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磊地質大學

Ⅰ 孫大光與新時期地質事業改革開放的起步

韋磊鄒世享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孫大光1917年生於安徽壽縣，1932年參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先後在廣州、重慶、貴陽、長春等地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48年參加內蒙古土改工作，任區黨委政研室主任；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東北交通部秘書長，1952年調入交通部，1964年任交通部部長、黨組書記；「文革」期間，孫大光受到迫害，被關押、監禁長達5年半之久。1975年恢復工作後，任國家計委地質局局長。1979年9月，孫大光任地質部部長、黨組書記。1982年5月，地質部更名為地質礦產部後，任部長、黨組書記。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地質工作取得了長足進步。1985年，孫大光離開地質部門，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孫大光領導地質工作期間，被溫家寶譽為「新中國地質工作從亂到治、實現歷史性轉折的10年，在逆境中恢復和中興的10年，無論地質-找礦效果或鑽探工作量都是新中國地質工作最好的歷史時期之一。」這就充分說明了新時期地質工作的恢復、發展與孫大光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一、撥亂反正，使地質工作走上正軌

1966年，「文革」爆發，地質部門成為重災區。「文革」期間，不僅地質勘探工作遭到嚴重破壞，而且地質工作管理機構、地質教育，以及地質工作指導思想和地質工作者都受到嚴重沖擊。1975年5月，孫大光開始領導地質工作，面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部門。擺在他面前的首先就是要整頓、恢復秩序，進而撥亂反正。

1.「文革」後期的整頓

1975年，「文革」尚未結束之時，孫大光赴任國家計委地質局後即著手地質工作的整頓工作。1975年6月，孫大光在北京主持召開「文革」以來規模最大的全國黃金工作會議。會議提出了鼓舞人心的口號：進一步加強、加大勘探力量，爭取實現黃金生產的歷史性突破!在鄧小平的整頓方針的指導下，孫大光著手對地質工作機構及設置情況展開調查研究工作。不久，國家計委地質局即出台了一部易於操作、切實可行的調整方案，孫大光為此起草了國家計委地質局向國務院的匯報提綱。12月，孫大光率工作組到河南省中州鐵礦勘探工地調研。之後孫大光又趕往新鄉，對正在進行的中原油田會戰進行調研。孫大光在新鄉詳細了解了華北地區石油勘查進展和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專門召開了石油地質科技幹部專題座談會，對華北、中原一帶石油遠景作了分析與預測。與此同時，孫大光還對地質系統中一部分被幫派勢力把持的單位進行了調整，對派性比較嚴重的單位進行了嚴肅整頓。因此，溫家寶說：孫大光赴地質部門「上任之初，『文革』尚未結束。他迅即進入角色，在向『四人幫』奪回失去時間的激憤心情中，以飽受摧殘之軀和革命家的硬骨頭，不屈從極左路線的統治，大力整頓、恢復工作秩序，實際上是與『文革』唱反調」。在「文革」尚未結束的情況下，針對文革造成的混亂，而大力整頓、恢復工作秩序，既可以看出孫大光在客觀事實面前堅持真理的精神，也充分體現了他敢做敢為的精神。這也為「文革」結束後，孫大光投入到地質部門的撥亂反正工作之中奠定了基礎。

2.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幹部

「文革」結束後，根據黨中央關於平反冤假錯案的精神，國家地質總局黨組抽調專人組成審改辦公室，對「文革」時期地質部門的冤假錯案和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中地質部門的遺留問題進行審改復查。1978年9月6日，國家地質總局召開全局職工大會，為長期受「四人幫」迫害、被關進監獄達7年之久的傅秀的冤案平反；1979年1月16日，國家地質總局機關再次召開平反大會，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和隔離審查的原地質部黨組書記何長工及曠伏兆、胥光義、宋應等52人平反，恢復名譽。「文革」中，地質部機關及在京直屬單位有7人受迫害致死，4人被捕入獄，160人被非法關押，200多人被扣上了叛徒、特務、階級異己分子、走資派、三反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政治帽子。到1980年底，對上述冤假錯案進行了平反。與此同時，國家地質總局黨組還根據中共中央中發[1978]11號、55號文件精神，認真進行了為右派分子摘帽工作和改正工作。

3.扭轉地質工作指導思想，提出以「地質-找礦」為中心

「文革」時期，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接連不斷，整個社會的發展重心已嚴重傾斜。地質部門也存在著領導不抓地質、不問生產技術，大搞「斗爭哲學」，甚至地質技術人員也不研究地質業務的傾向，其根本主要原因在於地質工作的指導思想發生偏離。有鑒於此，推動地質工作正常發展，就必須要扭轉地質工作的指導思想，就必須對「文革」期間的錯誤進行糾正。為此，1979年1月5日，孫大光在全國地質局長會議上系統批判了「文革」期間關於地質工作的錯誤認識。他指出：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地質工作的偉大成績，是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線在地質部門佔主導地位；批「地質業務技術中心論」，實質上是否定地質部門的基本職能，取消地質工作；批「專家路線」，是否定專家和廣大科技人員在地質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宣揚「技術無用論」，是把愚昧當成科學；批「無礦論」，是否定客觀規律，助長唯心論、形而上學的泛濫。這些錯誤認識系統體現在中共中央曾於1970年12月21日以中發[1970]75號文作了批轉的《國家計委地質局「抓革命、促生產」會議紀要》中。因此，這次全國地質局長會議上，國家地質總局黨組根據中央確定的原則和代表們的要求，決定撤銷這個會議紀要。1979年3月29日，國家地質總局報請國家計委並轉報中央撤銷中發[1970]75號文件。

糾正錯誤的指導思想是推動地質工作健康發展的第一步，與此同時還必須提出地質工作健康發展的正確的指導思想。因此，在1979年1月的全國地質局長會議上，孫大光果斷地提出，地質部門的工作要「以地質-找礦為中心，以提高地質研究程度為基礎，以多快好省地取得地質成果」為目的。「以地質-找礦為中心」就是要求整個地質部門把工作中心從政治運動轉移到生產上來，要站在整個地質工作的全局考慮問題，要把地質調查研究和找礦作為地質部門最根本的職責。孫大光果斷地決定：各項業務指標、各項管理工作、科學研究、物資供應以及地質機械儀器生產等都要圍繞這個中心，最大限度地為這個中心服務，為促進地質-找礦多作貢獻。這一指導思想的確立意義重大。溫家寶指出：「1979年實行『以地質-找礦為中心』，不僅體現了工作著重點轉移，而且從根本上擺脫了『一五』以來地質工作目的與手段爭論不休的困局」。

二、對外開放，推動地質工作現代化

20世紀50年代，中國地質事業對外交流和合作的領域，只限於在蘇聯、東歐和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60年代及「文化大革命」時期，除了與少數亞非國家的地質交往和參加個別的國際會議，對外交流幾乎陷於停頓。「文革」結束後，孫大光積極推動地質工作走出國門，了解世界地質工作的先進水平，參與相關各種交流活動。這實際上就推動地質工作開始了對外開放的進程，這一活動也在客觀上開啟了中國地質工作的現代化。

1.通過對外交流，明確提出了地質工作現代化的方向

1978年和1979年，孫大光親自帶隊分別深入考察了西歐(聯邦德國、法國)和北美(美國、加拿大)的地質工作。這些考察一方面使孫大光意識到中國地質工作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從而直接促使他形成中國地質工作現代化的認識；另一方面，通過積極走出去，孫大光提出了中國地質現代化必須要通過地質工作對外開放來達到。1978年7月，孫大光在向國務院進行的匯報中，重點分析了中國地質工作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並分析了我國地質工作如何從中借鑒。通過對世界先進水平的考察，他指出，從總體上看，中國地質工作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15～20年。通過對世界先進水平的考察，孫大光認識到中國地質工作無論在服務范圍、研究工作、研究力量、技術裝備、工作效率、管理、人才隊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這樣就明確了地質工作現代化的方向。

在分析了中國地質工作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後，孫大光提出了中國地質工作現代化應該注意解決的問題。其一，重視發展五項基礎理論研究，即①地殼運動及其演化；②岩漿作用、沉積作用和變質作用的機制；③成礦物質來源；④元素運移富集規律；⑤地質-地球物理場特徵。其二，要狠抓五項關鍵技術：①航空地質和遙感技術；②綜合化的物探、化探技術；③電算和數字化技術；④岩礦測試儀器化、現場化；⑤鑽探、坑探技術改造。其三，加強對外開放、對外交流，培養人才、改造技術：發展同技術先進國家的技術合作和交流，同法、德兩國簽署地質科技合作的協定；引進先進的技術裝備；大力培訓一專多能的地質技術人才；改造三個地質儀器廠；改造探礦工程技術；改進資料管理和技術服務，加強國內外學術交流和書刊出版工作。其四，其他相關建議：加強礦產選冶和綜合利用的試驗研究工作，合理利用現有資源；在輸出某些礦產品、提高外貿支付能力的同時，也要以豐補欠，以出換進；有關工業部門切實加強礦山地質工作；國家頒布「礦產資源法」，設置統管全國礦產資源的專門機構。

此後，通過對外開放實現地質工作現代化就是孫大光始終強調的思想。在1979年的全國地質局長會議上的報告中，他專門強調了開展國際地質科技交流的問題，系統論述了開展國際地質科技交流的形式：對外科技交流，國際科技合作，出國學習，技術引進，對外出口，等等。在孫大光的推動下，地質部門開展起了地質工作現代化的探討。1980年3月地質部邀請部分老專家和有關管理幹部就地質工作現代化問題進行座談。同年12月，參加地質部科學技術委員會的60多位委員。從多方面提出了自己對地質工作現代化的看法，意見和建議。1981年11月，在地質部領導主持下，建立了地質工作現代化研究小組。該組12月提出了「地質工作現代化的目標和道路」討論提綱。

2.積極推動中外合作工作以改變中國地質工作落後的面貌

首先，開展中外地質合作項目。1978年5月，在對聯邦德國和法國的考察中就相繼建立了中法「喜馬拉雅山地質構造合作研究」和中德「望湘地區普查勘探鉭、鈮、錫礦多學科合作」項目。隨後。在孫大光的主持下，地礦部與日本石油公司簽訂了中日「鄂爾多斯盆地合作普查勘探石油和天然氣」項目，並在他的直接推動下把合作的范圍擴展到南方碳酸鹽岩地區。截至1983年，地質礦產部與聯邦德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法國等發達國家發展了雙邊關系，簽訂了長期地質科技合作協議和專項協議，與加拿大、英國、葡萄牙、義大利、希臘、比利時等國商談進一步擴大合作的意向。其中比較重要的有：1979～1986年的中美南海合作項目、中英山東金剛石合作勘探項目，等等。

其次，參與國際地質科學組織活動，發展與其他國家的地質科技交流活動。在孫大光的推動下，中外地質交流活動迅速開展起來。1976年我國參加了國際民間地學組織——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IUGS)。1979年以後陸續加入了地科聯的直屬組織和附屬協會。1980年加入了國際官方組織聯合國亞太經社會(ESCAP)自然資源委員會、亞太經社會區域礦產資源開發中心(RMRDC)和亞洲近海礦產資源聯合勘測協調委員會(CCOP)。截至1984年底，中國與其他國家開展的國家與國家間的地質交流活動達到294項。通過國際組織開展了229起多邊交流。

再次，派人前往發達國家考察、學習地質工作。截至1983年，地質礦產部先後派出80批424人到26個國家考察石油地質、水文地質、礦產地質、物化探、鑽探、測試分析技術和選礦技術，等等；地質(礦產)部自1979年至1983年開始安排了11個聯合國援助項目。通過聯合國項目，地質(礦產)部派出了7批33人赴國外接受培訓、進修、考察或檢驗設備。

最後，引進先進設備，聘請外國專家來華。從1975年開始，國家計委地質局先後與20餘個國家和地區的約150家廠商進行聯系，與其中的70個廠商簽訂合同2404個，引進了一批成套設備和儀器以及單機和零配件；國家地質總局(後稱地質部、地質礦產部)自1979年至1983年聘請了外國專家來華咨詢、講學、培訓，共27批51人次。

在孫大光的推動下，地質礦產部積極開展對外交流活動，這進一步促進了中國地質工作的現代化發展。1984年赴美進行卡林型金礦考察後，地礦部門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加強了普查找礦工作，並先後在秦嶺、甘肅、貴州、廣西、安徽、四川、湖南取得了該類型金礦的突破。中美化探合作找金項目，經過兩年的工作，擴大了新疆阿克塔斯岩體的含金遠景，對乾旱地區金異常評價，提供了一條新途徑。此外，在美國、加拿大等國的技術幫助下，低品位金礦堆浸技術在我國的推廣獲得成功。美國的石油鑽井技術，對我國四川盆地油氣田的勘探與開發，起了很大的作用。對墨西哥、秘魯兩國斑岩銅礦找礦條件及找礦方法的借鑒，使我國江西城門山銅礦床的儲量成倍增長。借鑒匈牙利銅礦的賦存條件及找礦經驗，在福建省上杭縣發現了火山岩型銅礦及紫金山銅金礦床，成為東南沿海近年來找礦的一大突破。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與義大利政府援助我國京、津、藏地熱勘探開發利用項目，完成了天津王蘭店和西藏羊八井兩個地熱田的勘探評價，取得了顯著的經濟、社會效益。

可以看到，孫大光通過積極發展對外開放不僅了解到國際地質工作的先進水平，以及中國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從而提出地質工作現代化的發展方向；而且通過積極的對外合作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地質現代化發展。特別是前述孫大光強調的五大關鍵技術發展較快，以致東德一位主管地礦工作的副部長，對准備赴中國的地質專家說：「中國的地質科技水平，已經不在我們之下了。誰還想端著50年代的專家架子去中國，是要犯很大錯誤的。」因此，對外開放是地質工作現代化的起點。

三、對內改革，地質工作發展獲得動力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地質工作建立的管理體制曾經起過一定積極作用，其中有合乎中國國情的部分。但是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和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這種舊體制從總體上說已不利於進一步調動地勘單位和地質職工的積極性，不利於改進國家對地質工作的有效管理。因此，「文革」結束以後，孫大光就致力於地質工作的改革工作。這一時期，他主要推動了地質工作三個方面的改革工作，即地質勘查業以事業單位改革為主線的部門改革和行業改革；國家計委地質局以職能轉變為主線的政府機構改革；擴大地質工作功能，調整地礦產業結構。實際上，上述三個方面孫大光基本上是同時推進的。

1.地質勘查業以事業單位改革為主線的部門改革和行業改革

首先，按專業化原則改組地質隊伍。1979年初，全國地質局長會議對改革地質工作管理體制和管理方法的問題進行了研究，提出「按專業化分工原則改組地質隊伍，通過經濟合同組織生產協作」的設想。從1980年開始，地質部先進行試點，然後在一定的范圍內將隊伍按專業化原則進行了改組。這一改革雖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但畢竟是運用經濟方法進行管理的一種嘗試。實際上也開啟了日後地質地礦部門提出「三化」方向(即部分地質成果商品化，地勘單位企業化或管理企業化，地質隊伍社會化)。

其次，推進地勘單位的經營機制改革。這方面最主要的是實行設計預算包干、節約分成的經濟責任制。1980年在全國地質局長會議上，孫大光指出：要「改革經濟管理方法，用經濟手段管理經濟。今年重點試行任務預算包干、節約(利潤)留成等辦法。」1981年，地質部決定進一步擴大預算包干、節約分成的試點面，強調在搞好設計預算的基礎上實行按設計預算包干、節約分成的辦法，聯系地質成果，計獎計酬。1983年4月12日，地礦部發出了《關於當前經濟責任制試點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知》，進一步明確了試行經濟責任制的目的、要求和做法。1984年2月21日，地礦部在總結各單位試行各種經濟責任制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關於進一步完善設計預算包干、節約分成的經濟責任制的若干意見》實行設計預算包干、節約分成的經濟責任制，加強了基層單位的經濟責任，調動其積極性，增強了領導和職工的經濟核算觀念，普遍注意了精打細算，節省開支，促進了經濟管理工作的改善，在當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再次，確立「三化」改革方向，推進簡政放權。為了調動各級單位工作積極性，搞活地勘單位，根據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地質礦產部結合地質行業的特點，決定以「三化」為改革方向，並推進簡政放權，擴大地質隊(廠)自主權的改革試驗。1984年，孫大光肯定了「三化」的改革方向。為支持「三化」的推進，孫大光在做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於1985年初在全國地質局長會議上宣布，停止啟動於1979年全系統長期爭論，並與全國政策發展趨勢不相適應的「專業化改組」工作。同年6月，國家地質總局印發了《關於擴大地質隊自主權和改革經濟管理的暫行規定》，對各省(區、市)地質局、專業局及所屬地質隊面上的改革，提出了要求，賦予地質隊一定的自主權。1985年3月2日，印發了《地質礦產部關於簡政放權、搞活地質隊的暫行規定》，針對地勘工作舊體制的弊病，提出部、局兩級都要簡政放權，逐步減少以至改變對地勘單位的生產、技術和經營性活動的直接管理，通過計劃的綜合平衡和經濟手段的調節，加強對地質工作的宏觀控制。

2.地質(礦產)部以職能轉變為主線的政府機構改革

這主要體現在，孫大光推動地質管理部門的重建、發展，以及明確地質管理部門的職責方面。1952年建立的地質部的基本職能是直接組織地質勘查工作。1970年6月，地質部改為「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地質局」，其職責未明確變動。I975年9月30日，國家計委地質局改為國家地質總局後，職能未明確變動。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了適應形勢的快速發展，加強地質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各方面要求恢復地質部的呼聲越來越高。1979年夏天，孫大光主持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請求恢復地質部。報告中說：「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地質工作為四個現代化建設所擔負的任務日益繁重，為了適應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現有管理機構急需加強。因此，建議將國家地質總局改為地質部。其主要任務是，領導和管理國家資源的普查、勘探，對全國長遠的和年度的地質工作進行統一規劃和安排組織實施，對地質科學研究、技術幹部的培訓和地質機械、儀表儀器的生產進行管理。」該報告獲准通過，1979年9月13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決定，將國家地質總局改為地質部。在孫大光的報告中已經提及了地質部職能上從事行業管理的理念。實際上，這一思考在1978年7月向國務院進行的匯報中就已經明確提出。在匯報中，孫大光說：「建議在國家計委或經委設立類似計委能源局那樣的礦產資源局，負責制定和掌握統一的資源方針，協調有關工礦部門的技術政策、措施和規劃，監督礦山保護和資源綜合利用，組織礦物原料經濟研究，並兼管全國礦產儲量委員會的工作。」孫大光的這一科學認識雖然在當時設立的地質部的職能中沒有到位。但是，1982年5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決議，將地質部改名為地質礦產部。新設立的地質礦產部的職能基本上體現了上述孫大光的構想。國務院規定地質礦產部的任務是：除率領直屬的地勘隊伍進行地質勘查活動的傳統任務之外，增加對國家礦產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進行監督管理的職能和對地質礦產全行業的地質勘查活動進行行政協調的職能。從此，地質礦產部所管理的對象不再僅僅是幾十萬直屬地質隊伍和地質科學研究與地質找礦，而真正成為整個經濟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起國家地礦行政管理職能。為實現地礦部職能的這一重大轉變，在孫大光的領導下，1982年春即著手組建地質礦產部礦產開發管理局。1983年10月，在孫大光的建議下，國務院決定恢復全國礦產儲量委員會，負責統一審批地質勘探報告，並制定統一的礦產地質勘探規范、條例，辦事機構設在地質礦產部。

3.擴大地質工作功能，調整地礦產業結構

首先，拓寬地質工作領域，從傳統的側重解決礦產資源問題擴大到統籌解決與地質相關的社會發展問題方面。1978年7月，孫大光在向國務院進行的匯報中，就結合聯邦德國和法國的地質工作內容廣，為國民經濟各方面的服務項目多的情況，提出：「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國地質工作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貢獻，就要努力探尋地下資源，保障國內建設的需要，並為擴大工礦產品出口、增加外貿收益創造資源條件。我們過去已經這樣做了，今後還要加強。與此同時，地質部門還必須為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准備多方面的地質資料，更好地為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服務。」這里實際上就提出了地質工作要擴大工作領域的問題。1983年，孫大光在全國地質局長會議上再次明確提出：「六五」後三年對地質工作調整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繼續擴大服務領域，逐步滿足經濟和社會發展對地質工作的多方面的需求」在孫大光的推動下，地質礦產部在「六五」期間圍繞國家重點項目和其他重點建設的基建前期工作積極開展工作，提交了30多份對口勘探報告，滿足了建設的要求。「六五」期間，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和環境地質工作的重點，逐步轉向國家重要經濟區、重要城市和重要國土整治區的綜合評價和重點建設項目的對口勘查；開展了全國成礦遠景區劃，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區劃，資源總量預測和地下水資源評價；提交了一大批綜合評價資料和單項地質勘查報告。

其次，順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調整地礦產業結構。此事早在1979年控制地質隊伍規模以前，從1976年抓地質隊職工家屬生產、服務工作已見端倪，再從富餘人員轉產發展到全系統以至全行業的廣開門路、多種經營，實行以地質勘查為主業的兼業化。地質部調整產業結構始於解決富餘人員的就業、減輕地質隊負擔等問題。在實際探索中地質部提出了「以地質找礦為中心，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的調整方向，提倡廣開門路、擴大服務，地勘單位應以地質找礦為主業。此外，能乾的都可以干，有條件的可以辦工廠、開商店、打井、造橋修路，也可以開礦，實現多種經營，騰出經費多做些地質工作。發展其他產業，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實現地質部門資金多樣化逐步成為地質礦產部門的基本認識。1984年1月，在全國地礦局長會議上的報告中，朱訓就明確闡述了發展第二產業的意義和效果：「廣開門路，開辟第二產業，不僅是安排富餘人員的需要，而且對妥善安置隨隊待業青年、鞏固地質隊隊伍有著重要意義。近年來，我們在安置待業青年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到去年底全系統已安置了3萬名，約占總數的2/3。一些搞得較好的局、隊，如遼寧局、雲南八〇四隊和地質一隊、廣西水文隊、黑龍江三隊，全部待業青年都得到了安置，做到了『領導滿意，家長放心，子女高興』……今後廣開門路要長期穩定地搞下去，要面向社會，對外服務。既要辦服務性行業、農副業、建築維修業，又要辦打井、開小礦、印刷和技術性服務，等等。」

實際上，地質礦產部門的擴大服務領域和調整產業機構是互動的。因為有了前者，所以促進了地質礦產部門的工作逐步延伸到傳統的礦產資源勘探之外，從而推動了地質礦產部門結構的調整。在地質勘查業進入市場有障礙改革難以操作的特定條件下，這種做法是與地質勘查業改革和發展相輔相成的一種積極對策。總起來說，這種行業性的調整與重組，既是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完善國家產業政策的組成部分，也是地質勘查工作不僅要為國家工業化，而且要為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現代化服務的最終目的決定的。

綜上所述，自1975年孫大光領導地質工作開始，他就致力於整頓「文革」造成的地質工作的混亂；「文革」結束後，他積極推動地質工作走出去。通過對外開放，他既意識到中國地質工作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也明確提出了地質工作現代化的方向。可以說，對外開放是孫大光推動地質工作現代化的起點。與此同時，他力促地質工作的內部改革，通過改革促進了地質工作的發展，同時也為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地質工作的深入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新時期以來中國地質工作取得的巨大進步是肇始於孫大光推動的改革開放的。

Ⅱ 領導地質工作時期形成的何長工精神

鄒世享韋磊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何長工，湖南省華容縣人。1900年生，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19年底至1923年留法勤工儉學。1922年在法國加入少年共產黨(後改為共青團)，同年轉為中共黨員。1924年後曾任洞庭湖西區農民自衛軍總指揮等職。1927年參加秋收起義。1928年4月毛澤東、朱德兩軍會師井岡山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二十八團黨代表，後任紅四軍三十二團黨代表兼寧岡中心縣委書記、農民自衛軍總指揮，中共井岡山特委委員和前敵委員會常委。主力紅軍撤離井岡山後，仍堅持井岡山斗爭。1929年任紅五軍第五縱隊黨代表，後任紅軍第八軍軍長，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委員。寧都起義後，任紅軍第十三軍政委。1932年後擔任紅軍學校校長，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委。1934年參加長征，任紅軍第九軍團政委。抗日戰爭時期曾任抗日軍政大學總校教育長、副校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軍政大學代校長。新中國成立後，任重工業部副部長、代部長。1952年9月，地質部正式成立。何長工調地質部任副部長，後兼任部黨組書記。自此至「文革」，何長工一直在地質部工作。他對地質工作充滿了深厚感情：「對十五年的地質工作，我也是很有感情的。每當想起這十五年，地質工作在全體職工的共同努力下，已建立起一點工作基礎，查明的礦產資源基本上可以滿足國家建設的需要時，心裡總是難以忘懷廣大地質職工長期奮戰在野外，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勤奮工作的情景。」何長工在領導地質工作過程中展現了老一輩革命家的風范和品質，同樣他也將這種品質融會於地質工作之中。

一、始終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國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狀態，是中國成為獨立的新民主主義國家，進而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在延安時期，無數的中華兒女不遠千里奔赴延安，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中國人民指明了方向，使他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獲得獨立、自由和富強的希望。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及其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始終堅持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共同富裕的政治方向，因此，在各種困難面前都能夠充滿力量和信心，並最終戰勝各種困難。

在地質行業工作時，何長工堅持的政治方向就是服從黨和國家的需要，為國家建設獻身地質事業。1952年8月，當得知將被調往地質部工作時，雖然他開始有所顧慮。但是，很快考慮到由於地質勘探的不足限制了國家經濟建設，他就「欣然同意了」黨的安排。此後，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的地質工作之中。直到「文革」爆發後被迫離開地質工作。他自己明確說明：「對十五年的地質工作，我也是很有感情的。」

何長工不僅自己堅持堅定的政治方向，而且號召所有地質工作者都堅持堅定的政治方向。1956年，在中共八大的發言中，何長工就號召：「地質部門的共產黨員，一定要團結全體職工，在黨中央及地方黨委的領導下，兢兢業業，不驕不躁，不斷地揭露祖國地下資源的秘密，充分地滿足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對礦產資源的需要。」而且，他還以革命精神教育和熏陶廣大地質工作者，幫助他們堅定政治方向。「我每到一處，特別關心青年一代的成長，鼓勵他們立志為國家、為社會主義獻身地質事業，鼓勵他們刻苦鑽研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為了使職工能正確對待地質工作的艱苦性，他「每到學校、工廠、野外隊直接和學生、職工群眾見面時，向他們宣傳黨和人民在長期革命斗爭中艱苦奮斗的傳統，宣傳地質工作在國家經濟建設上的重要意義。在大會小會上經常講井岡山時期、十年內戰和抗日戰爭時期斗爭的艱苦和在艱苦環境中形成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我用抗大作比喻，『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要他們學習抗日軍政大學對學員的要求：樹立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可見，何長工主要是通過兩個方面幫助廣大地質工作者培養克服困難的精神和樹立正確的政治方向的，一是通過詳細闡述從事地質工作的光榮性，激發地質工作者的榮譽感；二是通過對地質工作者進行革命歷史傳統的教育，培養他們克服困難的信心。

為了保證地質這一艱苦行業能夠始終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何長工還非常重視通過組織制度工作保障政治方向。首先，建立政治部專門從事思想政治工作。何長工按照毛澤東的重要指示，在地質部黨組會議上，指出：「主席給我談過幾次，地質隊伍應有半軍事組織和軍事性的組織，因為分散流動、不固定，很需要有堅強的政治組織，成立政治機關(政治部)，省地質工作單位實施雙重領導。」經過黨組研究，決定在地質部設置政治工作機關，加強地質隊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其次，加強黨的組織建設。為加強黨對地質部工作的領導，地質部門各級建立了黨委。1964年，經中央批准，成立了以何長工為書記的地質部黨委，對於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新中國成立後何長工在地質行業中為地質工作者樹立的堅定的政治方向就是保證地質工作與黨保持一致，地質工作為建設新中國服務。

二、堅持和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靈魂。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歷史，就是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歷史。何長工在領導地質工作中也鮮明地體現出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品質。

在領導地質工作中，何長工明確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針對在學習蘇聯過程中，有地質工作者形成了迷信蘇聯的思想，何長工進行了明確的批評。他說：「『迷信外國、不相信自己』的思想，是『王八蛋』思想」。他的這一批評在當時地質院校的學生中產生了深遠影響，有學生就說：「何老，你當年的講話，我們還記得！有些話你批得我們很痛，可我們聽了覺得很對，一直到現在還對我們有幫助啊!」在實際的地質工作中，具體就表現在地質工作者破除國際社會關於中國「貧油」等的論斷。「我到地質部時，開始聽到說『中國貧鐵、缺銅、少油』，我就不相信，中國這么大的地方，地質調查工作還沒有做多少，怎麼就能說找不出礦?」「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靠自己的認識和志氣，堅持開展石油普查工作。」到20世紀50年代末，通過大量的物探、鑽探工作，終於先後在松遼、華北平原發現了大慶、勝利、大港等有利於油氣富集的構造帶。

在地質工作中，何長工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尊重客觀規律。這集中體現在他在領導地質教育中，對教育規律的尊重。「對學院的教學工作，我認為應該充分尊重教授們的意見。按教學規律去辦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高等地質教育是全面學習蘇聯，由此，也造成了照搬照抄蘇聯地質教育的模式的問題。對此，何長工及時發現問題，並從中國實際出發加以解決。1953年，何長工前往北京地質學院、長春地質學院檢查工作，發現學生、教師負擔過重，這是由於學習蘇聯經驗要求過急。教學計劃定得過高，培養目標沒能根據我國當時國情出發，把蘇聯的五年制簡單地套成四年制。1953年8月地質部召開第一屆教育會議，統一了對各專業本科、專科的培養目標，提出從我國需要和可能出發，穩步提高教育質量的方針，具體研究了各專業課程的刪減合並的辦法。

地質工作的特殊性、規律性還集中體現在其地質科學理論與地質勘探工作的密切關系，二者不可偏廢。對此何長工有著清楚的認識，因此，新中國成立初期地質勘探人才緊缺的狀況有所緩解後，何長工就強調了地質科研的重要性，並對地質科研和地質勘探的關系有著明確的認知：「不加強地質科學研究，就不可能把大量地質觀測所得的資料，從中總結出規律性東西，上升為理論；也不可能把其他學科新的成就，綜合到地質工作中去。簡要地說，就不可能不斷提高地質工作的水平。」在實際中，經他大力推動，1959年3月部黨組作出了成立地質科學研究院的決定。部直屬的研究所均為該院的組成部分。地質古生物學家、副部長許傑兼任地質科學研究院院長。後來，來訪的蘇聯專家感到很驚訝，他們說，蘇聯還沒有地質科學研究院，你們卻先行一步了，真是不簡單。何長工回答說：「蘇聯沒有的事，我們中國幹了。我們是根據我國的國情出發的。」

此外，何長工還始終注意深入實際，了解實際地質工作和地質職工生活的實際。何長工經常不辭艱辛，跑到荊棘叢生的找礦現場，拉著茅草一步步向上攀登，中途累了，就在石頭上坐一坐。就這樣，何長工拖著傷腿，踏遍了全國的很多地方。對一些應該解決也可以立刻解決的實際問題，何長工總是當場解決。一次，他去湖北荊州第五石油地質普查勘探大隊，發現職工冬天工作服只發了一個棉背心。經過了解，原來按照規定，長江以北、黃河以南的地質隊員是不發棉襖的。他說：「這不合理，難道只有身體是爹娘生的，兩個胳膊是樹上長的嗎?」隊上按照何長工的意見，報發了棉襖。

正是何長工能夠深入實際，了解實際，尊重客觀實際，他能夠深刻了解到中國地質人才的匱乏，大力推動地質教育的發展；正是他深入地質職工生活、工作實際，充分認識到地質工作的艱苦性，從而極力解決密切關繫到廣大地質職工生活、工作的實際問題。可見，在領導地質工作過程中，何長工將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靈活地運用於工作中，從而推動了中國地質教育事業、地質勘探事業的發展。

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日起就明確規定，黨的任務是為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而奮斗，並以發動群眾、開展群眾運動為己任。抗日戰爭時期，尤其是在延安整風中，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更明確系統地論述了群眾路線，形成了鮮明的群眾觀，即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的觀點、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和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幾十年間，他以「長工」自勉，把黨的需要作為自己的志願，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為國奉獻，關心地質職工疾苦，甘當科學事業的「後勤部長」。

胡啟立在紀念何長工同志誕辰100周年的講話中指出：「何長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奮斗的一生，為祖國和人民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的一生。」新中國成立後，在地質部門工作期間，何長工充分實踐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首先，全力推動地質事業的發展，為國家建設提供根本保證。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而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則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此，從根本上講，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本質上就是為人民服務。為了使地質工作滿足國家建設需要，從而服務於人民群眾。在李四光、何長工等人的領導下，中國地質事業取得了全面突破。到1956年，從事地質勘查事業的職工，從萬餘人發展到17萬人，其中具有高等學校畢業程度的地質人員，從200餘人發展到6000餘人；開動的鑽機從300餘台增加到3000餘台；地質勘探隊伍的技術裝備，不斷地得到充實與改善；地質科學技術水平，也有所提高。國家要求地質部門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探明十幾種礦產儲量，而實際已經探明了鐵礦31億t，煤210億t，還有其他金屬和非金屬等30幾種礦產儲量。基本上保證了煤炭、黑色冶金、有色冶金等工業建設的需要。石油資源也有了新發現。

在領導地質工作過程中，何長工還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貫徹於對地質工作者的關心中，體現在解決地質工作者實際困難方面。何長工明確認識到：「關心地質工作者重要的是要解決實際問題。」地質工作是一項艱苦的工作，其具有分散性大、流動性大的特點。在20世紀50年代，地質隊甚至面臨著戶口和吃飯問題，為了保證地質隊伍的穩定，為了解除地質工作者的後顧之憂，何長工通過多方努力最終在1961年把問題予以解決。同時，何長工等人還千方百計為改善野外地質職工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而努力，「為解決問題，有時我就直接去找富春同志、一波同志，甚至找到周總理那裡爭取支持和解決。」此外，在逐步解決一些困難的基礎上，1964年為了進一步集中地、系統地解決野外隊職工的勞動保護、生活福利問題，專門組織人員起草了《關於解決野外地質職工勞保、生活福利等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這個文件針對地質職工在勞動保護、生活福利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結合實際可能，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在實際中，何長工甚至為地質工作者獲得野外津貼而奔走，還為湖北荊州第五石油地質普查勘探大隊及時解決了棉襖問題，為保住地質職工的北戴河療養院而努力。

此外，何長工還始終注意為地質專家創造條件，充分發揮他們的才智。何長工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他同李四光坦誠相待，親密合作，成為共產黨老幹部與科技幹部合作的典範。他非常敬重和愛護李四光，遇到專業問題虛心請教，並帶領其他部領導向李四光學習地質知識。為使李四光集中精力進行科學研究，何長工更多地擔負了地質部的日常管理工作，為李四光地質科學思想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同時，何長工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十分關心李四光。1958年12月，經何長工、張勁夫介紹，李四光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位辛亥革命的老戰士、著名的地質學家實現了由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

由此可以看出，在領導地質工作時期，何長工全面繼承和體現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品質。

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

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人民能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在內憂外患的社會背景中，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生產，不僅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而且開始發展門類齊全的輕重工業；在軍事力量上，不僅發展壯大了隊伍，而且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過程中增強了隊伍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革命的勝利無疑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地質工作面臨的狀況是極端嚴峻的。舊中國留下的地質專業工作者只有200多人。在設備方面，舊中國留下的鑽機只有十幾台，大多已經破舊。新中國成立後，新增加了一些，到1952年6月底總共也不過40台。針對這種情況，何長工充分發揚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在較短的時間內改變了中國的地質工作狀況。

在地質勘探方面。這一時期，探明了大量煤田、石油、天然氣礦，摘掉了中國無油的帽子；摘掉了中國「貧鐵」、「少銅」的帽子，探明了大量鐵、銅以及有色金屬礦藏；探明了許多鋼鐵、化學工業所需的冶金輔助礦產資源和農業礦產資源；水文地質與工程地質也同步發展。

在人才培養方面，何長工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解決各種困難，不僅培養了一批急需的地質人才，而且為新中國地質教育事業奠定基本格局，為培養高級地質人才奠定基礎。針對力量小、任務大的問題，何長工提出通過舉辦各種訓練班與師傅帶徒弟並舉，長線專業與短線專業相間的辦法，培訓急需的地質人才的辦法加以解決。為了使地質工作真正實現「大轉變、大發展」就必須培養各級各類地質人才，何長工克服種種困難，大力建設地質院、校。在北京地質學院、長春地質學院籌建過程中，他親自抓選擇校址、師資調配、建校規模、重要基建物資供應等，從而極大地推動了建校進程。一年之後，新中國地質教育的最高學府——北京地質學院、長春地質學院教學樓竣工，學生們進入新校舍上課。1956年，經高教部批准，何長工決定在西南重鎮成都建立成都地質學院。籌建期間，何長工親赴成都督戰，一住就是一個月。在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的大力支持下，建設速度出乎意料，做到當年籌備，當年建設，當年開學。此後，何長工又先後領導創辦了南京、武漢、重慶、長春、西安、宣化、北京、鄭州、廣州、昆明等10所中等地質專業學校。地質教育高、中級成龍配套，地區分布布局合理，呈現出勃勃生機。

在地質隊伍的發展方面，在何長工領導地質工作時期，地質隊伍得到迅速發展。到1959年，全國從事地質工作的職工有33萬人，其中各種專業的技術人員即達17000人；在校地質專業大學生有19800人，中等技術學校學生有23000人。三年調整時期，地質系統職工從33萬人減少到14萬人，這是國家全局調整的需要。到1966年為止，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已成立了25個地質局。而全國地質系統的職工則由1952年底的6400多人，發展並穩定在33萬人。

在地質裝備方面，何長工更是明確了自力更生為主的思想。何長工到地質部不久，就明確指出要發展地質事業決不能長期依靠進口勘探設備、儀器。1953年，在他親自奔走努力之下，鐵道部將張家口鐵路工廠支援地質部，作為建立張家口探礦機械廠的基礎。在1956年到1965年十年間，又先後在北京、上海、湖南、江蘇等省、市的支持下，相繼建立了北京、上海、衡陽、無錫、天津等探礦機械廠，北京、上海、重慶等地質儀器廠；同時組織技術設計隊伍，要求從仿製盡快發展到自行設計和製造。「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適當引進，加強相互聯系，爭取兄弟部門的援助，這是長工同志在地質勘探裝備製造方面一貫堅持的原則。」1957年，地質系統已開始生產自己設計的鑽機及若干主要的物探及測試儀器。到1966年「文革」前，已具有生產系列成套鑽機設備的能力，某些高精度磁力、重力等物探儀器還達到了相當先進的水平，從而奠定了我國主要地質勘探裝備及儀器已基本上立足於自給的局面。

在地質科學研究方面，何長工深知沒有地質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沒有地質工作的發展。因此，他「主張狠抓地質科學技術研究，搞地質工作應以教育為本，科研為基礎。」為了推動地質科學研究的發展，何長工首先主抓了地質科學研究機構的建立、發展和完善。1959年3月，地質部黨組作出了成立地質科學研究院的決定。之後，經過調整、發展，到1966年地質科學研究院和一些專業局所領導的研究所，加上六個大區地質科學研究所，共發展到了16個地質科研機構。地質調查、礦產勘查的結果都必須最後反映在文字報告、地質圖件、選存典型標本上，才能為更多的人提供地質知識和信息。因此，地質圖書館、地質博物館、地質資料館這「三館」在地質部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何長工對這「三館」的建設十分重視。在他的努力下，這三館分別於1956年、1959年、1964年建成，這三館的建立為地質科研和勘探工作起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何長工以他豐富的革命經歷和經驗意識到，必須要在廣大地質職工中樹立一種信念和精神，保證地質隊伍革命化。他把自己在革命戰爭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帶到地質工作中，號召地質職工艱苦奮斗，努力工作，以苦為樂，以苦為榮。他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和政治工作機關「在思想建設上，除進行基本的理論、政策教育外，要經常掌握各類人員的思想動態，通過各種形式進行生動活潑的思想教育工作」。「要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武裝頭腦，啟發覺悟，要培養鍛煉職工具有高度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覺悟，具有革命的英雄主義精神……建立起國家主人翁的態度」。這就為地質行業形成「三光榮」精神奠定了基礎。可見，何長工在領導地質工作時期表現出的上述精神品質得益於他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在革命斗爭實踐中他積累了豐富的優秀精神品質，從而在新中國成立後自然地融會進了地質工作領域，從而為地質精神帶來了新鮮的血液，豐富、發展了地質精神。何長工在領導地質工作中所表現出的優秀精神品質，得到了地質工作者的高度認同。1980年4月14日下午，在全國政協禮堂，何長工以老地質工作者的身份，應邀參加了全國地質系統評功授獎大會的授獎儀式。這次大會非常隆重。鄧穎超、王震等出席了大會。會上表揚了新中國成立30年來地質找礦的有功單位、集體和個人。當天，他應邀在主席台上講話，在場的地質職工給了他持續時間最長的熱烈的掌聲。掌聲起了兩次，人們衷心歡迎老部長的光臨。「他既是職工愛戴的首長，又是職工的知心朋友，廣大職工感到何老理解他們，關心他們，有話願意向他傾吐。因此，當年的那些地質隊員們仍在深深地懷念他。」「地質隊伍中的老專家、老教授感到他和藹可親，幾乎沒有不崇敬何老的，有建議，有問題都願意向他直說。」「長工同志作風民主，襟懷坦盪，待人真誠，純正謙和。」「長工同志顧全大局，不居功，不自傲，不計較個人得失，有黨叫干這行就干好這一行，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地質戰線廣大職工對長工同志也有著深厚的感情，都深深懷念長工同志。」

綜上所述，1952～1967年何長工領導地質工作時期，他將自己在革命戰爭年代積淀的各種優秀精神品質，同時結合地質工作的行業特徵，凝練形成了這一時期的何長工精神。這一精神主要包括：始終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和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等等。這一時期的何長工精神對當時地質行業精神的形成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也是整個地質行業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學習何長工精神是今天繼承和發揚地質精神的一個重要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