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質調查
㈠ 中國地質調查局裡面公務員多嗎
不好說,地質隊一般都是事業單位編制,不過現在正在改企,局裡面的話就可能有公務員或者事業編制,不一樣的,看崗位
有疑問的可以點擊下方電話免費咨詢，或者是點擊下方進入官網找客服人員幫助大家解答。
㈡ 中國地質調查局怎麼樣
簡介：中國地質調查局是根據國家國土資源調查規劃，負責統一部署版和組織實施國家基礎性、公益性權、戰略性地質和礦產勘查工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地質基礎信息資料，並向社會提供公益性服務的自然資源部直屬的副部級事業單位。 中國地質調查局是地質調查、科學研究和信息服務機構，是擁有專業化地質調查隊伍的事業實體，是國家地質基礎信息資料等公益性產品的生產者和提供者，是國家基礎性、公益性地質調查和戰略性礦產勘查工作的統一部署和組織實施者，通過地質調查、地學科技創新和地質資料信息服務，為國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基礎支撐。
注冊資本：194萬人民幣
㈢ 中國區域地質調查現狀
新中國成立以前，我國沒有一張正規區域地質圖，系統的區域地質調查工作始於世紀50年代中期。到2000年，除西藏大部、新疆南部、青海西部、內蒙古東北部外，我國累計完成1∶100萬區調947.38萬km2，占國土面積的98.7%；1∶20萬中比例尺區調691.38萬km2（1990年底，之後停止此項工作），占國土面積的72.0%；1∶5萬區調240萬km2（截至2010年），占國土面積的25%；1∶25萬區調570萬余km2（截至2010年），約占國土面積的60%（圖1-2）。
20世紀70年代後期，我國在區域地質調查工作中開始重視吸收國外先進的地質理論和新技術、新方法，並組織進行了少量探索性試驗研究。1981年總結出中國火山岩區地質填圖經驗，編寫和公開出版了《火山岩區區域地質填圖方法指南》，推廣了火山岩區雙重製圖法。1985年推廣了1∶5萬巢湖市幅地質（組）圖經驗，並擴大試點。1986年，地礦部設立了「1∶5萬區調地質填圖方法研究」項目，並列入部「七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編號86—016—02），分別開展中國花崗岩、變質岩、沉積岩發育區的1∶5萬區調填圖方法研究。項目的指導思想和目標是，把當代地質科學領域中的新理論、新觀點、新技術和新方法運用到區域地質調查中，改革傳統的區調填圖方法。在既充分借鑒和吸收國外有關的先進的地質填圖方法，又包含中國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選擇典型的試驗區進行填圖實踐和研究，突破目前地質填圖方法的技術難點，總結和創立一套適合中國地質特色的花崗岩類區、變質岩區和沉積岩區地質填圖方法，並以此填制出新一代的地質圖，趕上或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進一步提高中國區域地質研究程度和水平。
圖1-2 中國區域地質調查工作程度圖
（據中國地質調查局，2010。http://www.cgs.gov.cn/）
1997年，區域地質調查進行了重大調整，新開1∶25萬地質調查試點工作，於1999年底完成了8幅試點圖幅。同年成立中國地質調查局，全面部署1∶25萬地質調查。當前，1∶25萬地質調查的技術方法體系仍在不斷豐富和完善中。
現代地質科學的進步，正沖擊和改變著傳統的地質調查方法。但是，能夠把地質科學領域里的新理論、新觀點、新技術和新方法運用到區域地質調查中，並真正形成一套新調查方法的研究，在國外也只有少數國家進行。有的國家雖然較早開展過這類研究，但只是在少數地區試驗，有的還處於探索之中。迄今，關於花崗岩等級體制劃分的基本概念和命名原則尚處在繼續討論和完善之中。變質岩區調查方法，雖然許多國家已從單一岩石類型劃分轉變到岩石—地層法和構造—地層法，但由於變質作用十分復雜，地質構造背景多樣，變質熱事件研究方法的適用性、變質建造填圖的意義等問題均有待於進一步研究。沉積岩區的地質調查，盡管新理論、新觀點不斷涌現，但如何運用到區域地質調查中，尚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2011年，中國地質調查局啟動三維地質填圖試點。根據總體目標，到2020年完成貫穿我國主要造山帶的地殼三維地質填圖，基本完成重要成礦區帶和重要找礦遠景區、礦集區和整裝勘查區三維地質填圖，基本完成我國陸域主要盆地三維地質填圖等，在地質科學理論、勘查方法技術方面取得重大性進展，建立三維地質填圖標准體系，培養造就一批優秀團隊和高層次人才。三維地質填圖將為我國全面部署開展三維地質填圖提供思路、方法和技術支撐，對實現地質填圖由二維向三維的轉變、顯著提升地質工作的服務功能和支撐作用具有重大意義。
㈣ 丁文江———中國地質調查的先行者———兼論丁文江精神
陳寶國
(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近代地質科學的故鄉，不在東方，也不在中國。然而，20 世紀初葉，在中國科學史上是值得記憶的時期。因為，在世界風雲動盪、社會思潮湧動、科學技術的發展日益快速的社會背景下，中國地質科學應運而生了。而且，在不到 20 年的時間里，中國地質事業進入到她的第一個黃金時期，中國地質學的發展也走入了國際地質科學發展的行列之中。
短短的 20 年，中國的地質科學從無到有，從萌芽到發展，有諸多因素促成了這個過程的實現。諸如，科學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與發展; 中華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在抵禦外辱、振興中華的奮斗中，自強自立的支撐作用; 優秀知識分子振國強邦科學救國的崇高信念; 中國地質機構的設置和地質教育的開展，等等。毋庸置疑，在這個過程中，丁文江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之一。
學以致用 循師承自然
將丁文江作為中國地質調查的先行者，是指在 20 世紀初葉，在中國，國人以科學方法進行地質調查的學者還不多見。在丁文江之前，另一位中國地質學的奠基人章鴻釗曾以《中國杭州府及鄰區地質》為題，開展了區域地質調查，成為中國學者自行調查中國區域地質並寫成論文的第一人。在章、丁二人之前，用黃汲清先生的話來說: 「還有幾位中國地質學人走在章、丁、翁之前，他們是鄺榮光、張相文、王寵佑、顧琅。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前，他們都多少寫了一點有關地質學的文章或做了一點地質工作，但為期甚短，影響不大。」丁文江1911 年在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獲動物學和地質學雙科畢業證書回國。當船行至越南海防時，丁文江便棄船上岸，開始了他在中國大地的第一次地質考察旅行，途經雲南、貴州、湖南諸省，沿途考察地質地理及風土人情。他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凡是有志於地質科學的人必須以自然界為研究對象，要親臨其境，拜自然為師。同時，丁文江把這次考察作為自己今後從事地質科學事業的一次親身體驗，以此考驗自我獻身科學的意志和毅力。從這次考察開始，丁文江在後來的地質生涯中，走遍山川大地，一次次地證明了他做事做人求真務實、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精神和言必行、行必果的科學態度。
丁文江一生曾多次成年累月地進行野外地質考察，除去他的地質調查成果之外，丁文江從精神層面上向有志於獻身科學事業的人們展現了他作為一位地質學家所具有的嚴謹的科學認知態度和堅毅的科學奮斗精神。1913 年丁文江與梭爾格、王錫賓進行了一次長達月余的正太鐵路沿線地質考察。其後考察結果正式出版，成為中國地質工作者第一次出版的區域地質報告和圖件。1914 年丁文江隻身遠赴雲南、貴州、四川進行地質考察，時間長達 10 個月之久，成果頗多。要提及的一點是丁文江對徐霞客的研究和對 《徐霞客游記》的編訂過程，完全是以科學家的科學態度進行的。他不僅仔細閱讀了 《徐霞客游記》，同時身體力行重走了徐霞客考察之路，以自己的實踐來修訂前人成果之對錯，令人欽佩。為此他被後人稱之為 20 世紀的徐霞客，丁文江當之無愧。
丁文江以其科學的態度在地質考察中遵循 「近路不走走遠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行為准則，更提倡了他一向主張的 「登山必到峰頂，移動必須步行」的實踐探索精神。這種尊重實踐，求師於自然的行為准則，成了他作為一位傑出的地質學家所具備的優良品質的一個組成部分。
用而思之 求有的放矢
作為一位中國地質調查的先行者，丁文江腳踏實地地實踐，在林莽溝壑中穿行，在江河壕澗間跋涉，表現了他的求實精神，而科學實踐的目的性又表現了他行成於思，求知問事，務求有的放矢的思維方式和實用態度。
20 世紀初的中國，積貧積弱的中國向何處去? 何以救中國? 成為當時知識階層思考的問題。丁文江亦然。丁文江留學達 9 年之久，深受西方科學與進步思想影響。他深知達爾文進化論自然選擇的適者生存規律是自然界發展的規律，並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是如此。因此，在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舊中國，丁文江選擇並踐行了科學救國的道路。而這種選擇形成於他不斷的思考，形成於他對東西方科學、思想、文化的認識和比較，更形成於他辦事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正如丁文江留學歸國並未直奔家門而選擇步行穿越雲、貴一樣，在丁文江的人生藍圖中，他已把自己融進科學救國、獻身科學的事業中去了。丁文江的思想是明確的，做事是堅定的。他在地質考察過程中，脫去了西裝，裝上了假辮子，穿上了長袍馬褂，留了小鬍子，戴一頂瓜皮小帽，全然與平民無異。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裝束普通的人，在他開始地質旅行之前，已經規劃了中國地質事業的宏圖，並從自己開始堅韌不拔地邁出了堅實的腳步。
對於這次考察，吳相湘在 《丁文江走遍全國探寶藏》一文中講: 「丁文江此次內地旅行可說是實事求是精神的首次表現，充分發揮其毅力勇氣和觀察力。……自平彝起步，丁即用指南針測草圖，並用氣壓表測量高度。竟發現武昌輿地學會地圖、商務印書館最新中國地圖，以及英法日文的一比一百萬分之一地圖，均根據清康熙朝天主教士所測地圖做的藍本。」丁文江通過考察發現了現行地圖實為 200 多年前的資料。為此，丁文江感嘆，與西方相比，中國在地理學上止步不前，實際已落後了先進國家 200 多年。正是有此感觸，激發了他作為一位科學家不甘落後的激情，1934 年他與翁文灝、曾世英等人合編出版了中國第一本完備的現代地圖冊——— 《中華民國新地圖》。該地圖作為紀念 《申報》創刊60 周年而出版，震動了地學界，被稱為 「國內地圖改革第一聲」。此圖與當時世界上制圖方法先進的地圖相比毫無愧色，在國外被稱為 「丁文江氏地圖」( V. K. Tings's Atlas) 。
1913 年的正太鐵路沿線地質調查，丁文江通過實地考察糾正了德國學者李希霍芬關於 「山西真是世界煤鐵最豐富的地方，照現在世界的銷路來說，山西可以單獨供給世界幾千年。」的妄說。在 《調查正太鐵路附近地質礦物報告書》中，丁文江指出: 「以發現於地面者言，則不甚適宜於西法開采，蓋礦質之分布約一定規則，且文江、梭爾格所見最厚之礦無過二尺者。」在考察中，丁文江發現山西的煤的確很多，但鐵卻不似李希霍芬所言那樣。為此，他寫了一篇 《有名無實的山西鐵礦———新舊礦冶業的比較》文章，對李希霍芬的錯誤認識和誤導給予糾正。
我們講丁文江是中國地質調查的先行者，僅是就他所從事的地質科學事業而談，當我們論及丁文江的科學思想和有的放矢的務實精神時，則就有了更進一步的含義。因為在丁文江那個時代倡導科學，倡導以科學態度從事科學的研究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丁文江的言行，則對這種社會的需要做了最好的佐證。正如一位學者談到的: 「要科學在中國生根，有賴於專業科學家的推展，而丁文江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正因他是個傑出的科學家，又是個科學的播種者。」或許這正是丁文江審時問思，有的放矢的科學思維帶給後人的一種啟示吧!
思之兼收 悟科學真諦
丁文江 15 歲出國留學，9 年之後歸國。他的少年、青年時代幾乎都是在西方文化傳統的熏陶下度過的，以至於生活習慣也被西化。然而，丁文江的思想在中西文化的交相影響下，產生出的是一種崇尚科學、為民族、為科學而獻身的世界觀和科學觀。這一點又不能不論及丁文江以科學為至上、以民族為至尊的思想境界和寬闊的胸懷。黃汲清先生這樣評論丁文江: 「丁文江知識淵博，學通中西。由於他勤奮好學，刻苦鑽研，廣交西方朋友，結識中國學人，因而他對西洋文化和中國文化都有深入的理解。他不但是令人崇敬的地質學家和地理學家，而且是一位人類學家、動物學家、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全力提倡自然科學，特別是達爾文主義，但他對人文科學也表示極大的興趣。丁文江先生已經過世 70 余年了。自他去世後，對丁文江的研究一直沒有中斷。他對中國地質科學，他對中國科學發展的貢獻和啟迪，長期以來產生著積極的影響。丁文江在世只有短短的 49 年時間，倘若他的生命假以時日，丁文江的作用將會在中國現代史上產生更大的影響。雖然這是一種美好的推想，成不了現實，但在這遺憾的惋惜中，丁文江已經成為中國地質界、中國科學界所公認的一位傑出的歷史人物。正如李濟先生評論丁文江時所說的: 從好些方面看，他是一個劃時代的人，它可以算是中國提倡科學以來第一個好成績，……他是開創這種風氣並且使之實現的人。」
丁文江之所以能夠成就他的事業和理想，除去學以致用、有的放矢之外，還要提及他思想活躍，視野開闊的思想境界，以至他能夠深悟科學的真諦。有此三點，丁文江便是一位心中裝著祖國、背負著民族的希望、以弘揚科學為宗旨獻身科學的人。他可以腳踏實地去專心做某一事情，他又能運籌帷幄，有條不紊地做好幾件事情。盡管他過早地離去了，但他留給我們的是不朽的丁文江精神，這種精神曾使中國地質科學的發展受益，曾令中國科學界鼓舞，對後人更是一種無形的鞭策。
關於丁文江先生對中國地質科學事業的貢獻，黃汲清先生曾排列了他在中國地質學上的幾個第一:
丁文江———名列第一的先驅學者:
第一位地質教學機構負責人，即北京農商部地質研究所所長;
第一位發表地質礦產調查報告，並附有區域地質圖的學者;
第一位遠征邊疆的學者;
第一位發表中國礦產資源論文的學者;
第一位詳細研究煤田地質，並建議進行有計劃的鑽探，從而獲得經濟效益的學者;
第一位發表工程地質論文的學者;
第一位用統計學方法研究古生物的學者;
第一位以地質學者身份主持鐵路勘察的學者;
第一位發表 《礦業紀要》的學者 ( 與翁文灝合著) 。
㈤ 我國區域地質調查的基本方針
在「1：5萬區調中地質填圖方法研究」攻關項目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基礎上，原版地礦部權直管局（現中國地質調查局）於1989年11月提出了「關於1：5萬區調工作改革的暫行要求」，這也是我國現行區域地質調查工作部署和實施的基本方針。其主要內容包括：
（a）1：5萬區調工作分成地質填圖和礦產調查兩個獨立部分，兩者既可同時進行，也可先後分別進行，但是兩者要分別立項，分別提交成果，也不必每幅圖都開展礦產調查工作，而是選擇成礦條件好，找礦線索較多的圖幅進行。
（b）按片區部署區調工作，並採用新方法進行填圖。
（c）在規劃部署區調工作時，需同時進行相關科研項目，克服長期以來區調與科研分離，影響填圖質量的弊病。
（d）為了保證區調工作質量，要加強區調圖幅的質量監督與檢查。
（e）為適應按片區部署和採用新方法填圖的形勢，今後區調圖幅實行以委託承包為主，優選（招標）承包為輔的管理辦法。
（f）為滿足繁重區調任務的需要，保證區調工作質量，改變當前技術人員比例下降、隊伍結構不合理的狀況，依託國內幾所主要地礦類高校培養區調工作需要的大學生和研究生，採取委託培養、選擇培訓、產學研結合的方式，提高各地礦隊伍從業人員的知識和技術能力。
㈥ 一部早期中國地質調查的宏論
吳鳳鳴
( 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
一、李希霍芬及其人
斐迪南·保爾·威爾赫姆·弗萊郝爾·馮·李希霍芬 ( Fe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von Richthofen，1833 ～ 1905) 是德國著名的地理學家、地質學家。1833 年 5 月 5 日生於普魯士 ( 上西里西亞) 巴登符騰堡的卡爾斯魯赫 ( 今屬波蘭) 。1856 年畢業於柏林大學，早期曾考察和研究過阿爾卑斯山、喀爾巴阡山、多洛米蒂山和特蘭西瓦尼亞地區的地質現象; 成功地建立南蒂羅爾的三疊系層序; 1860 年應邀隨同德國經濟使團訪問過錫蘭 ( 今斯里蘭卡) 、日本、中國台灣、菲律賓、曼谷，以及緬甸的毛淡棉等地; 1863 ～1868 年到美國加利福尼亞進行地質考察並曾發現金礦; 同時還從事過花崗岩、火山岩、白雲岩，以及珊瑚成因的研究。
1860 年和 1868 年，李希霍芬先後兩次來中國進行地理、地質考察，1872 年返德後名聲大振，受聘於柏林大學、波恩大學、萊比錫大學等大學擔任教授，擔任過柏林大學校長，連任過柏林地理學會主席，當選為國際地理學會主席，以及德國、法國科學院院士，成為著名的地理學家、地質學家，1905 年 10 月 6 日逝世。
1877 ～ 1912 年，出版了書名為 《中國》 的五卷集地質考察報告，成為我國早期重要的地質文獻。
二、兩次來華進行地理 － 地質考察的 7 條路線
1860 ～ 1862 年，李希霍芬隨同普魯士 「遠征團」 赴亞洲東部進行地質考察，於 1861年到達中國上海，但當時由於他受到清朝政府的限制，僅困居於上海，實際上未能進行任何考察活動。
1868 年，李希霍芬獲得加利福尼亞銀行的資助，再次來華，進行實地地質考察。後來，他又獲得上海外商會的資助，精心設計了 7 條考察路線，以上海作為基地，從 1868年到 1872 年 4 年間，足跡遍及中國 18 個省 ( 區) ，進行地理的、地質的考察，其考察范圍北抵遼寧沈陽，西到四川成都，南到廣州 ( 包括中國香港) ，東到舟山群島，時間之長、地點之多，均非他人所能及。
從上海外商會獲得資助的條件是，對考察地區獲取的地理和地質資料，包括物產、人口、交通、風土人情以及社會經濟概況，及時向商會作專題報告。從而，也充分顯出李氏來華進行考察的目的背景。
李氏考察的 7 條路線大致情況如下:
第一條路線: 1868 年 11 ～ 12 月間，主要地區是杭州、蘇州、無錫、鎮江、南京等地，尤以對舟山群島考察最詳。
第二條路線: 從 1869 年 1 月起，再次赴南京、鎮江，轉入湖北 ( 武昌及漢口) 。
第三條路線: 從 1869 年 3 月開始，相繼有半年時間，主要考察山東郯城、臨沂、泰安、濟南、章丘、博山、濰坊、芝罘。1877 年，他曾專門提交報告 《山東地理環境和礦產資源》，文中強調青島之優越的地理位置，並渲染膠州灣良港之說。後渡海到達遼東半島，去過瓦房店、蓋平、熊岳; 後進入大孤山，到達本溪、沈陽; 經山海關，又考察開平、灤縣、豐潤、玉田及一些煤田; 經通州再度進入北京及其西山附近進行地質調查與研究，把北京南口出露的古老地層命名為震旦系。在北京休整後，返回上海。
第四條路線: 從 1869 年 9 月開始，主要是在江西 ( 九江、景德鎮附近) ，轉到安徽屯溪，後乘船經新安江、錢塘江到杭州返回上海。
第五條路線: 從 1869 年末到 1870 年初，從上海直達中國香港，進入廣州經北江到湖南宜章、郴州，乘船經湘江、洞庭湖入長江到漢口轉入河南洛陽、經山西晉城到山西太原、陽泉，再經河北正定到達北京，從天津返回上海，重點考察了山西、陝西煤礦資源。在這次考察中，大約在 1870 年，李氏從北京發出的信中大肆渲染了 「中國是世界上第一石炭大國! 」「山西一省的煤可供全世界幾千年的消費! 」並繪制了中國第一張 《中國煤炭分布圖》。
第六條路線: 1871 年 6 ～8 月間，先從上海到寧波，進天台山到金華、桐廬等縣，經兮水縣進入天目山，越過千秋關，到安徽的寧國、涇縣，到達蕪湖，乘船再到鎮江，往返南京、鎮江多次，進行較細致的地質考察和測量。
第七條路線: 從 1871 年 9 月至 1872 年 5 月，是他 7 條路線考察中時間最長的一次。從上海乘海輪至天津到北京，再次對西山齋堂等地進行考察，經雞鳴山、宣化到張家口，轉至大同、五台山考察，發現 「五台綠泥片岩」。到太原沿汾河河谷南下至潼關，入陝西經西安到寶雞。據有關文獻記載: 河西走廊南緣山脈，曾以李希霍芬命名，即今祁連山脈之一部分。李希霍芬在 《四川記》中盛贊成都是中國最大城市之一，也是最秀麗雅緻的城市，還感嘆都江堰灌溉方法完善，在世界上無與倫比。隨後，他轉入嘉定 ( 樂山) ，經岷江，轉長江返抵上海，途中對三峽地區考察甚詳，「收獲」最大。
李希霍芬在 7 條路線的考察中，記錄大量野外地質資料，搜集和採集大量的化石、岩礦標本; 繪制了考察地區的地形圖、素描圖、地質圖和地層剖面圖等。考察的間隙時間，及時撰成報告，把所觀測到的景象，按承諾向外商會報告。外商會在 1903 年將李氏的「報告」匯集成兩大卷冊，取名 《李希霍芬中國旅行報告書》。
1872 年，李希霍芬返回德國，深受威廉二世的嘉獎和賞識，學術和社會地位都青雲直上，一時名躍全球。
三、五卷集宏著 《中國》編成出版
在普魯士政府支持下，李希霍芬集中精力整理和撰寫他在中國的地理 － 地質考察專著。從 1877 ～1912 年，歷時 35 年，完成了宏著 《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 簡稱 《中國》) 。全書共五卷，另有地理和地質圖冊兩集。
第一卷: 於 1877 年出版，由他自己執筆撰成，主要論及中亞及中國區域地理概貌，其中有關中國歷史地理內容，尤為豐富而珍貴。
第二卷: 於 1882 年出版，由他自己主編而成，主要包括考察區域的自然、地質礦產資源，以及社會和經濟內容，涉及遼寧、山東、山西、甘肅、陝西、河南等地。
本卷涉及內容最為豐富:
( 1) 1872 年在五台山發現的五台綠泥片岩，為建立我國古老地層系統———寒武系之五台系 ( 上) 和滹沱系 ( 下) 奠定了基礎;
( 2) 1871 年提出 「震旦」一詞，把早古生代至元古宙一大群碳酸鹽為主的地層，命名為震旦系，並以北京南口出露的地層為標准;
( 3) 在河西走廊南緣調查了今祁連山山脈，有的並以自己的姓命名，同時還指出羅布泊的地理位置及樓蘭遺址;
( 4) 把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的古道稱之為 「絲綢之路」;
( 5) 在華北、西北調查中，提出黃土成因的 「風成說」等;
( 6) 在考察中發現許多褶曲和斷層，在秦嶺發現了逆掩構造。本卷還附有一張中國北方構造圖，圖上畫了一條 「興安線」的推測斷層構造線，從興安嶺經太行山，一直到宜昌附近，還提出北方有一個古老的 「震旦塊」，是一個具時間關系的地質構造單元。
第三卷: 於 1912 年出版，是五卷中最後出版的一卷，由他的學生迪森主編，這時李希霍芬已經逝世 7 年。此卷內容包括李氏在四川、湖北、湖南、廣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考察筆錄、考察資料等，本卷對各地火成岩做了描述，諸如遼東古老高麗花崗岩，秦嶺天台山志留紀花崗岩、南京花崗岩、安山岩和玄武岩等。其中也選入了李氏未曾考察過的地區，如貴州和西藏，是藉助他人的資料編入的。
第四卷: 於 1883 年出版，主要是匯集考察中採集的古生物化石，邀請各門類著名古生物學家鑒定、描述和分類等，其中有: F. 富勒希 ( Frech) ，E. 凱薩 ( Kayser) ，G. 林斯特雷姆 ( Lindstrom) ，C. 施瓦格爾 ( Schwager) ，A. 欣克 ( Schenk) 等，是考察中最為珍貴的資料和圖片。
第五卷: 於 1911 年出版，也是由迪森主編的。
兩本圖集: 第一冊於 1884 年由李氏自己主編，於 1885 年出版，內容包括中國北部地區地質、地理圖12 幅; 第二冊於1912 年由 M . 哥羅爾 ( Groll) 博士主編，收入了考察中屬於中國南方地區的地理、地質圖 15 幅。在編選中，也參考了他人的文獻資料和圖譜，屬於官方發表的材料就有 160 種，反映出當時對中國地理、地質所能達到的認識高度。
四、宏著 《中國》最主要的內容及意義
李氏的巨著充分反映他歷時 4 年、遍及中國 18 個省 ( 區) 考察中國自然地理、地質礦產和人文地理，包括風土人情、社會和經濟結構等的成果，是當時中國人自己了解自己，外國人了解中國的重要文獻和資料。尤其是在中華大地處於地質調查完全空白的情況下，他的考察及其成果更顯其影響深遠。
從地質角度來看，學術上還有以下幾點值得探討:
其一，在礦產資源方面: 李希霍芬在考察中，非常看重中國礦產資源及其地理分布，尤以煤礦資源描述甚詳，有專家統計他在書中對中國煤礦的記述多達 150 余次，才有上述誇大之謬論，認為山西煤炭資源儲量佔世界首位，但他認為山西煤儲量豐富，為便於開采，關鍵是要解決交通問題。
其二，地層古生物方面: 4 年考察中，李希霍芬採集了大量珍貴的古生物化石，經幾位古生物學家分門別類進行鑒定與研究，因此， 《中國》也是一本內容豐富的古生物專著，為中國地層古生物學奠定了基礎。
李希霍芬在五台山發現強烈變質岩類，認定是中國地層最古老層系，稱之為 「五台綠泥片岩」，遂後提出 「震旦」一詞又在龐培利提出的 「震旦構造線」基礎上，把 「震旦」一詞引入地層系統，建立 「震旦系」，又提出 「南口系」，對中國古老地層研究，有開創性和奠基性作用。值得提出的是，新中國成立後，王曰倫、高振西教授都做過一些更正和補充。
1916 年，在章鴻釗、翁文灝主編的 《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 中，討論了李氏的劃分地層方案，認為李氏把太古宇分為古老片麻岩和新片麻岩尚值得討論，舉出遼寧、山東的片麻岩和花崗片麻岩為古老岩系，而河北、山西的角閃岩片麻岩、綠泥片麻岩以及昆侖片麻岩均為較新的岩系，補充和更正了李氏的劃分方案。
其三，中國黃土的風成假說，李氏對中國西北及華北廣泛分布的巨厚黃土，做過調查與研究，較早提出了風成假說及其概念，在當時曾風靡一時，有相當影響。
中國黃土成因，學術界爭論了近一個世紀，19 世紀末葉以來，黃土風成說占據主導地位，20 世紀 50 年代，一些中國學者提出了不同見解，包括河流沖積作用成因，洪積成因，造壤作用結果等。經過地磁和熱釋光等方法測定，認為是多種地質營力作用堆積，並在相似氣候條件下，經黃土化作用而形成的。
中國黃土及其成因的研究，劉東生院士及張宗祜院士的著作中有科學而系統的論述，代表了中國黃土研究最高水平，並榮獲過中國科學大獎。
此外，有的文獻資料、傳記，援引他的提法，把公元前 114 年到公元年間，中國與河東 ( 中亞的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地帶) ，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的交通線，稱之為絲綢之路，實際上，正如後來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李氏缺乏考古資料的論證和中華文化底蘊，考察時間短，涉及面積窄，其所謂的 「絲綢之路」，是指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的古道。後經赫爾曼在 《中國敘利亞的古代絲綢之路》及其得意門生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的 「絲綢之路」作補充，才有如今人們對於絲綢之路的一般認識 ( 巫新華先生之 「玉石之路」則另有一說) 。
與此同時，特別值得提及的是，李氏的調查與研究，特別是宏著 《中國》的問世，對中國的地質事業的開創和影響，主要表現在，我國老一輩地質學家在學習和進行地質調查、研究及教學活動中，幾乎都將 《中國》作為必讀書目和重要文獻使用，對該書有較高的評價。我國地質事業創建者之一翁文灝博士，於 1933 年在紀念李希霍芬誕生 100 周年時發表文章 《李希霍芬氏與中國地質工作》指出:
「李希霍芬關於中國地質的宏著實有待於吾人之詳細補充，且其對中國地質歷史之基本觀念，亦有須加以修正者。孔子曰: 『觀過斯知仁矣』。茲試將睹，而當驚佩其發現之早; 蓋李氏距吾人始業之際，尚在五十年之前也。吾中國地質學者無不嘆服李氏於數年之間而造成中國地質學之主要綱領，因李氏之成就，而節省吾人十年之工作時間」( 見 《中國地質學會會志》1933 年，第 3 期) 。
隨著中國地質事業的迅猛發展，中國地質學家在長期的地質實踐中，發現不少李氏宏著中的誤差和錯誤，補充和糾正大量不足的地質事實，如翁文灝先生在總結中國東部、華北地區區域構造特徵和構造運動時代時，糾正過李氏許多錯誤認識和論述。
五、關於李希霍芬其人及其宏著 《中國》一書的評述
李希霍芬其人及其來華考察的背景和目的，在歷史長河中，一直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新中國成立之後，在中國地質學發展史的討論中，他是一位頗有爭議的人物。
1903 年，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魯迅在 《浙江潮》 第八期中發表了 《中國地質略論》，對外國人來華進行地質考察進行過強烈抨擊和警示，他明確指出: 「必須掌握自己的礦藏命脈，興業自強! 」對外國人來華測地造圖，深表不安，對列強以各種借口派地質學家來華調查我國地質礦產更感警覺! 對李希霍芬等一針見血地警示: 「毋曰一文弱之地質學家，而眼光足並間，實涵有無量剛勁善戰之軍隊」…… 「蓋自李氏游歷以來，膠州早已非我有矣」。
1872 年，李希霍芬返德後，四處講演和游說，曾渲染膠州灣為中國三大良港之一，且逼近礦區，尤為良港。1897 年 ( 光緒二十三年) 11 月 14 日，德國軍隊佔領青島，次年強迫清政府簽約出租給德國膠州灣 ( 1898) 。這讓我們不能不想起 1903 年魯迅的警示。
我國地質事業創建者之一———章鴻釗先生早在20 世紀30 年代撰寫的 《中國地質發展小史》一書中也曾指責說: 「李希霍芬氏於調查地質之外，對中國礦產險要以及海洋形勢無不悉心考察……」
1980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 《近代地理學創建人》 一書，筆者曾對李希霍芬來華進行地理、地質考察作過簡要述評。1895 年，他曾發表文章，公然稱 《馬關條約》是政治地理學的傑作。可謂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完全暴露了他殖民學者的險惡面目。
盡管他不時鼓吹 「中德兩國應有密切關系」，但對發展中國地質事業卻發現惡意中傷，他說: 「中國知識分子是遲鈍的，對快速發展的社會是持續的阻礙，……步行在他們的眼裡是低賤的，地質學家的工作更是放棄了所有人類的尊嚴。」 ( 筆者注釋: 這段文字在國內有多種譯法，以上引錄劉東生院士 1993 年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桃李滿天下》一書之中)
我國地質事業的創建者之一丁文江先生對這些誹謗言論十分憤慨，針鋒相對地給自己定下一條准則: 「登山必至峰頂，移動必須步行」。1919 年，當中國地質調查所主編的《地質匯報》創刊時，在英文序言里，丁文江特將李氏原文照登，以示對中國地質工作者為戒，激發自強不息艱苦奮斗的精神。
事實上，中國地質科學和地質事業的迅猛發展和宏偉的成就，一切誹謗之詞，早已不攻自破，顯示出中華民族豪邁之魂。
總之，李希霍芬其人及其宏著 《中國》給中國帶來了近代地學思想和方法，在中國地學界確有相當的聲望和歷史影響，畢竟在我國地質事業萌芽時，曾給予了啟蒙、開創性和奠基性作用，這是其不容抹殺的歷史貢獻。但是，對他來華進行地質考察的背景、目的，以及他渲染的不實之詞，至少為其政府掠奪中國資源和主權大造輿論，起過的負面作用，也應有辯證的認識。
㈦ 中國地質調查局是國企還是央企
中國地質調查局為國抄土資源部直屬的副部級事業單位，根據國家國土資源調查規劃，負責統一部署和組織實施國家基礎性、公益性、戰略性地質和礦產勘查工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地質基礎信息資料，並向社會提供公益性服務。中國地質調查局下屬分幾大板塊，包括區域地質調查機構、專業地質調查機構、綜合研究支撐與公共服務機構、科技創新與技術支撐機構。
㈧ 中國地質調查局直屬隊伍建設問題
中國地質調查局的隊伍建設，國務院領導高度重視，各方面也十分關心，但至今10年仍未真正建成，在隊伍結構和數量上，離精兵加現代化，調查與科研相結合，能擔當重大戰略任務，善於攻堅打硬仗的高素質、專業化隊伍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
究其原因是：在擬定地勘隊伍管理體制改革方案時，沒有明確保留各有關專業的一部分骨幹力量，10年來的實踐說明，這方面是有失誤的。主要根據以下事實：一是中國地質調查局有機關行政機構編制，沒有隊伍編制。中編發〔2004〕2號對國家公益性地質調查隊伍規模，只說了逐步組建到位。而國土資源部〔2001〕406號《地質隊伍「野戰軍」組建總體方案》中，關於「野戰軍」總規模為2.5 萬～3 萬人(包括國家、地方和行業精乾的隊伍)，國土資發〔2005〕12號明確了國家公益性地質調查隊伍1.5萬人，但都沒有向中編辦申報批准；二是在中央財政支出科目中沒有中國地質調查局的經常性事業項目和經費，僅有局機關人頭費。為期12年的地質大調查專項，是權宜性措施，列專項方式也不符合公益性地質工作需要長期穩定的公共財政保障意義；三是中國地質調查局與其歸口管理的27個事業單位，同屬國土資源部的直屬事業單位，體制不順，科研與調查結合差，隊伍結構不合理，沒有首先從整個地勘隊伍中挑選骨幹人員和必要裝備；四是中國地質調查局的實力不強，大區中心的職能定位變化不定，沒有著力發展自己的直屬隊伍，因此，大部分公益性地質工作項目採取委託和面向社會地勘單位招標承包的辦法，而不是主要依靠相對穩定、調查與科研相結合的自身力量。
分析評論：中國地質調查局的隊伍建設，始終存在認識差異。首先是要不要有直屬隊伍上，認識不同；其次是隊伍規模及結構上，意見也有分歧。國土資源部已多次公開宣布，中國地質調查局已經建成、已經完善。但事實上隊伍數量不足、專業不配套、結構不合理、經常性地質工作項目及相應的公共財政支持渠道沒有建立，公益性地質工作大量外包。在自身職能的觀念和行動上，拘泥於姓公還是姓商，不重視找礦和礦產勘查工作，導致危機礦山接替資源找礦項目、礦產資源補償費(今地勘基金)項目和油氣調查項目等，只能設立專門機構去承擔，連國土資源部內部都不能實現地質工作的統一管理。在這種情況下硬說中國地質調查局的建設已經完善，顯然沒有說服力。今後國家要加大對地質工作的投入，中國地質調查局隊伍的不適應，必將更加明顯。要實現在2020年趕上世界一流國家地質調查隊伍的目標，這種局面必須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