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世元北京大學地質學
A. 北京地質大學是幾本
中國地質大學是一本。
中國地質大學：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位於北京市內海淀區學院路，校容園貼吧名為「中國地質大學」吧，該校的前身是1952年院系調整時期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大學和唐山鐵道學院的地質系合並組建的北京地質學院，是建國初期著名的「八大學院」之一。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是教育部直屬、國土資源部共建的以地質、資源、環境、地學工程技術、資源產業經濟為特色，理、工、文、管、經、法等多科協調發展的全國重點大學。是國家首批「211工程」、"985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台」和「111計劃」建設高校。是中國地球科學高層次人才培養的搖籃和地學研究的基地。是北京高科大學聯盟成員高校、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60所合作院校之一。學校是最早建有研究生院的33所高校之一，作為全球最大的地質學院，在世界地球科學領域享有盛譽。
B. 北京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構造地質學考試參考書考試目錄及分數線
北大的地球與空間科學的教學和研究有著輝煌的歷史。 地球物理學博士後流動站地球物理學是一門介於物理學、地質學、天文學和大氣科學之間的新興的交叉學科。它包括固體地球物理學和空間物理學兩個二級學科。 固體地球物理學應用力學、電磁學、熱學以及核物理學等物理學方法研究地球內部的結構、以及與固體地球相關的各種物理場(如電磁場、重力場等)的演化與運動規律，並認識與其相關的各種自然現象的物理過程及變化規律。它包括：地震學、地磁學、重力學、地熱學、大地測量學、地球內部物理學、地球動力學、大地構造物理學、勘探地球物理學、與環境地球物理學等研究領域。近四十年來地球物理學取得了長足進展，其研究成果不僅改變了人類對地球內部物理過程及其演化規律的認識，也為人類開發自然資源、抵禦自然災害作出了巨大貢獻。空間物理學是近幾十年來迅速發展起來的一門應用基礎學科，它包括中高層大氣物理學、電離層物理學、磁層物理學、行星際物理學、空間探測和空間環境學等學科分支。日地空間是人類航天活動的主要區域，太陽活動和空間環境的對大氣和氣候變化有著直接的影響。因此研究空間物理的基本規律不僅對人類認識宇宙有著重要的科學意義，而且關繫到人類的生存環境和航天事業的發展。今天，地球物理學巳成為地球科學中最具活力的學科之一，其研究成果將直接影響著21世紀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北京大學地球物理學教學與科研基地(包括固體地球物理學和空間物理學兩個專業)成立於1958年，目前除培養本科生外，還設有碩士點、博士點和博士後流動站。本基地師資力量雄厚，研究方向廣泛。現有中科院院士1人，教授8人。多年以來承擔了國家基金委、國家科委、國防科工委、航天部門、電訊部門、地震部門及石油勘探部門的多項科研任務，如：國家重點基礎研究項目(「973」項目：大陸強震機理與預測)，基金委重大項目(日地系統能量傳輸過程研究)，科委重大科學工程(東亞空間環境監測系統、東亞大陸地球動力學)，「921」項目(電離層環境監測)，中巴合作資源衛星項目(星內粒子輻射探測器研製)及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近50項，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很多工作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此外，我們擁有良好的實驗、觀測與計算設備，並與美國，德國，日本，瑞典等國家的相關教學單位和科研機構及科學家有長期的良好的合作關系，可以為博士後的研究工作提供良好的條件。 固體地球物理學：地震學、地球內部物理學、地球動力學、地球重力學、地球電磁學、應用地球物理學；
空間物理學：太陽外層大氣物理學、行星際物理學、磁層物理學、電離層物理學、高中層大氣物理學、空間探測、空間環境與空間天氣學。
北京大學地球物理學教授名單：
王 仁教授（院士、博導） 地球動力學
臧紹先教授（博導） 地球動力學地球內部物理學
陳曉非教授（博導） 地震學與地球內部物理學
蔡永恩教授（博導） 地球動力學、工程地球物理學
孫荀英教授 地球動力學
肖 佐教授（博導） 電離層物理學、高中層大氣物理學、空間探測
濮祖蔭教授（博導） 磁層物理學與空間環境學
塗傳詒教授（博導） 行星際物理學與太陽外層大氣物理學
宋禮庭教授 行星際物理學與磁層物理學
地質學博士後流動站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成立於1909年，是中國最早的高等地質教育、研究單位。經過以翁文灝、李四光等為代表的數代地質大師及一大批學術造詣精湛、富於創造精神的北大地質人的艱苦創業，現今的北大地質學系已經成為我國一流地質科技和教育人才的重要培養基地。迄今，已培養出50名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院士，在系級單位中冠全國之首。1993年本系地質學專業被國家教委確立為首批國家理科基礎研究和人才培養基地。 本系匯集了眾多的著名地質學家，師資力量雄厚。現有院士2人，教授27人(其中22人為博士生導師)，副教授32人，還有一大批高級實驗及管理人員。系內設有各類實驗室12個，擁有價值1500多萬元的先進的儀器設備；具有八十多年歷史的專業圖書館、收藏豐富的地質陳列館和世界一流的地質檔案館；91年投入使用的新地學大樓等，為本系提供了優良的教學、科研環境。本系與國外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地質院校和研究建立有長期的學術聯系，為廣泛開展國內外的學術交流與合作提供了重要途徑。
本系現有四個碩士和博士生專業：構造地質學專業、古生物學及地層學專業、岩石學、礦物學及礦床學專業和地球化學專業，設有多種研究方向，可接受不同領域的博士後研究人員。 (1)構造地質學專業
研究方向主要有前寒武紀地質學，區域大地構造，大陸地球動力學，岩石圈地質學，大、中、小和顯微構造地質學，石油地質學，環境地質學，災害地質學和信息地質學，盆地分析，造山帶地質學等。
代表性研究領域及專家有：
錢祥磷教授（博導） 前寒武紀地質學，石油地質學，區域大地構造。
何國琦教授（博導） 區域大地構造，陸內造山帶地質學。
鄭亞東教授（博導） 構造地質學，推覆構造，變質核雜岩。
劉瑞詢教授（博導） 中小尺度構造地質學，顯微構造地質學。
李茂松教授（博導） 區域大地構造，造山帶地質學，大陸邊緣地質。
潘 懋教授（博導） 信息地質學，環境地質學，災害地質學、石油地質學。
史 哥教授（博導） 勘探地球物理，岩石物理學。
徐 備教授 盆地分析，造山帶地質學。
蔡永恩教授（博導） 地球動力學與數值模擬。
孫荀英教授 地幔流動與板塊構造運動，岩漿洋固化數值模擬。
(2)古生物及地層學專業
研究方向主要有門類古生物學，微體古生物學，古生態及理論生物學，古環境及古地理分析，層序和事件地層學等。
代表性研究領域及專家有：
白順良教授（博導） 泥盆紀生物地層學，化學-地層學。
王新平教授（博導） 微體古生物學，石炭一三疊紀生物地層學。
郝守剛教授（博導） 植物化石比較形態學，陸生植物的起源和演化。
齊文同教授（博導） 門類古生物學(珊瑚)，中生代地層學，淺海環境分析。
董熙平教授（博導） 微體古生物學和現代古生物學
白志強教授 事件地層學，層序地層學。
(3)岩石學、礦物學、礦床學專業
研究方向包括岩石學、礦物學和礦床學等，領域涉及岩類學、岩石成因學，岩石地球化學，構造環境分析，變質作用，變質地質學等；礦床學，經濟地質學，區域成礦規律，岩漿-熱液礦床，成礦作用，交代作用等；結晶學與礦物學，成因礦物學，間層礦物學，電鏡礦物學，結構礦物學等。
代表性研究領域及專家有：
董申保教授（院士、博導） 結晶岩石學，區域變質作用，變質地質學。
王仁民教授（博導） 變質岩石學，前寒武紀地質，變質地質學。
崔文元教授（博導） 成因礦物學，區域變質作用，變質地質學。
閻國翰教授（博導） 岩漿岩石學，岩石地球化學。
許保良教授（博導） 岩石地球化學及信息處理。
楊承運教授 沉積岩石學，成岩作用，沉積相分析，油氣資源。
鄭 轍教授（博導） 結晶學與礦物學，結構礦物學，電鏡礦物學。
艾永富教授（博導） 礦床學，經濟地質學，熱液礦床，交代作用。
王時麟教授 礦床學，經濟地質學，區域成礦規律，變質礦床。
(4)地球化學專業
研究方向主要有：地球化學，成礦作用地球化學，實驗地球化學，同位素地球化學，環境地球化學，地球物質的化學演化等。
代表性研究領域及專家有：
曾貽善教授（博導） 地球化學，成礦作用地球化學，實驗地球化學。
穆治國教授（博導） 地質年代學和同位素地球化學，全球變化。
（5）石油天然氣研究中心
研究方向主要有：含油氣盆地構造，儲層地質，油氣地球物理，油氣田勘探與開發等。
代表性研究領域及專家有：
師永民（研究員，博導）：油氣田開發，火山岩油藏。
何川（研究員）：地震資料，石油機械。 北京大學地球與空間學院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研究所創建於1983年，是我國最早從事遙感、地理信息系統的科研與教學單位之一，分別於1983年、1989年開始招收地圖學與遙感專業碩士、博士研究生。1997年教育部進行專業調整，地圖學與遙感專業轉為地圖學與地理信息系統專業，2001年、2003年分別開始招收攝影測量與遙感專業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在遙感、GIS、衛星導航方面先後有80餘人獲博士學位，200餘人獲碩士學位，出站博士後42人。2006年測繪科學與技術一級學科（工學）博士學位授予權獲得批准，博士後流動站於2009年正式設立。
攝影測量與遙感學科一直處於國內前列，尤其在遙感學科發展方面在國內外具有較高的影響力, 在航空遙感系統、無人機載荷驗證、定量遙感、微波遙感、遙感信息處理與分析、數字成像系統等方面形成了特色。
衛星導航是大地測量學的主要基礎支撐，目前在國內有一席之地，是科技部中歐衛星導航合作培訓中心、教育部衛星導航聯合研究中心、國防科工局衛星導航應用論證平台依託單位；固體地球物理學專業是我國重點學科，其一級學科在國家學科評估中排名第一，其學科應用部分屬於大地測量學，近年有相當的研究與大地工程測量相關，與衛星導航部分教師一道，在我國大地測量方面形成局部優勢。
地圖學與GIS學科為國家重點學科，其所屬地理學一級學科在國家學科評估中排名第一。其中的GIS學科工程能力已經形成，如重大國防項目、數字城市重大項目等，成為地圖制圖學與地理信息工程的主體力量。
上述3個學科（大地測量學與測量工程、攝影測量與遙感、地圖制圖學與地理信息工程）目前掛靠的國家、省部委級機構有：國家遙感中心技術培訓部，高校遙感技術與應用聯合中心（教育部批准正處級），北京市空間信息集成與3S工程應用重點實驗室（北京市批准）、教育部地球觀測與導航工程中心（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學數字中國研究院等。
「十一五」期間，本學科平均經費每年超過1500萬元教師人均超過60萬元，且80%以上項目是國家或國際合作項目。住房等後勤保障條件具備。 童慶禧 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 高光譜遙感、定量遙感與應用 晏 磊 教授 高解析度遙感成像技術、遙感定標與偏振遙感技術、地學特徵導航與LBS應用技術 陳秀萬 教授 室內外無縫導航、數字減災與應急管理、GNSS遙感 郭仕德 教授級高工 3S+C（遙感、地理信息系統、全球定位+通信）技術集成與應用工程 曾琪明 教授 微波遙感、定量遙感 李培軍 教授 遙感信息處理與應用、高解析度遙感
C. 中國地質大學為什麼有兩個
一、中國地質大學有兩個，分別是武漢、北京校區，要從中國地質大學的歷史說回起：
中國答地質大學源於1952年，前身是院系調整時期由北京大學地學系以及清華大學、天津大學等校的地質、工程等系科合並組建的北京地質學院。於1960年被中央確定為全國重點高校。文革時期外遷。1975年整體遷至武漢，更名為武漢地質學院。1987年，國家教委批准武漢地質學院更名為中國地質大學。
北京地質學院南遷後，原北京地質學院只設了一個留守處。1978年12月，在原北京地質學院留守處設立「武漢地質學院北京研究生部」，這就是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的前身。
1987年11，在武漢和北京校區同時舉行了隆重的中國地質大學掛牌揭幕儀式。
D.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的歷史沿革
城市與環境學院的歷史沿革最早可追溯到1904年在京師大學堂文學科中設地理學門。[據王恩涌考證：1904年僅僅是個計劃，並未實現。在北大講地理課的是張相文教授，他1917-1919年在北大講授《中國地理沿革史》，編有《中國地理沿革史》講義。學科發展歷史與清華大學的地理系和燕京大學的歷史系有直接的淵源。
清華大學於1928年成立地理系，著名的地質學家翁文灝擔任第一任系主任。地理系於1929年招收學生。由於系的發展，到1933年，在學科上有了擴大，下設地理、地質、氣象三個組，分別培養地理、地質、氣象方面人才，改名為地學系。
抗日戰爭開始後，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合並，於1938年4月在雲南昆明改為西南聯合大學。原清華地學系與北大地質系合並為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抗戰勝利，三校回遷，原清華地學系與北大地質系各回本校。清華原地學系的氣象組遂單獨成系。
1950年初，因當時國家急需地質人才，清華地學系中的地質組遂單獨成立地質系，地學系只留有地理組。
1952年，為適應國家建設，全國高校進行大調整，原清華的地學系調整到北京大學，與燕京大學歷史系少數教師一起成立的地質地理系。當時，學習蘇聯培養人才的經驗，地理學遂採取按二級學科成立專業，分別制定教學計劃以培養專門人才。在地質地理系，1952年設有自然地理專業。1955年又設立了經濟地理與地貌兩專業，同時引進部分地質學教師，開始招收地質專業學生。這種方式是我國地理學高等人才培養上重要變化。
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沖擊，高校於1966年停止招生。
北大地質地理系於1972年開始恢復招生。當時，考慮到世界發達國家在環境污染、城市化與衛星遙感技術等方面對地理學發展的影響，遂確定地理學的專門人才培養採取理科專業與應用相結合，自然地理與環境保護結合，經濟地理與城鄉規劃相結合，地貌與遙感技術相結合以培養理科應用人才。這使地理學人才培養又提高到一個新階段。它不僅是文、理結合，而成了文、理、應用、技術大綜合的新時代。
1978年，地理學方面的學科與地質學方面的學科分別成立地理系與地質系。地理系下設自然地理、地貌和經濟地理三個專業。隨著學科發展日益重視應用的趨勢，也為了讓更多人了解這一老學科的新變化，於1989年將地理學系改名為城市與環境學系。
由於國家對環境問題的重視，北大在2002年將原城市與環境系與環境科學中心合並成立了環境學院。2007年5月，學校決定將環境學院的兩部分分開，原城市與環境學系所屬部分成立了城市與環境學院。 學院建設總的指導思想是以創世界一流為目標。緊密結合國家需求，以學科建設為核心，大力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和教學科研條件建設，大力提高城市與環境學院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水平，積極推動學院與國際一流大學的交流與合作。通過3-5年的努力建設，使學院的師資隊伍水平、設施水平、教學研究水平和主要學科方向的水平保持國內領先水平，某些方面爭取達到國際一流水平。
全方位多層次國際化的建院模式
學科建設將在教學、科研、管理和社會服務等方面實施全方位和多層次的國際化戰略。採用國際通行的辦學模式和評估體系，加強與國際一流大學、科研院所、管理機構和企業的聯合辦學和開展實質性合作研究，建立國內和國際高層次人才培養基地，推動學科建設的國際化。
突出中國特色、發揮學科綜合優勢
學院建設注重國際經驗與中國國情的結合。在學科建設中將注重已有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建設，扶持和培養某些國家急需的學科和重要的新興學科。發揮學院學科齊全的優勢，學科布局注重文、理、工相關學科的結合。 2001年以來，每年都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和重大研究計劃項目得到批准，其中2004年獲得批準的重點項目3項，重大研究計劃項目1項，2005年獲得重大研究計劃項目2項。2008年獲批準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0項，其中重點項目1項。2001-2004年每年參與和主持的863、973項目均在2項以上。直接進入本院的橫向項目平均每年在15項左右。
2003年，本院共有2個項目獲教育部自然科學一等獎，分別是陶澍教授牽頭的「重金屬形態的時空分異、影響因素及生態效應」以及方精雲院士牽頭的「中國陸地生態系統碳循環與植被生產力的研究」，另有蔡運龍教授牽頭的「中國農業－農村發展可持續性的區域評價、區域戰略及操作途徑」獲該年度教育部科技進步一等獎。
2005年，方精雲院士牽頭的「中國陸地生態系統生產力和碳循環的研究項目」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許學工教授參與的（排名第四）「渤海西南岸濱海油區環境演變衛星監測及預測研究」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
城市與環境學院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並舉，兩方面的科研經費接近。科研經費主要來源於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科技部、環保部、住房與城鄉建設部等部委以及地方政府委託項目，學院每年直接使用的科研經費維持在6000餘萬元，2012年科研經費近8000萬元。每年都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和重大研究計劃項目得到批准。
學院在國際、國內刊物上發表論文的數量均呈穩步增加的趨勢，全院每年在sci和ssci收錄刊物上發表論文80餘篇。2011年以來發表論文的平均影響因子大於3.0。方精雲院士和朴世龍教授曾在science和nature等頂尖刊物上發表論文共6篇。
E. 地質學科技人物史研究與慎守之界
蔡克勤 陳寶國 員雪梅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老一輩地質學家是中國地質學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他們或留學師從世界級學術大師，回國後成為地質學學科和學術理論的奠基者和引領者；或在中國大地上成長和推動中國地質事業發展，在教育、地質勘查、學術研究等領域作出突出貢獻。地質學科技人物史研究，依他們的學術成長經歷為主線，真實反映其求學歷程、師承關系、工作經歷、學術研究、重大成果等，將鮮活地豐富我國地質學科學技術發展歷史，推動和發展學術傳統，從而為准確把握未來地質科學事業發展的方向提供參照和借鑒。深入研究他們學術思想的形成、發展、成熟的全過程，探討他們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歷程、方法、關鍵節點、關鍵因素，及其背後的精神動力，解剖他們成功攀登科學高峰的社會環境、科研和工作條件、文化氛圍和物質基礎，進而探求我國地質學學科和事業發展規律，科技人才成長規律，學術傳承和學術傳統的發揚光大，都有重大的啟迪意義。
地質學史專業委員會翟裕生主任在《地質學史論叢·5·》(2009)的序中指出：自1980年地質學史研究會成立以來，地質人物史一直是學史研究的重點，「努力探索人物的學術思想、治學道路的深邃境界，使人物研究更具深入和理性特點」。這是人物史研究的正確方向。這方面已有人物傳記和年譜出版，也有論述重大地質成果和機構建設中先驅者的事跡與貢獻，緬懷和紀念前輩業績；更有一批前輩學者的文集出版，系統地收集了他們的學術著作，部分未刊出的手稿、文獻資料和照片等，使這些人物的人生歷程得以生動地展現，為人物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借人傳事 借傳述史
我國有人物傳記的歷史傳承，《史記》開創了傳記文體，有帝王本紀和各色人等的列傳；但一部二十四史，稱得上與科學技術相關的人物，幾無蹤跡可尋。科學家傳記或科技人才史，在我國還是一門年輕的分支學科。特別是以謹嚴的學術梳理見長，闡發人物學術和治學道路的著作，尚不多見；但是他們的事功、德行、思想、個性，都將為後輩學人展示深刻的人生智慧，引導我們去思考人生目的、意義和價值，鼓舞後人在學術道路上奮發進取，這是值得深入開掘的園地和學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綜觀已有的人物史研究，李四光、黃汲清、丁文江、翁文灝、謝家榮等已有較優秀的研究成果，不僅傳主是中國地質學的奠基人，早期各級地質機構創立者和地質事業的領導者，而且他們投身地質學研究的時代，正是20世紀初中國從封建社會轉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時代；除丁文江外，他們都迎來了新中國，為新中國地質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因此，借人傳事，借傳述史，是人物史研究的主要途徑。
2012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馬勝雲等編著的《李四光和他的時代》一書，以收集到的李四光和其他人物間的書信為史料，是考證李四光生平事跡的准確史實，尤為難得的是其中刊布了諸多名家手跡，彌足珍貴。參以《李四光傳》(陳群等，1984，人民出版社)和《李四光年譜續編1889～1971》(馬勝雲等，2011，地質出版社)等研究資料，為我們的人物史研究樹立了典範。
為此，以李四光研究為例略作申述。李四光年僅16歲在日本留學期間成為同盟會創建會員，22歲(1911年10月)參與武昌起義，任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後任實業司司長)。袁世凱竊奪革命成果後，憤而辭職，24歲赴英國留學，先學采礦，後轉入學習地質學。他以《中國之地質》為題的學位論文，獲伯明翰大學自然科學碩士學位。他在學位論文中寫有如下的字句：「今天，我們要求新一代的黃帝子孫們認識到自己肩負的責任，也許並非為時已晚」。李四光無論是投身革命，還是選擇地質學，都與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和振興中華緊密相連。
李四光開創中國冰川學研究的貢獻，已有諸多文章述及，我們綴拾部分史料，以表述學者的學術思想和學術途徑的由來。李四光本人在《揚子江流域之第四紀冰期》(1933)一文中披露，他研究冰川的興趣萌生於家鄉傳說的巨石——「打牛石」(當地傳為此巨石系天上金牛星下界作亂，天公拋下此巨石，趕走金牛星)，年僅12歲的他對此留下深刻印象。這是片麻岩巨礫，遺留在江漢平原的冰川漂礫。在英國學成之後，他曾赴歐洲考察了阿爾卑斯山的冰川地質。1921年他帶領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生在河北沙河縣沙源嶺和山西大同口泉一帶發現冰川漂礫(帶有擦痕的巨礫)、U形谷地和圓滑的孤丘等，從而確認中國存在第四紀冰川活動。當他把這些材料攜回北京，在中國地質學會第三次年會(1922年)上報告這些發現。在場的瑞典學者安特生(J.G.Andrson 時任農商部顧問)和加拿大籍學者步達生(D.Black)都表示懷疑，甚至斷言第四紀時期中國緯度過低(與阿爾卑斯山相比)，形不成冰川。後來，李四光在《地質工作者在科學戰線上做了些什麼》的演講中，回憶此事時用了「他輕視地置之一笑」記述了那一刻的場景。1931年夏，李四光率北大地質系學生赴江西廬山實習，並先後三次在廬山研究冰川遺跡，從遺留的冰川堆積物和冰川運動痕跡，到地形、地貌，劃分出鄱陽、金井、木樓三個冰期和考證其時代，從而奠基了李四光作為中國第四紀冰川學研究第一人的學術地位。1922年當李四光將《華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遺跡》一文，用英文發表在英國的《地質雜志》(V.59，No1.P14～21)上時，國際地學界對第四紀大冰蓋之說尚存爭議，他在文章中說：「任何為了搞清這個問題的嘗試，都必須在野外進行」。1940年他在華南調查時，再度著有《鄂西川東湘西桂北第四紀冰川現象述要》一文。這些史實表明，作為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在科學問題面前是勇敢而嚴謹的。1941年美國學者戴特拉(轉引自周耀華《廬山第四紀冰川的三次大論爭》，1972，天地縱橫，尹培基主編，地質出版社出版)發表的文章中，確認中國第四紀冰川的存在。1942年9月，李四光在《科學工作的幾個基本問題》一文中說：「干科學工作的人們，第一要有勇氣，要有毅力……僅靠高談闊論，世界上就沒有你立足的地方」。又說：「說而不行，行而不動，用力不準確，都不是科學的精神」(1942，建設研究，8卷第一期)。以上引述的史料，大致勾畫出李四光奠定中國冰川學的學術研究過程。
1958年《中國第四紀研究委員會》成立，李四光為首任主任委員，1959年他已70歲高齡，仍在北京西山模式口、八大處、香山、潭柘寺等處調查冰川遺跡，對三家店東北隆恩寺南的山坡上有冰溜擦痕先後觀察三次。如果以李四光開創的中國冰川學出發，還可進一步梳理地質歷史時期的冰川堆積，如1923年李四光考察三峽地質，識別出最古老的「南沱冰磧層」(新元古界，距今約650～740Ma)，中國冰川研究者的師承關系，直到現代冰川研究，包括冰心的氣候學證據等，轉入到冰川學的學科史研究。因此，因傳述史，不僅反映時代風雲，也是學科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還要從《年譜續編》中引述李四光早年的一首題為《詠鐵錐》的新體詩，發表於1921年11月9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全文如下：「山巍巍，水洄洄，好一個玲瓏世界。再過百萬年，可祗剩得幾堆塵土，幾堆余灰。這是迷。破迷還賴我鐵錐。工作復工作，莫道吃虧，我們今天定要作出一塊紀念碑。還要待誰?!」。地質學中的「迷」，實實在在地存在而且很多，李四光破解中國第四紀冰川之謎，無疑是一塊高聳的科學紀念碑。我們認為，人物史研究應該通過史實、學術記錄(本人或同時代人的學術評價)和多方面史料，還原人物科學攻關的全貌和全過程，從而撰寫前輩的科學作風和學術傳承。
二、史蘊風雲際遇，文傳時代潮流
每個人物都在一定的時代生活，其性格、情感、際遇、行為無不打上時代的烙印；然而作為個體人物，他的學習、工作、生活經歷，特別是科學工作和科技貢獻，則不可能與時代之間都產生一一對應關系。人物研究的魅力在於發現天才人物與其科學貢獻之間的關系。每個時代之中，千變萬化的個人性格、人生際遇各不相同。這種個性，特別是工作經歷和環境成就了人物的獨特性。如果不從研究人物的學歷和工作經歷，包括家庭和社會環境，性格和情感、個人際遇、工作條件，以及對科學問題引發的興趣，探索的方法和途徑，那就很難寫出為什麼作這項研究，以及如何做的。因此，人物史研究必須收集相當系統的資料，篩選與研究主旨相關的史料，並對史料之間的關系進行必要的梳理和有依據的推理分析，將史實合理地形成論證鏈，並在此基礎上作出客觀的評價。作為科技人物史的學術評價，應減少研究者本人的主觀評價，更多地引證同時代同行科學家的評價、學術觀點和成果的引用情況。
如前輩地質學家中的翁文灝，無疑是地質科學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人物，他前後主持中國地質事業達30多年，1926年任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之前有4年為代所長)，1932年創辦清華大學地質系，在地質學科史上首建燕山運動構造旋迴，可以說在地質學領域頗多建樹，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國地質事業史與他有密切的關系。但他1932～1949年步入政界，曾任經濟部長、行政院院長，1951年回歸新中國。他的歷史際遇如此，對他的研究更多是從民國人物角度，傳寫他的人生軌跡。如李學通著《翁文灝》(1996，蘭州大學出版社)和《翁文灝年譜》(2005，山東教育出版社)，潘雲唐著《翁文灝年譜》(1989，《中國科技史料》，10卷4期)，張淑岩著《翁文灝的石油業績》(2006，石油工業出版社)，以及其他回憶紀念文章，對翁文灝的學術經歷及歷史背景做了有價值的表述和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但對他學術貢獻的研究，以及翁文灝作為一個科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在特定的社會環境背景下的宏觀作用及個性研究還比較粗略，數量也不多。在中華民國時代，翁文灝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明顯高於李四光，但在地質學領域無論是個人的建樹，還是對地質科學的貢獻而言，李四光應是世界級的學術大師。這是大時代風雲際會中，個人歷史軌跡不同所致。作為1912年獲國外博士學位的翁文灝，最早的海歸人士，在地質學科技領域的貢獻必然受到限制。
三、求真的心態 慎守的分界
科技人物史研究主要依據史料，許多前輩學者作古多年，或身後蕭條，史料難覓；或僅有後輩親屬、學生等的斷片記憶，有的雖事同而說法不同；或史料輾轉引述，以致失真。這是人物史研究中常見的現象。需要研究者在史料矛盾、錯亂和訛誤中進行鑒別，務求得到傳主和相關人物生平事跡的准確史實。完成從史料到史實，還是研究的第一步。作為學術性人物研究，重點應落在學術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深入剖析和論述其學術成果，從而使史料與學術貢獻掛鉤，真實反映前輩學者學術科研活動的軌跡，關鍵節點和重要的科學資料，反映其學術成果的科學意義所在。以此豐富我國地質學科技發展的歷史資料，弘揚學術傳統。
作為人物史研究或傳記寫作，需要對史料的骨架進行合情合理的構建。與年譜編制不同，對人物所處的時代背景、工作環境、科研項目、地質考察的收獲、國內外同類研究的概況等，都有所理解，進而謹嚴地論學析理，梳理出和敘述好人物的事功德行，學術思想形成和發展過程。研究者選取的人物，特別是深入了解後，往往萌生出對人物的熱愛與尊敬，行文敘事不免帶有濃烈的感情。這方面需要研究者掌握情感的度，客觀冷靜是史學研究者的必要素養之一。同時，評價學術成果和貢獻時，也需要有分寸感。科技人物的學術活動和貢獻，往往延續多年，分別體現在不同時期的學術專著和論文中，切忌將相關材料籠統地歸類，或排列成流水賬。最好能將不同時期的學術成果的前後關聯性吃透和理解，從而闡明學術發展和成熟的過程。
應該說，地質學科技人物史研究有相當的難度，不僅要深入理解專業性很強的學術研究成果，更要深入人物的學術思路探究，作為非同專業的研究者常會彷徨於外，尤難深研人物的人生智慧和作出判斷。人物史研究的學術(學位)論文，要以首尾貫注的文筆析事論理，先要確立論文的框架，細究章節之間的邏輯關系。為了做到敘事有血有肉，達到寫出可感可觸的鮮活人物形象，切忌羅列學術活動和史料，尤應注意運用好史料中的某些細節和生活小事，適當引入相關結構中，體現人物的思想和精神境界，使筆端流瀉出感情，行文才能情趣盎然。
以上是我們在研究人物史和指導研究生學位論文中的一些體會，不當之處，請讀者指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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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馬勝雲，馬越，馬芝.李四光和他的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F. 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學
於 洸
( 北京大學)
2009 年，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將迎來它的 100 周年誕辰，在慶祝建系 100 周年之際，人們很自然地十分緬懷為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王烈教授。
王烈 ( 1887 ～1957) ，字霖之，浙江蕭山人，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1909 年京師大學堂 ( 北京大學前身) 創設地質學門，王烈是第一屆學生。1913 年 2 月畢業前不久，王烈赴德國留學。1914 年畢業後回國，先後任教於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農商部地質研究所。1919 年 8 月受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此後，他從未離開過北大，從未離開過地質教育崗位，從事地質教育 40 多年，是在國內學習地質學並終身從事地質事業的第一人。1924 ～ 1927 年及 1928 ～ 1931 年，兩度擔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系主任。1929 ～ 1933 年間，先後任北大學院第二院 ( 理學院) 代理主任、北大學院總務長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學秘書長。王烈先生畢生從事地質事業，特別是地質教育事業，為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為我國地質科學人才的培養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
王烈，字霖之，1887 年 11 月 10 日 ( 清光緒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生於浙江省蕭山縣臨浦鎮。10 歲時到省城杭州讀書，聰慧勤奮。1906 年被選送到京師大學堂預備科學習，1909 年夏畢業。1909 年8 月3 日 ( 清宣統元年六月十八日) ，學部奏請京師大學堂畢業生給獎折，其中，預備科 80 分以上為最優等，共 8 人，王烈名列第三，畢業平均分數八十八分三厘四毫。京師大學堂於 1909 年開辦分科大學，格致科大學首批設立的有地質學門。它是我國高等學校中設立的第一個地質學系，是我國高等學校中培養地質人才的肇始。當時規定，格致科大學以預備科德文班學生升入，當年入地質學門的有王烈等 5 人，他們是地質學門的第一屆學生，也是我國大學中學習地質學的第一批學生。當時在地質學門任教的主要是德國地質學家梭爾格博士 ( Dr. F. Solgar) 。1912 年 5 月 3 日，國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請，將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該班學生於 1913 年 5 月畢業。畢業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費留學，1913 年 2 月，王烈赴德國勿蘭堡大學繼續攻讀地質學。當時，德國正忙於准備與英、法、俄 「協約國」的戰爭，國內形勢緊張混亂，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王烈於畢業後就匆匆回國了。
回國後，王烈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 ( 北京師范大學前身) 博物部任教。農商部地質研究所於 1913 年 6 月成立，前兩年附設於北京大學，是我國自辦的一所三年制地質專科學校。北京大學地質學門第一屆學生、留學德國的王烈也在地質研究所講授構造地質學和德語，並兼任地質調查所工作。1916 年 7 月，地質研究所 22 人結業，其中獲畢業文憑的18 人，13 人入地質調查所工作。自此，我國的地質調查工作才真正開始起步，並為以後地質工作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王烈為這批地質人才的培養也作出了貢獻。
二
地質研究所結束後，1917 年秋季，北京大學地質學門恢復招生，1919 年秋改稱地質學系。1919 年 8 月，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直至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一直在北大任教，先後擔任礦物學、礦物學實習、高等礦物實驗、地質學、岩石學及實習、高等岩石學及實習、地形測量及實習等課程的教學工作，往往同時上三四門課，每周多達15 學時以上，並專門安排出時間給學生答疑，還要指導學生野外實習。王烈所授的課程涉及許多不同學科，知識面廣，他的講課很受學生歡迎。1928 年還兼任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 ( 原北洋大學) 采礦冶金門地質學教授。
20 世紀 20 年代初期，我國中文地質文獻很少，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著的幾大部《中國》( Das China) 是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但當時能閱讀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辭辛苦，用筆譯或口譯向學生傳授。1920 年 10 月，美籍德裔地質、古生物學家葛利普應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講授古生物學、地史學等課程，他用英語和德語講課，初期由王烈口譯。葛利普教授為我國培養出一批著名的地質、古生物學家，人們都認為，王烈曾起過不少的協助作用。
1924 年 10 月至 1927 年 4 月及 1928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王烈兩度擔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系主任。在這段時間里，地質學系的師資隊伍有很大加強，何傑、溫宗禹、孫瑞林、王紹瀛、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驊、孫雲鑄等教授都先後在系裡任教，特別是葛利普、李四光兩位教授 1920 年到系任教，對教學工作、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這一時期課程設置不斷改進，課程分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普通科目與高等科目。從 1923 年秋季學期開始，三、四年級分礦物岩石學門、經濟地質學門、古生物學門三個學門，供學生選習。教師們傾心教學; 教學內容豐富，注意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培養青年既嚴格要求，又熱情關心。重視野外實習。科學研究工作有很大進展。王烈對此作出重要貢獻。
王烈對青年人的成長是很關心的。1920 年 9 月，地質學系二年級學生楊鍾健等發起成立地質研究會，其宗旨是 「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進求真理的興趣，而從事於研究地質學」。10 月 10 日舉行成立大會時，王烈因事未能參加。但他與其他教授都積極支持該會的活動。1920 年 11 月 28 日，研究會舉行講演會，王烈發表了 「中國之支那海侵時代及昆侖海侵時代」的講演，他從地質歷史、海陸變遷講起，並運用圖、表，著重介紹了中國地區寒武紀、奧陶紀的 「支那海侵」和志留紀、泥盆紀的 「昆侖海侵」的分布特徵，並講述了古地理、海陸變遷的研究方法，對學生很有啟發。這次講演的記錄稿刊登在《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年刊》第一期 ( 1921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上。地質研究會《簡章》規定會務有四項，即: 敦請學者講演，實地調查，發刊雜志，編譯圖書。1920 年12 月 12 日，研究會召開茶話會，敦請老師參加，徵求學會如何開展活動的意見。翁文灝、葛利普、何傑、王烈等教授與會，並發表了意見。王烈對研究的方針提出建議，他說: 「( 一) 注意理論，不急於速求應用; ( 二) 科學上新說可以把舊說代替，故不必存絕對的觀念; ( 三) 應該用科學的方法把當時尚凌亂的中國地質調查報告加以整理」，「至於實地調查，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時去做。現在就能辦到的先辦。」地質研究會要按上述四項內容開展活動是有不少困難的，其中之一就是經費。王烈在茶話會上說: 「可以先向地質系的教員呈請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說的那樣，向國外人募集。」會後，系主任何傑教授發起地質學系教員捐助，至 1921 年初即募得 125 元，支援了研究會的活動。
王烈從多方面支持地質研究會的活動，並對他們做出的成績加以鼓勵。《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會刊》第三期 1928 年 7 月出版，王烈寫了 「卷頭語」，從礦業、工業、農業、水利、災害、商業、軍事等方面論述了 「近代地質學之關於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但 「吾國人每以此為理論科學而漠然視之」， 「吾校地質系同人組織之地質研究會，歷有年所，年出會刊，將平日調查研究之所得貢獻於世，藉以喚起國人之注意，本屆循往例而刊行，其意仍猶是也。」1929 年 11 月 26 日，地質研究會全體會員大會議決改名為 「北京大學地質學會」。《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會會刊》第五期於 1931 年 4 月出版，王烈又寫了「卷頭語」，指出 「比年以來，吾國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而尤疚心於科學論著之罕覯。今吾校地質學會會刊又將付梓矣，斯刊梓行後，其貢獻於學術界者或至微渺，而足供今中國人及肄習斯學者觀摩之資，則彰彰明甚。循是焉，而益求深詣，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三
王烈在主要從事教學工作的同時，還從事地質調查和科研工作。王烈回國時，我國地質工作還處於籌備草創時期，他所著 《河北省懷來縣八寶山煤田地質報告》，是我國早期的地質報告之一。1920 年 10 月 16 日晚，甘肅東部海原、固原 ( 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一帶發生里氏 8. 5 級大地震，災害嚴重，死亡 20 多萬人，房屋、牲畜、農田等損失不計其數。1921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訓令北京大學教授王烈、測量助教楊鐸會同內務、農商兩部派員，前往陝甘地震災區調查。這是民國以來組織的第一次地震調查。王烈與翁文灝、謝家榮等 6 人於 1921 年 4 月 15 日出發，乘京綏車至綏遠，由綏遠取道寧夏至皋蘭，繼經固原、平涼、天水至蘭州，震災之重要地點都進行了調查。此行目的，尤注意於科學之研究，除調查震災狀況，勘察山崩、地裂等現象外，更注意地質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與地殼之關系。此次地震甘肅海原、固原等地災情最為嚴重，其次為陝西西部與甘肅交界處，此外，山西、河南、直隸 ( 今河北) 、山東、湖北、安徽等省皆覺有震，但未成災。這次調查歷時近 4 個月，嗣後，謝家榮留該地繼續調查。這次調查後，翁文灝、謝家榮均發表了有關論文，謝先生在文中還寫道 「余師翁詠霓 ( 翁文灝) 、王君霖之 ( 王烈) 皆為赴甘之委員，同行時，對於調查材料，互相討論，獲教之處甚多。」此次調查後，王烈又向南至甘肅省南部之武都、陝西省南部之漢中等地調查。他在漢中的葯鋪中購得石燕貝化石，回京後請葛利普教授研究，經追索查明，該化石原產於廣西 ( 在湖南也有很多同類者) 。後來葛利普發表了 《中國古生物志》專著之一 《中國泥盆紀腕足類化石》，其中定了一個新種，命名為 「王烈石燕」，以示對王烈的敬仰。
四
王烈積極參加地質科學的學術交流活動。王烈是中國地質學會 26 名創立會員之一。1922 年 1 月 27 日，26 位地質學界人士應邀在北京地質調查所新建圖書館的會議室開會，逐條討論了學會章程草案。會議主席丁文江提議由 5 人組成籌備委員會，負責推舉學會職員候選人，章鴻釗任主席，王烈是籌委會委員之一 ( 另三人是翁文灝、李四光、葛利普) 。2 月 3 日召開會員大會，通過了章程，選舉了職員，宣布中國地質學會正式成立。王烈當選為首屆評議員 ( 相當於以後的理事會理事) 。
1922 ～ 1924 年，王烈連任了三屆評論員。1925 年 1 月 3 ～ 5 日，中國地質學會在北京舉行第三屆年會，1 月 4 日在北京大學二院大禮堂舉行大會，大會由王烈主持，會長翁文灝發表演說，題為 「理論的地質學與實用的地質學」。葛利普作學術報告，題為 「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以後，王烈又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第五屆 ( 1926 ～1927 年度) 和第七屆 ( 1929 年度) 評議會副會長。
五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王烈還參加了北京大學的一些管理工作。1924 年即擔任學校庶務委員會委員。1928 年 9 月 21 日，南京國民政府決定設立北平大學區，將北京大學等北平九所國立高等學校及天津、河北的國立高等學校合組為北平大學。這一決定遭到北大師生的強烈反對，要求恢復北京大學。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讓步，確定學校名稱為北平大學北大學院，包括第一院 ( 文學院) 、第二院 ( 理學院) 、第三院 ( 社會科學院) 。對外仍譯用國立北京大學 (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課九個多月之後，於 1929 年 3 月 11 日重新開學。1929 年 1 月 22 日，王烈任北大學院第二院代理主任。3 月 11 日，王烈任北大學院總務長兼第二院主任。3 月 17 日北大學院舉行評議會評議員選舉，王烈等 7 人當選為評議員。4 月 13 日還被聘任為財務委員會委員長，聘任校舍委員會委員和自然科學季刊委員會委員，研究所自然科學門委員。8 月 3 日，王烈致函北大學院陳大齊院長，請辭總務長及二院主任，陳院長請王烈打消辭意，職務照舊擔任至北大學院結束。8 月 8 日，王烈致函陳院長，表示暫不辭職，共任時限。
1929 年 7 月 1 日，北平大學區停止試行。8 月 6 日，國民政府決定，北平大學北大學院脫離北平大學，正式恢復國立北京大學名稱。8 月 8 日，北大學生會致電教育部，請頒令任蔡元培校長，並函陳大齊暫行繼續維持校務。8 月 23 日，北大全體教職員工緻電蔡元培先生: 北大幸得恢復，校長一席非先生莫屬，務乞北返主持，以慰眾望。並推舉王烈、劉復兩位先生赴滬敦請。王烈、劉復及學生會代表隨即赴滬敬勸蔡元培先生返校。蔡先生表示: 「深感諸先生維護北大，愛重鄙人之盛情。」9 月 16 日，國民政府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在蔡未到任以前，以陳大齊代理。
1929 年 10 月，王烈任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 ( 共 13 人) ，校舍委員會委員長，財務、聘任、庶務、學生事業委員會委員。1930 年 9 月，北京大學取消原來的評議會，改設校務會議，決定學校的方針大政。1931 年9 月至1937 年9 月，王烈都是校務會議會員。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王烈任北京大學秘書長。此外，1931 ～ 1937 年還任圖書、儀器委員會委員，1931 ～1933 年任財務委員會委員，1932 ～1933 年任學生事業委員會委員。王烈在上述職務崗位上，為北京大學的建設和發展貢獻了力量。
在 《國立北京大學同學錄》( 1930) 中，王烈書寫了前言，對同學們提出希望。他寫道: 「在我國這種風雨飄搖的教育狀況之下，諸君居然完成了大學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憶這六年中，我校經過了多少困難，才得到今日這樣的地位。現在諸君畢業了。我一方面很榮幸地來慶賀你們; 一方面還希望諸君在學業上，本著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繼續研究，在服務上，本著我校飽受困苦的經驗，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繼續為社會為國家奮斗，發揚北大的光榮於全國。諸君前途無量，願各好自為之。」
王烈曾幾次請辭秘書長職務。1931 年 12 月 18 日，王烈致函蔣夢麟校長，寫道: 「烈素耽教學，不習庶事，前承畀以秘書長重任，屢次請辭，迄未獲許，荏苒數月，貽誤實多。近以同學赴京示威，承校務會議推舉，南下照料，舟車勞頓，舊症復發，實難再膺繁劇，務懇辭去秘書長職務，俾資休養，無任感荷。」12 月 24 日，校務會議議決: 在蔣校長未回校以前，仍請王秘書長照常繼續職務。王烈顧全大局，繼續履行職務，直至 1933年 12 月 6 日新任秘書長到任。
六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從此開始。7 月 29 日北平失守，7 月 30 日日軍佔領天津。北平、天津淪陷後，國民政府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湖南長沙，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 年初又遷往雲南昆明，4 月，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王烈一生熱心教育工作，無論在軍閥混戰時期，或在抗日戰爭時期，他都堅持教育崗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北平後，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不顧體衰，離別家庭，長途跋涉，顛沛流離，先至長沙，後到昆明，繼續為培養地質青年而努力。這種崇高的民族氣節，感動了不少滯留在淪陷區的教育界知識分子，他們以王烈等人的愛國情懷為榜樣，相繼走向大後方。
王烈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教授，一直講授礦物學、光性礦物學，也教過岩石學和測量學。他是我國最老一輩的礦物、地質學家之一，在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教授中也是年紀最長的一位。學生們對他上課時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學經驗豐富，講課時不看講稿，常把老花鏡推到額頭上，許多數字都能背到小數點後第三四位。他作風嚴謹，往往講完一個段落，就摸出懷表來看看，下課鈴聲響起，他的講課也就告一段落了。當學生們拿著礦物、岩石標本問他時，他便拿起放大鏡，或用簡單的測試方法測試標本，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學生的問題。他指導學生鑒定岩石薄片時，在偏光鏡下轉幾下，就能准確定出礦物名稱。大家公認他是礦物學、岩石學方面實踐經驗相當豐富的老權威。在西南聯大期間，他還積極參與各種學術活動，他曾應邀為全系師生作 「中國地質教育史」的報告。
1945 年 8 月，抗日戰爭勝利。1946 年夏，北京大學復員北平。王烈不辭遠途勞累，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籌備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復員工作，他雖年近花甲，但仍精神飽滿地為復員工作的大小事務操勞。1946 年 10 月開學後，他仍擔任普通地質學和普通礦物學的教學工作。1948 年秋，國民政府實行所謂 「幣制改革」，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強烈刺激，健康狀況嚴重惡化。
1950 年以後，先生年老多病，不堪教書之勞，退休在家，但仍然關心教育工作。先生平時忙於教學和行政工作，著述不多，退休後體病力衰，但病情稍愈、精神好轉時，即潛心從事礦物學、岩石學書籍的譯著工作，為地質科學事業發揮余熱，幾年中完成數卷。惜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夠貫注，出版問世尚需加工，但書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經系統方面，時輕時重。1956 年底病情轉劇，入北京協和醫院治療，於 1957 年 2 月 2 日與世長辭，終年 70 歲。
先生故後，移靈於東城賢良寺。195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教授、北京礦業學院副院長何傑教授 ( 王烈的老友，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會，王烈的同事、學生和親友參加了公祭大會，正在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的部分代表、學會理事和會員也參加了公祭大會。王烈先生的遺體安葬於北京西郊萬安公墓。
王烈教授在地質教育戰線辛勤耕耘了 40 幾個春秋，在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工作了 30 多年，為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力量，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地質科學人才。他為我國地質事業，特別是地質教育事業所作的貢獻，功不可沒，他執著的工作精神，永遠值得北大和地質學界的晚輩們學習和弘揚。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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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以史為鑒 繼往開來——中國地質學會周年點滴回顧
浦慶余
(中國地質科學院)
2012年是中國地質學會成立90周年，有許多往事值得回顧和紀念。作為擔任過中國地質學會下屬的專業委員兼職副秘書長8年，中國地質學會秘書處專職工作14年，返聘7年的學會工作人員，更有許多話要說，為中國地質學會更加符合「由中國地質科學技術工作者自願組成的、依法成立的學術性社會團體」的原則，盡一份責任。特選擇會員、理事會和會章三個問題，作些點滴回顧和粗淺分析，以求教諸會員。
一、一份會員名錄的啟示
1948年2月，中國地質學會刊印了一份會員名錄，編者按語寫道：
本會理事會於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決議：「會員會友未履行其義務兩年者，本會認為自動退會，並在南京中央日報刊登廣告催交會費，至年終尚未交納最近二年以上之會費者即作退會論。如繼續履行義務，當隨時恢復其會籍。」茲本會已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十三日、十四日在南京中央日報通知此項決議；此次會員錄即遵照前項決議編制，因卅六年前未交納會費滿二年致未編入此次新會員錄內之會員會友，一俟補交會費，即隨時恢復其會籍(永久會員當然不在此列)。
當年，執行的是1942年3月20日第十八屆年會通過的《中國地質學會章程》，該章程規定學會宗旨是「以促成地質學及其他地質學有關系學科之進步為宗旨。」規定會費標准會員每年5元，會友每年2元，如一次交納50元者為永久會員，團體會員每年400～600元。
抗戰期間，我國一些院校、研究機關大多遷往西南後方，中國地質學會隨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往重慶。那時雖然生活艱苦，工作條件很差，學術活動卻接連不斷。抗戰勝利後，於1946年院校、研究機構遷回原地，中國地質學會也隨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回南京。那時，有的會員就職單位有變動，有的出國深造或去國他就。在這個背景下，學會理事會於1946年11月作出決議，進行會員重新登記。把交納會費作為重新登記的重要條件。
這份「中國地質學會會員錄」中，公布了重新登記後的會員總數為486人，其中創立會員19人，劉季辰是1922年學會成立後第一批入會的會員，這里誤記為創立會員，創立會員應有26人，重新登記者實際18人。還有8人，有4人已去世，他們是趙汝鈞、丁文江、王紹文和葛利普，其餘4人是李捷、董常、仝步瀛和麥美德，尚未重新登記不知何故。永久會員有357人，通信會員28人，榮譽會員1人，還有會友96人，機關(團體)會員44個。此外已故會員有28人，除了上列4位創始會員外，已故世者中有中國地質事業初創時期的大力支持者張軼歐，在野外地質調查時先後被土匪殺害的趙亞曾、許德祐、陳康和馬以思，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的前身東南大學地學系早期的系主任鄭厚懷和被屈死的中央大學教授朱森等。
重新登記的486名會員中，按從事的學科或專業劃分，地質學412人，地理學46人，土壤學11人，動物學2人，測量學4人，植物學4人，地球物理學5人，考古學1人，人類學1人。也就是說，與地質學相關之學科者有74人，占會員總數的15%強。體現了學科交叉，各相關學科之間的相互交流，也反映了中國地質學會人氣的旺盛，有較強的親和力。
會員中還有少部分外國人。中國地質學會的創始會員就有三位外國人，他們是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美籍古生物學家Grabau A.W.，農商部顧問、中央地質調查所的瑞典籍新生代地質與考古學家Andersson J.G.，燕京女學校地質學教師Miner L.。1922年就有在北洋大學任教的美國地理學家Barbour G.P.，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Berkey C.P.，日本東北大學的古生物學家早板一郎等入會。1948年重新登記時安特生和那林已經回瑞典，巴爾博已回美國，早板一郎在台灣大學任教，德日進已回法國，梭頗已回美國，他們也都重新登記為我國地質學會會員。反映這些曾在中國任職的地質學家對中國的感情，也說明中國地質學會從成立起就是向世界開放的學術團體。
在重新登記的會員中，有已步入政界的翁文灝和朱家驊兩人，翁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朱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刊印名錄時翁已下野，任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南京解放後，1949年7月29日，中國地質學會理事會決定：會員翁文灝、朱家驊兩人被列為戰犯，停止其權利和義務，會員錄上不予列名。不知何故，翁文灝回來後，特別是毛澤東同志肯定其為愛國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後，沒有恢復他的會員權利和義務。
抗戰勝利後，有一批從事地質地理工作的年輕學者和應屆畢業生出國留學，在國內時有的是中國地質學會會員，有的是會友，可能是通訊不便的原因，也可能是別的緣故，除了池際尚、周明鎮、謝覺民、李璞、馬杏垣、楊懷仁外，其他人沒有重新登記。值得稱頌的是新中國成立後，池、周、李、馬、楊和塗光熾、張炳熹等先後回到祖國大陸。謝覺民和楊懷仁是浙江大學史地系畢業的，謝覺民沒有回來，後來成為美國著名人文地理學家、匹茲堡大學終身教授。1980年後與我國地理界經常進行學術交流。
在重新登記的會員中，朱家驊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在解放戰爭後期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翁文灝雖在1948年11月末卸任行政院院長，擔任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他對蔣介石不滿，千方百計要擺脫蔣介石，但由於被列為戰犯，又不敢留在大陸，轉展香港、法國，終於在1951年回到祖國大陸。丁驌和張其昀任浙江大學史地系主任，教人文地理。丁驌因擔任過國民黨重慶黨部書記，張其昀時任國民黨浙江大學區黨部書記，前者去了美國，後者去了台灣。張其昀到台灣後曾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後任「總統府資政」。他後來在研究和整理中國歷史文化方面在台灣有很大影響。
1929年2月14日第六屆年會上通過的會章規定：「國外之地質學者或古生物學者對於中國地質有所合作或有所貢獻者得為本會通訊會員。」之後陸續發展通訊會員。這次重新登記的通訊會員28人。國籍有美國、英國、日本、印度、法國、奧地利和瑞典，其中美國的Broom R.教授正在南非任職。
重新登記的會員中有1948年被遴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翁文灝、李四光、謝家榮、朱家驊、楊鍾健和黃汲清。後來被遴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的有75人，其中2人當時還是會友，被台灣「中央研究院」聘為院士的有3人。
重新登記的機關(團體)會員有44個，除了當時我國三大地質機構：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和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以外，還有資源委員會，四川、台灣、江西、西康、河南、湖南、福建等省的地質調查所，資源委員會所管轄的一些礦業公司、中福兩公司聯合辦事處、一些官民聯辦的礦業公司、國防部測量局、北京大學、北洋大學、交通大學唐山學院、武漢大學、重慶大學和清華大學。
從這份中國地質學會會員名錄，我們可得到一些啟示。
首先，中國地質學會是一個民間學術團體，它的性質是群眾性的，屬非政府組織，所謂自願組成，指的是成立時有發起者，即創始會員，會員自願入會，自動退會，進出自由，要盡義務，交納會費是最基本的要求。現在，中國地質學會號稱有多少萬會員，卻不交納會費，有的退休多年，有的出國很久都沒有聯系，不知誰入會了，誰退會了。所謂的會員是虛位，是「被會員」。誰當理事了，誰當理事長了，就辦個會員證。團體與政黨不一樣，但也得像個樣子，有點規矩才是，須知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其次，中國地質學會在當時有很大的吸引力，從會員結構上體現了以促成地質學及與其他地質學有關系學科之進步為宗旨。中國地理學會成立於1932年，有46位中國地理學會會員參加中國地質學會。竺可楨1922年就加入中國地質學會，他也是中國地理學會創始人，1948年還重新在中國地質學會登記。地理學者中有地貌學者加入中國地質學會，如果是學科接近的話，那麼經濟地理和人文地理學者與地質學的關系就比較遠了，如胡煥庸、張其昀、謝覺民、張印堂、陳正祥、周立三、鍾功甫、薛貽源、洪思齊、嚴重敏等。研究動物學的張春霖、壽振黃，研究人類學的吳定良，研究植物學的胡先驌、侯學煜也都加入中國地質學會。
第三，這份名錄的編排按英文字母次序，不管職務多高、年齡大小和專業，也不論在中國地質學會中的職務如何。只列何時入會，何年成為永久會員，以及當時服務於哪個單位。從這里可以看到凡是中國地質學會會員都是一律平等的。展示在大眾面前的只是會籍、會齡的區別。
1980年初，李春昱曾說1948年由他經手將學會的8000美元請美國友人存在美國的銀行。我1985年到學會工作，在1994年聽說此事，向學會有關人士詢問此事，據時任專職副秘書長的何世沅說，當時請李春昱把詳情寫了下來，隔段時間找不到了，再請李春昱寫了詳情，李很不高興，但還是寫了。何世沅說，這張紙也找不到了，那時李春昱已去世。我問過程裕淇，他說聽李說過，程裕淇還記得那個美國人是位女士，他還記得她的名字，他把這位美國友人的名字寫了下來。後來，新任專職副秘書長王弭力把南京會所和美國存款的事認真辦了，南京會所要回來了，存款一事沒有確切信息，沒有辦成。1948年學會哪有這么多錢，有可能是至少一部分是會員重新登記時交的會費。
二、一份歷屆學會領導機構名錄的思考
我根據歷屆理事會名單，整理了一份中國地質學會從成立至今歷屆理事會職員名單。從這份名錄並結合中國地質學會的實際工作情況，可以得知中國地質學會治理結構的變化，從中能夠獲得學會工作的一些認識和體會，以及今後如何改革的啟示。
從1922年中國地質學會成立到1952年，共27屆理事會的任期基本為1年，至多跨2個年度。理事人數從數人到十數人，第八屆及以前設副理事長2人，第九屆至第三十一屆不設副理事長，第二十一屆至第二十六屆，增設監事會。理事會有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書記)和會計等分工。也就是說，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評議會)是名正言順地在理事。理事長，一般不連任。這是比較合理而又高效的學會治理結構。
從第二十九屆(1954～1956)理事會開始，理事會任期延長至4～6年，第三十一屆理事會(1962～1979)因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從這年開始到1971年，被作為「裴多菲」俱樂部受到沖擊。至1972年因對外關系需要，恢復以中國地質學會名義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活動。理事人數急增，如第三十一屆44人，從第三十二屆到目前的第四十屆，增至100多人，這一時期從第二十七屆(1951)至1971年李四光逝世，他連任了6屆的理事長，長達20年。這對於學術團體來說，是不正常的狀態，與民間學術團體的治理結構出入較大。這一時期取消了理事會的會計，由掛靠單位的會計代行會計工作。鑒於不收會費，經費由掛靠單位和中國科協支持，經費賬目也不必向會員公布。這一時期，開始(1950、1951)因秘書長孫雲鑄工作在北京大學地質系，該系學生游振東和何錫麟協助秘書長工作。1952年開始設專職職員。第三十一屆理事會開始設專職編輯組成《地質學報》和《地質論評》編輯部。也就是說學會有了辦事機構，理事會開始擺脫辦理學會之事。
中國地質學會歷屆理事會職員名單表
續表
續表
從第一屆至第三十屆理事會的理事長和秘書長都由地質學家擔任，第二十八屆至第三十一屆理事長李四光雖是政府的地質部長，但他還是一位著名的地質學家。第三十一屆的秘書長朱效成雖是司局級行政幹部，但他在他們這個層次的行政幹部中，學習地質學的成效是比較好的，基本上是一位懂得地質學的管理幹部。從第三十四屆(1988～1993)理事會開始理事長就開始由掛靠單位地質部、地質礦產部至國土資源部的部長或副部長擔任，開始先後任理事長的幾位部長和副部長雖然是學地質，從事過地質工作，但是以他們在地質科學上的成就和學識，是當不了理事長的，是部長的身份才當得了理事長。從理事長人選的變化，可以看到中國地質學會的治理結構已偏離了群眾性學術團體的性質。常務理事會例會的舉行也與國家行政機關的部長辦公會議同一模式，有人戲稱「將地礦部部長辦公會議搬到地質學會來了。」有段時間，為了減少層次，因繁就簡，將常務理事會議與秘書長會議合並召開，名為常務理事擴大會議，後來也被一位擔任常務副理事長的地礦部副部長否掉了，說常務理事與副秘書長是兩個層次的，不能一起開會，以後就變更為常務理事會決定，秘書長會議落實工作。在行政部門看來理事長、副理事長與常務理事基本上是部級，副部級和司局級幹部，副秘書長基本是處級幹部，只有前者可作決定，後者的任務是將決定落實到實處。在一起開會覺得不成體統。這又是將國家機關的行政級別帶到學術團體。
學術團體的會長(理事長)應由著名科學家擔任，如果他既是著名的科學家，又是社會活動家則更佳，這是國際慣例。1979年以後，全國性學會迅速增加，且有部門分割的趨勢，這是利益所向。這既有積極意義，也隱藏有弊端。而且有不少學會由本部門的行政領導，如國務院有關部、委、局的首長擔任會長。1980年後期，國務院明文規定，行政領導不得擔任學會、協會和研究會的領導職務，這是正確的。但是留下一條尾巴，說若的確需要，應報國務院批准。實際上這項規定是對已經擔任學會、協會領導職務的行政領導的一種限制，而不是為了擴大。中國地質學會第三十二屆(1979～1983)、第三十三屆(1983～1988)理事長先後由黃汲清和程裕淇擔任，以前幾屆的理事長李四光雖是地質部部長，但他畢竟還是著名地質學家。以後換屆除黃汲清和程裕淇外，不是沒有合適的著名地質學家。再說，李四光擔任理事長時，地質部黨組書記、副部長何長工在學會並無職務，只是先後由具有地質背景的副部長宋應和學部委員、副部長許傑擔任學會常務理事；黃汲清擔任理事長時，地質部黨組書記、部長孫大光也未在學會擔任職務，只有副部長鄒家尤出任18位副理事長中的一位副理事長。程裕淇擔任理事長的階段，夏國治副部長擔任副理事長(當時有9位副理事長)。1988年以後的6任理事長都是地礦部或國土資源部的部長或副部長擔任理事長，而且有的並無學習或從事地質工作的背景，由於部長又是部里的黨組書記，工作很忙，還要有一位副部長或副部級幹部擔任常務副理事長。這樣做，名義上是加強領導，實際上是學術團體治理結構和管理模式的倒退；名義上是爭取部里的支持，實際上是一種簡單的理解；說是經過國務院審批，實際上你報上去了，能不批嗎?理由總是可以找到的。
三、幾份會章的回顧
中國地質學會章程是中國地質學會性質、宗旨、任務、行為規范的約定，是在憲法所規定的范圍內進行活動的指導和自我約束，可以說是學會的根本大法。中國地質學會章程從1922年成立起到現在經過十多次的修改。
中國地質學會的名稱是1922年章程的第一條就寫明了的，已經有90年的歷史。學會的宗旨1922年章程規定為「促成地質學及其關系學科之進步」。這一宗旨的敘述既簡潔又明了，這一記述在1929年、1931年、1935年、1942年的幾個章程和簡章中一直沿用。而1954年2月的章程卻修改為「團結全國地質工作者從事學術研究，交流學術技術經驗，謀地質知識之提高與應用，在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為經濟建設服務」。其實學會不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機構，至於「在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為經濟建設服務」是政治任務。1953年，毛澤東在《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一文中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期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1954年的會章規定的宗旨是根據這種精神修改的。
1950年8月26日的理事會會議贊成謝家榮的提議，取消永久會員，這樣就在沒有經過會員代表大會票決的情況下剝奪了已交50元大洋的永久會員並得到學會承諾的權利。
1957年的會章對學會宗旨修改為：「團結全國地質工作者，從事學術研究，交流科學技術經驗，開展學術討論，努力使我國地質科學迅速達到世界水平，更好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建設服務」。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毛澤東在開幕中提出「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並從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1956年提出向科學進軍，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這次修改會章，對學會宗旨的表述是根據這些原則而進行的。
再一次修改會章是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之後，1978年3月18～31日，舉行全國科學大會，當時重提四個現代化和出成果出人才。1979年的會章總則包括第一條表明中國地質學會的性質是學術性群眾團體，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組成部分；第二條表明中國地質學會的任務是「根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新時期總任務的要求，團結廣大地質科學技術工作者，積極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普及科學技術知識，為地質戰線出成果、出人才，為地質科學技術迅速達到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在21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四個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作出貢獻」；第三條是認真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充分發揚學術民主，提倡各種學術觀點和學派之間自由討論，通過實踐，發現真理和檢驗經驗。顯然這條是總結「文革」及以前的經驗教訓，全國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討論的背景下，寫進會章的。1983年會章只作文字修改，內容與1979年會章基本相同。
1988年會章與1979年和1983年會章除了增加培育、推薦人才和改革的內容外，其他基本相同，這是因為此時中國地質學會設立了青年地質科技獎，中國科協設立了青年科技獎，學會和全國地質部門的改革正在進行中。
1993年第七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制定的會章，第二條明確為宗旨，是這樣陳述的：「本會宗旨是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倡導獻身、求實、創新、協作的精神和優良作風，團結廣大地質科技工作者，促進地質科學技術的繁榮和發展，促進地質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為我國地質事業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這是由於中國科協提出了「獻身、求實、創新、協作」的科協精神，科學技術領域的改革提出了兩個促進。此前，1991年民政部頒布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國科協於1992年制定了新的全國性學會組織通則，是按照《條例》和《通則》的要求，總則應概括為三個內容，一為本會性質，二為宗旨，三為任務，進行修改的。
1997年會章與1993年會章基本相同，只是第一條本會性質，增加了中國地質學會「是發展地質科學的社會力量」「代表中國地質界參加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及其下屬組織」。這樣，就明確了中國地質學會在發展科學中的社會地位，對自己的職責作了限定。實際上，中國地質學會從來就是代表中國地質界參加國際地科聯的活動，只是因為在北京舉辦第30屆地質大會非常成功，擴大了我國的國際影響，這里作了進一步明確。第二條宗旨增寫了「促進地質科學技術人才的成長和提高」放在1993年會章的兩個促進之間。這里的「成長」主要指的是青年地質人才，「提高」主要指的促進成為兩院院士和中國地質學家走向世界，如擔任國際學術組織的有關職務，承擔國際合作研究項目，在國際學術會議上作大會主題報告和主持人，等等。
2000年的會章是根據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國務院頒布的修訂後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重新登記時，根據民政部提供的《社會團體章程示範文》修訂的，總則增加了中國地質學會的英文名稱，增添了「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遵守社會道德風范」的內容，明確了「民主辦會」的原則。將原會章中的「任務」作為「第二章」業務范圍載明。整個會章的章、條均按《範本》重新調整。特別是載明「本會接受業務主管單位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和社團登記管理機關民政部以及掛靠部門國土資源部的業務指導和監督管理」，即認了三個上級管理單位。
2006年會章按1997年和2000年會章中總則第三條宗旨的四個促進，增加了第五個促進「促進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歷年會章的變化，除了上述原則、宗旨以外，還有不少其他方面的變化，例如「任務」或「業務范圍」也是從無到有，從少到多，1922年只說有一種刊物，名為《中國地質學會會志》，1929年會章有「本會得設獎章或獎金，以獎勵地質學之有貢獻者」，1942年會章增寫了出版物有西文會志和中文地質論評。1954年會章專設一章「學術活動」另一章「刊物」，1957年會章增加了「協助有關部門解決科學技術問題」。1979年會章專列「主要任務」一章列舉了7項，1983年會章的「任務」一章，根據新情況進行調整仍為7項。以後幾次修改會章大體都是這樣改動。又如，關於會員，歷年也有變化。
一個國家有三部分的組織，一是政府，它具有管理國家的行政職能，由選民選舉產生，是為選民服務的公務機關；二為企業，它以贏利為目的，同時為公民生產和提供生產和生活物質。政府維護公民的權利，企業有自己的私利。中間就有一批非政府、非贏利的組織。學術團體是第三種組織中的一分子。它從政府「批發」服務，廉價或無價提供給公民。作為學術性團體，有別於政府部門的科研機構，也有別於企業的研發部門。它的業務范圍是很明確的。早期的中國地質學會會章規定的「以促進地質學及其關系學科之進步為宗旨」既明確又簡潔，也好記。後來的會章幾經修改，增加了許多，實際上是這一宗旨的細化，或具體化，為什麼「促進」原來是兩個，後來增加到三個、四個和五個促進，越是具體，越是不全面，要不斷補充。而且由此具體化反倒不確切。例如，1957年會章中說要「從事學術研究」，這應是科研機構和高等學校的任務。1983年會章中提出積極開展咨詢服務活動，實際上學會在咨詢服務上不具優勢，至於把「遵守憲法、遵守社會道德風尚，在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指導下開展活動。」作為宗旨寫進會章沒有必要，一是這種要求是每個個人、政府機關、群眾團體和企業甚至政黨都應做到的起碼的要求，只要是公民、法人，都應如此；二是這個要求是義務、是責任、是共識、是常理，不是屬於宗旨的范疇。
會章要簡單明了，要有個性，既要有規范，也要有靈活性；既要便於記憶，又要有可操作性。制定一個好的會章不是件容易的事，值得好好研究。
以上對一份會員名錄、一份歷屆理事會主要領導名單和歷屆中國地質學會會章，進行了回顧和思考，是很膚淺的，可能存在錯誤。但其目的是為了中國地質學會能夠真正成為中國地質科技工作者的家，找准位置，成為真正的符合非政府組織特點的學術性社會團體。在政府、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之間，起到補充和協調的作用。
H.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地質工程跟地質學這兩個專業有什麼區別！
地質學（地質學類）：
地質學不是我們平常想像中得那麼枯燥，每天只是和泥土打交道；也不是一定要成為地質隊或探險家中的一員，生活在與世隔絕，荒涼無比的戈壁灘上。慢慢地，你會發現地球上有很多未知等著我們去探索，在探索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她的奧妙與神奇。
一聽到地質，大家第一反應肯定就是研究泥土和岩石，其實我們要學的可不僅僅是這些，我們需要對地球的礦物和岩石、地層和古生物、地質結構和地質作用這三方面進行了解和學習。
在野外實習中，我們可以近距離地觀察大自然，全班同學在一起盡情享受野外環境的同時，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實地考察對相關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我們還見識到了不同種類的岩石、地層、化石，也學會了如何利用地質圖、羅盤、GPS導航儀等地質器材去完成研究和測量，多次實地考察後，我們還學會了地質填圖這個專業技能。
主要課程：
礦物和岩石類課程：主要針對地球中含有的礦物元素以及在底層中以何種形式出現等問題進行研究和討論。包括結晶學、礦物學、岩石學地球化學等課程。
地層和古生物類課程：主要研究地球上生物的進化歷史以及底層分布的特點。我們主要學習了古生物地史學和礦床學。
地質結構和地質作用類課程：以實際應用為主，主要學習石油與天然氣地質學、地質災害與環境地質學。
畢業去向：
地質學專業的學生畢業後不僅可在高等院校從事地質科學的教學工作，也可以向國家資源能源勘探、開發與環保、城市建設、城市交通、港口、水利水電建設、國防和地質災害監測與防治等機構從事研究工作。
擁有地質學專業國家特色專業院校名單：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地質大學(武漢)、中國石油大學（北京）、西北大學、同濟大學、成都理工大學、吉林大學。
地質工程（地質類）：
地質工程是一門運用地質學的知識並結合工程學的知識來解決實際生活、生產中產生的地質問題以及工程問題的專業。它包括地質學和工程學兩方面的學習。雖然其中地質學課程主要起著服務工程的作用，但是這些地質學方面的理論知識卻是不可或缺的，它們貫穿了整個地質工程專業學習的過程。
地球上頻繁發生的地質災害所產生的經濟及人員損失是無法估量的，地質工程專業中學習的知識可以有效地減少這些地質災害帶來的損失。地質工程專業的人員可以勘察地震所帶來的次生災害的潛在性，隨後評價其安全性，最後提出解決的方案以保障災後人員的安全。
每個暑假，本專業的小夥伴們都會被送進大山，去領悟和欣賞大地母親的雄偉壯麗。我們每人一把地質錘，一個羅盤，一個放大鏡，再頂一頂草帽，帶上水和干糧，在漫山的荊棘路上堅定前行，這一路我們都在不停地學習，記錄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最終我們能夠做到准確識別地質分層和礦物，辨別地質構造，分清地質災害的類型。
主要課程：
公共基礎課：高等數學、大學物理、結構力學、材料力學、結構設計原理等。
專業課：基礎地質學、礦物岩石學、土質土力學、岩體力學、水文地質學、工程地質學、岩土工程勘察等。
計算機類課程：程序設計基礎與VisualC++、工程制圖及計算機繪圖等。
畢業去向：
畢業生會到建設部門從事與工程地質相關的規劃、勘測、設計、施工、科技開發和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擁有地質工程專業國家特色專業院校名單：中國石油大學（北京）、中國礦業大學、河南理工大學、長安大學、華北水利水電學院、西安科技大學、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同濟大學、安徽理工大學、西南交通大學、西南科技大學。
相同點：
地質學和地質工程專業的學生都需要學習地質學基礎的相關課程，要求學生掌握一定的地質學理論知識，對岩石、礦物、地質構造等方面有一定認識。
不同點：
地質學主要培養學生具備堅實的地質學基本理論、技能和相關學科基礎知識，重在對地質科學的理論研究。地質工程則要求畢業生能夠在學習了地質學知識的基礎上，具備從事資源地質勘查、解決常見地質工程問題的能力和地質災害防治的能力。
I. 地質大學出過什麼傑出人士或名人
楊遵儀教授（1908.10— ），男，廣東揭陽人，中共黨員，九三學社社員，1939年任教授，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博士生導師，著名的古生物學家。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地學系，1939年獲美國耶魯大學理學博士學位。長期從事地質學特別是地層學和古生物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先後執教於中山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地質學院。歷任中山大學地質系主任兼兩廣地質調查所所長，北京地質學院副總務長，專修科主任，水文系、石油系、地質測量及找礦系、地質系主任；中國古生物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地質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地質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科學通報》、《古生物學報》的編委，《地質學報》、《地層古生物論文集》的副主編和《Stratigraphy and Paleontology of China》 的主編；九三學社中央顧問；美洲地質學會終身榮譽會員，美國耶魯大學Sigmay Xi榮譽會員；國際地科聯地層委員會岡瓦納地層分會委員。
主編了《古生物學教程》、《古生物學》和《古生物地史學》教材。其中1980年與郝詒純教授合作再次主編的《古生物學教程》獲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優秀教材一等獎。與程裕淇、王鴻禎教授合著的《The Geology of China》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外學者四人合編的《Permo——Triassic Events in the Eastern Tethys》和《晚古生代―早中生代環太平洋事件及其全球對比》（英文）先後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還著有《貴州中部中、上三疊統腕足類》；合著《南祁連山三疊系》（1983）、《華南二疊—三疊系界線地層及生物群》（1987）、《桃李滿天下》（1993）等9部專著和60餘篇論文。
80年代初與殷鴻福、張克信、吳順寶等合作研究《全球二疊－三疊系界限層型（GSSP）浙江省眉山剖面》去年被定為國際「金錘子」獲2001年國內科技十大新聞。
參加編著的《中國地層概論》獲地質礦產部科技成果一等獎，主持的《南祁連山的三疊系》獲地質礦產部科技成果二等獎，《華南二疊—三疊系界線地層及生物群》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
1991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1991年起享受國家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獲第五屆李四光地質科學榮譽獎。同年還獲得何梁何力科技進步獎。被錄入《中國科學家傳記大詞典》和《中國科技名人錄》。
王鴻禎教授(1916.11— )，男，山東蒼山人，中共黨員，1950年2月任教授，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著名的地質學家和地質教育家。193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地質系，1947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兼秘書長、北京地質學院副院長、武漢地質學院院長；中國古生物學會理事長，國際地科聯地質科學史委員會副主席、第六屆全國人民政協委員、第七、八屆全國人民政協常務委員、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參議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地質博物館名譽館長，中國地質學會及中國古生物學會名譽理事、中國民主促進會顧問。
研究領域包括古生物學、地層學、古地理學、前寒武紀地質學、大地構造學和地質學史。在地層古生物和古地理方面，建立了四射珊瑚的系統分類和演化階段，將沉積相與構造背景相結合，區別不同的古地理格局與古構造框架，主編出版了《中國古地理圖集》；提出了層序地層的分類級別體系及其與天文周期之間的可能聯系，出版了《中國層序地層研究》；在大地構造方面，提出了構造名詞體系和中國及全球的構造單元和構造階段的劃分，提出了以泛大陸為準的大陸聚散周期，進行了全球古大陸再造研究，提出了地球演化中可能曾發生階段性有限膨脹的設想，由此形成了全球構造活動論和歷史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地球史觀。地質學史方面，提出以學科史和學科思想史為主要研究方向，主編出版了《中國地質科學五十年》。發表論文180餘篇，出版專著、文集、圖集和教材20餘種。曾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技術進步獎（1994），李四光地質科學獎特別獎（1996）。
趙鵬大教授（1931.5— ），男，滿族，遼寧清源人，中共黨員，1980年任教授，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博士生導師，俄羅斯自然科學院院士、國際高等學校科學院院士（1995），地質勘探學家、數學地質學家。195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學系，1958年在莫斯科地質勘探學院研究生畢業並獲副博士學位。長期從事礦產普查與勘探、數學地質的教學與科研工作。現任中國地質大學校長，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名譽校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及地質勘探、礦業、石油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中國地質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地質學會地質教育研究分會會長、礦產勘查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數學地質專業委員會名譽主任，九屇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國際定量地層委員會表決委員，IAMG雜志《不可再生資源》(Nonrenewable Resources)編委及IAMG雜志《計算機與地學》(Computers and Geosciences)通訊編委，《中國地質大 學學報——地球科學》主編。曾任國際地質數據委員會亞洲地區代表、國際數學地質協會專門委員。
J. 緬懷中國地質事業百年發展史上位「殉難」的地質學家
吳鳳鳴
(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
一、引言
中國地質事業起步較晚，基本上是從西方引進而來。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典型半殖民地性質；二是民族礦業基礎薄弱，發展緩慢，生產技術落後，規模不大。
早期中國地質礦產事業發展進程中，突出三個特點：①近代的學理論思想的引入；②借鑒與吸收外國地質學家來華進行地質調查的經驗和成果；③派留學生去國外「取經」，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起到了「名師出高徒」效應。
截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僅有 2～3 種礦已探明儲量，地質礦產專家近 200～300人。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國民經濟恢復，實施與連續完成《宏偉的國民經濟發展規劃》經過半個世紀的艱苦努力，在20世紀中期，中國地質礦產事業已從弱到強，發生了突飛猛進的變化，形成了各學科配套、各兵種齊全的百萬大軍；在自然礦產利用方面，截至20世紀末，我國已發現礦產170餘種，其中已探明儲量的有160餘種，擁有礦產基地12萬多處，創建礦業城市300餘座；其中A、錫、銻，以及稀土元素礦等居世界儲量第一位，礦產開采總量居世界第二位；而鐵、銅、鉛、鋅、鋁土礦等金屬礦雖然也比較豐富，但人均佔有量僅為世界水平的58%，多為貧礦，實際利用率偏低；在能源方面：煤炭產量是我國突出優勢，已早有共識，石油產量，在20世紀60年代就從「貧油國」進入產油大國，據我國第三次油氣資源評價資料：全國石油資源總量1086億t，天然氣56萬億m3，由於我國目前研究程度和勘探程度較低，估計可找到的石油量為650億t，的資源量25萬億m3，探明率僅為24.6 %。
在地質科學理論研究方面：中國大地構造學理論的創立及其學派的形成，早為國際同行所共識，近期在令人矚目的地球第三極青藏高原的大陸動力學，造山帶深部構造演化等都有突破性的成就；在中國成礦理論方面，新的區域成礦論，指導與促進找礦的突破，中國陸相生油理論，為石油地質學理論的發展增添了強勁活力……
在野外地質調查與勘探技術方面，早已實施引進與創新相結合，實現運用先進科技成果：航空遙感、衛星、GPS、紅外光譜、遠程會商等現代技術的廣泛應用。
綜觀上述，當前我國地質事業已從地質大國向地質強國跨越，在展示輝煌成就的同時，深切緬懷曾為中國地質事業快速發展，嘔心瀝血、篳路藍縷，乃至「殉難」捐軀的老一輩地質學家英勇事跡，以A繼承和發揚他們的艱苦奮斗，勇於犧牲的精神，就更具有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筆者基於這一目的，花費近半年的時間查尋史料，選定10位「殉難」的地質學家作如下的簡介，限於所掌握史料，敬請同行補充和指正!
二、1912年「北方革命軍」參謀長《地學雜志》主編白雅雨
白雅雨(1868～1912)(照片1)是近代地理學家、中國地學會的創建人之一(1909)、《地學雜志》主編。
照片1 白雅雨(1868～1912)
白雅雨1868年生於南通，1904年投身於辛亥革命，1908年在天津高等女師學堂北洋法政學堂任教，是李大釗同志在法政學堂的老師，多有影響；武漢起義後在北方發起「灤州起義」成立北方革命軍政府，擔任北方革命軍參謀長，進軍京津途中被叛徒出賣，在古冶被捕，堅貞不屈，慘遭殺害，1912年1月7日殉難，享年44歲。
1915年工商部主持，由張謇書寫墓誌銘：「白烈士雅雨之墓」，1936年在北京西北郊顯龍山灤州革命紀念園內，建有白雅雨烈士衣冠冢，1937年國民政府授予國葬，追贈為上將，並決定在北京和泰山建造紀念碑。
三、中國著名地質古生物學家、區域地質學家趙亞曾
照片2 趙亞曾(1898～1929)
趙亞曾(1898～1929)(照片2)，字予仁，生於河北蠡縣，192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習期間勤奮努力，思想進步，深得葛利普、李四光教授等的賞識。在校期間，「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當時進步刊物《晨報》副刊「科學世界」專欄上，連續發表地質古生物基本理論知識25篇論文，顯示出才華「初露鋒芒」。1923年進入地質調查所，歷任調查員、技師、古生物研究室主任等，在所6年間，遍及大江南北以及邊遠山區，進行野外地質調查與研究，取得優異成績，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一等科學研究獎勵金。6年間發表論文和專著20餘篇(部)，共百餘萬字，主要有：《中國長身貝科化石》，《中國石炭紀及二疊紀石燕化石》，《中國北部太原系之瓣鰓類化石》等，被古生物學同行奉為奠基性經典之作；在地層方面：專著《華北古生代煤地層的分類和對比》，對建立華北含煤的層序、時代歸屬和對比奠定了基礎；《揚子江峽谷的中生代》、《中國北部太原群的時代》、《秦嶺及四川之地質研究》(與黃汲清合作)等都是開創性的成就；在大地構造方面，發現阿爾卑斯型「飛來峰」構造，揭開了龍門山深斷裂的奧秘。
1929年，由丁文江組織的「川廣鐵路沿線地質考察」大型專業考察隊，同黃汲清由陝西越秦嶺入四川，明知沿途土匪猖狂，路途艱險，老一輩地質學家們為中國地質事業，不畏艱險，顯現出勇於犧牲的精神。趙亞曾11月15日進入昭通縣境25里閘心場住入佛德盛客棧，夜間遭遇土匪搶劫，為保護已獲得的沿途考察地質礦產資料和圖件，與匪徒進行了周旋和斗爭，不幸慘遭殺害，獻出了年僅31歲年輕有為的生命。噩耗傳出，地質學界一片悲憤，許多老一輩地質學家，諸如：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灝等，都為這位頗有造詣的年輕地質學家的不幸犧牲，痛心而惋惜，並留下許多輓詞與詩篇！中國地質學會為表彰與紀念趙亞曾為地質考察殉難，特設趙亞曾研究補助基金，獎給對中國的質古生物學作出貢獻的學者，從1932～1949年，已有22人獲得獎金，其中包括黃汲清院士等十餘名院士在內。
趙亞曾殉難後，在原地質調查所舊址(北京兵馬司15號院內)樹立有「趙亞曾墓碑」；2007年10月5日在遼寧本溪市標准地層剖面前樹立「趙亞曾漢白玉雕像」，以緬懷他在1926年創建的本溪牛毛嶺中石炭統本溪組地層剖面。
四、中國地質事業創建者、多維學者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照片3)是一位多維科學家，地質學界譽為「地學泰斗」；1934～1936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對中國早期科學建設多有貢獻，特別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科學與玄學論戰」中，以4篇《科學與玄學》戰斗性論文戰勝玄學派，為弘揚科學思想，捍衛科學精神作出貢獻。
照片3 丁文江(1887～1936)
丁文江(1887～1936)江蘇泰興人，字在君，5歲時進私塾館，寓目成誦，喜愛詩詞，11歲撰成《漢高祖明太祖優劣論》，13歲時以一篇《漢武帝通西南論》考得秀才。1901赴日本留學，1904年轉赴英國，1908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動物學和地質學，1911年畢業回國，獲得「格致科進士」；1913～1916年任地質科長，創辦地質研究所和地質調查所，建造了培育出中國第一代地質學家的搖籃，拉開中國地質礦產調查的序幕。
他是中國地質礦產調查早期的先驅者，1911年回國途中，進入雲南，取道滇黔湘驛道進行地質礦產考察，1913年對正太鐵路沿線附近地質礦產作了系統調查，發表《調查正泰路附近的質礦務報告》；1914年再去西南邊緣地區進行地質礦產考察，重點考察了個舊錫礦和東傳統礦區；1928年受鐵道部的委託，對川廣鐵路線地質做過調查；1929年組織大規模考察隊，進行更系統的考察，取得豐碩成果。1935年，按照南京政府緊急礦藏勘探計劃，受鐵道部部長顧夢余的特別邀請，對粵漢鐵路沿線煤礦資源狀況進行調查，12月份抵達湖南，湖南地質調查所派王曉青協同，連續在長沙、衡陽一帶進行野外地質調查，堅持親下礦井，直到礦洞勘測，特別是對湘潭譚家山煤礦進行了更細致的勘測；在這次考察中，勘測了南嶽的高度，憑吊了恩師龍璋紀念亭(詠詩一首)。當晚住入粵漢株韶段路局賓館，由於連日野外勘察，過度勞累，又患傷風感冒，睡前服了安眠葯片，壁爐煙筒不暢，不幸煤氣中毒，治療過程，肋骨骨折，化膿後，引起發燒，經20餘天的搶救與治療，終無回天之力，於1936年1月5日，一代宗師丁文江英年早逝，享年49歲。噩耗傳出後學界一片哀悼，一些學界名流在不同報刊上發表激情悼念文章，特別是地學界《地理學報》、《地質論評》發表了悼念專刊，其中作為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的翁文灝《追念丁在君先生》長詩，感人肺腑，激動人心!
由於丁文江是地學界的一代宗師，早有《丁文江傳》、《丁文江年譜》等專輯出版；在100歲誕辰、120歲誕辰時都舉辦過隆重的紀念會和學術討論會，2009年，中國地質學史專業委員會學術年會，專門舉辦了丁文江120 歲誕辰學術研討會，筆者在會上作了《丁文江在新文化運動中是科學派的主將》學術報告，編入《地質學史論叢》第5號，地質出版社，2009出版這里就不再贅述。
值得追記的是，初步認定：湖南煤資源豐富，尤以譚家山、耒陽馬田墟、宜章楊梅山、粵之樂昌狗牙洞等最有價值。其中譚家山為煙煤，可煉焦，而馬田墟一帶為華南最大煤田，均為無煙煤，楊梅山和狗牙洞兩處煤田尚待進一步勘查，這些煤田距路線較遠，運輸不便。雖然是短短數日，基本上解決了粵漢鐵路沿線煤礦資源分布情況，為此「殉難」，他也付出了年僅49歲的寶貴的生命!
五、西南地質礦產學者吳希曾
吳希曾(1910～1938)(照片4)，字亦魯，江蘇淮陰人，1931年考入中央大學，初攻農業化學，一年後轉入地質系，主攻礦物學和礦床學，1935年畢業，考入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同年，隨同王曰倫、熊永先借調於貴州地質調查所，曾入巫峽，溯綦江，以至黔中；登梵浄，涉烏江，深入苗寨，遍歷黔東各縣，除沿途測制路線圖與地質考察外，更側重於金屬礦藏的勘測，經他研究過的有：溪萬山場、大喇峒，晃縣酒店塘、八寨、三河等處的硃砂礦，獨山苗林、三河苗龍場、榕江八蒙、江口梵浄山等處之銻礦；下江宰便之磁黃鐵礦，三合野竹、丹江蜂塘寨、鎮遠等處的鉛鋅礦，清溪、平遠、八寨、獨山、三合永從等之鐵礦，梵浄山之金礦，以及盧山翁項之油田。相繼進行南嶺地質調查，兩涉融江、沅水，又赴桂北和湘西進行地質礦產考察。
照片4 吳希曾(1910～1938)
1938年，奉命赴湘西辰溪芷江一帶開發煤田，2月8日他偕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王德森、測繪員李玉，從長沙出發，乘公路局客車，偱京滇國道前往。不意行至益陽縣境山青鋪(西距長沙約80km)，軍車橫沖直撞，客車竟被顛覆，燃起大火，吳等三人，同歸殉難，年僅29歲，以逾花甲老父地質噩耗，痛不欲生。
逝世後，地調所所長翁文灝、黃汲清等，特在《地質論評》撰寫悼念專文，並高度評價他長期在西南邊緣地區進行地質調查，對貴州東部地質礦產，特別是對震旦紀及下古生代變質岩研究，多有貢獻。
在王曰倫先生指導下，總結有關貴州地質礦產資源考察報告多篇：諸如《貴州東部地質礦產簡報》，《貴州東部銻礦報告》(1938)，《貴州東部鉛鋅礦報告》，《貴州東部鐵礦報告》，《貴州東部硃砂礦》，《貴州梵浄山金礦》，以及《貴州爐山翁頂之油田初勘報告》等；還參與了貴州汞礦的調查與研究，湘西地質礦產調查等。
六、著名地礦師王德森
王德森(1859～1938)，湖南嶽陽人，自幼勤苦，岳陽中學畢業後，考入公立工業專門學校采礦科，1921年畢業，考入東南大學，專攻地質學，從師湛溪礦師。1928年創「中華礦學社」主編《礦業周刊》，篳路藍縷，多遇艱難，而成效斐然。1930年出任湖北農礦廳技師，主掌湖北礦產，以煤鐵礦為主，兼任象鼻山鐵礦處長，終日銳意操勞，成績尤佳。1935年反對湖北當局出售鐵砂給日本，辭職而去，儀表抗議，可見其高風亮節之美德。後受老師湛溪先生之邀，出任貴州公路處處長，風餐露宿於曫煙瘴雨之境，雖非自己專業特長，工作勤奮努力，深得諶先生之嘉獎。
1936年夏，受資源委員會之聘，以專門委員之名，擔任湖北靈鄉鐵礦探礦與開發之責，在任期間，常困於匪，幾遭不測，均不顧自己安危，勘探開發工作中，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成績卓然。
1938年靈鄉鐵礦工作結束後，奉資委會之命，赴湖南籌備辰溪煤礦，經長沙，同吳希曾等乘公路局汽車赴常德，行至益陽山青鋪，被軍車撞翻起火，同吳希曾等一齊「殉難」，終年43歲。
王德森從事地質礦業十年，公而忘私，勤奮廉潔，充分發揮了地勘專業特長，受到廣泛尊重。
七、我國少數地質礦產與礦冶采礦兼優的知名專家閆增才
閆增才(1901～1940)，字立三，河南淇縣人，自幼勤奮好學，性格爽朗、坦盪，最早考入焦作福中礦務大學，後轉入南開大學，專攻礦床學、采礦學、冶金學，1926年畢業，獲得礦冶工程學士學位。先後在六河溝煤礦、山東華實煤礦、漢口揚子鐵礦任工程師、總工程師；1929年參與創辦東北大學采冶系。1931年赴比利時，就讀於列日大學(Universite de Lige)，從師Formarier P.和Lenier教授，專攻地質學與古生物學，1935年畢業，在我國礦冶采礦與地質礦產兼優者實屬鳳毛麟角。
回國後，先在中福公司任職，後為開發焦作新煤井做了地層與構造的調查與研究，「七七」事變後，隨同孫越琦在湖南湘潭煤礦從事煤礦開采，1938年在四川勘查犍為煤田，為嘉陽煤礦開發奠定了基礎。1939年任西南經濟建設研究所礦業研究員，擬定《西南煤鐵研究計劃》偕同李邦華、趙家驤調查川康煤鐵礦產，足跡遍及宜賓地區28個縣，編撰成《大宜賓區煤鐵礦產調查報告》。
野外調查歸來，身患重病未愈，由於公務需要，急赴重慶，船行至中途翻覆，遂不幸殉難，終年39歲。綜其短短39年的一生，學貫中西，學識超群，勤奮努力，任勞任怨，是我國礦冶界與地質界不可多得的英才，而竟賚志以歿，實可惋惜。
八、我國早期工程地質專家林文英
林文英(1910～1942)，祖籍中原，數度南遷，後居廣東蕉嶺，祖父輩兩世僑居爪哇巴達維島(今雅加達)，經商，1910年生於巴達維島，三歲喪母，送回原籍，由祖母撫養，梅縣廣益中學畢業後，入上海暨南大學，後轉入南京中央大學，專攻地質學，1933年畢業，獲得理學學士學位。由於喜愛游覽祖國的大山大川，在校期間，遍及寧鎮山脈，考察了地層與構造；攀登過太行太華，以及一些地質勝境。
畢業後，在全國經濟委員會公路處任職，從事於工程地質工作，最早參加四川地質考察團，相繼參加西北考察團，赴陝、甘、寧、青、綏五省公路沿線地質工作；1937年，參加京滇公路周覽團，1938年，調查滇緬公路沿線地質，考察伊洛瓦底江之航運，皖町八莫間之陸運；1939年勘查宜賓昆明間沿線地質礦產，1940年沿川滇東路(濾縣至曲靖)及樂西公路(樂山至西昌)調查地質，1941年調查黔桂鐵路沿線地質，對河池、南丹、獨山等縣境內隧道及涵洞施工計劃，多有貢獻。
同年，參加中印勘測隊，由西昌出發經由雲南之中甸入藏，順探南墩之石油。
1942年，出任寶天鐵路局專員親赴寶雞天水間研究隧道工程地質工作，行至徽縣遭遇車禍，不幸殉難，年僅32歲。
值得提及的是，早年我國鐵路線和公路線的勘測選線，沿線的橋梁與隧洞的設計，多半都處於他的手，是一位頗具潛力的工程地質的開拓者。同時對理論地質學也頗有造詣，如對全國12個自然區域的劃分，河流襲奪與氣候變遷的探討，岩石與土壤之物理性質研究等。
林先生著述共約50種，1938年在《地質論評》上發表的《中國公路地質概論》，是其代表作，文中涉及朔漠區域、江淮平原、魯東丘陵、黃土高原、長江中下游、閩浙山區、四川盆地、雲貴高原、橫斷山區、青藏高原等各區域的工程地質特徵；就是考察報告，也是十分精湛，諸如《甘新公路地質調查報告》等。
林先生畢生喜愛旅遊，走遍全國23個省區，行程30餘萬里，是一位獨具風格的年輕地質學家，英才早逝，實乃地質學界的一大損失，更是工程地質學界的損失!
九、我國著名地質古生物學家許德佑
許德佑(1908～1944)(照片5)，江蘇丹陽人，蘇州中學畢業(1927)，青年時代愛好文藝活動，曾參加田漢、洪深主辦的「南國劇社」並擔任導演和編劇。1930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獲得文學學士；旋即赴法國巴黎留學，1931年進入巴黎蒙伯里大學地質系，從師著名古生物學家喬納德(Jolend)專攻甲殼化石，從師門契柯夫(Men-hikoff)專攻珊瑚化石，成績尤佳，被吸收為法國地質學會會員，1935年畢業，並獲得碩士學位。在校期間，在法國地質學會會刊上就已發表兩篇論文，受到稱贊。
照片5 許德佑(1908～1944)
1935年學成歸國，進入實業部地質調查所，任技士，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專事古生物研究，1936年晉升為技正，專攻三疊紀地層古生物研究，頗有造詣。
曾被選為中國地質學會助理書記(1942)，《會志》編輯(1937～1944)，1941年兼任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等職。
1944年4月，偕同陳康、馬以思到黔西從事地質調查途中，在貴州盤縣啨隆黃廠附近不幸遇匪，三位地質學家同時「殉難」，許德佑年僅36歲。
中國地質學會特在《地質論評》上刊出《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專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質學家的靈柩，運往貴陽，安葬於貴陽市花溪公園內，並建立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獎金，獎給作出貢獻的地質學家，1945～1949年獲獎者有：趙金科(院士)、米泰恆、趙家驤、顧知微(院士)、黃懿。
許德佑短短十年間，足跡諞及江蘇、湖北、湖南、廣西、雲南、四川，特別對貴州有關地質古生物調查與研究更深，著述豐厚，達74種(89篇)之多，其主要成就為地層古生物，諸如：《中國南部三疊紀化石新材料》(1938)《中國南部海相三疊紀化石之研究》(1939)《貴州之三疊紀地層》等。
2006年9月30日，在貴州關嶺化石群國家地質公園開園會上，特別追念了1944年許德佑、陳康、馬以思在關玲發現化石群，找到海百合化石標本，1949年經穆恩之院士鑒定後，定名「許氏創孔海百合化石」。
十、年輕有為的地質學家陳康
陳康(1916～1944)(照片6)，字劻之，廣東番禺人。1941年畢業於廣東省文理學院博物系，其畢業論文《廣東連縣東部地質》，曾受聘於兩廣地質調查所，隨同莫柱蓀等赴樂昌九峰一帶進行地質調查，發表《樂昌九峰地質》，經楊鍾健審閱，特加贊賞，又經黃汲清、李承三的推薦，1942年進入中央地質調查所，隨同許德佑研究貴州西南之三疊系，發表《貴州西南部三疊紀》、《貴州青岩化石之探討》等。1943年響應黃汲清的倡導，參與了地質調查所化石標本的整理，做了大量而艱巨的工作。1944年在貴陽參加了第20屆中國地質學會年會後，隨同許德佑等赴黔西進行地質調查，中途遇匪慘遭殺害，年僅29歲。
照片6 陳康(1916～1944)
中國地質學會特在《地質論評》上刊出《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專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質學家的靈柩，運往貴陽，安葬於貴陽市花溪公園內，並建立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獎金，獎給作出貢獻的地質學家，1945～1949年獲獎者有：趙金科(院士)、米泰恆、趙家驤、顧知微(院士)、黃懿。
十一、在校期間曾獲得「朱森」獎學金的女地質學家馬以思
馬以思(1919～1944)(照片7)，原籍四川成都，生於黑龍江，「九一八」後遷回內地——上海。自幼好學聰慧，就讀於同濟高中，抗戰後，隨母返川。1939年中學畢業，以優異成績進入重慶中央大學地質系。1943年以全班之冠的優異成績畢業，考入中央地質調查所，在尹贊勛、許德佑的指導下，從事地質古生物研究，曾發表《黔北桐榟縣三疊紀動物群》。
照片7 馬以思(1919～1944)
馬以思女士自幼學習日文，通曉英、德、法、俄幾國文字，經歷學校考試，有28次獲得第一名，實堪稱著。因此，曾獲得上海銀行獎學金，林 森(主席)獎學金，是一位出類拔萃女傑。1944年隨同許德佑等赴黔西進行地質礦產考察，中途遇難，年僅25歲。
中國地質學會特在《地質論評》上刊出《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專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質學家的靈柩，運往貴陽，安葬於貴陽市花溪公園內，並建立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獎金，獎給作出貢獻的地質學家(其中突出女地質學家)，從1944年起獲得殊榮的女地質學家有：侯佑堂、池際尚(院士)、郝詒純(院士)，以及唯一男性劉東生(院士)。
十二、兼具地礦和管理才能的地質學家張莘夫
張莘夫(1898～1946)(照片8)，原名張春恩，出生於吉林德惠(今九台縣六台村)，其父張雅南貢生出身，攻讀憲政學院法律專業，民國肇興年間，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後曾任徐世昌總統府顧問、國會眾議院議員、國務院議員。受家庭影響，1919年到北平就讀於北京大學文學系，曾與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相識，常在一起暢談救國的道理，「五四」運動中，他積極參與北平青年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執旗領隊，帶頭呼喊口號，頗有氣勢。1920年通過留美官費考試合格，赴美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經濟，後又進入密歇根工科大學專攻礦冶，畢業後獲得地質學博士學位。
照片8 張莘夫(1898～1946)
1929年學成歸國，由於熱愛設家鄉，主動要求去吉林穆棱煤礦(今屬黑龍江)，出任礦長兼總工程師，由於他的地礦理論和管理才能，使俄國人撤離後幾乎停產的煤礦，得以很快地恢復生產，日益振興。1931年「九一八」事變，被迫流亡關內，歷任河北唐山工程學院教授，河南焦作煤礦總工程師，甘肅天水煤礦礦長兼總工程師、河南中福公司李河煤礦礦長、山西大學校長、中央實業部長、經濟總署副主任等職；抗戰期間，出任金屬礦產管理處處長等職務，主持內地汞、錫、A等的金屬生產，成績卓越，展現出是一位頗有才能的地質學家。
1945年日本投降後，張莘夫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經濟部東北行營工礦處副處長，負責東北工礦接收事宜，1946年1月16日帶領技術人員(7人)赴撫順，交涉接收撫順煤礦，當時撫順由民主聯軍管轄，接收未成，在返回沈陽途中，行至撫順以西李二石寨車站被劫往南山槍殺，終年48歲。
有資料說：毛主席得知張莘夫被害後，曾惋惜地說：張是世界上少數地質專家中之一(大意)。張莘夫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多次去北大圖書館共同探討救國之道。
事件發生後，蘇聯、國民黨政府、民主政府各有完全相反的說法，由於當時東北地區處於蘇軍佔領，內地各界對蘇軍拆遷工礦設備、機械行為，早有不滿，加之，又揭露出損害中國利益的《雅爾塔協定》的秘密簽訂，於是在2月11日內地各大城市：重慶、上海、南昌、北平、漢口、杭州等舉行反俄示威大遊行，要求蘇軍如期撤軍。
張莘夫之子 張立剛現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經常在國內進行學術交流。
另有一位著名的地質學家朱森(1902～1942)雖然不是死於地質礦產考察途中，但從追悼會上的眾多輓聯和輓詞，以及悼念文中反映出有被迫害因素，筆者也就藉此對他做點滴介紹。
十三、朱森
朱森(1902～1942)(照片9)，湖南郴縣，自幼聰慧，喜讀中國古典詩詞，奠定下良好的文學素養。1928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在校期間學習到李四光教授的岩石學與構造地質學，葛利普教授的古生物學和的史學，教師中還有何傑、王烈、趙亞曾等，指導地質實習的還有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教授，得到了良好的地質基礎教育。在校三年級時，發表了處女作《湖南郴縣瑤林之古生代地層及動物群》(《會志》)，博得好評。
照片9 朱森(1902～1942)
1928年北京大學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進入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在研究所六年間，曾去鄂北、豫北考察秦嶺東段地質，南嶺地質，南京附近地質，相繼發表10餘篇論文。
1934年，得到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資助，赴美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在地文學方面從師約翰遜(D.W.Johson)，在地史學方面，從師凱伊(G.M.Kay)，利用暑假，去耶魯大學，從師舒赫特(C.Schuchert)，學習古生物學。1936年獲得理學碩士學位，同張更結伴，自駕車「汽車地質」歷時兩月，行程19560km，他們橫穿阿巴拉契亞山脈，考察了大半個美國，了解認識各地地層與構造，還特別研究了科羅拉多大峽谷、黃石公園、大鹽湖等地質名勝。
十四、結語
以上12位地質學家(除朱森外)，都是在地質礦產考察中不幸被害遇難的，其中有的是年僅20餘歲的初露頭角地質學家，為國家勘查礦產資源，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在回顧我國地質礦產事業近百年發展史之際，用最簡要的文字，介紹一下他們的事跡，一方面表達對他們的深切緬懷，更重要的是傳承他們當年艱苦創業精神，發揚他們勇於承擔任務，不怕犧牲的美德。這也是筆者花費近半年的時光，搜集史料，撰成此文的中心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