科群。學院現有在校學生3994人。其中博士生728人，碩士生1329人，工程碩士723人，本科生1214人。學院在地球動力學、地球節律與全球地質事件、岩石探針與深部過程、成因礦物學與找礦礦物學、成礦系統與區域成礦學、非傳統礦產資源發現與開發、地質系統的復雜性、地球化學動力學及造山帶研究等方面已經處於國內領先、國際先進行列。近年來，學院教師承擔國家973項目、863項目、科技公關項目、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等，年均發表三大檢索文章50多篇。學院現有北京市基礎地學實驗教學中心1個，地球化學實驗室（包括流體包裹體實驗室、原子吸收室、化學處理室和儀器室）、遙感與地學信息技術實驗室（地學信息技術實驗室和遙感實驗室）、第四紀生態環境實驗室、資源勘查工程實驗室（包括礦石學與礦相學實驗室、地質學實驗室和資源勘查評價數字化實驗室）。
中國地質大學地質學在國內是最強之一，應該毫無疑問，當然南京大學可以與他一決雌雄。
南京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
是我國歷史最久的地質學教育機構之一，至今已培養了大批優秀地學人才，其中兩院院士有23位，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24名。在八十餘年的歷史中，辦學傳統和特色可以概括為四句話：愛國奉獻，真誠團結，科學民主，求實創新。現每年招收地質學、地球化學、地球物理、水文與水資源及地質工程共5個專業。設有理科「
地質學」和工科「地質資源與地質工程」兩個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點，涵蓋礦物學岩石學礦床學、構造地質學、地球化學、古生物學與地層學、水文學及水資源、礦產普查與勘探、地球探測與信息技術、地質工程共8個二級學科博士點，9個二級學科碩士點，每年招收約90名碩士研究生和40名博士研究生。此外，還設有「地質學」博士後流動站。 擁有「地質學」一級國家重點學科和「水文學與水資源」專業國家重點學科培育點。「水文學與水資源」專業又屬江蘇省重點學科。有「內生金屬礦床成礦機制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北京大學地質學系隸屬於北京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是中國高等學校中設立的第一個地質學系。1909年創辦時稱京師大學堂地質學門。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稱國立北京大學。1913年地質學門暫停招生。1917年恢復招生。1919年改稱地質學系。1937年北京大學南遷至長沙﹐1938年在昆明﹐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組成西南聯合大學﹐設地質地理氣象學系。1946年遷回北平後仍稱地質學系。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地質學系與清華大學等校有關系科﹐組建了北京地質學院（見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大學設地質地理學系﹐1955年地質學專業恢復招生﹐1978年恢復單獨設立地質學系。何傑﹑王烈﹑王紹瀛﹑李四光﹑謝家榮﹑孫雲鑄等曾任系主任。丁文江﹑章鴻釗﹑翁文灝﹑譚錫疇﹑袁復禮﹑楊鍾健﹑侯仁之﹑樂森潯﹑何國琦等諸多地質學家都曾在該系任教。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於2001年10月26日正式成立。新組建的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由原北大地質學系、地球物理學系的固體地球物理學專業、空間物理學專業、北大遙感所以及城市與環境學系的GIS等專業組成。新成立的北京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設有5個本科生專業（地質、地球化學、固體地球物理學、空間科學與技術、地理信息系統）、3個一級學科博士、碩士授權點，並設有地質學、地球物理學、地理學、測繪學四個博士後流動站；學院共有教授51人（其中中科院院士7名，長江特聘教授5名）、副教授40人；設有國家理科基礎科學人才培養基地1個（地質學），國家基金委創新群體1個（地球物理學），國家重點學科3個（構造地質學、固體地球物理學、地理信息系統），教育部重點實驗室1個（造山帶與地殼演化重點實驗室），北京市重點實驗室1個（空間信息集成與3S工程應用），北京市重點學科1個（空間物理學）。它是我國地球科學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承擔著為國家現代化建設輸送地質學、地球物理學、空間科學、遙感、地理信息系統和測繪科學與技術等方面的高級專門人才的重任，是北京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一支重要力量。
地質學好大學還有西北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成都理工大學（成都地質學院更名，原五大地院之一）、吉林大學（原五大地院之一的長春地質學院並入）、浙江大學（浙江大學地球科學系前身是1936年由時任校長竺可楨先生創辦的史地系）、中國石油大學（看名字就知道其地質主要偏向了）、中國礦業大學、合肥工業大學、長安大學（原五大地院之一的西安地院並入）、中山大學、蘭州大學、西南大學、長江大學（也是偏石油地質的）等等
還有海洋地質專業，最強的當屬同濟大學，有汪品先領銜的海洋地質國家重點實驗室，實力堪稱一絕；海洋地質還有中國海洋大學也可以
受篇幅限制，先介紹這么多吧，歡迎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