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文地理學影響最大的學派

1. 請問西方城市地理學的區位學派、空間學派、人文主義與心人文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和觀點是什麼

20世紀中葉，人文地理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封閉自守的學科，而從當前的情況來看，人文地理學本身卻呈爆炸式的發展。其起點是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對既有觀點和方法的挑戰，1950—60年代的實證主義和空間分析受到各種非議，結構主義和人文主義思想、方法逐漸融入人文地理學，也給人文地理學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英國著名的地理學家約翰斯頓在其《哲學與人文地理學》（《Phi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一書中，將80年代的西方人文地理學派從哲學角度歸結為實證主義、人文主義及其結構主義三大思想流派（R.J. Johnston,1986）。結構主義地理學在人文地理學中的重要程度可見一斑。

概括起來，結構主義地理學的發展經歷了兩個具有鮮明特點的階段。

一、結構主義哲學思潮的大融合－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與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一樣，結構主義思想和方法論是通過其它社會科學引入到地理學中的。事實上，結構主義早在70年代之前就已經對人文地理學產生影響了，其代表人物是兩位無政府主義者皮特·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埃利茲·雷克白（Elisee Reclus）（R.J. Johnston,1986）。

結構主義對人文地理學產生重要影響的是皮亞傑（J. Piaget），他注重作為結構轉換（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過程的知識獲取的研究。他的發展心理學（Developmental psychology）中關於兒童如何學習空間幾何的研究對人文地理學產生重大的影響。他發現：在人們的心理發展過程的每一階段都與前一階段在量上存在差異，並且在每一階段都是新要素與已有要素合而為一，所有的要素再統一和協調起來，與「格式」（schemata）相匹配（而不是隨意信息），這就是所謂的結構自律性（self—regulatory）特徵。從皮亞傑的實驗獲得的啟示是：在兒童對空間構思的發展過程中存在四個主要階段，但該實驗並未延伸到傳統地理學的研究領域（J. Piaget，1971）。高爾德（P.R. Gould）提出「雖然兒童心理學家皮亞傑直接對兒童學習空間、周圍環境和幾何學與拓撲學概念的方式作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但他並未論及兒童所擁有的基本地理映象（Geographical images）及他們學習這些映象的方式」。高爾德主要研究了「優先表面」（Preference surface），即對某些場所（place）的反應態度。但有另一些學者更多注重的是對地理知識（Geographical knowledge）的獲取（P.R. Gould，1973）。格里高力指出：在這些研究中，包括了許多有關皮亞傑結構主義認知地圖方面概念，但是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很少注意到結構主義的觀點，僅僅集中於人們所知道的東西及其他們獲得的途徑，並且在這些研究中間，具有很強烈的實證主義色彩（D. Gregory，1978）。

在這一時期，結構主義對人文地理學影響最大的要算結構馬克思主義，它形成了人文地理學中的激進主義地理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哈維（D. Harvey）（D. Harvey，1973，1982）、邦奇（W. Bunge）和卡斯特爾（M. Castell）等（R. J. Johnston,1986；M. Castell，1977，1983）。他們認為，人文地理學應首先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抨擊，並於1969年在克拉克大學創刊《對立面（Antipode）》，集中發表他們的見解，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派的代表人物哈維於1971年開始撰文介紹該學派的基本觀點，並在其後出版的《社會公平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書中作了系統的闡述（D. Harvey，1973）。哈維指出：形成社會問題的原因非常深刻，只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才能對其作出合理的解釋並提出改革方案。該類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認為：人文地理學不能歸納出空間行為的普遍規律，而是要尋求確定人類行為過程的經濟過程，並在特定的情形下去證明它。不能象實證主義地理學那樣認為某種原因一定能夠會產生某種效果，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認為經濟活動使人類的活動有一定的方式。至於人們選取哪一種方式則不可能從理論中直接得到，而只能在實例研究中去理解（D. Harvey，1973； R.J. Johnston,1986）。

二、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復興－20世紀90年代以來

20世紀90年代以來，進入了結構主義地理學的第二個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結構主義地理學重新成為研究的熱點，不過一反常態，與第一階段的結構主義學派有著很大的不同，人文地理學不再直接接受來自結構主義的哲學思潮，而是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在人文地理學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艾米（A. Amin），格雷厄姆（S. Graham）等有國際影響的地理學家的研究工作等（A. Amin & S. Graham,1998）。

這一時期，這些學者均是在地理研究中廣泛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來分析問題，雖然他們同時又有可能屬於不同的學派，如女權主義地理學派，後殖民主義地理學派等，但他們並不相互封閉，而是在不斷的進行交流與對話。女權主義經常運用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強調社會建設中的性別的作用的重要性，用於解釋人的作用及廣泛的因果關系，也用於解釋人們的社會和空間經歷。同時，結構馬克思主義、皮亞傑的發生心理學等對地理學的影響並未消失殆盡，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不過這一時期的結構主義地理學，不象第一階段的結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那樣，不再有比較系統的研究內容。

總之，這一階段的結構主義地理學在不斷的發展和演化，逐漸走向成熟，結構主義的方法論框架真正滲透到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當中去，並且在城市地理的研究中日益突出。

2. 芝加哥學派對人文地理學的影響或者貢獻是什麼

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學系,芝加哥社會學派對這一學科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這種貢獻首先體現在它為社會學這門在歐洲孕育多年的學科奠定了最初的學科化和制度化基礎。

盡管早在1839年,法國人孔德就提出了「社會學」的概念,並為創建一門實證化的社會科學提出了完整的構想。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中,包括馬克思、迪爾凱姆、藤尼斯、韋伯和齊美爾在內的眾多歐洲思想家都為這一學科的建立做了完整的鋪墊。但是,因為知識背景、學科制度、社會意識形態方面的障礙,作為學科的社會學在歐洲一直沒有在大學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僅歐洲社會根深蒂固的古典哲學和人文傳統在相當的程度上成了經驗品質鮮明的社會學生長的知識藩籬,而且歐洲的學術體制也沒有給社會學留出多少發展和生存的餘地與空間,這從上述名聞遐邇的經典大師的個人遭遇中可見一斑,他們在生前幾乎沒有任何人獲得過社會學教授的學銜(即使是幸運的迪爾凱姆也只獲得了半個社會學教授的學銜,他的另半個學銜是教育學教授),大多數歐洲社會學家基本上是在合法的學科體制之外從事自己的研究和教學。

芝加哥社會學系的成立和芝加哥社會學派的出現,改變了上述歐洲社會學的窘迫。因為美國社會在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初所經歷的快速的都市化、工業化,以及與此相伴日益增多的移民、城市和勞工問題,出現了強有力的並有著廣泛群體基礎的社會改革運動,這一改革運動對高等教育構成了高度的需求;而1876年肇始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美國高等教育革命,在提高學術質量的同時,又使美國大學在規模和數量上獲得了史無前例的擴張,這種擴張為包括社會學在內的許多新興學科進入大學提供了可能。不過,盡管美國的許多大學,如哥倫比亞、堪薩斯、密執安、耶魯、布朗,在19世紀末期也為社會學進入美國作出了諸多貢獻,但從學科的意義上說沒有一所大學的貢獻能和芝加哥媲美。芝加哥創建了第一個社會學系、第一本社會學雜志、第一個社會學學會……這些第一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它們為社會學找到了真正的安身立命的場所。其意義絕對不亞於孔德為這門學科賦予了一個嶄新的名稱。

芝加哥社會學的第二個貢獻,是真正開始賦予社會學以經驗和實踐的品質。這種傾向改變了原先歐洲社會學的思辨和理論偏愛,使得孔德的設想真正成為一種現實的實踐。其實,這一品質的具備和我們前面述及的19世紀末美國社會的情景密切相連,決定了社會學和其他許多新興的社會科學一樣,是因其政治和實踐主題獲得其學術家園的,這種情形和歐洲完全兩樣。以托馬斯和帕克為例,前者的《歐洲和波蘭的美國農民》稱得上是「美國經驗社會學第一部偉大的經典型著作」,是「反對扶手椅中的社會學的里程碑式的範例」;而帕克社會學的經驗品質不僅體現在他對黑人與芝加哥社區的研究之中,更體現在他對學生的研究領域的確定之中:他的7-8位學生曾獲得過洛克菲勒地方社區獎學金,而他們的研究對象無一例外是芝加哥這個飛速發展的工業城市。

3. 結構主義地理學的形成

一、結構主義哲學思潮的大融合——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結構主義早在70年代之前就已經對人文地理學產生影響了，其代表人物是兩位無政府主義者皮特·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埃利茲·雷克白（Elisee Reclus）（R. J. Johnston, 1986）。
在這一時期，結構主義對人文地理學影響最大的要算結構馬克思主義，形成了人文地理學中的激進主義地理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哈維（D. Harvey）、邦奇（W. Bunge）和卡斯特爾（M. Castell）等。他們認為，人文地理學應首先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抨擊，並於1969年在克拉克大學創刊《對立面（Antipode）》，集中發表他們的見解，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哈維於1971年開始撰文介紹該學派的基本觀點，並在其後出版的《社會公平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書中做了系統的闡述（D. Harvey, 1973）。哈維指出：形成社會問題的原因非常深刻，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對其作出合理的解釋並提出改革方案。該類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認為：人文地理學不能歸納出空間行為的普遍規律，而是要尋求確定人類行為過程的經濟過程，並在特定的情形下去證明它。不能像實證主義地理學那樣認為某種原因一定會產生某種效果，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認為經濟活動是人類活動有一定的方式，至於人們選擇哪一種方式則不可能從理論中直接得到，而只能在實例研究中去理解
二、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復興——20世紀90年代以來
20世紀90年代以來，進入了結構主義地理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在這一階段，結構主義地理學重新成為研究的熱點，不過一反常態，與第一階段的結構主義學派有很大的不同，人文地理學不再直接接受來自結構主義的哲學思潮，而是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在人文地理學中扮演重要角色，如艾米（A. Amin），格雷厄姆（S. Graham）等具有國際影響的地理學家的工作等（A. Amin & S. Graham, 1998）。
這一時期，這些學者均是在地理研究中廣泛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來分析問題，雖然他們又可能屬於不同的學派，如女權主義地理學派，後殖民主義地理學派等，但他們並不相互封閉，而是在不斷的進行交流與對話。女權主義經常運用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強調社會建設中性別作用的重要性，用於解釋人的作用及廣泛的因果關系，也用於解釋人們的社會和空間經歷。這時的結構主義地理學不再具有系統的研究，並且不斷地發展和演化，組建走向成熟。結構主義的方法論框架真正滲透到了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當中，並且在城市地里的研究中日益突出。

4. 人文地理學分支學科及當代中國的代表人物

http://www.lrn.cn/science/nationalgeography/200803/t20080314_208170.htm
吳傳鈞，(1918年4月2日—)，別號任之。出生於江蘇蘇州。經濟地理學、人文地理學家。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學社。
吳傳鈞在復興和發展人文地理學，深化地理學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貢獻。我國現代地理學，一方面是按照蘇聯的模式，以自然地理學為主體20世紀50年代初期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度忽視了人文地理學研究，甚至片面接受蘇聯部門統計學派的觀點，對人文地理學進行地理虛無主義的批判，使這門學科受到了摧殘。另一方面，我國的地理科學同世界各國一樣，專業分化越來越細，一度忽視了地理學綜合研究。「文化大革命」後，吳傳鈞和李旭旦為扭轉我國地理學重自然、輕人文的不平衡局面，於1979年率先提出要復興和發展人文地理學，並做了大量促進工作。他主編了《中國大網路全書·地理學》中人文地理分支，分別兼任全國第一個人文地理研究所和第一個人文地理學術刊物的名譽所長和顧問，受國家教委委託主持全國人文地理學研討班等。

1986年他在全國地理學大會上宣讀了「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文地理學」的論文，指出「協調好人地關系是當前最迫切的全球問題。研究人地關系是人文地理學的立足點，也是人文地理工作者的用武之地，更是這門學科向前發展的最大動力」。這一見解已被全國地理學界所認同，從而使我國人文地理學研究大大加強，並促使整個地理學的綜合研究向縱深發展。

南師大還有個李旭旦教授，具體資料你也可以搜一下。

5. 諸子百家指那幾個學派對後世影響，影響最大的是那幾個

儒家，法家，道家，農家，墨家，陰陽家，縱橫家，兵家，雜家，名家，小說家。

6. 1.近代西方人文地理學的主要流派 2.什麼是生物適應和文化適應 3.試列舉人口分...

3.人口分布主要受自來然和社會自經濟條件影響。自然條件包括：氣候，海拔高度，水體，土壤條件和礦產資源。社會經濟條件包括：社會生產方式，生產發展和布局，經濟發展水平，交通運輸條件。其他因素如科學技術進步，其可改變或削弱自然環境對人口分布的影響，人口的遷移和居住的選擇性將有所增大。如開發歷史，開發歷史悠久的地區，人口比較稠密。 國家間的政治關系，各國人口經濟政策、疆域變動、戰爭等政治因素，都會影響人口分布。

7. 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哪個學派，原因是什麼

你是指哪國的歷史啊？
如果是中國，當然是儒家了。
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就作為國家正統思想而被推廣。
對於歷代影響不言而喻，而且儒家在這種官方推崇的背景下，不斷發展，歷代大家不斷，使得儒家發展改良完善。

8. 近代人文地理學的發展所形成的四大學派及其主要觀點是什麼 這是我們期末人文地理考試題目啊，求解答呀

環境學派
（1）代表人物是德國拉采爾。拉氏的《人類地理學》闡述了地理環境對人類分布和遷徙的作用；
（2）拉采爾的學生、美國森普爾女士在20世紀初系統地闡述了環境對人類的支配作用；
（3）另一個美國地理學者亨廷頓著《文明與氣候》和《人文地理學》，詳述了氣候決定論。
人地相關學派
（1）法國維達爾·白蘭士，維達爾認為地理學的任務是闡述自然和人文條件在空間上的相互關系；
（2）白呂納 白呂納的觀點更為明確，說「環境雖足以影響人類之活動，人類亦有操縱與征服環境之能力」 ，代表作《人地學原理》。
（3）美國巴羅斯，他認為地理學應該人文化，形成人類生態學。他同時也是地理學用生態方法參與實際工作的開創者。
區域學派
（1）地理學區域學派的首倡者是德國的赫特納， 20世紀初李希霍芬及其弟子赫特納提出了地理學的核心應是區域研究，赫特納的代表作是《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
（2）繼承者是美國哈特向，他認為地理學研究地球表面的地域分異特徵，部門地理學是起點、區域地理學是終結。根據赫氏觀點，哈特向分別於20世紀30年代末和50年代寫了《地理學的性質》和《地理學性質的透視》兩本專著。
景觀學派
（1）用發生學觀點和綜合方法劃分地表類型。
（2）德國施呂特爾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提出景觀學說，認為地理學的中心是對可見景觀的研究。
（3）20世紀20年代中期，美國索爾發表著名論文《景觀的形態》，把景觀看作地表的基本單位。

9. 什麼是結構主義地理學

20世紀中葉，人文地理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封閉自守的學科，而從當前的情況來看，人文地理學本身卻呈爆炸式的發展。其起點是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對既有觀點和方法的挑戰，1950—60年代的實證主義和空間分析受到各種非議，結構主義和人文主義思想、方法逐漸融入人文地理學，也給人文地理學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英國著名的地理學家約翰斯頓在其《哲學與人文地理學》（《Phi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一書中，將80年代的西方人文地理學派從哲學角度歸結為實證主義、人文主義及其結構主義三大思想流派（R.J. Johnston,1986）。結構主義地理學在人文地理學中的重要程度可見一斑。

概括起來，結構主義地理學的發展經歷了兩個具有鮮明特點的階段。

一、結構主義哲學思潮的大融合－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與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一樣，結構主義思想和方法論是通過其它社會科學引入到地理學中的。事實上，結構主義早在70年代之前就已經對人文地理學產生影響了，其代表人物是兩位無政府主義者皮特·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埃利茲·雷克白（Elisee Reclus）（R.J. Johnston,1986）。

結構主義對人文地理學產生重要影響的是皮亞傑（J. Piaget），他注重作為結構轉換（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過程的知識獲取的研究。他的發展心理學（Developmental psychology）中關於兒童如何學習空間幾何的研究對人文地理學產生重大的影響。他發現：在人們的心理發展過程的每一階段都與前一階段在量上存在差異，並且在每一階段都是新要素與已有要素合而為一，所有的要素再統一和協調起來，與「格式」（schemata）相匹配（而不是隨意信息），這就是所謂的結構自律性（self—regulatory）特徵。從皮亞傑的實驗獲得的啟示是：在兒童對空間構思的發展過程中存在四個主要階段，但該實驗並未延伸到傳統地理學的研究領域（J. Piaget，1971）。高爾德（P.R. Gould）提出「雖然兒童心理學家皮亞傑直接對兒童學習空間、周圍環境和幾何學與拓撲學概念的方式作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但他並未論及兒童所擁有的基本地理映象（Geographical images）及他們學習這些映象的方式」。高爾德主要研究了「優先表面」（Preference surface），即對某些場所（place）的反應態度。但有另一些學者更多注重的是對地理知識（Geographical knowledge）的獲取（P.R. Gould，1973）。格里高力指出：在這些研究中，包括了許多有關皮亞傑結構主義認知地圖方面概念，但是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很少注意到結構主義的觀點，僅僅集中於人們所知道的東西及其他們獲得的途徑，並且在這些研究中間，具有很強烈的實證主義色彩（D. Gregory，1978）。

在這一時期，結構主義對人文地理學影響最大的要算結構馬克思主義，它形成了人文地理學中的激進主義地理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哈維（D. Harvey）（D. Harvey，1973，1982）、邦奇（W. Bunge）和卡斯特爾（M. Castell）等（R. J. Johnston,1986；M. Castell，1977，1983）。他們認為，人文地理學應首先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抨擊，並於1969年在克拉克大學創刊《對立面（Antipode）》，集中發表他們的見解，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派的代表人物哈維於1971年開始撰文介紹該學派的基本觀點，並在其後出版的《社會公平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書中作了系統的闡述（D. Harvey，1973）。哈維指出：形成社會問題的原因非常深刻，只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才能對其作出合理的解釋並提出改革方案。該類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認為：人文地理學不能歸納出空間行為的普遍規律，而是要尋求確定人類行為過程的經濟過程，並在特定的情形下去證明它。不能象實證主義地理學那樣認為某種原因一定能夠會產生某種效果，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認為經濟活動使人類的活動有一定的方式。至於人們選取哪一種方式則不可能從理論中直接得到，而只能在實例研究中去理解（D. Harvey，1973； R.J. Johnston,1986）。

二、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復興－20世紀90年代以來

20世紀90年代以來，進入了結構主義地理學的第二個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結構主義地理學重新成為研究的熱點，不過一反常態，與第一階段的結構主義學派有著很大的不同，人文地理學不再直接接受來自結構主義的哲學思潮，而是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在人文地理學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艾米（A. Amin），格雷厄姆（S. Graham）等有國際影響的地理學家的研究工作等（A. Amin & S. Graham,1998）。

這一時期，這些學者均是在地理研究中廣泛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來分析問題，雖然他們同時又有可能屬於不同的學派，如女權主義地理學派，後殖民主義地理學派等，但他們並不相互封閉，而是在不斷的進行交流與對話。女權主義經常運用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強調社會建設中的性別的作用的重要性，用於解釋人的作用及廣泛的因果關系，也用於解釋人們的社會和空間經歷。同時，結構馬克思主義、皮亞傑的發生心理學等對地理學的影響並未消失殆盡，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不過這一時期的結構主義地理學，不象第一階段的結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那樣，不再有比較系統的研究內容。

總之，這一階段的結構主義地理學在不斷的發展和演化，逐漸走向成熟，結構主義的方法論框架真正滲透到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當中去，並且在城市地理的研究中日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