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古中國人類發展與氣候地理

⑴ 世界上最早的城市誕生於哪些的地區這些地區在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等有什麼共同特點

城市因人類聚居而產生。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是公元前3200年左右，建於尼羅河下游最南端的孟斐斯城。
中國的城市最早誕生於長江黃河流域。
所以綜上所述，城市形成的地區多數是中低緯度（氣候）的大江大河中下游（地形、水源）。
自然環境：水源、地形：河流中下游，地形平坦，水源充足
氣候：中低緯度，氣候溫和

⑵ 古代中國對地理學的貢獻

中國古代的物理成就

我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成就中，屬於物理學或與物理學有關的，可以提出力學、光學和聲學等三個方面作一簡要介紹。
（１）力學方面
①《考工記》一書中的有關記載。這是一本現存的有關我國古代手工業技術規范的書籍，可能是春秋時代（公元前７００至４００年）末年的作品。它記述了許多手工業的工藝製作與設施，匯集了至公元前３、４世紀時的工程技術知識。其中包含的力學知識，主要有：關於慣性的記載、滾動摩擦的論述、論箭的飛行與保持穩定，還記述了有關力的測量、斜面受力分析以及材料和施工中的一些軟科學知識。
②《墨經》中有關力學知識的記載。《墨經》戰國時代以墨翟（公元前４９０至４０３年）為首的墨家的代表作，分為「經」與「經說」兩大部分。經說是經的註解。前者的內容大多是一些定義性質的條文，後者則帶有定律的性質的解釋。
《墨經》中的軟科學知識已不全是實際生產知識的總結和記述，而是對力學現象進行了粗淺的概括，並進行了一些推理論證。諸如，關於時空觀念、運動學知識、力的概念、力系平衡的論述，以及斜面、滑輪及其應用，等等。
現舉一條關於杠桿的理論探討以茲說明：
經下第２５條：「天（衡）而必正，說在得。」經說：「（衡），加重於一旁，必捶（垂），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兩相加焉，重相若，則標必下，標得權也。」
這一條說明了不等臂天平（秤）的平衡關系。可能是墨家探討杠桿平衡關系的實驗總結，說明墨家發現杠桿定律較之古希臘的阿基米德要早二百多年。但並沒有阿基米德杠桿定理那樣完整和定量化。
③侯風地動儀。這是東漢張衡（公元７８至１３９年）所制的世界上第一台地震儀。《後漢書張衡列傳》上有下面一段記載：「（順帝）陽嘉元年（即公元１３２年），復造侯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
形似灑尊，飾以篆文山龜烏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震，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甩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當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征。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顯然，這是一種測定震源方向的儀器。可惜，後來這架地動儀失傳了。
我國考古博物學家王振鐸在總結國內外學者復制研究工作的基礎上，根據書上的記載和力學原理滿意地復製成功了侯風地動儀的復原模型，它主要是一個利用了重心很高的「都柱」的不穩平衡。從這個儀器的製造來看，張衡已利用了力學上的慣性原理，同時他對地震波傳播和方向性也一定有所了解。這些在當時來說都是十分了不起的。
④記里鼓和指南車。這是三國時魏人馬鈞根據以前的記載模仿製成的兩種利用各種齒輪的復合運動傳動的自動機構。記里鼓是利用原動齒輪帶動大小不同的一套從輪，使車輪轉動把車行的里數自動地表示出來的一種裝置。
指南車是利用一套能自動離合的齒輪系統的定向裝置，使得立在車上的一個木製人像的手永遠指著固定的方向。關於這兩種裝置的結構，在劉仙洲教授著的《中國機械工程發明史》第一編第五章中有較詳細的介紹。
（２）光學方面
關於光學知識的記載以《墨經》經下中的八條（１６至高無２３）最為系統。其內容涉及影子生成的道理，本影和半影，由物體與光源的相對位置確定影子的大小，光的直線傳播實驗，光的反射性和平面鏡成像，凹面鏡成像，凸面鏡成像等。它已觸及了幾何光學很大一部分，從時間上看要比古希
臘歐幾里德注《反射光學》早一百多年，所以，《墨經》中的光學條文，不僅是我國最早的光學著作，也是世界古代科技史上難得的各較全面的光學著作。

⑶ 古代文明古國在什麼地理環境中發生和發展的

亞非文明古抄國興起的自然地襲理條件：一是臨近大河，水源充足；二是位於沖積平原，地形平坦，土層深厚，土壤肥沃；三是位於中低緯度地區，氣候適宜。

文明古國一般是指古埃及、古巴比倫、中國、古印度這幾個人類文明最大且最早的國家或地區，有時也包括古希臘、古瑪雅。這些古文明的意義並不在時間的先後，而在於他們是現代不同文明的發源地，亦可以說是一個創造點。學者認為文明古國都是建立在河川台地附近，原因是有固定的水源使農業和商業較容易發展，不過，歷史學家認為，古文明之初，先發生於山嶽，然後擴展到河域。文明古國的社會制度，古巴比倫和古埃及採用奴隸制，古印度實行種姓制度，中國在春秋戰國以前採用分封制和井田制。

⑷ 氣候與人類的歷史有關系嗎

天氣，是人類永恆的話題之一。幾千年前，先民就開始企盼及時的雨雪和適當的晴天，直到如今仍未曾改變。以影響農業為最典型、最直接的例子，在漫長的歷史變遷過程中，氣候對人類社會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無論推動發展與進步，還是導致停滯和動盪，它始終在每一個人的身邊。
東方有大禹治水，西方有諾亞方舟，大洪水可能是許多文明的神話里都存在的共同記憶。亞里士多德認為，大洪水並非單純的神話，而是周期性的大氣現象，就像四季一樣，極寒天氣和大范圍長時間持續降水也會周期性地發生。即使我們拋開過於久遠的神話時代，僅觀察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也能夠發現氣候對人類社會多方面的影響。
氣候變遷：影響古文明興亡的重要因子
雖然這里誕生了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古巴比倫，但如今，大概沒有人會認為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是一個適宜人類生存發展的地區：這里氣候乾燥、土壤裸露，布滿了沙丘，而且如同其他荒漠地區一樣，降水稀少且溫差較大。然而如果讓時光回轉到古巴比倫文明初建之時，兩河流域的氣候卻並非如此。
地質學以及環境變遷研究者認為，兩河流域曾存在著濕潤而非乾旱的氣候。在冰河後期最暖的時段，地中海附近大部分地區氣候乾旱。但由於西南季風的擴張和季風雨的滋潤，在北緯34°到35°的伊拉克北部卻存在著濕潤的氣候。地質學家通過放射性碳年代測定、氨基酸差位異構分析以及花粉分析等一系列手段，確認了兩河流域濕潤氣候的存在。因此，美索不達米亞在歷史上曾是「天堂」，彼時這里的地理環境和氣候非常好。在那個氣候濕潤的關鍵時期，古巴比倫成為了一個輝煌燦爛的文明。如果沒有兩河流域充沛的流量，古人如何獲得足夠的水源去灌溉農田？如果沒有季風帶來的降雨，在乾旱荒蕪的土地上是很難誕生燦爛文明的。
而古埃及的情況，人們可能更為熟悉。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稱古埃及為「尼羅河的贈禮」，尼羅河定期泛濫為古埃及人民提供了可耕作的肥沃農田。然而尼羅河為什麼會定期泛濫呢？氣候因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尼羅河的重要支流青尼羅河發源於衣索比亞高原上的塔納湖，上游處於熱帶山地多雨區，水源豐富。該河降水有強烈鮮明的季節性，河水流量的年內變化很大。春季水量有限，6月開始漲水至9月初達到高峰。11月至12月水位下降，以後進入枯水期。由於青尼羅河的這個特性，使得尼羅河下游每年都會定期泛濫，進而催生了埃及文明。
兩河流域古文明和古埃及都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衰落乃至滅亡的。很多研究表明，在這一時期，氣候在大范圍內變得乾旱。處於兩河流域入海口阿曼灣的沉積表明在這一時期有一個持續約300年的乾旱時期，對金字塔附近棺木的樹木年輪研究也支持了這一結論。古代文明無力抵禦長期乾旱的危害，因此，這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它們的衰亡。
而處於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的古印度，有著得天獨厚的濕潤氣候。過去，人們通常認為西方入侵毀滅了古印度文明，但事實上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前，古印度文明早已開始衰落。氣象學家在在印度發現了距今4000-3500年前強烈的乾旱證據。因此氣候突變成為古印度文明衰亡原因的一個可能原因。
氣候事件：改變歷史進程的自然「推手」
2007年，美國科學院院刊刊發了香港大學章典等研究人員關於氣候變遷與戰爭相互關系的一份的研究報告。這項研究用數據論證了這樣一個推論：戰爭發生頻率和人口的變動，在百年尺度上與平均氣溫的變化周期相關。
這項研究認為，氣候變冷將導致食物短缺，人類的生存環境壓力增大。為了應對壓力，最常見的形式是遷徙，或者說是流亡。由於成熟的農業社會在人口聚居地區會建立起政治疆界，這對於大規模的遷居起著限製作用，因而由氣候變遷導致的食物短缺甚至飢荒引起大規模遷居發生時，其結果往往是發生戰爭。
在我國，氣候變化導致的戰爭，最典型的莫過於農業社會與游牧社會的沖突。眾所周知，在我國綿延不斷的文明史中，位於北方的游牧部落始終與中原農耕社會構成一對矛盾。漢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宋代的契丹、女真乃至蒙古，明代的滿洲……游牧民族始終威脅著農耕社會的安全與穩定。
在濕潤溫暖的氣候下，無論是游牧地區，還是農耕地區，都處於相對寬裕的環境下。而一旦氣候變冷，趨於乾旱。由於游牧民族所處地區往往是高海拔、高緯度的寒冷地區，環境惡劣，資源匱乏。這些邊緣地區總是首當其沖地承受氣候變化的影響。他們的游牧范圍向低緯度、低海拔的溫暖地區轉移。從而對農耕社會形成侵擾。
根據竺可楨所劃分的我國歷史上的四個溫暖時期和四個寒冷時期，我們可以找到其中的對應關系。除第一個寒冷期外，從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第二個寒冷期，即東漢和魏晉南北朝時代，相對動盪；第三個寒冷期從公元1000年到1200年，對應兩宋時代，當時，兩宋先後與遼、西夏、金、元等多個少數民族政權並立；公元1300年至1900年的第四個寒冷期，來自北方的清朝直接消滅了明朝並取而代之。與之相對，在氣候溫暖的時期，和平和繁榮更為常見：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均發生在溫暖時期。
而那些時間尺度上更小的氣候事件，則更加數不勝數，它們中很多都曾或多或少地影響了歷史進程。台風阻止了蒙古對日本的入侵，大西洋風暴摧毀了西班牙「無敵艦隊」，拿破崙、希特勒的戰爭因俄羅斯的寒冷氣候而失敗。不過，這並不是人們所應注意的重點。我們應當認識到，氣候在人類歷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今後仍將繼續下去。因而，全球氣候變暖將帶來怎樣的影響，又如何應對，是目前全人類所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來源：《中國氣象報》 2015年3月22日3版 責任編輯：唐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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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中國古代地理學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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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對地理環境的認識，依賴於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至今我國發現的 最早的原始文化，直立人的代表是屬於舊石器時代的雲南「元謀人」。新近 測定其絕對年代應不早於距今 73 萬年前。(1)他們生活在亞熱帶草原過渡到 森林邊緣的地理環境中，選擇依山濱湖的地方生活與活動。這里果實豐富、 野獸出沒，具有採集和狩獵的優良環境。他們選擇堅硬的岩石、打制粗糙的 工具，產生了萌芽狀態的感性地理知識。
以後經過漫長的歲月，在距今 50—20 萬年前，北京周口店龍骨山一帶居 住著「北京人」。這里山前有寬而淺的河流，水源豐富、湖沼眾多，森林、 草原交匯，各種動物來往頻繁。人們對地理環境的選擇，表明他們較前已具 備了更豐富的感性地理知識。
至 1 萬 8 千年前北京周口店的「山頂洞人」已進入新石器時代。他們已 能磨製石器、骨針，穿孔海蚶殼等。(2)他們用獸皮縫制簡單的衣服，抵禦寒 冷的天氣。海蚶殼的發現，證明他們的活動范圍已遠及東海之濱。
「仰韶文化」距今 6—7 千年前。這里定居農業已出現，萌芽狀態的文字 符號也出現了。人們已能選擇地形和利用土壤、氣候資源。並且聚族而居， 其居住區、墓地、窯場已有地理布局的觀念。(3)他們還能測定和辨認方向。
80 年代中葉，在遼寧西部東山嘴村和牛河梁村一帶發現了距今 5 千年前 的紅山文化遺址。人們看到，「祭壇遺址內有象徵『天圓地方』的圓形和方 形祭壇，建築布局按南北軸線分布，注重對稱」。(4)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當時的天地觀和地理學思想。
此後，在山東大汶口文化層中出土的陶器上刻有「■」和「■」圖形， 描繪了太陽、雲氣和山崗，(5)反映了當時對自然地理現象的認識與記錄。
龍山文化已進入到父系氏族社會，私有制逐漸確立，為保護財產，標志 著中國傳統城市特徵的城牆，在山東龍山鎮城子崖村被發現。它是夯築泥土 而成的，周長約 2 公里，平均厚 9 公尺，高約 6 公尺，略呈矩形。(6)河南安 陽後崗也發現此期的夯土圍牆遺跡。(7)它們都是最早萌芽狀態的城址，是當 時城市地理知識的反映。龍山文化時期還發明了鑿井術。這是當時人們利用 地理環境資源的一大進步。從此人們可以遠離江河、湖泊，開辟淺層地下水 為生活水源與灌溉水源，於是相應的尋找地下水源的地理知識也必然豐富起 來。龍山文化分布的地理范圍遠及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蘇北、 皖南、湖北以及內蒙河套地區和遼東半島等地。這反映了當時同一種文化類 型所達到的地理范圍。它與夏文化的疆域范圍差不多，表明了其間的親緣關 系。
二、夏、商時期的地理知識
夏、商（公元前 21 世紀—前 11 世紀）是我國農業蓬勃發展的時期，同
時手工業興起、城市出現、宮殿建造等技術大為提高。這時期專門從事科學、 文化活動的專業文化人的出現，又使得文字成熟、科學萌芽、造型藝術得到 發展，地理知識也取得了與過去漫長石器時代不可比擬的突出成就。
傳說約 4 千多年前的夏代，曾發生洪水，禹繼父業治水，曾命諸侯百姓
「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他們爬山涉水進行野外作業，
「左准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並「相 地宜所有以貢」。(8)因治水直接推動了地理考察、測量和制圖的發展。「准」 是測量方向與物體平直距離的工具；「繩」是測量距離的工具；「規」是校 正圓的工具，「矩」可以構成直角，是畫方形的曲尺。這表明當時已經出現 了最早的地理定向、定位和量度數據的方法。（圖 1）漢畫像石上繪出了禹 的使臣，拿著繪圖與測量的儀器「規」和「矩」。在測量的基礎上，使地理 概念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發展。
歷法是早期人們對地理環境認識的集中體現。《尚書•堯典》記載遠在 帝堯時代已專門設置觀察天象和時令的官。堯曾派人到當時認為極遠的「暘 谷」（山東東部）、「南交」（長沙南）、「昧谷」（甘肅境內）、「幽都」
（北京附近）觀察鳥、火、虛、昂四恆星在黃昏時刻的天象，用以確定一年
366 天和四季。(9)今人根據歲差計算，證明此四星的位置確實是四千多年前 夏代初年的天象，證明了遠古文獻的可靠性。當時人們已認識到了南方熱， 北方冷，冬日短，夏日長的自然現象，並用之與一年四季鳥獸生長、發育、 交配、繁殖的狀況相對應，說明其間的緊密聯系。商代進一步認識到鳥星、 火星是測定春分、夏至的重要標志，有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知識。 這時以干支紀日，用月亮的朔望周期紀月，太陽的四季變化紀年，用閏月調 整年、月、日之間的分配。這就是商代的歷法，它的平年有十二個月，大月 三十日，小月廿九日，十二月為歲首。(10)當時已能根據草、木、鳥、獸等 物候現象及一些天文現象來確定與之相對應的農耕、收割、蠶桑、畜牧等農 事活動。《禮記•夏小正》就是後人整理的總結夏、商、周時期物候知識的 著作。
城市的出現是地理知識發展的結果。河南偃師二里頭上層發現了一處迄 今所見到的最早的大型宮殿基址。河南登封王城崗與淮陽平糧台發現的城 址，都有可能是夏代的建築。由於城內僅有高級建築區遺址，沒有發現手工 業與商業區，說明當時的城市僅具有城堡性質，這與夏代進入私有制社會是 吻合的。
經考古發掘與文獻印證，考古工作者目前找到的最早國都是鄭州商城遺 址。其地在今鄭州市二七廣場以東。人們在這里發掘出周長約 7 公里的夯土 城垣及其它遺存。城牆基本上為正南北方向，約在 25 平方公里的范圍內，斷 斷續續分布著許多作坊、房基、地窖、水井、壕溝、墓室等。(11)那裡的街 道、宮殿區、居民區、作坊區都有一定布局。夯土牆內由炭 14 測定為 3570
±135 年。有人認為，這里就是《史記•殷本紀》中「帝中丁遷隞」的隞都。 城內發現熱帶象牙，原產於我國西北的綠松石，產於華南、西南的錫以及來 自祖國各地的銅礦石、玉石、金、海貝、海蚌、鱘魚甲等。這些都標志著商 代人們的地理知識水平和活動的地理范圍。
商代的甲骨文是一種古老、成熟的文字。現已出土有字甲骨片 16 萬多 塊。其中記錄了不少城市、河流、聚落的地名，以及狩獵區、民族居住區的

地名等。其中也記錄了豐富的氣象、氣候現象，如晴、曇、陰、霾、霧、雷、 電、霜、雪、暈、虹等天氣現象以及連續一旬的氣象實況。甲骨文中還記錄 了當時所見到的動物名稱 70 余次，代表 30 多種動物。(12)甲骨文從字形結 構上反映了當時動物分類的知識和動物地理的知識。
在殷人的地理概念中，殷是個城市，商是居於四方、四土的天地之中的 中心區域。由於商代奴隸制國家的建立，領土觀念逐漸明確。當時商朝統治 者對於中心區之外的四周，是按部族、氏族的分布來分區統治的。殷商時期 的政治勢力所及，包括今河南全境，山東、河北、山西、安徽等省的一部分。 周圍又有大大小小的許多屬國環繞著。這些就構成了殷人的地理思想。

⑹ 中國最早出現地理是在什麼地方

地理（來Geography），是世界或某一地自區的自然環境（山川、氣候等）及社會要素的統稱。「地理」一詞最早見於中國《易經》。古代的地理學主要探索關於地球形狀、大小有關的測量方法，或對已知的地區和國家進行描述

⑺ 地理學發展史的古代地理學

（上古時期至18世紀末）
古代地理學是農牧業社會的產物。其特點是以地理知識的描述性記載為主；學科內外分化不明顯；由於環境差異和交通不便，古代地理學的體例和內容具有顯著的地域差異。 本時期的地理思想和著作主要出現在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中國、印度、古希臘和稍後的羅馬帝國等古代文明中心。它們各具特點，其中以中國和古希臘、羅馬最為重要。
古希臘羅馬 古希臘羅馬地理學繼承了古埃及地理學運用數學探討地理現象的傳統，成為西方地理學發展的源流。其早期重要奠基人，是公元前 5世紀的希羅多德，他最早探索了歷史上的人地關系、討論了區域的界線；希波克拉底創立了人的 4種氣質學說，探討了環境對人類行為的影響。稍後，德謨克利特對宇宙的無窮性、大氣現象的原因、生物對氣候的依存以及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的關系，進行了觀察和推測。柏拉圖從唯心論出發，認為圓是最完美的對稱形，演繹出圓的地球位於宇宙中心，這是球形說最早的概念。柏氏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則唯物地認為地球和天體都是原質構成的，從實驗材料和實地觀察中進行了歸納判斷，科學地證實了大地球形說。
亞里士多德以後的古希臘文明衰落期和羅馬帝國時代，是西方經典地理學建立時期。代表性人物主要有古希臘的埃拉托色尼和羅馬時代的斯特拉波、托勒密。
埃氏被西方地理學界尊為「地理學之父」，他不僅第1次合成了 geographica（意為地理學或大地的記述）這個術語，而且用兩地竿影換算出弧度，計量了地球的周邊是252000希臘里（約摺合為39690公里），已近於近代的實測值。埃氏不僅是古代數理地理的創始人，還發展了亞里士多德的居住適應地帶學說，將世界分為歐洲、亞洲和利比亞(以後的非洲)3個地區，以及一個熱帶、兩個溫帶和兩個寒帶等5個地帶，並首次根據經緯網繪制世界地圖。
斯特拉波整理荷馬史詩以來的古代地理知識，繼承亞里士多德和埃拉托色尼的居住適應地帶學說，利用當時商業航海的記載並結合自己一生旅行見聞，寫成17卷《地理學》。它較詳細地記載了當時以地中海為中心的羅馬帝國地理情況，是西方區域地理的先聲。
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學指南》（8卷），內容包括地圖投影、各地的經緯度表和繪有經緯度的世界地圖。這部著作為近代地圖學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地心說統治人類的思想達1500年之久。
中國 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各種流派的人地關系思想。
在世界觀方面，主要是圍繞著所謂「天」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指主宰一切的上帝，一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律。兩者分別具有唯心和唯物傾向，但均有聽天由命的色彩。孔子提出「畏天命」，符合周王自命為天子的政治要求；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視自然規律並具有地理唯物論見解。
在方法論方面，陰陽、五行、八卦學說作為一種樸素的辯證說理工具，對地理現象的解釋起到不少作用。《周易》認為自然界是由陰陽兩種對立力量作用下發生變化的，在地理書籍中山的陰坡和陽坡、河的北岸和南岸亦均以陰陽區分，沿襲至今。以八卦表示8個天象和地理方位，更是始於中國。
《內經·素問》這本最早的醫書將木、火、土、金、水類比為東、南、中、西、北 5個方位和春、夏、長夏（暑）、秋、冬5個季節，並認為東部地區主木，屬青色，象徵植物繁茂；南部地區主火，屬紅色，象徵土壤紅赤；中部地區主土，屬黃色，象徵黃土高原和沖積沃土；西部地區主金，屬白色，象徵戈壁大沙漠；北部地區主水，屬黑色，象徵日照短暫和土壤棕黑。
中國最早的地理著作是戰國時代的《尚書·禹貢》和《管子·地員》。《尚書·禹貢》按地理特徵將古代中國版圖分為九州，並概要記載各地自然條件、經濟活動和物產交通，堪稱世界上第一部綜合地理作品。《管子·地員》探索了中國土地的分類和山地植物的垂直帶譜，是世界上最早對土地進行系統分類的作品。 （4～14世紀） 中國、阿拉伯的地理知識和地理思想有長足的進步；歐洲的地理知識和地理思想則出現了停滯和倒退。
歐洲 中世紀是經濟、文化衰落的黑暗時代，政教合一、閉關自守的小君主國使人們的地理眼界大為縮小，統治者力圖使地理學成為基督教的奴僕，出現了地理學思想的反動。不僅古希臘、羅馬在地理方面的優秀傳統未得到繼承，而靡用宗教迷信和占星術來解釋一切地理現象。如 6世紀商人科斯馬斯著《基督世界地形》，以地平說代替球形說。書中以摩西的聖櫃作為地球的形狀，把大地看成為扁平長方形，東西長度為南北之兩倍，四周為海洋環繞，其外又有陸地，即天堂所在。12世紀以後，由於十字軍東征，使歐洲人地理眼界擴寬了；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成立和教會建立大學，將古希臘、羅馬的經典著作由阿拉伯文轉譯過來；加上指南針從中國傳入，使商業航海發達起來。所有這些使歐洲的地理作品和地圖繪制開始出現某些轉機。阿拉伯世界 7世紀開始，伊斯蘭教團結了分散的阿拉伯部族，統治了中亞、西亞、北非和伊比利亞半島，巴格達成為伊斯蘭世界的學術中心。他們翻譯希臘先哲的著作；連年征戰、麥加朝覲和商業航海活動，又使伊斯蘭世界成為東西方交流的樞紐，涌現了許多偉大的穆斯林旅行家，如馬蘇第等。十進位制和羅盤就是此期由中國經印度和阿拉伯世界傳入歐洲的。古代阿拉伯地理學的成就是不應忽視的。如921年，巴爾基搜集了阿拉伯旅行者的氣候觀察，編成了第一本《世界氣候圖集》；稍後，馬克迪西提出將世界分成14個氣候區的方案；11世紀早期，阿維森納觀察中亞山區，提出褶曲抬升山嶽的運動和侵蝕切割地形的均變過程。
中國 這個時期在方誌、沿革地理、域外地理、自然地理和地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如法顯的《法顯傳》、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至今仍是研究中亞、印度歷史地理的重要文獻；酈道元的《水經注》至今仍為考證中國水資源和水環境演變的要著；沈括的《夢溪筆談》一書提出了河流的侵蝕、搬運和堆積作用，並用以解釋華北平原形成的原因，較西方類似的見地早4個世紀。 （15～18世紀） 本期的重大事件是中國的鄭和「七下西洋」和西方的地理大發現。雖然，鄭和下西洋的時間比C.哥倫布開始的地理大發現早半個多世紀，船隊的規模、航海的技術也遠勝於哥倫布，然而其社會意義和對地理學的影響則遠不及地理大發現。
各民族之間的相互旅行探險，古已有之。但是，旅行探險同地理大發現不是一回事，說哥倫布是新大陸的發現者，正是從地理大發現這一重大社會事件出發的。哥倫布之後開始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即西方由中世紀封建制向近代資本主義的過渡階段。地理大發現給地理學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可以從3方面闡明：①地理大發現期間，成功地在遠程航行中運用了羅盤，並精密地測定了經度，技術的改進和數據的積累導致了地圖學的革新。16世紀初，P.亞皮安繪制了一個地球的心狀圖，其弟子G.墨卡托於1569年繪成了一幅適用於航海的等距圓柱投影世界全圖，成為第一個將整個地球表面描繪在平面上的人，爾後又編繪《墨卡托地圖集》。在中國，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編繪的世界地圖，改變了中國學者沿用的「天圓地方」、「華夏居於寰宇之中」的舊觀念。②通過15世紀末到18世紀的地理探險和發現，出現了一些學術價值較高的地理著作。德國S.明斯特爾的《宇宙誌》於1544年出版，被認為是地理大發現的早期代表作。德國B.瓦倫紐斯的《普通地理學》首次將地理學領域區分為專論和通論兩大部分，前者描述地區特徵，後者揭示全球性法則。中國明末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後，也在同期進行了實地考察和理論探索工作，如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記》已有不少成因方面的論述；清初劉獻廷提出地理學要闡明「天地之故」，即探討地理現象形成的原因等。但是，沒有成為中國古代地理學的主流，中國古代地理著述多描述性記載，缺少對地球表面整體規律的研究。這是近代中國地理學落後的原因之一。③15世紀20年代到17世紀20年代，西歐出現了「文藝復興」，藝術和科學得到蓬勃發展，從而使學者能對自然界和人類活動的某些法 則進行概括。當時的地理考察和發現，為哲學家和科學家提供了豐富的自然、人文及二者關系的具體素材。另一方面，新生的地理唯物論又給予地理學發展以難以估量的影響。17世紀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提出的氣候決定論，18世紀德國哲學家I.康德的二元論，均成為近代地理學的方法論基礎。中國沒有一個文藝復興，且地理發現的眼界遠較西方為窄，歷代封建王朝的權力集中，一方面保證了國家統一和經濟穩定，另一方面也阻礙了社會、文化和科學的變革。不變論的思想、傳統天人感應的唯心哲學觀，嚴重阻礙了地表事物內在規律的研究和正確人地關系的探討。
總之，從15～18世紀，地理學處於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時期。西方地理學用了3個多世紀，完成了技術革新、資料積累和建立地理唯物論的哲學基礎3方面的准備，為歐美近代地理學的建立創造了前提。中國在明末清初，亦開始了整體地表規律的探索，但由於技術手段缺乏創新、科學資料積累不夠，特別是統治者仍鼓吹天命論等，新的地理學無法興起。

⑻ 轉：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遷對歷史產生了怎麼樣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氣候的變遷,不僅具有明顯的時間差異性和空間差異性,同時由於兩種差異性的交互運行,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響.溫度變遷,有過多次反復,由寒轉暖,又由暖轉寒；濕潤狀況的變遷,由濕潤而逐漸乾燥,旱情增加.從第四紀更新世晚期,距今約1.1萬年前後開始,地球從第四紀冰期中的最近一次亞冰期,進入到現代的亞間冰期,人們也稱之為冰後期.這一段時間大體上相當於人類進入到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代.關於這時期的氣候,挪威的冰川學家曾做出近10000年來的雪線升降圖,說明雪線升降幅度並不小,表明冰後期以來,氣候有明顯的變化.我國有悠久的歷史記載,竺可楨將這些記載加以整理分析,發現我國5000多年來的氣候有4次溫暖期和4次寒冷期交替出現.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從仰韶文化時代到安陽殷墟時代,是第一個溫暖期,這個時期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左右,最冷月溫度約比現在高3℃-5℃.從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周代初期）,有一個短暫的寒冷期,年平均氣溫在0℃以下.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秦漢時代,又進入到一個新的溫暖時期.從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即東漢、三國到六朝時代,進入第二個寒冷時期.從公元600年到1000年,即隋唐時代,是第三個溫暖期.從公元1000到1200年,即南宋時代是第三個寒冷期,溫度比現代要低l℃左右.從公元1200到1300年,即宋末元初,是第四個溫暖期,但是這次不如隋唐時那樣溫暖,表現在大象生存的北限,逐漸由淮河流域移到長江流域以南,如浙江、廣東、雲南等地.在公元1300年以後,即明、清時代以來,是第四個寒冷期,溫度比現代要低1-2℃.近5000年來,雖然是寒冷期與溫暖期交替出現,但是總的趨勢是由溫暖向寒冷變化,寒冷期一次比一次長,一次比一次冷.在第二次寒期,只有淮河在公元225年有封凍.而在第四個寒冷期的1670年,長江幾乎都封凍了.有趣的事情是：挪威冰川學家用雪線高度表示氣溫升降,竺可幀用的是歷史文獻記載資料,結果卻十分一致,說明冰後期以來的氣候變化具有全球的普遍性,絕對不是一種巧合.1973年,竺可楨提出了中國歷史時期氣候周期性波動變化的基本狀況.他認為近2000a中,漢代是溫暖時期,三國開始後不久,氣候變冷,並一直推遲到唐代開始.唐末以後,氣候再次變冷,至15世紀漸入小冰期,呈兩峰三谷結構,直至20世紀初氣候回暖,小冰期結束.漢代、唐代是年均溫高於現代約2℃左右的溫暖時期.該研究成果已為氣候學界和歷史地理學界廣泛採用.但近些年來,由於新資料的發現和研究方法的改進,許多學者對竺可楨的工作作了補充.其中朱士光等認為2000～3000年以來,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①西周冷干氣候(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8世紀中期);②春秋至西漢前期暖濕氣候(公元前8世紀中期至公元前1世紀);③西漢後期至北朝涼干氣候(公元前1世紀中期至6世紀);④隋和唐前、中期暖濕氣候(7～8世紀);⑤唐後期至北宋時期涼干氣候(9～11世紀);⑥金前期濕干氣候(12世紀);⑦金後期和元代涼干氣候(13和14世紀前半葉);⑧明清時期冷干氣候(14世紀後半葉至20世紀初).後來許多地理學家對我國的氣候變化作了進一步修改,但總得趨勢大致如此.歷史時期的氣候不僅在氣溫上有周期性波動,引起冷暖的變化,而且在濕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變化.總得說來,暖期與濕期、冷期與干期是相互對應的,但每個冷暖期內部又有干濕波動,不可一概而論.朱士光等研究認為,氣溫的變化要快於降水量的變化,而降水量的變化幅度又大於氣溫變化的幅度.在歷史時期,氣候冷暖波動與干濕波動有明顯的相關性,但不完全同步.人類影響氣候,氣候也影響人類.短時間的氣候變化,特別是極端的異常氣候現象,如乾旱、洪澇、凍害、冰雹、沙暴等等,往往會造成嚴重的自然災害,足以給人類社會帶來毀滅性的打擊.比如,1943-1954年孟加拉地區的暴雨災害,引起了20世紀最大的飢荒,餓死人口達300-400萬；1968年-1973年非洲乾旱是非洲人民的一次大災難,使得查德、尼日、衣索比亞的牲口損失70-90%,僅在衣索比亞的沃洛省就餓死20萬人.當然,這種打擊往往是短暫的、局部的,雖然不至於影響生態系統,但是對人類造成的災害卻十分大.長期的氣候變化,即使變化比較緩慢,也會使生態系統發生本質性的改變,使生產布局和生產方式完全改觀,從而影響人類社會的經濟生活.例如,在公元前3000-1000年的溫暖時期,竹類在黃河流域直到東部沿海都有廣泛分布；安陽殷墟發現有水牛和野豬等熱帶亞熱帶動物；甲骨文記載打獵時獲得一象,表明殷墟的化石象是土產的,河南原稱豫州就是一個人牽著大象的標志.商、周時代,梅子是北方人民重要的日常食品.《詩經》說：「若作和羹,爾唯鹽梅」,可見當時梅子是和鹽一樣重要的食品,是做菜不可缺少的佐料.《詩經》說：「終南何月,有條有梅」.終南山在西安之南,宋代以來就無梅了.陝西、山西等地入民只好用醋代替梅.秦漢時期氣候也比較溫暖,《史記》記載當時經濟作物的地理分布是「桔之在江陵,桑之在齊魯,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陳夏」.可知當時亞熱帶植物的地界比現在更加偏北.由於氣候變化直接影響農作物的地理分布,必然會影響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布局.例如,在先秦到西漢以前,我國絲織業布局是北絲南麻,絲織業絕大部分在黃河中、下游和冀中平原,當時最大的絲紡業中心在河北定縣,其他較小的中心也都在河北,河南和山東一帶,長江流域及南方各地則主要生產麻織物；西漢時期,蜀中僅以產麻布著名.雖然在東漢到魏晉以後,中原地區戰亂頻繁,經濟下降劇烈,南方各地社會生活則相對安定,絲織業有所發展,可是北絲南麻的布局一直維持到隋唐時代.從氣候變遷情況看,至隋唐時代,雖然氣候也有變化,但是平均氣溫仍暖於現代,可見絲綢之路出現在北方是有原因的.北絲南麻布局的改變發生在宋代.由於氣候變冷,氣溫已低於現代,北方不利於桑蠶生產生殖,再加上唐末五代時北方戰亂,南方經濟上升,絲織業規模逐漸超過北方.北宋時鎮江、三台已形成為全國絲織業中心.南宋時,南京、常州、鎮江、蘇州都擁有巨大的絲織業生產能力.絲織業重心南移,正好相當於我國氣候由溫暖到寒冷的時期,這個歷史經驗是值得我們研究的.氣候變遷對農業耕作也有影響,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和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都說,他們那個時候,齊、魯（河北、山東一帶）農業種植可以一年兩熟.在這些地方直到解放初期,還只習慣於兩年三熟.唐朝的生長季也比現在長,《蠻書》（約成書於862年）說,曲靖以南,滇池以西,一年收獲兩季作物,9月收稻,4月小麥或大麥.而現代由於生長季縮短,不得不種豌豆和蠶豆,以代替小麥和大麥.這種歷史經驗仍有現實意義.例如,如果氣候變暖,就可以考慮雙季稻向高緯度、向高海拔擴展；若氣候變冷,就得採取措施,縮短水稻的生長時間.一、時間差異性氣候包括氣溫和干濕狀況兩大基本要素,研究歷史氣候也必須從這兩方面著手.著名科學家竺可楨先生的《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論文,〔①〕系統地總結了中國氣候變遷的基本規律,表現在五千年來溫度變化上,可以明顯地總結出四個溫暖期和四個寒冷期.1．第一個溫暖期從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時期到殷商時代.甲骨文記載當時安陽人種水稻是陰歷二月下種,比現在早一個多月.北京附近的泥炭層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裡生長著大量的闊葉林,代表著相當溫和的氣候.2．第一個寒冷期從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書紀年》記載周孝王時長江、漢水凍結的情況,說明當時的氣候比現在寒冷.3．第二個溫暖期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東周到秦漢溫暖期.《春秋》中有魯國「春正月無冰」、「春二月無冰」、「春無冰」等多次記載.《荀子·富國篇》和《孟子·告子上》載齊魯地區農業種植一年兩熟.4．第二個寒冷期從公元一世紀到公元600年,即東漢南北朝寒冷期,這個寒冷期以公元4世紀前半期達到頂點.《資治通鑒》載晉成帝初年,渤海灣從昌黎到營口連續三年全部結冰,冰上可往來車馬及幾千人的大部隊,年平均氣溫比現在低2—4℃.5．第三個溫暖期從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時期,其間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長安無雪無冰,當時氣候溫暖可見.6．第三個寒冷期從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兩宋時期,此間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結冰,冰上可以通車,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兩度全部凍死.7．第四個溫暖期從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溫暖期.1225年,道士丘處機在北京長春宮作《春遊》詩雲：「清明時節杏花開,萬戶千門日往來.」說明當時北京氣候比現在溫暖.8．第四個寒冷期從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嚴寒期.此間,1329年太湖結冰厚達數尺,橘盡凍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從當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變成「冰陸」,車馬通行.五千年來,我國氣候四個溫暖期與四個寒冷期交替變遷,其時間上的差異性是非常明顯的.二、空間差異性影響歷史時期氣候變遷的是太陽輻射、下墊面、大氣環流及人類活動影響四大因子,這幾個因子相互作用決定著氣候的變遷,加上我國所處的緯度位置、海陸位置、廣闊面積、復雜地形及支配氣候的環流因素,決定了我國氣候變遷的又一個特性——空間差異性的產生.地球上氣候波動首先和太陽輻射的強弱有關,春、夏、秋、冬四季的輪回,寒、溫、熱三帶的分別,都是因為太陽輻射強弱不同的緣故.我國領土北起黑龍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個緯度.從南到北,包括赤道帶、熱帶、亞熱帶、暖溫帶、溫帶和寒溫帶等六個熱量帶,其中又以溫帶、暖溫帶、亞熱帶面積最廣,這是決定我們氣候類型多樣性和氣候變遷的空間差異性的基本因素.從海陸位置看,我國位於世界上最大的大陸——亞歐大陸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間,由於地表熱量狀況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溫壓場,從而產生明顯的季風環流,對我國的氣候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與世界同緯度相比,我國黃河流域相當於地中海一帶,長江以南的緯度相當於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區.若按行星風系規律,我國江南則屬於一片沙漠,但因亞熱帶季風氣候作用,卻使我國東部和南部成為溫度高、降水量多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亞熱帶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地區.從我國呈東西走向的三列山系來看,它們作為南北冷暖氣流的屏障,又構成了重要的氣候分界線.其中海拔1500—2500米的秦嶺山脈作用最明顯.秦嶺以北為暖溫帶,以南為亞熱帶,所謂「十月先開嶺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詩句,正說明秦嶺是我國南北氣候的分界線.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濕潤氣候,又被喜馬拉雅山切斷了來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國西北內陸變成為沙漠性的乾燥氣候.加上西伯利亞冷氣流由蒙古高原爆發性地南侵,形成強大的寒潮影響了冬半年北部大半個中國,又加大了西、北、東、南氣候變化的空間差異性.在中國,氣候由南向北,由東向西依次漸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現,從而形成了東、西、南、北氣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點是形成了東南中國與西北中國氣候的自然分異.這種氣候變遷的空間差性與時間差異性交錯運行,對每一個時期中國歷史發展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三、時、空差異的影響首先是政治上的影響.氣候的時空差異性所造成的東南與西北中國的分野,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極為深刻.現代地理學家以黑龍江的黑河到雲南的騰沖為兩端,在中國地圖上劃一斜線,斜線以西以北為西北中國,擁有佔中國領土面積57．1％的土地和占總人數5．6％的人口,大體上是歷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數民族的主要活動區；斜線以東以南為東南中國,擁有佔領土面積42％的土地和占總人口數94％的人口,基本上是歷史上農業民族（漢族）的主要活動區.〔②〕其中,隨氣候的變遷,東南部經濟文化日漸超過北部,人口密度也越來越大.在西北中國與東南中國之間,古長城沿線大體上與農、牧區自然分界線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處機北過張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嶺時吟詩曰：「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遼史·營衛志》亦雲：「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魚以食,皮毛以衣,轉徒隨時,車馬為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這種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歷史上農、牧分區和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的對峙,兩種經濟、兩個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當寒冷期代替溫暖期之時,總有大規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溫潤的地區遷徒,中原地區的農業王朝便面臨著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戰.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亂華」,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滿族入關,是農牧民族軍事沖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戰和關系始終是影響和制約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農牧民族的對峙,最直接的影響是在政治方面.隨著幾次最大的軍事沖突,出現了幾個典型的南北朝對峙的政治局面.與「五胡亂華」相伴隨的是第一個南北朝時期——北方的十六國及北魏、北齊、北周與南方的東晉及宋、齊、梁、陳對峙；與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隨的是第二個南北朝時期——遼、金與兩宋政權的對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政權與北元蒙古的政權對峙；繼而是明末南明政權與清政權對峙.由於長期的南北對峙,農業民族要抵抗強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憑藉專制集權的中央政府,以組織分散的農民去修築萬里長城,保衛自己的安居樂業,這就是中國專制集權體制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是經濟上的影響.五六千年前,與溫暖期同時,是一相當濕潤的氣候.當時的黑龍江流域,為幾千年來最濕潤的時期,北京平原為河流縱橫、池沼廣布之鄉.距今2500年左右,氣候轉向乾燥.在北京考古發掘中發現代表濕潤氣候的混炭沼逐漸消失.距今約1000年左右,氣候再次變干.根據大量的地方誌中的旱澇記載,我國東南地區自公元初以來,水災相對減少,旱災相對增加,以公元1000年為界線,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續時間短,濕潤時期持續時間長；此後的濕潤時期短,乾旱時期長.最近500年來旱澇材料排成年表顯示,旱災明顯地多於水災.氣候的干濕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極大,乾冷地帶農業生產受到嚴重限制自不必說,在其它地區,也因氣候冷暖干濕的變化而左右著農業生產的發展.一般說來,氣溫每降低1℃,亞熱帶北界位置也隨著向南推移一個緯度左右,適宜於農作物生長的北界位置也隨著南移.五千年來中國氣候波動的總趨勢是：溫暖期一個比一個短,溫暖度一個比一個低,這就從整體上決定了農業經濟為基礎的經濟重心向南遷移的大趨勢.中國歷史上經濟重心南移主要表現在三個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黃河流域經濟停滯和衰退,長江流域大規模開發與南方經濟上升；五代兩宋時期,南方經濟上升並超過北方,形成了新的經濟重心,經濟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繼續發展；明清以來,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畸形發展,東西差距及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縱觀這三次大規模的經濟重心南移,正好與歷史上第二、第三、第四個寒冷期的到來相始終,從中不難窺見地理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再次是文化上的影響.經濟是基礎,它的變化決定著上層建築的變化.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層建築中的文化發生巨大變化,最明顯的表現是：隋唐以前,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後,經濟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應地移到了南方.秦漢時期定都關中,經濟文化重心在黃河流域,有所謂「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和「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的說法.到了隋唐以後,糧食供給開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開始向南遷移.到宋代,有了「蘇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說法.到明清時期,又有「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此時中國文化以最富裕的長江流域為根據地,形成了「東南財富地,江浙人文藪」的局面.至近現代,隨著沿海經濟的發展,廣東、福建在經濟上漸漸占據重要位置,中國的文化又有了進一步南移的傾向.關於中國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從「中國歷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這里介紹兩家,藉以說明文化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丁文江在《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③〕一文中根據二十四史中漢、唐、宋、明各代人物,分省列表為：時代前漢後漢唐北宋南宋明人物最多的省山東河南陝西河南浙江浙江河南陝西河北河北福建江蘇日本桑原騭藏在《由歷史上觀察的中國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舉為例,交明清兩代登科第者列表統計,明代從洪武四年起至萬曆四十四年止,每科狀元、榜眼、探花和會元總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佔88％,北方29人,佔12％.清康熙十八年開制科,共錄取50人,其中南方佔42人.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佔14人.明清兩代共出狀元203人,南方有188人.四、有關問題的討論1、通過上述中國氣候變遷的特點及影響的討論,進一步認識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的作用問題.怎樣看待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的關系,這是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課題,過去由於片面地批判「地理環境決定論」,因而很少具體地研討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的作用.近年來,通過各方面的研究和討論,認識到地理環境本身是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的一部分,在人類改造自然環境時,不能違背自然規律的約束,否則,將受到自然規律的懲罰.但是,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關系究竟怎樣?地理環境對社會歷史的發展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影響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對這些問題的認識還是眾說紛紜.通過本文分析,我們首先可以肯定,地理環境對社會歷史的影響是一個歷史的范疇,隨著時代的演進,它的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在發生著不斷地變化,因此,我們要重視歷史地理學這個學科的學習和研究.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中,中國封建社會何以特別漫長?資本主義萌芽為什麼發展極其緩慢?不少同志認為地理條件是最根本的因素.具體地說,中國內外部地理環境及其相應的社會生產方式的特點,既產生了對專制政體的要求,又維護了封建小農業的強盛,使中國難以具備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客觀條件,從而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這些觀點正確與否?還需要對中國歷史地理作深入細致地研究後才能得出結論.其次,通過上述分析,我們還認識到,人類歷史與地理環境是一個統一體,兩者之間相互制約、互相作用,這種相互間的制約和作用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區表現出不同的形式.大致說來,生產力水平越低,人類受地理環境的制約作用越大；社會發展階段越古老,人類對地理環境的依賴性越大.在中國古代,因氣候跡遷的時空差異性而影響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方向,表明地理環境對中國歷史的確起到了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特別是中國歷史上幾次少數民族政權與漢政權的對立（秦漢與匈奴,東晉南朝與「五胡」,宋與遼、金,明與蒙古、滿族等）,無不起因於氣候時空差異所造成的農、牧區對立的環境因素.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社會對地理環境制約作用越來越大,地理環境可以為人類提供的物質財富.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地理環境的作用就減少了.由於人類對地理環境的作用,導致了地理環境的變化,形成了新的地理環境系統,在原來的自然環境之外,又增加經濟環境和人文環境系統,從而對人類社會產生新的影響.在近現代的中國氣候變遷中,我們就不得不探討人們對環境污染所造成氣候環境的新變化和新影響,這就決定了研究歷史地理對現實和實踐的指導意義.2．通過對中國歷史上氣候變化特性的討論,進一步認識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歷史地理學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關於它的學科性質,在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目前國內各高校歷史系和部分地理系都開設了《中國歷史地理》課,但由於對它的學科屬性看法不同,講授的內容、學習的重點和研究的方向都很不一致.有人把它當作歷史學的分支學科,偏重於沿革地理的研究；有人把它當作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偏重於對歷史時期自然現象及其規律的探討；有人把它當作歷史學與地理學邊緣學科,側重於跨學科的研究.我們認為歷史地理學既是歷史學與地理學交叉的邊緣學科,也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多門學科邊緣地位上相互交叉和相互聯系的一門綜合性學科.歷史地理學不僅研究自然環境變化的自然過程,而且也研究改造自然環境變化的人為過程,更重要的是,它重點探討的是歷史時期人地關系的變化規律.由此可見,它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歷史學或地理學的分支學科,而是多學科相互聯系的一個新的學科體系.正如前蘇聯歷史地理學家熱庫林所說的那樣,它不僅是在地理學和歷史學的銜接處形成的邊緣學科,而且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又「曾與民族志學、地名學、農業史及一系列其它科學門類緊相關聯.」因而准確地說,它是「處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邊緣地位上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它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社會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規律性.」〔⑤〕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對歷史地理學研究的視野才會得以逐步地開闊.學科性質決定了學科的研究途徑.世界是一個整體,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現代科技已走到學科間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發展階段,歷史地理學正是適應這樣的時代要求而產生的.因此,它必然要求我們掌握不同學科的知識,在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進行跨學科研究的基礎上,開展創造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分析如能在這方面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目的也就達到了.

⑼ 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遷對歷史產生了怎麼樣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氣候的變遷,不僅具有明顯的時間差異性和空間差異性,同時由於兩種差異性的交互運行,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響.溫度變遷,有過多次反復,由寒轉暖,又由暖轉寒；濕潤狀況的變遷,由濕潤而逐漸乾燥,旱情增加.
從第四紀更新世晚期,距今約1.1萬年前後開始,地球從第四紀冰期中的最近一次亞冰期,進入到現代的亞間冰期,人們也稱之為冰後期.這一段時間大體上相當於人類進入到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代.關於這時期的氣候,挪威的冰川學家曾做出近10000年來的雪線升降圖,說明雪線升降幅度並不小,表明冰後期以來,氣候有明顯的變化.我國有悠久的歷史記載,竺可楨將這些記載加以整理分析,發現我國5000多年來的氣候有4次溫暖期和4次寒冷期交替出現.
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從仰韶文化時代到安陽殷墟時代,是第一個溫暖期,這個時期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左右,最冷月溫度約比現在高3℃-5℃.
從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周代初期）,有一個短暫的寒冷期,年平均氣溫在0℃以下.
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秦漢時代,又進入到一個新的溫暖時期.
從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即東漢、三國到六朝時代,進入第二個寒冷時期.
從公元600年到1000年,即隋唐時代,是第三個溫暖期.
從公元1000到1200年,即南宋時代是第三個寒冷期,溫度比現代要低l℃左右.
從公元1200到1300年,即宋末元初,是第四個溫暖期,但是這次不如隋唐時那樣溫暖,表現在大象生存的北限,逐漸由淮河流域移到長江流域以南,如浙江、廣東、雲南等地.
在公元1300年以後,即明、清時代以來,是第四個寒冷期,溫度比現代要低1-2℃.
近5000年來,雖然是寒冷期與溫暖期交替出現,但是總的趨勢是由溫暖向寒冷變化,寒冷期一次比一次長,一次比一次冷.在第二次寒期,只有淮河在公元225年有封凍.而在第四個寒冷期的1670年,長江幾乎都封凍了.
有趣的事情是：挪威冰川學家用雪線高度表示氣溫升降,竺可幀用的是歷史文獻記載資料,結果卻十分一致,說明冰後期以來的氣候變化具有全球的普遍性,絕對不是一種巧合.
1973 年,竺可楨提出了中國歷史時期氣候周期性波動變化的基本狀況.他認為近2000a 中,漢代是溫暖時期,三國開始後不久,氣候變冷,並一直推遲到唐代開始.唐末以後,氣候再次變冷,至15世紀漸入小冰期,呈兩峰三谷結構,直至20 世紀初氣候回暖,小冰期結束.漢代、唐代是年均溫高於現代約2℃左右的溫暖時期.該研究成果已為氣候學界和歷史地理學界廣泛採用.但近些年來,由於新資料的發現和研究方法的改進,許多學者對竺可楨的工作作了補充.其中朱士光等認為2000～ 3000年以來,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①西周冷干氣候(公元前11 世紀至公元前8 世紀中期) ; ②春秋至西漢前期暖濕氣候(公元前8 世紀中期至公元前1 世紀) ; ③西漢後期至北朝涼干氣候(公元前1 世紀中期至6 世紀) ; ④隋和唐前、中期暖濕氣候(7～ 8 世紀) ; ⑤唐後期至北宋時期涼干氣候(9～ 11 世紀) ; ⑥金前期濕干氣候(12 世紀) ;⑦金後期和元代涼干氣候(13 和14 世紀前半葉) ; ⑧明清時期冷干氣候(14 世紀後半葉至20 世紀初).後來許多地理學家對我國的氣候變化作了進一步修改,但總得趨勢大致如此.
歷史時期的氣候不僅在氣溫上有周期性波動,引起冷暖的變化,而且在濕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變化.總得說來,暖期與濕期、冷期與干期是相互對應的,但每個冷暖期內部又有干濕波動,不可一概而論.朱士光等研究認為,氣溫的變化要快於降水量的變化,而降水量的變化幅度又大於氣溫變化的幅度.在歷史時期,氣候冷暖波動與干濕波動有明顯的相關性,但不完全同步.
人類影響氣候,氣候也影響人類.短時間的氣候變化,特別是極端的異常氣候現象,如乾旱、洪澇、凍害、冰雹、沙暴等等,往往會造成嚴重的自然災害,足以給人類社會帶來毀滅性的打擊.比如,1943-1954年孟加拉地區的暴雨災害,引起了20世紀最大的飢荒,餓死人口達300-400萬；1968年-1973年非洲乾旱是非洲人民的一次大災難,使得查德、尼日、衣索比亞的牲口損失70-90%,僅在衣索比亞的沃洛省就餓死20萬人.當然,這種打擊往往是短暫的、局部的,雖然不至於影響生態系統,但是對人類造成的災害卻十分大.
長期的氣候變化,即使變化比較緩慢,也會使生態系統發生本質性的改變,使生產布局和生產方式完全改觀,從而影響人類社會的經濟生活.
例如,在公元前3000-1000年的溫暖時期,竹類在黃河流域直到東部沿海都有廣泛分布；安陽殷墟發現有水牛和野豬等熱帶亞熱帶動物；甲骨文記載打獵時獲得一象,表明殷墟的化石象是土產的,河南原稱豫州就是一個人牽著大象的標志.商、周時代,梅子是北方人民重要的日常食品.《詩經》說：「若作和羹,爾唯鹽梅」,可見當時梅子是和鹽一樣重要的食品,是做菜不可缺少的佐料.《詩經》說：「終南何月,有條有梅」.終南山在西安之南,宋代以來就無梅了.陝西、山西等地入民只好用醋代替梅.
秦漢時期氣候也比較溫暖,《史記》記載當時經濟作物的地理分布是「桔之在江陵,桑之在齊魯,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陳夏」.可知當時亞熱帶植物的地界比現在更加偏北.
由於氣候變化直接影響農作物的地理分布,必然會影響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布局.例如,在先秦到西漢以前,我國絲織業布局是北絲南麻,絲織業絕大部分在黃河中、下游和冀中平原,當時最大的絲紡業中心在河北定縣,其他較小的中心也都在河北,河南和山東一帶,長江流域及南方各地則主要生產麻織物；西漢時期,蜀中僅以產麻布著名.雖然在東漢到魏晉以後,中原地區戰亂頻繁,經濟下降劇烈,南方各地社會生活則相對安定,絲織業有所發展,可是北絲南麻的布局一直維持到隋唐時代.從氣候變遷情況看,至隋唐時代,雖然氣候也有變化,但是平均氣溫仍暖於現代,可見絲綢之路出現在北方是有原因的.
北絲南麻布局的改變發生在宋代.由於氣候變冷,氣溫已低於現代,北方不利於桑蠶生產生殖,再加上唐末五代時北方戰亂,南方經濟上升,絲織業規模逐漸超過北方.北宋時鎮江、三台已形成為全國絲織業中心.南宋時,南京、常州、鎮江、蘇州都擁有巨大的絲織業生產能力.絲織業重心南移,正好相當於我國氣候由溫暖到寒冷的時期,這個歷史經驗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氣候變遷對農業耕作也有影響,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和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都說,他們那個時候,齊、魯（河北、山東一帶）農業種植可以一年兩熟.在這些地方直到解放初期,還只習慣於兩年三熟.唐朝的生長季也比現在長,《蠻書》（約成書於862年）說,曲靖以南,滇池以西,一年收獲兩季作物,9月收稻,4月小麥或大麥.而現代由於生長季縮短,不得不種豌豆和蠶豆,以代替小麥和大麥.這種歷史經驗仍有現實意義.例如,如果氣候變暖,就可以考慮雙季稻向高緯度、向高海拔擴展；若氣候變冷,就得採取措施,縮短水稻的生長時間.
一、時間差異性
氣候包括氣溫和干濕狀況兩大基本要素,研究歷史氣候也必須從這兩方面著手.著名科學家竺可楨先生的《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論文,〔①〕系統地總結了中國氣候變遷的基本規律,表現在五千年來溫度變化上,可以明顯地總結出四個溫暖期和四個寒冷期.
1．第一個溫暖期從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時期到殷商時代.甲骨文記載當時安陽人種水稻是陰歷二月下種,比現在早一個多月.北京附近的泥炭層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裡生長著大量的闊葉林,代表著相當溫和的氣候.
2．第一個寒冷期從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書紀年》記載周孝王時長江、漢水凍結的情況,說明當時的氣候比現在寒冷.
3．第二個溫暖期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東周到秦漢溫暖期.《春秋》中有魯國「春正月無冰」、「春二月無冰」、「春無冰」等多次記載.《荀子·富國篇》和《孟子·告子上》載齊魯地區農業種植一年兩熟.
4．第二個寒冷期從公元一世紀到公元600年,即東漢南北朝寒冷期,這個寒冷期以公元4世紀前半期達到頂點.《資治通鑒》載晉成帝初年,渤海灣從昌黎到營口連續三年全部結冰,冰上可往來車馬及幾千人的大部隊,年平均氣溫比現在低2—4℃.
5．第三個溫暖期從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時期,其間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長安無雪無冰,當時氣候溫暖可見.
6．第三個寒冷期從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兩宋時期,此間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結冰,冰上可以通車,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兩度全部凍死.
7．第四個溫暖期從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溫暖期.1225年,道士丘處機在北京長春宮作《春遊》詩雲：「清明時節杏花開,萬戶千門日往來.」說明當時北京氣候比現在溫暖.
8．第四個寒冷期從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嚴寒期.此間,1329年太湖結冰厚達數尺,橘盡凍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從當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變成「冰陸」,車馬通行.
五千年來,我國氣候四個溫暖期與四個寒冷期交替變遷,其時間上的差異性是非常明顯的.
二、空間差異性
影響歷史時期氣候變遷的是太陽輻射、下墊面、大氣環流及人類活動影響四大因子,這幾個因子相互作用決定著氣候的變遷,加上我國所處的緯度位置、海陸位置、廣闊面積、復雜地形及支配氣候的環流因素,決定了我國氣候變遷的又一個特性——空間差異性的產生.
地球上氣候波動首先和太陽輻射的強弱有關,春、夏、秋、冬四季的輪回,寒、溫、熱三帶的分別,都是因為太陽輻射強弱不同的緣故.我國領土北起黑龍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個緯度.從南到北,包括赤道帶、熱帶、亞熱帶、暖溫帶、溫帶和寒溫帶等六個熱量帶,其中又以溫帶、暖溫帶、亞熱帶面積最廣,這是決定我們氣候類型多樣性和氣候變遷的空間差異性的基本因素.
從海陸位置看,我國位於世界上最大的大陸——亞歐大陸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間,由於地表熱量狀況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溫壓場,從而產生明顯的季風環流,對我國的氣候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與世界同緯度相比,我國黃河流域相當於地中海一帶,長江以南的緯度相當於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區.若按行星風系規律,我國江南則屬於一片沙漠,但因亞熱帶季風氣候作用,卻使我國東部和南部成為溫度高、降水量多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亞熱帶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地區.
從我國呈東西走向的三列山系來看,它們作為南北冷暖氣流的屏障,又構成了重要的氣候分界線.其中海拔1500—2500米的秦嶺山脈作用最明顯.秦嶺以北為暖溫帶,以南為亞熱帶,所謂「十月先開嶺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詩句,正說明秦嶺是我國南北氣候的分界線.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濕潤氣候,又被喜馬拉雅山切斷了來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國西北內陸變成為沙漠性的乾燥氣候.加上西伯利亞冷氣流由蒙古高原爆發性地南侵,形成強大的寒潮影響了冬半年北部大半個中國,又加大了西、北、東、南氣候變化的空間差異性.
在中國,氣候由南向北,由東向西依次漸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現,從而形成了東、西、南、北氣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點是形成了東南中國與西北中國氣候的自然分異.這種氣候變遷的空間差性與時間差異性交錯運行,對每一個時期中國歷史發展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三、時、空差異的影響
首先是政治上的影響.
氣候的時空差異性所造成的東南與西北中國的分野,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極為深刻.現代地理學家以黑龍江的黑河到雲南的騰沖為兩端,在中國地圖上劃一斜線,斜線以西以北為西北中國,擁有佔中國領土面積57．1％的土地和占總人數5．6％的人口,大體上是歷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數民族的主要活動區；斜線以東以南為東南中國,擁有佔領土面積42％的土地和占總人口數94％的人口,基本上是歷史上農業民族（漢族）的主要活動區.〔②〕其中,隨氣候的變遷,東南部經濟文化日漸超過北部,人口密度也越來越大.
在西北中國與東南中國之間,古長城沿線大體上與農、牧區自然分界線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處機北過張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嶺時吟詩曰：「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遼史·營衛志》亦雲：「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魚以食,皮毛以衣,轉徒隨時,車馬為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這種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歷史上農、牧分區和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的對峙,兩種經濟、兩個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當寒冷期代替溫暖期之時,總有大規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溫潤的地區遷徒,中原地區的農業王朝便面臨著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戰.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亂華」,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滿族入關,是農牧民族軍事沖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戰和關系始終是影響和制約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
農牧民族的對峙,最直接的影響是在政治方面.隨著幾次最大的軍事沖突,出現了幾個典型的南北朝對峙的政治局面.與「五胡亂華」相伴隨的是第一個南北朝時期——北方的十六國及北魏、北齊、北周與南方的東晉及宋、齊、梁、陳對峙；與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隨的是第二個南北朝時期——遼、金與兩宋政權的對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政權與北元蒙古的政權對峙；繼而是明末南明政權與清政權對峙.由於長期的南北對峙,農業民族要抵抗強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憑藉專制集權的中央政府,以組織分散的農民去修築萬里長城,保衛自己的安居樂業,這就是中國專制集權體制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經濟上的影響.
五六千年前,與溫暖期同時,是一相當濕潤的氣候.當時的黑龍江流域,為幾千年來最濕潤的時期,北京平原為河流縱橫、池沼廣布之鄉.距今2500年左右,氣候轉向乾燥.在北京考古發掘中發現代表濕潤氣候的混炭沼逐漸消失.距今約1000年左右,氣候再次變干.根據大量的地方誌中的旱澇記載,我國東南地區自公元初以來,水災相對減少,旱災相對增加,以公元1000年為界線,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續時間短,濕潤時期持續時間長；此後的濕潤時期短,乾旱時期長.最近500年來旱澇材料排成年表顯示,旱災明顯地多於水災.
氣候的干濕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極大,乾冷地帶農業生產受到嚴重限制自不必說,在其它地區,也因氣候冷暖干濕的變化而左右著農業生產的發展.一般說來,氣溫每降低1℃,亞熱帶北界位置也隨著向南推移一個緯度左右,適宜於農作物生長的北界位置也隨著南移.五千年來中國氣候波動的總趨勢是：溫暖期一個比一個短,溫暖度一個比一個低,這就從整體上決定了農業經濟為基礎的經濟重心向南遷移的大趨勢.中國歷史上經濟重心南移主要表現在三個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黃河流域經濟停滯和衰退,長江流域大規模開發與南方經濟上升；五代兩宋時期,南方經濟上升並超過北方,形成了新的經濟重心,經濟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繼續發展；明清以來,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畸形發展,東西差距及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縱觀這三次大規模的經濟重心南移,正好與歷史上第二、第三、第四個寒冷期的到來相始終,從中不難窺見地理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再次是文化上的影響.
經濟是基礎,它的變化決定著上層建築的變化.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層建築中的文化發生巨大變化,最明顯的表現是：隋唐以前,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後,經濟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應地移到了南方.
秦漢時期定都關中,經濟文化重心在黃河流域,有所謂「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和「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的說法.到了隋唐以後,糧食供給開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開始向南遷移.到宋代,有了「蘇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說法.到明清時期,又有「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此時中國文化以最富裕的長江流域為根據地,形成了「東南財富地,江浙人文藪」的局面.至近現代,隨著沿海經濟的發展,廣東、福建在經濟上漸漸占據重要位置,中國的文化又有了進一步南移的傾向.
關於中國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從「中國歷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這里介紹兩家,藉以說明文化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丁文江在《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③〕一文中根據二十四史中漢、唐、宋、明各代人物,分省列表為：
時代 前漢 後漢 唐 北宋 南宋 明
人物最多的省 山東 河南 陝西 河南 浙江 浙江
河南 陝西 河北 河北 福建 江蘇
日本桑原騭藏在《由歷史上觀察的中國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舉為例,交明清兩代登科第者列表統計,明代從洪武四年起至萬曆四十四年止,每科狀元、榜眼、探花和會元總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佔88％,北方29人,佔12％.清康熙十八年開制科,共錄取50人,其中南方佔42人.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佔14人.明清兩代共出狀元203人,南方有188人.
四、有關問題的討論
1、通過上述中國氣候變遷的特點及影響的討論,進一步認識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的作用問題.怎樣看待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的關系,這是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課題,過去由於片面地批判「地理環境決定論」,因而很少具體地研討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的作用.近年來,通過各方面的研究和討論,認識到地理環境本身是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的一部分,在人類改造自然環境時,不能違背自然規律的約束,否則,將受到自然規律的懲罰.但是,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關系究竟怎樣?地理環境對社會歷史的發展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影響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對這些問題的認識還是眾說紛紜.通過本文分析,我們首先可以肯定,地理環境對社會歷史的影響是一個歷史的范疇,隨著時代的演進,它的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在發生著不斷地變化,因此,我們要重視歷史地理學這個學科的學習和研究.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中,中國封建社會何以特別漫長?資本主義萌芽為什麼發展極其緩慢?不少同志認為地理條件是最根本的因素.具體地說,中國內外部地理環境及其相應的社會生產方式的特點,既產生了對專制政體的要求,又維護了封建小農業的強盛,使中國難以具備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客觀條件,從而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這些觀點正確與否?還需要對中國歷史地理作深入細致地研究後才能得出結論.
其次,通過上述分析,我們還認識到,人類歷史與地理環境是一個統一體,兩者之間相互制約、互相作用,這種相互間的制約和作用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區表現出不同的形式.大致說來,生產力水平越低,人類受地理環境的制約作用越大；社會發展階段越古老,人類對地理環境的依賴性越大.在中國古代,因氣候跡遷的時空差異性而影響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方向,表明地理環境對中國歷史的確起到了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特別是中國歷史上幾次少數民族政權與漢政權的對立（秦漢與匈奴,東晉南朝與「五胡」,宋與遼、金,明與蒙古、滿族等）,無不起因於氣候時空差異所造成的農、牧區對立的環境因素.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社會對地理環境制約作用越來越大,地理環境可以為人類提供更多的物質財富.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地理環境的作用就減少了.由於人類對地理環境的作用,導致了地理環境的變化,形成了新的地理環境系統,在原來的自然環境之外,又增加經濟環境和人文環境系統,從而對人類社會產生新的影響.在近現代的中國氣候變遷中,我們就不得不探討人們對環境污染所造成氣候環境的新變化和新影響,這就決定了研究歷史地理對現實和實踐的指導意義.
2．通過對中國歷史上氣候變化特性的討論,進一步認識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歷史地理學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關於它的學科性質,在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目前國內各高校歷史系和部分地理系都開設了《中國歷史地理》課,但由於對它的學科屬性看法不同,講授的內容、學習的重點和研究的方向都很不一致.有人把它當作歷史學的分支學科,偏重於沿革地理的研究；有人把它當作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偏重於對歷史時期自然現象及其規律的探討；有人把它當作歷史學與地理學邊緣學科,側重於跨學科的研究.
我們認為歷史地理學既是歷史學與地理學交叉的邊緣學科,也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多門學科邊緣地位上相互交叉和相互聯系的一門綜合性學科.歷史地理學不僅研究自然環境變化的自然過程,而且也研究改造自然環境變化的人為過程,更重要的是,它重點探討的是歷史時期人地關系的變化規律.由此可見,它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歷史學或地理學的分支學科,而是多學科相互聯系的一個新的學科體系.正如前蘇聯歷史地理學家熱庫林所說的那樣,它不僅是在地理學和歷史學的銜接處形成的邊緣學科,而且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又「曾與民族志學、地名學、農業史及一系列其它科學門類緊相關聯.」因而准確地說,它是「處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邊緣地位上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它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社會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規律性.」〔⑤〕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對歷史地理學研究的視野才會得以逐步地開闊.
學科性質決定了學科的研究途徑.世界是一個整體,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現代科技已走到學科間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發展階段,歷史地理學正是適應這樣的時代要求而產生的.因此,它必然要求我們掌握不同學科的知識,在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進行跨學科研究的基礎上,開展創造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分析如能在這方面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目的也就達到了.

⑽ 自然環境地理與古代中國統一的關系

我國東部抄地區地形平緩、交通便利，是中國統一集權的封建國家形成的一個有利條件。
地理環境能加速或延緩社會的發展，促使（但不是決定）各個地區、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社會發展產生不平衡性。越是人類發展的早期，人們支配自然的力量越弱，人類社會發展對自然界的依賴就越大。但這不等於說，自然條件最有利的地區，即人們花費最少勞動就能取得豐富生活資料的地區社會發展速度最快，因為這樣優越的自然條件往往使人們過分依賴自然界，不易促使他們去發展生產工具和技術，也不易促使他們去發展社會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