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地理學

㈠ 演化經濟地理學的優勢與不足有哪些

主流經濟學主要關注區域經濟收斂與發散。理論上，主流經濟學內部不同學派往往基於不同假設，得出不同結論，有時甚至相互矛盾。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構建一種市場會自發糾正區域發展不平衡的世界觀，即要素自由流動會導致區域經濟收斂。國際貿易理論與新古典增長理論都推斷出區域人均收入水平將在長期內趨於一致，盡管其實現機制並不完全一致。國際貿易理論多運用比較靜態的方法，在一定假設條件下推導出自由貿易將導致兩國相對工資水平與相對利率趨於一致。若要素可自由流動，則地區間的真實工資與真實利率也將一致。新古典增長理論則運用動態模型方法，指出不同封閉經濟體盡管初始條件有差異，但由於資本報酬遞減，會導致地區間增長率的條件收斂，並最終在長期內導致收入水平的絕對收斂。總體而言，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多從供給側要素出發，推導出區域經濟收斂。

另外一些理論則展現區域經濟發散的景觀。如循環累積因果理論指出循環累積因果和規模報酬遞增將導致區域經濟發散。具體而言，發達地區較大的總需求會導致更多的總生產，在規模報酬遞增的條件下，資本不會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區。經濟一輪又一輪的循環累積因果，發達地區總需求和總供給都不斷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也不斷提高。最終，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收入差距趨於發散。這時市場不會自發縮小區域差距，政府幹預才能縮小區域發展不平衡。此外，區域內生增長理論，強調規模效應、集聚經濟、干中學、知識溢出效應、人力資本溢出效應等，區域經濟發展將呈現「馬太效應」，區域經濟不但不收斂，反而差異不斷擴大。

在經濟地理學中，20世紀60年代末期，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興起，提出了區域不平衡發展理論，旨在闡述資本主義條件下區域經濟體系的增長與衰退。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認為，區域經濟體系的收斂與分散是偽問題，因為從長時段來看，資本出於不斷增值目的會在地區之間不斷來迴流動，就像坐在蹺蹺板上一樣，導致地區之間增長與衰退的循環往復以及周期性的產業重構。資本出於增值目的會大量湧入盈利率更高的地區，資本湧入地經濟快速增長，資本退出地經濟相對衰退。隨著資本在湧入地不斷積累，盈利率不斷下降，這時資本會再次回到上一輪的退出地，因為上一輪資本退出導致勞動力與土地價格下降，這反而為下一輪資本盈利提供了條件。因此，從長時段來看，為了實現最大資本積累，資本會在地區之間不斷來迴流動，不同地區會在增長與衰退之間不斷進行角色轉換。馬克思主義地理學不僅關注資本空間過程，還關注勞動力空間過程及其與資本積累與區域不平衡發展之間的關系。Massey（1984）研究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英國的勞動力空間重構，指出舊有勞動地域分工表現為不同地區產業結構的差異。不同地區盡管產業結構不同，但都布局有企業總部、研發機構和生產車間，分布在各地區的不同產業的企業總部和研發機構都開始向特定地區匯集，而生產車間留在了邊緣地區，形成了新的勞動地域分工。實現最大資本積累同樣是勞動力空間重構的根本原因，這一過程強化了區域不平衡發展。因為經過勞動力空間重構，更多利潤留在了總部與研究機構所在地，而生產型地區所留的利潤變少。可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更多地從資本的空間過程和勞動力的空間重構角度理解區域不平衡發展問題。

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迅速，穩定的經濟環境為福特式生產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法國調節學派分析了在福特主義下由大生產和大消費構成的積累模式如何與由貨幣制度、勞資關系、競爭形式、國家干預和國際經濟體系構成的調節模式相適應。但是，20世紀70年代後，資本主義國家經常遭遇社會騷亂、匯率浮動、石油價格波動和國際債務危機，並且出現了市場飽和、消費者需求多樣化等新變化。充滿不確定性的、快速變動的外部市場環境使得僵化的福特式生產不再適用，而要求出現一種能夠快速應對市場變化的新型生產組織模式，即彈性專業化生產。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在美國和西歐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許多以福特主義生產為特點的地區陷入衰落，而一些以後福特主義為特點的地區開始快速興起。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經濟地理學對產業集群或新產業區展開了大量研究，探究其對地區產業競爭力提升和創新的影響，關注地方的特定製度、社會基礎與文化因素如何與產業集群網路式的生產組織形式相適應，從而靈活應對快速變動的市場。一些過於宏大的分析工具，如貨幣制度、競爭形式、國家干預和國際經濟體系這類宏大調節模式逐步被摒棄。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常變動的市場環境，企業家需要靈活調整勞動力、資本投入、工資、價格、上下游產品供應量以及產品設計等。產業集群網路式的生產組織模式與這些新需求相適應。在網路式的生產組織中，企業等經濟主體往往需要及時共享信息，共同解決問題，共擔風險，加強合作與互惠等，這時正式合約不再重要，以信任為代表的社會文化因素開始突顯其重要性。以信任為代表的社會文化因素往往是地方性的，需要在較長時間的日常生活與社會互動中形成。經濟地理學還研究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響，如地方風俗習慣、行為規范和法律法規等。總之，經濟地理學的制度與文化轉向基於非經濟因素理解區域發展，強調了地方尺度特定製度、社會基礎與文化因素與產業集群網路式的生產組織模式相結合，可以更好地應對充滿不確定性的、快速變動的市場環境。
20世紀90年代初，伴隨著西方發達國家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經濟地理學開始將知識、學習和創新看作是區域競爭力的源泉，形成了區域創新系統和學習型區域等理論。這些理論也多受經濟地理學制度與文化轉向的影響，強調信任和緊密的社會聯系會將創新主體粘連在一起，這有助於降低創新不確定性，促進區域內隱性知識傳播和集體學習。經濟地理學的加利福尼亞學派將交易成本概念應用到新產業區研究中。在企業層面，企業在權衡內外部交易成本後會採取垂直分散化生產組織方式。在地區層面，大量處於同一產業領域的生產商和銷售商保持地理臨近，有助於應對市場風險和降低交易成本。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經濟地理學認識到新區域主義的不足，開始將全球力量納入區域發展研究，形成了全球—地方聯系視角（賀燦飛和毛熙彥，2015）。最初，一些超級全球化論者認為，隨著交通和通信技術進步，資本將跨越國界在世界范圍內「游牧」，搜尋成本最低或收益最大地點。區位變得不再重要，地理將走向終結。然而，新區域主義者卻認為地方獨特的制度、社會與文化要素仍將吸引經濟要素向特定地區匯集，導致持久的地理發展不平衡。在與全球化論者的爭論中，經濟地理學者逐步認識到全球化和地方化實際上是並行不悖的過程，經濟活動一方面在全球范圍內水平展開，另一方面在特定地區得到深化。新區域主義的不足在於其僅從區域內部尋找區域競爭力的源泉，卻忽視了全球化力量對區域發展的影響。實際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區域內部力量與區域外部力量相互交織共同推動區域發展。因此，只有全面考察全球力量、地方力量及其復雜互動關系才能更好地認識區域發展。這一時期，區域發展仍然主要體現為產業集群發展，只是研究視角由新區域主義向全球—地方聯系視角轉變。

21世紀初，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推進，全球價值鏈與全球生產網路不斷形成且日益深化，經濟地理學開始關注地區企業價值鏈升級等問題。20世紀八九十年代，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盛行，國家力量下降和國家邊界打開，在跨國公司主導下，全球范圍內不同地方微觀經濟主體直接聯系在一起。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開始由區域產業集群轉變為全球生產網路及其價值鏈。在分析方法上，經濟地理學摒棄了全球—地方聯系的分析方法，採取了立體網路化的研究方法。經濟地理學試圖對全球范圍內不同地方的微觀行為主體、制度及其復雜關系做全景展示，從而細致描繪全球生產網路背景下地區企業價值鏈升級。

在理論層面，經典區域發展理論未觸及區域產業演化的歷史軌跡，未能提供有效分析工具，以研究區域產業演化路徑以及區域新產業發展路徑的形成。主流經濟學雖然強調區域要按比較優勢發展產業，但要素稟賦較為相似的地區往往可以形成迥異的產業演化路徑，主流經濟學對這類問題無法提供較為詳盡的回答。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區域不平衡發展理論多在較為抽象的層面上探討資本在空間上的矛盾運動，實際上很少涉及具體產業發展問題。20世紀80年代後，經濟地理學的制度與文化轉向考察了非經濟因素對區域產業集群增長的影響。全球—地方聯系視角突出了外部聯系對增強產業集群活力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經濟地理學開始在企業層面考察跨國公司與後發地區企業之間的關系，區域發展基本等同於後發地區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位置的攀升。就區域發展而言，制度、文化和關系轉向的共同點在於，其都將區域發展看作是現有產業或現有企業的增長，卻忽視了區域發展還包括新產業進入和舊產業退出。經濟發展是一個「創造性破壞」過程，新經濟活動不斷出現而舊經濟活動不斷消亡。從這個意義上說，區域發展是一個新產業不斷出現而舊產業不斷消亡的動態過程，這是演化經濟地理學的肇始。經濟地理學要分析區域產業演化的歷史軌跡，挖掘區域現有產業發展路徑如何規制或約束著新產業的產生空間，探索區域產業演化中的非線性變化。

㈡ 地質學（geology）和地理學（geography）的區別是什麼

通俗地說，地理和地理與地球科學有關。

• 地理的主要特徵：

地理主要是區域性的環境系統，以及與人類、地質一般地質史和現代地球物理化學狀態有關的一般方面。首先，根據網路全書的人口、資源、經濟、政治、文化、旅遊、歷史、定居地理、社會和社區等內容，將地理劃分為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人文地理。根據自然地理自然地理(愛文林,2008)的分類目錄,研究包括地球系統,地球進化和岩石層,地貌過程,景觀系統,地球的大氣層,氣候和環境,水循環和水運動、地球系統的水環境、土壤、土壤環境系統,生物圈,地球的生態系統、自然地理系統。

地質學和地理學雖然不是完全相同的學科，但是他們有相通的地方，如果好奇的話，可以查閱一下相關的資料，會有更為詳細的解答呀！

㈢ 古生物地理演化

晚白堊世至古近紀在印度大陸北緣和岡底斯南緣發育了豐富的底棲大有孔蟲動物群。這類微體動物具有特殊的生態和地理分布特徵，使之成為研究古地理演化的有力手段。一般泛指個體大於2mm的有孔蟲動物為底棲大有孔蟲，它不是一個分類單元。這種動物生活在淺海透光的底質上，喜歡含氧量充足和溫暖的條件。追索這類動物在地質歷史中的地理分布特徵，可以推測和恢復不同時期的古地理演化，進而為板塊的運移提供證據。

1.白堊紀中期圓笠蟲古地理

圓笠蟲(Orbitolininids)是一類砂質膠結殼類型的底棲大有孔蟲。因其外形類似斗笠而得中文譯名。該類生物常見於世界許多地區白堊紀中期的海相地層中，從早白堊世Barremian晚期開始出現，至晚白堊世Cenomanian期末消亡。它地理分布廣、演化迅速，對地層劃分具有重要作用。從生態學角度來看，Orbitolinids生活於溫暖近岸的淺海環境，常見於碳酸鹽豐富的沉積區，又能適應濁度較高的水體環境。在淺海環境中，其形態常隨海水深淺和近岸帶水動力強弱不同而變化，其殼體結構也常隨生活周圍物質的不同而不同。在清潔的海底，它可以吸附細粒的碳酸鹽顆粒構建自己的外殼，而在陸源物質大量注入的渾濁水底，它又以周圍粗大的類型各異的顆粒組合殼體。這類生物的生存環境局限於溫暖近岸的淺海地帶，其古地理分布不僅受氣候緯度分帶的影響，而且更嚴格地受深海洋盆和陸地環境的阻隔。因此，對其地理分布的研究有助於恢復其生存時期古地理位置的演變。

白堊紀西藏處於特提斯海的東部。構造意義上的特提斯通常是指歐亞大陸南部一條全球性緯向展布的構造域，地質學家將其稱為勞亞大陸與岡瓦納大陸之間的、略呈東西走向的寬闊海洋，它最終閉合消亡而形成現今大陸上的巨型特提斯造山帶(劉增乾等，1990)。這一造山帶是地球上地殼結構和岩石圈結構最復雜、造山帶類型最多的構造域，它不但記錄了南方岡瓦納大陸裂解、亞洲大陸的增生以及最終匯聚拼合並隆升的地質歷史，而且也記錄了特提斯洋發生、發展和消亡過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地質事件。一般認為青藏高原是由一系列微板塊及板片組成的，它們之間以深海殘體、蛇綠岩和混雜岩等共同組成的板塊消減帶——縫合線為界，在三度空間上，青藏高原呈現出以活動的「條」與穩定的「塊」相間的大地構造格局，並且主體呈東西向展布(王乃文，1983 a、b；劉增乾等，1990；潘裕生等，1998)。班公錯 怒江縫合帶是中侏羅世的一個中特提斯洋，而印度河-雅魯藏布江縫合帶則是從晚三疊世出現大規模張裂，經侏羅紀、白堊紀的擴張而形成的中生代特提斯大洋。它至晚白堊世開始收縮，古近紀完全閉合。王乃文(1983 a和b)將兩縫合帶之間的區域稱為藏北陸塊，一般用拉薩地塊(或地體)來代表這一東西向延展的地區(麥爾西葉等，1984；潘裕生等，1998)。本地塊內，前寒武系為中、深變質岩系，構成結晶基底，之上為以海相穩定型為主的古生代至古近紀的沉積蓋層。白堊紀中期Orbitolinids動物群主要生活在拉薩地塊內，其北側羌塘盆地的局部地區亦有發現。古構造格局的變化能影響生物區系的分異，反而言之，對古生物地理的研究將恢復大陸板塊的相對位置。

(1)拉薩地塊和羌塘盆地的圓笠蟲

在拉薩地塊，白堊紀中期沉積分布在三種類型的沉積盆地中，由南向北為：岡底斯南緣弧前盆地、岡底斯-念青唐古拉弧內盆地和藏北弧背盆地(餘光明、王成善，1990)。在這三個沉積盆地中均產有豐富的圓笠蟲(Orbitolinids)動物群，據目前研究結果，該動物群在西藏的分布僅限於這三個沉積盆地中。

岡底斯南緣弧前盆地位於拉薩地塊以南沿印度河-雅魯藏布江縫合帶之北長約550km，寬約20km的范圍內。其古構造環境北依岡底斯岩漿弧，南接雅魯藏布江蛇綠岩帶及蛇綠混雜岩帶。盆地呈東西向延伸，沉積了主要源於大陸鄰區的巨厚陸源碎屑復理石相。沉積地層主要包括桑祖崗組和昂仁組。桑祖崗組為一套灰色厚層狀生物碎屑灰岩及塊狀生物灰岩，富含有孔蟲、珊瑚和厚殼蛤等化石，Orbitolinids動物群主要見於桑祖崗組的灰岩中。昂仁組是主要源於大陸鄰區的巨厚陸源碎屑復理石相，在其底部的部分層位也見到Orbitolinids的化石(萬曉樵等，1997)。桑祖崗組所含 Orbitolinids 經何炎等(1976)研究，有Orbitolina aperta，O.conica，O.scutum，O.lamina，O.concava等，據O.concava的出現，將化石組合時代定為Cenomanian期。在隨後的研究中，更多研究者對這一化石名單作了修正。根據重新鑒定，認為該化石組合時代為早白堊世Aptian期至Albian早期(王思恩，1988；尹集祥等，1988b)。筆者對桑祖崗組化石做了再次研究，鑒定有Orbitolina conica，O.scutum，O.texana，O.aperta和O.discoidea等，同時根據其上覆昂仁組底部的Orbitolina和菊石化石的層位控制，進一步確定桑祖崗組的Orbitolinids動物群時代為Aptian期至Albian早期(萬曉樵等，1997)。

岡底斯-念青唐古拉弧內盆地是指岡底斯岩漿弧區內存在的一系列以斷裂為邊界的拉張盆地，其形成與局部的火山 構造沉陷作用有關。盆地內的白堊系包括下統的林布宗組、楚木龍組、塔克那組和上統的設興組。該盆地沉積地層在拉薩以北的林周一帶出露最好，向西在謝通門、打加錯等地也有發現。Orbitolinids動物群繁盛於塔克那組中，該組是以一套雜色粉砂岩、石英砂岩為主夾較多砂礫岩、板岩、頁岩和灰岩的地層，產菊石、珊瑚、海膽、雙殼類、腹足類、植物和有孔蟲化石，其中Orbitolinids極為豐富。筆者對林周和謝通門兩地的化石作了鑒定，有Orbitolina tibetica，O.minuta，O.trochus，O.scutum，O.planoconvexa和O.texana等。化石組合時代為Aptian至Albian期。

藏北弧背盆地位於岡底斯岩漿弧北側，是以陸殼為基底的一種沉積盆地。該盆地沉積類型復雜，白堊系包括下統的多尼組、郎山組和上統的競柱山組。Orbitolinids動物群在這三組中均有發現，其中郎山組化石最為豐富，常構成圓笠蟲灰岩。藏北弧背盆地在郎山組沉積時期達到了海侵高潮，形成了以郎山組灰岩為代表的碳酸鹽台地沉積。該碳酸鹽台地廣布於日土至納木錯一帶，地層厚度從盆地邊緣的300m到盆地中心的4000m。在西部的革吉地區，厚度最大，達4300m左右。厚度向東逐漸減薄，至納木錯僅厚300m左右。該弧背盆地在區域上亦顯示為一東窄西寬的楔形盆地，西部的革吉一帶為沉積盆地的中心。章炳高(1982、1986)對該盆地的化石作了細致的研究，對Orbitolinids作了新的分類和描述。他所研究的化石遍布在獅泉河、噶爾縣、日土縣、革吉縣、改則縣、措勤縣、申扎縣和班戈縣等地區，主要是 Orbitolina(E.)prisca，O.(E.)robusta，O.(C.)microsphaerica，O.(C.)parva，O.(C.)scitula，O.(C.)rutogensis，O.(C.)orientala，O.(C.)miniscula，O.(C.)alticonica，O.(C.)lepida，O.(P.)lenticularis，O.(P.)umbellate，O.(P.)discoidea，O.(P.)megasphaerica，O.(P.)complanata，O.(O.)aliensis，O.(O.)birmanica，O.(O.)deltoids，O.(O.)bangoinica，O.(O.)concava等。據夏代祥和劉世坤(1997)的地層總結，在多尼組頂部的灰岩夾層中所見的Orbitolinids時代較早，應屬於Barremian 晚期，郎山組灰岩中所含大量化石的時代為Aptian—Albian期，競柱山組中產Orbitolina bangoinica和O.concava等，時代已進入Cenomanian期。

在班公錯 怒江縫合帶以北的羌塘盆地，以往工作沒有海相地層的報道。近年的地質調查在盆地中部的土門一帶發現了白堊紀中期的海相地層，化石主要有珊瑚和有孔蟲。經筆者鑒定，有孔蟲為Orbitolina birmanica，Orbitolina trochus，O.sp.和Textulariasp.等。

印度河-雅魯藏布江縫合帶以南的沉積區屬於喜馬拉雅被動陸緣盆地(餘光明、王成善，1990)。白堊紀中期該區處於陸棚海環境，西藏境內有孔蟲化石豐富，在崗巴-定日盆地廣泛發育有以Rotalipora-Dorothia為代表的浮游 底棲混合型的小有孔蟲動物群(萬曉樵，1990、1992)，同時代的Orbitolinids沒有出現。向南至尼泊爾，在Thakkhola地區也發育有良好的白堊紀中期海相地層。Aptian早期地層中含海扇、牡蠣和菊石等門類化石，其上出現豐富的有孔蟲動物群，以 Hedbergella和 Globigerinelloides為主(Gibling 等，1994)。印度 Spiti 地區的海相白堊系發育完整(Mamgain and Sastry，1975；Nagappa，1959)，岩性和有孔蟲化石組合均可與西藏崗巴-定日地區直接對比。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下游地區海相白堊系中也保存有與西藏崗巴-定日地區相近的有孔蟲動物群(Nagappa，1959；Kureshy，1977)。

(2)全球分布的圓笠蟲

圓笠蟲在全球許多地區均有發現，一般分布在白堊紀中期環特提斯洋的陸棚淺海地帶，主要見於西藏、緬甸、日本、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克什米爾、阿富汗、中東地區、西歐、南歐、非洲北部和加勒比海等地區(圖6-1)。據已有報道統計，該動物群主要發現於北半球，僅非洲中部的Tanganyika 地區是一例外(Berthou et Schroeder，1978；Cita，and Ruscelli，1959；Desio，1959；Drooger，1984；Douglass，1960、1961；Hasimoto，and Matsumaru，1974、1977；Hofker，1963、1966；Mamgain and Rao，1965；Nagappa，1959；Mehes，1971；Moullade，et al.1985；Schroeder，1975；Schlager，1984；Yabe and Hanzawa，1926)。據統計，在西半球，它一般分布在0～30°N之間，但在北歐地區，其分布可向北發展至50°N。在東半球，它一般分布在5°S～40°N的區域內。

圖6-1 白堊紀中期Orbitolinids的全球分布圖

圓點表示Orbitolinids的產出位置，主要限於5°S～40°N的緯度帶內；虛線代表印度與歐亞大陸生物分區的界線

如上所述，在西藏Orbitolinids限於拉薩地塊和羌塘盆地之內，在西藏境外這一構造單元東西兩端的延續地段仍有大量出現(圖6-2)。向東至緬甸一帶，該類群生物十分豐富。緬甸被分為東西向的四個構造單元，由西至東分別是：Rakhine Coastal 帶、Western Ranges帶、Central Cenozoic 帶和 Shan-Tanintharyi 地塊(Thein，1973)。據仰光大學 Chit Saing教授的未發表資料及與其個人交流，Orbitolinids發育於緬甸中—東部的Central Cenozoic帶和Shan-Tanintharyi地塊。在Central Cenozoic帶，Orbitolinids出露於北部的Hukawng山谷和 Chindwin-Hkamti 地區，以 Orbitolina texana和 O.concava為代表。在 Shan-Tanintharyi地塊，Orbitolinids見於Ayeyarwady和東岸的Tagaung地區。該區含Orbitolinids的厚層灰岩地層夾於蛇綠岩和火山岩層中，化石主要有Orbitolina birmanica，O.concava，O.texana，O.lenticularis，O.minuta，O.parva等。產化石地層的時代被認為是Albian—Cenomanian期。緬甸Orbitolinids所分布的廣大地區屬於歐亞大陸的西南緣，該地區以西由Rakhine Yoma和Chi Hills的褶皺復理石帶與印度板塊相隔(Thein，1973)。其西側屬於印度板塊的東北緣，那裡沒有出現Orbitolinids，而產有浮游和底棲小有孔蟲動物群。

圖6-2 雅魯藏布江縫合帶兩側白堊紀中期生物地理分區示意圖

1—Orbitolinids分布區；2—印度河-雅魯藏布江縫合帶；3—印度型小有孔蟲 介形蟲分布區

向西至克什米爾一帶，Orbitolinids見於印度河縫合帶北側的Ladakh和Kohistan地區。在該區的Dras島弧火山岩中，含Orbitolinids的灰岩以透鏡體或條帶狀產出。據Mamgain和Rao(1965)描述，化石主要有Orbitolina trochus，O.discoidea，O.bulgarica和 Orbiqiadrasensis等。對Ladakh和Kohistan地區的Orbitolinids化石有較多報道，一般認為其時代為Aptian—Albian期(Pudsey，Schroeder and Skelton，1985；Nagappa，1959；Garzanti，Baud and Mascle，1987)。

(3)西藏圓笠蟲的沉積環境

圓笠蟲的生存環境可與現今底棲大有孔蟲的生活區域相似，它生活於熱帶和亞熱帶的沿岸淺水帶內。其殼體大小和形態變化比較大。個體大小一般1～7mm，最大者可達60mm。形態由高圓錐狀至低圓錐狀、圓盤形、鍾形和周邊向上翹起的圓斗笠形均有出現。其外形和殼質成分復雜，且多受外界環境因素的影響而變化，與自身演化關系不大。所以，給憑借外形而進行的生物分類造成了困難。現將此類生物分類的依據放在了內部構造上，重點考慮其胚殼構造及演化，以此確定屬和種一級的分類特徵。而其多變的外形和殼質成分對外界環境的恢復又是有用的依據。在白堊紀，它常與厚殼蛤類生物共生，進一步反映這類生物限於鹽度正常、溫暖的近岸環境。

岡底斯南緣弧前盆地桑祖崗組的碳酸鹽岩主要為微亮晶和泥晶膠結的生物碎屑灰岩和圓笠蟲灰岩，Orbitolinids外殼物質主要是外界底質中的碳酸鹽顆粒和少量陸源細粒物質，反映當時沉積環境為弧前盆形成之前的局部碳酸鹽台地，水體清潔，陸源物質較少。Orbitolinids殼體以扁平形態為多，顯示當時海水很淺，水動力較強，扁平的殼體有利於在這一動盪的底質上生存。

岡底斯-念青唐古拉弧內盆地是一種構造盆地，岩石類型復雜，各種陸源碎屑岩、火山碎屑岩均有出現。Orbitolinids動物群生存時期火山活動相對較弱，沉積物以碳酸鹽岩和陸源碎屑岩為主，其殼體多由膠結的碳酸鹽顆粒組成，個體相對較小。推測塔克那組的沉積水深可能稍小於桑祖崗組的沉積深度。

藏北弧背盆地代表白堊紀的一個廣闊淺海環境，Orbitolinids動物群生存時期盆地主體為碳酸鹽台地沉積組合，盆地南北邊緣帶為狹長分布的陸源粗碎屑岩與碳酸鹽岩混合沉積的邊緣相組合。Orbitolinids動物群類型多樣，扁平形、錐形、鍾形均有出現。在西部盆地中心地區多表現為較細顆粒的膠結殼類型，而在東部和盆地邊緣地帶則以陸源碎屑顆粒為殼質的主要成分，反映了盆地總體西深東淺的格局。

Orbitolinids動物群的生態特徵限定它只生存在濱淺海環境中，這一特點影響其古地理的分布。白堊紀中期拉薩地塊普遍出現碳酸鹽岩沉積，富含淺海相的Orbitolinids動物群。全球Orbitolinids的分布反映其生存地區為環特提斯洋的濱淺海地帶，當時它沿這一濱淺海區廣泛擴散。

(4)圓笠蟲及相關生物的古地理意義

以印度河-雅魯藏布江縫合帶為界，白堊紀中期Orbitolinids動物群繁盛於北側的拉薩地塊和羌塘盆地的局部地區，而在南側的印度板塊卻沒有出現。根據當時有孔蟲的分布特徵，可以識別出以印度河-雅魯藏布江縫合帶為界的兩個生物地理分區(圖6-2)。生物地理區系的形成和演化受控制分類單元的地理因素的影響。西藏Orbitolinids生物區的局限性受古大陸構造位置的控制。它限於拉薩地塊和羌塘盆地、東側緬甸的Central Cenozoic帶和Shan-Tanintharyi地塊，以及西側的Ladakh和Kohistan地區，明顯沒有向南跨越印度河-雅魯藏布江縫合帶，使該縫合帶成為生物分區的界線。

從板塊構造的觀點來看，白堊紀中期Orbitolinids生物地理區系的形成與中生代新特提斯洋形成和拉薩地塊與印度板塊的地理位置有關。一般認為，岡瓦納大陸在古生代以來解體，其北緣裂解成數個地塊，由南向北漂移，不斷增生到北方勞亞大陸的南緣。拉薩地塊在晚三疊世晚期與北方的歐亞大陸拼合。該板塊及其北側羌塘盆地內分布的Orbitolinids與西特提斯及東亞日本形成一個完整的生物區系(圖6-3)，說明拉薩地塊在白堊紀早期之前已完成它的北移，與歐亞大陸拼合為一個整體，成為歐亞大陸的南緣。這時的班公錯-怒江縫合帶對Orbitolinids的向北遷移已不形成阻隔。白堊紀中期Orbitolinids動物群沿歐亞大陸的東緣—南緣廣泛擴散。岡瓦納大陸北緣裂解的地塊與岡瓦納大陸之間形成中生代的特提斯洋，而介於印度板塊與拉薩地塊之間的北喜馬拉雅海域最遲在晚侏羅世張開，形成以蛇綠岩套為主體的洋中脊，隨後發展成為洋殼(劉增乾等，1990)。白堊紀中期該大洋是陸生和淺海底棲生物遷移的障礙，使拉薩地塊與印度板塊之間出現生物區系的分異，Orbitolinids動物群始終沒能向印度大陸擴散。圖6-3表明，在東半球Orbitolinids分布在5°S～40°N的區域內，它在印度大陸的缺失一方面說明該板塊當時所處的位置遠離這一分布區，應在較高的南緯度地帶。另外，新特提斯洋在形態上呈東寬西狹的海域，東部海域覆蓋赤道兩側的熱帶—亞熱帶區，南北兩岸具有對應的相似氣候條件。如果只有氣候為控制因素，Orbitolinids動物群在40°S以北的區域均有條件出現，但事實不是如此。所以，氣候不是生物分區的唯一制約因素。東部寬闊的大洋無疑對生物遷移形成了障礙，但西端狹窄的淺海可構成南北兩岸淺水動物遷移的通道，非洲北部和東北部Orbitolinids的出現就說明了這一事實。然而，該動物群卻沒有通過非洲大陸東側進入印度板塊，這說明印度板塊當時已與非洲大陸分離並向北漂移，其間形成的海洋成為生物遷移的阻隔(圖6-3)。

圖6-3 白堊紀中期板塊構造位置與Orbitolinids分布的關系

圓點表示化石的分布地點，主要位於環特提斯洋地區；當時印度板塊位於南半球，已脫離岡瓦納大陸向北漂移，北側由特提斯洋與歐亞大陸相隔，出現不同的生物區系

2.晚白堊世以後的生物古地理

晚白堊世晚期底棲大有孔蟲的類群發生了很大變化，但雅魯藏布江縫合帶兩側動物群的特徵仍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在南側的崗巴-定日海盆發育著圓片蟲-圓臍蟲(OrbitoidesOmphalocyclus)動物群，代表類型為Orbitoides media，O.apiculata和Ompalocyclus marcroporus。在北側的仲巴一帶則以鱗片蟲 假圓片蟲(Lepidorbitoides-Pseudorbitoides)動物群為特徵，主要有Lepidorbitoides minor，L.blanfordi，Pseudorbitoide sp.和Sigmomorphiasp.。這時南北兩區的生物面貌已比較相近，代表類型均屬於圓片蟲科。但在屬以下的分類中，兩地底棲大有孔蟲的地理分區繼續存在(表6-1)。整個白堊紀南北兩側古生物地理的差異說明印度與歐亞兩大陸之間存在一深海洋盆。白堊紀晚期印度大陸已向歐亞大陸靠攏，深海洋盆不斷縮小。然而，直至白堊紀末兩大陸之間的深海環境仍然存在。江孜至拉孜一帶床得組下部出露含Campanian—Maastrichtian期放射蟲和浮游有孔蟲的深水沉積地層(吳浩若等，1977；吳浩若，1987；萬曉樵、丁林，2002)，可識別為Globotruncana Abathomphalus生物區，證明在雅魯藏布江縫合帶南側直至白堊紀末期仍存在一狹窄的深海—半深海條帶。受這一條帶阻隔的南北兩側，生物古地理繼續保持明顯的分異(圖6-4a)。

表6-1 雅魯藏布江縫合帶兩側晚白堊世—早始新世生物地層的對比

圖6-4 晚白堊世晚期至始新世生物地理圖

1—Lepidorbitoides 生物區；2—Globotruncana-Abathomphalus 生物區；3—Orbitoides 生物區；4—Nummulitid 殘留海；5—非海相區；6—岡底斯弧

西藏和印度大陸其他生物的分布也具有相似的特點。拉薩地塊的改則一帶產早白堊世雙殼類動物群，包括Isodomellachoinbaensis Caestocorbula(Parmicorbula)perlonga，Noetia(Incanopsis)cf.lebanonensis和Anomiacf.subobliqua等9種(文世宣，1992)。Isodomella屬於北溫域生物地理大區日本-東亞亞省的特有分子，Noetia(Incanopsis)cf.lebanonensis和Anomiacf.subobliqua所比較的原種見於黎巴嫩Aptian期的雙殼類動物群，生物地理區都屬於特提斯域東地中海亞省。這一生物地理區系特徵與Orbitolinids動物群的分布完全相同，均說明白堊紀拉薩地塊與歐亞大陸為一個整體。當時歐亞大陸的生物群已擴散到拉薩地塊，卻沒有再向南越過印度河-雅魯藏布江縫合帶，而在印度大陸北緣的崗巴盆地，產Astartoides-Yaldioides雙殼類動物群(文世宣，2000)。該動物群顯示出明顯的地區性的特點，與雅魯藏布江縫合帶以北同時期的動物群不同。

印度 Kuchchh 地區產有白堊紀晚期非海相介形蟲，屬於 Limnocythere falsocarinataFrambocythere tumiensis-Gomphocythere gomphiomatos 動物群。這是一個印度地方性的動物群，與中國北方和蒙古的動物群截然不同(Whatley and Bajpai，2000)。印度白堊紀介形蟲動物群強烈的地方性色彩，說明當時印度大陸孤離於周圍大陸，四面大洋的阻隔使非海相的生物無法遷移擴散。

有孔蟲、雙殼類和介形蟲等類群的地方性區系特徵均說明白堊紀中—晚期印度大陸已完全脫離岡瓦納大陸向北漂移，與北方的歐亞大陸存有特提斯洋盆的阻隔。

古新世以後，雅魯藏布江縫合帶兩側的動物群類型趨於相同。古新世Danian期輪蟲類(Rotalia-Lockhatia-Smoutina)動物群在崗巴-定日海盆十分繁盛，這時的仲巴地區由於近海相磨拉石的堆積使化石記錄缺失。古新世Selandian—Thanetian期縫合帶兩側的動物群已不存在差異，發育有相同的畸殼蟲-戴維斯蟲(Miscellanea-Daviesina)動物群。始新世早期縫合帶兩側的動物群完全一致，以共同發育貨幣蟲-圓旋蟲(Nummulites-Discocyclina)動物群為特徵。這一動物群在印度大陸北緣的崗巴—定日—札達一帶大量發育，在岡底斯南緣的仲巴、岡仁波齊峰、達機翁、葛爾等地也廣泛出露。化石證據說明，古生物地理的分異從古新世開始逐漸消失，表明沿雅魯藏布江的深海環境已基本結束。盡管大洋阻隔消失，而沿雅魯藏布江縫合帶南側混雜帶的一些地區還零散地分布著古新世早期床得組上部的紅色岩層和蹬崗組的碎屑岩(萬曉樵、丁林，2002；萬曉樵等，2005)，代表一種局限的深海或半深海環境。古新世晚期之後大部分地區已不存在深海沉積，主要出露海退相的碎屑岩(如甲查拉組)。

至始新世，雅魯藏布江縫合帶兩側仍然有特提斯封閉前的殘留海，淺海動物群的遷移已完全脫離了深海環境的阻隔，形成Nummulitid生物區(圖6-4b)。

㈣ 地理學包括哪些

地理學是一個廣泛的學科，其中包括地質學，氣象學等，研究范圍廣泛，人文自然都有，回農業地理，水文，答風向，氣候，地形等等很多很多。
而地質學則研究地質方面的問題，地形地貌啦，岩石啦，和石油鑽探有那麼一點關系。
說白了地質學是研究地殼及地殼以下的東西，而地理學研究所有你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所有東西。
中國研究地理學最好的大學嘛~個人認為南京大學肯定的，南大地理系我去過，那裡的學術氛圍，很嚮往啊~而且其本上南大有一批建國以來很有權威性的學者，師資力量絕對沒問題的。

㈤ 論述地理學的發展和地理學思想史演變

現代地理學是繼承和發展了近代地理學綜合性、區域性的傳統思想，已成為一個分支眾多的大學科體系。但地理學的綜合整體觀和綜合工作的高難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矛盾與差距，加上許多邊緣學科和交叉學科的出現，使地理學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需要不斷學習新的知識，應用新技術，以提高綜合能力，開拓新的研究和應用領域。目前世界面臨著人口、資源、環境和社會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在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實踐中，有許多問題需要地理工作者去解決，如資源的開發利用；農業生產潛力的發揮與提高；環境質量評價監測和預報；產業布局與區域規劃，鄉村發展與城鎮化；自然災害防治對策，國土整治與區域發展等。這些都對地理學家提出了新的要求。迫使地理學進行學習和深入研究，推動地理學的發展。我國地理學家已經在調查、了解、評價自然條件和改善生態環境，促進區域發展和協調人地關系等方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同時在地理學基礎研究方面也存在著創新和突出的前景。目前，在人類邁向21世紀前夕，可持續發展是當代社會進步的指導原則，它體現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和諧以及人類對後代的責任感。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認為：可持續發展指既滿足當代人需求又不損害後代滿足其需求的能力基礎的發展。其實質是要協調好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的關系。為後代奠定一個能夠持續發展的基礎。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21世紀議程》，它體現了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思想。中國政府制定的《中國21世紀議程》則是我國推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綱領和藍圖。其戰略思想是發展經濟要充分考慮自然資源的長期供給能力和環境的長期承受能力，在發展過程中要兼顧局部和全局利益，眼前和長遠利益，使環境與發展得以協調，其主要內容大體可歸納為：可持續發展總體戰略，社會可持續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生態可持續發展四個部分。目前《21世紀議程》作為國家、部門以及地區發展規劃的重要依據，得到國內外的密切關注。對地理學來說迎來了發展契機，我們應當抓住這一機遇，調整知識結構，擴大適應能力，積極投入，這是地理學發揮作用提高水平，為社會做出重要貢獻取得社會承認的關鍵。

㈥ 達爾文進化和演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什麼著作的影響地理學原理

達爾文進化和演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的著作《地質學原理》影響。1.0 分 A、 赫頓 B、 拉塞爾 C、 賴爾 D、 馬爾薩斯 答案：C

㈦ 地理系統演化

4.8.1 地理系統演化過程的動力機制

地理系統演化過程的動力來源主要包括4個方面，即來自固體地球內部的內營力、來自大氣圈和水圈的外營力、生物作用以及人類活動。在地理系統形成與演化過程的不同歷史時期，各種動力作用的過程及其表現形式各不相同。

在原始地理系統形成的初級階段（主要指太古宙），由於原始的大氣圈、水圈尚在形成階段，促使系統形成和演化的源動力主要是來自於固體地球內部的內營力。當大氣圈和水圈形成以後，地理系統的演化過程開始受內營力和外營力的共同作用與影響。從作用方式來看，內營力的作用方式主要表現為地震活動、火山爆發、岩漿活動、變質作用等，其作用結果表現為地殼的抬升和下降、大陸的分離和重新組合，以及固體岩石結構、構造或化學成分的變化等；而外營力作用的方式主要表現為分化作用、地面流水作用、地下水作用、冰川作用、海水作用、湖水和湖沼的作用等，其作用結果表現為侵蝕、搬運、沉積及地表物質結構、構造或化學成分的變化。內、外營力的共同作用為各類不同生物的生存創造了必要的地理環境，在外界能量（太陽能）輸入的條件下，生命過程也開始了，通過漫長的生物進化過程，在地球表面又形成了生物圈。當地球上出現生物以後，地理系統的演化除了受到內營力和外營力的控制和影響外，還受到來自於生物圈的生物作用。生物作用對地理系統的演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譬如，微生物及自然生態系統中其他還原者使土壤圈中的成土過程大大加速，從而為森林及其他植被的生長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環境，而大面積原始森林的出現，又使大氣中的氧氣大量增加，氣候環境得到改善，從而為人類的產生和發展創造了優良的條件。

在地球史上，人類的出現是較晚的事情，但是人類活動卻是地理系統演化過程的一個重要的動力來源，它對於地理系統的演化起著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如果沒有人類活動，則地理系統演化的結果絕對不會出現今天的格局，就不會有今天的人文地理環境（系統）。就人類活動的性質來看，它既不同於內、外營力作用過程，也不同於生物作用過程。在人類產生的初期，人類活動只是機械地適應自然，更多地體現了人的自然屬性，這個時期，人類活動對地理系統演化的影響並不十分顯著。但是，隨著人類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類具備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並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這種改造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強大，從而使人類活動更多地具有目的性、能動性和社會性的特點。人類活動的參與，使自然的地理系統演化過程發生了改變，原來由純自然要素構成的自然地理系統，由於人類活動的干擾和影響，已被深深地打上了人類活動的烙印，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一切地理景觀都是經過人類活動改造的景觀，就是在高山、極地、海洋底部也留下了人類的足跡。

目前，隨著人類活動范圍的擴大、活動強度的增加，人文地理系統的內涵（構成要素）愈來愈豐富，其結構也愈來愈復雜。然而，人類活動所引起的地理系統演化過程是具有繼承性的。人類活動對地理系統的改造是在內、外營力作用過程、生物作用過程的基礎上進行的，人類活動雖然能夠部分或局部地改變來自於大氣圈、水圈的外營力作用過程和來自於生物圈的生物作用過程，但卻不能改變來自於固體地球內部的內營力作用過程和來自於地球外界的太陽能輸入過程。

4.8.2 地理系統演化過程的自組織途徑

地理系統的演化過程，就是通過與外界環境的物質和能量交換以及子系統的相互干擾作用，經歷著從無序的混沌狀態轉換為有序結構，然後再周而復始的一種過程。地理系統演化過程的機理就是這種自組織機制。譬如，地質史上泛大陸的形成與分離過程，冰期與間冰期的交替出現過程，以及地表生物群落的演替過程和地域結構的形成與演化過程等等，都是地理系統的自組織過程。在地理系統的演化過程中，自組織途徑主要有以下兩條。

（1）控制參量的變化引起自組織

控制參量的變化可以分為緩慢變化和突變兩種情形。當外界環境對系統的作用緩慢發生時，即系統的控制參量逐步改變，系統逐漸接近於發生質變的臨界點時，系統就會從舊態變為新態。尤為引人注意的是，在控制變數的緩慢變化引起自組織的過程中，在臨界點上，外界環境對系統的作用並未改變，但系統卻發生了質變。而且，環境向系統輸入的能流、物流並不是有序的固定量，而是無規則的，但系統卻「創造」出了某種有序結構。譬如，在遠古代時期，隨著大氣中含氧量的逐漸增加，生物對環境的適應能力也隨之逐漸變化，當大氣中氧氣的濃度達到0.1%（自阻止的臨界點）的時候，厭氧生物就轉化為喜氧生物，使生物圈經歷了一次自組織，從而對地理系統的演化過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另一種情形是控制參量的突變，即突發性變化引起自組織。這種自組織過程在地理系統的演化過程中也是經常發生的，譬如，地震、火山的爆發等都是由於來自於固體地球內營力的突發性變化所引起的。

（2）系統要素的質與量的變化引起自組織

地理系統是由眾多的地理要素構成的，當某一地理要素發生質變時，系統本身也要發生變化，在一定的條件下就會發生自組織現象。一方面，一部分要素會離開系統，而某些新要素會進入系統，這就從本質上改變了地理系統要素的質的構成；另一方面，可能是由於諸要因素內部的原因，即是說任何要素由於內部矛盾終究要轉變為另一種東西。

1）要素數目的變化引起自組織。地理系統要素數目的變化會使系統在宏觀上產生一種全新的行為，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里所要強調的是地理要素數目的增加為所出現的自組織模式數目的增加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說當地理要素增加時，地理系統可能出現的狀態個數也會增加。

2）要素運動量的變化引起自組織。例如，山間物質經過侵蝕搬運，形成沖積扇；人口的定向擴散形成城鎮聚落等。地理系統的這種變化，從本質上講，是與地理要素運動量的變化有關。任何地理要素運動量的變化會引起各要素的重新排列，並在一定條件下形成自組織。

在地理系統的演化過程中，上述幾種自組織方式通常相互交織，聯合作用，從而規定和影響著整個系統的自組織過程。

4.8.3 地理系統演化過程的熵標志

為了建立地理系統的熵的概念，許多學者從不同的途徑作了一些具有十分有益的嘗試性工作。其中，一條途徑就是從熵概念產生的源出發，建立地理系統的「熱力學熵」。首先，地理學家們從物質擴散和能量運動的角度，將地理系統與熱力學系統作了比較，其結果表明，地理系統與熱力學系統有著驚人的相似。就地球表面的物質擴散過程而言，其發生的機理與熱傳導過程有著驚人的相似。地貌學家的研究表明，地貌發育過程完全可以用熱傳導方程描述：

耗散結構、自組織、突變理論與地球科學

式中：H（x，y，t）為地表的高度，它是地平面坐標（x、y）及時間坐標t的函數；f（x，y，t）為地球內動力的作用，它相當於熱傳導過程中的熱源項。據此，地貌學家將地貌參數與熱力學參數相類比，如熱力學場是由溫度T和熱量Q來表現，而地貌場則可以類似地用高度H和質量M來表現，即：T←→H，dQ←→dM，進而地貌系統的熵被定為

耗散結構、自組織、突變理論與地球科學

總之，通過與熱力學系統相似性的類比，揭示了地理系統的「熱力學本質」，並建立了地理系統的熱力學熵的概念，從而證明了地理系統演化過程的熵標志具有「時間之矢」的特性，為地理學家運用耗散結構理論、協同學理論等研究地理系統的演化過程提供了依據。

㈧ 自然地理系統是如何演化的

自然地理系來統從理論上看，自具有一般性特徵和意義的自然地理理論包括地理系統論、自然地理環境物質循環與能量流動理論、地理空間過程與空間相互作用理論、地域分異與空間結構理論、自然地理環境演化理論和人地關系理論等。這些理論貫穿於自然地理各學科，是各自然地理學科都涉及和必不可少的內容，也是地理學與其他學科的重要區別。同時，自然區劃，自然地理系統分類（土地類型劃分等），地理的調查、觀測方法，在自然地理學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亦是其必不可少的內容。

㈨ 地理學哲學的地理學思想的起源、演變與發展分期

地理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古代、近代到現代的發展階段。地理學思想萌芽散布於上古時代的內史詩、哲學、歷容史叢書中，當時的中國、埃及、巴比倫、印度諸國產生了相當規模的地理知識積累，形成了地理學觀念的雛形。從公元5世紀延續到15世紀，是地理學發展的中古時期，宗教勢力特別是歐洲的基督教壟斷了學術領域，窒息了地理學的思想。但從公元2～15世紀，中國發達的古代文明形成了世界上最發達的地理研究中心，中國的地理志、地圖、專論從數量到質量都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地理學的近古時期約始於地理大發現時代，從15～17世紀中葉，地理學的視野擴展到全球，標志著地理學科學見解的啟蒙。19世紀後半期，進入近代發展時期，地理學思想不斷發展，新的理論和方法不斷涌現，逐步形成了現代地理學；

㈩ 生物地理學的發展歷史

生物地理學抄於19世紀早期襲產生並迅速發展。達爾文關於物種形成和生物演化的理論促進了生物地理學的發展。洪堡被譽為植物地理學的創建人，華萊斯用自然選擇和演化的理論，綜合了動物地理學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提出了著名的「華萊斯線」。孟德爾、摩爾根學派的新達爾文主義者認為，「突變」是生物種內遺傳變異的基本來源，導致形成亞種和新的物種，而且生理學和細胞學的差異與自然條件有關，說明了物種形成、系統發育和多樣性的根本原因。板塊構造、海底擴張理論的興起和魏格納大陸漂移說的復活，促進了生物地理學的發展。麥克阿瑟和威爾遜的島嶼生物地理學平衡理論，說明了島嶼生物群落的平衡點與拓殖和滅絕速度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