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質工作歷史
⑴ 急用！！！中國地質學的發展歷程
專業書籍，到地礦類大學圖書館可以找到。
以下是非專業回答：
1、日本小林英夫著《地質學發展史》劉興義、劉肇生父子1983年翻譯
2、章鴻釗一生著述甚豐，在地質學、岩石學、礦物學、古生物學、地質發展史、地質調查史和地質科普等領域內發表了大量學術著作。主要有《地質學與相對說》、《中國研究地質學之歷史》、《中國地質學研究小史》。
3、《地質學原理》是英國近代地質學家賴爾的主要學術著作，又名《可以作為地質學例證的地球與它的生物的近代變化》。這部書曾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在國內外都產生過廣泛影響。1872年由中國數學家華蘅芳和美國醫生瑪高溫合譯成中文出版，書名《地學淺釋》。1959年徐韋曼又重新翻譯，以《地質學原理》為書名，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一著作的出現，標志著近代經典地質學的成熟。
4、《大陸和海洋的形成》較之物理學、天文學、化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基礎學科，地質科學可謂「大器晚成」。把地質學真正奠定在科學基礎之上的科學革命，遲至20世紀上半葉才得以發生。人們公認，拉開這場科學革命序幕的是《大陸和海洋的形成》一書，作者即是被譽為「地質學中哥白尼」的魏根納。
5、《翁文灝選集》收集翁文灝的學術報告和學術論文共21篇，是翁文灝在礦床學、構造地質學、地震地質學、地理學、沉積學等方面的學術水平代表作。該書是一部代表我國近代地球科學尤其是地質學的奠基水平的學術著作之一。
6、《中國地質學》是中國現代地質學家李四光的一部地質學名著，是中國現代地質學的奠基著作，是運用地質力學原理來研究區域地質形成規律的一部開拓性經典著作。此著作在地質科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9、以下是一篇《北京的地質發展史》供參考
http://kbs.cnki.net/forums/32824/ShowThread.aspx
10、另外網上可以找到一篇關於論述魯迅對中國地礦的研究文章。
外行回答內行，見笑。
⑵ 緬懷中國地質事業百年發展史上位「殉難」的地質學家
吳鳳鳴
(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
一、引言
中國地質事業起步較晚，基本上是從西方引進而來。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典型半殖民地性質；二是民族礦業基礎薄弱，發展緩慢，生產技術落後，規模不大。
早期中國地質礦產事業發展進程中，突出三個特點：①近代的學理論思想的引入；②借鑒與吸收外國地質學家來華進行地質調查的經驗和成果；③派留學生去國外「取經」，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起到了「名師出高徒」效應。
截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僅有 2～3 種礦已探明儲量，地質礦產專家近 200～300人。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國民經濟恢復，實施與連續完成《宏偉的國民經濟發展規劃》經過半個世紀的艱苦努力，在20世紀中期，中國地質礦產事業已從弱到強，發生了突飛猛進的變化，形成了各學科配套、各兵種齊全的百萬大軍；在自然礦產利用方面，截至20世紀末，我國已發現礦產170餘種，其中已探明儲量的有160餘種，擁有礦產基地12萬多處，創建礦業城市300餘座；其中A、錫、銻，以及稀土元素礦等居世界儲量第一位，礦產開采總量居世界第二位；而鐵、銅、鉛、鋅、鋁土礦等金屬礦雖然也比較豐富，但人均佔有量僅為世界水平的58%，多為貧礦，實際利用率偏低；在能源方面：煤炭產量是我國突出優勢，已早有共識，石油產量，在20世紀60年代就從「貧油國」進入產油大國，據我國第三次油氣資源評價資料：全國石油資源總量1086億t，天然氣56萬億m3，由於我國目前研究程度和勘探程度較低，估計可找到的石油量為650億t，的資源量25萬億m3，探明率僅為24.6 %。
在地質科學理論研究方面：中國大地構造學理論的創立及其學派的形成，早為國際同行所共識，近期在令人矚目的地球第三極青藏高原的大陸動力學，造山帶深部構造演化等都有突破性的成就；在中國成礦理論方面，新的區域成礦論，指導與促進找礦的突破，中國陸相生油理論，為石油地質學理論的發展增添了強勁活力……
在野外地質調查與勘探技術方面，早已實施引進與創新相結合，實現運用先進科技成果：航空遙感、衛星、GPS、紅外光譜、遠程會商等現代技術的廣泛應用。
綜觀上述，當前我國地質事業已從地質大國向地質強國跨越，在展示輝煌成就的同時，深切緬懷曾為中國地質事業快速發展，嘔心瀝血、篳路藍縷，乃至「殉難」捐軀的老一輩地質學家英勇事跡，以A繼承和發揚他們的艱苦奮斗，勇於犧牲的精神，就更具有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筆者基於這一目的，花費近半年的時間查尋史料，選定10位「殉難」的地質學家作如下的簡介，限於所掌握史料，敬請同行補充和指正!
二、1912年「北方革命軍」參謀長《地學雜志》主編白雅雨
白雅雨(1868～1912)(照片1)是近代地理學家、中國地學會的創建人之一(1909)、《地學雜志》主編。
照片1 白雅雨(1868～1912)
白雅雨1868年生於南通，1904年投身於辛亥革命，1908年在天津高等女師學堂北洋法政學堂任教，是李大釗同志在法政學堂的老師，多有影響；武漢起義後在北方發起「灤州起義」成立北方革命軍政府，擔任北方革命軍參謀長，進軍京津途中被叛徒出賣，在古冶被捕，堅貞不屈，慘遭殺害，1912年1月7日殉難，享年44歲。
1915年工商部主持，由張謇書寫墓誌銘：「白烈士雅雨之墓」，1936年在北京西北郊顯龍山灤州革命紀念園內，建有白雅雨烈士衣冠冢，1937年國民政府授予國葬，追贈為上將，並決定在北京和泰山建造紀念碑。
三、中國著名地質古生物學家、區域地質學家趙亞曾
照片2 趙亞曾(1898～1929)
趙亞曾(1898～1929)(照片2)，字予仁，生於河北蠡縣，192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習期間勤奮努力，思想進步，深得葛利普、李四光教授等的賞識。在校期間，「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當時進步刊物《晨報》副刊「科學世界」專欄上，連續發表地質古生物基本理論知識25篇論文，顯示出才華「初露鋒芒」。1923年進入地質調查所，歷任調查員、技師、古生物研究室主任等，在所6年間，遍及大江南北以及邊遠山區，進行野外地質調查與研究，取得優異成績，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一等科學研究獎勵金。6年間發表論文和專著20餘篇(部)，共百餘萬字，主要有：《中國長身貝科化石》，《中國石炭紀及二疊紀石燕化石》，《中國北部太原系之瓣鰓類化石》等，被古生物學同行奉為奠基性經典之作；在地層方面：專著《華北古生代煤地層的分類和對比》，對建立華北含煤的層序、時代歸屬和對比奠定了基礎；《揚子江峽谷的中生代》、《中國北部太原群的時代》、《秦嶺及四川之地質研究》(與黃汲清合作)等都是開創性的成就；在大地構造方面，發現阿爾卑斯型「飛來峰」構造，揭開了龍門山深斷裂的奧秘。
1929年，由丁文江組織的「川廣鐵路沿線地質考察」大型專業考察隊，同黃汲清由陝西越秦嶺入四川，明知沿途土匪猖狂，路途艱險，老一輩地質學家們為中國地質事業，不畏艱險，顯現出勇於犧牲的精神。趙亞曾11月15日進入昭通縣境25里閘心場住入佛德盛客棧，夜間遭遇土匪搶劫，為保護已獲得的沿途考察地質礦產資料和圖件，與匪徒進行了周旋和斗爭，不幸慘遭殺害，獻出了年僅31歲年輕有為的生命。噩耗傳出，地質學界一片悲憤，許多老一輩地質學家，諸如：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灝等，都為這位頗有造詣的年輕地質學家的不幸犧牲，痛心而惋惜，並留下許多輓詞與詩篇！中國地質學會為表彰與紀念趙亞曾為地質考察殉難，特設趙亞曾研究補助基金，獎給對中國的質古生物學作出貢獻的學者，從1932～1949年，已有22人獲得獎金，其中包括黃汲清院士等十餘名院士在內。
趙亞曾殉難後，在原地質調查所舊址(北京兵馬司15號院內)樹立有「趙亞曾墓碑」；2007年10月5日在遼寧本溪市標准地層剖面前樹立「趙亞曾漢白玉雕像」，以緬懷他在1926年創建的本溪牛毛嶺中石炭統本溪組地層剖面。
四、中國地質事業創建者、多維學者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照片3)是一位多維科學家，地質學界譽為「地學泰斗」；1934～1936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對中國早期科學建設多有貢獻，特別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科學與玄學論戰」中，以4篇《科學與玄學》戰斗性論文戰勝玄學派，為弘揚科學思想，捍衛科學精神作出貢獻。
照片3 丁文江(1887～1936)
丁文江(1887～1936)江蘇泰興人，字在君，5歲時進私塾館，寓目成誦，喜愛詩詞，11歲撰成《漢高祖明太祖優劣論》，13歲時以一篇《漢武帝通西南論》考得秀才。1901赴日本留學，1904年轉赴英國，1908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動物學和地質學，1911年畢業回國，獲得「格致科進士」；1913～1916年任地質科長，創辦地質研究所和地質調查所，建造了培育出中國第一代地質學家的搖籃，拉開中國地質礦產調查的序幕。
他是中國地質礦產調查早期的先驅者，1911年回國途中，進入雲南，取道滇黔湘驛道進行地質礦產考察，1913年對正太鐵路沿線附近地質礦產作了系統調查，發表《調查正泰路附近的質礦務報告》；1914年再去西南邊緣地區進行地質礦產考察，重點考察了個舊錫礦和東傳統礦區；1928年受鐵道部的委託，對川廣鐵路線地質做過調查；1929年組織大規模考察隊，進行更系統的考察，取得豐碩成果。1935年，按照南京政府緊急礦藏勘探計劃，受鐵道部部長顧夢余的特別邀請，對粵漢鐵路沿線煤礦資源狀況進行調查，12月份抵達湖南，湖南地質調查所派王曉青協同，連續在長沙、衡陽一帶進行野外地質調查，堅持親下礦井，直到礦洞勘測，特別是對湘潭譚家山煤礦進行了更細致的勘測；在這次考察中，勘測了南嶽的高度，憑吊了恩師龍璋紀念亭(詠詩一首)。當晚住入粵漢株韶段路局賓館，由於連日野外勘察，過度勞累，又患傷風感冒，睡前服了安眠葯片，壁爐煙筒不暢，不幸煤氣中毒，治療過程，肋骨骨折，化膿後，引起發燒，經20餘天的搶救與治療，終無回天之力，於1936年1月5日，一代宗師丁文江英年早逝，享年49歲。噩耗傳出後學界一片哀悼，一些學界名流在不同報刊上發表激情悼念文章，特別是地學界《地理學報》、《地質論評》發表了悼念專刊，其中作為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的翁文灝《追念丁在君先生》長詩，感人肺腑，激動人心!
由於丁文江是地學界的一代宗師，早有《丁文江傳》、《丁文江年譜》等專輯出版；在100歲誕辰、120歲誕辰時都舉辦過隆重的紀念會和學術討論會，2009年，中國地質學史專業委員會學術年會，專門舉辦了丁文江120 歲誕辰學術研討會，筆者在會上作了《丁文江在新文化運動中是科學派的主將》學術報告，編入《地質學史論叢》第5號，地質出版社，2009出版這里就不再贅述。
值得追記的是，初步認定：湖南煤資源豐富，尤以譚家山、耒陽馬田墟、宜章楊梅山、粵之樂昌狗牙洞等最有價值。其中譚家山為煙煤，可煉焦，而馬田墟一帶為華南最大煤田，均為無煙煤，楊梅山和狗牙洞兩處煤田尚待進一步勘查，這些煤田距路線較遠，運輸不便。雖然是短短數日，基本上解決了粵漢鐵路沿線煤礦資源分布情況，為此「殉難」，他也付出了年僅49歲的寶貴的生命!
五、西南地質礦產學者吳希曾
吳希曾(1910～1938)(照片4)，字亦魯，江蘇淮陰人，1931年考入中央大學，初攻農業化學，一年後轉入地質系，主攻礦物學和礦床學，1935年畢業，考入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同年，隨同王曰倫、熊永先借調於貴州地質調查所，曾入巫峽，溯綦江，以至黔中；登梵浄，涉烏江，深入苗寨，遍歷黔東各縣，除沿途測制路線圖與地質考察外，更側重於金屬礦藏的勘測，經他研究過的有：溪萬山場、大喇峒，晃縣酒店塘、八寨、三河等處的硃砂礦，獨山苗林、三河苗龍場、榕江八蒙、江口梵浄山等處之銻礦；下江宰便之磁黃鐵礦，三合野竹、丹江蜂塘寨、鎮遠等處的鉛鋅礦，清溪、平遠、八寨、獨山、三合永從等之鐵礦，梵浄山之金礦，以及盧山翁項之油田。相繼進行南嶺地質調查，兩涉融江、沅水，又赴桂北和湘西進行地質礦產考察。
照片4 吳希曾(1910～1938)
1938年，奉命赴湘西辰溪芷江一帶開發煤田，2月8日他偕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王德森、測繪員李玉，從長沙出發，乘公路局客車，偱京滇國道前往。不意行至益陽縣境山青鋪(西距長沙約80km)，軍車橫沖直撞，客車竟被顛覆，燃起大火，吳等三人，同歸殉難，年僅29歲，以逾花甲老父地質噩耗，痛不欲生。
逝世後，地調所所長翁文灝、黃汲清等，特在《地質論評》撰寫悼念專文，並高度評價他長期在西南邊緣地區進行地質調查，對貴州東部地質礦產，特別是對震旦紀及下古生代變質岩研究，多有貢獻。
在王曰倫先生指導下，總結有關貴州地質礦產資源考察報告多篇：諸如《貴州東部地質礦產簡報》，《貴州東部銻礦報告》(1938)，《貴州東部鉛鋅礦報告》，《貴州東部鐵礦報告》，《貴州東部硃砂礦》，《貴州梵浄山金礦》，以及《貴州爐山翁頂之油田初勘報告》等；還參與了貴州汞礦的調查與研究，湘西地質礦產調查等。
六、著名地礦師王德森
王德森(1859～1938)，湖南嶽陽人，自幼勤苦，岳陽中學畢業後，考入公立工業專門學校采礦科，1921年畢業，考入東南大學，專攻地質學，從師湛溪礦師。1928年創「中華礦學社」主編《礦業周刊》，篳路藍縷，多遇艱難，而成效斐然。1930年出任湖北農礦廳技師，主掌湖北礦產，以煤鐵礦為主，兼任象鼻山鐵礦處長，終日銳意操勞，成績尤佳。1935年反對湖北當局出售鐵砂給日本，辭職而去，儀表抗議，可見其高風亮節之美德。後受老師湛溪先生之邀，出任貴州公路處處長，風餐露宿於曫煙瘴雨之境，雖非自己專業特長，工作勤奮努力，深得諶先生之嘉獎。
1936年夏，受資源委員會之聘，以專門委員之名，擔任湖北靈鄉鐵礦探礦與開發之責，在任期間，常困於匪，幾遭不測，均不顧自己安危，勘探開發工作中，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成績卓然。
1938年靈鄉鐵礦工作結束後，奉資委會之命，赴湖南籌備辰溪煤礦，經長沙，同吳希曾等乘公路局汽車赴常德，行至益陽山青鋪，被軍車撞翻起火，同吳希曾等一齊「殉難」，終年43歲。
王德森從事地質礦業十年，公而忘私，勤奮廉潔，充分發揮了地勘專業特長，受到廣泛尊重。
七、我國少數地質礦產與礦冶采礦兼優的知名專家閆增才
閆增才(1901～1940)，字立三，河南淇縣人，自幼勤奮好學，性格爽朗、坦盪，最早考入焦作福中礦務大學，後轉入南開大學，專攻礦床學、采礦學、冶金學，1926年畢業，獲得礦冶工程學士學位。先後在六河溝煤礦、山東華實煤礦、漢口揚子鐵礦任工程師、總工程師；1929年參與創辦東北大學采冶系。1931年赴比利時，就讀於列日大學(Universite de Lige)，從師Formarier P.和Lenier教授，專攻地質學與古生物學，1935年畢業，在我國礦冶采礦與地質礦產兼優者實屬鳳毛麟角。
回國後，先在中福公司任職，後為開發焦作新煤井做了地層與構造的調查與研究，「七七」事變後，隨同孫越琦在湖南湘潭煤礦從事煤礦開采，1938年在四川勘查犍為煤田，為嘉陽煤礦開發奠定了基礎。1939年任西南經濟建設研究所礦業研究員，擬定《西南煤鐵研究計劃》偕同李邦華、趙家驤調查川康煤鐵礦產，足跡遍及宜賓地區28個縣，編撰成《大宜賓區煤鐵礦產調查報告》。
野外調查歸來，身患重病未愈，由於公務需要，急赴重慶，船行至中途翻覆，遂不幸殉難，終年39歲。綜其短短39年的一生，學貫中西，學識超群，勤奮努力，任勞任怨，是我國礦冶界與地質界不可多得的英才，而竟賚志以歿，實可惋惜。
八、我國早期工程地質專家林文英
林文英(1910～1942)，祖籍中原，數度南遷，後居廣東蕉嶺，祖父輩兩世僑居爪哇巴達維島(今雅加達)，經商，1910年生於巴達維島，三歲喪母，送回原籍，由祖母撫養，梅縣廣益中學畢業後，入上海暨南大學，後轉入南京中央大學，專攻地質學，1933年畢業，獲得理學學士學位。由於喜愛游覽祖國的大山大川，在校期間，遍及寧鎮山脈，考察了地層與構造；攀登過太行太華，以及一些地質勝境。
畢業後，在全國經濟委員會公路處任職，從事於工程地質工作，最早參加四川地質考察團，相繼參加西北考察團，赴陝、甘、寧、青、綏五省公路沿線地質工作；1937年，參加京滇公路周覽團，1938年，調查滇緬公路沿線地質，考察伊洛瓦底江之航運，皖町八莫間之陸運；1939年勘查宜賓昆明間沿線地質礦產，1940年沿川滇東路(濾縣至曲靖)及樂西公路(樂山至西昌)調查地質，1941年調查黔桂鐵路沿線地質，對河池、南丹、獨山等縣境內隧道及涵洞施工計劃，多有貢獻。
同年，參加中印勘測隊，由西昌出發經由雲南之中甸入藏，順探南墩之石油。
1942年，出任寶天鐵路局專員親赴寶雞天水間研究隧道工程地質工作，行至徽縣遭遇車禍，不幸殉難，年僅32歲。
值得提及的是，早年我國鐵路線和公路線的勘測選線，沿線的橋梁與隧洞的設計，多半都處於他的手，是一位頗具潛力的工程地質的開拓者。同時對理論地質學也頗有造詣，如對全國12個自然區域的劃分，河流襲奪與氣候變遷的探討，岩石與土壤之物理性質研究等。
林先生著述共約50種，1938年在《地質論評》上發表的《中國公路地質概論》，是其代表作，文中涉及朔漠區域、江淮平原、魯東丘陵、黃土高原、長江中下游、閩浙山區、四川盆地、雲貴高原、橫斷山區、青藏高原等各區域的工程地質特徵；就是考察報告，也是十分精湛，諸如《甘新公路地質調查報告》等。
林先生畢生喜愛旅遊，走遍全國23個省區，行程30餘萬里，是一位獨具風格的年輕地質學家，英才早逝，實乃地質學界的一大損失，更是工程地質學界的損失!
九、我國著名地質古生物學家許德佑
許德佑(1908～1944)(照片5)，江蘇丹陽人，蘇州中學畢業(1927)，青年時代愛好文藝活動，曾參加田漢、洪深主辦的「南國劇社」並擔任導演和編劇。1930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獲得文學學士；旋即赴法國巴黎留學，1931年進入巴黎蒙伯里大學地質系，從師著名古生物學家喬納德(Jolend)專攻甲殼化石，從師門契柯夫(Men-hikoff)專攻珊瑚化石，成績尤佳，被吸收為法國地質學會會員，1935年畢業，並獲得碩士學位。在校期間，在法國地質學會會刊上就已發表兩篇論文，受到稱贊。
照片5 許德佑(1908～1944)
1935年學成歸國，進入實業部地質調查所，任技士，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專事古生物研究，1936年晉升為技正，專攻三疊紀地層古生物研究，頗有造詣。
曾被選為中國地質學會助理書記(1942)，《會志》編輯(1937～1944)，1941年兼任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等職。
1944年4月，偕同陳康、馬以思到黔西從事地質調查途中，在貴州盤縣啨隆黃廠附近不幸遇匪，三位地質學家同時「殉難」，許德佑年僅36歲。
中國地質學會特在《地質論評》上刊出《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專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質學家的靈柩，運往貴陽，安葬於貴陽市花溪公園內，並建立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獎金，獎給作出貢獻的地質學家，1945～1949年獲獎者有：趙金科(院士)、米泰恆、趙家驤、顧知微(院士)、黃懿。
許德佑短短十年間，足跡諞及江蘇、湖北、湖南、廣西、雲南、四川，特別對貴州有關地質古生物調查與研究更深，著述豐厚，達74種(89篇)之多，其主要成就為地層古生物，諸如：《中國南部三疊紀化石新材料》(1938)《中國南部海相三疊紀化石之研究》(1939)《貴州之三疊紀地層》等。
2006年9月30日，在貴州關嶺化石群國家地質公園開園會上，特別追念了1944年許德佑、陳康、馬以思在關玲發現化石群，找到海百合化石標本，1949年經穆恩之院士鑒定後，定名「許氏創孔海百合化石」。
十、年輕有為的地質學家陳康
陳康(1916～1944)(照片6)，字劻之，廣東番禺人。1941年畢業於廣東省文理學院博物系，其畢業論文《廣東連縣東部地質》，曾受聘於兩廣地質調查所，隨同莫柱蓀等赴樂昌九峰一帶進行地質調查，發表《樂昌九峰地質》，經楊鍾健審閱，特加贊賞，又經黃汲清、李承三的推薦，1942年進入中央地質調查所，隨同許德佑研究貴州西南之三疊系，發表《貴州西南部三疊紀》、《貴州青岩化石之探討》等。1943年響應黃汲清的倡導，參與了地質調查所化石標本的整理，做了大量而艱巨的工作。1944年在貴陽參加了第20屆中國地質學會年會後，隨同許德佑等赴黔西進行地質調查，中途遇匪慘遭殺害，年僅29歲。
照片6 陳康(1916～1944)
中國地質學會特在《地質論評》上刊出《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專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質學家的靈柩，運往貴陽，安葬於貴陽市花溪公園內，並建立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獎金，獎給作出貢獻的地質學家，1945～1949年獲獎者有：趙金科(院士)、米泰恆、趙家驤、顧知微(院士)、黃懿。
十一、在校期間曾獲得「朱森」獎學金的女地質學家馬以思
馬以思(1919～1944)(照片7)，原籍四川成都，生於黑龍江，「九一八」後遷回內地——上海。自幼好學聰慧，就讀於同濟高中，抗戰後，隨母返川。1939年中學畢業，以優異成績進入重慶中央大學地質系。1943年以全班之冠的優異成績畢業，考入中央地質調查所，在尹贊勛、許德佑的指導下，從事地質古生物研究，曾發表《黔北桐榟縣三疊紀動物群》。
照片7 馬以思(1919～1944)
馬以思女士自幼學習日文，通曉英、德、法、俄幾國文字，經歷學校考試，有28次獲得第一名，實堪稱著。因此，曾獲得上海銀行獎學金，林 森(主席)獎學金，是一位出類拔萃女傑。1944年隨同許德佑等赴黔西進行地質礦產考察，中途遇難，年僅25歲。
中國地質學會特在《地質論評》上刊出《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專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質學家的靈柩，運往貴陽，安葬於貴陽市花溪公園內，並建立許德佑、陳康、馬以思紀念獎金，獎給作出貢獻的地質學家(其中突出女地質學家)，從1944年起獲得殊榮的女地質學家有：侯佑堂、池際尚(院士)、郝詒純(院士)，以及唯一男性劉東生(院士)。
十二、兼具地礦和管理才能的地質學家張莘夫
張莘夫(1898～1946)(照片8)，原名張春恩，出生於吉林德惠(今九台縣六台村)，其父張雅南貢生出身，攻讀憲政學院法律專業，民國肇興年間，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後曾任徐世昌總統府顧問、國會眾議院議員、國務院議員。受家庭影響，1919年到北平就讀於北京大學文學系，曾與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相識，常在一起暢談救國的道理，「五四」運動中，他積極參與北平青年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執旗領隊，帶頭呼喊口號，頗有氣勢。1920年通過留美官費考試合格，赴美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經濟，後又進入密歇根工科大學專攻礦冶，畢業後獲得地質學博士學位。
照片8 張莘夫(1898～1946)
1929年學成歸國，由於熱愛設家鄉，主動要求去吉林穆棱煤礦(今屬黑龍江)，出任礦長兼總工程師，由於他的地礦理論和管理才能，使俄國人撤離後幾乎停產的煤礦，得以很快地恢復生產，日益振興。1931年「九一八」事變，被迫流亡關內，歷任河北唐山工程學院教授，河南焦作煤礦總工程師，甘肅天水煤礦礦長兼總工程師、河南中福公司李河煤礦礦長、山西大學校長、中央實業部長、經濟總署副主任等職；抗戰期間，出任金屬礦產管理處處長等職務，主持內地汞、錫、A等的金屬生產，成績卓越，展現出是一位頗有才能的地質學家。
1945年日本投降後，張莘夫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經濟部東北行營工礦處副處長，負責東北工礦接收事宜，1946年1月16日帶領技術人員(7人)赴撫順，交涉接收撫順煤礦，當時撫順由民主聯軍管轄，接收未成，在返回沈陽途中，行至撫順以西李二石寨車站被劫往南山槍殺，終年48歲。
有資料說：毛主席得知張莘夫被害後，曾惋惜地說：張是世界上少數地質專家中之一(大意)。張莘夫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多次去北大圖書館共同探討救國之道。
事件發生後，蘇聯、國民黨政府、民主政府各有完全相反的說法，由於當時東北地區處於蘇軍佔領，內地各界對蘇軍拆遷工礦設備、機械行為，早有不滿，加之，又揭露出損害中國利益的《雅爾塔協定》的秘密簽訂，於是在2月11日內地各大城市：重慶、上海、南昌、北平、漢口、杭州等舉行反俄示威大遊行，要求蘇軍如期撤軍。
張莘夫之子 張立剛現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經常在國內進行學術交流。
另有一位著名的地質學家朱森(1902～1942)雖然不是死於地質礦產考察途中，但從追悼會上的眾多輓聯和輓詞，以及悼念文中反映出有被迫害因素，筆者也就藉此對他做點滴介紹。
十三、朱森
朱森(1902～1942)(照片9)，湖南郴縣，自幼聰慧，喜讀中國古典詩詞，奠定下良好的文學素養。1928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在校期間學習到李四光教授的岩石學與構造地質學，葛利普教授的古生物學和的史學，教師中還有何傑、王烈、趙亞曾等，指導地質實習的還有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教授，得到了良好的地質基礎教育。在校三年級時，發表了處女作《湖南郴縣瑤林之古生代地層及動物群》(《會志》)，博得好評。
照片9 朱森(1902～1942)
1928年北京大學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進入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在研究所六年間，曾去鄂北、豫北考察秦嶺東段地質，南嶺地質，南京附近地質，相繼發表10餘篇論文。
1934年，得到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資助，赴美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在地文學方面從師約翰遜(D.W.Johson)，在地史學方面，從師凱伊(G.M.Kay)，利用暑假，去耶魯大學，從師舒赫特(C.Schuchert)，學習古生物學。1936年獲得理學碩士學位，同張更結伴，自駕車「汽車地質」歷時兩月，行程19560km，他們橫穿阿巴拉契亞山脈，考察了大半個美國，了解認識各地地層與構造，還特別研究了科羅拉多大峽谷、黃石公園、大鹽湖等地質名勝。
十四、結語
以上12位地質學家(除朱森外)，都是在地質礦產考察中不幸被害遇難的，其中有的是年僅20餘歲的初露頭角地質學家，為國家勘查礦產資源，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在回顧我國地質礦產事業近百年發展史之際，用最簡要的文字，介紹一下他們的事跡，一方面表達對他們的深切緬懷，更重要的是傳承他們當年艱苦創業精神，發揚他們勇於承擔任務，不怕犧牲的美德。這也是筆者花費近半年的時光，搜集史料，撰成此文的中心目的。
⑶ 中國地質學會的發展歷史
中國地質學會1936年成立了第一個地方分會即北平分會，到2012年已經增加到31個省專、市、自治區地質學屬會；60年代中期中國地質學會設立了3個學術機構－專業委員會，到2012年已經發展到48個分支機構（專業委員會、研究分會、工作委員會）。學會建立了常設辦事機構－秘書處、國際處和期刊處。2011年組成了中國地質學會第39屆理事會。中國地質學會的會員1949年前為559人，到現在已經發展到6萬多名。
⑷ 地質工作的起點
中國古代就有了地質工作的萌芽。中華民族很早就有了利用高嶺土、金、銀、銅、鐵、錫、鉛、汞、煤、天然氣、石油、礦鹽等礦產的歷史。例如，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已經知道用銅製作工具和裝飾品，河北唐山，甘肅武威、臨夏等地都曾發現過這個時期留下的紅銅器。夏代，出現了銅錫合金造成的青銅器，商、周兩代，達到了「青銅器時代」的鼎盛時期，河南安陽商代王都遺址中發掘出來的青銅器數量超過萬件。這些成就的取得，與古人所具有的地質知識、能識別礦產是分不開的。
戰國時期，人們的地質知識、找礦知識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管子·地數第七七》曾記載：「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是說出露地表的鐵礦風化後會生成赭色的鐵的氧化物，鉛礦經常與銀礦共生，這與近代科學認識是完全符合的。這表明，古代已有了初步的地質找礦概念。據《新唐書·食貨四》記載：到了唐代全國有銀、銅、鐵、錫的冶煉場所168處，在唐代的中後期，鐵的年產量曾達到207萬斤。煤的使用也很早，魏晉時期，煤已用作生活燃料。元明建都北京，京城軍民百萬之家皆以石煤代薪。石油和天然氣在我國古代也很早就被認識可以作為燃料，四川已約有2000年鑿井採得鹵水，並利用火井中的天然氣煮鹵水成鹽的歷史了。東漢時期的《漢書·地理志》中就有在我國西北地區發現和利用石油的記載。我國古代對石油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①照明。《後漢書·郡國志》在談到古酒泉郡延壽縣有石油時寫道，石油「……如凝膏，燃之極明」；《水經注》也說，石油「如凝膏，燃極明」；《元和郡縣志》則說，石油「如肥肉，燃之極明」。到了元明時期，人們還對石油進行加工製作蠟燭，《元一統志》記載，「石脂：在鄜州東十五里采銅川有一石窟，其中出此。就窟可灌成燭一支，敵蠟燭之三。」②潤滑及防腐。《水經注》記載，石油「膏車及水碓缸甚佳」，「膏車」即用來潤滑車輪及車軸。《元和郡縣志》也有類似的記載，「水上有黑脂，人以草盝取用，塗鴟夷酒囊及膏車」。③葯用。《魏書》記載，「龜茲國……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如
但是直到近代，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地質工作，.19世紀末，中國還沒有自己的地質人員，也沒有建立地質礦產調查的部門或機構。中國近代早期的地質調查工作是外國人做的。最早是美國人龐培利（Pumpelly），他於1862～1865年在中國和日本做了地質調查，並應清政府的邀請考察過京西煤礦。而影響最大的是德國人李希霍芬（Richthofen），從18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他曾兩次來中國考察，回國後著有《中國》一書，附有地文、地質圖兩冊（夏國治，程裕淇，1990）。這些外國人的工作，對中國的地質研究和地質工作起到了先導作用。
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地質工作始於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1912年1月，孫中山在南京組織臨時政府，在實業部礦務司下設置了地質科，由1911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地質系的章鴻釗主持其事。這是中國政府中第一次有了管理地質工作的機構。1912年4月，實業部隨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後政府機構幾經改組，但主管地質的部門仍然保留，只是名稱和隸屬關系有所改變。
1913年9月，地質科改稱地質調查所，規劃和總管全國的地質調查工作，「地質調查所掌事務如左：一，關於地質構造調查事項；二，關於礦床調查事項；三，關於地形圖及地質圖調制事項；四，關於礦肥及土性調查事項。」（李學通，2006）地質調查所由在英國學習地質歸來的丁文江任所長。在地質科改稱地質調查所的同時，設立地質研究所，由章鴻釗任所長，研究所實為培養地質人才的講習所。當年，研究所借得京師大學堂理科地質門的房屋設備，招收了30名學生，開始自己培養地質人才。因各種原因，30名學生中只有21人完成了學業，18人獲得了畢業證書，其中葉良輔、謝家榮、王竹泉、李捷、李學清、劉季辰、譚錫疇、周贊衡、朱庭祜等人後來都成為著名的地質學家。1916年，章鴻釗、翁文灝將地質研究所師生歷年所作地質調查報告等成果，編纂成《農商部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一冊出版，這是中國第一部自編的區域地質著作，結束了中國地質情況主要由外國人調查和論述的局面（李學通，2006）。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於地質調查工作，地質研究所在1916年第一批學員畢業後便停辦了。盡管地質研究所只辦了一期，但培養出了中國第一批地質調查研究人才，為中國地質科學的發展奠定下第一塊基石。
1916年6月，研究所的18名畢業生到地質調查所擔任調查員。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地質專業隊伍。這支隊伍隨即在河南、山東等省測制百萬分之一地質圖，並對一些礦山做了調查。對岩石、礦物、古生物的研究也開始著手，同時，還派人對上海、天津港口的地質問題和安徽、甘肅的地震做了考察。
1918年，北京大學將京師大學堂原理科地質門恢復為地質學系，原北洋大學礦業科部分學生也轉入該系學習。1920年，該系首批學生畢業。同一年，李四光，以及美國地質學家葛利普（A.W.Grabau）到北京大學地質學系任教。隨後，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清華大學、重慶大學、西南聯合大學、西北聯合大學（後改為西北大學）也相繼開設了地質系、組。20世紀40年代，唐山交通大學、山東大學、北洋大學也成立了地質系、組。中國地質教育開始走向興旺發達時期（夏國治，程裕淇，1990）。
1922年，中國地質學會（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成立，章鴻釗任第一屆學會會長，翁文灝、李四光任副會長，謝家榮任秘書長。中國地質學會是中國最早的學術團體之一。中國地質學會的成立，標志著我國地質科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奠定了我國地質學由萌芽走向成熟的基礎，對於展開橫向聯系、交流學術成果、跨入國際地質學界行列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中國地質學會卓有成效的活動為其贏得了崇高的國際聲譽，在國際學術界中佔有較重要的地位。1922年，翁文灝以中國唯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8月9日至19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的第13屆國際地質學大會，並被選為學會副會長及評議員（李學通，2006；張銀鈴，2001）。中國地質學會成立之初就創辦了《中國地質學會志》，於當年出版了第一卷。1949年前中國地質學界許多重要學術論文和重大理論及發現的提出，都是在該刊發表的。如李四光關於中國第四紀冰期論據（1922年）和地質力學理論的提出（1926年）；翁文灝關於燕山運動的提出（1927年）；周口店於1927年10月16日發現一顆古人類牙齒化石的報道；裴文中於1929年12月2日發現中國猿人頭蓋骨的宣布等（張銀鈴，2001）。
1928年，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成立。地質研究所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央研究院所屬13個研究所中成立最早的單位之一，李四光任所長。
自1912年實業部礦務司地質科的設立至1949年，中國地質工作從無到有，在克服重重困難中艱難前行。1922年，中國地質學會成立時，僅有會員26人，到1928年前後，中國地質學家有了100多人，1940年以後，增加到約300人（孫樞，2002）。在此期間，我國地層學、古生物學、構造地質學和大地構造學已有了相當扎實的基礎；區域地質學取得了重要進展，完成了1：100萬的14個國際地質圖幅和1：300萬中國地質圖；礦床學（含化石能源）初步奠基，並有白雲鄂博鐵礦、攀枝花鐵礦、昆陽磷礦、黔貴鋁土礦和淮南煤田等重大發現；礦物學和岩石學出現了一些重要論著；水文地質學、工程地質學和地球物理探礦等開始萌芽（孫樞，2002）。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李四光在倫敦出版《中國地質學》，該書不僅綜述了中國各地地層，而且從地質構造上提出了許多新見解。以較大篇幅討論了古生代各時期的海侵、中生代以後的堆積以及各個構造運動時期；總結了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作者對中國和東亞構造型式和地殼運動，以及對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研究；闡述了地球表面形跡的動力學意義，奠定了地質力學的基礎。
1945年，黃汲清出版了《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專著，對中國地質構造在空間和時間上做了綜合研究，在對當時大地構造的主導概念進行闡釋的基礎上，系統總結和分析了中國大陸及其鄰區的區域地質資料，闡述了中國及其鄰區的前寒武紀地塊和各地殼運動時期及褶皺構造的基本特徵；論述了各地質歷史時期中國古地理輪廓和大地構造特徵、岩漿活動與成礦作用，劃分了中國大地構造單元和構造格架。該書被稱為「多旋迴構造理論」的奠基之作。
20世紀40年代初，潘鍾祥根據30年代前期對陝北和四川的地質調查所撰寫的《中國陝北和四川白堊紀石油非海相成因》在美國發表，該文明確指出，「石油不僅來自海相地層，也能夠來自淡水沉積物」，「如果有適宜之構造，則可成為良好的油田」。1943年，根據一隊地質學家和地球物理學家在新疆獨山子和庫車進行石油地質考察所撰寫的《新疆油田地質調查報告》提出新疆主要生油岩系是侏羅系和下第三系（古近系），屬陸相沉積，「多期多層生儲油」的陸相沉積生油學說宣告誕生。
至1949年，留給新中國地質工作的起點是十幾個地質調查和研究機構，近800人的地質工作隊伍（包括非地質專業人員在內），十數台鑽機，17萬米的鑽探進度，以及剛剛開始的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工作和地球物理工作（夏國治，程裕淇，1990）。
⑸ 以往地質工作程度
一、以往基礎地質工作程度
大興安嶺地區由於植被覆蓋嚴重，人煙稀少，交通欠發達，地質工作程度較低，尤其是大興安嶺中北部地區地質工作程度更顯不足。新中國成立前僅有少數中、外地質工作者沿交通線做過少量路線地質調查，曾有俄國人、日本人在鐵路沿線和免渡河一帶進行過地質礦產概查，並發現了鉛鋅礦和煤礦。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一直對大興安嶺地區地質工作非常重視，使得該區地質工作得到飛速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專門成立了大興安嶺區測隊，首先完成了1∶100萬區域地質調查工作，填補了本區地質工作的空白，對本區進行了第一次區域性的地質總結。1951～1953年劉國昌、姜春潮等在大興安嶺進行了1∶50萬地質調查。1980年內蒙古地質局116隊完成了呼倫貝爾盟1∶50萬地質圖、礦產圖、構造體系圖、成礦遠景區劃圖及相應的文字報告和說明書。
20世紀80年代前，在國家的統一布置下(計劃經濟時期)，相繼開展了全區1∶50萬航磁測量、1∶100萬區域重力測量和大面積的1∶20萬區域地質測量工作，相當一部分地區還進行了1∶20萬重力及1∶10萬和1∶5萬航磁測量，少數地區1∶5萬區域地質和1∶2.5萬航磁測量工作也開始起步，取得了極為豐富的基礎地質資料，並發現了一大批有地表露頭的大中型礦床。1∶50萬地質編圖和區域地層表的編制及有關專家學者的專題研究等，使本區的地質工作步入系統化階段，認識也逐步深入。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在本區先後開展了以礦產地質調查為主的1∶20萬區域地質測量。研究區共涉及其中68幅圖，其中14幅尚屬空白。少數地區開展了1∶5萬區域地質調查(圖1-2)。其中1990～1993年黑龍江省地質礦產局第二區域地質調查大隊開展了M-51-10(六十林場幅)和M-51-16(阿里河幅)區域地質調查，1994年7月通過驗收。合理地建立了區內地層層序，對測區侵入岩進行了劃分，確定了吉峰-環宇韌性推覆構造，並對區內礦床(點)、異常進行了詳細調查、登記，在初步總結成礦規律的基礎上，結合重砂、化探資料，圈定了6個成礦遠景區。20世紀80～90年代，國家計委、國家科委、地礦部和中國地質科學院組織有關研究所、高等院校和內蒙古自治區及相關省的地礦局等單位完成了「中國北方板塊構造及成礦規律的研究」、「我國北方前寒武紀成礦地質背景及找礦遠景預測」、「華北地塊北緣礦化集中區控礦因素及成礦預測」以及「緊缺礦產的勘查與評價研究」等項目，對包括大興安嶺在內的中國北方廣大地區地質、構造和成礦規律進行了系統研究，發表了一系列專著。
圖1-2大興安嶺中北段區域地質調查工作程度
1995～1997年地質礦產部第一物探大隊陸續完成了大興安嶺北段阿南林場、喀喇林場、克一河鎮、興安里、阿里河、六十林場等圖幅1∶20萬區域化探掃面工作，發現了一些有找礦價值的異常。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隨著國土資源大調查項目的全面實施，大興安嶺地區又一次迎來了地質工作的春天。1∶20萬區域化探掃面全面展開，1∶25萬區域地質測量工作填補了1∶20萬區調的空白，至2005年1∶20萬化探可掃面積全部完成(圖1-3)。重要成礦帶還進行了1∶5萬區域地質和化探掃面工作，新發現了一大批物化探異常和礦產地。
與此同時，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地質科學院牽頭，聯合內蒙古自治區有關部門進行了大量綜合研究:20世紀80～90年代，在本區開展了各類綜合研究，先後有許多單位和學者對大興安嶺中北段及鄰區地質構造、火山岩和礦床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先後完成了「區域地質志」、「地層單元清理」、「大興安嶺中南部中生代地層火山岩及成礦規律」等綜合研究。「七五」、「八五」期間該區又作為科技攻關重點研究區，先後提交了「內蒙古興安盟地區與火山-侵入活動有關的銅多金屬礦床成礦條件和成礦預測」、「大興安嶺及其鄰區銅多金屬礦產的勘查與評價研究」等科研報告，對大興安嶺地區板塊構造運動的特點、多旋迴和疊覆造山作用的總體特徵、成礦規律等進行了較系統的總結。通過對大量地質礦產資料的整理，對區內地層、岩漿岩、構造、有色金屬成礦地質條件及成礦模式進行了系統總結和歸納;以板塊構造理論為指導，論述了本區大地構造演化及其與成礦作用的關系;通過研究重點礦床，闡明了該區金屬礦床成礦系列和成礦規律，劃分了成礦帶、圈定了找礦靶區;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地質調查局、中國地質科學院和中國科學院等單位有關專家帶著隊伍和先進設備，對主要成礦帶和重要礦床(點)進行了詳細工作，對該區成礦條件和賦礦規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不僅確立了中生代火山-岩漿活動對成礦的重要作用，而且認識到古生代構造-岩漿活動對區域礦產形成的重要作用;認識到成礦類型也是多元化的---不但矽卡岩型和熱液型礦床不斷被發現，而且與潛火山作用和海底火山-噴流作用有關的礦床類型也正在被人們認識;通過新理論、新觀點的引進，發現了多處新類型礦床(點)，通過新方法和技術的使用，使多數礦床擴大了遠景。這些工作使大興安嶺中北段地區顯示出巨大的資源潛力，為後續基礎地質研究和隱伏金屬礦床找礦勘查工作提供了理論依據和信息。
圖1-3大興安嶺中北段區域物化探工作程度
2001～2003年東北地區地質調查中心(沈陽地質礦產研究所)和吉林大學承擔了地質大調查科研項目「大興安嶺北部地區成礦規律與找礦方向綜合研究」，對金、銅、鉛鋅礦床控礦構造、礦產分布特徵及礦床成因進行了研究。研究認為，礦床具有北東成帶、北西成行的分布特徵，成礦作用主要集中在燕山晚期，與燕山晚期火山岩、次火山岩具有內在的成因聯系;劃分出2種成礦類型、3個成礦帶，並建立了多金屬礦床成礦模式。
二、礦產資源勘查研究狀況
大興安嶺中北段正規的礦產勘查工作始於20世紀60年代，70年代以來在1∶20萬區域地質調查及面積性物化探工作的基礎上，相繼開展了地質普查和礦床勘探工作，對發現的重要礦點(礦產地)和物化探異常進行了普查和勘探工作。大興安嶺中北段已發現金屬礦產地332處(含砂礦)，其中經過不同層次地質勘查工作的大、中、小型礦床27處，合計每萬平方千米(中、北段面積按20.2×104km2計)平均有1.34個礦床，是大興安嶺地區(25處/萬平方千米)的1/18.6，是全國(200處/萬平方千米)的1/149。大興安嶺中北段有色金屬礦產勘查工作程度見圖1-4。
1966～1970年原黑龍江省地質五隊、地質八隊、物探隊在環宇地區進行普查找礦和物化探工作，完成磁法、自然電場法、化探測量22.8km2，發現花崗岩接觸帶矽卡岩中的多金屬礦化。1973年編寫了環宇礦點普查報告。
1970～1971年原黑龍江省地質五隊對嘎仙多金屬、鎳鈷礦點進行了普查。1972年對吉峰十一支線多金屬礦點進行了普查，同時對吉峰九支線多金屬礦點和超基性岩進行了普查。
1987～1988年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黑龍江地質勘查局同日本國際協力事業團、金屬礦業事業團合作，在吉源林場、吉峰林場、三十六林場和西陵梯林場西部地區開展了1∶5萬地球化學普查、異常查證和礦產普查工作，完成1∶5萬化探5000km2，1∶5萬地質調查605km2，1990年2月提交了《黑龍江西北部基礎地質調查報告書(日文)》。1988～1989年黑龍江有色地質勘查局703隊對西陵梯林場Au、As異常區、三十六林場Cu、Pb、Zn異常區進行了檢查。
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國土資源大調查成果的不斷取得，特別是1∶20萬化探掃面和重要成礦帶上1∶5萬水系沉積物測量工作的開展，在大興安嶺地區發現了大量成礦元素綜合異常，為進一步普查找礦和擴大遠景指明了靶區。在國家和內蒙古自治區各級政府的支持下，該區礦產勘查工作又取得突破性進展，近年來在大興安嶺西坡陸續又發現和評價了一批礦床(點)和具一定前景的礦產地，礦種主要有銅、鉛、鋅、銀、金等。拜仁達壩富鉛鋅、銀礦已評價為大型，並有望成為特大型。同時，與大興安嶺相鄰的蒙古、俄羅斯的邊境地區也相繼取得找礦重大突破。
總的來看，無論基礎地質工作程度，還是礦產資源勘查研究現狀，大興安嶺中北段地區由於植被覆蓋嚴重，工作條件較差，且受以往傳統勘查技術的限制，許多成礦有利地區未開展系統的地質找礦工作。從圖1-2和圖1-3可以看出，大興安嶺中北段地區只是圍繞一些勘查程度相對較高的礦區周圍做過一些零星小面積的大、中比例尺的礦產勘查工作，大部分地區工作程度比較低，至今在本工作區僅發現2處大型礦床(六一硫鐵礦、嘎羅索鈦鐵砂礦)、4處中型礦(謝爾塔拉鐵鋅礦、紅旗溝鐵鋅礦、梨子山鐵鉬礦、蘇呼河三號溝鐵鋅礦)、32處小型礦床(其中含7處砂礦)。
圖1-4大興安嶺中北段有色金屬礦產勘查工作程度
2001～2005年北京礦產地質研究院在鄂倫春自治旗八岔溝鉛鋅礦、吉峰林場、西陵梯、嘎仙、牙克石市扎敦河、扎蘭屯市碰頭嶺等地區開展了地質、物探、化探綜合找礦工作，完成1∶5萬化探483km2，1∶2萬土壤測量53km2，1∶1萬地質測量40km2，地質、物探、化探剖面37km。通過上述工作認為八岔溝鉛鋅礦、吉峰林場AS-5Pb-Zn-Ag異常、西陵梯AS-8
Cu-Mo-Ag異常、嘎仙鎳鈷鉛鋅礦點、扎蘭屯碰頭嶺金銀礦化異常區具有較大找礦前景。綜上所述，大興安嶺中北段區域地質、礦產地質和地質科研工作程度均比較低。區域地質僅限於小比例尺航空磁測、1∶20萬區域地質測量、1∶20萬區域化探，1∶5萬地質測量開展尚少。礦產地質勘查投入工作量較少，主要是20世紀60～70年代對個別礦點的檢查和普查，工作沒有取得重大進展。此後的較長時間內投入的有效找礦工作較少，致使該地區至今已發現的大中型礦產地甚少。
在勘查技術方面對特殊景觀地區(森林沼澤區、戈壁沙漠區等)找礦方法進行了試驗研究，總結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法技術，使大興安嶺地區基礎地質工作更加系統，找礦方法、技術日臻成熟，思路更加明確。2001～2005年北京礦產地質研究院(原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北京礦產地質研究所)承擔了國土資源調查技術方法類研究項目「得爾布干成礦帶北段森林沼澤景觀中大比例尺化探方法研究」(2001～2002年)和「森林沼澤景觀異常查證方法研究」(2003～2005年)，對森林沼澤區元素遷移集散規律、異常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制定了該類景觀地區中大比例尺化探方法和異常查證評價技術，並在示範測量中取得很好的地質效果。
在地球物理勘查方面，應用航空物探發現了一批電、磁異常，1999年在海拉爾、滿洲里地區又進行了1∶5萬航空物探(電/磁)綜合測量，為研究本地區構造格架、地層及岩體分布、普查找礦等提供了高質量的地質、地球物理信息，其成果經三級異常查證，取得了一定的地質找礦效果。
高解析度電磁測深、大深度的脈沖瞬變電磁測深、大功率激電、高精度磁法等新技術、新方法及多種方法的組合應用，為尋找隱伏、半隱伏礦床及解決大興安嶺中北段找礦中的一些技術難點問題提供了新的技術和手段。
近年來遙感技術也取得了較快的發展，多平台、多光譜解析度和多空間解析度的遙感技術為找礦勘查提供了基礎數據。在森林沼澤特殊景觀區，如何有效地應用遙感技術開展區域地質研究及找礦靶區優選工作，尚處於探索研究階段。
三、鄰國鄰區礦產資源發展狀況及可借鑒經驗
大興安嶺與近鄰的俄羅斯、蒙古國的相鄰地域均處於同一構造單元，是銅、金、鉬、鋅、稀土、鈾等金屬礦床集中分布區(圖1-5)。據統計，在俄羅斯、蒙古國境內已發現規模不同的礦床500多個，其中超大型、大型礦床43處，有色及貴金屬佔80%以上，已探明的儲量中，鉛鋅大於700×104t，銀大於14000t，金在2000t以上，鈾大於20×104t，另有螢石礦2000×104t以上。在距我國僅10km的額爾古納河以西，俄羅斯境內別列佐夫已發現4.47×108t的大型富鐵礦，礦石品位達50.33%;同樣距我國僅20km處有魯戈卡因大型銅金礦床，銅儲量達169.8×104t，金儲量167t;另有諾依昂-塔洛格鉛鋅礦，金屬儲量達300×104t以上;斯特列措夫超大型鈾鉬礦，其中鈾儲量大於20×104t;已生產150年之久的巴列依金礦，已採金在1500t以上;達臘松金礦采砂金已有150年的歷史，1927年進行原生礦勘探後變成一超大型金礦;舍爾洛夫戈爾大型錫鎢鉬礦床距滿洲里僅120km。同樣，在與我國毗鄰的蒙古國境內的東方省已知有吉爾萬布拉克超大型鈾礦，烏蘭、查布、巴彥烏拉等大型鉛鋅礦，肯特省阿倫努爾大型鎢礦，愛爾得尼-托洛加大型銅礦，莫蘇蓋胡都格特大型稀土礦等。這些礦床距我國內蒙古地區一般均在200km以內。
在我國大興安嶺的呼倫貝爾地區也相繼發現了斑岩型烏奴格吐山大型銅鉬礦、額仁陶勒蓋大型銀多金屬礦、查干布拉根及甲烏拉等銀鉛鋅多金屬礦。在內蒙古東部的黑龍江境內先後發現了斑岩型多寶山、銅山、三礦溝、小多寶山等大中型銅鉬金礦;在緊鄰工作區北部的黑龍江境內也發現了小伊諾爾蓋、沙寶斯、東安等大、中型金礦及一批大、中型砂金礦，如烏瑪、韓家院子、興隆溝等。在大興安嶺南部地區也先後發現了一批大、中型有色金屬礦，如白音諾爾超大型鉛鋅銀礦、科爾沁右翼前旗的超大型巴爾哲稀土礦、巴林左旗浩布高大型矽卡岩型鉛鋅銅多金屬礦、克什克騰旗黃崗大型矽卡岩型鐵錫鎢多金屬礦等。這些礦床的發現說明在我國大興安嶺地區有尋找和發現有色、貴金屬等礦產的巨大潛力，尤其是在中北部地區，佔地面積與已發現的礦床規模和數量遠不如鄰國及鄰區。選擇俄羅斯、蒙古國與毗鄰地區的代表性礦床進行比較，見表1-1，從中可以汲取一些寶貴經驗。
圖1-5大興安嶺及鄰區礦產分布示意(據趙一鳴等，1997，有修改)
表1-1 大興安嶺及周圍地區大型以上代表性礦床主要特徵及控礦因素
續表
1)研究表明許多大型-超大型礦床在空間的分布，首先受控於大型成礦域的有利位置，近年來在新疆東天山發現的土屋斑岩型銅礦，蒙古國境內發現的奧玉陶勒蓋斑岩型銅礦、查干蘇布爾加斑岩型銅鉬礦、納林呼都克銅礦、洪古特-黑德銅礦等與大興安嶺西部的烏奴格吐山和東部的黑龍江多寶山斑岩銅鉬礦帶，均處於東西向古生代古亞洲成礦域，它們受西伯利亞古板塊南緣古生代活動大陸邊緣島弧系的控制，因此在大興安嶺尋找與斑岩型有關的銅鉬金多金屬礦重點應考慮與古生代基底岩層有關的東西向構造中分布的淺成斑岩體及與之有關的礦化和蝕變。
2)大興安嶺的鄰區已發現的許多大型-超大型礦床，主要與北東向、北西向和東西向3個斷裂系統組成的區域構造的復雜網格狀斷裂有關，它們決定了中生代岩漿活動和成礦作用的空間范圍(閻鴻銓等，2000)。尤其是近東西向構造向北東向構造轉彎處(在俄羅斯境內北部地區及蒙古國的南部由於受西伯利亞古板塊牽制，構造表現為從東西向向北東東向轉彎)是成礦密集區。區內成礦帶的分布和若干礦田的成礦位置，主要受控於北東—北北東向與北西向或近東西向斷裂的交匯部位，如諾依昂-塔洛格鉛鋅礦、舍爾洛夫戈爾錫鎢礦、烏蘭鉛鋅礦、烏奴格吐山銅鉬礦、多寶山銅鉬礦等均受北東向深斷裂和北西向或近東西向斷裂交匯構造控制。
3)巨型火山-深成岩漿隆起帶內次級相對隆起區或向沉降區過渡地帶是大型成礦區帶最重要的構造環境。分布在岩漿隆起區不同級別的次一級構造，如破火山窪地(斯特列措夫鈾鉬礦)、斷陷火山盆地邊緣(諾依昂-塔洛格鉛鋅礦)、次火山-侵入穹窿(烏奴格吐山銅鉬礦)、近岩漿穹窿核部(達臘松金礦)等，往往是形成大型-超大型礦田的重要構造條件。這是在大興安嶺地區尋找大型-超大型礦床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
4)從俄羅斯、蒙古國和大興安嶺地區已知的礦產組合可以看出，其成礦元素及組合十分相似。大致可分為3類:鐵及多金屬組合(如鐵-鋅、鐵-錳等)、有色金屬及貴金屬組合、稀土-放射性元素組合。如蒙古國有大型圖木爾廷敖包鐵鋅礦，大興安嶺地區有謝爾塔拉中型鐵鋅礦;俄羅斯有超大型魯戈卡因銅金礦，大興安嶺地區嫩江有三礦溝銅金礦;俄羅斯有超大型貝斯特里銅鉬礦，大興安嶺地區有烏奴格吐山、多寶山銅鉬礦等，說明大興安嶺地區與俄羅斯、蒙古國有相同的成礦基底，並有相似的成礦機理，只是在工作區目前只發現礦化顯示或小型礦床，如扎蘭屯市敖尼爾河僅發現鎢錫礦化點，而在俄羅斯已發現大型舍爾洛夫戈爾錫鎢礦;蒙古國肯特省阿倫努爾已發現大型鎢鉬礦，而大興安嶺地區鄂倫春衛江東山、博克圖鎮川嶺等地僅有礦化顯示。研究境外大型-超大型礦產的組合，對我們在大興安嶺中北段類似成礦條件下尋找相關的礦產組合會有一定的啟示。
⑹ 安徽省近代百年地質學史回顧(～)
吳昭謙
(安徽省地質學會)
近代地質科學在我國的創建，約在19世紀中葉之後。近代以來在我國進行地理地質考察的外國科學家約在100人次以上。最早來安徽開展地質調查的要算一位英國園藝學家Robert Foutune，他於1848年11月曾到皖南休寧縣松蘿山茶區考察土壤、地質。在新中國成立前1848～1948年的100年中，來安徽省的中外地質學者，共留下近百份地質調查報告和120多篇地質文獻。
一、安徽近現代地質工作歷史
安徽近現代地質工作歷史可以劃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自1848～1926年，第二階段1927～1937年，第二階段自1938～1945年，第四階段自1946～1948年。
1.第一階段(1848～1926)
開始以外國(美、英、德、日)地質學家為主，繼之為中國地質學家為主，對省內進行路線地質調查。對地層古生物作了初步劃分，對銅陵、當塗、繁昌鐵礦、淮南、淮北煤礦開始調查。
早期涉及安徽省境內地質調查的有美國地質學家龐培利(Raphael Pumpelly)、英國地質學家金斯密爾(T.W.Kingsmill)，他們分別在1863年和1869年考察揚子江下游時，涉足省內。
留存在安徽省地質文獻的外國地質學家，應為德國著名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其名著《中國》中，記述了他在1869年2月至1871年7月三次對安徽沿江及南部地區進行地理地質考察的成果。李氏第一次於1869年2月份自九江乘船至南京，途經安徽沿江兩岸，對沿途所經之地均作了考察記錄。第二次於同年10月自景德鎮至祁門，第三次於1871年7月沿東津河、青弋江至蕪湖，途經寧國、涇縣。同時調查了宣城水東、貴池饅頭山等4處煤礦。李氏之調查記錄約一半為地質，如岩層之岩性產狀、構造等，並繪制有剖面圖、目視草測圖；另一半為地理、風土、人情、旅途見聞。當時描述地層僅為岩性(岩石名稱)，未劃分地質時代。如銅陵大通層則泛指皖南所有的紅色砂礫岩層。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他當時就曾推測過：「揚子江可能沿一條重要斷裂線通過。」
日木人來我省進行地質調查的最早為野田氏(野田勢次郎)。他在安徽省有兩次路線調查：第一次1915年4月26日至5月6日由武漢至安慶。所編繪之湖北安徽省界地方地質圖(1/100萬)僅分變質岩、水成岩、火成岩。其所定安慶層由石灰岩、黏板岩、砂岩等組成，並記述了安慶洪鎮為花崗岩。第二次橫穿皖南，調查了貴池、東至等縣。他將水成岩分為：祁門、歷口、櫸根岑(貴池祁門之間)、建德(葛公鎮一帶)四層。
當塗、繁昌、銅陵鐵礦是安徽省最早開展地質調查的幾個礦區。1912年，章鴻釗(我國地質學創始人之一)、梭爾格(德國礦師)即調查了馬鞍山南山鐵礦。1913年，虞和寅調查繁昌鐵礦。1913～1915年，張景光、梭爾格、章鴻釗等先後來銅官山調查鐵礦。1917年2月，國家礦業顧問英國人丁格蘭(F.R.Tegengren)到銅官山調查鐵礦。他根據章氏等前人調查的資料結合自己的考察，估算出銅官山鐵礦儲量為319.29萬t。同年，丁格蘭又調查了當塗大凹山鐵礦。兩次調查結果均刊載於《揚子江下游鐵礦志》等地質文獻中。1918年，德人畢象賢於當塗一帶調查發現姥姥山、黃梅山、龍家山等6處鐵礦，估計鐵礦儲量不到200萬t。
我國地質學家最早調查皖北地區始於1917年。劉季辰、趙汝鈞被派往皖北調查地質礦產，首次劃分了寒武紀地層。他們在調查宿縣烈山、懷遠縣舜耕山、懷寧縣集賢關煤田時，測制有1/15萬礦區地質圖。在所測制六安霍山間地質草圖(1/20萬)中，將岩層分沖積層、紅砂岩、斑岩砂岩、結晶片岩四種。
劉、趙二君在《蘇北皖北地質報告》中還對皖西大別山的變質岩進行了研究，指出「霍山南及黑石渡西」有結晶片岩系，自龍井沖而南，為「正片麻岩」。
1922年，李捷奉派到皖北淮河流域(北緯22°以北)調查地質與礦產。1923年後，趙國賓(陝西藍田人，1898～1934)，也來我省考察，著有《風陽、懷遠地質概況》。皖北的地質調查結果，後來被編入南京開封幅地質圖(李捷編1/100萬，1929年出版。)1923年(民國十二年)，安徽實業廳借用農礦部地質調查所技士葉良輔、調查員李捷，計劃在全省開展地質調查，1926年增派田奇瓗參加。1923～1926年期間，他三人先後完成秋浦、貴池、祁門、黟縣、太平、歙縣、績溪、休寧、婺源、石埭、宣城、涇縣、南陵、銅陵、蕪湖、繁昌、郎溪、廣德、當塗、和縣、巢縣、無為、青陽、旌德、寧國、懷寧、東流、望江、宿松、太湖、潛山、桐城、廬江33個縣(其中江南26縣、江北7縣)的地質調查。其著述《調查安徽全省地質日記》以簡報形式刊於《安徽實業雜志》。調查內容分地質概況與礦產兩部分。在地質部分中地層劃分至紀，如泥盆紀層、石炭紀灰岩層。當時劃分地層主要以岩性為依據，所采化石經古生物專家鑒定後時有變動。對於未能確定地質時代的地層有時即以地名命名，如祁山層包括黟縣漁亭、休寧齊雲山大面積(5400km2)之紅色砂岩及砂質頁岩。簡報中礦產部分包括交通位置、地形、礦體形態、規模、圍岩及開采利用情況。
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來我省進行地質調查的國內地質學家主要還有：丁文江、李四光、葉良輔、王竹泉。1916年初，丁文江曾在皖南浙西一帶作過地質考察。1919年丁文江、葉良輔曾調查了蕪湖以東長江下游地質，編寫有專題報告。1922年，李四光在淮南研究了安徽北部寒武奧陶紀石灰岩之不整合接觸關系。1923年，劉季辰等再赴烈山、施工鑽探13孔，計算3500萬t煤。1924年，王竹泉調查了懷遠縣西南部及宿松、太湖、安慶集賢關煤田地質。他在懷遠縣西南調查，估算含煤7層，全區煤藏量約6020萬t。葉良輔1925年發表之《中國接觸鐵礦帶閃長岩之研究》、1926年發表之《安徽南部鐵礦之類別及成因》均曾在中國地質學會第三、四屆年會宣讀，顯示當時研究水平較高之成果。
2.第二階段(1927～1937)
國內知名地質學家繼續在沿江、皖南地區開展基礎地質調查及礦產勘查工作。這一時期地質科學水平明顯提高，方法手段也有更新，出現了一些科研成果，重點是在皖南的冰川和造山運動。
可以說明安徽地質調查工作興盛的是：在當時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19年度20篇報告中，竟有6篇是在安徽境內的調查成果。如孟憲民、張更對蕪湖、繁昌、銅陵的調查，劉祖彝對貴池的調查，孟憲民對宣城水東的調查。李毓堯、李捷的《皖南地質志略》則總結了銅陵、青陽、石埭、太平、歙縣、休寧、黟縣等7縣的地質成果。此外，1929年，朱森、李捷調查了和縣、含山，王恆升調查了宣城水東煤田。
在基礎地質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批新的成果。如李毓堯、許傑對皖南地史及造山運動之研究。朱森於1931年對安徽南部古生代後期造山運動的研究表現為：在貴池曾發現二疊系龍潭組與孤峰層有明顯的不整合。阮維周(1937)研究安徽南部海西運動。許傑(1930)發表長江下游各省筆石化石之初步研究。他在太平縣內發現中國最高筆石層以Monograptus sinicus為主，其地層定名為太平頁岩，屬中志留世。徐克勤(1934)調查了巢縣北部地質。李四光考察了九華山(1934)、黃山(1936)第四紀冰川遺跡，對論證中國東部第四紀冰川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佐證。九華山一帶之地質也由王恆升、孫健初(1937)作過調查。
這段時期基礎地質方面的成就突出的表現在地層方面。如l935年李毓堯、許傑在皖南創立了「休寧砂岩」並確定了冰磧岩的存在。同年，丁毅在調查銅陵、休寧間地質時，又將震旦系作了三分(上、中、下)。隨後，李毓堯、許傑又正式將冰磧岩命名為藍田冰磧層，同時把原稱的「頁岩灰岩系」命名為「休寧系」，歸屬震旦寒武紀。藍田冰磧層更名藍田組，並一直沿用至今。
礦產地質勘查工作也有很多成果。1931～1933年，中央地質調查所謝家榮、孫健初、陳愷、程裕淇、孟憲民、張更等先後來當塗、銅官山調查鐵礦。1928年、1933年，翁文灝兩次對宿縣烈山煤礦進行地質調查，並進行鑽探普查。1933年，計榮森調查廣德大、小牛頭山煤礦。1935年，計榮森匯編了皖浙間之地質礦產。同年，程裕淇調查了廬江明礬石礦。1936年，南延宗調查休寧縣里廣山銻礦。1927～1930年間，安徽省建設廳為加強礦業開發，曾修訂官礦章程，制定采礦、探礦辦法。1928年成立礦質探驗處，購買M-3式Calyx鑽機一台，在宣城水東煤田鑽探。1929年成立礦業調查團，到宣城、涇縣、寧國、蕪湖、當塗、繁昌、銅陵、青陽等8縣調查礦業，為皖省地方力量正式進行礦產勘查之始。
地質勘查的新技術、新領域也在這時期有所應用。1936年發表的丁毅的《電力探礦在當塗之初步試驗》，為我國最早開始應用物理探礦之文獻。張文佑於1937年調查研究發表了《安徽盱眙縣女山火山口》，為省內開創了研究古火山之端倪。
3.第三階段(1938～1945)
抗日戰爭時期，國內僅個別地質學者曾來本省調查過，省內淪陷區日本侵略者為掠奪礦產資源在沿江、皖北某些地區開展地質調查，使用鑽探和物理探礦手段，留下了一些殘缺不全的地質資料。但這期間發生了兩件震驚中外的地質找礦事件。
安徽自1938年開始淪陷。省內所知的地質調查活動的有三次：1938年，黃汲清曾來寧國港口調查煤礦。1940年，邊兆祥在宣城水東調查煤礦。1945年，喻德淵發表了《淮陽山脈之主要造山運動——淮陽運動》。
侵華戰爭後，日本人為了掠奪開采礦產，派來我省進行地質調查的主要單位有：滿鐵調查部、興亞院、華中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主要地質人員有：神山昌毅、金鍾遠、小林冶夫、室木隆三郎、福島時雄、筱田恭三等。他們遺留下的礦產調查報告資料約有80多份。主要調查了銅陵、當塗、繁昌、宿縣、滁縣、全椒、安慶、貴池、淮南、懷遠等地的鐵、銅、煤、金、銀、鉛等礦產。重點是銅官山鐵銅礦、馬鞍山、當塗、繁昌的鐵礦、淮南煤礦。在這些礦區，除了進行較大比例尺的礦區地質填圖方法外，還使用鑽探手段，並根據鑽探結果計算儲量。另外，還在銅陵、當塗及滁縣破山口銅礦區開展物理探礦(主要是電法)探測硫化銅銅礦床。現在留存下的日文地質資料一百零幾篇，礦種包括鐵、煤、銅、鉛、鋅、金、錳、磷、硫鐵礦、重晶石等10 種。
1939年秋，日本人神山昌毅隨侵略軍到銅官山地表調查，一直將銅官山作為鐵礦開采。後來在運送回國的礦石樣品中發現含銅量高(0.5%)，引起了注意，又掠奪開采銅礦。「銅官山復活」傳聞於此事。
4.第四階段(1946～1948)
此時期僅有幾位地質學家來皖工作，突出的成果是淮南八公山煤田和鳳台磷礦的新發現。地質力學在我省開始應用。
抗日勝利後，原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謝家榮根據1926年李捷等編制的中國百萬分之一地質圖南京開封幅，推測淮南八公山前坡平原之下可能有煤層。後來，謝家榮、燕樹檀、柴登榜在八公山麓發現了石炭系太原群的石灰岩，進一步推測應有煤層。1946年，經鑽探證實共發現24層煤，可採煤層厚達25m。經過「慧眼識寶」的淮南新煤田，傳頌一時，開采至今，成為國內找礦史的佳話。
早在1939年夏，日本地質學家班德田員一等在《安徽省懷遠縣舜耕山煤田調查報告》中，即提出了「大淮南盆地」詞語，並劃定了大體區域。1942年9月，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島倉已三郎在《淮南煤田洞山地區調查概要》中也認為「大淮南煤田之向斜構造，益趨明顯。」但當時日本人把找煤的注意力過於集中在舜耕山至上窯間，而對洞山以西地區，以及更大的范圍，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
1946年下半年，謝家榮在八公山發現了新煤田後，次年7月，他很快地提交了煤礦勘查臨時報告後，又專門寫了一篇《如何發現新煤田》的文章。1947年，在台灣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第23屆學術年會上，謝家榮理事長又作了《古地理研究為探礦指南針》的專題報告。在前一報告(後刊入《地質論評》第十二卷第五期)中，「大淮南盆地」一詞已出現於文章的標題中。並劃定其范圍為：「指懷遠鳳台縣境內，南為舜耕山、八公山，北為明龍山，東為上窯武店所包限之淮河平原也。」「大致言之，此盆地為西西北東東南之長方形，南北相距自10～20km，東西兩方，山形湮沒，構造上是否環抱之勢，尚難斷定，倘以鳳台至九龍崗之距離，為此盆地之長度，則至少在50km以上」。
「大淮南盆地」作為一個煤田地質區域構造單元概念的明確樹立，無疑是淮南煤田認識過程的飛躍，有著重大貢獻。1952年後，煤田專業地質隊伍建立後，煤田普查勘探主要沿著證實、擴大「大淮南盆地」的格架進行。幾十年來，「大淮南盆地」的外延在不斷擴大延伸，現已擴展到東起定遠，西過阜陽的廣大地域，新找出的十幾個大型井田都在其內，可知它是何等大的聚煤盆地了。
1947～1948年，謝家榮、趙家驤、車樹政等發現了鳳台寒武系底部之磷礦層，並於1948年進行鑽探。此外，尚有申慶榮、楊博泉、董南庭、劉之遠對懷遠大通、宣城、寧國、涇縣煤田繼續調查。1947年，韓金桂曾對懷遠、鳳陽間開展地質礦產調查。
此時期在基礎地質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孫殿卿、徐煜堅於1948年發表兩篇文章論述皖西長山一帶淮陽弧之脊柱與東西向構造帶之反接現象，開始了用李四光地質力學觀點具體研究我省地質構造的先導。此外，喻德淵1948年發表了《大別山南麓的冰礫泥及其地形》(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叢刊8號)，發現論證了大別山第四紀冰川遺跡。
二、安徽省近現代地質工作歷史特點
縱觀安徽省近現代100年地質工作的歷史，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特點：
1)地質工作史的過程，反映出安徽省地質科學技術水平由初級到高級、由粗略到詳細，不斷深化和提高發展的過程。
中外地質學者在安徽省的地質調查，開始都是地理-地質調查，其內容常約有一半為地理(含自然地理、經濟地理、地貌)部分，後來才逐漸減去地理部分，成為真正的地質調查。開始多為大面積、跨省際的路線調查，比例尺都很小(1/100萬～1/200萬)。所填地質圖只有岩性(岩石)的粗略劃分，以後才有地層的劃分、地質構造的標志，文字的描述記錄也較為簡單。後來的礦區地質調查，比例尺大，內容也較細，地層按紀(系)劃分，岩石名稱及地質構造形跡也分別劃分。
在方法手段方面，開始都是肉眼、望遠鏡、放大鏡、羅盤等觀察、測量，作目視草圖、剖面圖；後來才用顯微鏡、化學分析、鑽探機、物理探礦儀器。礦產勘查的方法手段也是由地表觀察、揀塊取樣、實測或估計礦體形態計算儲量，發展到後來根據鑽探圈定礦體計算儲量。
2)在地質工作中，礦產資源的調查與勘查佔有很大比重，顯示其實用性及與經濟建設關系的密切性。
新中國成立前的地質工作，通稱地質調查。它包括區域地質調查和礦區地質調查兩大類。即使在區域地質調查報告中，也有相當的內容是關於礦產的調查。至於礦區地質調查更是為了礦區的開發生產所需，直接與經濟建設有關。只是由於當時技術方法和設備條件的限制，在地質報告(資料)中對礦產的分布、礦石質量、礦床成因等，都敘述得很少。對礦區的儲藏量有的未能計算，有的雖計算，但數字都偏低。如銅官山鐵礦，多次計算，都不超過500萬t，日本人後來雖發現了銅礦，估算的銅礦石也不過508萬t(按銅品位1%～2%算)。馬鞍山地區鐵礦、淮南煤礦的儲量都算得很少，與新中國成立後探明的巨大儲量數字不能相比。
現在留存的200多份(篇)地質報告、論文、專著中，有140多份(篇)都是礦產方面的調查研究成果，約佔新中國成立前全部地質文獻資料的70%，可以說明當時地質工作的重點還是礦產。
在留存的100多篇地質文獻中，目錄名稱中可見礦產的就有100多篇，中文與日文的各佔一半。另外20多篇區域地質文獻資料中也有礦產部分。當然，日本人的資源調查是為了掠奪和戰爭的需要，但有些資料又為我們利用。
3)在第二階段的興盛時期，劃分了很多地層時代，並出現一批科研成果，在國內外產生過深遠影響。
地層劃分是地質調查中最基本而又重要的工作。20世紀30年代前後，國內知名地質學家來安徽省調查定名或重新劃分的地層最多。
此時期李毓堯、許傑對皖南震旦系層序與冰磧層、皖南造山運動，許傑對奧陶系地層的劃分與命名等，都是國內較重大的科研成果，並對後來產生了較深遠的影響。
此外，如孟憲民、謝家榮等對銅官山鐵礦床的研究，(收輯於《揚子江下游鐵礦志》等專輯中)，以及李四光對黃山、九華山第四紀古冰川的研究，都顯示了當時國內的最高水平，對後來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4)新中國成立前積累的地質資料文獻，盡管為數很少，也為後來的地質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佐證了地質工作和地質科學繼承性的重要作用。
地質工作和地質科學的特點之一是繼承性，即重視繼承前人的工作成果。新中國成立前，留存下的地質報告、論文、資料共200多份，有的還有些殘缺。但對於新中國成立後，特別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展地質勘查時仍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銅陵地區銅礦、馬鞍山地區鐵礦、皖北閘河煤田、淮南大煤田的巨大儲量，都是新中國成立後探明的。但這些礦區的地質工作歷史悠久，資料不斷積累，認識不斷深化和飛躍，才能產生突變。謝家榮1946年發現淮南八公山新煤田，1947年提出了「大淮南盆地」的新概念，新中國成立後在他的新概念基礎上不斷擴大淮南煤田的范圍和儲量。皖北閘河煤田的發現全過程，也可上溯到1917年劉季辰、趙汝鈞對烈山煤礦的調查(報告刊《地質匯報》第1號)和翁文灝1928年再次調查，並繪制1/100萬地形地質圖(報告刊《地質匯報》18號)。據原省地質局嚴坤元總工程師回憶，1955年布置325隊普查找煤時，即主要根據翁氏的地質資料作出推測，後來則發現了閘河大煤田。省內這四個大成礦區，過去都只有「點」的資料，後來由「點」發展到「面」，從已知到未知，不斷擴大礦區范圍，並在外圍發現新礦區(表1)。
表1 1948年前安徽地層命名簡史表
續表
註：①省內外沿用至今的地層名稱。
劉季辰、趙汝鈞(1919)對宿州市烈山及淮南舜耕山進行過煤田地質調查，將含煤層劃歸石炭紀，並歸屬「北系」。
王竹泉(1924)和翁文灝、計榮森(1923)分別在上述地區尋找到植物化石，證實煤系時代屬石炭二疊紀。
⑺ 中國早期區域地質調查的歷史簡述
吳鳳鳴
( 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專業委員會顧問)
一、我國古代學者的地質調查
中國區域地質調查，最早應首推明代地學家徐宏祖 ( 1587 ～ 1641) 以驚人的毅力，主要靠步行，在我國西南地區分屬湘、桂、黔、滇一帶進行了地質調查，特別是對岩溶( 喀斯特) 地貌、溫泉等做了系統調查研究，撰成我國古代地理名著 《徐霞客游記》，給我們留下了珍貴的科學遺產，並為我國岩洞學奠定了基礎，被世界學壇譽為喀斯特學、岩洞學重要文獻; 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科學遺產，並為我國岩洞學奠定了基礎。
二、外國地質學家來華的考察及其報告的借鑒
運用近代地學方法在中國進行地質考察，發端於外國人，1840 年鴉片戰爭後，各列強紛紛派地學人員以各種不同方式來華進行地質考察，其中影響最大的，有:
( 1) 英國金斯米爾 ( 1837 ～1910) ，1861 年來華，曾到過香港、廣州、上海、漢口等地，懂礦物學和漢學，1868 年在南京、鎮江考察; 1887 年應山東巡撫的聘請，做過大運河北段的測量工作，因而對我國黃土做過調查與研究，力主水成說，反對風成說。回國後，於 1888 年 12 月 23 日在倫敦地質學會作過 「中國之地質」專題報告，有一定影響。
( 2) 法國植物學家戴維 ( 1826 ～ 1900) ，於 1862 年來華，主要旅行於內地，到過西藏東部以及蒙古地區，採集了大量的動物、植物、礦物標本，全部贈送給巴黎博物館，發表過 《中國的旅行》及 《蒙古的旅行》。
( 3) 英國達維德 ( David，J. P. Armand，1826 ～ 1900) ，1926 年來華，主要活動地區是西藏東部和蒙古地區，採集大量動植物化石標本，其中有一些是新種新屬，有一定研究價值，全部贈與博物館收藏，著有 《中國之行》( 1866 ～1897) 和 《蒙古之行》;
( 4) 美國的地質學家龐培利 ( 1837 ～ 1923) ，1863 年來華，1865 年返美，1866 年發表在華的地質考察報告 《1863 ～1865 年在中國內蒙古與日本之地質研究》; 在考察中，他發現我國東部沿海山脈走向呈 NNE—SSW，從山體結構上看，這是一種極獨特的現象，他從 「黃陵背斜」概念得到啟發，把這個構造線命名為震旦線，也稱為 「震旦上升系」，創用了中國地質構造學上一個專用術語，影響深遠 ( 詳見吳鳳鳴 《1840 ～1911 年外國地質學家在中國的調查與研究》; 《1911 ～1949 年來華的外國地質學家》， 《中國科技史料》，第 13 卷，第 2 期，1992; 及第 11 卷，第 3 期，1990 年) 。
( 5) 德國的李希霍芬 ( 1833 ～ 1905) ，他 1868 年再次來華，精心設計了 7 條考察路線遍及我國 18 個省 ( 區) ，從 1872 年回國，到 1882 年，共出版 5 卷集 《中國》，是一部我國早期區域地質調查宏著，另有兩卷圖冊。他把 「震旦」一詞引入中國地層系統，建立了 「震旦系」，「五台系」對中國古老地層研究，影響深遠 ( 參見吳鳳鳴: 《一個德國人筆下的中國地質》，《地質勘查導報》，2005 年 10 月 11 日) 。
( 6) 美國地質學家維理士 ( 1857 ～ 1949) ，1903 ～ 1904 年在華進行地質考察，於1907 ～ 1913 年發表 《在中國的研究》 兩卷三冊，對中國構造地質學以及地層劃分，影響深遠。
( 7) 奧匈帝國時代的地質學家洛川，1877 ～ 1880 年在華進行地質考察，1893 ～ 1899年發表 《施欣尼亞洲東部科學考察報告》，共三卷 ( 參見吳鳳鳴: 《中國早期地質學史研究的特點》，《第 7 屆國際科學史會議論文集》，2006 年) 。
( 8) 俄國地理學家、蘇聯地質學家奧布魯契夫 ( 1863 ～ 1956) ，從 1892 年開始曾 4次來華，對我國東北西北地區地質研究頗有影響，發表有 《從恰克圖到伊寧》、 《祁連山山脈概要》、《中亞，中國北部及中國祁連山》等 ( 參見吳鳳鳴: 《蘇聯著名地質學家奧布魯契夫院士》，《科學通報》，1956 年，第 7 期) 。
( 9) 瑞典地理、地質學家斯文·赫定 ( 1865 ～ 1952) ，從 1885 ～ 1930 年曾 5 次來華進行地理地質考察，其中主持 「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遍及我國西北西藏、新疆地區，發表有 《穿過亞洲》( 1893 ～1897) 、《西藏》( 1898) 、《橫越喜馬拉雅山，在西藏的發現和探險》( 1909) 兩卷集，《探險家的自傳》( 1925) ，《越過戈壁沙漠》( 1931) ，《絲綢之路》( 1938) ; 1901 年偶然機會，發現了沉睡已久的樓蘭古城遺址，挖掘出漢魏晉木簡殘片、錢幣、東方絲綢殘片、西方毛織物殘片、中亞希臘化的藝術風格的木雕殘片等 ( 參見吳鳳鳴: 《創業·開拓·貢獻》，《中國礦業報》，2007 年 2 月 1 日) 。
( 10) 德國地理學家斯坦因 ( 1862 ～ 1943) ，於 1900、1906 年來西北進行考察，1912年發表 《中亞及中國西部探險記》，《沙埋和田廢墟記》。
( 11) 日本人有小川琢治、橫山又次郎、小藤文次郎，其中有
1) 石井八萬次郎，三次來華在沿長江、漢水進行地質考察
第一次 於 1912 年，在大冶、宜昌、三峽地區;
第二次 於 1913 ～1914 年在漢口、岳州、長沙以及資江流域;
第三次 於 1915 年在應城、鄂皖邊界地區;
1910 年發表考察報告 《楚蜀之山形地質說》。
2) 野田勢次郎於 1912 年來華，是以東京地學協會名義，主要在華南地區進行地質考察，考察報告於 1917 年發表，題目是 《支那地學調查報告》共兩卷，主要內容包括: 三峽地區和湖北東南部 ( 大冶、陽新地區) 兩大地層系統; 對調查區域火成岩劃分為花崗岩、花崗斑岩兩大類; 把湖北劃分為 5 個構造區，即鄂北區、宜昌區、鄂西區、鄂中區和鄂東區，分別闡述各區的地質構造特徵。1920 年編製成 《南支那地質圖》。
( 12) 另外，相繼還有 10 個 「科學考察團」組團集體來華進行地質礦產考察。
1) 1866 ～ 1868 年法國儒伯爾特越南考察團，進入中國;
2) 1877 ～ 1880 年匈牙利施欣尼科學考察團;
3) 1892 年俄國波塔林率領的 「蒙古和中國考察團」;
4) 1893 年羅勃羅夫斯基 「中亞考察隊」;
5) 1895 年法國組織 「中國經濟考察團」;
6) 1899 年俄國普熱瓦爾斯基中亞科學考察團;
7) 1899 ～ 1901 年蒙古 － 西藏考察團;
8) 1900 年中亞和中國西部考察隊 ( 斯坦因) ;
9) 1921 ～ 1935 年 美 國 自 然 歷 史 博 物 館 中 亞 考 察 團 ( Conteral Asiatie Epedetion ofAmerrican Musem Nature History) ，由於條約不平等，遭到中國學界的反對，僅在蒙古地區進行考察;
10) 1923 ～ 1935 年中瑞聯合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 (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瑞方團長為斯文·赫定 ( A. Sven Hedin，1865 ～1952) ，中方團長是袁復禮院士，考察成果，在瑞典出版 「Report Sino-Rwedish Expedition」，在 80 年代就出版 50 余卷，關於考察團成就已有專題研究。
( 13) 幾所重點大學聘請來華的地質學家:
1) 北京大學於 1917 ～ 1918 年聘請美國地質學家亞當斯 ( G. Adams) 講授地質學、礦物學、礦床學等，1917 年捐贈簿裝書 160 卷，紙裝書 200 卷，1920 年又增歷史文學方面書 1045 卷; 1920 年聘請美國地質學家葛利普 ( A. W . Grabao，1870 ～1946) 擔任系主任，講授古生物學和地層學，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古生物學人才;
2) 北洋大學聘請美籍德瑞克 ( N. E. Druke) 除教學外，還在 《地學雜志》 上發表《論地質學之構成與地表之變動》;
3) 1935 年中央大學聘請匈牙利地質學家貝克 ( H. Backes) ，擔任大的構造學和沉積學教授，並去四川進行地質考察;
4) 山西大學 聘請 瑞 典 紐 魯 姆 ( E. T. Nystrom ) ， 東 南大學 聘請 瑞 士 學 者 巴 勒 加( A. Parejas) ，廣州大學聘請耶克爾 ( O. Jacke) 等。
有關外國人來華進行地質考察，筆者已在 1990 年 《中國科技史料》有專文發表，這里就不再重述。
三、我國學者開創中國地質調查工作
我國地質事業雖說起步較晚，但是，開創地質事業的我國地質學家，卻都是來自西方國家的名牌大學著名地質學家培訓的，他們都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和地質實踐經驗，「名師出高徒」，因而他們為早期中國地質調查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 1) 清代末，最早留學美國的鄺榮光 ( 1863 ～ 1965) 1872 年赴美，在拉法葉學院學習地質礦業，1881 年召回，回國後，在開平煤礦、林城煤礦總工程師，招遠、寧海金礦等會辦，山西同寶煤礦公司總經理，直隸省礦政調查局總勘礦師，最早在河北省境內，進行過地質調查，取得可喜的成果。於 1910 年在中國地學會主編的 《地學雜志》上發表《直隸地質圖》( 1∶ 250 萬) ，《直隸礦產圖》，《直隸石層古跡》，是我國第一張古生物圖版( 參見吳鳳鳴: 《中國古生物、地層研究早期史料》，《地層》雜志，1985 年，第 1 期) 。
( 2) 吳仰曾 ( 1862 ～ 1939) 倫敦皇家礦冶學院畢業，他本也是於 1881 年被召回的120 位幼童之一，1886 年被李鴻章重新派往英國，1895 年畢業回國，是這批留學生中唯一完成學業的幸運者，回國後，曾在開平煤礦、熱河銀礦，1895 年派往南京附近煤礦、銅礦進行地質工作，1897 年又被派往浙江進行地質礦產勘查，在奉命於湖北勘查大冶銀礦時，力求採用先進新技術，提出: 依線道形勢開深 30 丈以下，必有銀礦可采，取得良好成效，提倡用西法冶煉，即用始化煉銀法，提高了效力。
他在以上礦區歷任總工程師、礦物局局長等要職，顯示出他已具有現代地質冶煉理論知識，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水平。
其他還有鄺炳光 ( 1863 ～ ?) ，等等。
( 3) 魯迅、顧琅 1898 ～1809 年在南京路礦學堂學習地質時，曾在附近煤礦進行實習過，搜集一些五顏六色的岩石和礦物，保存在魯迅博物館 ( 參見吳鳳鳴: 《介紹魯迅的三篇地質學論著》，《地質學史論叢 ( 一) 》，1986 年及 《關於顧琅及其地質礦產著作評述》，《中國科技史料》，1984 年，第 4 期) 。
( 4) 我國地質事業創建人之一章鴻釗 ( 1877 ～1951) 於 1909 年進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學地質科學習，授業於知名的小藤文次郎和橫山又次郎。1910 年為撰寫畢業論文，利用假期搜集資料，在杭州富陽、臨安、於潛、天目山一帶進行地質考察與研究，撰成畢業論文 《浙江杭屬一帶地質》，原文為英文手抄本，現存東京理科大學，全文 145頁，附有地形圖、岩石顯微照片、古生物圖版，其中地層剖面圖和構造剖面，線條精細准確，主題明顯，十分自然美觀。我國著名地質學家黃汲清院士存有復制本，並高度評價說: 「可作為我國早期區域地質調查與研究的範本」( 參見吳鳳鳴: 《中國地質事業的開拓者———章鴻釗》，《中國科技史料》，第 15 卷，第 1 期; 《章鴻釗傳》， 《中國現代科學家傳》，第 3 卷，1994 年) 。
( 5) 我國地質事業創建人之一、「多維」學者丁文江 ( 1887 ～ 1936) ，1906 年考入英國劍橋大學，1908 年轉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地質學 ( 主科) ，1911 年畢業返國，在海防登陸，乘滇越路火車入雲南到昆明，取道滇黔湘驛道，過馬龍、沾益、平彝，入貴州境，經過亦資孔、毛兒河、郎岱、安順，到達貴陽。從貴陽經龍里、貴定、清平、黃平、施秉、抵鎮遠。沿途用指南針測草圖，用氣壓表測高程，進行了他第一次邊遠地區的地質考察，獲得岩石標本、圖片以及化石標本等。
1913 年他主持中國第一個培訓地質人才的學校———地質研究所時，特別重視野外實習，倡議每周必去野外實習一次，作為必修課，由當時教員章鴻釗、翁文灝、丁文江等帶領對北京西山及其周圍地區，進行了地質考察，在教員指導下，集體測得 1∶ 10 萬份地質圖，並撰成著名的 《北京西山地質志》，成為早期北京第一部區域地質志。
同年，他與德國人梭爾格 ( F. Solger ) 、王錫賓赴太行山地區及沿正太路進行地質考察，沿途填繪地質圖，進行了系統的地質工作，後來編寫成 《正太鐵路沿線地質礦產報告》。
1914 年，經農商部批准再去雲南東部作地質考察，以一年的時間，遍及滇東、滇北各地，重點調查了個舊的錫礦和東川的銅礦。測得 《個舊縣地質圖》、 《個舊附近地質總圖》、《個舊錫礦區地質概要圖》; 發表 《雲南東川銅礦》專文，撰成 《改良東川礦政意見書》; 兩渡金沙江，調查研究了四川會寧、會理一帶的地質礦產。眾所周知，滇川黔三省交界地區，地形復雜，自然條件惡劣，十分艱苦，每天 「以管窺天，以錐指地」，採集了大量化石和標本，繪制各類地圖。同時，對西南地區地層也做了深入研究，認為雲南曲靖的妙高山層，是我國當時能稱得上志留系的唯一地層，此行成果糾正了法國戴普拉德錯誤論斷，為建立滇東地層系統奠定了基礎。1922 年向第 13 屆國際地質大會提交了 《滇東的構造地質學》論文，文中列舉出龍爪山脈、揚子弧之紅色高原、魯南山脈、揚子江之變質雜岩、東川侵蝕平原、牛欄江之褶皺山脈、宣威高原、東經 104°以東之交界山脈、羅平高原等 9 個構造單位，均論其構造特點。
1928 年，受鐵道部之委託和廣西政府的邀請踏勘川廣鐵路線，探查廣西礦產，其范圍甚廣，包括中部和北部，重點考察南丹河池錫礦及遷江一帶煤田，特注重地質構造和地層系統的調查與研究。他主編的 《徐霞客游記》出版及其實際考察，被譽為 20 世紀的徐霞客。
1929 年，有地質調查所組織力量，再度進行西南地區的地質考察，由丁文江任總指揮，力量強勁，其中有黃汲清、趙亞曾、李春昱、曾世英、譚錫疇、王曰倫等。
考察人員從北京出發到重慶，經桐梓至遵義西行，再往東至貴陽，經都勻、獨山，入廣西南丹，經平丹返貴陽。這次地質考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他三次邊陲考察的最後一次，更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地質考察。
就在這次考察途中，年輕地質學家趙亞曾 ( 1898 ～1929) 於 1929 年 11 月 15 日在昭通縣佛德盛客棧，不幸遇匪殉難，他深感悲痛，見 《挽趙予仁》七律四首:
「三十書成已等身，
趙生才調更無倫。
如何燕市千斤骨，
化作天南萬里塵」。
這次考察的目的、內容和成果，在 1929 年 8 月 3 日給胡適信中有所闡述，信中說:「我這次到西南去，抱了幾個志願。第一是把廣西和雲南的工作連接上———我去年在廣西，頗有重要發現，……這種發現，把從前在雲南的觀察也證明了一大部分。把各種問題完全解決，非到兩省交界的貴州去不可，欽渝鐵道是打通川粵交通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解決西南經濟問題的唯一方法。……我認為唯一的路是在貴州。……鐵路只上一半的高山，大定、黔西有有價值的煤田，……乘此把欽渝路線根本解決了，把西南的交通和經濟做一個具體方案……」( 參見吳鳳鳴: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地學先驅》，《中國礦業報》，2000 年6 月3 日) 。
( 關於丁文江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一場 「科學與玄學」論戰，作為科學派主將的事跡，筆者另有專文發表) 。
1913 ～ 1916 年地質研究所教學過程中，十分重視野外的地質考察，由老師帶領下，3年中 21 ～22 位學員，分別走遍了大江南北，進行了地質考察，獲得大量地質資料，1916年，在大量考察報告和畢業論文的基礎上，由章鴻釗、翁文灝兩位老師主編成 《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於1916 年中華書局出版。這是我國第一批自己培養的地質學家進行地質調查的成果，第一本區域地質調查報告，凸顯出我國地質事業開創時期的水平。
全書共 6 章:
第一章 運用圖表反映考察與研究的范圍;
第二章 地層系統: 從太古界 ( 宇) 、元古界 ( 宇) ，寒武紀，到第三紀 ( 古、新近紀) 、第四紀;
第三章 火成岩，論述各類火成岩及其時代;
第四章 構造，主要以煤田構造為主;
第五章 礦產，以煤和鐵礦為主，在結論中特別論及金屬成礦理論，凸顯出主編者的高水平;
第六章 結論，南北地層概述，各時代地史變遷，中國礦產與地質的關系。
文前附有兩位主編的序言，闡述了學員們 3 年間勤奮學習和艱苦的野外實習的歷程;《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是由 90 余份各地地質調查報告選編而成，是全體師生 3 年間野外地質調查的結晶。
參與地質實習的學員有: 王竹泉、謝家榮、葉良輔、譚錫疇、李學清、周贊衡、朱庭祜、李捷、徐韋曼、徐淵摩、劉季辰、盧祖蔭、趙志新、仝步瀛、唐在勤、馬秉驛、劉世才、趙汝鈞。其中有 11 ～13 人分配到地質調查所，從而充實了調查所的力量，調查所才得以有計劃地開展了全國性的地質調查工作，到新中國成立的 1949 年，33 ～36 年間，我國地質調查事業，取得了令人稱贊的豐碩成果 ( 詳見吳鳳鳴: 《我國地質學家第一部區域地質調查報告——— 〈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地質勘查導報》，2007 年 4 月 5 日) 。
1996 年為慶祝她成立 80 周年，出版了 《地質調查所 ( 1916 ～ 1950) 的歷史回顧———歷史評述與貢獻》，這是一部權威性的論著，從書中可以了解到中國地質事業的開創、發展的歷史過程及老一輩地質學家的創業精神。
⑻ 中國地質歷史年代表，誰有啊謝謝！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136026.html
⑼ 地質工作的基本歷程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確定了「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於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的方針，地質學和地質事業贏得「建設的尖兵」的地位而備受重視，從而開始其大發展的歷程。
（一）地質工作管理機構的建立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准成立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任命委員21人，李四光任主任委員，尹贊勛、謝家榮任副主任委員。委員會負責統一規劃全國地質工作，並適當集中全國地質學家解決國家建設的迫切地質問題。同年11月，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四個問題：中央地質機構的組織；中央與地方地質機構的聯系；地質教育；1951年的工作計劃。會議明確提出，應人力物力集中解決煤、鐵、石油和有色金屬的資源問題。並建議地方地質機構應受當地人民政府及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雙重領導。
1951年，300多名地質工作者組成84個地質隊分赴全國各地區調查，其中東北地區仍為工作重點。至1952年，全國地質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包括80多個項目在內的地質工作計劃，對5000多平方千米的國土做了地質調查並繪制出圖件，鑽探進尺總計達到3萬余米。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成立地質部，任命李四光為部長，何長工等為副部長，以加強地質工作的領導，使地質工作適應國民經濟建設的迫切需要。地質部成立後，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隨即撤銷。在成立地質部的同期，重工業部、燃料工業部等有關部門，也先後相應地加強了各自的地質機構。中國科學院成立地質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強調理論與實際密切結合開展科學研究；接著成立古脊椎動物研究室。1952年，在院系調整中建立了北京地質學院和東北地質學院；各大學地質系擴大招生；建立專科學校；幾年後又建立成都地質學院。20世紀50年代初，與地質相關的北京礦業學院、北京石油學院等也建立了。從1952年起，先是各大行政區，後來是各省先後建立地質局，組織勘探隊。至此，地質工作管理機構基本完備。
（二）地質工作的大轉變
1952年11月，全國地質工作計劃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地質工作開始大轉變。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制定1953年地質勘查計劃，這是中國地質工作第一次成為國民經濟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此地質工作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軌道（夏國治，程裕淇，1990）。
1953年，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執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規定的地質工作任務共有四項：第一，保證五年內開始新建企業的設計所必需的礦產儲量；第二，加強對某些以前沒有發現或者很少發現的和目前特別缺乏的資源（例如石油）和地區上分布不平衡的資源的普查工作和勘探工作；第三，有計劃地開展全國礦產的普查工作，進行部分的區域地質調查等工作，保證第二個五年計劃所需的礦產儲量，並為第三個五年計劃所需的礦產儲量准備資源條件；第四，加強水利資源和綜合流域開發的地質勘查工作，保證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重要水利工程和水力發電工程所需的地質資源，並為第二個五年計劃所需的水力資源開發做好准備工作。為此，五年內計劃探明可供設計的煤的礦產儲量202.7億噸，鐵的礦產儲量24.7億噸，計劃完成地質勘探鑽探工作量923萬米，提供地質勘探工作經費16.7億元（夏國治，程裕淇，1990）。
為了順利完成「一五」計劃所規定的地質工作任務，地質部將60%的技術力量保證有色金屬、黑色金屬及煤炭的重點勘探任務，以16%的力量有重點地進行普查。「一五」計劃開局之年，77%以上的地質人員到了野外，即使以科學研究任務為主的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也派出了大量科技人員密切配合。
「一五」計劃期間，共完成了74種礦產的勘查，有64種取得了可供工業設計使用的儲量。與1949年相比，銅的儲量增加了14倍，鉬的儲量增加了50倍，石油的儲量雖然不能滿足國家建設的需要，但仍比1949年增長了32.5倍，而且還開始了200萬平方千米的石油地質普查（夏國治，程裕淇，1990）。
（三）地質普查的全面展開
從1954年開始，地質普查工作全面展開，為此，地質部成立了普查委員會，組織了44個普查隊共2000多人，在20個省（區、市）的120多個縣的范圍內展開普查工作。至1955年，地質部所完成的普查工作量已由1953年的8%增長至20%。到1956年，地質部所屬各地質隊均已將二分之一以上的技術力量投入普查工作中。
1955年，地質部根據國務院決定開始承擔石油普查任務。1955年春節前後，地質部召開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組成5個石油普查大隊，會同燃料工業部分別在准噶爾、柴達木、六盤山、四川等地進行大面積的石油普查，並強調運用地質理論指導探尋石油的重要性。同時，地質部還在華北平原進行了石油普查，並抽調技術骨幹充實各石油普查大隊的力量。1956年，石油普查規模進一步擴大，地質部派出14個大隊與地球物理探礦等隊伍配合，普查了新疆、柴達木、松遼平原、華北平原、四川盆地、鄂爾多斯、貴州、廣西等面積達40多萬平方千米的地區。
1957年，地質部做出石油地質工作戰略東移的決定，將找油的重點從西部轉移到東部各盆地。「一五」計劃結束時，找到的可能儲油構造累計達256個，有的已經鑽探出原油，為大慶等油田的勘探開發奠定了基礎（夏國治，程裕淇，1990）。
除油氣資源外，區域地質調查和其他礦產普查也大規模地展開並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幾十個具有工業價值的新礦區被發現。
（四）地質工作的曲折發展
1958～1965年地質工作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道路。一方面，地質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在區域地質調查方面，完成了1：20萬綜合區域地質調查面積43萬平方千米，開展了1：5萬區域地質調查的試點工作，出版了1：300萬全國水文地質圖及其說明書；在礦產勘查方面，全國共發現各種礦產的礦點10萬多個，探明有相應儲量的礦種93種；在工程地質方面，地質部與水電部共同完成了三門峽水利樞紐初步設計階段及壩區施工階段的工程地質勘探任務，完成了長江三峽初步設計所要求的工程地質勘察工作。另一方面，在那一特殊的歷史時期，不尊重客觀規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大計劃，也使這一時期的地質工作遭受了挫折。1958年，地質部門的23種主要礦產儲量的年計劃指標不斷加碼，分別超過國家批准計劃的1倍，有的甚至達到10倍。1959年和1960年仍然延續了這種躍進的勢頭。與此同時，地質工作出現了不按客觀規律辦事、不講必要的程序忽視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現象。這些都給地質工作帶來了損害。
1960年冬，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從1961年至1963年，國民經濟進入連續3年的調整時期。地質部也從1961年起，總結「大躍進」期間地質工作的經驗教訓，部署調整工作，並組織地質工作者對地質工作的性質、特點、規律、內部工作關系進行大討論。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地質工作逐步恢復了正常秩序，並開拓出若干新的工作領域。
這期間，地質部重點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①加強重點礦種和礦區的勘查工作。一是經黨中央和國務院批准，會同石油工業部在大慶長垣組織石油勘探會戰，同時開展外圍地區的普查勘探工作。二是加速勘查鉻礦資源。三是集中力量組織長江中下游各省協作，重點加強銅、鐵礦等礦產的勘查工作。②加強三線戰略後方的地質工作。地質部門根據黨中央關於加強三線建設的指示，對二線、三線地區和戰略後方的地質勘查工作做了相應的加強。③加強與發展農業有關的地質工作。④加強地質科學研究。新建了一批地質科研機構，出版了一批水平較高的科學專著和論文報告，「以任務帶學科」，強化了為國民經濟服務並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學術氛圍活躍，大地構造學領域的地質力學、多旋迴學說、地窪學說、斷塊學說、地殼鑲嵌波浪運動說等學派之間展開了爭鳴。⑤開辟了新的地質工作領域。如海洋地質工作、特種非金屬礦產的找礦勘探工作、地震地質工作以及第四紀冰川和現代冰川、珠穆朗瑪峰地區的地質考察、核爆試驗場工程選址等（夏國治，程裕淇，1990）。
（五）地質工作的艱難前行
「文化大革命」期間，地質工作像國民經濟其他行業一樣遭受了嚴重的挫折，但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地質工作者頂住壓力、排除干擾，地質工作艱難地前行。
一方面，地質工作遭受嚴重挫折，主要表現：地質教育事業損失慘重，北京地質學院先遷湖南石門，再遷湖北江陵，最後落戶武漢，遷徙過程中人才流失、物資毀損，地質院校停止招生達五六年之久；地質工作管理機構合並撤銷，研究機構下放管理，給地質工作帶來巨大損失；探礦機械、地質儀器等工廠長期處於半停滯狀態；地質工作隊伍中技術人員流失嚴重，全國地質工作技術人員由1966年末佔地質職工隊伍總數的19.1%，下降到1976年末的12.5%，雖然絕對數有所增加，但所佔比例急劇下降，造成隊伍結構的嚴重不合理，給地質工作帶來了長期難於解決的負擔（夏國治，程裕淇，1990）。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這樣嚴重的困難局面之中，地質工作仍然在區域地質調查、礦產勘查以及開闢地質工作新領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地質工作在困境中艱難前行。在區域地質調查方面，先後完成了青海等地的1：100萬區域地質調查面積約100萬平方千米；過半數的省市進行了1：20萬區域地質調查工作；出版了中國第一幅1：5萬區域地質調查正規圖件。在礦產勘查方面，石油、天然氣勘查取得多處突破，分別在隴東、蘇北、任丘以及南黃海、北部灣、珠江口、東海等地或構造見油、見氣，確證這些地區具有良好的油氣遠景，或構造鑽獲日產千噸的高產油井，發現古潛山型油氣藏；鐵礦勘查也獲重要進展，基本摸清了中國貧、富鐵礦的類型、特點、分布規律、儲量及潛在儲量、冶選性能等；其他金屬礦產和非金屬礦產的勘查取得許多新的發現，陸續發現和勘查了一些新的金礦、銅礦、稀土礦、鉑族礦、鉻礦等以及新的鹽礦、重晶石礦、天然鹼礦和許多非金屬礦產的新品種。在水文地質普查方面，一部分水文地質普查隊伍實行「工改兵」的制度，組建了基本建設工程兵水文地質普查部隊，普查部隊完成了350萬平方千米普查面積中工作條件最艱苦的190萬平方千米的任務。在開拓新的地質工作領域方面，地熱地質勘查、航空地質和航空綜合地球物理勘查以及將計算機應用於地質工作之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在地質科學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包括編制出版1：400萬中國地質圖和1：500萬亞洲地質圖，中國地質礦產圖集，1：300萬中國海上及海域地質圖等，以及稀有元素礦床類型及其成礦特徵的系統總結、三峽工程、寶成鐵路沿線環境工程地質科研工作成果等。在對外交往方面，恢復了中國在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中的會員國地位，對中國學術界參加國際學術組織和學術活動起到了重要的示範作用和促進作用（夏國治，程裕淇，1990）。
（六）地質工作迎來勃勃生機
1978年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中國迎來了科學發展的春天，也給地質工作帶來了勃勃生機，地質工作真正轉移到了為現代化建設服務，以地質-找礦為中心的軌道上來。
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貫徹落實，地質工作的指導思想進行了撥亂反正，明確提出地質工作要實行以地質-找礦為中心的工作方針，要把根本出發點放在提高地質找礦效果和地質工作的經濟、社會效益上。
地質工作管理體制的調整。為了加強地質工作的領導，1979年，國務院決定，撤銷原國家地質總局，恢復建立地質部，為加強對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監督管理，1982年地質部改名為地質礦產部；各省（區、市）地質工作管理體制改為以地質部為主的雙重領導；冶金工業部、煤炭工業部、石油工業部、化學工業部及建材系統下屬的地質隊伍也相繼收回改為相關部委為主的雙重領導。
地質工作隊伍的表彰和激勵。地質部門先後三次評功授獎，表彰勞動模範、找礦有功單位和人員以及模範政治工作者等；為調動知識分子鑽研技術的積極性，地質部門認真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為知識分子評定和晉升技術職稱。與此同時，地質隊伍的結構得到優化，截至1985年底，地質部門隊伍41.8萬人，技術人員的比例由1978年的16%上升為20%，隊伍素質得到改善（夏國治，程裕淇，1990）。
學術交流活動的恢復和發展，地質科研工作得到加強。1982年，中國地質學會舉行學會成立60周年紀念大會和學術報告會，會上為40名從事地質工作50年以上的老地質工作者頒發了榮譽證書。這一年，中國地質學會會員發展到4萬多人。按照中央「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戰略方針，地質部門將科技工作重點放在為解決經濟建設和地質工作的關鍵性項目上，調整不同層次科研機構的分工協調以及地質隊、科研機構和院校之間的橫向聯合。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地質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區域地質調查和重點礦產的普查方面。在區域地質調查方面，至1985年底，1：20萬地質調查完成了全國應測面積的88%，完成1：50萬、1：20萬區域水文地質普查922萬平方千米。在此基礎上，取得了一批重要基礎地質成果：出版了《中國地層》、《亞洲地質》、《中國古地理圖集》、《中國構造體系圖》等一批高水平的專著和圖集。通過全國范圍內的普查，發現了值得進一步工作的礦產地600多處，其中預計可達大中型礦床的約300處。有97種礦產新增了探明儲量，平均每年擴大規模的礦區135個。在南海珠江口、東海獲得日產291立方米、174立方米的高產工業油流，在塔里木盆地獲得日產1000立方米的高產工業油流，從而為海洋石油鑽探和塔里木盆地石油普查打開了新局面（夏國治，程裕淇，1990）。
⑽ 我國地質輝煌發展史
中國地質發展史(轉載)
思想與知識的准備
十八世紀後，西方工業勃興。英國的生鐵年產量，從1700年的12,000噸，上升到1840年的 139萬噸；而僅過四十年，到1880年即又增到 775萬噸。（Loverimg,T.S.,Minerals in World Affsirs 1943,附表23） 英國煤的年產量，也從 1700年的 261.2萬噸，上升為1836年的3,000萬噸；1854年，即僅過十八年，便再翻了一番多，達到 6,450萬噸。（楊異同等：《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的條件、方法和特點》 1959,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頁20）包括地質學在內的礦學日益精進，1830年英國萊伊爾（Lyell,Sir Charles. 1797-1875） 的《地質學原理》開始出版，地質學作為逐漸形成的基礎學科，活躍在科學舞台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此時的中國社會還沉湎於「天朝上國」的自我陶醉之中。開明一點的，也僅僅把科學視為「外夷」的「形而下」的技藝，更不知地質學為何物。盡管開采了幾千年的礦產，但並未弄清這些礦產是怎樣形成的，還認為地下有「龍脈」，怕犯「風水」，不用說不敢在皇帝的陵墓附近開礦，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墳墓也得讓它三分。以至曾紀澤（1839-1890）有「吾華開礦較西人為難者，厥有二端：一曰股本難集；一曰風水難避」之嘆。（1889年12月29日致盛宣懷函 1984,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盛宣懷檔案之四》頁8）曾紀澤曾出使歐洲八年，通英語，懂一些科學，所以有此感慨。
西方的地學思想與知識，在明末清初通過傳教士開始傳入中國，帶來了那個時代西方對地球的新認識，如世界有幾大洲幾大洋、大地是球形乃至地球是繞日運行之類。中國人以慣用的「此乃中國古已有之」的態度接受了下來。但當時地質學作為一門科學在西方也尚未確立，稱得上屬於地質學范圍的知識，傳來的不多，有的還雜有謬誤，如1659年來華的比利時籍耶穌會教士南懷仁（Verbist,Ferdinas 1623-1688）在所著《坤輿圖說》中介紹維蘇威火山時，說它「晝夜出火，爆石彈射他方，至百里外」現象是描述出來了，但其實這不是燃燒生成的火，原因他就沒講清；接著說：「後移一聖人遺蛻至本國，其害遂息。」還說羅馬南邊所產鐵礦挖盡後，二十五年又會再生等等，更是信口開河了。但就這本書總體來看，書中對地球的重力，大氣圈，地下水和地面水的關系，侵蝕作用和地震成因等等，都從科學的角度有所介紹，並已有了地層構造的模糊概念，反映了地質學在孕育時期所達到的水平。（南懷仁，《坤輿圖說》 大東書局據道光二十一年木刻本影印《指海》第十二集）可是此後由於清廷閉關鎖國，特別是雍正（1723-1735） 時放逐傳教士，致使譯事中斷百餘年，而此時在歐洲正是地質學興起的「英雄時代」。中國社會對此一無所知，直到大門被迫打開，情況才有了變化。
地質科學的傳入中國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此時地質學在西方也是新興的學科。
1853-1854年，英國教會在上海舉辦的兼有翻譯印刷出版功能的「墨海館」，出版了一本用中文編寫的《地理全志》。從現已找到的歷史材料來看，它是第一部比較全面介紹地球科學知識的中文書。據李鄂榮查證，在中文中「地質」作為一個科學名詞，是本書首先使用，日文中的「地質」一詞，也可能即源出於此。（李鄂榮：「地質」一詞何時出現於我國文獻 1986,地質學史論叢(一)頁100-108）
《地理全志》的編者是倫敦佈道會的傳教士慕威廉 (Muirhead，William 1822-1900)，編輯此書的目的是想通過介紹世界各地的情況及有關地球的知識，使人們相信世界萬物都是由上帝造成，爭取得到盡可能多的信徒。梁啟超對它的評語是「簡而頗備」。（梁啟超：《西學書目表》 1879,光緒丁酉沔陽盧氏刻本） 此書分上下兩編，各裝一冊，篇幅上編稍多，分五卷，依次介紹亞、歐、美、非四大洲及大洋群島地理概況；下編有十卷，主要介紹地質、自然地理、生物、人類和作為行星的地球的一般知識，首卷就是「地質論」，岩石、地層、古生物、礦產等都講到了，特別是地層講得較詳，結合不同時代地層勾畫了地球演變的輪廓，還附有一張繪有地層柱狀圖的地質年代表。下編各卷中，嚴格說來，可以歸入地質學范圍的內容，合起來約能佔到該編的五分之一，不過還有一些內容與地質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