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質大學裴
❶ 裴文中的個人影響
裴文中是中國古人類學的重要創始人。他於1929年12月2日在周口店發掘出北京猿人第一個頭蓋骨，轟動了中外學術界，成為中國古人類學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為此，中國科學社於1930年授予他金質獎章。他學術研究涉及面很廣，包括史前人類學和考古學、第四紀哺乳動物及地層學等等，其主要著作有：「周口店洞穴層含人化石堆積中發現的石英器和其他岩石的石器」（1931）、《周口店第1地點之肉食類》（1934）、《周口店山頂洞文化》（1939）、《周口店山頂洞動物群》（1940）、《廣西柳城巨猿洞及其他山洞之食肉目、長鼻目和嚙齒目化石》（1987）等等。他在中國建立了若干第四紀不同時期的生物地層標准剖面。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46年加入九三學社。九三學社第一、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常委兼秘書長，第三、四、五、六屆中央委員會常委；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考古學會前副理事長，中國古生物學會前名譽理事，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燕京大學教授，中法大學教授；並擔任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法國地質學會會員、英國皇家人類學會名譽會員(1957年)、先史學與原史學國際會議名譽常務理事(1979年)和國際第四紀聯合會名譽會員（1982年）。
國際合作與交流項目：
1980年9月，考察日本東北大學；
1964年1月—1964年3月，史前學討論會，法國國家博物館；
1957年6月—1957年8月，國際第四紀地質學會會議，蘇聯莫斯科大學；
❷ 明朝裴文中是誰
裴文中（1904 01.19 - 1982 09.18），史前考古學、古生物學家。河北豐南人。
1927年裴文中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年起主持並參與周口店的發掘和研究，是第一個北京猿人頭蓋骨的發現者；1937年獲得法國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後任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技正，兼周口店辦事處主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並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講授史前考古學。
1946年加入九三學社；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研究員；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1963年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古人類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1982年9月18日在北京病逝。
(2)地質大學裴擴展閱讀：
科研綜述：
裴文中認為，勞動手段遺物的研究是恢復社會生產發展狀況的可靠物證，如何鑒定人工製品和非人工物，成為史前考古學理論和實踐的關鍵。裴文中以敏銳的觀察力和認真的對比實驗，在周口店發掘中便從岩石痕跡上弄清了人工打擊和自然破碎的區別，從而明確中國猿人石器的存在。
在法國留學期間，裴文中結合人工打擊的實驗及國外收集的自然破碎的岩石標本，深入分析人類製作的石器與自然形成的「假石器」之間的根本區別。
以《史前人類使用的硬岩石的破碎和形成中自然現象的作用》的博士論文獲得學術界的好評，它既為「曙石器」的破產做了有力的詮釋，又在史前考古方法論上有重要的實踐意義。裴文中在周口店的發掘標本和新生代所藏標本的基礎上研究分析非人工破碎的骨化石。
並指出其成因包括嚙齒類動物咬碎的骨化石、食肉類動物咬碎的骨化石及其所呈現的食肉類動物爪痕、骨骼腐蝕後所出現的曲紋以及化學作用和水蝕作用的變形等，以物標本為依據並通過實驗證明的觀察使非人工破碎骨化石的性質和特徵更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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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考古學術界的名人簡介
裴文中：
史前考古學、古生物學家。河北豐南人。1927年畢於北京大學地質系。1937年獲法國巴黎大學博士學位。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1929年起主持並參與周口店的發掘和研究，是北京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的發現者。
1931年起，確認石器、用火灰燼等的存在，為周口店是古人類遺址提供了考古學重要依據。主持山頂洞人遺址發掘，獲得大量極有價值的山頂洞人化石及其文化遺物。1949年後，積極開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時代的綜合研究，為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梁思永：
著名考古學家、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其父為我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國學大師梁啟超。梁思永一生致力於考古事業，是中國近代考古學和近代考古教育開拓者之一，是我國第一個受過西洋的近代考古學正式訓練的學者，有《梁思永考古論文集》傳世。
1948年與其兄梁思成（建築學家）同時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8月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此時尚未成立學部，尚未產生學部委員即院士）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先後負責黑龍江昂昂溪細石器文化遺址、河南安陽小屯殷墟、候家莊西北岡殷王陵、高樓庄後岡小屯、龍山與仰韶三疊層、山東歷城龍山鎮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等考古發掘工作，考定了仰韶、龍山和商文化的相對年代關系。1954年4月2日，長期帶病堅持工作的他心臟病發作在北京逝世，終年50歲。
李濟：
人類學家、 中國現代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之父。字受之，後改濟之。湖北鍾祥郢中人。
1911年考入留美預科學校清華學堂，1918年官費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並於次年改讀人口學專業，1920年獲得社會學碩士學位後，轉入美國哈佛大學，讀人類學專業，獲哲學博士學位。1922年，李濟哈佛大學畢業，返回祖國，受聘於南開大學，任人類學和社會學教授。
賈蘭坡，字郁生，曾用筆名賈郁生、周龍、藍九公。我國著名的舊石器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第四紀地質學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他是一位沒有大學文憑卻攀登上了科學殿堂頂端的傳奇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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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命名
有以首次發現的典型遺址所在的小地名作為考古學文化名稱的作法，應用得最為普遍。如歐洲的莫斯特文化、梭魯特文化、馬格德林文化，以及中國的周口店文化、丁村文化、小南海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等。
有以地區或流域來命名的，多為事後弄清這一文化分布范圍而命名。如歐洲的多瑙河文化等。
有對發現地點的名稱加前綴的，如甘肅仰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等，這是因為它們和典型龍山文化有相同處，也有差異處。如果僅屬地方性的小差異，當然可採用這種辦法，如果差異大到可認為是獨立的文化時，那便應該另起一個文化名稱。
由於發掘地點中不止一個文化，可對地名加後綴，以資區別，如廟底溝二期文化、青龍泉三期文化（見屈家嶺文化）等。
以特徵遺物來命名的方法也經常被採用，如中國過去所稱的細石器文化、彩陶文化、黑陶文化和歐洲的巨石文化、鍾杯戰斧文化等，不過這種命名，容易以片面的特徵代替整個文化的特徵，同時這種個別類型的特徵遺物，還可能分屬於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因而已逐漸不大為人們所採用。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考古
❺ 北京人化石在哪發現的
北京人骨骼化石是在北京市西南房山周口店的龍骨山發現的。根據考古學家賈蘭坡的研究，周口店自宋代以來就出現「龍骨」，歷代不斷當葯材出售，因此，這個地方被稱為龍骨山。「龍骨」實際就是古生物和古人類的化石。清未以來，西方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對周口店「龍骨」的研究，民國初年開始了小規模挖掘。
原始的北京人1926年，奧地利古生物學家丹斯基，整理出周口店的兩顆古人類牙齒，當年引起了國際學界的轟動。1927年，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發掘「人類材料」的考古工作在龍骨山正式開始。當年又發現了一枚人齒化石，加拿大人步達生，以這顆牙齒為證，為新發現的這種原始人類起了個拉丁文學名——「中國猿人北京種」，俗名「北京人」。步達生攜帶這顆牙齒周遊世界，但結果令人失望，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他無知大膽，用如此少的材料居然得出了重大的結論。
繼續進行的發掘工作收獲不大，到1929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代表已經露出不再投資的想法，主持發掘的考古學家紛紛離去，只留下從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不久的年輕助手裴文中繼續負責挖掘工作。不久，裴文中也接到來自北京的立即停止工作的命令，但是他決定再做一次最後的嘗試。這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決定，這個簡單的決定將改變中國史前時代研究的命運。
❻ 國土資源部地質災害防治與地質環境保護重點實驗室
（一）實驗室簡介
國土資源部地質災害防治與地質環境保護重點實驗室，目前是我國地質災害防治領域唯一的國家重點實驗室。現任學術委員會主任為中國工程院王思敬院士，實驗室主任為黃潤秋教授。實驗室立足於為我國地質災害防治和地質環境保護提供全面系統的理論和技術支持，服務於國家重大工程建設和防災減災實踐，圍繞我國尤其是西部地區地質災害防治與地質環境保護提供實際需求服務。
（二）2013年度重要科研成果
1.黏度時變性灌漿材料擴散與固結研究
針對復雜地層岩土體，存在裂縫開度大、封堵困難、漿液凝結時間長、循環凍融壽命低、材料損耗嚴重等突出問題，成都理工大學裴向軍教授帶領團隊啟動了「黏度時變性灌漿材料擴散與固結研究」項目。通過系統研究，在水泥-化學漿液的溶劑化膜理論方面具有突出創新，所研製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注漿擴散測試裝置和開發的SJP系列黏度時變灌漿材料，解決了速凝灌漿材料早期強度高、後期強度低這一國際性難題，並在黏度時變性灌漿材料組成、性能參數及漿液擴散測試方法等方面具有新穎性，取得了十分顯著的社會、經濟效益。項目成果榮獲2013年中國發明專利金獎、四川省科技進步一等獎，主要完成人包括裴向軍、黃潤秋、李正兵、裴鑽、羅建林、袁進科、楊富平、張曉超、焦瑞峰、董秀軍等（圖32）。
圖32 相關項目獲獎情況
2.自主研發了漿液擴散測試裝置，解決了漿液流速、壓力與流量的測試難題以及對漿液擴散的影響
試驗流體生成裝置產生灌注漿液，按設計的灌漿壓力、灌漿量向漿液擴散測試裝置提供實驗流體（圖33）。
圖33 漿液生成裝置
3.研製了SJP型黏度時變性灌漿系列材料，它們分別適用於陡傾寬縫岩體、架空鬆散地層、鹽漬化土、凍土等復雜地層
開發研製的SJP型系列水泥基黏度時變性灌漿材料，以水灰比0.6的水泥漿液為原漿，摻入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高分子材料。可泵期調控5～90min，為常規水泥漿終凝時間縮短了1/5～1/10。3天期強度高出普通水泥漿2.5～4倍，後期強度較普通水泥漿高出20%～30%（圖34）。
本項成果已經推廣應用於水利水電、礦山、鐵道、公路及汶川地震災區恢復重建等數十項重大工程，如雅礱江錦屏一級水電站危岩體及邊坡壩基加固工程（2007～2012年）、大渡河長河壩水電站岩體錨索和固結灌漿加固工程、遂-資-眉高速公路路橋（涵）過渡段加固治理工程、新疆天山公路、甘孜得榮紅岩子高邊坡應急治理工程、九龍斜卡水電站壩基防滲灌漿工程、「九寨•雲頂」項目建築地基加固處理工程、涼山白水河滑坡治理工程、雲南昆明舒鉑廣場基礎工程（2013年）。通過科學控制水泥漿液擴散范圍，減少復雜岩體灌漿用水泥量高達30%～90%，成果在企業的應用累計新增產值達14.7億元，產生利潤1.12億元。研究成果有效控制漿液的使用和排放，達到環境和生態保護的目的。
圖34 SJP型液漿材料實驗數據
❼ 地質工作的起點
中國古代就有了地質工作的萌芽。中華民族很早就有了利用高嶺土、金、銀、銅、鐵、錫、鉛、汞、煤、天然氣、石油、礦鹽等礦產的歷史。例如，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已經知道用銅製作工具和裝飾品，河北唐山，甘肅武威、臨夏等地都曾發現過這個時期留下的紅銅器。夏代，出現了銅錫合金造成的青銅器，商、周兩代，達到了「青銅器時代」的鼎盛時期，河南安陽商代王都遺址中發掘出來的青銅器數量超過萬件。這些成就的取得，與古人所具有的地質知識、能識別礦產是分不開的。
戰國時期，人們的地質知識、找礦知識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管子·地數第七七》曾記載：「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是說出露地表的鐵礦風化後會生成赭色的鐵的氧化物，鉛礦經常與銀礦共生，這與近代科學認識是完全符合的。這表明，古代已有了初步的地質找礦概念。據《新唐書·食貨四》記載：到了唐代全國有銀、銅、鐵、錫的冶煉場所168處，在唐代的中後期，鐵的年產量曾達到207萬斤。煤的使用也很早，魏晉時期，煤已用作生活燃料。元明建都北京，京城軍民百萬之家皆以石煤代薪。石油和天然氣在我國古代也很早就被認識可以作為燃料，四川已約有2000年鑿井採得鹵水，並利用火井中的天然氣煮鹵水成鹽的歷史了。東漢時期的《漢書·地理志》中就有在我國西北地區發現和利用石油的記載。我國古代對石油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①照明。《後漢書·郡國志》在談到古酒泉郡延壽縣有石油時寫道，石油「……如凝膏，燃之極明」；《水經注》也說，石油「如凝膏，燃極明」；《元和郡縣志》則說，石油「如肥肉，燃之極明」。到了元明時期，人們還對石油進行加工製作蠟燭，《元一統志》記載，「石脂：在鄜州東十五里采銅川有一石窟，其中出此。就窟可灌成燭一支，敵蠟燭之三。」②潤滑及防腐。《水經注》記載，石油「膏車及水碓缸甚佳」，「膏車」即用來潤滑車輪及車軸。《元和郡縣志》也有類似的記載，「水上有黑脂，人以草盝取用，塗鴟夷酒囊及膏車」。③葯用。《魏書》記載，「龜茲國……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如
但是直到近代，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地質工作，.19世紀末，中國還沒有自己的地質人員，也沒有建立地質礦產調查的部門或機構。中國近代早期的地質調查工作是外國人做的。最早是美國人龐培利（Pumpelly），他於1862～1865年在中國和日本做了地質調查，並應清政府的邀請考察過京西煤礦。而影響最大的是德國人李希霍芬（Richthofen），從18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他曾兩次來中國考察，回國後著有《中國》一書，附有地文、地質圖兩冊（夏國治，程裕淇，1990）。這些外國人的工作，對中國的地質研究和地質工作起到了先導作用。
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地質工作始於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1912年1月，孫中山在南京組織臨時政府，在實業部礦務司下設置了地質科，由1911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地質系的章鴻釗主持其事。這是中國政府中第一次有了管理地質工作的機構。1912年4月，實業部隨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後政府機構幾經改組，但主管地質的部門仍然保留，只是名稱和隸屬關系有所改變。
1913年9月，地質科改稱地質調查所，規劃和總管全國的地質調查工作，「地質調查所掌事務如左：一，關於地質構造調查事項；二，關於礦床調查事項；三，關於地形圖及地質圖調制事項；四，關於礦肥及土性調查事項。」（李學通，2006）地質調查所由在英國學習地質歸來的丁文江任所長。在地質科改稱地質調查所的同時，設立地質研究所，由章鴻釗任所長，研究所實為培養地質人才的講習所。當年，研究所借得京師大學堂理科地質門的房屋設備，招收了30名學生，開始自己培養地質人才。因各種原因，30名學生中只有21人完成了學業，18人獲得了畢業證書，其中葉良輔、謝家榮、王竹泉、李捷、李學清、劉季辰、譚錫疇、周贊衡、朱庭祜等人後來都成為著名的地質學家。1916年，章鴻釗、翁文灝將地質研究所師生歷年所作地質調查報告等成果，編纂成《農商部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一冊出版，這是中國第一部自編的區域地質著作，結束了中國地質情況主要由外國人調查和論述的局面（李學通，2006）。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於地質調查工作，地質研究所在1916年第一批學員畢業後便停辦了。盡管地質研究所只辦了一期，但培養出了中國第一批地質調查研究人才，為中國地質科學的發展奠定下第一塊基石。
1916年6月，研究所的18名畢業生到地質調查所擔任調查員。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地質專業隊伍。這支隊伍隨即在河南、山東等省測制百萬分之一地質圖，並對一些礦山做了調查。對岩石、礦物、古生物的研究也開始著手，同時，還派人對上海、天津港口的地質問題和安徽、甘肅的地震做了考察。
1918年，北京大學將京師大學堂原理科地質門恢復為地質學系，原北洋大學礦業科部分學生也轉入該系學習。1920年，該系首批學生畢業。同一年，李四光，以及美國地質學家葛利普（A.W.Grabau）到北京大學地質學系任教。隨後，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清華大學、重慶大學、西南聯合大學、西北聯合大學（後改為西北大學）也相繼開設了地質系、組。20世紀40年代，唐山交通大學、山東大學、北洋大學也成立了地質系、組。中國地質教育開始走向興旺發達時期（夏國治，程裕淇，1990）。
1922年，中國地質學會（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成立，章鴻釗任第一屆學會會長，翁文灝、李四光任副會長，謝家榮任秘書長。中國地質學會是中國最早的學術團體之一。中國地質學會的成立，標志著我國地質科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奠定了我國地質學由萌芽走向成熟的基礎，對於展開橫向聯系、交流學術成果、跨入國際地質學界行列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中國地質學會卓有成效的活動為其贏得了崇高的國際聲譽，在國際學術界中佔有較重要的地位。1922年，翁文灝以中國唯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8月9日至19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的第13屆國際地質學大會，並被選為學會副會長及評議員（李學通，2006；張銀鈴，2001）。中國地質學會成立之初就創辦了《中國地質學會志》，於當年出版了第一卷。1949年前中國地質學界許多重要學術論文和重大理論及發現的提出，都是在該刊發表的。如李四光關於中國第四紀冰期論據（1922年）和地質力學理論的提出（1926年）；翁文灝關於燕山運動的提出（1927年）；周口店於1927年10月16日發現一顆古人類牙齒化石的報道；裴文中於1929年12月2日發現中國猿人頭蓋骨的宣布等（張銀鈴，2001）。
1928年，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成立。地質研究所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央研究院所屬13個研究所中成立最早的單位之一，李四光任所長。
自1912年實業部礦務司地質科的設立至1949年，中國地質工作從無到有，在克服重重困難中艱難前行。1922年，中國地質學會成立時，僅有會員26人，到1928年前後，中國地質學家有了100多人，1940年以後，增加到約300人（孫樞，2002）。在此期間，我國地層學、古生物學、構造地質學和大地構造學已有了相當扎實的基礎；區域地質學取得了重要進展，完成了1：100萬的14個國際地質圖幅和1：300萬中國地質圖；礦床學（含化石能源）初步奠基，並有白雲鄂博鐵礦、攀枝花鐵礦、昆陽磷礦、黔貴鋁土礦和淮南煤田等重大發現；礦物學和岩石學出現了一些重要論著；水文地質學、工程地質學和地球物理探礦等開始萌芽（孫樞，2002）。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李四光在倫敦出版《中國地質學》，該書不僅綜述了中國各地地層，而且從地質構造上提出了許多新見解。以較大篇幅討論了古生代各時期的海侵、中生代以後的堆積以及各個構造運動時期；總結了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作者對中國和東亞構造型式和地殼運動，以及對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研究；闡述了地球表面形跡的動力學意義，奠定了地質力學的基礎。
1945年，黃汲清出版了《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專著，對中國地質構造在空間和時間上做了綜合研究，在對當時大地構造的主導概念進行闡釋的基礎上，系統總結和分析了中國大陸及其鄰區的區域地質資料，闡述了中國及其鄰區的前寒武紀地塊和各地殼運動時期及褶皺構造的基本特徵；論述了各地質歷史時期中國古地理輪廓和大地構造特徵、岩漿活動與成礦作用，劃分了中國大地構造單元和構造格架。該書被稱為「多旋迴構造理論」的奠基之作。
20世紀40年代初，潘鍾祥根據30年代前期對陝北和四川的地質調查所撰寫的《中國陝北和四川白堊紀石油非海相成因》在美國發表，該文明確指出，「石油不僅來自海相地層，也能夠來自淡水沉積物」，「如果有適宜之構造，則可成為良好的油田」。1943年，根據一隊地質學家和地球物理學家在新疆獨山子和庫車進行石油地質考察所撰寫的《新疆油田地質調查報告》提出新疆主要生油岩系是侏羅系和下第三系（古近系），屬陸相沉積，「多期多層生儲油」的陸相沉積生油學說宣告誕生。
至1949年，留給新中國地質工作的起點是十幾個地質調查和研究機構，近800人的地質工作隊伍（包括非地質專業人員在內），十數台鑽機，17萬米的鑽探進度，以及剛剛開始的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工作和地球物理工作（夏國治，程裕淇，1990）。
❽ 近代中國地質學創建早期中國學者對河北地質調查的貢獻
杜汝霖牛樹銀孫愛群
(石家莊經濟學院)
河北省(包括北京)位於晚清和民國時期首都北京附近及周圍地區，當時稱直隸省。受北京輻射影響比較大，這一區位的優勢，使其成為中國地質科學發展歷程中的搖籃地區，也是我國開展區域地質調查最早的地區。已有140多年調查歷史，就中國地質學者的調查，已有百餘年的歷史。
在為了迎接即將到來2012年中國地質學會成立90周年和中國近代地質事業發展100年之際。我們會深切緬懷近百餘年左右在中國近代地質事業創建早期的前輩先驅學者，特別是他們在河北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披荊斬棘、艱苦創業，做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積累了較豐富的資料，為當地開發礦業和以後地質工作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近幾年有幸參加《河北省地質科學史稿》的編撰過程，深為前輩學者堅定執著創建的光輝業績所嘆服，更為他們矢志報國、勤奮求實、勇於創新和無私奉獻的精神所感動，他們為後輩樹立了光輝的學者風范和學習的榜樣。由此更真切感悟到編撰地質學史所擔負的「承前啟後」的歷史重任和神聖使命，這是一筆留給後代非常寶貴的文化遺產和精神財富。我們願為河北地質學史的編撰盡自己的微薄之力，敬請各位領導和專家多給指導幫助批評指正。現僅就近百餘年到80年前在河北地質調查的中國學者貢獻簡述如下：
1)作為最早對河北進行地質調查和取得成果第一人應該首推直隸省礦政調查局知礦師鄺榮光(1862～卒年不詳)。
1910年，鄺榮光在《地學雜志》第一期(創刊號)出版了著色1：250萬《直隸地質圖》和1911年出版了《直隸礦產圖》，圖長36cm，寬24cm。《直隸地質圖》將地層劃分為太古代、甘布連紀、炭精紀、朱利士紀和黃土(甘布連紀即寒武紀，炭精紀即石炭紀，朱利士紀即侏羅紀)。此外，還劃分出太古代火石、甘布連紀火石和近代火石(火石即火成岩)。圖中甘布連紀廣泛分布於太行山、北京西山和冀東，實際上包括了現在的中—上元古界至奧陶系。《直隸礦產圖》上標明了煤、鐵、銅、鉛、銀、金礦產地，「煤」還大致繪出了煤田的范圍和地層走向。這兩張圖雖說簡單、粗略，但其內容大多是作者實地踏勘結果，而不是照抄李希霍芬和維里士等人的著作，可以說是中國學者自己編繪的第一張地質圖和區域礦產圖。[1]
鄺榮光還是第一位編繪古生物圖版的學者，1910年他在《地學雜志》第一卷第四號中，發表了一幅《直隸石層古跡圖》，標「礦師鄺榮光考察並繪」這也是我國第一張古生物圖版(1)[1]。
圖1 直隸石層古跡圖
2)丁文江(1887～1936)，他是中國第一篇正式地質調查報告的作者。1913年，丁文江帶隊，與王錫賓、梭爾格一起調查正太鐵路沿線地質礦產，他們填繪了太行山中東部地質圖，調查研究了石炭系煤田和「山西式」鐵礦，取得了重要成果。他們的《調查正太鐵路附近地質礦務報告書》發表於1914年的《農商公報》。這是中國地質學家第一個公開發表的學術報告，值得特別重視。該報告附有三張分幅地質圖，包括1：10萬井陘煤田地質圖等，內容比較詳細，這也是中國人第一次系統填繪地質圖[2]。
3)章鴻釗(1877～1951)、虞錫晉，開創了北京西山地質調查工作。
1914年章鴻釗、虞錫晉兩君率領地質研究所21名學員赴北京西山一帶進行地質調查，南至磨石口、西至門頭溝、北由玉泉山而抵溫泉村，主要項目是地質調查，測繪地層剖面，尋找化石[1]。
4)馬秉鐸、劉世才、仝步瀛、陳樹屏在直隸獲鹿、山東嶧縣進行地質調查，趙志新在直隸贊皇縣東北對五台系作了專題調查與研究，並採集了有關化石[1]。
5)1919年，丁文江、張景澄對冀晉邊境一帶的煤田進行了調查，著《直隸、山西間蔚縣、廣靈、陽原煤礦地質報告》，並附有1：10萬煤田地質圖，對煤系地層進行了粗略劃分，載於《地質匯報》創刊號中[2]。
6)葉良輔(1894～1949)、劉季辰是最早對柳江盆地煤田進行研究的中國學者，1919年他們對直隸臨榆縣柳江煤礦進行地質調查，著有《直隸臨榆縣柳江煤田報告》，刊於《地質匯報》創刊號中[3]。
7)李捷(1894～1977)是最早到保定地區進行地質調查的中國學者，1919年4月他由蔚縣至淶源、阜平、曲陽、唐縣、完縣、滿城等地，調查了當時已知的各種礦產，歷時2月余在《地質匯報》第4號上發表了《直隸易唐蔚等縣地質礦產》[4]。
8)王烈(1887～1957)於1920年以前，具體年代不詳。他是中國地質學會26名創立會員之一，曾對河北省懷A一帶進行煤田地質調查，著有《河北省懷A縣八寶山煤田地質報告》，是我國地質工作創建早期的重要地質報告[5]。
9)1920年，朱庭祜(1895～1984)、李捷到井陘煤田調查，著《調查直隸井陘地質礦產報告》，並附有1：6萬直隸井陘煤田地質圖。此外，1921～1930年間，王景尊、王曰倫、喻德淵也先後到井陘、獲鹿一帶調查。他們對井陘一帶的地質、礦產(特別是煤礦)特徵都有較詳細的記述[3]。
10)盧祖蔭(1889～1976)、周贊衡是最早進行鐵礦調查的學者。
1917年盧祖蔭、周贊衡到興隆高板河一帶調查，著有《高板河鐵礦報告》[6]。
11)葉良輔等13人是中國同時也是河北第一位撰寫區域地質志的學者
1920年出版的《北京西山地質志》是我國和河北第一部對北京西山進行大區域綜合性系統調查寫出的區域地質專著，對地層、構造、岩漿岩和礦產都有較全面的論述，從而奠定了中國北方地層學的基礎，使北京西山成為中國北方地質工作的搖籃，並使北京西山和河北隣區的地層系統和構造格局，由此初步確定[9][12]。
12)李四光是第一位論述華北地區第四紀冰川遺跡的學者。
1922年他在中國地質學者第一次年會上宣讀了題目為「中國更新世冰期的證據」的論文，文中指出在太行山東麓的沙河縣白錯盆地首先發現了一些帶條痕的巨大漂礫，認為是冰川活動遺留的證據，文中還談到了山西大同盆地也有條痕礫石，兩處的冰川遺跡，開創了中國第四紀冰川研究的歷史[8]。
13)丁文江是最早在河北進行錳礦調查的學者。
1922年丁文江考察北京昌平西湖村錳礦，認為該錳礦為原生錳礦，所著《京兆昌平縣西湖村錳礦》一文刊於《地質匯報》第4 號。馮景蘭(1927)調查了昌平縣分水嶺金礦[9]。
14)1923年田奇
15)1924年以譚錫疇(1892～1952)為主編人，在中央地質調查所翁文灝等統一規劃領導下，完成了我國第一幅1：100萬的地質圖——《北京—濟南幅》，這是我國首次按國際分幅編制的小比例尺地質圖[10]。
16)王竹泉、趙亞曾(1898～1929)、田奇
17)趙亞曾、田奇
18)翁文灝(1889～1971)是最早提出燕山運動的學者。
20世紀20年代晚期翁文灝深入研究了華北地區的區域構造特徵和構造運動，1927年，翁文灝以燕山為標志地區首先提出「燕山運動」一名，原義代表侏羅紀末期與白堊紀初期間產生的不整合、岩漿活動和成礦作用。他所創立的燕山運動論點，是對中國構造運動的重要貢獻並產生深遠的影響[7]。
19)孫雲鑄(1895～1979)、葛利普等是最早對開平盆地寒武系和奧陶系進行研究的學者。
1920年孫雲鑄、葛利普將開平盆地趙各庄奧陶系劃分為下奧陶統冶里灰岩和珊瑚灰岩。1922年孫雲鑄、楊鍾健創名中奧陶統馬家溝灰岩[13]。
1923～1924年，孫雲鑄詳細研究了開平盆地的寒武系，自下而上劃分為饅頭層、張夏層、崮山層、長山層和鳳山層；除饅頭層、張夏層外，統稱上寒武統[22]。1935年，孫雲鑄根據開平、臨城和北京西山等地的資料，將長山層和鳳山層詳分為5個化石帶，並發表了《中國北部上寒武紀之三葉蟲化石》[14]。
孫雲鑄等的傑出工作，為華北地區寒武-奧陶系的劃分對比奠定了基礎。
20)舒文博是最早對火成岩侵入體進行調查的學者。
1924年舒文博在《河南武安(今河北省武安縣)紅山火成岩侵入體的研究》中，利用氧化鈣等氧化物等量線圖說明岩石化學組分的同化作用，其方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人們所引用[20]。
21)李學清(1892～1977)是最早研究河北礦物的學者，1926年他對河北平山縣剛玉，從礦物學角度進行專題研究，著有《直隸西部平山縣的剛玉》[21]。
22)王竹泉(1891～1975)是最早對河北武安涉縣等地進行地質礦產調查的學者。
1927年王竹泉對河北武安涉縣及河南林縣安陽一帶進行地質礦產調查，對武安涉縣地層、構造及煤鐵礦產論述較詳，著有《河南武安涉縣林縣安陽一帶地質礦產》刊於《地質匯報》第九號[3]。
23)1927年，黃汲清(1904～1995)在北京車庄一帶寒武系和奧陶系進行較詳細的劃分和對比，奠定了西山下古生代地層的基礎，著有《北京西山之寒武紀及奧陶紀層》[9]。
24)王竹泉等是最早研究河北井陘雪花山玄武岩的學者。
從1927年開始，王竹泉對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層」進行了詳細研究，1930年發表了《河北省井陘縣雪花山玄武岩及砂土層之研究》《地質匯報》第15號[3]。詳細地記述了這里的地層、岩石、構造和地貌特點，並在「砂土層」中採到一些腹足類化石，他根據岩性對比和地文期的觀點，認為雪花山「砂土層」與山西省的「三趾馬紅土」相當，因而把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層」歸為晚上新世末期。
25)趙亞曾等是最早對開平盆地煤田及外圍調查的學者。
1928年，趙亞曾等3人到開平煤田及其外圍調查，測有唐山西山至清涼山一帶的1：5萬地質圖和雙鳳山附近的1：1萬地質圖，對區域構造輪廓反映較清楚[6]。
26)李春昱(1904～1988)、楊曾威、黃汲清、朱森等1928年研究了北京楊家屯煤系的沉積特徵，將楊家屯煤系分為上、中、下三層，分別與石盒子系、山西系、太原系和本溪系對比[9]。
27)王曰倫(1903～1981)等是最早對承德大廟鐵礦進行調查的學者。
1929年，王曰倫、孫健初在北平地質調查所任調查員，曾到承德一帶調查，首次對大廟、黑山斜長岩和鐵礦進行了研究[6][18]。
28)譚錫疇、王恆升等是最早對張(張家口)宣(宣化)及外圍地區進行地質礦產調查的中國學者。
1928～1929年，譚錫疇、王恆升、王曰倫和孫健初到張家口地區調查。譚錫疇在《直隸宣化、涿鹿、懷來三縣地質礦產》一文中，闡述了以涿鹿為中心的區域地質特徵。王恆升的《直隸宣化一帶古火山之研究》和王曰倫、孫健初的《宣化一帶地質構造研究》，涉及的范圍與譚文基本相同，可以說是對譚文在岩石學和構造學上的補充[6]。另王恆升在1928年還在《地質匯報》發表了《北京西山妙峰山髫髻山一帶之火成岩》[3]。
29)李四光(1889～1971)、趙亞曾等是最早對太行山東麓石炭二疊系進行正確劃分的中國學者。
自從1922年瑞典人那琳根據化石鑒定，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包括太原系、山西系、石盒子系在內的上古生界剖面，但時代問題並未解決。李四光(1923、1927)經過對華北
30)裴文中(1904～1982)是首次發現中國猿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學者。
1927年裴文中到北京地質調查所工作，第二年被派往周口店參加古生物化石的發掘工作，從1929年起主持周口店猿人遺址發掘和研究工作，同年12月2日在周口店第1地點首次發現著名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震驚中外，為人類發展史提供了重要的證據，1931年又確認舊石器和用火痕跡的存在，從而為古人類遺址提供了考古學上的重要證據[16、17]。
31)李善邦(1902～1980)在北京西郊最早自建第一個標准地震台，開創了我國地震研究工作。
李善邦是中國近代地震學的開創者，1928年參加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工作，籌建北平西郊鷲峰山地震台，於1929年建成，並任鷲峰地震研究室主任，1930年9月20日記錄到第一個地震，從此地震台即轉入正式運轉。由於地震台儀器已屬世界一流，加之管理完善，地點合適，記錄數據准確，很受世界地震學界的重視和推崇[19]。
32)1930年侯德封(1900～1980)對太行山東麓邯邢一帶煤田地質構造進行了研究，發表了《太行山東麓煤田地質構造研究》一文，刊於《地質匯報》第15號[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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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中國比較著名的考古學家是哪位
一、郭沫若
郭沫若（1892一1978年），原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沫若、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畢業於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現代文學家、歷史學家、新詩奠基人之一、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任校長、蘇聯科學院外籍院士。
二、裴文中
裴文中（1904年1月19日-1982年9月18日），字明華，河北省唐山市豐南縣人，史前考古學、古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
1927年裴文中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1929年起主持並參與周口店的發掘和研究，是第一個北京猿人頭蓋骨的發現者；1937年獲得法國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後任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技正，兼周口店辦事處主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並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講授史前考古學。
1946年加入九三學社；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研究員；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1963年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古人類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1982年9月18日在北京病逝。
裴文中擅長舊石器考古、第四紀地質、第四紀哺乳動物；主持山頂洞人遺址發掘，獲得大量極有價值的山頂洞人化石及其文化遺物；1949年後積極開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時代的綜合研究。
三、李濟
李濟（1896.7.12-1979.8.1）人類學家、 中國現代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之父。字受之，後改濟之。湖北鍾祥郢中人。1911年考入留美預科學校清華學堂，1918年官費留美，入麻省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和社會學，並於改讀人口學，1920年獲得社會學碩士學位後，轉入美國哈佛大學，讀人類學專業，獲哲學博士學位。
1922年，李濟哈佛大學畢業，返回祖國，受聘於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任國學研究院講師，後長期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1949年後赴台灣大學及史語所。
四、夏鼐
夏鼐（nài）（1910年2月7號—1985年6月19號），原名作銘，浙江溫州人，考古學家、社會活動家，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夏鼐歷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名譽所長。
夏鼐也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委員會主任委員。獲英國學術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國全國科學院等七個外國最高學術機構頒發的榮譽稱號，人稱「七國院士」。
夏鼐十分重視在考古研究中應用現代自然科學方法，學術研究具有學識淵博、視野廣闊和且治學嚴謹的特點。
五、汪寧生
汪寧生(1930年-2014年2月1日)生於南京，原籍江蘇省灌雲縣。曾在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任教，任雲南民族大學歷史系主任，考古學和民族學教授，民族研究首席科學家。他著作豐富，重要論著約100萬字，大都收入《汪寧生論著萃編》（上下）。他的豐碩成果受到國內外同行贊許。
曾獲美國著名的羅氏獎金。曾受聘擔任德國海德堡大學客座教授和美國費城人類問題研究所榮譽高級研究員。他的名字被列入《世界傑出人物索引》、《世界五千名人錄》和《中國文化名人大詞典》。對民族學和人類學有較深的研究。曾獲美國著名的羅氏獎金。
❿ 人是誰造出來的拜託各位大神
長阿含經卷六·小緣經第一》記載，佛陀住世時，有兩位婆羅門比丘，一位叫婆悉吒，另一位叫婆羅墮。他們以清凈正信跟隨佛陀出家修道，卻被其他婆羅門嫌棄斥責。因為其他的婆羅門認為在所有的種姓中，只有婆羅門種姓是從大梵天的口中出生的，所以只有婆羅門種姓才是第一種姓，其他種姓都是卑劣下賤的；只有婆羅門種姓是清凈的，其他種姓都是污穢的。而這兩位婆羅門比丘卻舍棄清凈第一種姓，入剎帝利種姓的佛陀之法中修行，所以其他的婆羅門都看不起他們。佛陀知道這件事以後就告訴兩位比丘說：他們那些人都愚昧無知，卻又狂妄自大。在佛法中，不講種姓，沒有我慢之心。如果有沙門、婆羅門於佛法中持種姓之別，有我慢心，那麼他就不會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佛陀告訴兩位婆羅門，在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四種姓中都存在善惡生和由善惡業引起的善惡報，並不是說只有婆羅門種姓行善業和受善報而其他三種姓全部是行惡業和受惡報，婆羅門中也有行惡業受惡報的，其他種姓中也有行善業受善報的。所以並不能說只有婆羅門是清凈的，而其他種姓都是污穢的。同時婆羅門也是由父母所生，並不是由大梵天的口中出生。佛陀告訴兩位比丘，所有的佛弟子不論以前是什麼種姓，什麼出身，一旦在佛法中出家修遭，如果有人問是什麼種姓的話，統統都要回答是沙門釋種子。所有的婁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都要恭敬供養佛法僧三寶。接著為了說明這些道理，佛陀就為比丘們說明四種姓的來源，也就是人類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