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百度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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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經濟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此外，部門經濟地理學也可根據第一產業(采礦、農業、森林採伐、水產捕撈、能源開發)、第二產業(加工製造)、第三產業(運輸、商業、旅遊、服務等)和第四產業(包括金融、保險、新聞出版、科技研究和情報以及行政管理部門)的劃分而進行研究。此外，歷史經濟地理、旅遊經濟地理、經濟地圖等也屬於經濟地理學研究的范疇。
地理學的地域性和綜合性的特點在區域經濟地理學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在20世紀50～60年代，地理學的發展著眼於專業分化，區域地理學一度式微，到了70年代，地理學開始強調自然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緊密聯系進行研究，使區域經濟地理學日益受到重視。區域經濟地理學所研究的地區綜合開發問題，是現代各國地理學研究的主題。 經濟地理學是地理學最重要的分支學科之一，它研究的基本問題是為什麼經濟活動在地球表層的分布是不均勻的。從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視角出發，造成經濟空間分布有疏有密的根本動力是自然環境本底的非均勻分布以及經濟自身的集聚和擴散力量。
基於這種研究議題，經濟地理學顯示出典型的交叉性和綜合性學科特點。一方面，影響經濟集聚和擴散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各種自然要素以及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等人文要素；另一方面，人類在地表的經濟活動已經並且正在強烈地改變著自然格局，造成了全球性、區域性和地方性等不同空間尺度的環境變化和環境問題，成為改變自然環境最主要的動力。
這種學科特性使經濟地理學最有資格成為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研究的紐帶和各類空間尺度的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基礎。應該承認，離開對人類經濟活動的空間規律的認識，也就無法正確透視各種空間尺度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因此，在擺脫單純追求經濟（GDP）增長的發展觀之後，經濟地理學越來越顯示出其具有重大價值的研究視角，可以為塑造新的發展觀做出重要貢獻。
此外，由於經濟地理學長期以來對區域問題的綜合性研究，這門學科也在社會經濟實踐中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國土開發、區域發展和區域規劃、地區可持續發展戰略、重大項目的戰略布局等領域。
經濟地理學也是一門非常活躍的學科，發展演化很快；而且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研究視角和研究范疇呈現多元化。這個特點與其研究對象有著密切的關系——經濟活動本身是不斷變化的，而且展現出巨大的與發展水平和制度環境相關的空間差異。在歐美國家，經濟地理學界幾乎每十多年就出現一輪新的理論思潮，來思索和解釋社會經濟變革的空間內涵和過程。
另外，參加國際會議的經濟地理學者經常會感受到來自不同國家學者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之間的微妙差異。而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都會導致這種差異。承認這種活躍性和多元性並不損害這門學科的科學性（因為核心問題一直是經濟集聚和擴散的動力）；了解這個特性有助於進行更有效的學術交流。在這一點上經濟地理學與其他地學分支是有很大區別的。
在地球表層，除了大氣圈外的其他自然圈層的自然變化的時間尺度都是以數十年、數百年、甚至數十萬年計，而且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變化的影響，因而形成了這些學科相對穩定的研究范疇和研究方法。
如今，隨著人們認識到人類活動是改變自然環境最主要的動力，經濟地理學的活躍性將為地球表層綜合研究帶來生機勃勃的力量。正如克拉克、費爾德曼和格特勒在《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中指出的，「經濟地理學正處於思維變革和快速成長時期的一個充滿未來的時刻……充滿著各種具有深遠現實意義的思維爭辯。」這些思辯將使人們進一步理解、同時也將塑造社會經濟的空間過程，因而將直接促進人類影響下的地表過程研究的發展。

Ⅲ 經濟地理學的現狀與趨勢

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經歷了數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視角轉變，如-60年代的計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主義）、1980年代以來的新區域主義等。從計量革命的新古典經濟學模型解釋、到政治經濟學派的社會結構剖析（社會—空間辯證法）、再到新區域主義對區域發展獨特性和創新能力的分析（如產業氛圍、生產網路、產業區等），經濟地理學的每一次轉變都從更深層次上揭示了經濟活動的空間過程和規律。
1990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研究出現了兩大新的變化：
其一是空間經濟學的再度興起；
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轉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
這兩個變化都被各自的倡導者稱為「新經濟地理學」，也都對這個學科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一種基於「生物學」類比而興起的「演化經濟學」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而基於演化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一種被稱為「演化經濟地理學」的學術思潮新近也在經濟地理學領域浮現出來。
1.1地理經濟學
1990年代初，以克魯格曼（Pual Krugman）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重新拾起並發展了空間經濟學的計量方法，來分析經濟活動的集聚和空間過程。被克魯格曼稱為「新經濟地理學」或地理經濟學。
它是克魯格曼把區位引入到主流經濟學中而創立起來的。其理論的基礎假設是：一、經濟決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論。另外兩個次要假設是：規模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
這種空間分析得到了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認同，但也遭到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批判。其中的主要問題是：它將經濟活動的復雜性簡化為純粹經濟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確的分析的空間單元、缺少實踐應用意義。在崇尚綜合性思維的地理學家看來，這簡直就是研究的倒退。當然，克魯格曼的所謂「新經濟地理學」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經濟學，解釋了不完全競爭在空間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將其作為研究的主體，經濟地理學將喪失其在更高層次的哲學意義上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機會，而只能成為經濟學的「小工」（under-laborer）。
1.2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
在經濟學家倡導空間經濟分析的同時，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對「經濟」本身產生了質疑。受到激進地理學和新興時代文化（新自由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的深刻影響，主流經濟學發生了一次理論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走向了經濟學異端的「制度主義」、經濟社會學以及文化研究等領域。基於此，20世紀80年代經濟地理學開始的理論和方法轉向是以經濟學中的「制度主義」和「經濟社會學」為理論基礎的，稱為「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或「制度轉向」、「文化轉向」。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激進地理學中的路徑依賴，但又拋棄了激進地理學中的結構主義決定論，投入「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社會科學的懷抱。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有效吸收了7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所發展的「嵌入性」、「網路分析」、「社會資本」等理論工具，其方法論認為：經濟活動是特定的社會和制度的產物，它不能只根據原子似的個人動機和市場均衡來解釋，而必須把它置入更廣的社會、經濟、政治的規則、程序、傳統中去理解。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就是要弄清各種制度在塑造資本主義空間經濟過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徑依賴」和「鎖定」機製作用下，資本主義空間經濟的演化動態，以及區域和地方發展的社會調節與治理機制。 依其「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的哲學取向，強調經濟行動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關系性，認為經濟行為者的屬性是依性別、種族、階級、文化並依空間的話語而建構的，決不僅受利潤最大化的單一邏輯支配。
相對於以往的計量革命、政治經濟學派等，這種研究方法和視角成為當今這個時代的新經濟地理學。文化和制度轉向的核心是對「經濟」的重新理解。首先，經濟自身越來越被理解為一種語意論述的現象，是被經濟學家創造的「專門知識」塑造出來的。既然這樣，「經濟」不再是客觀和穩定的事實，而是一種修辭現象。其次，經濟與社會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威特（Granovetter,1985）提出「經濟活動融於具體的社會關系之中」的觀點，即經濟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後，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1992）把「嵌入」引入經濟地理研究，使這個學科融入文化、社會和制度背景之中並從中獲得新的研究內涵與發展方向。這些看似虛無縹緲的轉變預示著巨大的思維變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經濟學塑造的經濟發展軌跡之外思考新的發展機制和發展觀。例如，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根據性別、種族、階級和文化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行為特徵，而制度環境也造就不同的經濟行為。這些思想對於研究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在以上這些轉變的背後是廣泛而深入的全球社會經濟變革。隨著經濟活動頻繁跨越國界，地方與全球之間的空間關系成了地理學家關心的核心問題。理解和解釋全球化過程之中不同地區經濟活動持久的差異性（即經濟的多元性），必須擺脫傳統的思維框架。因此，全球經濟變革的實踐以及相伴出現的研究方法和視角的轉變，為經濟地理學創造了眾多新的、充滿著思維爭辯的研究領域。兩本在世紀之交出版的著作見證並記錄了眾多處於當代經濟地理學前沿的議題，即《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和《經濟地理學伴侶》。這兩本書被認為是經濟地理學這個領域的研究大綱和一份如今和未來研究議題的宣言，而對這些議題的辯論將持續數十年。綜合這兩本側重點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經濟學家的工作，而後者則集中於地理學家的研究），當前國際經濟地理學研究的主要熱點領域是：
1)全球化的研究。經濟全球化涉及了生產、投資、貿易、金融、人才流動等各方面，給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力市場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全球化形成的各種「流」與國家和地方之間的關系。
2)技術進步空間影響的研究。近半個世紀以來，技術進步速度之快幾乎令人眩暈（特別是信息技術）。如此之快的技術進步給社會經濟空間過程帶來的影響尚未得到認識和解釋。這成為地理學家不得不關心的議題。
3)環境與管制研究。歐美經濟地理學者沒有刻意強調可持續發展，但對經濟與環境關系的研究是當前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包括循環經濟、綠色製造、環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態學等具體議題。
4)區域發展研究。1980年代興起的新區域主義仍然在經濟地理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主要議題包括區域創新系統、產業區、學習型區域、知識溢出等。
5)企業區位和企業戰略研究。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歐美經濟地理學的重要研究對象。當前的重要議題包括企業集群、企業的時空管理、企業的空間形態、跨國公司的空間組織等。
6)社會問題的經濟地理研究。包括勞動力、性別（婦女）、社區、種族、工會等問題。 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走過了比較獨特的道路。除了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外，來自歐美國家和前蘇聯學術思想的交替輸入也影響了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過程。總的來講，建國後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可以用「以任務帶學科」來概括，即學科發展的首要目標和驅動力是滿足國家需求、同時以實踐任務促進學科的理論發展和建設。這種直接面對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經濟地理學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也使經濟地理學者在各級政府部門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就這一點而言，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者是望塵莫及的。但是，也正是這樣性質的工作使得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純理論研究相對薄弱。同時，體制的變化也割裂了這個學科理論積累的過程；一部分在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理論和知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這只能說明中國的經濟地理學正處在制度變革時期的理論重構階段，而不能就此認為這個學科缺少理論基礎。
建國後，為滿足國民經濟計劃和生產力布局的需要，中國經濟地理學者廣泛參與了地區綜合考察、鐵路選線、工廠選址、工業基地規劃、農業區劃等工作。在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貢獻的同時，也發展和積累了不少具有重要價值的經濟地理理論知識。如工業布局的技術經濟論證方法、農業區劃方法、工業成組布局理論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經濟地理學者已經開始重視工業發展、城市建設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為後來從事可持續發展研究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中國經濟地理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發展時期。一方面，在國土開發和規劃、區域發展、土地利用、產業發展等領域成為研究主力，所創造的理論知識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點—軸」系統等空間結構理論成為國家和地方國土規劃和區域規劃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劇烈變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領域。特別是，由於農村工業和外資企業成為不少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鄉鎮企業研究和外資研究成為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熱點領域。前者的研究包括鄉鎮企業發展的區域社會經濟環境、區域差異、農村工業化的區域模式等；後者則包括外資的區位偏好、外資的區域影響及其本地工業聯系等。這些研究獲得了不少具有國際可比性的研究成果，進入了國際學術舞台。
1990年代中期以來，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成為中國經濟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一方面，這是社會需求的結果——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的基該國策；另一方面，這也是老一輩地理學家堅持倡導「地理學是一門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與關系及其時空規律的科學」所結的碩果。應該看到，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是最能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特點的研究領域。在這個領域，經濟地理學者提出了人口—資源—環境—發展（PRED）協調理論、區域可持續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等，在國家和地方的可持續發展決策中佔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經濟地理學者還聯合其他學科的學者開展了區域發展地學基礎的綜合研究，以期為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論基礎；參與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變化等綜合研究。如果說此前的經濟地理學的綜合性主要體如今學科本身的研究視角的話，那麼最近的研究證明經濟地理學開始主動開展與地學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成為地球表層綜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躍的力量。
當然，近二十多年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也受到了歐美國家學術思想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後引進的理論和方法主要有區位理論、計量方法和企業地理學等，出版了一系列相關理論著作。如《區位論及區域分析方法》（陸大道）、《高等經濟地理學》（楊吾楊、梁進社）、《現代工業地理學》（王緝慈）等。這些學術思想對中國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對於上一年，一批經濟地理學者開始直接參與國際經濟地理學前沿議題的研究，包括產業區、企業集群、高新技術產業、區域創新系統、信息技術的空間影響、經濟全球化等。這表明，中國經濟地理學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異的障礙、開始與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研究接軌。這些前沿議題的研究將為中國經濟地理學奠定更加扎實的理論基礎。 經濟地理學是一門與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等密切相關的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因而其研究范疇和研究視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中國的經濟地理學全面與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接軌是危險的，會脫離這門學科應該服務的國家目標，喪失其重要的社會價值。但是，這並不否認它存在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必要性。面向現階段國家目標，中國經濟地理學的核心問題應該是區域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這個核心問題統帥之下，應充分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特點，進行多元化的具體議題和科學問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上則要多借鑒國際經濟地理學的做法。總體上，我們認為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應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1）國家目標與理論研究之間的關系。應該承認，完成國家目標是一個學科社會價值最直接的體現和獲得社會認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須看到，沒有科學理論的支撐，任何一個學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國家目標，也無法從更高層次上參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塑造。兩者之間是「標」、「本」的關系。所以，從根本上，經濟地理學還是要注重理論研究，而研究的理論必須是針對國家目標的、是為了更好地完成國家目標。
2）核心問題與具體研究議題之間的關系。一個學科的核心問題往往是比較宏觀的科學目標，需要由眾多的具體研究議題來支撐，而這些研究議題未必在表面上直接與核心問題發生聯系。因而，不能憑字面意思或表面聯系來判斷具體研究議題對於核心問題的價值和意義；在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中尤其應該避免如此。也就是說，具體議題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畢竟，科學問題是可以規劃的，而科學理論是無法規劃出來的。
3）走向國際學術界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地理學之間的關系。承認經濟地理學研究范疇和研究視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國家間經濟地理學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開展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研究，對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至關重要。首先，是開拓研究視野的需要——我們需要了解市場經濟體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議題；其次，是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學術問題需要由多國學者共同來研究；第三，是樹立國際學術地位的需要。當然，考慮到這門學科的特點，這類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脫離國情。
4）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之間的關系。過去十多年，中國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大多著墨於相對宏觀的研究議題，對於經濟活動參與者（企業、人、社會機構等）和影響要素的比較微觀的研究不足。宏觀議題通常能夠較好地與社會（國家）需求結合，容易得到社會認同。但是，宏觀問題研究沒有微觀案例研究的支撐，很容易成為「空中樓閣」。從宏觀問題著眼、從微觀案例入手，是最有價值的研究思路。
5）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的關系。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學科進行學術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主要體如今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們認為，既不能有「數學迷信主義」，也不能有「數學模型無用論」。在這類交叉學科，數學模型是理論思辯的輔助工具。這些學科強調人文關懷，因而邏輯推理（演繹和歸納）或許比抽象模型更有說服力。在「現實問題—理論假設—概念模型—數據獲得（包括數字和經驗事實）—理論可靠性—理論含義（implications）」這個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並非不可或缺的一步。

Ⅳ 我想系統學習一下區域經濟學，如何能夠找到我需要的資料呢

你想系統學習區域經濟學，可閱讀或參考以下教材：
陳秀山等，《區域經濟理論》回，商務印書答館，2003
阿姆斯特朗、泰勒，《區域經濟學與區域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魏後凱，《現代區域經濟學》，經濟管理出版社，2006
王錚等，《理論經濟地理學》，科學出版社，2003
安虎森，《空間經濟學教程》，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克拉克等，《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商務印書館，2005
Baldwin, Richard et al., 2003,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尤其是閱讀2008年諾貝爾獎得主空間--經濟學的最後一個前沿，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
等大家的經典著作：《空間經濟學》、《地理和貿易》、《發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國際貿易新理論》、《國際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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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學經濟地理的必看的五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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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環境地理學的研究進展

經濟地理學是地理學最重要的分支學科之一，它研究的基本問題是為什麼經濟活動在地球表層的分布是不均勻的。從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視角出發，造成經濟空間分布有疏有密的根本動力是自然環境本底的非均勻分布以及經濟自身的集聚和擴散力量。基於這種研究議題，經濟地理學顯示出典型的交叉性和綜合性學科特點。一方面，影響經濟集聚和擴散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各種自然要素以及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等人文要素；另一方面，人類在地表的經濟活動已經並且正在強烈地改變著自然格局，造成了全球性、區域性和地方性等不同空間尺度的環境變化和環境問題，成為改變自然環境最主要的動力。這種學科特性使經濟地理學最有資格成為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研究的紐帶和各類空間尺度的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基礎。應該承認，離開對人類經濟活動的空間規律的認識，也就無法正確透視各種空間尺度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因此，在擺脫單純追求經濟（GDP）增長的發展觀之後，經濟地理學越來越顯示出其具有重大價值的研究視角，可以為塑造新的發展觀做出重要貢獻。此外，由於經濟地理學長期以來對區域問題的綜合性研究，這門學科也在社會經濟實踐中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國土開發、區域發展和區域規劃、地區可持續發展戰略、重大項目的戰略布局等領域。
經濟地理學也是一門非常活躍的學科，發展演化很快；而且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研究視角和研究范疇呈現多元化。這個特點與其研究對象有著密切的關系——經濟活動本身是不斷變化的，而且展現出巨大的與發展水平和制度環境相關的空間差異。在歐美國家，經濟地理學界幾乎每十多年就出現一輪新的理論思潮，來思索和解釋社會經濟變革的空間內涵和過程。另外，參加國際會議的經濟地理學者經常會感受到來自不同國家學者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之間的微妙差異。而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都會導致這種差異。承認這種活躍性和多元性並不損害這門學科的科學性（因為核心問題一直是經濟集聚和擴散的動力）；了解這個特性有助於進行更有效的學術交流。在這一點上經濟地理學與其他地學分支是有很大區別的。在地球表層，除了大氣圈外的其他自然圈層的自然變化的時間尺度都是以數十年、數百年、甚至數十萬年計，而且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變化的影響，因而形成了這些學科相對穩定的研究范疇和研究方法。現在，隨著人們認識到人類活動是改變自然環境最主要的動力，經濟地理學的活躍性將為地球表層綜合研究帶來生機勃勃的力量。正如克拉克、費爾德曼和格特勒在《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中指出的，「經濟地理學正處於思維變革和快速成長時期的一個充滿未來的時刻……充滿著各種具有深遠現實意義的思維爭辯。」這些思辯將使人們進一步理解、同時也將塑造社會經濟的空間過程，因而將直接促進人類影響下的地表過程研究的發展。 國際經濟地理學研究現狀與趨勢
二戰後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經歷了數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視角轉變，如1950-60年代的計量革命、1970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主義）、1980年代以來的新區域主義等。從計量革命的新古典經濟學模型解釋、到政治經濟學派的社會結構剖析（社會—空間辯證法）、再到新區域主義對區域發展獨特性和創新能力的分析（如產業氛圍、生產網路、產業區等），經濟地理學的每一次轉變都從更深層次上揭示了經濟活動的空間過程和規律。1990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研究出現了兩大新的變化：其一是空間經濟學的再度興起；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轉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這兩個變化都被各自的倡導者稱為「新經濟地理學」，也都對這個學科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另一方面，一種基於「生物學」類比而興起的「演化經濟學」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而基於演化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一種被稱為「演化經濟地理學」的學術思潮新近也在經濟地理學領域浮現出來。
1.1地理經濟學
1990年代初，以克魯格曼（Pual Krugman）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重新拾起並發展了空間經濟學的計量方法，來分析經濟活動的集聚和空間過程。被克魯格曼稱為「新經濟地理學」或地理經濟學。
它是克魯格曼把區位引入到主流經濟學中而創立起來的。其理論的基礎假設是：一、經濟決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論。另外兩個次要假設是：規模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
這種空間分析得到了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認同，但也遭到部分經濟地理學者的批判。其中的主要問題是：它將經濟活動的復雜性簡化為純粹經濟因素的分析、缺少明確的分析的空間單元、缺少實踐應用意義。在崇尚綜合性思維的地理學家看來，這簡直就是研究的倒退。當然，克魯格曼的所謂「新經濟地理學」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例如，它超越新古典經濟學，解釋了不完全競爭在空間集聚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將其作為研究的主體，經濟地理學將喪失其在更高層次的哲學意義上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機會，而只能成為經濟學的「小工」（under-laborer）。
1.2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
在經濟學家倡導空間經濟分析的同時，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對「經濟」本身產生了質疑。受到激進地理學和新興時代文化（新自由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的深刻影響，主流經濟學發生了一次理論和方法的重新定向，走向了經濟學異端的「制度主義」、經濟社會學以及文化研究等領域。基於此，20世紀80年代經濟地理學開始的理論和方法轉向是以經濟學中的「制度主義」和「經濟社會學」為理論基礎的，稱為「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或「制度轉向」、「文化轉向」。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激進地理學中的路徑依賴，但又拋棄了激進地理學中的結構主義決定論，投入「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社會科學的懷抱。
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有效吸收了7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所發展的「嵌入性」、「網路分析」、「社會資本」等理論工具，其方法論認為：經濟活動是特定的社會和制度的產物，它不能只根據原子似的個人動機和市場均衡來解釋，而必須把它置入更廣的社會、經濟、政治的規則、程序、傳統中去理解。制度主義經濟地理學就是要弄清各種制度在塑造資本主義空間經濟過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徑依賴」和「鎖定」機製作用下，資本主義空間經濟的演化動態，以及區域和地方發展的社會調節與治理機制。
依其「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的哲學取向，強調經濟行動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關系性，認為經濟行為者的屬性是依性別、種族、階級、文化並依空間的話語而建構的，決不僅受利潤最大化的單一邏輯支配。
相對於以往的計量革命、政治經濟學派等，這種研究方法和視角成為當今這個時代的新經濟地理學。文化和制度轉向的核心是對「經濟」的重新理解。首先，經濟自身越來越被理解為一種語意論述的現象，是被經濟學家創造的「專門知識」塑造出來的。既然這樣，「經濟」不再是客觀和穩定的事實，而是一種修辭現象。其次，經濟與社會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威特（Granovetter, 1985）提出「經濟活動融於具體的社會關系之中」的觀點，即經濟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之後，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 1992）把「嵌入」引入經濟地理研究，使這個學科融入文化、社會和制度背景之中並從中獲得新的研究內涵與發展方向。這些看似虛無縹緲的轉變預示著巨大的思維變革，即可以在新古典經濟學塑造的經濟發展軌跡之外思考新的發展機制和發展觀。例如，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根據性別、種族、階級和文化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行為特徵，而制度環境也造就不同的經濟行為。這些思想對於研究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在以上這些轉變的背後是廣泛而深入的全球社會經濟變革。隨著經濟活動頻繁跨越國界，地方與全球之間的空間關系成了地理學家關心的核心問題。理解和解釋全球化過程之中不同地區經濟活動持久的差異性（即經濟的多元性），必須擺脫傳統的思維框架。因此，全球經濟變革的實踐以及相伴出現的研究方法和視角的轉變，為經濟地理學創造了眾多新的、充滿著思維爭辯的研究領域。兩本在世紀之交出版的著作見證並記錄了眾多處於當代經濟地理學前沿的議題，即《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和《經濟地理學伴侶》。這兩本書被認為是經濟地理學這個領域的研究大綱和一份現在和未來研究議題的宣言，而對這些議題的辯論將持續數十年。綜合這兩本側重點各有不同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經濟學家的工作，而後者則集中於地理學家的研究），當前國際經濟地理學研究的主要熱點領域是：
1)全球化的研究。經濟全球化涉及了生產、投資、貿易、金融、人才流動等各方面，給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力市場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全球化形成的各種「流」與國家和地方之間的關系。
2)技術進步空間影響的研究。近半個世紀以來，技術進步速度之快幾乎令人眩暈（特別是信息技術）。如此之快的技術進步給社會經濟空間過程帶來的影響尚未得到認識和解釋。這成為地理學家不得不關心的議題。
3)環境與管制研究。歐美經濟地理學者沒有刻意強調可持續發展，但對經濟與環境關系的研究是目前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包括循環經濟、綠色製造、環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態學等具體議題。
4)區域發展研究。1980年代興起的新區域主義仍然在經濟地理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主要議題包括區域創新系統、產業區、學習型區域、知識溢出等。
5)企業區位和企業戰略研究。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歐美經濟地理學的重要研究對象。目前的重要議題包括企業集群、企業的時空管理、企業的空間形態、跨國公司的空間組織等。
6)社會問題的經濟地理研究。包括勞動力、性別（婦女）、社區、種族、工會等問題。 我國經濟地理學研究進展
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走過了比較獨特的道路。除了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因素外，來自歐美國家和前蘇聯學術思想的交替輸入也影響了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過程。總的來講，建國後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可以用「以任務帶學科」來概括，即學科發展的首要目標和驅動力是滿足國家需求、同時以實踐任務促進學科的理論發展和建設。這種直接面對政府需求的研究工作使經濟地理學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也使經濟地理學者在各級政府部門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就這一點而言，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者是望塵莫及的。但是，也正是這樣性質的工作使得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純理論研究相對薄弱。同時，體制的變化也割裂了這個學科理論積累的過程；一部分在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理論和知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這只能說明我國的經濟地理學正處在制度變革時期的理論重構階段，而不能就此認為這個學科缺少理論基礎。
建國後，為滿足國民經濟計劃和生產力布局的需要，我國經濟地理學者廣泛參與了地區綜合考察、鐵路選線、工廠選址、工業基地規劃、農業區劃等工作。在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貢獻的同時，也發展和積累了不少具有重要價值的經濟地理理論知識。如工業布局的技術經濟論證方法、農業區劃方法、工業成組布局理論等。而且，早在1970年代，經濟地理學者已經開始重視工業發展、城市建設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為後來從事可持續發展研究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我國經濟地理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發展時期。一方面，在國土開發和規劃、區域發展、土地利用、產業發展等領域成為研究主力，所創造的理論知識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點—軸」系統等空間結構理論成為國家和地方國土規劃和區域規劃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劇烈變革也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領域。特別是，由於農村工業和外資企業成為不少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鄉鎮企業研究和外資研究成為近二十年來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熱點領域。前者的研究包括鄉鎮企業發展的區域社會經濟環境、區域差異、農村工業化的區域模式等；後者則包括外資的區位偏好、外資的區域影響及其本地工業聯系等。這些研究獲得了不少具有國際可比性的研究成果，進入了國際學術舞台。
1990年代中期以來，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成為我國經濟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一方面，這是社會需求的結果——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另一方面，這也是老一輩地理學家堅持倡導「地理學是一門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與關系及其時空規律的科學」所結的碩果。應該看到，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是最能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特點的研究領域。在這個領域，經濟地理學者提出了人口—資源—環境—發展（PRED）協調理論、區域可持續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等，在國家和地方的可持續發展決策中佔有了重要一席。此外，經濟地理學者還聯合其他學科的學者開展了區域發展地學基礎的綜合研究，以期為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更深入的理論基礎；參與了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變化等綜合研究。如果說此前的經濟地理學的綜合性主要體現在學科本身的研究視角的話，那麼最近的研究證明經濟地理學開始主動開展與地學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成為地球表層綜合研究的重要的、活躍的力量。
當然，近二十多年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也受到了歐美國家學術思想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後引進的理論和方法主要有區位理論、計量方法和企業地理學等，出版了一系列相關理論著作。如《區位論及區域分析方法》（陸大道）、《高等經濟地理學》（楊吾楊、梁進社）、《現代工業地理學》（王緝慈）等。這些學術思想對我國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來，一批經濟地理學者開始直接參與國際經濟地理學前沿議題的研究，包括產業區、企業集群、高新技術產業、區域創新系統、信息技術的空間影響、經濟全球化等。這表明，我國經濟地理學正在克服制度和文化差異的障礙、開始與國際主流經濟地理學研究接軌。這些前沿議題的研究將為我國經濟地理學奠定更加扎實的理論基礎。 對發展我國經濟地理學的幾點思考
經濟地理學是一門與發展階段、制度環境、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等密切相關的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因而其研究范疇和研究視角存在多元性是正常的。要求我國的經濟地理學全面與歐美國家的經濟地理學接軌是危險的，會脫離這門學科應該服務的國家目標，喪失其重要的社會價值。但是，這並不否認它存在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必要性。面向現階段國家目標，我國經濟地理學的核心問題應該是區域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這個核心問題統帥之下，應充分發揮經濟地理學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特點，進行多元化的具體議題和科學問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上則要多借鑒國際經濟地理學的做法。總體上，我們認為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應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1）國家目標與理論研究之間的關系。應該承認，完成國家目標是一個學科社會價值最直接的體現和獲得社會認可的主要源泉。但是，也必須看到，沒有科學理論的支撐，任何一個學科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國家目標，也無法從更高層次上參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塑造。兩者之間是「標」、「本」的關系。所以，從根本上，經濟地理學還是要注重理論研究，而研究的理論必須是針對國家目標的、是為了更好地完成國家目標。
2）核心問題與具體研究議題之間的關系。一個學科的核心問題往往是比較宏觀的科學目標，需要由眾多的具體研究議題來支撐，而這些研究議題未必在表面上直接與核心問題發生聯系。因而，不能憑字面意思或表面聯系來判斷具體研究議題對於核心問題的價值和意義；在綜合性和交叉性學科中尤其應該避免如此。也就是說，具體議題的研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畢竟，科學問題是可以規劃的，而科學理論是無法規劃出來的。
3）走向國際學術界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地理學之間的關系。承認經濟地理學研究范疇和研究視角的多元性，不表明不同國家間經濟地理學研究不需要和不能交流。開展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研究，對我國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至關重要。首先，是開拓研究視野的需要——我們需要了解市場經濟體制下需要研究哪些重要議題；其次，是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使很多學術問題需要由多國學者共同來研究；第三，是樹立國際學術地位的需要。當然，考慮到這門學科的特點，這類研究不能、也不可能脫離國情。
4）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之間的關系。過去十多年，我國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大多著墨於相對宏觀的研究議題，對於經濟活動參與者（企業、人、社會機構等）和影響要素的比較微觀的研究不足。宏觀議題通常能夠較好地與社會（國家）需求結合，容易得到社會認同。但是，宏觀問題研究沒有微觀案例研究的支撐，很容易成為「空中樓閣」。從宏觀問題著眼、從微觀案例入手，是最有價值的研究思路。
5）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的關系。這是自然和人文交叉學科進行學術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我們認為，既不能有「數學迷信主義」，也不能有「數學模型無用論」。在這類交叉學科，數學模型是理論思辯的輔助工具。這些學科強調人文關懷，因而邏輯推理（演繹和歸納）或許比抽象模型更有說服力。在「現實問題—理論假設—概念模型—數據獲得（包括數字和經驗事實）—理論可靠性—理論含義（implications）」這個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並非不可或缺的一步。

Ⅷ 劉衛東的主要論著

已經發表論文和專著章節70餘篇，參與專著編寫10餘部，牽頭完成譯著2本，為國家和地方有關部門完成研究報告20餘份。代表性論著如下：
（部分英文題目論文略）
10.劉衛東等，2009，《地理學評論：第四屆人文地理學沙龍紀實》，北京：商務印書館
11.劉衛東等，2008，《2007中國區域發展報告》，北京：商務印書館；
12.劉衛東等，2003，《西部開發重點區域規劃前期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13.劉衛東等，2007，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演變趨勢研究，《地理科學》，27(5)：609-616；
14.劉衛東、陸大道，2005，新時期我國區域空間規劃的方法論探討，《地理學報》，60(6)： 894-902；
15.劉衛東、甄峰，2004，信息化對社會經濟空間組織的影響研究，《地理學報》，50（增刊）：67-76；
16.劉衛東、陸大道，2004，經濟地理學研究進展，《中國科學院院刊》，19(1)：35-39；
17.陸大道、劉衛東，2003，區域發展地學基礎綜合研究的意義、進展與任務，《地球科學進展》，18(1)：12-21；
18.劉衛東，2002，論我國互聯網的發展及其潛在空間影響，《地理研究》，21(3)：347-356；
19.武巍、劉衛東、劉毅，2007，中國地區銀行業金融系統的區域差異，《地理學報》，62(12)：1235-1243；
20.劉紅光、劉衛東，2009，中國工業燃燒能源導致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地理科學進展》，28(2)：285-292。
譯 著：
1.劉衛東、王緝慈、李小建、杜德斌等譯，2005，《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Eds. by Clark G., Feldman M. & Gertler M），北京：商務印書館；
2.劉衛東等譯，2007，《全球性轉變：重塑21世紀的全球經濟地圖》（Dicken P.），北京：商務印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