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文化地理學的論文
文化地理學的研究，旨在探討各地區人類社會的文化定型活動，人們對景觀的開發利用和影響，人類文化在改變生態環境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該地區區域特性的文化繼承性，也就是研究人類文化活動的空間變化。
除此之外，文化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也是文化地理學研究的內容，例如乾旱、半乾旱地區不適合發展耕作業，因此就發展了牧業，進而形成了游牧文化。社會組織作為制度文化，也是文化地理學研究的對象。所以說，文化的產生與發展，與自然地理環境有很大的關系。
狹義的文化地理學是指研究語言、信仰、風俗、文學藝術等精神文化的空間分布及特點的科學，屬於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廣義上的文化地理學，等同於人文地理學。即是研究地球表面人類活動所創造的各種文化事象的分布與變化規律，以及人類與地理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廣義的文化地理學將政治地理學、經濟地理學、社會地理學、城市地理學等都視為文化地理學的研究范疇。其中政治地理學包括政治地理、軍事地理；經濟地理學包括農業地理、工業地理、交通運輸地理、商業地理、旅遊地理；社會地理學包括人種地理、人口地理、聚落地理、社會地理、（狹義）文化地理。
社會地理學是研究各種社會集團的區域分布、空間利用類型及其地域類型形成過程的學科。社會集團具有不同的類型，起源於特定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方式。這些生活方式代表了不同的社會集團對不同自然環境的反應，具有一定的空間分布。居住在世界上的人們有不同的方式生活，他們的民族祖先、文化習俗、宗教信仰、語言、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等都有很大差異，因而可以劃分成不同的社會集團。而社會集團不論大小都佔有地球表面的一部分，都在不同程度上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形成不同的空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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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體進程
傳統的輿地學孕育了歷史地理學。輿地學主要研究歷代疆域、政區、地名、水道的因襲與變異，長期以來是歷史學的附庸，是治史的四把鑰匙之一，它的成果往往僅被視為為歷史研究提供一個空間舞台而已。
20世紀初，隨著西方地理學思想和方法的傳入，逐漸沖破了輿地學的藩籬，學者們自覺不自覺地運用新的方法和視角來研究歷史時期發生的一切地理現象，並探索這些現象發生、發展和變化的規律。這樣，現代科學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就應運而生了。1934年由顧頡剛、譚其驤創辦的禹貢學會就是有志於開創現代歷史地理研究的學術團體，自費籌辦的《禹貢》半月刊既取得了一批學術成果，更培養了一批歷史地理學人才，但不久因日寇侵華而停辦。
歷史地理學得到充分發展並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則是解放後的事。當然，發展的道路並不是平坦的。在"文革"以前，歷史自然地理因其階級屬性不強而有所發展，並在國家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與國家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經濟地理（含歷史經濟地理）因受蘇聯影響而呈一枝獨秀式地畸形發展，某些分支只能依附於經濟地理而苟延殘喘；但人文地理長期被視作偽科學，作為歷史地理學重要內容的歷史人文地理自然也遭了殃。所以，真正運用馬列主義理論和方法，在基礎理論研究、新領域開拓、相關學科的交流與融合以及結合四化建設的專題研究等方面的一系列成就，主要還是改革開放以後即20世紀最後二十幾年裡所取得的。
關於學科的性質，五十年代以來即展開了學術討論，並在主要方面達成了共識。侯仁之最早闡明了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一個組成部分的基本觀點。他系統地闡述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任務、方法和意義，說明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向後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景觀的變化，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的地理景觀，而且還要探求其發展演變的規律 。譚其驤、史念海對此均表示贊同。譚其驤認為它的研究對象與現代地理學完全一致，僅僅是時間上的不同而已；但同時又多次強調運用歷史學方法和歷史文獻資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國的歷史地理學不僅能為歷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時又能從歷史文獻中汲取豐富的、無法替代的泉源 。史念海也認為"以前歷史地理學還屬於歷史學的范疇，自然要運用治史的方法進行探索"，"既然（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組成部分，就該兼用地理學的方法從事研究" 。此外，黃盛璋提出歷史地理學是介於歷史與地理兩門學科之間的邊緣學科、盛敘功認為它屬於社會科學范疇、尹國蔚提出它是一門獨立的綜合性學科等觀點，均成一家之言，呈現出百家爭鳴的良好局面。
對各分支領域的理論探索，八九十年代也有長足的進展。黃盛璋對綠洲學、馬正林對歷史城市地理學、周振鶴對歷史政治地理學、韓光輝等對歷史地圖編制理論、李並成對歷史民族地理學、王振忠對歷史社會地理、龔勝生對歷史醫學地理學、王社教對歷史農業地理學、雍際春對歷史文化地理學、趙海軍對歷史科技地理等方面的思考與探索，為各分支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學科基本建設上，主要有三個方面的成就。一是歷史地圖集的編繪，顧頡剛、章巽合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部分）出版於1956年，開我國綜合性歷史地圖集之先河。作為毛澤東主席1954年交辦的任務，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譚其驤主編、歷時三十餘年而於1988年才出齊的八大冊《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一切歷史地理專題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與出發點，奠定了本學科牢固的基石。在它的影響下，《中國歷史地震地圖集》、《中國史稿地圖集》、《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以及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太平天國、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一批斷代、專題歷史地圖集相繼問世；區域性歷史地圖集的編制也形成風氣，已出版的有北京、廣東、西安、上海四種。規模更大、門類更全、內容更精彩的《國家歷史大地圖集》正在出版之中，預計這將大大推動本學科的全面發展。二是歷史地名工具書的編撰。三十年代臧勵龢等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已遠遠適應不了需要。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撰的《辭海》歷史地理分冊、《中國歷史地名辭典》分別於1982年、1988年出版，並一再重印。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卷（1996年出版），是目前最權威的歷史地名工具書。分省的歷史地名工具書則有廣東、浙江、湖南三種。即將出版的史為樂主編《新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將在這方面取得巨大進步。三是通論性、總結性與區域綜合性著作的不斷涌現。通論性著作目前至少已出版十一種，主編或第一編著者分別是：史念海、鄒逸麟、馬正林、王育民、施和金、陳昌遠、張步天、韓濱娜、李恩軍、張全明、陳代光。1982年出版的譚其驤主編《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和2001年初出版的鄒逸麟主編《中國人文地理·歷史人文地理》，由多個專業單位協作攻關，集眾人之長，是學術界成果的總結之作，比上述通論性著作更具權威性。至於區域性綜合性研究的，則至少有關於黃淮海、河西走廊、荊楚、東北、蘇北的五部專著問世。
隨著這門學科的日益興旺和成熟，產生了一批頗具影響的學術大家，顧頡剛被認為是歷史地理學的開山祖，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則為歷史地理學三大家，他們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學術繼承人，從而圍繞他們逐漸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等研究歷史地理的中心。
二、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進展
作為歷史地理學一個分支，它是從五十年代開始發展起來的，譚其驤主編《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是這一分支領域的前期綜合成果，侯仁之主編《環境變遷研究》在學術界也頗有影響，同時又在歷史氣候、河湖、海岸、土壤、植被、沙漠、動物等方面均有進展和新成果問世。徐近之自1955年起整理和研究了20多個省份的歷史氣候資料，文煥然1959年出版了研究秦漢黃河中下游氣候的專著，竺可楨1972年發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 是一篇傑出的經典論文，張家誠、龔高法、張丕遠、劉昭民、滿志敏等學者對歷史氣候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就。關於歷史上水體變遷的研究，成果豐碩，僅有關黃河歷史的研究專著和論文集便有十餘種。關於長江、珠江、海河、淮河變遷歷史均有專著問世，譚其驤、張修桂、施雅風、陳吉余關於洞庭湖、鄱陽湖、青海湖、東部海岸歷史變遷的研究成果均堪稱範式，譚其驤對海河水系、史念海對運河、鄒逸麟對黃河、曾昭璇對珠江三角洲水系、林汀水對遼河水系、王守春對塔里木河、李並成對敦煌綠洲水系、傅林祥對黃浦江等河流演變歷史的研究結論也均成一家之言，有關歷史上羅布泊、太湖、杭州西湖、巢湖、鑒湖、廣德湖、白洋淀、文安窪、梁山泊、居延澤、華北平原湖沼與古河道、長江三峽工程背景與長江水旱災害、上海與天津成陸過程等專題的研究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因五六十年代國家某些政策失當，造成一些地區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加劇甚至沙漠化，譚其驤對黃河下遊河道變遷與中游農牧業更替關系 、侯仁之對西北毛烏素沙地與烏蘭布和沙漠變遷 、史念海對黃土高原植被 、陳橋驛對紹興天然植被的考察與研究 ，都是有針對性的，在學術上起著開創作用，不少學者如朱震達、於希賢、朱士光、趙永復、陳育寧、景愛、王尚義、鄧輝等繼踵其後，在研究廣度、深度上均有所進展，從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以文煥然、何業恆為主的一批學者在歷史時期野生動物地理的研究方面發表了一連串的論文和專著，論述了幾十種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在地理分布上的變遷，得出了其變遷總趨勢是分布區域由小變大、分布范圍北界日趨南縮、有的種屬甚至瀕於滅絕的結論。三、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進展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1949-1979年期間人文地理研究在中國實際上已被列為禁區，因而歷史人文地理也難逃厄運。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中國的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迎來了科學的春天。譚其驤指出：中國歷史人文地理需要並可能研究的方面與門類頗為廣泛，比外國要豐富得多，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中國所特有的，因此他預言："歷史人文地理將是歷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為繁榮的分支之一，在中國實現現代化進程中，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將作出自己的貢獻，這是其他學科所無法替代的" 。
最近二十年來，歷史人文地理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因領域眾多，宜分八個方面加以總結。
1、歷代政區研究
這是傳統的輿地學的核心內容之一。1980年出版的王仲犖《北周地理志》反映了這一方向。七十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國歷史地圖集》和《辭海》歷史地理分冊中。1987年出版的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解決了清代以來許多學者沒有解決的問題，是歷史政區研究的一大突破，用"超邁乾嘉"來形容並非過譽。以後，相繼有研究東漢、明代政區的專著（作者李曉傑、靳潤成）問世。牛平漢等編著了明、清兩代政區沿革綜表，而以《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為名的書至少有兩部，分省歷史政區沿革的著作則有湖北、安徽、山西、廣西、寧夏、內蒙古、北京等多部。
這一活躍領域里，發表的論文涉及郡縣制、僑州郡縣制、路州縣制、府制、行省制的許多方面和行政區劃劃分原則、州縣等第變遷、政區改革等內容，其中有些是熱點問題，有些具有突破性進展。前者如關於秦郡的考證，乾嘉以來無慮數十家。《漢書·地理志》原有秦三十六郡，但清人已發現內有後置者，王國維《秦郡考》 指出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個後置之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內，遂據《史記》紀傳益以陶、河間、閩中、黔中四郡；譚其驤《秦郡新考》 則認為應補入陳、廣陽、閩中、黔中四郡，並指出秦郡不必拘泥於某一數目，因為秦統一後對郡的建制有所增補。關於秦代有無九原郡、是否置有鄣郡，學術界也有爭論。後者見於周振鶴《自選集》尤多，其《縣制起源三階段說》將春秋戰國縣制起源劃分為縣鄙之縣、縣邑之縣、郡縣之縣三個階段，"由縣鄙得縣之名，由縣邑得縣之形，由縣的長官不世襲而得縣之實，這或者可以看成是縣製成立的三部曲"。又如，胡阿祥對東晉南朝僑州郡縣、六朝政區增置濫置、南朝內地的少數民族政區等問題都做了窮盡式的研究 ，從而使以前的同類成果相形見絀。
2、歷代疆域研究
解放前,關於中國疆域的概念非常模糊,往往將中國與中原王朝等量齊觀,因而關於疆域的定義並不十分確切。參加《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者首先遇到了疆域問題上的一連串難題。主編譚其驤深入細致地剖析了各個時期的不同情況，經過反復琢磨，直到晚年才發表了他的論文《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 。他認為，歷史上的中國是多民族共同締造的國家，因而中國與中原王朝是兩個不同概念：凡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員在歷史上建立的政權，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她所管轄和活動的范圍，都是歷史上中國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歷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沒有一個政權曾經包括過所有中國的領土。這個觀點，現在成了邊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論。在學術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規模效應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叢書，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學術專著。論地域，這些成果覆蓋了西北、蒙古、東北、西藏、雲南、台灣、海南、釣魚島、南海諸島等地，填補了不少空白；論時代，涉及了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朝代也不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甚至象南越國邊界、河曲十六州、唐代羈縻府州、明代遼東都司等這樣偏僻但很有意義的專題，也有專門的論著問世。
3、歷史產業地理研究
古代中國以農立國,因而歷史農業地理的成果蔚然可觀。當然，"文革"及其以前描述性的籠統敘述占絕大多數，近二十年來始在學術深度上進展較快。史念海《河山集》（1-5集）內許多論文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八十年代提出"歷史農業地理"概念後，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同，許多青年學者紛紛以此為研究方向，因而有關成果層出不窮，成為一門顯學。迄今為止已出版斷代農業地理專著3部、分省歷史農業地理專著近10部。韓茂莉著《宋代農業地理》探討了自然條件對農業的影響、人口土地與農業生產的關系、主要經濟作物的地理分布與輪作方式的變化、主要經濟作物的地理分布和黃河中下游、東南、荊湖、西南、嶺南五大區域的農業生產與土地利用特徵，是第一部斷代農業地理專著，具有開創意義。她的近著《遼金農業地理》是對學術事業的又一奉獻。吳宏歧著《元代農業地理》是這方面另一部專著。郭聲波著《四川歷史農業地理》是第一部區域歷史農業地理專著，填補了不少空白，也具有開創意義。資深專家們曾經預言：若各地學者均能象郭著那樣以本省為范圍作通貫古今的歷史農業地理研究，則一部完整的中國歷史農業地理當指日可待了 。可喜的是，此後又出版了王社教關於明代蘇皖浙贛和龔勝生、周宏偉、耿占軍、馬雪芹、陳國生關於清代兩湖、兩廣、陝西、河南、雲貴等省的歷史農業地理研究專著，覆蓋范圍當今16省。
這一領域發表的論文有上百篇，有宏觀綜合的考察、有斷代農業區域的綜合研究，有對單一作物地理分布及其變遷的研究，呈現一番繁榮的景象。其中，史念海對黃河流域、趙永復對河西走廊、杜瑜對甘寧黃土高原、司徒尚紀對廣東等地的農業地理研究，均是以地區為單元的探索；鄒逸麟對蠶桑業、黃盛璋對礦冶業、趙松喬對種植業、李為對造紙業等產業的歷史地理探討則屬部門地理研究；而華林甫對唐代粟麥稻、韓茂莉對宋代麥桑麻、曹樹基對清代玉米番薯等作物進行斷代的歷史地理研究，均較以往對農作物的籠統研究向前邁進了一步。
4、歷史人口地理研究
這項研究長期處於停滯狀態。1986年出版的葛劍雄著《西漢人口地理》是第一部斷代歷史人口地理專著，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該書對西漢人口分布的密度、遷徙、增長率以及糧食生產關系等問題作了詳盡分析研究，為歷史人口地理研究方法開創了一條新路子，具有引導意義。此後，有關斷代人口地理的專著僅唐代便出版了三部 、區域性歷史人口地理專著一部 、動態的歷史人口地理（移民史）專著至少4部 ，葛劍雄《自選集》內這方面的精闢論述亦復不少，還有多種人口史研究專著涉及地理問題。發表的論文也很可觀，重要的如李儀俊對中國人口重心轉移的研究，在國內尚屬獨創；司徒尚紀對海南、曹樹基對明初長江流域、吳松弟對宋代福建、唐亦功對金代京津唐等地區的歷史人口地理分布與變遷的研究，也都很有份量。總之，這一領域近十幾年來所取得的成果對現代人口地理學的價值是不容低估的。
5、歷史城市地理研究
據權威學者分析,作為人文地理學分支之一的歷史城市地理學,直到70年代末期才開始有所發展。馬正林《豐鎬-長安-西安》一書出版於1978年，當時國內這方面著作還相當少見。到了80年代初，這種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論著數量可觀、質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既有對北京、上海、西安、南京、開封、洛陽、廣州、杭州、成都、武漢、沈陽等大城市的研究，也有對江陵、南陽、紹興、安陽、承德、佛山等中等城市的探索，以及唐宋墟集、明清市鎮甚至斷代城市的大量研究，涉及了城市起源、類型、分布、功能、布局、城市間比較研究等方面，其中絕大多數為單一城市的研究，但也不乏象傅崇蘭、楊平林、葛劍雄、王玲、李孝聰等城市群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成果，從而成為歷史地理學各分支學科中的翹楚。歷史城市地理學的發展，在推動整個學科的前進腳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馬正林編著《中國城市歷史地理》一書的出版（1998年），標志著這個分支的成熟 。
古都是特殊的城市，古都研究在歷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在20年代，學術界將西安、洛陽、北京、南京、開封並列為五大古都；30年代加入杭州後，"六大古都"之說盛行，1983年還出版了陳橋驛主編的《中國六大古都》一書；但譚其驤1982年提出"七大古都"的說法，認為鄴（安陽）作為古都的重要性並不在杭州之下 。隨後，陳橋驛又主編了《中國七大古都》一書。盡管有的學者對七大古都之說提出異議，並多次撰文、反復申述，但多位反駁者均認為"七大古都"說較為合理，學術界的看法漸趨一致。1983年成立了古都學會，，不定期出版論文集《中國古都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績。
侯仁之是建國後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歷史城市地理的開創者，他對北京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至今無出其右者。在他發表的許多論著如《歷史地理的理論與實踐》、《侯仁之燕園問學集》、《侯仁之文集》中，論述了北京的地形特點、聚落興起、園林分布的一些規律、歷代建都過程、都城布局的發展演變，以及水源開發、宮廷廣場的演變等重要問題，並為今天首都的改造、利用及規劃等工作提出了許多積極的建議。以後又結合城市規劃，他對邯鄲、淄博、承德等城市興衰也作了全面考察，給後人以重要啟迪。1991年，他又倡議對北京周圍地區進行"區域鏈"的研究，有的論著已開始響應 。
6、歷史軍事與交通地理研究
歷史軍事地理范圍很廣，但具有深度的成果不多，例如關於長城的研究，論著堪稱豐富，但以泛泛而談的居多，象張維華《中國長城建制考》這樣嚴謹的著作畢竟只有少數。《讀史方輿紀要》自清末以來即被視為軍事地理巨著，但研究其歷史軍事地理價值的論文僅有施和金《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分布》一文。該文研究了先秦至明代6192次戰爭的地理分布及其特點，後有人補充了清代戰爭地理分布的論述。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地圖集》有相當圖幅是歷代戰爭地圖，而在張海鵬編著《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中，戰爭地圖佔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解放前，曾有過論述戰國國防地理、《通鑒》戰爭地理、歷史上的國防區域、歷代戰爭與氣候等問題的論文。解放後，史念海關於陝西歷史軍事地理多有研究，並發表了關於唐代前期關東尚武風氣的專文 ；陳可畏對城濮之戰和垓下之戰作了重新研究；辛德勇關於劉邦出入漢中、韓信平齊、巨鹿之戰等楚漢戰爭中地理問題的一系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長期未解決的問題。
歷史交通地理研究集中在絲綢之路、海上絲路、大運河等問題上，出版了一些有影響的論著。白壽彝《中國交通史》及一大批水運史、航海史著作盡管側重點不在地理方面，但無疑為歷史交通地理研究提供了直接資料。在現有成果中，章巽對秦國交通與海上交通、黃盛璋對《西天路竟》與川陝交通、李之勤對秦嶺交通、劉希為對隋代交通、王頲等對元代各行省站道、楊正泰對明代驛站等問題的考證與研究，均是比較有份量的。最新成果有兩份，分別是王文楚著《古代交通地理叢考》、辛德勇著《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代表了目前歷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7、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
這個領域是新興的熱點，雖然起步較晚，成果也不算最多，但來勢很猛，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其學術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某種社會文化要素分布的地域背景考察，如周振鶴與游汝傑合著《方言與中國文化》、盧雲著《漢晉文化地理》和周振鶴關於秦漢宗教地理、風俗地理、現代漢語方言地理的歷史背景、胡阿祥關於中古郡望郡姓、張桂林關於媽祖信仰起源與傳播、張偉然關於南北朝佛教地理、吳成國關於東晉南朝婚姻禮制地域差異、王日根關於地域性會館等專題的研究。《方言與中國文化》論述的問題，如方言與移民史、方言與民俗、方言與地方文化、方言地理與人文地理等，多有發明，令人耳目一新。盧雲研究西漢、東漢、三國西晉時期文化區域與文化重心、秦漢濱海方士文化的一系列論文，具有很高的識見，他的專著《漢晉文化地理研究》對漢晉時期精神文化領域具有代表性的學術文化區域及其變遷、濱海宗教文化帶與漢晉三次宗教浪潮、婚姻形態的地域分布、俗樂區域與雅樂中心四大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填補了多方面的學術空白，同時也為我們展示了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廣闊前景。二是某一時期某種人才地理分布的綜合研究，如史念海對兩《唐書》人物籍貫地理分布、李泉對兩漢中高級官吏籍貫分布、王尚義對漢唐宋元明清山西文人地理分布及其文化特點 、蕭華忠對宋代人才地域分布、胡阿祥對桐城文派作家地理分布、葉忠海對南宋以來江浙成為文人源地原因等專題的研究，專著則有曾大興著一部。三是歷史區域社會文化地理的研究，如司徒尚紀對廣東、張偉然對湖南與湖北、藍勇對西南諸省的歷史文化地理研究專著，是這一領域第一批具有開拓性的著作；王子今對秦漢區域文化、程民生對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著作，也均各具特色；王振忠《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堪稱是一部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的上乘之作。1997年出版的周振鶴主著《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一書，匯集了語言、宗教、風俗三種文化區和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區、區域文化地理六項專題的研究成果，頗具學術深度，為歷史文化地理相關問題的研究作出了成功的示範。另外，衛家雄關於明清閩台風俗、單樹模關於古代蘇北文化地理、徐建春關於先秦浙江文化區、劉岩關於河北地域文化景觀等問題的論文，也對歷史區域文化地理作了有益的探討。至於歷史文化地理的通論性著作，目前已有兩部，但在吸收學術界現有成果、反映學術前沿方面並不太理想。
8、古代地理學家、地理文獻與學術史研究
這一領域成果豐碩，集中體現在關於地理學史、酈道元《水經注》、徐霞客《游記》、歷代地理總志與正史地理志、古地圖等專題的研究上。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是地理文獻研究中的精品，而譚其驤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評傳》則是這方面最權威的撰述。20世紀出版的通論性地理學史著作有七種，作者或主編分別是：王庸、侯仁之、於希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鞠繼武、王成組、趙榮；論文不勝枚舉，其中有些論題向李約瑟難題子課題進軍，體現了良好的學術方向。出版中國地名學史專著兩部（作者分別是孫冬虎和華林甫），地質學史也已有專著面世，但地貌學史、人文地理學史、歷史地理學學術史之類的著作迄今未見。20世紀發表《水經注》研究專著30來部、論文約270篇、有關徐霞客游記的論著約200篇（種），涉及酈氏、徐氏生平、著作版本、地理學（含地名學地質學地貌學）、文學、文獻學、金石學價值的方方面面，蔚然形成兩門顯學--酈學和徐學。世紀初著名的酈學家有楊守敬、熊會貞等，而世紀末的酈學家則首推陳橋驛，陳氏還倡議編撰《水經注》新版本、新繪《水經注圖》。徐學研究1949年之前是丁文江帶出來的，此後是侯仁之帶出來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的新版《徐霞客游記》（1982年）則是徐學史上一項劃時代的突出貢獻，後來又有朱惠榮校注本問世（1985年）。學者們對《禹貢》、《山海經》、《括地誌》、《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資治通鑒》胡注、《讀史方輿紀要》的研究，均有一批專題論著發表。關於十六部正史地理志，也有許多精深的成果問世，特別是胡阿祥對《南齊志》、趙呂甫對《新唐志》、施和金與徐規對史·地理志》、馮永謙與張修桂對《遼志》的證校補糾，都極有貢獻，鄒逸麟對《漢書·溝洫志》、周振鶴對《漢書·王子侯表》的箋正也均系力作 。金毓黻、趙萬里兩種《元一統志》輯本為嚴謹的輯佚之作，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為作者的精心之作，但賀次君輯《括地誌輯校》存在的問題較多。古地圖研究很熱門，三巨冊《中國古代地圖集》代表了這方面最高的學術水平，關於考古發現的放馬灘地圖（1986年）、馬王堆地圖（1973年）和傳世的禹跡圖、華夷圖、平江圖、靜江府城圖、西夏地形圖以及數量可觀的明清地圖，均有大量研究論文發表，已有多種古地圖選集問世，通論性地圖學史專著已出版四部（作者分別是王庸、陳正祥、金應春、盧良志），甚至有的學者還專門研究流散在海外的中文古地圖 。
四、展望未來
歷史地理學是一門有用於世的學科，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為國家建設已經並將繼續作出重大貢獻。譚其驤關於歷史人文地理研究是最有希望的預言，如今已經應驗，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必將持續繁榮下去；而在全球環境日益惡化的背景之下，我國的環境變遷研究也將日益興旺起來。所以，出於學科本身發展的需要和社會的企盼，歷史地理學學科在新的世紀里一定會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發展，歷史地理工作者也必將大有可為。
㈢ 求關於人文地理、文化地理、經濟地理的文章
文化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其出現的時間比較晚，而作為一門課程出現在大學講台，更是近期的事，並多設置在北美洲各大學的地理系，在歐洲則比較少見。
文化地理在地理系開設課程所處的地位各校不同，有的是作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有的是把人文地理學與文化地理學等同起來。後者是把文化地理學當成不包括經濟地理學在內的人文地理學，也就是狹義的人文地理學。上述情況，可從有關著作與教科書的名稱上反映出來。例如，斯賓塞（J. E. Spencer）和托馬斯（W. L. Thomas）兩人所著的《文化地理學導論》（Introcing Cultural Geography），此書從文化發展的觀點來分析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他明確指出，文化地理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在齊穆爾察克（C. E. Zimolzak）等著的《人文景觀》（The Human Landscape）一書，其副題——地理學與文化（Geography and Culture）；而魯賓斯蒂因（J. M. Rubenstein）等所著的《文化景觀》（The Cultural Landscape）一書的副題則是人文地理學導論（An Introction to Human Geography）。可見，人文地理學與文化地理學在這里有一定的同義性。另外，如迪伯利（Harm J. De Blij）和斯托達德（R. H. Stoddard）等分別著的人文地理學，其副題分別為：文化、社會與空間（Culture、Society and Space）和人、地與文化（People、Place and Culture）。這充分說明人文地理學在研究社會與空間，人與地之間關繫上的文化的重要性，即把文化當作人與地之間關系的媒介。
在本世紀初，人文地理學被介紹到中國來時就作為一門重要課程出現在大學地理系。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受到某些錯誤思想的干擾，人文地理學被排除在地理學之外，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使人文地理學課程在我國中斷了三十多年。
1984年以後，我閱讀了喬丹（T. G. Jordan）等著的The Human Mosaic（《人文馬賽克》），副題——文化地理導論（A Thematic Intro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對該學科發生濃厚的興趣。後來，就以此書為基礎開設此課程。四年來，分別在北京大學地理系與北京大學分校的城市與區域科學系多次講授此課程，同學們大都對此發生興趣。在北大還作為一門面向全校的選修課來開設，選課的學生遍及20多個系，200多個座位的大課堂，曾座無虛席，聽課的學生都有較好的反映，這對我是個很大的鼓舞。
當然，在這過程中，我也遇到過很多困難。主要是過去對文化地理學領域所涉及的內容接觸較少，所以，只能邊學邊教，並在實踐中不斷充實，逐步深入。在教與學的過程中，我感到過去在我們的課程設置中比較地注意了「地」，而忽視了「人」。可是「人地關系」則一直是地理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如果離開了人來研究地理學，有很多問題是難以深入的。正如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羅伯（A. Krceber）和克拉克洪（C. Kluckhohn）在其文化的定義中提到：文化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它又是進一步行動的制約要素。這就可以理解迪伯利和斯托達德所寫的兩本人文地理學的副題中「社會和空間」、「人和地」都加上「文化」一詞的意義。由此可見，了解文化對深入研究「人地關系」是十分重要的。除文化地理學外，近期出現的社會地理學、行為地理學和感應地理學等人文地理學的各分支學科也反映了地理科學對「人」的重視。
本書的框架基本上取材於喬丹的著作。對各種文化現象都是從分布區、擴散、文化生態、文化綜合與文化景觀五個方面進行分析，貫穿始終，這種結構，雖然有的地方尚待商榷，但仍不失其重要的優點。此外並盡量從其他教科書及有關文獻中吸取內容。
高等教育出版社對本書的出版給予很大支持。在我開始教這門課時，就向我約稿，希望編寫成書。但自感教這門課不易，寫成教材當然更加困難。盡管如此，這本教材在經過幾年試教後，在該社地理編輯室大力支持下，終於與讀者見面。因成書倉促，錯誤與不妥之處難以避免，望讀者不吝指正。
㈣ 跪求一篇關於「少數民族文化地理學」方面的論文
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凝聚力
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體現為其民族精神。「文化傳統是不死的民族魂。它產生於民族的歷代生活，成長於民族的重復實踐，形成為民族的集體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簡單說來，文化傳統就是民族精神。」[5]
歷史證明，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強盛發達國泰民安的時期，往往就是政策開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齊放的時期。固步自封意味著保守落後,開放創新才是民族興盛文化繁榮的契機。中國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榮是各民族平等相處相互尊重的結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獨立個性和存在價值，促進各民族間體育文化的相互溝通和交流，才能取長補短不斷完善。
（二）交流互感是民族體育文化發展的推動力
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對外開放的文化交流史。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時代差異外，還有地域和民族特徵的差異，在數千年中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長期地、不斷地交流、滲透、競爭和融合。因此，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是具體的、歷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層次的立體結構。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各區域、各民族體育文化的薈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發展的推動力。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間及民族外兩種類型。各民族的認同、親和與交融，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從遠古時代就開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間的接觸，無論表現為交易、和親、聯盟的友好方式，還是掠奪、復仇、征服的沖突形式，客觀上都使民族體育文化得到相互的撞擊觸發與交流影響，有利於促進民族傳統體育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積育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養分與動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進了中華文化的發展。
（三）兼融會通是民族體育文化綿延的內驅力
任何民族的體育文化都有其空氣和土壤，有自己的載體和靈性；任何民族體育文化都有其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以及尊重和學習其他文化的義務；都有繼承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與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進行發展創新的責任；也有共同繁榮人類文化進步的歷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發展雖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卻同處並存相互聯系，都是其內在調制與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結果。任何一種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靜止和封閉的狀態中發展，都是其內在的新舊更替、進步發展的矛盾運動和外部的文化觸擊沖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因此，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兼融會通特質成為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綿延的內在驅動力。
（四）整合創新是民族體育文化長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基本特性集中體現為文化的內在調制與外在互感功能，通過涵延傳播、汲取更新來實現新文化建設。開放與交融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不衰的動因，整合創新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長存的 (下轉第82頁）
（上接第74頁）生命力。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兼容並收、各民族間的交融會通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強大動力，而與外來文化的撞擊吸收、整合創新是其強勁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五）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繁榮是民族復興的最終表徵
民族傳統體育是由中國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是由各個民族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宗教、風俗習慣等文化創造匯集而成。歷來年舉行的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規模一屆比一屆盛大，項目一屆比一屆豐富瘋狂學習，獨具特色的民族傳統體育與文化藝術融為一體，將民族體育按照固定的節奏一浪接一浪推向高潮，展示了民族體育文化是全人類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是由民族文化創造匯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屬性，融會於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這種基本的屬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又表現出兼容性和選擇性的一致。從而使全民族對民族文化發展特性認識的同時，充分參與、佔有和分享屬於全民財富的社會主義民族體育文化。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現今世界上任何一項流行的體育項目，都源自於各國的民族體育項目，它們同樣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響而逐漸形成的，後來隨著經濟發展、文化滲透、使團表演、廣泛普及而逐漸成為世界性的體育運動[7]。實踐證明，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優點和長處。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中占據應有的位置，每一個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夠在同外來文化的交流中取長補短，不斷完善和發展自己的文化，這就是文化的創造性。同時，我們的創新還必須樹立全球意識，從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國民族體育文化的發展脈絡，只有立足於全球性的意識，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來文化進步的文明，並與本民族文化發展的實際需要進行有效的結合和創新。
㈤ 文化地理學的研究框架
文化景觀是某一群體利用自然景觀的產物。包括不同區域的文化景觀差異、形成過程以及形成因素的研究。聚落是組成文化景觀的一個主要部分，文化地理學對房屋的形式、布局以及它們同交通、建築材料、田地類型、自然障礙和自然資源的關系等作了很多研究。
文化是驅動力，自然區是媒介，而文化景觀則是結果。在某一特定文化的作用影響下，由於文化本身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因而文化景觀所經歷的發展變化則經過不同的發展階段，或許最終將達到其發展循環的終點，但隨著某種不同外來文化的介入，便開始某一文化景觀的更新，或進行某一新的文化附加在原有景觀殘余之上的演化過程。 區域是地理學的核心概念，文化區則是文化地理學的核心概念，文化區或地域文化歷來是區域地理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1920年代，文化地理學在美國加利福尼亞伯克萊大學誕生。自此地域文化成為文化地理學的研究內容。文化地理學之父索爾（Carl O. Sauer）從景觀入手，分析文化區的特徵和范圍。地域文化以文化區（cultural region）的概念形式列為文化地理學研究的5大主題之一。在傳統文化地理學中，文化區被劃分為形式文化區（formal region）、機能文化區（functional region）和鄉土文化區（vernacular region）。這些文化區已明顯不同於區域地理中的「地域」。例如漢語區為形式文化區，它覆蓋了很多傳統的地域文化區；再如嶺南文化區或美國迪克西（Dixie）文化區作為鄉土文化區，比人類學研究的鄉土文化單元要大得多。
地球表面盛行一定文化特徵的地區。一個文化區具有一個特定的文化體系，包含許多文化綜合形成的文化復合體。劃分文化區並確定其界限，探討當前的和歷史時期的文化區，研究文化區的演進過程及其內涵，其范圍可包括全世界，也可限於個別國家或地區，都是文化地理學的重要內容。
雖然文化地理學的文化概念一般是指物質文化，但如今已包容一定的作為社會集團的文化標記或組成工具的非物質文化。形成語言地理、民俗地理、民族地理、宗教地理等。
以漢語為例，漢語以中原地區為其產生的源地，通過歷史上多種形式的文化擴散，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大小不同的漢語文化區。
不同文化區的文化可以通過人口的遷居、戰爭等形式相互滲透。例如游牧文化區與農耕文化區的文化交流和不同宗教區之間的文化交流。有時這種交流是相互融合的，有時又是沖突的。而文化區重疊時的文化整合，也是文化地理學的研究范疇。 即地理環境在文化發展中的作用。如探討古文化中心的地理環境，近代文化發展與溫帶氣候的關系等。有些學者過於強調環境對文化的作用，如E.亨廷頓強調人類文化進步主要取決於氣候，溫帶氣旋區遠比地球上其他地區為優越」，認為西歐和北美具有促進文化發達的理想氣候。英國的F.馬卡姆所著《氣候與國力》(1947)中，認為地中海文化從埃及、希臘到羅馬，是冰川後退以後幾千年氣候變遷的結果。這種環境決定論曾為地理學家所拋棄，歷史學家也曾不再為人類文明尋找地理的答案。但是自然環境對社會發展有推動和延緩的作用，所以作為影響因素的一個側面也還是值得研究的。
環境不僅僅指自然地理環境，一定地域或民族的文化是多種環境因素制約的結果，探索文化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可以正確掌握該地區或該民族文化特點的形成過程，文化的復雜的傳播和擴散影響的范圍，它對該地區和民族物質和精神生活的作用程度。
㈥ 文化地理學研究的關鍵問題是什麼
文化地理學是研究人類文化空間組合的一門人文地理分支學科，也是文化學的一個回組成部分。它研究答地表各種文化現象的分布、空間組合及發展演化規律，以及有關文化景觀、文化的起源和傳播、文化與生態環境的關系、環境的文化評價等方面的內容。
文化地理學的研究，旨在探討各地區人類社會的文化定型活動，人們對景觀的開發利用和影響，人類文化在改變生態環境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該地區區域特性的文化繼承性，也就是研究人類文化活動的空間變化。
除此之外，文化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也是文化地理學研究的內容，例如乾旱、半乾旱地區不適合發展耕作業，因此就發展了牧業，進而形成了游牧文化。社會組織作為制度文化，也是文化地理學研究的對象。所以說，文化的產生與發展，與自然地理環境有很大的關系。
㈦ 現在我們要寫篇關於文化地理學的論文，我是關中的，應該寫什麼好呢
不知你看沒看過中央台和陝西台聯合拍的紀錄片《大秦嶺》在網上搜搜絕對對你有幫助。
㈧ 文化地理學的發展簡史
文化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經過近90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穩定的學科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作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與遠在希里多德、公元前五世紀希臘歷史學家和斯特雷波(古希月邵地理學家)時代的學者有重大關系。被稱為現才劃也理學之父的德國地理學家卡爾·里特爾(1822年),關心人類文化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里特爾以後的幾十年,美國學者G .P.馬什『1864年)研究了人類活動改變陸地的方式。可是另一位地理學家弗里德里克·拉采爾(1 891年)為人類文化的地理研究或給他創造的人類學一詞提供了一個線索。他在1866一1875年考察了美國和墨西哥,被美洲生活方式的各種文化類型(德國人、中國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的貢獻所感動。他闡述了由文化的結合所引起的地理模式的總的思路。與拉采爾泊兔國發現了人類地理學的同時,法國地理學家維達爾(1899年)帶動了法國文化地理學的發展。維達爾在他開辟的索幫被任命為主席,他提出了人類文化與他的地理特徵。他發展了作為繼承人類集聚特徵的生活方式的概念。
1822年，李特爾便對人類文化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興趣。幾十年後，拉采爾倡議研究人類文化地理，提出了「人類地理學」一詞，論述了歷史景觀，認為文化地理區是一個獨特集團的、各種文化特徵的復合體，而且很重視對文化傳布的研究。與此同時，維達爾·白蘭士在19世紀末提出生活方式的概念和人類文化及其地理影響的思想。
20世紀初，美國人類學家克羅伯認為地理因素替代時間居於突出地位。在他的這一思想和早期的文化地理學思想影響下，索爾提出了關於文化地理的重要論點，主張用文化景觀來表達人類文化對景觀的沖擊。他認為文化地理學主要通過物質文化要素來研究區域人文地理特性，文化景觀既有自然景觀的物質基礎，又有社會、經濟和精神的作用，他還強調人文地理學是與文化景現有關的文化歷史研究。受索爾影響的美國文化地理學者們被稱為文化地理的伯克利學派。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文化地理的研究除了對文化景觀、區域文化的歷史的探討之外，瑞典地理學家哈格斯特朗將空間擴散分析法應用到文化傳播的研究中，形成了文化地理的瑞典學派。
中國文化地理的思想起源很早，歷代各類著作、方誌中有大量文化地理資料記載，但很少有人專門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當代的中國歷史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等只從本學科研究的需要出發考慮文化的地區差異和文化起源的地理背景，歷史地理學、聚落地理學、地名學等地理學研究中亦有所涉及，但文化地理學尚未成為獨立研究的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