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質精神論pdf

A. 以史為鑒 繼往開來——中國地質學會周年點滴回顧

浦慶余

(中國地質科學院)

2012年是中國地質學會成立90周年，有許多往事值得回顧和紀念。作為擔任過中國地質學會下屬的專業委員兼職副秘書長8年，中國地質學會秘書處專職工作14年，返聘7年的學會工作人員，更有許多話要說，為中國地質學會更加符合「由中國地質科學技術工作者自願組成的、依法成立的學術性社會團體」的原則，盡一份責任。特選擇會員、理事會和會章三個問題，作些點滴回顧和粗淺分析，以求教諸會員。

一、一份會員名錄的啟示

1948年2月，中國地質學會刊印了一份會員名錄，編者按語寫道：

本會理事會於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決議：「會員會友未履行其義務兩年者，本會認為自動退會，並在南京中央日報刊登廣告催交會費，至年終尚未交納最近二年以上之會費者即作退會論。如繼續履行義務，當隨時恢復其會籍。」茲本會已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十三日、十四日在南京中央日報通知此項決議；此次會員錄即遵照前項決議編制，因卅六年前未交納會費滿二年致未編入此次新會員錄內之會員會友，一俟補交會費，即隨時恢復其會籍(永久會員當然不在此列)。

當年，執行的是1942年3月20日第十八屆年會通過的《中國地質學會章程》，該章程規定學會宗旨是「以促成地質學及其他地質學有關系學科之進步為宗旨。」規定會費標准會員每年5元，會友每年2元，如一次交納50元者為永久會員，團體會員每年400～600元。

抗戰期間，我國一些院校、研究機關大多遷往西南後方，中國地質學會隨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往重慶。那時雖然生活艱苦，工作條件很差，學術活動卻接連不斷。抗戰勝利後，於1946年院校、研究機構遷回原地，中國地質學會也隨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回南京。那時，有的會員就職單位有變動，有的出國深造或去國他就。在這個背景下，學會理事會於1946年11月作出決議，進行會員重新登記。把交納會費作為重新登記的重要條件。

這份「中國地質學會會員錄」中，公布了重新登記後的會員總數為486人，其中創立會員19人，劉季辰是1922年學會成立後第一批入會的會員，這里誤記為創立會員，創立會員應有26人，重新登記者實際18人。還有8人，有4人已去世，他們是趙汝鈞、丁文江、王紹文和葛利普，其餘4人是李捷、董常、仝步瀛和麥美德，尚未重新登記不知何故。永久會員有357人，通信會員28人，榮譽會員1人，還有會友96人，機關(團體)會員44個。此外已故會員有28人，除了上列4位創始會員外，已故世者中有中國地質事業初創時期的大力支持者張軼歐，在野外地質調查時先後被土匪殺害的趙亞曾、許德祐、陳康和馬以思，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的前身東南大學地學系早期的系主任鄭厚懷和被屈死的中央大學教授朱森等。

重新登記的486名會員中，按從事的學科或專業劃分，地質學412人，地理學46人，土壤學11人，動物學2人，測量學4人，植物學4人，地球物理學5人，考古學1人，人類學1人。也就是說，與地質學相關之學科者有74人，占會員總數的15%強。體現了學科交叉，各相關學科之間的相互交流，也反映了中國地質學會人氣的旺盛，有較強的親和力。

會員中還有少部分外國人。中國地質學會的創始會員就有三位外國人，他們是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美籍古生物學家Grabau A.W.，農商部顧問、中央地質調查所的瑞典籍新生代地質與考古學家Andersson J.G.，燕京女學校地質學教師Miner L.。1922年就有在北洋大學任教的美國地理學家Barbour G.P.，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Berkey C.P.，日本東北大學的古生物學家早板一郎等入會。1948年重新登記時安特生和那林已經回瑞典，巴爾博已回美國，早板一郎在台灣大學任教，德日進已回法國，梭頗已回美國，他們也都重新登記為我國地質學會會員。反映這些曾在中國任職的地質學家對中國的感情，也說明中國地質學會從成立起就是向世界開放的學術團體。

在重新登記的會員中，有已步入政界的翁文灝和朱家驊兩人，翁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朱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刊印名錄時翁已下野，任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南京解放後，1949年7月29日，中國地質學會理事會決定：會員翁文灝、朱家驊兩人被列為戰犯，停止其權利和義務，會員錄上不予列名。不知何故，翁文灝回來後，特別是毛澤東同志肯定其為愛國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後，沒有恢復他的會員權利和義務。

抗戰勝利後，有一批從事地質地理工作的年輕學者和應屆畢業生出國留學，在國內時有的是中國地質學會會員，有的是會友，可能是通訊不便的原因，也可能是別的緣故，除了池際尚、周明鎮、謝覺民、李璞、馬杏垣、楊懷仁外，其他人沒有重新登記。值得稱頌的是新中國成立後，池、周、李、馬、楊和塗光熾、張炳熹等先後回到祖國大陸。謝覺民和楊懷仁是浙江大學史地系畢業的，謝覺民沒有回來，後來成為美國著名人文地理學家、匹茲堡大學終身教授。1980年後與我國地理界經常進行學術交流。

在重新登記的會員中，朱家驊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在解放戰爭後期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翁文灝雖在1948年11月末卸任行政院院長，擔任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他對蔣介石不滿，千方百計要擺脫蔣介石，但由於被列為戰犯，又不敢留在大陸，轉展香港、法國，終於在1951年回到祖國大陸。丁驌和張其昀任浙江大學史地系主任，教人文地理。丁驌因擔任過國民黨重慶黨部書記，張其昀時任國民黨浙江大學區黨部書記，前者去了美國，後者去了台灣。張其昀到台灣後曾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後任「總統府資政」。他後來在研究和整理中國歷史文化方面在台灣有很大影響。

1929年2月14日第六屆年會上通過的會章規定：「國外之地質學者或古生物學者對於中國地質有所合作或有所貢獻者得為本會通訊會員。」之後陸續發展通訊會員。這次重新登記的通訊會員28人。國籍有美國、英國、日本、印度、法國、奧地利和瑞典，其中美國的Broom R.教授正在南非任職。

重新登記的會員中有1948年被遴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翁文灝、李四光、謝家榮、朱家驊、楊鍾健和黃汲清。後來被遴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的有75人，其中2人當時還是會友，被台灣「中央研究院」聘為院士的有3人。

重新登記的機關(團體)會員有44個，除了當時我國三大地質機構：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和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以外，還有資源委員會，四川、台灣、江西、西康、河南、湖南、福建等省的地質調查所，資源委員會所管轄的一些礦業公司、中福兩公司聯合辦事處、一些官民聯辦的礦業公司、國防部測量局、北京大學、北洋大學、交通大學唐山學院、武漢大學、重慶大學和清華大學。

從這份中國地質學會會員名錄，我們可得到一些啟示。

首先，中國地質學會是一個民間學術團體，它的性質是群眾性的，屬非政府組織，所謂自願組成，指的是成立時有發起者，即創始會員，會員自願入會，自動退會，進出自由，要盡義務，交納會費是最基本的要求。現在，中國地質學會號稱有多少萬會員，卻不交納會費，有的退休多年，有的出國很久都沒有聯系，不知誰入會了，誰退會了。所謂的會員是虛位，是「被會員」。誰當理事了，誰當理事長了，就辦個會員證。團體與政黨不一樣，但也得像個樣子，有點規矩才是，須知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其次，中國地質學會在當時有很大的吸引力，從會員結構上體現了以促成地質學及與其他地質學有關系學科之進步為宗旨。中國地理學會成立於1932年，有46位中國地理學會會員參加中國地質學會。竺可楨1922年就加入中國地質學會，他也是中國地理學會創始人，1948年還重新在中國地質學會登記。地理學者中有地貌學者加入中國地質學會，如果是學科接近的話，那麼經濟地理和人文地理學者與地質學的關系就比較遠了，如胡煥庸、張其昀、謝覺民、張印堂、陳正祥、周立三、鍾功甫、薛貽源、洪思齊、嚴重敏等。研究動物學的張春霖、壽振黃，研究人類學的吳定良，研究植物學的胡先驌、侯學煜也都加入中國地質學會。

第三，這份名錄的編排按英文字母次序，不管職務多高、年齡大小和專業，也不論在中國地質學會中的職務如何。只列何時入會，何年成為永久會員，以及當時服務於哪個單位。從這里可以看到凡是中國地質學會會員都是一律平等的。展示在大眾面前的只是會籍、會齡的區別。

1980年初，李春昱曾說1948年由他經手將學會的8000美元請美國友人存在美國的銀行。我1985年到學會工作，在1994年聽說此事，向學會有關人士詢問此事，據時任專職副秘書長的何世沅說，當時請李春昱把詳情寫了下來，隔段時間找不到了，再請李春昱寫了詳情，李很不高興，但還是寫了。何世沅說，這張紙也找不到了，那時李春昱已去世。我問過程裕淇，他說聽李說過，程裕淇還記得那個美國人是位女士，他還記得她的名字，他把這位美國友人的名字寫了下來。後來，新任專職副秘書長王弭力把南京會所和美國存款的事認真辦了，南京會所要回來了，存款一事沒有確切信息，沒有辦成。1948年學會哪有這么多錢，有可能是至少一部分是會員重新登記時交的會費。

二、一份歷屆學會領導機構名錄的思考

我根據歷屆理事會名單，整理了一份中國地質學會從成立至今歷屆理事會職員名單。從這份名錄並結合中國地質學會的實際工作情況，可以得知中國地質學會治理結構的變化，從中能夠獲得學會工作的一些認識和體會，以及今後如何改革的啟示。

從1922年中國地質學會成立到1952年，共27屆理事會的任期基本為1年，至多跨2個年度。理事人數從數人到十數人，第八屆及以前設副理事長2人，第九屆至第三十一屆不設副理事長，第二十一屆至第二十六屆，增設監事會。理事會有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書記)和會計等分工。也就是說，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評議會)是名正言順地在理事。理事長，一般不連任。這是比較合理而又高效的學會治理結構。

從第二十九屆(1954～1956)理事會開始，理事會任期延長至4～6年，第三十一屆理事會(1962～1979)因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從這年開始到1971年，被作為「裴多菲」俱樂部受到沖擊。至1972年因對外關系需要，恢復以中國地質學會名義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活動。理事人數急增，如第三十一屆44人，從第三十二屆到目前的第四十屆，增至100多人，這一時期從第二十七屆(1951)至1971年李四光逝世，他連任了6屆的理事長，長達20年。這對於學術團體來說，是不正常的狀態，與民間學術團體的治理結構出入較大。這一時期取消了理事會的會計，由掛靠單位的會計代行會計工作。鑒於不收會費，經費由掛靠單位和中國科協支持，經費賬目也不必向會員公布。這一時期，開始(1950、1951)因秘書長孫雲鑄工作在北京大學地質系，該系學生游振東和何錫麟協助秘書長工作。1952年開始設專職職員。第三十一屆理事會開始設專職編輯組成《地質學報》和《地質論評》編輯部。也就是說學會有了辦事機構，理事會開始擺脫辦理學會之事。

中國地質學會歷屆理事會職員名單表

續表

續表

從第一屆至第三十屆理事會的理事長和秘書長都由地質學家擔任，第二十八屆至第三十一屆理事長李四光雖是政府的地質部長，但他還是一位著名的地質學家。第三十一屆的秘書長朱效成雖是司局級行政幹部，但他在他們這個層次的行政幹部中，學習地質學的成效是比較好的，基本上是一位懂得地質學的管理幹部。從第三十四屆(1988～1993)理事會開始理事長就開始由掛靠單位地質部、地質礦產部至國土資源部的部長或副部長擔任，開始先後任理事長的幾位部長和副部長雖然是學地質，從事過地質工作，但是以他們在地質科學上的成就和學識，是當不了理事長的，是部長的身份才當得了理事長。從理事長人選的變化，可以看到中國地質學會的治理結構已偏離了群眾性學術團體的性質。常務理事會例會的舉行也與國家行政機關的部長辦公會議同一模式，有人戲稱「將地礦部部長辦公會議搬到地質學會來了。」有段時間，為了減少層次，因繁就簡，將常務理事會議與秘書長會議合並召開，名為常務理事擴大會議，後來也被一位擔任常務副理事長的地礦部副部長否掉了，說常務理事與副秘書長是兩個層次的，不能一起開會，以後就變更為常務理事會決定，秘書長會議落實工作。在行政部門看來理事長、副理事長與常務理事基本上是部級，副部級和司局級幹部，副秘書長基本是處級幹部，只有前者可作決定，後者的任務是將決定落實到實處。在一起開會覺得不成體統。這又是將國家機關的行政級別帶到學術團體。

學術團體的會長(理事長)應由著名科學家擔任，如果他既是著名的科學家，又是社會活動家則更佳，這是國際慣例。1979年以後，全國性學會迅速增加，且有部門分割的趨勢，這是利益所向。這既有積極意義，也隱藏有弊端。而且有不少學會由本部門的行政領導，如國務院有關部、委、局的首長擔任會長。1980年後期，國務院明文規定，行政領導不得擔任學會、協會和研究會的領導職務，這是正確的。但是留下一條尾巴，說若的確需要，應報國務院批准。實際上這項規定是對已經擔任學會、協會領導職務的行政領導的一種限制，而不是為了擴大。中國地質學會第三十二屆(1979～1983)、第三十三屆(1983～1988)理事長先後由黃汲清和程裕淇擔任，以前幾屆的理事長李四光雖是地質部部長，但他畢竟還是著名地質學家。以後換屆除黃汲清和程裕淇外，不是沒有合適的著名地質學家。再說，李四光擔任理事長時，地質部黨組書記、副部長何長工在學會並無職務，只是先後由具有地質背景的副部長宋應和學部委員、副部長許傑擔任學會常務理事；黃汲清擔任理事長時，地質部黨組書記、部長孫大光也未在學會擔任職務，只有副部長鄒家尤出任18位副理事長中的一位副理事長。程裕淇擔任理事長的階段，夏國治副部長擔任副理事長(當時有9位副理事長)。1988年以後的6任理事長都是地礦部或國土資源部的部長或副部長擔任理事長，而且有的並無學習或從事地質工作的背景，由於部長又是部里的黨組書記，工作很忙，還要有一位副部長或副部級幹部擔任常務副理事長。這樣做，名義上是加強領導，實際上是學術團體治理結構和管理模式的倒退；名義上是爭取部里的支持，實際上是一種簡單的理解；說是經過國務院審批，實際上你報上去了，能不批嗎?理由總是可以找到的。

三、幾份會章的回顧

中國地質學會章程是中國地質學會性質、宗旨、任務、行為規范的約定，是在憲法所規定的范圍內進行活動的指導和自我約束，可以說是學會的根本大法。中國地質學會章程從1922年成立起到現在經過十多次的修改。

中國地質學會的名稱是1922年章程的第一條就寫明了的，已經有90年的歷史。學會的宗旨1922年章程規定為「促成地質學及其關系學科之進步」。這一宗旨的敘述既簡潔又明了，這一記述在1929年、1931年、1935年、1942年的幾個章程和簡章中一直沿用。而1954年2月的章程卻修改為「團結全國地質工作者從事學術研究，交流學術技術經驗，謀地質知識之提高與應用，在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為經濟建設服務」。其實學會不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機構，至於「在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為經濟建設服務」是政治任務。1953年，毛澤東在《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一文中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期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1954年的會章規定的宗旨是根據這種精神修改的。

1950年8月26日的理事會會議贊成謝家榮的提議，取消永久會員，這樣就在沒有經過會員代表大會票決的情況下剝奪了已交50元大洋的永久會員並得到學會承諾的權利。

1957年的會章對學會宗旨修改為：「團結全國地質工作者，從事學術研究，交流科學技術經驗，開展學術討論，努力使我國地質科學迅速達到世界水平，更好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建設服務」。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毛澤東在開幕中提出「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並從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1956年提出向科學進軍，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這次修改會章，對學會宗旨的表述是根據這些原則而進行的。

再一次修改會章是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之後，1978年3月18～31日，舉行全國科學大會，當時重提四個現代化和出成果出人才。1979年的會章總則包括第一條表明中國地質學會的性質是學術性群眾團體，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組成部分；第二條表明中國地質學會的任務是「根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新時期總任務的要求，團結廣大地質科學技術工作者，積極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普及科學技術知識，為地質戰線出成果、出人才，為地質科學技術迅速達到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在21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四個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作出貢獻」；第三條是認真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充分發揚學術民主，提倡各種學術觀點和學派之間自由討論，通過實踐，發現真理和檢驗經驗。顯然這條是總結「文革」及以前的經驗教訓，全國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討論的背景下，寫進會章的。1983年會章只作文字修改，內容與1979年會章基本相同。

1988年會章與1979年和1983年會章除了增加培育、推薦人才和改革的內容外，其他基本相同，這是因為此時中國地質學會設立了青年地質科技獎，中國科協設立了青年科技獎，學會和全國地質部門的改革正在進行中。

1993年第七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制定的會章，第二條明確為宗旨，是這樣陳述的：「本會宗旨是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倡導獻身、求實、創新、協作的精神和優良作風，團結廣大地質科技工作者，促進地質科學技術的繁榮和發展，促進地質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為我國地質事業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這是由於中國科協提出了「獻身、求實、創新、協作」的科協精神，科學技術領域的改革提出了兩個促進。此前，1991年民政部頒布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國科協於1992年制定了新的全國性學會組織通則，是按照《條例》和《通則》的要求，總則應概括為三個內容，一為本會性質，二為宗旨，三為任務，進行修改的。

1997年會章與1993年會章基本相同，只是第一條本會性質，增加了中國地質學會「是發展地質科學的社會力量」「代表中國地質界參加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及其下屬組織」。這樣，就明確了中國地質學會在發展科學中的社會地位，對自己的職責作了限定。實際上，中國地質學會從來就是代表中國地質界參加國際地科聯的活動，只是因為在北京舉辦第30屆地質大會非常成功，擴大了我國的國際影響，這里作了進一步明確。第二條宗旨增寫了「促進地質科學技術人才的成長和提高」放在1993年會章的兩個促進之間。這里的「成長」主要指的是青年地質人才，「提高」主要指的促進成為兩院院士和中國地質學家走向世界，如擔任國際學術組織的有關職務，承擔國際合作研究項目，在國際學術會議上作大會主題報告和主持人，等等。

2000年的會章是根據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國務院頒布的修訂後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重新登記時，根據民政部提供的《社會團體章程示範文》修訂的，總則增加了中國地質學會的英文名稱，增添了「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遵守社會道德風范」的內容，明確了「民主辦會」的原則。將原會章中的「任務」作為「第二章」業務范圍載明。整個會章的章、條均按《範本》重新調整。特別是載明「本會接受業務主管單位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和社團登記管理機關民政部以及掛靠部門國土資源部的業務指導和監督管理」，即認了三個上級管理單位。

2006年會章按1997年和2000年會章中總則第三條宗旨的四個促進，增加了第五個促進「促進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歷年會章的變化，除了上述原則、宗旨以外，還有不少其他方面的變化，例如「任務」或「業務范圍」也是從無到有，從少到多，1922年只說有一種刊物，名為《中國地質學會會志》，1929年會章有「本會得設獎章或獎金，以獎勵地質學之有貢獻者」，1942年會章增寫了出版物有西文會志和中文地質論評。1954年會章專設一章「學術活動」另一章「刊物」，1957年會章增加了「協助有關部門解決科學技術問題」。1979年會章專列「主要任務」一章列舉了7項，1983年會章的「任務」一章，根據新情況進行調整仍為7項。以後幾次修改會章大體都是這樣改動。又如，關於會員，歷年也有變化。

一個國家有三部分的組織，一是政府，它具有管理國家的行政職能，由選民選舉產生，是為選民服務的公務機關；二為企業，它以贏利為目的，同時為公民生產和提供生產和生活物質。政府維護公民的權利，企業有自己的私利。中間就有一批非政府、非贏利的組織。學術團體是第三種組織中的一分子。它從政府「批發」服務，廉價或無價提供給公民。作為學術性團體，有別於政府部門的科研機構，也有別於企業的研發部門。它的業務范圍是很明確的。早期的中國地質學會會章規定的「以促進地質學及其關系學科之進步為宗旨」既明確又簡潔，也好記。後來的會章幾經修改，增加了許多，實際上是這一宗旨的細化，或具體化，為什麼「促進」原來是兩個，後來增加到三個、四個和五個促進，越是具體，越是不全面，要不斷補充。而且由此具體化反倒不確切。例如，1957年會章中說要「從事學術研究」，這應是科研機構和高等學校的任務。1983年會章中提出積極開展咨詢服務活動，實際上學會在咨詢服務上不具優勢，至於把「遵守憲法、遵守社會道德風尚，在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指導下開展活動。」作為宗旨寫進會章沒有必要，一是這種要求是每個個人、政府機關、群眾團體和企業甚至政黨都應做到的起碼的要求，只要是公民、法人，都應如此；二是這個要求是義務、是責任、是共識、是常理，不是屬於宗旨的范疇。

會章要簡單明了，要有個性，既要有規范，也要有靈活性；既要便於記憶，又要有可操作性。制定一個好的會章不是件容易的事，值得好好研究。

以上對一份會員名錄、一份歷屆理事會主要領導名單和歷屆中國地質學會會章，進行了回顧和思考，是很膚淺的，可能存在錯誤。但其目的是為了中國地質學會能夠真正成為中國地質科技工作者的家，找准位置，成為真正的符合非政府組織特點的學術性社會團體。在政府、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之間，起到補充和協調的作用。

B. 丁文江———中國地質調查的先行者———兼論丁文江精神

陳寶國

(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近代地質科學的故鄉，不在東方，也不在中國。然而，20 世紀初葉，在中國科學史上是值得記憶的時期。因為，在世界風雲動盪、社會思潮湧動、科學技術的發展日益快速的社會背景下，中國地質科學應運而生了。而且，在不到 20 年的時間里，中國地質事業進入到她的第一個黃金時期，中國地質學的發展也走入了國際地質科學發展的行列之中。

短短的 20 年，中國的地質科學從無到有，從萌芽到發展，有諸多因素促成了這個過程的實現。諸如，科學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與發展; 中華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在抵禦外辱、振興中華的奮斗中，自強自立的支撐作用; 優秀知識分子振國強邦科學救國的崇高信念; 中國地質機構的設置和地質教育的開展，等等。毋庸置疑，在這個過程中，丁文江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之一。

學以致用 循師承自然

將丁文江作為中國地質調查的先行者，是指在 20 世紀初葉，在中國，國人以科學方法進行地質調查的學者還不多見。在丁文江之前，另一位中國地質學的奠基人章鴻釗曾以《中國杭州府及鄰區地質》為題，開展了區域地質調查，成為中國學者自行調查中國區域地質並寫成論文的第一人。在章、丁二人之前，用黃汲清先生的話來說: 「還有幾位中國地質學人走在章、丁、翁之前，他們是鄺榮光、張相文、王寵佑、顧琅。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前，他們都多少寫了一點有關地質學的文章或做了一點地質工作，但為期甚短，影響不大。」丁文江1911 年在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獲動物學和地質學雙科畢業證書回國。當船行至越南海防時，丁文江便棄船上岸，開始了他在中國大地的第一次地質考察旅行，途經雲南、貴州、湖南諸省，沿途考察地質地理及風土人情。他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凡是有志於地質科學的人必須以自然界為研究對象，要親臨其境，拜自然為師。同時，丁文江把這次考察作為自己今後從事地質科學事業的一次親身體驗，以此考驗自我獻身科學的意志和毅力。從這次考察開始，丁文江在後來的地質生涯中，走遍山川大地，一次次地證明了他做事做人求真務實、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精神和言必行、行必果的科學態度。

丁文江一生曾多次成年累月地進行野外地質考察，除去他的地質調查成果之外，丁文江從精神層面上向有志於獻身科學事業的人們展現了他作為一位地質學家所具有的嚴謹的科學認知態度和堅毅的科學奮斗精神。1913 年丁文江與梭爾格、王錫賓進行了一次長達月余的正太鐵路沿線地質考察。其後考察結果正式出版，成為中國地質工作者第一次出版的區域地質報告和圖件。1914 年丁文江隻身遠赴雲南、貴州、四川進行地質考察，時間長達 10 個月之久，成果頗多。要提及的一點是丁文江對徐霞客的研究和對 《徐霞客游記》的編訂過程，完全是以科學家的科學態度進行的。他不僅仔細閱讀了 《徐霞客游記》，同時身體力行重走了徐霞客考察之路，以自己的實踐來修訂前人成果之對錯，令人欽佩。為此他被後人稱之為 20 世紀的徐霞客，丁文江當之無愧。

丁文江以其科學的態度在地質考察中遵循 「近路不走走遠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行為准則，更提倡了他一向主張的 「登山必到峰頂，移動必須步行」的實踐探索精神。這種尊重實踐，求師於自然的行為准則，成了他作為一位傑出的地質學家所具備的優良品質的一個組成部分。

用而思之 求有的放矢

作為一位中國地質調查的先行者，丁文江腳踏實地地實踐，在林莽溝壑中穿行，在江河壕澗間跋涉，表現了他的求實精神，而科學實踐的目的性又表現了他行成於思，求知問事，務求有的放矢的思維方式和實用態度。

20 世紀初的中國，積貧積弱的中國向何處去? 何以救中國? 成為當時知識階層思考的問題。丁文江亦然。丁文江留學達 9 年之久，深受西方科學與進步思想影響。他深知達爾文進化論自然選擇的適者生存規律是自然界發展的規律，並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是如此。因此，在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舊中國，丁文江選擇並踐行了科學救國的道路。而這種選擇形成於他不斷的思考，形成於他對東西方科學、思想、文化的認識和比較，更形成於他辦事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正如丁文江留學歸國並未直奔家門而選擇步行穿越雲、貴一樣，在丁文江的人生藍圖中，他已把自己融進科學救國、獻身科學的事業中去了。丁文江的思想是明確的，做事是堅定的。他在地質考察過程中，脫去了西裝，裝上了假辮子，穿上了長袍馬褂，留了小鬍子，戴一頂瓜皮小帽，全然與平民無異。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裝束普通的人，在他開始地質旅行之前，已經規劃了中國地質事業的宏圖，並從自己開始堅韌不拔地邁出了堅實的腳步。

對於這次考察，吳相湘在 《丁文江走遍全國探寶藏》一文中講: 「丁文江此次內地旅行可說是實事求是精神的首次表現，充分發揮其毅力勇氣和觀察力。……自平彝起步，丁即用指南針測草圖，並用氣壓表測量高度。竟發現武昌輿地學會地圖、商務印書館最新中國地圖，以及英法日文的一比一百萬分之一地圖，均根據清康熙朝天主教士所測地圖做的藍本。」丁文江通過考察發現了現行地圖實為 200 多年前的資料。為此，丁文江感嘆，與西方相比，中國在地理學上止步不前，實際已落後了先進國家 200 多年。正是有此感觸，激發了他作為一位科學家不甘落後的激情，1934 年他與翁文灝、曾世英等人合編出版了中國第一本完備的現代地圖冊——— 《中華民國新地圖》。該地圖作為紀念 《申報》創刊60 周年而出版，震動了地學界，被稱為 「國內地圖改革第一聲」。此圖與當時世界上制圖方法先進的地圖相比毫無愧色，在國外被稱為 「丁文江氏地圖」( V. K. Tings's Atlas) 。

1913 年的正太鐵路沿線地質調查，丁文江通過實地考察糾正了德國學者李希霍芬關於 「山西真是世界煤鐵最豐富的地方，照現在世界的銷路來說，山西可以單獨供給世界幾千年。」的妄說。在 《調查正太鐵路附近地質礦物報告書》中，丁文江指出: 「以發現於地面者言，則不甚適宜於西法開采，蓋礦質之分布約一定規則，且文江、梭爾格所見最厚之礦無過二尺者。」在考察中，丁文江發現山西的煤的確很多，但鐵卻不似李希霍芬所言那樣。為此，他寫了一篇 《有名無實的山西鐵礦———新舊礦冶業的比較》文章，對李希霍芬的錯誤認識和誤導給予糾正。

我們講丁文江是中國地質調查的先行者，僅是就他所從事的地質科學事業而談，當我們論及丁文江的科學思想和有的放矢的務實精神時，則就有了更進一步的含義。因為在丁文江那個時代倡導科學，倡導以科學態度從事科學的研究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丁文江的言行，則對這種社會的需要做了最好的佐證。正如一位學者談到的: 「要科學在中國生根，有賴於專業科學家的推展，而丁文江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正因他是個傑出的科學家，又是個科學的播種者。」或許這正是丁文江審時問思，有的放矢的科學思維帶給後人的一種啟示吧!

思之兼收 悟科學真諦

丁文江 15 歲出國留學，9 年之後歸國。他的少年、青年時代幾乎都是在西方文化傳統的熏陶下度過的，以至於生活習慣也被西化。然而，丁文江的思想在中西文化的交相影響下，產生出的是一種崇尚科學、為民族、為科學而獻身的世界觀和科學觀。這一點又不能不論及丁文江以科學為至上、以民族為至尊的思想境界和寬闊的胸懷。黃汲清先生這樣評論丁文江: 「丁文江知識淵博，學通中西。由於他勤奮好學，刻苦鑽研，廣交西方朋友，結識中國學人，因而他對西洋文化和中國文化都有深入的理解。他不但是令人崇敬的地質學家和地理學家，而且是一位人類學家、動物學家、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全力提倡自然科學，特別是達爾文主義，但他對人文科學也表示極大的興趣。丁文江先生已經過世 70 余年了。自他去世後，對丁文江的研究一直沒有中斷。他對中國地質科學，他對中國科學發展的貢獻和啟迪，長期以來產生著積極的影響。丁文江在世只有短短的 49 年時間，倘若他的生命假以時日，丁文江的作用將會在中國現代史上產生更大的影響。雖然這是一種美好的推想，成不了現實，但在這遺憾的惋惜中，丁文江已經成為中國地質界、中國科學界所公認的一位傑出的歷史人物。正如李濟先生評論丁文江時所說的: 從好些方面看，他是一個劃時代的人，它可以算是中國提倡科學以來第一個好成績，……他是開創這種風氣並且使之實現的人。」

丁文江之所以能夠成就他的事業和理想，除去學以致用、有的放矢之外，還要提及他思想活躍，視野開闊的思想境界，以至他能夠深悟科學的真諦。有此三點，丁文江便是一位心中裝著祖國、背負著民族的希望、以弘揚科學為宗旨獻身科學的人。他可以腳踏實地去專心做某一事情，他又能運籌帷幄，有條不紊地做好幾件事情。盡管他過早地離去了，但他留給我們的是不朽的丁文江精神，這種精神曾使中國地質科學的發展受益，曾令中國科學界鼓舞，對後人更是一種無形的鞭策。

關於丁文江先生對中國地質科學事業的貢獻，黃汲清先生曾排列了他在中國地質學上的幾個第一:

丁文江———名列第一的先驅學者:

第一位地質教學機構負責人，即北京農商部地質研究所所長;

第一位發表地質礦產調查報告，並附有區域地質圖的學者;

第一位遠征邊疆的學者;

第一位發表中國礦產資源論文的學者;

第一位詳細研究煤田地質，並建議進行有計劃的鑽探，從而獲得經濟效益的學者;

第一位發表工程地質論文的學者;

第一位用統計學方法研究古生物的學者;

第一位以地質學者身份主持鐵路勘察的學者;

第一位發表 《礦業紀要》的學者 ( 與翁文灝合著) 。

C. 中國地質學家對大陸漂移說的反響與論證是什麼

在20世紀30—40年代，大陸漂移學說正處於危難中，卻引起了中國地質學界的關注。
（1）1926年，中國地質學會創建者之一——翁文灝在中國天文學會上所作的講演，其題目是《惠氏大陸漂移說》，並發表在《科學》第10卷第3期上。
（2）同年，張資平發表《威格那氏之地殼移動說》載於《學藝》第6卷，第6期。
（3）1926年，諶亞達發表《大陸漂移說與大陸成因各說的關系》，著重介紹了大陸漂移說，該文發表在《學藝》第7卷，第3號內。
（4）1926年我國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撰成《地球表面形象變遷之主因》，文中高度評價了幾位大陸漂移說的主將們的論著，諸如：魏格納的《海陸的起源》，休斯的《地球的面貌》，泰勒的《從第三紀造山帶論地球面貌起源》，以及喬利的《放射性和地球表面歷史》，表明了李先生對大陸漂移理論的理解與研究。在李四光對區域構造形跡的綜合研究中，在追溯大陸水平運動中，確立構造體系概念、創立地質力學思想中，可以說豐富和論證了大陸漂移理論。1928年發表了《古生代以後大陸上海水進退的規程》（見中國地質學會會志第7卷，第1期）；1939年撰成《大陸漂移》，刊載在英國《地質雜志》第6卷，第901期。
李四光關於大陸水平運動及其運動方向的研究成就，對大陸漂移學說的驗證及復活在理論上有一定影響和佐證。
（5）1937年尹贊勛在《地質論評》上，評述了印度學者薩尼的《古植物學論證商討惠勒氏的大陸漂移說》，文中評述了大陸漂移理論內涵。
（6）1937年王鴻禎在《地質論評》（二卷2期）上，評價古登堡的《地殼構造與大陸分布》中，著重介紹了魏格納的大陸漂移學說。
以上的論述，表明了中國地質學界對新興的地學思潮的強勁反響和關注。

D. 一部早期中國地質調查的宏論

吳鳳鳴

( 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

一、李希霍芬及其人

斐迪南·保爾·威爾赫姆·弗萊郝爾·馮·李希霍芬 ( Fe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von Richthofen，1833 ～ 1905) 是德國著名的地理學家、地質學家。1833 年 5 月 5 日生於普魯士 ( 上西里西亞) 巴登符騰堡的卡爾斯魯赫 ( 今屬波蘭) 。1856 年畢業於柏林大學，早期曾考察和研究過阿爾卑斯山、喀爾巴阡山、多洛米蒂山和特蘭西瓦尼亞地區的地質現象; 成功地建立南蒂羅爾的三疊系層序; 1860 年應邀隨同德國經濟使團訪問過錫蘭 ( 今斯里蘭卡) 、日本、中國台灣、菲律賓、曼谷，以及緬甸的毛淡棉等地; 1863 ～1868 年到美國加利福尼亞進行地質考察並曾發現金礦; 同時還從事過花崗岩、火山岩、白雲岩，以及珊瑚成因的研究。

1860 年和 1868 年，李希霍芬先後兩次來中國進行地理、地質考察，1872 年返德後名聲大振，受聘於柏林大學、波恩大學、萊比錫大學等大學擔任教授，擔任過柏林大學校長，連任過柏林地理學會主席，當選為國際地理學會主席，以及德國、法國科學院院士，成為著名的地理學家、地質學家，1905 年 10 月 6 日逝世。

1877 ～ 1912 年，出版了書名為 《中國》 的五卷集地質考察報告，成為我國早期重要的地質文獻。

二、兩次來華進行地理 － 地質考察的 7 條路線

1860 ～ 1862 年，李希霍芬隨同普魯士 「遠征團」 赴亞洲東部進行地質考察，於 1861年到達中國上海，但當時由於他受到清朝政府的限制，僅困居於上海，實際上未能進行任何考察活動。

1868 年，李希霍芬獲得加利福尼亞銀行的資助，再次來華，進行實地地質考察。後來，他又獲得上海外商會的資助，精心設計了 7 條考察路線，以上海作為基地，從 1868年到 1872 年 4 年間，足跡遍及中國 18 個省 ( 區) ，進行地理的、地質的考察，其考察范圍北抵遼寧沈陽，西到四川成都，南到廣州 ( 包括中國香港) ，東到舟山群島，時間之長、地點之多，均非他人所能及。

從上海外商會獲得資助的條件是，對考察地區獲取的地理和地質資料，包括物產、人口、交通、風土人情以及社會經濟概況，及時向商會作專題報告。從而，也充分顯出李氏來華進行考察的目的背景。

李氏考察的 7 條路線大致情況如下:

第一條路線: 1868 年 11 ～ 12 月間，主要地區是杭州、蘇州、無錫、鎮江、南京等地，尤以對舟山群島考察最詳。

第二條路線: 從 1869 年 1 月起，再次赴南京、鎮江，轉入湖北 ( 武昌及漢口) 。

第三條路線: 從 1869 年 3 月開始，相繼有半年時間，主要考察山東郯城、臨沂、泰安、濟南、章丘、博山、濰坊、芝罘。1877 年，他曾專門提交報告 《山東地理環境和礦產資源》，文中強調青島之優越的地理位置，並渲染膠州灣良港之說。後渡海到達遼東半島，去過瓦房店、蓋平、熊岳; 後進入大孤山，到達本溪、沈陽; 經山海關，又考察開平、灤縣、豐潤、玉田及一些煤田; 經通州再度進入北京及其西山附近進行地質調查與研究，把北京南口出露的古老地層命名為震旦系。在北京休整後，返回上海。

第四條路線: 從 1869 年 9 月開始，主要是在江西 ( 九江、景德鎮附近) ，轉到安徽屯溪，後乘船經新安江、錢塘江到杭州返回上海。

第五條路線: 從 1869 年末到 1870 年初，從上海直達中國香港，進入廣州經北江到湖南宜章、郴州，乘船經湘江、洞庭湖入長江到漢口轉入河南洛陽、經山西晉城到山西太原、陽泉，再經河北正定到達北京，從天津返回上海，重點考察了山西、陝西煤礦資源。在這次考察中，大約在 1870 年，李氏從北京發出的信中大肆渲染了 「中國是世界上第一石炭大國! 」「山西一省的煤可供全世界幾千年的消費! 」並繪制了中國第一張 《中國煤炭分布圖》。

第六條路線: 1871 年 6 ～8 月間，先從上海到寧波，進天台山到金華、桐廬等縣，經兮水縣進入天目山，越過千秋關，到安徽的寧國、涇縣，到達蕪湖，乘船再到鎮江，往返南京、鎮江多次，進行較細致的地質考察和測量。

第七條路線: 從 1871 年 9 月至 1872 年 5 月，是他 7 條路線考察中時間最長的一次。從上海乘海輪至天津到北京，再次對西山齋堂等地進行考察，經雞鳴山、宣化到張家口，轉至大同、五台山考察，發現 「五台綠泥片岩」。到太原沿汾河河谷南下至潼關，入陝西經西安到寶雞。據有關文獻記載: 河西走廊南緣山脈，曾以李希霍芬命名，即今祁連山脈之一部分。李希霍芬在 《四川記》中盛贊成都是中國最大城市之一，也是最秀麗雅緻的城市，還感嘆都江堰灌溉方法完善，在世界上無與倫比。隨後，他轉入嘉定 ( 樂山) ，經岷江，轉長江返抵上海，途中對三峽地區考察甚詳，「收獲」最大。

李希霍芬在 7 條路線的考察中，記錄大量野外地質資料，搜集和採集大量的化石、岩礦標本; 繪制了考察地區的地形圖、素描圖、地質圖和地層剖面圖等。考察的間隙時間，及時撰成報告，把所觀測到的景象，按承諾向外商會報告。外商會在 1903 年將李氏的「報告」匯集成兩大卷冊，取名 《李希霍芬中國旅行報告書》。

1872 年，李希霍芬返回德國，深受威廉二世的嘉獎和賞識，學術和社會地位都青雲直上，一時名躍全球。

三、五卷集宏著 《中國》編成出版

在普魯士政府支持下，李希霍芬集中精力整理和撰寫他在中國的地理 － 地質考察專著。從 1877 ～1912 年，歷時 35 年，完成了宏著 《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 簡稱 《中國》) 。全書共五卷，另有地理和地質圖冊兩集。

第一卷: 於 1877 年出版，由他自己執筆撰成，主要論及中亞及中國區域地理概貌，其中有關中國歷史地理內容，尤為豐富而珍貴。

第二卷: 於 1882 年出版，由他自己主編而成，主要包括考察區域的自然、地質礦產資源，以及社會和經濟內容，涉及遼寧、山東、山西、甘肅、陝西、河南等地。

本卷涉及內容最為豐富:

( 1) 1872 年在五台山發現的五台綠泥片岩，為建立我國古老地層系統———寒武系之五台系 ( 上) 和滹沱系 ( 下) 奠定了基礎;

( 2) 1871 年提出 「震旦」一詞，把早古生代至元古宙一大群碳酸鹽為主的地層，命名為震旦系，並以北京南口出露的地層為標准;

( 3) 在河西走廊南緣調查了今祁連山山脈，有的並以自己的姓命名，同時還指出羅布泊的地理位置及樓蘭遺址;

( 4) 把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的古道稱之為 「絲綢之路」;

( 5) 在華北、西北調查中，提出黃土成因的 「風成說」等;

( 6) 在考察中發現許多褶曲和斷層，在秦嶺發現了逆掩構造。本卷還附有一張中國北方構造圖，圖上畫了一條 「興安線」的推測斷層構造線，從興安嶺經太行山，一直到宜昌附近，還提出北方有一個古老的 「震旦塊」，是一個具時間關系的地質構造單元。

第三卷: 於 1912 年出版，是五卷中最後出版的一卷，由他的學生迪森主編，這時李希霍芬已經逝世 7 年。此卷內容包括李氏在四川、湖北、湖南、廣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考察筆錄、考察資料等，本卷對各地火成岩做了描述，諸如遼東古老高麗花崗岩，秦嶺天台山志留紀花崗岩、南京花崗岩、安山岩和玄武岩等。其中也選入了李氏未曾考察過的地區，如貴州和西藏，是藉助他人的資料編入的。

第四卷: 於 1883 年出版，主要是匯集考察中採集的古生物化石，邀請各門類著名古生物學家鑒定、描述和分類等，其中有: F. 富勒希 ( Frech) ，E. 凱薩 ( Kayser) ，G. 林斯特雷姆 ( Lindstrom) ，C. 施瓦格爾 ( Schwager) ，A. 欣克 ( Schenk) 等，是考察中最為珍貴的資料和圖片。

第五卷: 於 1911 年出版，也是由迪森主編的。

兩本圖集: 第一冊於 1884 年由李氏自己主編，於 1885 年出版，內容包括中國北部地區地質、地理圖12 幅; 第二冊於1912 年由 M . 哥羅爾 ( Groll) 博士主編，收入了考察中屬於中國南方地區的地理、地質圖 15 幅。在編選中，也參考了他人的文獻資料和圖譜，屬於官方發表的材料就有 160 種，反映出當時對中國地理、地質所能達到的認識高度。

四、宏著 《中國》最主要的內容及意義

李氏的巨著充分反映他歷時 4 年、遍及中國 18 個省 ( 區) 考察中國自然地理、地質礦產和人文地理，包括風土人情、社會和經濟結構等的成果，是當時中國人自己了解自己，外國人了解中國的重要文獻和資料。尤其是在中華大地處於地質調查完全空白的情況下，他的考察及其成果更顯其影響深遠。

從地質角度來看，學術上還有以下幾點值得探討:

其一，在礦產資源方面: 李希霍芬在考察中，非常看重中國礦產資源及其地理分布，尤以煤礦資源描述甚詳，有專家統計他在書中對中國煤礦的記述多達 150 余次，才有上述誇大之謬論，認為山西煤炭資源儲量佔世界首位，但他認為山西煤儲量豐富，為便於開采，關鍵是要解決交通問題。

其二，地層古生物方面: 4 年考察中，李希霍芬採集了大量珍貴的古生物化石，經幾位古生物學家分門別類進行鑒定與研究，因此， 《中國》也是一本內容豐富的古生物專著，為中國地層古生物學奠定了基礎。

李希霍芬在五台山發現強烈變質岩類，認定是中國地層最古老層系，稱之為 「五台綠泥片岩」，遂後提出 「震旦」一詞又在龐培利提出的 「震旦構造線」基礎上，把 「震旦」一詞引入地層系統，建立 「震旦系」，又提出 「南口系」，對中國古老地層研究，有開創性和奠基性作用。值得提出的是，新中國成立後，王曰倫、高振西教授都做過一些更正和補充。

1916 年，在章鴻釗、翁文灝主編的 《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 中，討論了李氏的劃分地層方案，認為李氏把太古宇分為古老片麻岩和新片麻岩尚值得討論，舉出遼寧、山東的片麻岩和花崗片麻岩為古老岩系，而河北、山西的角閃岩片麻岩、綠泥片麻岩以及昆侖片麻岩均為較新的岩系，補充和更正了李氏的劃分方案。

其三，中國黃土的風成假說，李氏對中國西北及華北廣泛分布的巨厚黃土，做過調查與研究，較早提出了風成假說及其概念，在當時曾風靡一時，有相當影響。

中國黃土成因，學術界爭論了近一個世紀，19 世紀末葉以來，黃土風成說占據主導地位，20 世紀 50 年代，一些中國學者提出了不同見解，包括河流沖積作用成因，洪積成因，造壤作用結果等。經過地磁和熱釋光等方法測定，認為是多種地質營力作用堆積，並在相似氣候條件下，經黃土化作用而形成的。

中國黃土及其成因的研究，劉東生院士及張宗祜院士的著作中有科學而系統的論述，代表了中國黃土研究最高水平，並榮獲過中國科學大獎。

此外，有的文獻資料、傳記，援引他的提法，把公元前 114 年到公元年間，中國與河東 ( 中亞的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地帶) ，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的交通線，稱之為絲綢之路，實際上，正如後來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李氏缺乏考古資料的論證和中華文化底蘊，考察時間短，涉及面積窄，其所謂的 「絲綢之路」，是指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的古道。後經赫爾曼在 《中國敘利亞的古代絲綢之路》及其得意門生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的 「絲綢之路」作補充，才有如今人們對於絲綢之路的一般認識 ( 巫新華先生之 「玉石之路」則另有一說) 。

與此同時，特別值得提及的是，李氏的調查與研究，特別是宏著 《中國》的問世，對中國的地質事業的開創和影響，主要表現在，我國老一輩地質學家在學習和進行地質調查、研究及教學活動中，幾乎都將 《中國》作為必讀書目和重要文獻使用，對該書有較高的評價。我國地質事業創建者之一翁文灝博士，於 1933 年在紀念李希霍芬誕生 100 周年時發表文章 《李希霍芬氏與中國地質工作》指出:

「李希霍芬關於中國地質的宏著實有待於吾人之詳細補充，且其對中國地質歷史之基本觀念，亦有須加以修正者。孔子曰: 『觀過斯知仁矣』。茲試將睹，而當驚佩其發現之早; 蓋李氏距吾人始業之際，尚在五十年之前也。吾中國地質學者無不嘆服李氏於數年之間而造成中國地質學之主要綱領，因李氏之成就，而節省吾人十年之工作時間」( 見 《中國地質學會會志》1933 年，第 3 期) 。

隨著中國地質事業的迅猛發展，中國地質學家在長期的地質實踐中，發現不少李氏宏著中的誤差和錯誤，補充和糾正大量不足的地質事實，如翁文灝先生在總結中國東部、華北地區區域構造特徵和構造運動時代時，糾正過李氏許多錯誤認識和論述。

五、關於李希霍芬其人及其宏著 《中國》一書的評述

李希霍芬其人及其來華考察的背景和目的，在歷史長河中，一直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新中國成立之後，在中國地質學發展史的討論中，他是一位頗有爭議的人物。

1903 年，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魯迅在 《浙江潮》 第八期中發表了 《中國地質略論》，對外國人來華進行地質考察進行過強烈抨擊和警示，他明確指出: 「必須掌握自己的礦藏命脈，興業自強! 」對外國人來華測地造圖，深表不安，對列強以各種借口派地質學家來華調查我國地質礦產更感警覺! 對李希霍芬等一針見血地警示: 「毋曰一文弱之地質學家，而眼光足並間，實涵有無量剛勁善戰之軍隊」…… 「蓋自李氏游歷以來，膠州早已非我有矣」。

1872 年，李希霍芬返德後，四處講演和游說，曾渲染膠州灣為中國三大良港之一，且逼近礦區，尤為良港。1897 年 ( 光緒二十三年) 11 月 14 日，德國軍隊佔領青島，次年強迫清政府簽約出租給德國膠州灣 ( 1898) 。這讓我們不能不想起 1903 年魯迅的警示。

我國地質事業創建者之一———章鴻釗先生早在20 世紀30 年代撰寫的 《中國地質發展小史》一書中也曾指責說: 「李希霍芬氏於調查地質之外，對中國礦產險要以及海洋形勢無不悉心考察……」

1980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 《近代地理學創建人》 一書，筆者曾對李希霍芬來華進行地理、地質考察作過簡要述評。1895 年，他曾發表文章，公然稱 《馬關條約》是政治地理學的傑作。可謂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完全暴露了他殖民學者的險惡面目。

盡管他不時鼓吹 「中德兩國應有密切關系」，但對發展中國地質事業卻發現惡意中傷，他說: 「中國知識分子是遲鈍的，對快速發展的社會是持續的阻礙，……步行在他們的眼裡是低賤的，地質學家的工作更是放棄了所有人類的尊嚴。」 ( 筆者注釋: 這段文字在國內有多種譯法，以上引錄劉東生院士 1993 年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桃李滿天下》一書之中)

我國地質事業的創建者之一丁文江先生對這些誹謗言論十分憤慨，針鋒相對地給自己定下一條准則: 「登山必至峰頂，移動必須步行」。1919 年，當中國地質調查所主編的《地質匯報》創刊時，在英文序言里，丁文江特將李氏原文照登，以示對中國地質工作者為戒，激發自強不息艱苦奮斗的精神。

事實上，中國地質科學和地質事業的迅猛發展和宏偉的成就，一切誹謗之詞，早已不攻自破，顯示出中華民族豪邁之魂。

總之，李希霍芬其人及其宏著 《中國》給中國帶來了近代地學思想和方法，在中國地學界確有相當的聲望和歷史影響，畢竟在我國地質事業萌芽時，曾給予了啟蒙、開創性和奠基性作用，這是其不容抹殺的歷史貢獻。但是，對他來華進行地質考察的背景、目的，以及他渲染的不實之詞，至少為其政府掠奪中國資源和主權大造輿論，起過的負面作用，也應有辯證的認識。

E. 急求武漢中國地質大學812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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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中國地質大學地質學專業考研專用教材（書名+編著）

普通化學：

《普通化學》修訂本，胡忠鯁、四川科技出版社

普通地質學：

《普內通地質學》，陶曉風容、吳德超，科學出版社

通生物學：

《現代普通生物學》，胡玉佳，高等教育出版社

自然地理學：

《自然地理學》(第三版)，伍光和，高教出版社

《自然地理學》，陳術逑，北京大學出版社

第四紀地質學：

《地貌學與第四紀地質學》，曹伯勛，中國地質大學

生態學：

《生態學》，李博，高等教育出版

經濟地理學：

《經濟地理學》，李小建，高等教育出版社

植物地理學：

《植物地理學》，閻傳海，科學出版社

植物學：

《植物學》，吳萬春，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研究方向： 01地貌學與地球表面過程
02第四紀地質與環境
03生態地質環境
04國土資源與環境評價
05農業地質
初試科目： ①101政治理論②201英語③612高等數學或613普通化學④801普通地質學
復試備註： 復試科目（筆試）：第四紀地質學或生態學或自然地理學或地貌學原理

G. 急用！！！中國地質學的發展歷程

專業書籍，到地礦類大學圖書館可以找到。

以下是非專業回答：

1、日本小林英夫著《地質學發展史》劉興義、劉肇生父子1983年翻譯

2、章鴻釗一生著述甚豐，在地質學、岩石學、礦物學、古生物學、地質發展史、地質調查史和地質科普等領域內發表了大量學術著作。主要有《地質學與相對說》、《中國研究地質學之歷史》、《中國地質學研究小史》。

3、《地質學原理》是英國近代地質學家賴爾的主要學術著作，又名《可以作為地質學例證的地球與它的生物的近代變化》。這部書曾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在國內外都產生過廣泛影響。1872年由中國數學家華蘅芳和美國醫生瑪高溫合譯成中文出版，書名《地學淺釋》。1959年徐韋曼又重新翻譯，以《地質學原理》為書名，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一著作的出現，標志著近代經典地質學的成熟。

4、《大陸和海洋的形成》較之物理學、天文學、化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基礎學科，地質科學可謂「大器晚成」。把地質學真正奠定在科學基礎之上的科學革命，遲至20世紀上半葉才得以發生。人們公認，拉開這場科學革命序幕的是《大陸和海洋的形成》一書，作者即是被譽為「地質學中哥白尼」的魏根納。

5、《翁文灝選集》收集翁文灝的學術報告和學術論文共21篇，是翁文灝在礦床學、構造地質學、地震地質學、地理學、沉積學等方面的學術水平代表作。該書是一部代表我國近代地球科學尤其是地質學的奠基水平的學術著作之一。

6、《中國地質學》是中國現代地質學家李四光的一部地質學名著，是中國現代地質學的奠基著作，是運用地質力學原理來研究區域地質形成規律的一部開拓性經典著作。此著作在地質科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9、以下是一篇《北京的地質發展史》供參考
http://kbs.cnki.net/forums/32824/ShowThread.aspx

10、另外網上可以找到一篇關於論述魯迅對中國地礦的研究文章。

外行回答內行，見笑。

H. 鹽湖與鹽類資源研究室（中國地質科學院鹽湖與熱水資源研究發展中心）

1.業務定位

主要從事鹽湖及鹽類礦產、鹽湖生物資源調查評價及開發利用，鹽湖記錄對全球變化響應等研究，研究領域涵蓋鹽湖礦產成礦規律、資源評價理論與方法研究、鹽湖沉積與全球變化研究、鹽湖生態、鹽湖農業、鹽湖與健康、行星鹽科學和熱水資源研究等，致力於推動我國鉀、鋰、硼，以及銫、銣、溴、碘等鹽類資源勘查與產業化，帶動我國高原極端環境鹽生物與鹽湖農業等「大鹽湖產業鏈」的基礎研究走向應用。

2.發展方向

鉀鹽和鹽湖資源評價找礦、全球變化研究、鹽湖資源綜合利用研究、鹽湖農業。

3.研究內容

（1）鹽類礦產的成礦規律和找礦預測與方法研究：以鹽科學為指導，開展鹽類的物化遙綜合方法研究，大力推廣和完善「油鉀兼探」方法；著重進行鉀、鋰、硼、碘、溴、銣和銫等國家急缺、重點或戰略礦產的成礦規律、找礦方向和方法研究。

（2）鹽類礦產分離提取理論與技術研究和綜合評價：對重點鹽湖和地下鹽礦與鹵水（含油田水）鹽類資源進行分離提取的物理化學機制、化工工藝和工程化關鍵理論與技術方法的研究。著重選擇藏北當雄錯實驗基地和柴達木西部南翼山地下鹵水（油田水）開展急缺和重點的鉀、鋰、硼、碘等鹽類提取的野外擴大實驗研究。

（3）鹽湖農業（含鹽土農業）調查和示範工程研究：對鹽湖及鹽鹼地分類調查，並相應開展鹽生生物種繁殖培育。通過調研、實驗和種群培育，著重開展生物質能源調研與實驗，建立重點鹽湖及周邊鹽鹼地（如柴達木察爾汗、察干諾爾等）鹽生生物質能源規模化示範工程。

（4）鹽環境與全球變化研究：開展不同區帶鹽湖的長期科學觀測，建立我國鹽環境和鹽資源數據系統，為我國鹽環境保護、鹽資源管理開發和鹽科學提供最基礎的觀察實驗數據；結合鹽資源和鹽湖資源環境科學鑽探研究，開展我國新生代鹽環境變遷，中近期著重進行青藏高原新近紀—第四紀沉積序列研究和鹽沉積的氣候定量指標研究。

I. 百年滄桑話館藏——《中國地質圖書館館藏珍本圖錄》編撰始末

陳俊嵐

(中國地質圖書館)

中國地質圖書館經過數十年南下北上，西遷東回的戰亂時期，公元2011年迎來建館95周年，更迎來中國地質事業的蓬勃發展。館藏也由建館時藏書僅4000餘冊，發展到目前的紙介質印本70餘萬冊，囊括了近代地質學啟蒙時期以來約200年間的國內外寶貴地學文獻；世界各國地質圖件一萬余套。正是幾代地質圖書館人的辛勤努力，日積月累，經過近一個世紀的不倦追求，使得地質圖書館書海浩瀚，猶如地學寶庫中一顆璀璨的瑰寶。

一、編撰《中國地質圖書館館藏珍本圖錄》的背景及經過

2003年，由張爾平主編的《鴻印雪泥》一書出版，將地質圖書館90年的藏書印章輯錄成冊，首次揭開了地質圖書館發展歷程的面紗。然而有關地質圖書館近百年珍貴文獻的研究卻是一個空白。為融地質圖書館藏書之精粹，展我國地學文化之宏博，填補近百年來地質圖書館珍貴文獻研究的空白，2011年中國地質圖書館顧曉華館長設立館長研究基金，「編撰〈中國地質圖書館館藏珍本圖錄〉」的項目通過專家評審獲得立項，擬採用圖文並茂的形式將地質圖書館珍貴文獻匯集成冊，呈現於世人面前。

第一步，課題組制定了科學的技術路線、工作方法及工作思路。課題組在參考國內圖書館界對特藏文獻界定的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徵求專家學者對界定地學珍貴文獻標準的意見。通過對館藏紙本文獻進行排查摸底，核定館藏珍本文獻的種冊數，最終確定入選《圖錄》的目錄。

第二步，通過上網、到國家圖書館、西安交大圖書館等地查閱資料，對入選珍本圖錄的百種文獻的歷史背景、專業學術價值和社會經濟價值進行探考，完成文獻的屬性描述工作。

第三步，徵求專家意見，對屬性描述文字進行修改和完善。在館內召開專家研討會，對圖錄的相關內容和編輯文字的意見和建議認真進行修繕。

二、《圖錄》的基本情況

經過一年多的工作，最終共篩選出中外文圖書106種、中外文期刊13種、地質圖件9幅入選圖錄，採用圖文並茂的形式編輯成冊。

1.界定地學珍本文獻的標准

我國近代地質事業是在地質學會成立，有了專門的地質研究部門和教育機構以後，才有了卓越的發展。這些地質事業起步階段的地學文獻對中國的地質事業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和卓越的貢獻，承載了地質前輩的豐功偉績和地質事業發展的艱辛歷程。因此我們在界定標準的時候參考了以下幾個原則：時間界定的原則、有重要學術價值原則、以手稿待印本為主的原則、以裝幀精美特殊材質為主的原則。

中國地質圖書館珍本文獻的標准：1949年以前的文獻(以民國期間出版物為代表)為本館的特藏文獻，1937年以前的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研究意義的文獻、近代著名地質學家的著作(以地質學家的手稿、待印本、抄寫本為代表)、裝幀精美，特殊材質(宣紙線裝及特殊印刷，以1912年以前外譯本為代表)的文獻界定為本館的珍本文獻。

2.入選圖錄的文獻情況

本書分為圖書篇、期刊篇和圖件篇三個部分，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再現了中國地質圖書館館藏的精華。入選《中國地質圖書館館藏珍本圖錄》的文獻既有我國地質事業泰斗章鴻釗、翁文灝、黃汲清、謝家榮、楊遵儀等先生的大作，也有極其珍貴的地質圖件、圖片，以及早期譯自國外的地學專著，刊本有宣紙線裝、宣紙鉛印、油印本，以及世人難得一見的珍貴手稿。裝幀有卷軸裝、折裝、線裝、精裝及簡裝等形式。文獻涵蓋了中國學者翻譯國外地質著作、外國學者到中國進行地質考察、國人自己進行地質調查及地質研究發展的重要階段，內容包括近代地質事業的發展、地質考察、游記、礦物礦產及博物館學等方面的專著。每件作品都凝聚地質前輩的汗水和心血(有關文獻請見圖1至圖5)。

內附32張彭縣銅礦局(圖5)礦景、采礦、冶煉及人們勞作的真實情景，是了解彭縣銅礦局歷史的非常珍貴的史料。

3.珍本文獻的屬性描述

以《井礦工程》一書為例，聘請專業攝影師為文獻進行拍照，並配以文字介紹(圖6)。

該書屬礦學類。主要介紹了造自涌水井及奴而敦造自涌井的方法；開地取礦之法、今鑿轉動之法、鑿孔常遇難事、孔內補管為襯、開石之器具、白而格斯脫落所設開石之器具、馬太與布拉特兩人所設鑿孔之器；用火葯拉開土石之法、平路與火葯膛得光之法、開裂土石所用之別種葯料等內容。附圖140幅。

在屬性描述中我們對重要項別作了說明和介紹：

書名項，包括書籍的卷數、期數；

著者項，包括出版時間、出版地點、出版者、版本類別；

稽核項，包括冊數、函數、圖、表等；

圖1 《工商部試辦地質調查說明書》(丁文江撰，1913年成文)

圖2 章鴻釗先生手稿(宣紙線裝)與張印堂先生科考報告(手寫、實地拍攝照片)

附註項，為以上各個事項的補充與說明，包括所附的附錄材料；如題簽、藏章，刻印流傳及關於這本書的特殊說明等；

提要項，向讀者提供書籍的內容概要和評介知識，需概括地介紹本書內容大意、著者生平事跡、著作經過以及版刻流傳情況等。

序及前言，承蒙原國土資源部副部長、中國地質調查局局長壽嘉華為本書作序，館長顧曉華撰寫前言。

三、編輯《圖錄》的目的及意義

顧曉華館長在前言中對編撰本書的目的及意義進行了介紹。

圖3 《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章鴻釗、翁文灝合撰，1916年)

圖4 《南潯鐵路規劃圖》本館珍藏的唯一的縑帛手繪鐵路圖

分3卷，總長27.7m，1906年完。2000年經全國文物鑒定委員會鑒定，認定該圖對我國早期鐵路建造史、中國近代社會發展史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1.展示與弘揚

入選圖錄的文獻是在數十萬冊圖書中遴選出來的，每件作品都凝聚了我國地質前輩的心血，見證了中國地質事業發展坎坷而又光輝的歷程，弘揚了地質工作者「三光榮」的地質精神。

圖5 《彭縣銅礦局寫真》(1909年，照片寫真集)

圖6 《井礦工程》

[英]白爾捺輯，[英]傅蘭雅口譯，趙元益筆述，曹鍾秀繪圖，光緒五年(1879)江南製造總局編譯。本書共二冊三卷，宣紙線裝本

2.追思與緬懷

中國地質圖書館從「有館尤貴有書，有書尤貴有用」到成為亞洲最大的地學專業圖書館，它的建立與發展凝聚了幾代圖書館人的嘔心瀝血。透過這些作品，讓人感念地質先輩的聰明才智和為國家身先士卒的愛國情操。

3.希望與勉勵

希望這本書能夠讓讀者走進地質圖書館，走進中國近代地質發展史，閱讀我國地質科學事業的發展歷程和地質前輩的豐碩地學理論，對那些為了中國地質事業的繁榮發展而作出貢獻的地質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時，地質圖書館也願意迎接改革發展的挑戰，建設現代化數字圖書館，為地質事業的發展譜寫新的篇章而作出更大的貢獻。

四、問題和不足

1)由於課題組成員缺乏對珍本文獻知識及早期地質學理論發展的系統認識，尤其對部分文獻版本的鑒定上存在困難，因此在珍本的界定上還存在一定的問題。

2)在開展工作的過程中，發現我館大部分特藏文獻(尤以民國正式出版文獻)損毀嚴重，又沒有採取相應的保護措施，使得這些文獻的使用受到嚴重影響，建議加大對館藏文獻的保護和修繕工作。

3)在對館藏紙本文獻摸底中發現，很多珍貴的早期地學文獻我館並沒有收藏。在我館收集的文獻中，部分出現缺少附圖或者有圖無書的情況。例如，周樹人的《中國礦產志》有書無圖，聞齊、趙志新的《徐霞客游記附圖》有圖無書，等等，嚴重影響了文獻的完整性和價值評價的界定。對這些文獻的收集工作是保證我館地學文獻系統完整性的工作之一，也懇請各位專家為我館的文獻采訪工作提供線索和幫助。

4)在館藏珍本文獻中有很多文獻為未出版的手稿，其歷史背景及歷史意義、學術價值的參考文獻非常少，使得研究工作遇到不少障礙，需要投入較大的人力和時間進行調研，也希望得到專家的幫助。

J. 想報中國地質研究生

想考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吧？
現在准備考研，精神可嘉，但為時尚早，我不知道你是什回么答學校的，處於什麼水平，但是考研，說真的，大半年的准備，就夠了，最多一年。
你現在才大一，可以先自己借或者買一些相關專業的書籍回來看。不知道你要考什麼方向的，如果確定大致方向，那就讀那個專業的專業書。
PS:我是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的，地質類專業，有疑問可以站內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