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地理學本地市場效應

❶ 空間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有何淵源關系

克魯格曼發表於1991年的"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一文被視為空間經濟學內向主流經濟學回歸的標志，也是容新經濟地理學發展的開端。20世紀90年代，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家將馬歇爾的外部性理論、哈里斯的市場勢理論、繆爾達爾的因果循環積累效應納入到了一個統一的框架，通過廠商層次上的報酬遞增、運輸費用、要素流動和相互作用分析，為傳統的空間分析和區域科學分析產業空間集散提供了新的啟發。

❷ 關於畢業論文 統計方面高手請進

摘要：產業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現象已經成為許多學科領域研究關注的焦點，從一般經濟學理論、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管理學到空間經濟學理論都有從各自領域對產業在地理空間上集聚有所解釋。我們從江蘇沿江產業集聚現象的形成和發展著手研究，試圖以地理集中度為衡量指標，以製造業為例，根據各學科的相關理論對產業集聚的形成原因進行剖析，指出影響江蘇沿江製造業產業集聚的因素。實證結果說明，本地市場規模、產業關聯和FDI是影響江蘇沿江產業集聚形成的顯著因素。

關鍵詞：產業集聚；經濟地理；因素分析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for Jiangsu instries. Using instries as observations, we regress the LQ measure of spatial concentration on instry characteristics that proxy for the presence of market scale, labor market pooling, input sharing, proct shipping costs, natural advantage, FDI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proxies for market scale, input sharing and FDI have the most robust effect, positively influencing agglomeration.

Key words： instrial agglomeration； distribution； important factor

產業集聚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伴隨著地區工業快速發展的結果，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產業競爭力的重要來源和集中體現。從著名的美國矽谷、波士頓128公路到英國的劍橋工業園，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地區等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競爭力很強的產業集聚區域。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對外開放、市場化取向的體制改革推動下，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逐漸形成了一些製造業集聚的中心、一批高集聚、高度專業化的產業集群。代表我國產業空間集聚最迅速的珠江三角洲區域、長江三角洲區域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區域。
產業在空間的分布趨向於在一些地區集聚，在其他地方分散。那存在這種產業分布的空間上的集聚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本文在前人文獻研究的基礎上，試圖結合江蘇沿江製造業產業集聚的模式，從新經濟地理學的角度找出集聚形成的原因。文章第一部分回顧現有文獻，介紹對於製造業產業集聚的研究方法、相關理論；第二部分介紹本文的對產業集聚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對中國製造業的集聚現狀描述；第四部分是產業空間集聚與相關因素的計量分析及結果；第五部分是文章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產業集聚及相關理論

對於製造業產業在空間集聚的因素研究很多，國外很多研究從不同的理論角度都曾給過解釋。從早先馬歇爾從外部規模經濟的角度闡述了產業集聚的原因，韋伯從集聚帶來成本節約的角度解釋集聚的產生，到現在的新產業區位論、新貿易理論、新地理經濟學等等都對產業集聚做出解釋。
（一）產業集聚的定義
產業在空間上聚集的現象已經是很多學科的共同關注的焦點。但對產業聚集的定義、產生原因、甚至產業聚集的衡量方法，都沒有一致的認定。本文將對產業聚集的定義綜合現有的研究成果，在不同領域的共性的基礎上，總結出幾個方面的定義。
1.從空間角度看，產業聚集是發生在某一特定地理區域內的經濟過程或現象。
2.從產業角度看，產業聚集區域內的企業是屬於某幾種產業或具有直接上下游產業關聯或具有其他密切聯系的相關產業的企業。
3.從相互關系角度看，產業聚集區域內的企業彼此之間必須以各種可能的方式產生互動，使聚集區域內廠商表現較其他非聚集區域的廠商更好。
波特（Porter 1990，1998，2002）的定義是：「產業集群指一群特定產業領域內相關聯的企業、生產供應商、服務供應商、相關產業廠商及相關機構（如大學、制定標准化的機構、金融機構、貿易協會等）以彼此既競爭又合作的方式在某一地理區內集中的現象」。
（二）產業集聚的形成原因
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以下幾個方面是影響我國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
1.資源要素
資源要素包括區位要素和生產要素。區位要素指的是具體產業相關的或必須的自然區位、交通區位、經濟區位。從理論上看，企業一般傾向於選擇聚集再交通要塞，以降低運輸成本。生產要素就包含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產業集聚的的形成表現為區域專業化生產，根據赫克歇爾-俄林理論，區域專業化生產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資源稟賦。早期的產業集聚形成過程中，自然資源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後來的研究證實，相對於早期自然資源，社會資源的作用在後期產業集聚的形成中，具有更大的作用。包括技術、人才、社會網路、文化、制度等社會資源具有不可量化和無限性，已經成為產業集聚形成的關鍵因素。
2.需求條件
靠近特定的市場也是產業集聚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市場有利於廠商掌握客戶偏好，有利於廠商掌握新產品信息與走向，這個過程同時也能夠促進廠商對產品或服務的升級，增強自己產業的競爭力。市場需求是產生集聚的動力，同時，市場需求也促使著產業的專業化分工過程。根據斯楊定理，專業化分工會提高效率，企業可以獲得遞增報酬，但由於其受到市場容量的制約，只有市場容量達到最初的臨界點才有可能觸發專業化分工自我強化的過程。產業集聚才可能持續良性發展。
3.外部經濟環境
「自發性」是產業集聚形成的一個最根本的特徵，而這樣自發形成的基礎是市場機制。市場自由度越高，外向化程度越高，政府的不合理管製程度越低，產業集聚的效應就越能發揮出來。我國對產業集聚的研究中，經濟體制因素是我國特色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逐步提高，產業集聚在我國形成的外部經濟環境已經越來越好。實踐證明，產業集聚在生產、流通兩方面都離不開開放的市場環境。產業集聚的形成和經濟開放存在這樣的關系：凡是經濟開放程度高、市場競爭力量強的地區，產業集群的特徵就比較突出；凡是經濟相對封閉、市場競爭力量弱的地區，產業集群現象就比較弱（徐康寧，2001）。
4.產業特徵
反映產業特徵的很多因素如技術溢出因素、產業規模等都是產業集聚形成的重要因素。在產業集聚的形成過程中，通過技術溢出，以帶動整個集聚群內部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技術水平的提高使得區域內的企業特別是學習型企業得到發展的動力，促進與區域內其他企業的合作，推動技術創新的良性循環，推動技術水平的整體提高。技術進步也是實現集聚區企業升級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5.政府
政府對產業集聚發展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政府通過對某個地域或某個產業制定的種種優惠措施，對產業集聚形成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這在發展中國家尤為明顯。此外，政府的教育、文化、稅收等政策都可能影響到生產要素，從而影響產業的集聚的形成、發展。
（三）地理集中度的衡量指標
衡量區域內企業集中度有很多指標，地理經濟學上是地理集中度衡量指標，此處借用區位商（Location Quotient）來衡量產業集聚。
區位商是產業效率與效益分析的定量工作，是較普遍的識別地區製造業專業化的方法，是衡量某一產業的某一方面，在特定區域專業化程度的方法，也可以說明各地區各產業的相對集聚程度。起計算公式如下：

二、對產業集聚的分析與變數的選取

近幾年，江蘇的產業集群發展迅速，蘇州工業園區和高新區、南京江寧開發區、崑山高新區等初具規模。產業集群效益在江蘇已經凸顯。以沿江高新技術產業帶為例，據統計，2004年，高新技術產業帶實現產值超過2 000億元。該產業帶創造了江蘇八成以上的信息產業產值和15%的工業總產值。總的看來江蘇省產業集群這些年的發展前景令人鼓舞：一是有一定的規模，目前江蘇成型的產業集群約有一百多個；二是行業分布比較廣，幾乎涉及了紡織、服裝、金屬製品、電器、建材、輕工等傳統行業，也有IT、環保等新興產業；三是分布比較廣泛，蘇南、蘇中、蘇北三大板塊都在各個經濟領域都有分布；四是已經形成一批品牌，在全國有一定的知名度和比較高的市場佔有率。產業集群已成為江蘇經濟發展的強勁支撐。

影響產業集聚形成的因素很多，從前文的敘述和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我們假設的與產業集聚形成有關是資源要素、需求條件、產業特徵、外部經濟環境、政府等。本文選取數個相關指標來分析產業空間集聚的決定設立以下聯立方程：
EDU為該地區的大專以上學歷人口所佔比例。TEC為該地區的技術市場合同交易金額，用來說明地區的技術創新。NUM為該地區企業數量，用以說明區域產業規模。FDI為外商直接投資，用以說明外資對產業集聚的影響。SPHWY是該地區在總公路里程數的份額。IM指本地市場效應，用以反映的就是本地市場規模的大小，各地區人均GDP與全國人均GDP的比值來衡量。某地區該比值越大那就意味著某地區越接近本地市場。TER第三產業所佔比例，用以描述產業集聚的配套設施。LINK指產業關聯系數，新經濟地理理論認為，投入產出會影響產業的區位集中。但投入產出數據缺乏，採用王業強、魏後凱（2007）的方法，用工業產值中製造業產值所佔比例來估算產業關聯效應。所用的數據都出自於2006年、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江蘇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

三、結果分析

運用SPSS統計軟體11.5版對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下表。
EDU，TEC，NUM，SPHWY未通過顯著性檢驗，應從模型中刪去，其餘變數如下頁表。
從以上的數據可以看出，模型修正後，可以從需求條件、產業特徵、外部環境等幾個方面對產業集聚效應影響因素進行了說明。市場容量有利於產業集聚的形成，根據波特的理論，產業集聚與市場需求有很大的聯系。而第三產業的配套設施的顯著影響為負，這是一個與常理相違背的地方，筆者對此的解釋是目前沿江地區的第三產業發展水平嚴重落後於製造業的發展，還未能體現對產業集聚形成有利的促進效應。產業關聯，產業集聚之所以形成，是由於上下游產業的聚集形成的。而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的影響也在於通過產業鏈影響其他產業。產業關聯越是緊密，越是廣泛，越是有可能通過聚集效應和乘數效應的作用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FDI對江蘇沿江製造業產業集聚的發展有著較為顯著的推動作用，從實際情況來看，江蘇的產業集聚的形成，尤其是蘇南的集聚現象很多都是由外資帶動的。預期的產業規模沒有對產業集聚形成有顯著影響，並不代表沒有影響，而說明沿江製造業產業集聚並沒有以簡單的數量的累積，可以解釋為重在質量的集約式發展。

四、結論和政策含義

本文通過對江蘇沿江製造業產業集聚的統計描述，並對製造業產業集聚的決定因素建立了一個基於地理經濟學分析的理論框架，最終得出一些啟示性結論：江蘇沿江製造業產業集聚的形成主要由產業關聯、市場規模和外商投資等因素推動，地理因素、人口因素、規模經濟等特徵的作用效果不明顯。
根據本文的結論，針對目前江蘇沿江製造業產業集聚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可以認為，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製造業集聚趨勢也在不斷加強，江蘇沿江的製造業產業集聚也會不斷加強。這種加強體現在資源的優化配置，區域經濟的高速發展，核心競爭力的不斷提高。對於沿江製造業的發展有以下啟示：一、重視服務支持對產業集聚效應的巨大促進作用，加快相關配套設施的建設，不斷完善配套服務；二、適當擴大產業規模，促進龍頭企業和大量中小企業共同發展，形成以小促大，以大助小共同發展的局面；三、外部環境方面繼續推進國有企業、三資企業的共同發展，尋求投資主體的多元化，積極吸引外資；四、提高區域企業創新能力，鼓勵專利發明和企業間的技術溢出。

參考文獻：
[1]段小梅.台灣製造業投資大陸的產業集群分析[J].台灣研究集刊，2007，（2）：40-49.
[2]邁克爾·波特.競爭戰略[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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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楊樹旺，易明.彭響產業集群的因素分析[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06，（6）：49-53.
[5]王業強，魏後凱.產業特徵、空間競爭與製造業地理集中[J].管理世界，2007，（4）：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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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玫.中國工業在區域上的重新定位和聚集[J].經濟研究，2004，（2）：84-94.

參考下吧

❸ 聚集經濟的新經濟地理學與聚集經濟

（一）新經濟地理學與聚集經濟的形成動力
1.新經濟地理學的形成。標准國際貿易理論主要以新古典經濟學所假設的世界為基礎，即標准化的靜態均衡模型、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這對以不完全競爭、規模報酬遞增和歷史積累作用為基礎的聚集經濟沒有任何理論上的解釋空間。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經濟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接受了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概念，並將這兩個概念與地理因素納入了標准貿易模型之中，形成了新經濟地理學。克魯格曼曾說「天賜神物或來自真實世界的神物很驚喜地在經濟地理和國際貿易理論這個獨特的領域中被發現。」新經濟地理學主要是通過離心力和聚集力的互動，來模擬聚集經濟的形成過程，解釋了受這兩種力量影響的經濟地理分布和這兩種力背後廠商的微觀決定。
2.新經濟地理學與聚集經濟的形成動力。從新經濟地理學的角度來解釋聚集經濟是一種全新的思路。1991年克魯格曼提出了完善的中心外圍理論，它揭示了經濟地理聚集的內在運行機制。該模型假設有南方和北方兩個地區，每個地區都生產農產品和製造品兩種產品，農產品是同質的，生產是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製造品包括許多差異產品，每種差異產品的生產都是規模經濟，進而形成了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每種生產要素都用於特定生產部門，農業工人只生產農產品，工業工人只生產製造品。在中心外圍理論模型中克魯格曼認為行業地理集中主要受三種效應驅動。一是市場准入效應，即壟斷廠商總是將其生產安排在大市場同時並向小市場出口的趨勢；二是生活成本效應，它分析了廠商區位對當地生活成本的影響，在有大量廠商集中的地區商品價格相對較低，從而會吸引大量的消費者聚集在該地區，進而節約了消費者的生活消費支出；三是市場擠出效應，在存在競爭的情況下，廠商總是向競爭者相對少的地區集中，也就是說，大量廠商集中在一起的結果，就會使得該地區的一些廠商向廠商相對較少的地區移動；前兩種效應的合力形成聚集力，它有利於廠商和消費者在地理上的集中，並且相互促進；後一種效應則形成離心力，促使廠商在地理上的擴散。
根據中心外圍理論，假設「南」、「北」兩個地區的初始狀態是相同且對稱的，並假設初始狀態的對稱關系被一個單一的工業工人從南向北移動所打破，由於移出的工人在當地（北方）消費，所以南方市場因勞動力的北移而變得相對狹小，北方市場因勞動力的移入而變得相對較大，這進而導致南方工業部門廠商整體移址到北方，此時北方大量工業廠商的集中會導致廠商之間的競爭進一步加強，工業產品的價格就會下降，北方的生活成本效應就會起作用，使得北方名義工資因商品價格的下降而更具吸引力。也就是說，市場准入效應和生活成本效應所帶來的北方與南方工資的相對改變，將進一步激勵南方勞動力向北方移動，從而形成循環積累因果效應，而且這種循環積累因果效應是自我加強的。
當然，廠商向北方移動的同時也會增加北方廠商之間的競爭，日益集中的廠商將會以更低的名義工資來打破已有的均衡點，北方工業的過度競爭使得北方的地理區位對工人和廠商越來越失去吸引力，此時「市場擠出」效應就會顯現。因此，市場准入效應、生活成本效應與市場擠出效應之間存在沖突。當市場准入和生活成本效應（聚集力）大於市場擠出效應（離心力）時，則勞動力的移動就會啟動並自我加強，從而導致所有工業工人和所有工業都集中在一個地區（中心地區）；當離心力大於聚集力時，勞動力移動的沖擊將會相對降低北方的實際工資，企業就不會再有離散的動力。總之，當聚集力佔主導作用時，移民沖擊將會自我加強，導致農業和工業分別在「南」「北」的聚集；當離心力起主導作用時，移民沖擊會自我校正，不會發生產業聚集現象。
（二）新經濟地理學與聚集經濟的形成機制
1.新經濟地理學與聚集經濟形成動力的決定因素。行業的地理集中主要取決於聚集力和離心力的相互作用，但是什麼因素決定了這兩種力的大小呢？
克魯格曼認為，聚集力與離心力的大小主要取決於南方和北方之間的貿易成本。離心力主要受南北方之間貿易自由化水平高低的影響，一般說來，離心力是隨著貿易自由化的加強而逐漸下降的。當南北方貿易完全自由化時，來自另外一個地區廠商的競爭和來自於當地廠商的競爭是一樣的，此時，競爭不是當地化的，從南到北的勞動力移動對廠商收入和對工人所付工資是沒有影響的；如果南北之間禁止貿易，兩地之間的貿易成本很高時，當地企業數量對當地競爭和工人工資的支付水平有很大的影響。
聚集力同樣也受南北之間貿易自由化水平的影響。如果兩地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水平很高，貿易成本就相對較低時，不管廠商生產的空間如何布局，兩地商品的價格就沒有太大的差別，廠商生產區位的轉移對相對生活成本的影響就較小；如果兩地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水平很低，兩地之間的貿易成本就相對較高時，當地生產商品的市場份額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很大，廠商生產區位的轉移就會影響對當地的生活成本，當地生活成本的下降對另一地區的勞動力來說就越具有吸引力；與此同時，隨著該地區勞動力的增加，生活成本效應將導致當地名義收入的提高，對另一地區廠商也有吸引力，則該地區的市場准入效應就越強。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知，聚集力和離心力都隨兩地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斷下降，但它們隨著貿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斷下降的幅度是不同的。當貿易成本很高時，離心力比聚集力要大得多，但隨著貿易成本的遞減，離心力下降程度比聚集力下降的程度快得多（如下圖，這一現象可用數學模型求解得出的結果來證明）。當貿易成本下降到某種程度（均衡點）時，聚集力將會超過離心力，並且會自我啟動循環積累因果效應，使得所有工業都位於一個地區，進而形成行業的地理集中。
中心外圍模型揭示了行業地理集中形成的重要特徵：在初始均衡的兩個地區，隨著貿易成本的逐漸降低，當聚集力大於離心力時，勞動力的移動最終會導致行業的不對稱地理分布。在這一過程中，最初貿易成本的削減對廠商生產區位並沒有任何影響，當貿易成本一旦下降到「均衡點」，聚集力將起主導作用，所有的工業則會移到一個地區，而此時勞動力和工業區位的轉移並不是逐漸發生的，而會發生突變，這種現象雖然在經濟學中很少見，但在物理學中這種突變卻是很常見的。中心外圍理論以同樣的方式來塑造地球上的經濟地理，其根本力量是逐漸積累的，就如地球上的地震和火山沉寂了幾十年或上百年，一旦爆發就能迅速改變地貌一樣。
2.新經濟地理學的意義及其最新發展。新經濟地理學的核心是說明規模報酬遞增和運輸成本如何互動，從而影響生產活動的地理分布的。在資源不可流動的假設下，生產總是聚集在最大的市場，從而使運輸成本最小並取得遞增報酬，但經濟地理集中的形成是一個力量積累的歷史過程。中心外圍理論意義在於它可以預測一個經濟體中經濟地理模式的漸進化過程，初始狀態時，一個國家的地理區位可能有某種優勢，它對另一地區的特定廠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並導致這些廠商生產區位的改變，一旦某個區位形成行業的地理集中，該地區的聚集經濟就會迅速發展並獲得地區壟斷競爭優勢。
新經濟地理學的出現又進一步引起了人們對中心外圍模型中特定產業的關注，開啟了對垂直生產地理聚集和水平生產地理聚集的研究，巴瑞特（Barryt）和埃克赫姆（Ekholm，2003）等人認為，垂直聚集和水平聚集主要與貿易自由化程度、兩地距離、兩地要素價格差異和潛在市場的大小相關。如果兩地貿易自由化程度越低、距離越遠、兩地要素的價格差異越大，就越容易導致生產的垂直聚集；如果兩地貿易自由化程度越高，兩地距離越近，兩地要素價格差異越小，潛在市場越大，就越容易導致生產的水平聚集。

❹ 新經濟地理學有什麼經典文獻嗎

克魯格曼發表於1991年的"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一文被視為空間經濟學向主流經濟學回歸的標志，專也是新經濟地屬理學發展的開端。
20世紀90年代，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家將馬歇爾的外部性理論、哈里斯的市場勢理論、繆爾達爾的因果循環積累效應納入到了一個統一的框架，通過廠商層次上的報酬遞增、運輸費用、要素流動和相互作用分析，為傳統的空間分析和區域科學分析產業空間集散提供了新的啟發。

❺ 為什麼要用經濟地理的理論指導規劃,經濟地理的優勢是什麼

內容提要：本文使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討論了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等因素對工業集聚的影響，並利用1987-2001年省級面板數據研究了導致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因素。我們的主要發現是：（1）經濟開放促進了工業集聚，而經濟開放又與地理和歷史的因素有關；（2）市場容量、城市化、基礎設施的改善和政府作用的弱化也有利於工業集聚；（3）沿海地區具有工業集聚的地理優勢。我們的研究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提供了來自於中國的證據，同時也發現，除了經濟地理的作用以外，政策也是導致工業集聚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工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經濟政策

一、引言

中國的改革開放遵循著漸次推進的模式，在地區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希望沿海地區能夠先發展起來，然後能夠帶動內地的發展。但是，這種基於「新古典增長經濟學」收斂假說（Barro and Xala-i-Martin ，1995）的良好願望至今沒有完全實現——盡管改革開放使得全國各地均實現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地區間的差距卻始終處在不斷擴大的過程之中。中國的經驗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事實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在經濟開放之後均出現了地區間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而一個更為基本的事實是，這些國家都出現了工業生產的集聚，這些現象對新古典的增長理論提出了挑戰。最近十多年興起的新經濟地理學在解釋工業集聚和地區間差距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一理論認為，地理位置和歷史優勢是集聚的起始條件，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導致了集聚的自我強化，使得優勢地區保持領先。[①]

盡管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進展迅速，但相應的實證研究卻比較滯後。既有的研究將焦點集中在了檢驗新經濟地理因素對工業集聚的作用，但卻忽視了經濟政策的作用，而政策因素在增長理論和區域經濟理論的實證檢驗中已被證明是非常重要的。與既有的文獻相比，本研究主要做了兩件事情。首先，我們從理論上討論了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三大類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並且嘗試說明，這些因素是可以放在同一個理論框架中進行分析的。其次，我們運用中國的省級面板數據檢驗了三大類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之所以將研究的重點集中於工業，是因為：（1）工業是推動其他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工業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是地區間差距最為重要的表現（范劍勇和朱國林，2002）；（2）從新經濟地理學的角度來講，工業可以在地區間轉移，故集聚效應最顯著。

我們的研究對文獻構成了以下幾點發展。第一，我們使用來自中國國內的數據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提供了證據，來自一國內部的數據可以較好地避免跨國數據的樣本異質性和數據不可比性。中國曾經經歷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轉型兩個歷史時期，政府政策曾經支持經濟活動和基礎建設的空間分散化；而改革以後的政策則傾向於優先將經濟活動向沿海地區集中。同時，中國廣袤的國土、多樣的自然條件、巨大的區域間差距等都為相關的實證研究提供了足夠的多樣性。第二，通過為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對工業集聚的影響提供證據，我們發展了有關中國工業集聚的實證研究。將我們的研究與既有的文獻作些比較將有助於說明本研究的意義。Fujita and Hu （2001）使用GDP 和工業產值數據描述了1985-1994年中國的地區差距問題，他們發現這個時期地區差距的擴大部分是由於中國實施了傾向於沿海地區的經濟政策，更是這個時期的全球化和經濟市場化的結果。Kim and Knaap （2001）關注的是中國1952-1985年地區經濟發展政策和地區差距問題，他們發現，經濟向沿海地區的集中早在中國政府採取地區非平衡增長政策之前就已經出現，其中的原因包括沿海地區在地理上容易與外界交流以及基礎設施網路密度高，等等。以上兩篇文獻盡管已經討論了經濟集聚的影響因素，但是並沒有使用計量分析方法給出不同因素的作用的估計。D émurger（2001）在有關區域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中考慮了經濟地理的因素，發現地理位置和基礎設施稟賦顯著影響各個省間的增長差異，同時，通訊有減少封閉的作用從而對增長產生正面的影響，但這項研究並不是以工業集聚為研究對象的。Gao （2003）證實了外國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對於地區工業增長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指出，直接驗證國際貿易與工業的地區分布之間的關系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而這恰恰是本文的關注焦點之一。在最近的一篇文獻中，Wen（2004）使用第二和第三次工業普查數據研究了中國製造業的集中，發現改革以來的工業集聚支持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但是，由於非常強調新經濟地理的因素，這篇文章沒有研究經濟政策和傳統的經濟地理因素對工業集聚的影響。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是對中國工業集聚的特徵性事實的總結；第三部分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分析了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對於工業集聚的綜合影響；第四部分提出計量模型，並對數據和變數的含義進行解釋；第五部分報告了實證研究的結果；最後我們在第六部分提出了研究的政策含義。

二、中國的地區工業集聚：特徵性事實

由於對自然條件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工業生產容易產生集聚；同時，加上規模經濟效應和前後向聯系的正反饋作用，往往導致工業生產在空間上向一些某方面具有優勢條件的地區集中。觀察中國工業的地區分布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後，工業集聚的現象變得逐漸顯著，地區工業GDP 佔全國工業GDP 的比重在省與省之間差異日益擴大。1987年工業改革之初，各省之間工業GDP 在全國所佔份額的變異系數是0.026，2001年這一指標上升到0.030.

圖1和圖2分別繪制了1978和2001年中國各地區的工業GDP 份額分布[②]，從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這20餘年間工業集聚的過程。在1978年的圖中，工業的地理分布仍然具有一定的分散化現象，具體表現在：（1）東部沿海地區和中部很多省份的工業份額較低，沒有超過4%；（2）東北三省的工業重要性非常明顯，特別是遼寧一枝獨秀，工業份額超過8%；（3）甘肅和陝西這兩個西部省份的工業份額超過了2%，還沒有表現出與其他地區之間的巨大差距；（4）三大直轄市盡管面積較小，但工業份額並不低。相比之下，到了2001年，中國的地區工業布局已經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與1978年的工業布局特徵相對照，不難發現，中國的工業集聚趨勢非常明顯，具體表現在：（1）東部沿海地區工業份額有顯著的上升，其中廣東、江蘇和山東三省工業比重分別達到11.20%、10.11%和9.69%，浙江的工業份額達到了7.35%，福建的工業份額也有所上升；（2）東北三省的工業地位明顯下降，遼寧的工業比重已經下降到5.18%，黑龍江和吉林的工業份額分別下降到4.18%和1.72%；（3）西部省份的工業份額總體上有所下降，僅四川（含重慶）的工業份額有所上升；（4）三大直轄市的工業份額明顯下降，上海的工業份額為5.02%，北京和天津的工業份額均已低於2%.總地來說，工業集聚的趨勢還表現在，1978年工業份額超過8%的僅有上海和遼寧，而工業份額低於2%的省份有11個。到了2001年，工業份額超過8%的省份變成了3個，而工業份額低於2%的省份增加到16個。

不難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集聚主要發生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在環渤海地區，雖然遼寧的工業份額有所下降，但山東的工業份額卻明顯上升。[③]從我們計算的工業GDP 份額排名中可以看到，盡管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有所變化，但是前四位的省份全都屬於上述三大地區。在這三大地區中，同樣存在工業比重的變化。作為僅僅有一個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由於依託香港工業的轉移，同時憑借香港的自由貿易港優勢，再加上改革開放的政策支持，所以工業增長強勁。長江三角洲地區工業門類齊全，輕重工業發達，是中國最大的加工製造業基地，歷史上其紡織、服裝、機械、電子、鋼鐵、汽車、石化等製造業在全國就佔有重要地位。Wen （2004）計算了1995年25個工業行業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額的省市區，長江三角洲的江浙滬大約達到總數的一半。2001年，長江三角洲三省市實現製造業GDP25456.01億元，佔全國製造業GDP 的30.23%，遠高於環渤海地區（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區（15.37%）。

三、工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的作用

在傳統的經濟地理理論里，工業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區域之間經濟地理因素的差異，例如，自然資源豐富的地方以及大港口附近通常會成為工業集聚的中心地區。在中國，由於自然條件比較好而導致的工業集聚的例子也是存在的，例如，中國的東部省份之所以逐步成為工業集聚的中心，其不可比擬的優勢就是距離大的港口比較近，而遼寧和山西則是依靠自然資源成為工業中心的典型例子。

但是，傳統的經濟地理學不能解釋兩個重要的經濟現象：第一，一些在純自然條件方面並不一定非常有優勢的地方卻成為了工業集聚的中心；第二，兩個在自然條件方面非常相近的地方卻可能在工業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現。例如，與周圍省份（特別是福建）相比，浙江的自然條件並沒有特別的優勢，浙江並不屬於資源豐富的省份，港口優勢也並不明顯，但是，浙江的工業集聚趨勢卻比福建明顯得多。廣東和廣西是另一對例子，這兩個省份的純自然條件也非常相近，但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裡，廣東已經成了非常重要的工業中心，廣西卻仍然是經濟比較落後的省份，兩者的差異顯然不是自然條件可以解釋的。

超越簡單的經濟地理因素尋找工業集聚的原因促成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崛起，而對新經濟地理學產生直接影響的就是1970年代末開始興起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引入了收益遞增假定，強調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模式中的決定作用。收益遞增假說在貿易理論里獲得成功應用之後，緊接著就對經濟地理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新貿易理論的代表人物Krugman 也同時成為了新經濟地理學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抓住了導致工業集聚的最為本質的經濟力量——收益遞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兩個地區在自然條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於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歷史事件）導致產業開始在其中一個地方集聚，由於經濟力量的收益遞增作用，在地區間交易成本沒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場的條件下，就可能導致工業的集聚。在新經濟地理學中，以下被認為是影響工業集聚的重要因素：（1）一個地區企業的數量。企業的數量多，新進入企業就容易得到原材料的供給，同時他們生產的產品也更容易在當地銷售，所以工業會在企業數量多的地方集聚。（2）一個地區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水平高，新進入企業就容易招聘到所需要的人才，同時，高的人力資本意味著R&D 的成本低，企業容易獲得創新收益。（3）消費者的購買力。如果一個地區消費者的購買力強，那麼對於消費品的需求就會多，會導致本地消費品價格的上升，吸引企業進入這一市場。同時企業在本地的集聚也導致了工資的上升，消費者的購買力進一步提高，從而產生地區工業發展的良性循環。（4）交通運輸條件。根據Krugman （1991）的模型，我們知道新經濟地理學將交通費用視為影響工業集聚的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只要交通費用不至於高到成為地區間貿易的天然障礙，那麼由於工業集聚產生的收益就仍然可能超過由於地區間貿易產生的成本損耗，集聚就會產生，並且在收益遞增的作用下自我加強。

需要指出的是，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並沒有否定一些傳統的經濟地理因素的影響，事實上，一些地理因素的影響在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中變成了間接的影響，甚至我們可以把兩個地區間的經濟地理的差異也看作一種偶然因素，這種純經濟地理因素可以導致初始的工業集聚，然後再通過新經濟地理因素的收益遞增影響而對工業集聚產生作用。

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和發展，同樣也引發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來檢驗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但是，這些實證研究卻相對比較忽視經濟政策的作用（例如Wen ，2004）。當然，這並不是說經濟地理學完全忽視了經濟政策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確切地說，在新經濟地理學中，由於非常強調如歷史事件之類的偶然因素在收益遞增機制的作用下對工業集聚的影響，經濟政策的變化對某個具體的地區而言，就可以被視為導致其工業集聚的偶然事件。例如，經濟的開放可能會導致工業在靠近國際市場的地區集聚。再如，教育和基礎設施投資可以加強一個地方的人力資本和基礎設施，政府放鬆對於經濟的干預可以減少交易成本。在世界范圍內，經濟政策變化改變工業布局的例子並不罕見，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經濟開放政策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例如，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實施以後，墨西哥的工業就逐漸向與美國交界的地區集中，而墨西哥城周圍的重要性則相對有所下降（Rodríguez-Pose 等，2003）。

經濟政策對工業集聚的影響既可能是通過經濟地理的因素起間接作用的，也可能是直接對工業集聚產生作用。在中國，經濟政策的調整顯然也是導致地區間工業布局變化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實施的經濟開放政策是導致這一地區工業集聚的重要原因，而這又是因為這里距離香港這個港口、金融和貿易中心以及大市場非常近。這時，經濟開放這一經濟政策就通過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的因素對工業集聚產生了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麼改革以後廣東和廣西在工業集聚方面的表現出現了巨大的差異。但是，經濟政策並不總是通過經濟地理或新經濟地理的中間變數來對工業集聚的產生作用的，一些經濟政策對於工業集聚具有直接的影響，而且經濟政策並不是可以任意調整的，一項政策一旦實施，就也有自己的自增強作用。經濟政策直接導致工業集聚的例子在中國也是存在的，例如，浙江的工業集聚在一定程度上與這個省的市場化改革進行得較為徹底有關。由於經濟市場化程度較高，浙江省的民營經濟比較活躍，而這又反過來促使政府進行一步採取市場化、放鬆管制和保護民營經濟的政策，從而進一步加強工業的集聚。

一、經濟地理因素

我們在這里考慮了兩個經濟地理的因素：沿海地區啞變數（coast ）和直轄市啞變數（city）。絕大多數研究中國地區差異的文獻都使用了沿海或內地的虛擬變數，由於無論是地理和歷史條件還是改革開放後的政策傾向都有利於沿海地區工業的發展，而中部和西部的差異則並不特別顯著，因此，我們預期沿海地區的虛擬變數對於工業向沿海集聚有正的影響。三大直轄市[④]的經濟功能與一般的省區相比有明顯的不同，它們更多地承擔著政治中心、航運中心或者服務業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經濟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會排擠它們作為製造業中心的功能，所以我們估計這一變數的影響是負的。

二、新經濟地理因素

以Henderson （1974），Fujita（1988）和Krugman （1991）為先驅的新經濟地理學，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從而挑戰了新古典的傳統[⑤].Henderson 一方面強調了企業前後向關聯導致的產業外部性使企業集聚在其他企業周圍，另一方面強調了企業集聚在人力資本豐富的地區所得到的知識外部性；而Krugman 通過壟斷競爭模型強調了企業集聚在消費者市場附近得到的需求聯系，Fujita（1988）通過存在不可貿易商品的模型，得到了同樣的證明。為了檢驗這三種不同的包含收益遞增的因素，我們構造了以下指標：（1）地區企業數量比重（firm）衡量產業外部性；（2）地區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與各年全國均值之比（e ）代理人力資本的相對優勢，由於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地區教育數據不完全，我們使用了萬廣華等人（Wan ，Lu and Chen，2004）估計的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數據；（3）地區消費者需求，我們使用了人均GDP 的對數值與各年全國均值之比（pergdp）來度量一個地區消費者的相對購買力；[⑥]（4）Wen （2004）使用了城市數指標來度量城市的發展，但是這很難衡量各個城市本身的發展狀況，因此，我們採用了陸銘和陳釗（2004）的方法，用非農人口比重與全國均值之比（urban ）來代理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水平，並取其與各年全國均值之比作為一個地區的相對城市化水平；（5）郵電通信和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也有利於工業集聚，為了證實這一點，我們引入了運輸倉儲郵電通信產出佔GDP 百分比來度量信息化對工業化的支持，並且取其與各年全國均值作為各地相對的信息化指標（com ），同時，我們用地區的公路里程佔全國的比重（road）來代理相對的交通運輸條件。[⑦]

三、經濟政策因素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轉軌的經濟來說，政策的差異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決定地區差異的重要因素。Kanbur and Zhang（2005）回顧了政策因素對於中國50年地區差異的影響，Démurger等（2002）也強調了改革以來的經濟政策對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本文中，我們主要考察了兩個方面的政策因素：（1）對外開放度。對外開放是經濟改革以來最為重要的經濟政策，接下來我們將要考察的非國有化進程和政府退出經濟活動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都與對外開放的進程有關。和既有的文獻的通常指標一致，我們用出口佔GDP 比重和進出口總額佔GDP 比重與相應的全國均值之比（export和trade ）來度量相對的經濟開放程度。我們預期對外開放對工業集聚有正的作用。（2）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參與度。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是政府全面參與經濟活動的計劃經濟，在這一體制下，資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均受到負面影響，因此，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將有利於工業的集聚。在經濟增長文獻中，通過用扣除教育和國防經費的政府支出佔GDP 的比重來度量政府消費所起的作用。在我們的數據中沒有省一級的國防開支統計，而教育支出被包括在科教文衛支出這個大類中，由於這個大類的性質與教育支出都是類似的，因此，我們就用扣除這一類支出以後的政府支出在GDP 中的比重與全國均值之比（gov ）來度量相對的政府對於經濟的參與程度，並預期這一變數的符號為負。[⑧]

必須說明的是，政策的調整從來就不可能在政策頒布的一夜之間完成，從而導致改革在時間上的循序漸進和空間上的進展差異，而我們使用的政策指標所具有的面板結構恰恰能夠反映各類政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差異。但是，這類政策指標仍然可能是某些未觀察到的真正的政策變數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政策本身。為了克服此類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造成的估計偏誤，對於我們特別關注的開放指標，我們使用了工具變數來檢驗其是不是具有顯著的內生性問題。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所說的那樣，之所以將關注的焦點特別集中於經濟開放政策的效果，是因為這一政策是中國經濟改革以來最為重要的政策，也標志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由趕超型向比較優勢型的轉變。而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和經濟的非國有化進程也與經濟的開放進程緊密相關。另一個值得一提的原因是，在國際上，經濟全球化與地區間收入差距的影響正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Wan ，Lu and Chen，2004），而從經濟開放的角度來看工業的集聚也能為這一問題提供一些相關的證據。我們使用的經濟開放的工具變數包括了各個地區在1978年經濟仍未實施開放政策時的開放度指標（1978年的出口與GDP 之比export78，或者1978年的出口與GDP 之比trade78），以及各地到香港和上海兩個主要港口的距離中較近的一個（port），[⑨]這兩個工具變數分別反映了歷史和地理因素對於開放的影響，實際上也反映了歷史和地理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的間接影響。其中，使用各地到香港和上海兩個港口的距離是因為這兩大港口是中國最大的港口，其吞吐量明顯高於排名在其後的其他港口，可以作為開放度的有效的工具變數（Wei and Wu，2001）。

五、實證研究結果的報告

計量分析的結果見表2.方程（1）是包含了全部變數的隨機效應模型，其中，我們用export作為開放度的指標。Hausman 檢驗結果顯示，不能拒絕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方程2）的系數沒有系統性差異的假說。同時，當我們使用export78和port作為export的工具變數估計包含工具變數的隨機效應模型（方程（3），IV-RE ）時，Hausman 檢驗結果顯示開放度指標並未顯著地存在內生性偏誤。方程（4）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去掉了不顯著的變數e ，並沒有改變模型的基本估計結果，Hausman 檢驗仍然支持隨機效應模型，並且開放指標並未顯著地存在內生問題。方程（5）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用進出口和GDP 之比（trade ）替換export作為開放度指標，結果顯示，Hausman 檢驗仍然支持隨機效應模型。有趣的是，當我們用trade78和port作為trade 的工具變數的時候，port在控制了模型其他變數之後與trade 不顯著相關，這說明到港口的距離雖然對一個地區的出口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卻對以進出口總額作為指標的開放度沒有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進口並不顯著地受到一個地區與大港口之間的距離的影響。

通過表2中報告的幾個結果，以及相應的檢驗，我們可以確認，方程（1）所得到的結果是穩定的，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討論實證研究的發現。總地來說，無論是經濟地理因素、經濟政策因素還是新經濟地理因素中的變數，都對產業集聚具有很好的解釋力。這就說明地區的工業發展和集聚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影響的復雜的過程，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一些方面，都可能影響實證結果的可信度。具體來看，我們可以依次將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的各種因素的作用總結如下：

1、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我們發現，沿海地區更接近國際市場的地理優勢的確有利於工業集聚。而直轄市作為城市經濟，已經進入後工業化時代，其經濟職能正在發生變化，因此，直轄市的工業份額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後相對更低。

2、新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我們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為新經濟地理學提供了來自中國的證據。在我們的實證結果中，由一個地區企業數衡量的產業外部性和地區消費者購買力對於工業集聚的前後向聯系作用均顯著為正。我們發現地區的人力資本相對水平對工業集聚有著不顯著的正影響，之所以人力資本的因素作用不顯著，可能是因為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還處於比較初級的階段，對於人力資本的要求還不高。一個地區城市化水平和在道路和通訊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對地區的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我們的一系列新經濟地理指標是一個地區與全國平均水平的相對數，因此其系數之間是相互可比的。從結果來看，顯然，道路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的購買力對於工業集聚的積極作用最大。

3、經濟政策的作用。我們發現，對外開放對於工業集聚有著顯著的正影響，這顯示出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策略對於工業集聚的推動作用。有趣的是，我們在使用工具變數的估計結果中還發現，歷史和地理的因素對於地區的開放程度有著顯著的影響，計劃經濟時期開放程度高的地區和距離大港口較近的地區在我們的數據考察期間仍然有較高的開放度。同時，我們也發現，到大港口的距離對於以進出口佔GDP 比例為指標的開放度並沒有顯著的解釋力。綜合起來看，可能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歷史還不夠長，所以才導致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因素仍然在起作用，而地理因素的作用卻主要對出口產生影響。[⑩]我們所考察的另一個重要的政策變數是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正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越高，越是不利於地區工業的集聚。
新經濟地理所強調的各種經濟力量的正反饋作用和收益遞增性長期以來被主流經濟學家忽略。近年來由於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興起，使得更多的人開始關注這些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現象的解釋。本文的檢驗同樣也證實了這些經濟規律的作用。從各國的工業經濟格局狀況來看，工業在少數地區集聚，從而形成規模效應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由於地區間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地區工業發展的不平衡導致的，因此一些影響地區工業集聚的因素也間接地對地區間發展差距產生顯著的影響。如果政府希望通過緩解地區間的工業發展差距來控制地區間發展差距的話，本文的結論也可提供一些政策參考。在地區工業集聚的各種因素中，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因素具有收益遞增作用，這是順應經濟規律的，也是很難通過政策加以調整的，其中，政府可以做的只能是通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化建設來推動地區工業的發展。在政策方面，可以比較確定的是，經濟開放是導致地區工業集聚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退出也可能加快地區工業的集聚。如果工業化進程較慢的地區可以更快地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仍然可能減緩地區間工業發展差距擴大的步伐，甚至縮小地區間工業發展的差距。

對於思考中國地區間差距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啟示。由於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以及工業發展中的規模經濟和收益遞增效應，工業集聚和地區間差距是工業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實現並不是要扭轉由經濟力量的收益遞增性導致的工業集聚，而是應該通過深化經濟改革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落後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地區間的協調發展不是各個地區沒有差別的發展，而是在一種錯落有致、公正並有效率的競爭下的發展。

❻ 本地市場效應的介紹

本地市場效應是指在一個存在報酬遞增和貿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擁有相對較大國內市場需求的國家將成為凈出口國.它源自新古典貿易理論解釋復雜貿易實踐的理論局限和新貿易理論經驗證據匱乏的困境,在探尋兩種理論範式相對解釋力的過程中應運而生,並隨著空間經濟學的迅猛崛起而成 為新經濟地理範式的核心特徵之一

❼ 克魯格曼對新貿易理論是什麼

20世紀90年代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為產業集聚的產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釋。克魯格曼以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為假設前提，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簡稱D-S模型①）壟斷競爭模型的基礎上，認為產業集聚是由企業的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和生產要素移動通過市場傳導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克魯格曼的產業群模型是基於以下事實：企業和產業一般傾向於在特定區位空間集中不同群體，不同的相關活動又傾向於集結在不同的地方，空間差異在某種程度上與產業專業化有關。這種同時存在的空間產業集聚和區域專業化的現象，是在城市和區域經濟分析中被廣泛接受的報酬遞增原則的基礎。當企業和勞動力集聚在一起以獲得更高的要素回報時，存在本地化的規模報酬遞增為產業群的形成提供了理論基礎。本地化的規模報酬遞增和空間距離帶來交易成本之間的平衡，被用來解釋現實中觀察到的各種等級化的空間產業格局的發展。克魯格曼（1991）設計了一個模型，假設工業生產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點，而農業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在一個區域內，工業生產活動的空間格局演化的最終結果將會是集聚。這從理論上證明了工業活動傾向於空間集聚的一般性趨勢，並闡明由於外在環境的限制，如貿易保護、地理分割等原因，產業區集聚的空間格局可以是多樣的，特殊的歷史事件將會在產業區形成的過程中產生巨大的影響力。現實中的產業區的形成是具有路徑依賴性的，而且產業空間集聚一旦建立起來，就傾向於自我延續下去。克魯格曼的模型為人為的產業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論依據，產業政策有可能成為地方產業集聚誕生和不斷自我強化的促成因素。也就是說，克魯格曼將最初的產業集聚歸於一種歷史的偶然，初始的優勢因路徑依賴而被放大，從而產生鎖定效應，所以集聚的產業和集聚的區位都具有歷史依賴性。克魯格曼將貿易理論和區位理論相結合，用模型化的方法通過嚴密的數學論證從深層次上揭示了產業集聚發生的機制，彌補了馬歇爾和韋伯觀點的不足。但是，他比較強調大型公司的內部增長和組織間能量化的市場聯系，而忽視了公司活動所產生的難以量化的非物質聯系（如信息、技術聯系）和非正式聯系（如人際關系間基於信任的聯系）。

❽ 城市地理學和城市社會地理學的區別

城市是有一定人口規模，並以非農業人口為主的居民集居地，是聚落（Settlement）的一種特殊形態。
城市是一種復雜的動態現象，它的興起和發展受自然、經濟、社會和人口等方面因素的影響。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速度，不同的人口分布和遷移特點，都對城市的發展速度、性質、規模、空間組織等產生影響。
城市是一種區域現象。它在地球表面占據著一部分土地，雖然面積不大，但它作為人類活動的中心，同周圍廣大區域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具有控制、調整和服務等機能。
城市本身是一個「面」，它的內部有各種構成要素的演變和組合問題。但從區域角度來看，城市也是一個「點」。幾乎每個城市都是一個地區的經濟、政治或文化的中心，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影響區域（腹地或集散區）。由於城市規模不同，影響范圍有大有小，各城市影響區之間也可能有疊加或交錯，但每個城市都在其影響區域內起著焦點或核心作用。
由此可見，城市不僅具有區域性和綜合性的特點，而且屬於歷史范疇。一方面，人們都把城市作為人類文明的代表，時代經濟、社會、科學、文化的淵藪和焦點。另一方面，城市也集中了整個社會生活、整個時代所具有的各種矛盾。所以，城市也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的大系統。這個系統包含的內容很廣，不僅包括生產、消費、流通等空間現象，也包羅造成空間現象的非空間過程。為了揭示城市系統的空間現象，必須深入研究形成這種空間現象的社會、文化和思想意識形態等非空間因素。
城市地理學所要研究的對象就是這樣一種城市。城市地理學是研究在不同地理環境下，城市形成發展、組合分布和空間結構變化規律的科學，既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分支，又是城市科學群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般來講，城市地理學最重要的任務是揭示和預測世界各國、各地區城市現象發展變化的規律性。揭示和掌握世界各國、各地區城市現象的規律，屬於認識世界的任務；科學預測世界各國、各地區城市現象的變化規律，屬於改造世界的任務。
就我國來說，當前正處於新舊體制交替時期，四化建設向我國城市地理學提出了許多重大的實踐問題。比如，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和城鎮化水平的調控，區域城鎮體系的形成，農業勞動力轉移，城市職能的更替和空間重組等問題。我國城市地理學的迫切任務，就是從我國國情出發，解決社會經濟建設中不斷出現的矛盾和問題，為領導部門決策提供依據，以充分發揮城市的中心作用。
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城市地理學必須在總結我國的實踐經驗基礎上，借鑒西方城市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加快城市地理學的理論建設。西方城市地理學經歷了近百年的發展，是無數地理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智慧的結晶，其中有不少帶普遍性的理論和方法，經過了外國社會實踐檢驗，對於我國來說，雖然只是間接的，但只要注意到國情，取其精華，洋為中用，仍然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方法。
無疑，任何理論的產生總不能超越其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許多學說表面看來那麼抽象晦澀，遠離現實，但是，只要從它們的主導思想傾向和基本原理進行深入分析，都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它們的產生和發展的根源，都有著理論的客觀性。但是，所謂理論的客觀性只是相對的，總是有時代的局限性，受發明者和倡導者的立場觀點所制約，其中摻雜著不少主觀成分。作為社會科學的城市地理學也毫不例外，其本身的發展無不打上時代、文化背景及社會性質的烙印。因此，我們在學習外國城市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時，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絕不能不顧國情，生搬硬套。
我們知道，西方理論本身在西方的國度里也不是完美無缺的，而是在發展之中。同時，西方理論，尤其是通過歸納法而得到的理論，其歸納范圍僅僅局限於過去一段時間的西方社會經驗，即使是今日的西方社會也不一定適用，更何況是不同時期的非西方社會！例如，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在西方18、19世紀的時空條件下，城市化確實促進了工業化。可是今天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化，並沒有帶來相應的工業化。
現代城市地理學的主要理論和模式，其歸納范圍主要是西方城市，特別是歐美的城市，這是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城市化地區和大城市主要集中於歐美地區。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三世界城市化速度非常快，可以預料，到2000年，世界上大部分城市人口，大部分大城市將出現在第三世界，而歐美地區的城市和城市人口在世界上所佔比例將愈來愈小，其代表性也將有所降低。未來城市地理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若循歸納法研究，忽略第三世界的城市，若循演繹法研究，沒有經過世界上各地區，特別是第三世界城市的檢驗，那麼，這種理論和研究方法便不可能有充分的代表性，必然缺乏現實意義。
我國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有著可以發展高水平的城市地理學的土壤。然而，可惜的是，我們缺少理論的概括，科學的推論，模式的建立。我們知道，一種理論，一個研究模式的創立、發展和運用是無數學者、實踐者共同努力的結果。
因此，我們應該不斷總結我國城市發展的過程，並對西方理論加以驗證，在吸收西方有益理論的基礎上，探討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地理學的理論體系。
當然，城市地理學的發展離不了教學和研究的專業人才。從教學、研究來看，都需要不同層次的城市地理學專業人才。教學上，既需要高校的城市地理學教學人員，也需要中等教育的教學人員；研究上，既要一定數量的有較深造詣的專門研究人才，更需要大批能從事基本問題研究的普通研究人員。所以，專業人才培養是促使城市地理學發展的有效途徑，也是這門學科的任務之一。
在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的今天，不論專業人才的培養，還是人們文化素質的提高，都需要廣泛普及城市地理教育。通過對城市地理知識的學習，不僅可以使廣大公民，特別是青年了解當今城市地理學的發展現狀和趨勢，以及它的重要地位與作用，而且可以結合個人的工作實際，更好地正確解決和處理城市活動與資源開發的相互關系，進而更好地為經濟建設服務。

❾ 新經濟地理學的動態模型

核心——周邊模型。
新經濟地理學理論中最有代表性的「核心——周邊」模型最先見於克魯格曼(1991)的研究。該模型展示外部條件原本相同的兩個區域是如何在報酬遞增、人口流動與運輸成本交互作用的情況下最終演變出完全不同的生產結構的。模型假設世界經濟中僅存在兩個區域和兩個部門——報酬不變的農業部門和報酬遞增的製造業部門。農業工人在這兩個區域均勻分布，農業工資處處相同；製造業工資的名義值和實際值則存在地區差異，因而製造業工人視實際工資的高低從低工資區域向高工資區域流動。它通過將報酬遞增條件下的製造業份額與流動工人的份額加以內生，得出區域生產結構隨運輸成本變化而呈現出非線性關系的規律。模型顯示，在中等水平的運輸成本下前向與後向聯系的效應最強：一個區域的製造業份額越大，價格指數越低，廠商能夠支付的工資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製造業工人。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的對稱結構變得不可持續，從製造業原本均勻分布的經濟中將逐漸演化出一種核心一周邊結構。核心佔世界產業的份額大於其佔世界要素稟賦的份額，由於製造業報酬遞增的緣故，它將成為製成品的凈出口者。由於在這里區域(或國家)的大小及其演變都是內生的，由這一模型得出的結論比一開始就假定國家大小是外生給定的新貿易模型大大前進了一步，也更加具有說服力。 由於國界以及語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對人口流動構成相當大的障礙，上述以要素流動性假設為基礎的人口集中意義上的集聚模型一般只適用於國內范圍的空間集聚研究。為研究國際層次的經濟活動的分布，維納布斯(1996)憑借產業間的直接「投入—產出」聯系假設建立起國際專業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設，在由國家組成的世界中，國家之間雖然不存在勞動力的流動，但是可以進行貿易。假設各個國傢具有相同的稟賦和生產技術，擁有農業和製造業兩個生產部門，勞動力可以在國內部門間流動。農業部門為完全競爭型，農業產出為單一投入—勞動的增凹函數。製造業部門為不完全競爭型，使用勞動和中間產品的組合作為投入，廠商之間存在直接的「投入—產出」聯系，每一廠商的產出既作為提供給消費者的最終產品，又作為所有其它廠商所需要的中間投入品。製造業作為中間商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雙重身份使得與傳統集聚有相近邏輯的國際專業化過程得以發生。
擁有較大製造業部門的區域通常能夠提供較多種類的中間產品，而中間產品種類較多的區域有較低的價格指數，使得使用中間產品的廠商可以以較低的成本生產，這就構成一種前向聯系——既有的產業集聚構成對外部廠商的吸引，中間品投入較大的廠商將傾向於在擁有較大製造業部門的區域選址生產；反過來，廠商生產成本中的中間投入品采購部分構成廠商之間後向聯系的來源：在一個區域生產的廠商越多，對中間品的需求越大；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該區域在製成品上的總支出也越大，這就為中間產品提供了一個巨大的當地市場。由於國與國之間不存在勞動力的流動，前、後向聯系的結果不可能是人口在特定的國家的集中，但是，它們卻能夠導致製造業(或特定產業)在有限幾個國家集聚的專業化過程。另一方面，正是由於勞動力不能在國家間流動，特定國家的製造業集聚也會因勞動供給的趨緊而使得該國製造業與農業工資同時上升，在農業生產函數為嚴格凹的假設下，農業邊際產出上升，製造業對農業勞動力的吸引減弱。
國際專業化模型所表明的一體化與集聚之間非線性的倒U形關系揭示了廠商對經濟一體化可能做出的區位響應。在較高的貿易成本下，廠商將分布於稟賦相同的區域以滿足最終需求。在居中的貿易成本下，隨著某些區域比其它區域吸引更多的產業，區域差異將開始形成——但並不會達到完全專業化的程度。在低貿易成本下，集聚隨著低工資區域的產業份額逐漸上升而潰散。相對於更為工業化的區域來說，早期進入低工資區域廠商的動機是出於對非流動要素的較低的價格的考慮；然後，隨著在某些部門建立起臨界廠商群落，更多的廠商將搬遷過來以充分利用前向和後向聯系。這一模型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增長需要實行高度的對外開放，不僅需要商品領域的自由貿易，而且需要各國在投資和服務(尤其是生產者服務)貿易領域表現出更大的靈活性和自由度。 全球性的產業擴散及其規律對於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來說一直是一個難以把握的問題。以上述國際專業化模型為基礎，蒲格和維納布斯(1996)在模型中進一步引入技術進步作為外生變數，用L表示由技術所決定的效率水平，假設技術進步使所有基本要素穩定地遞增，並用效率單位測度各基本要素，建立起全球化和產業擴散模型：假設存在這樣一個世界，其中某個區域因為偶然的技術進步在製造業率先建立起一種自我強化的優勢，這一優勢允許它支付比其它國家更高的工資。隨著時間的發展，世界對製成品的需求上升。這將使得製造業區域的生產水平上升，強化製造業在該區域的集聚，並使得該區域工資上升。隨著這一過程的進一步發展，區域間的工資差異將越來越大，並最終不可持續，製造業廠商將尋求遷入第二個區域，在那裡他們更為有利可圖。這樣，第二個區域又開始了建立製造業自我強化優勢、提升區域工資的新的輪回，並最終引發第三個區域的製造業成長，如此循環往復。在運輸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況下，位於核心國家的產業感受到的前向與後向聯系(向心力)都相對較低，勞動效率的小幅度上升導致工資成本的上升(離心力)都足以壓倒產業聯系(向心力)的影響，從而引發投資和生產向周邊國家的轉移以滿足最終需求。倒是在運輸成本的中間區段，位於核心國家的產業感受到的前向與後向聯系(向心力)最強，有更大的餘地平衡由勞動效率的，上升所導致的工資成本(離心力)的增加，因此，在運輸成本的中間區段，產業集聚更容易維持。
然而，這一模型給人們的啟發更多地在於揭示產業擴散相對於勞動效率(而非運輸成本)變化的敏感性上。藤田、克魯格曼與維納布斯(1999)用了一個包含三個國家和七個勞動密集度各不相同的產業的例子更好地說明這一產業擴散過程，在階段I，所有產業均位於國家1，在國家1與國家2和3之間存在工資差異。隨著勞動效率水平的增加，工資差異的幅度不斷增加——直到某個產業的廠商開始重新進行區位選擇並因此而有利可圖，階段Ⅱ即從此開始。在Ⅱ階段，產業是向所有國家均勻地擴散，還是依次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擴散呢?且考察一下階段Ⅱ的最初階段，其間國家2和國家3都在開始工業化。在階段Ⅱ起初的一個很小的區間內，兩國工資水平是一致的，但是，隨著國家2和國家3內部的產業聯系變得不斷增強，兩個國家有相同產業結構的均衡將會變得不穩定。只要有一個國家略微領先，其優勢就會被放大，另一個國家將因此而落後。因此，產業擴散並不是沿所有國家齊頭並進的，各國的工業化有先有後。
這一模型很好地表明，經濟發展不是多個國家齊頭並進地追趕富裕國家的平穩的過程，它是—個富國與窮國集團共存的過程，存在導致窮國加入富國俱樂部的可能的機制。世界范圍的工業化將以一系列波的形式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一個國家的產業體系的建立一般要遵循從低級開始向高級攀升的過程。 為了進一步考察全球化對已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的影響，克魯格曼和維納布斯(1996)從分析一些廠商與某類廠商存在比與其它廠商更強的買方/供方關系這一重要的投入-產出聯系特徵人手，建立起區域專業化模型。這一模型與上述模型的演化動態原理基本相似，但在基本假設方面卻存在一個主要差別：在區域產業專業化模型中，假設存在兩個國家(「本國」與「外國」)和兩個生產部門(產業1和產業2)，這兩個國家和兩個部門所面臨的需求與所採用的技術完全對稱，勞動投入為惟一的生產要素；由於所考察的經濟已完全實現工業化，規模報酬不變的農業部門已從其中退出，因此，假設各生產部門均為不完全競爭型的製造業。
假定產業1在本國的集聚(相應地，產業2在外國集聚)為一均衡，當產業間聯系強於產業內聯系時，在任何貿易成本下，這一產業集聚都不是可持續的，這是因為，對於各個廠商來說，最為重要的區位利益來自於與它國廠商的聯系，因此，各個國家將發展多樣化的產業組合。相反，如果產業內聯系強於產業間聯系，則當貿易成本值較高時，產業不可能形成地理集聚，兩個產業在兩個國家內均有分布；只有當貿易成本足夠小時，產業的地理集聚才是可能的和可持續的。產業內聯系與產業間聯系之差距越大，使產業集聚為可持續的貿易成本的取值范圍越寬。由這一模型所預測的基本傾向即使在對模型引入更多區域和產業部門的情況下也會保持不變。但在多個產業的情況下，分布並不是一半對一半的。一個區域可能比另一個區域有更多的產業，這將導致區域之間真實收入的差距。

❿ 新經濟地理學核心內容

新經濟地理學又名空間經濟學。由於世界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發展，主流經濟學理論在解釋現有經濟現象時遇到越來越多的問題。因此，以克魯格曼( Paul Krugman) 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家又重新回歸到經濟地理學視角，以邊際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與路徑依賴為基礎，拓展分析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與全球化等經濟現象，藉此開創了「新經濟地理學」。
中文名
新經濟地理學
外文名
New Economic Geography
定義
地理學發展中的一門邊緣性分支學科
學科
地理學
快速
導航
產生背景興起原因研究傳統理論背景理論基礎研究內容模型類別理論含義學科局限學科創新學科發展
內容簡介
本書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為讀者全面介紹了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的理論、思想及其巨大影響。
克魯格曼通過建立各種模型將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引入國際貿易，指出規模經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從而成功解釋了戰後國際貿易發展變化的新格局，建立了國際貿易新理論。同時，克魯格曼考慮了運輸費用問題，突破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運輸成本為零的假定，提出了經濟活動的區位問題。克魯格曼以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為出發點，將國際貿易模式和經濟活動區位分析結合起來，創造性地提出了新經濟地理學理論，開創了經濟地理學研究的新時代，被譽為「新經濟地理學之父」。
本書把高深的理論進行通俗解釋，使讀者能輕松領略經濟學大師的思想理論，同時學會用大師的智慧來觀察和指導生活，藉助巨人的肩膀，站得更高，看得更遠。[1]
產生背景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科學進入了一個相互交叉與互動的新時期，各學科在理論互動中對區域與空間產生了濃厚興趣。特別是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與經濟學研究領域的交織更加明顯，以克魯格曼等為代表的主流派經濟學家重新審視了空間因素，以全新的視角，把以空間經濟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區域經濟學、城市經濟學等傳統經濟學科統一起來，構建了「新經濟地理學」。
新經濟地理學
主流經濟學以往常常對空間置之不理,除了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以外,其研究基本上是非空間的,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經濟學家們知道無法把空間因素模型化,所以不去研究經濟的空間問題。然而,在現實中,如果忽視空間因素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很多經濟問題的研究就難以得到理想的答案。因此,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為經濟學家研究區位提供了一種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