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質大學的運動場

❶ 巨大的求助！！關於日本戰後的歷史

呈現復雜多面的日本戰後歷史
——《擁抱戰敗》學術座談會綜述

葉 彤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和三聯書店聯合主辦的《擁抱戰敗》（副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出版發行暨學術座談會2008年11月28日在京舉行。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教授約翰•W.道爾撰寫的《擁抱戰敗》這部厚重的日本戰後社會史著作於1999年出版，問世當年獲美國家圖書獎非虛構類圖書獎和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1800年以來亞洲歷史傑出圖書），翌年獲普利策非虛構類作品獎和班克羅夫特獎（美外交領域最重要的學術獎）及美國圖書館學會著名圖書獎。該書很快被翻譯成日文，並在增加了大量歷史照片後出版了日文增補版，在日本引起廣泛關注。該書中文版2008年9月由三聯書店出版，全書近70萬字。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美國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文學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等單位的20餘位學者參加了座談會。

一

座談會的討論是從書名的含義和翻譯開始的。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李薇指出，該書英文版出版不久，日本報紙就作了介紹，但當時把書名譯做《接受失敗》。一個經歷過戰敗時期生活的日本漢學家也認為，不能把Embracing Defeat翻譯成「擁抱戰敗」，只能翻譯成「容納戰敗」，因為日本人不是高高興興地接受戰敗的。所以，李薇說，「僅僅是一個書名就包含了復雜的內容」。
該書中文版譯者、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胡博贊同「擁抱」是一個「敏感」而「重要」的關鍵詞，是該書的核心概念。她提出，道爾對戰敗的理解大體有幾重含義：第一，戰後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對勝利者本身的歡迎和擁抱。第二，日本從二戰中野蠻的戰爭者向戰敗後溫順的羔羊轉化的趨勢，導致日本在戰勝者的眼光中的直接色情化，導致美日關系之中的假想式的男女關系的互動。所以，「擁抱」也構成了戰後日美關系的影射。第三，戰敗的日本和日本人熱烈擁抱征服者所帶來的所謂「天降的禮物」，即民主、革命、非軍事化和民主化，在這重含義上擁抱戰敗就意味著擁抱解放、擁抱新生。胡博強調，最值得深思的是，道爾認為「擁抱」絕不僅僅指日本人，而是指日美雙方共同擁抱戰敗，戰後日美關系格局是由雙方互動、共同作用構建起來的。所以，道爾在書的結語中強調，如果不了解勝利者和戰敗者如何共同擁抱戰敗，就難以理解戰後日本模式。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金熙德指出，日本和美國之「愛」產生了美日的熱戀期，至今經久不衰，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這種關系，可以稱得上是世界奇觀。60多年後，日本沒有多少主流學者認為日美同盟應該結束。日本人認為，日美同盟是日本國家支柱。所以，未來十幾年間日美關系不會發生根本變化。這本書給我們提供了一把鑰匙，幫助我們了解日本人為什麼對日美同盟那麼重視，也告訴我們日美同盟形成的過程。金熙德還指出，從《擁抱戰敗》敘述的歷史過程看，日本戰敗以後沒有機會清算歷史，除了國家的破敗之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對日本的「單獨佔領、間接統治」。日本經過短暫休克以後，原戰爭勢力又回來了，手上沾了鮮血的人當了首相。一開始是沒時間清算戰爭，後來是那些人掌權了，沒人願意清算戰爭。所以，1982年到現在日本的戰爭認識問題不斷引起亞洲人的反感。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崔世廣指出，在日本的歷史上存在著三次「擁抱戰敗」。大化革新就是因為戰敗，日本開始大規模向中國學習文化、制度、思想，那時候就有一次擁抱戰敗。第二次大規模擁抱戰敗，應該是明治維新前後。開始日本對西方的態度也是堅決攘夷，後來下關戰敗，意識到攘夷不可能，走向了倒幕維新，最後走上明治維新的道路。這時又出現了擁抱戰敗，大規模地學習西方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擁抱戰敗，應該是第三次。戰敗在日本歷史上是有若干先例的。戰敗以後，明確、客觀接受戰敗的事實，思考怎樣從戰敗的廢墟中站立起來，再實現、恢復自己的實力，謀求自己的強大，這是日本人在文化上很重要的特點，也是日本人思維方式很重要的特點。在戰敗之後和強者聯手，向強者學習，強大自己，再與強國並駕齊驅，這應該是日本人的一個基本思路，是日本的文化。

二

關於本書討論的內容和結構，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孫歌認為，道爾最初設定的讀者，應該是美國人，因為他討論問題的方式針對的是美國的脈絡。從書的結構安排看，是對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前後開始的遠東政策的一個歷史性的批判。道爾給出的對歷史資料的剪裁結構，表明美國以正義之名行了戰勝國占盡所有便宜之實。這是這本書中真正要說出來的話。
孫歌指出，有幾個關鍵環節是這個結構的支撐點。第一個關鍵環節是它對於40年代中期以後冷戰結構在東亞的形成做出了一個整體性的分析。她認為，麥克阿瑟在日本行使「自主權」的時候，對日本経済新聞社會、歷史毫無興趣。在這個前提下，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在推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充滿了混亂。但是後面有一個不可動搖的預設：寧可要天皇制、寧可要美國式民主（因為要美國式民主，意味著佔領是有危險的，但寧可要這個），也不要赤化，不要共產主義。這是當時非常明確的、毫無混亂的標准。這形成了整個戰後東北亞政治格局的基本輪廓，這也是冷戰格局形成後為什麼中日和解如此困難的最根本的原因。第二個關鍵環節是東京審判。她指出，道爾並沒有直接說東京審判不是一個合法的法律事件而否定它，而是在資料的選取和剪裁的過程中，提示了一個非常復雜的圖景，說這場審判是一個美國當事者也承認的表演。可是表演中又審判了紐倫堡審判中也審判的、後來得到國際法認可的罪行，比如反人類罪和戰爭罪。當時在法庭上包括印度法官在內的一些人對這樣一種事後法的審判方式提出了質疑。可是又有受審的20個罪犯如何替天皇頂罪的問題。所以，所有的線索都纏到一起，復雜性被呈現出來。
在分析了該書缺少對沖繩問題的論述的原因後，孫歌總結說，道爾這本書完成了一個重要的任務，即告訴美國人1945年佔領日本那件事做得實在缺少正義、缺少道德，促使一些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來反思美國世界性的霸權到底有多少正義可言。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它與《菊花與刀》這些書的性質不一樣，這是美國一個歷史學家真正勇敢面對歷史時做出的一些判斷。
關於該書東京審判方面的論述，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京華做了進一步的分析。他認為，道爾對東京審判本身的批評和反省大概有三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從審判團的結構來看，東京審判具有明顯的白人審判色彩。法官原來都是白人，後來加了印度和菲律賓兩國的法官，而這兩國分別是英美的殖民地。但法官中沒有朝鮮人。這里提出了東京審判亞洲缺席的問題。第二個方面，道爾觸及了東京審判的雙重標准問題。道爾說，東京審判基本上是在無視西方殖民主義體系的狀況下進行的。比如，當殖民地問題被提出來之後，英美法蘇四國法官提出殖民地問題不在東京審判的問罪范圍內，所以予以駁回。第三個方面，道爾還透露了一個信息，1948年審判到後期的時候，冷戰驟然升起，所以在審判團內部開始一些爭斗。到1948年初很多在監獄里關押的嫌疑犯悄悄被放出，包括英美法官與蘇聯法官的明爭暗鬥非常明顯。冷戰的驟然發生，干擾了審判的進行，大家已經不願意再進行下去了。趙京華認為，東亞的戰後體系和審判的不徹底性和不對殖民體制進行批評質疑是有關聯的。

三

日本近代以來的發展有許多復雜因素，其中有兩個是根本因素，一個是天皇，一個是美國。這兩者構成了今天日本這個國家存續、演變過程中最基本的內因和外因。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高洪從日本戰後天皇制的角度切入討論。他指出，事實證明，保留天皇民主制給日本留下深刻久遠的烙印。盡管戰後初期日本進行了民主化改造，但天皇得以保留，就使得戰前所有的國家符號——國旗、國歌、天皇族徽以及其他能夠標識國家方方面面的東西，都不加改動地延續到戰後日本。所以，日本保守勢力很容易把自己和戰前政權聯系在一起。而除了和平、進步的團體之外，絕大部分老百姓通常也在政治勢力的引導和媒體的影響下不加區分地把戰前、戰時的日本政權和戰後日本政府視為連貫的國家機器。可是，不管是誰混淆了戰爭責任，最後受害者恰恰是日本自己。如果日本自己不能反省、正視歷史，就很難放下歷史包袱，為此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戰後半個世紀中，日本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通過聯合國對國際社會做出了各種貢獻，向外部提供了大量的開發援助，在其他方面也積極做了很多有價值的事。但這些都不足以打消別國尤其是受過侵略戰爭迫害的鄰國的疑慮，究其原因就是不曾徹底割斷與法西斯血脈的聯系。
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曉峰從書中談到的一個細節入手，指出：從1946年到1949年，天皇在日本各地巡行，美國兵拿著卡賓槍給他開路。人圍得特別多的時候，美國兵會鳴槍，這告訴我們誰在那個時代樹立天皇的威信。他強調，美國人選擇讓天皇繼續存在，是從自己切身利益出發的。因為天皇當時確實對社會最深層次有影響力。自古以來天皇就存在，因此也就存在一個以天皇為中心的統治集團，這個統治集團給日本帶來了什麼，是值得思考的。明治時期日本的一切重要變化，都是在天皇家族的領導下進行的。對日本人來說，他們從中獲得了很大的精神力量。
日本被佔領期間的首相吉田茂的作用問題，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新生發言的重點。王新生指出，吉田茂認為日本只有和美國結盟才能重新得到生存的機會，要重經濟、輕軍備，要讓出一部分國家主權，在美國的「擁抱」下發展。吉田培養了一大批信奉他的政策的政治家，使吉田路線得以執行下來。我們說，日本是經濟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就是因為日本戰後政治家沒有經過訓練，所以現在日本政治家沒有國際眼光，沒有政治家應該有的意識和頭腦。
關於日本戰後時期的經濟政策，王新生著重分析說，被佔領時期，日本實行過兩種政策：一是「傾斜生產方式」，一個是「道奇計劃」。「傾斜生產方式」是日本提出的，後來帶來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美國人做不下去了，派道奇到日本去搞「道奇計劃」。道奇說，日本經濟是高蹺經濟，就是兩條腿，一條腿是日本政府的財務補助，一條腿是美國政府的經濟援助，這樣太有依賴性，現在要把兩條腿砍掉，搞市場經濟。道奇提出超平衡預算，就是政府預算不能有赤字。「道奇計劃」對治理通貨膨脹非常有好處，但也帶來嚴重的通貨緊縮，企業倒閉、工人失業。在難以為繼的時候，朝鮮戰爭開始了，朝鮮「特需」就出來了，日本經濟馬上恢復了。那麼，是「傾斜生產方式」作用大還是「道奇計劃」作用大呢？現在也沒有定論。但是兩種發展模式都保留了下來，成為戰後持久經濟發展的主要措施，就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結合。這一點上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和美國之間無論政治、安全還是經濟上的關系。
關於該書對起草「和平憲法」過程的描述的重要不足，李薇以自己的研究做了補充。她指出，在盟軍總部（GHQ）提出想搞新憲法的1946年年初，就有一部憲法草案到了GHQ民政局手裡，這個憲法草案是由日本憲法研究會提出的。憲法研究會牽頭的是日本経済新聞社會黨黨員，立場是革新、進步的，他們提交的憲法草案中已經體現了很多和平憲法的精神，但社會黨的憲法也沒有取消天皇制，而是說天皇作為象徵。不過，實際上，最終還是由GHQ的民政局僅用差不多一周的時間起草了GHQ版的《日本國憲法》。一個星期就起草出一個國家的憲法，在世界憲法的制訂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沒有經過醞釀、討論和方針確定的時期是不可能成就一部憲法的。
關於當今美日同盟和與中國的關系，有深厚的美國問題研究經驗的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陶文釗用一個例子加以說明。他講到，2006年去大阪參加會議，當時有人提到日本被美國「拋棄」了，這說明日本對美國根深蒂固的依賴已成為民族性了。這種民族性在過去有過積極的作用，但對於日本想成為一個政治大國是很難逾越的障礙。他認為，中美日三邊關系中，最短的板是中日關系，現在要做的是使短板變長，而不是把長板鋸短。如果沒有中美日三方的穩定關系，東北亞地區的和平安全是沒有保障的。
與會的董炳月、王成、秦剛、李兆忠、孫伶伶、李長莉、劉世龍等學者，還從美國的佔領政策、美日關系、日本的戰爭責任以及戰後日本文化論、大眾文學、社會運動等方面，發表了很有見地的意見。
（責任編輯：林 昶）

❷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校區)的體育場館怎麼收費的

時間不同，費用不同，周一到周五10塊，周末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