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中國石峁古城下載

⑴ 中國最大遺址

⑵ 良渚古城具體位置在哪裡

良渚古城遺抄址，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瓶窯鎮內，是中國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的一個區域性早期國家的權力與信仰中心所在。長江下游地區首次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城址，在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發現之前，是中國最大的史前城址，一直被譽為「中華第一城」。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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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遺址作為良渚文化的權力中心和信仰中心，是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基礎、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國家的傑出見證，它存在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長江下游地區。它為中國以及該地區在新石器晚期到青銅時代早期的文化認同、社會政治組織以及社會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證據。

良渚古城遺址說明了從小規模新石器時代社會向具有等級制度、儀式和工藝的大型綜合政治單位的過渡。它包括早期城市化的突出例子，表現在夯土遺跡、城市和景觀規劃，以及表現為遺產內的墓地差異、空間組織的社會文化戰略和物化權力的社會等級。它代表了中國在五千多年前偉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傑出的城市文明代表。

⑶ 石峁遺址的保護工作

石峁遺址發現於上世紀70年代，因數千件流散的玉器而聞名。由於遺址的范圍大，遺址范圍內的修路、取土等建設活動，甚至對遺址的濫挖、盜掘等仍時有發生，遺址的保護形勢急迫。鑒於遺址的重要性和考古工作的長期性，與會學者紛紛呼籲，應在當地盡快設立石峁遺址保護管理機構，加強對遺址的日常監管和看護。同時，盡快制定保護措施和遺址的保護規劃。
通過加強宣傳，增強當地居民文物保護意識，避免遺址進一步遭到破壞。加大對保護力度，特別是加大打擊盜掘的力度。保護好遺址是後續所有工作得以開展的前提和基礎。神木的經濟高速發展，文化如何同經濟發展相協調，如何保護展示，這是政府應當慎重並著手考慮的。專家希望，石峁遺址的發掘能納入到當地文化建設的體系，通過對該遺址的發掘、保護、展示，嘗試通過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促進當地文化、經濟的協調發展。陝西省文物局劉雲輝副局長表示，將會繼續大力支持做好石峁遺址的文物考古及遺址保護工作，推動石峁遺址的研究走向深入。 黃帝活動在石峁所在的陝北黃土高原是史有明言的，那就是《史記》、《漢書》有關黃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遠的陝北子長一帶的記載。《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崩，葬橋山」，《索隱》引《地理志》說：「橋山在上郡陽周縣」。查《漢書·地理志》，其上郡陽周縣下確實記有「橋山在南，有黃帝冢」的字樣，陽周即今陝北子長縣，當今陝西黃陵縣以北偏東三四百里的地方。除此之外，《漢書·地理志》上郡膚施縣下還記載其地「有黃帝祠四所」，膚施即今陝西榆林，在子長縣北，毗鄰石峁所在的神木縣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長一帶有黃帝的冢墓，還有人們祭祀黃帝的祠堂，則黃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帶活動是無可否認的。
同時,依據《潛夫論·志氏姓》、《列子》、《山海經》《大荒西經》、《左傳·成公十三年》、《國語·晉語四》、《國語·齊語》等典籍分析,認為不僅黃帝後裔白狄在陝北地區活動，黃帝部族的直接後裔周人的也都在陝北活動。
最後，沈長雲教授再次強調，根據考古專家發現石峁古城的年代為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階段，正與黃帝活動的時間大體相當，由此更能確定石峁古城為黃帝部族所居。 《光明日報》國學版（2013年4月15日第15版）刊發了煙台大學人文學院陳民鎮先生《不要把考古與傳說輕易掛鉤》一文，認為把石峁古城直接與黃帝掛鉤，至少是與一般的記載相沖突的。
石峁古城有沒有可能是黃帝後裔的居邑呢？在傳統的古史觀念中，黃帝與堯舜等都是一脈相承的，屬於徐旭生先生所說的「華夏集團」。
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為距今約4300年，相當於「龍山時代」。我們知道，「龍山時代」是中國文明發生的關鍵階段，中國文明在這一階段逐步定型。過去一般將「龍山時代」的年代定為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結果表明，「龍山時代」的上限在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4300年以前，這一調整將帶來深遠的影響，需要我們重視。如果同時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那麼陝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黃帝部族的居邑呢？
這便涉及到黃帝的時代問題。《路史·發揮》卷三引《竹書紀年》：「黃帝至禹，為世三十。」如果這一記載有一定的根據，再結合《說文》中一「世」三十年的記載，黃帝到大禹之間間隔了900年。結合「夏商周斷代工程」關於夏代始年的認識，黃帝的年代距今約5000年，實際上這也是通常人們對黃帝時代的認識。如果石峁古城直接與黃帝有關，至少是與一般的記載相沖突的 。 來源： 光明日報
拙文《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發表以後，引起學界不少人的關注。其中有對拙文提出批評者，如陳民鎮先生。他認為我的論證是將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存與古史傳說輕易掛鉤，說這種做法「是危險的」。他承認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在龍山晚期，但卻以同時代的襄汾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為由，提出堯舜以前的黃帝不會居住在石峁。按照《路史·發揮》「黃帝至禹，為世三十」的記載，他認為黃帝的年代距今約5000年，因此我有關石峁古城為黃帝部族居邑的說法是錯誤的。他還認為，石峁遺址所屬的考古文化只是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性質和游牧傳統，與黃帝代表的華夏文明是不相稱的，石峁古城可能是北方草原文明的人群對南方農耕文明的一種防禦性建築。
所謂不要將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與古史傳說輕易掛鉤，這話我也贊成。但這里的關鍵似乎並不在可否讓考古學遺址與古史傳說掛鉤，而在於這樣的掛鉤是否准確與合理，或如作者所說，在於你這個鉤掛得是否輕率與簡易。實際上，當今考古界這類「掛鉤」的做法早已屢見不鮮，如將登封王城崗說成是禹都陽城、將襄汾陶寺遺址說成是堯舜都邑等等。作者對此並未加以反對，卻獨反對「將黃帝文化落實到某種考古文化」，這是何道理！想必作者會說，其所主張的是「大多數學者」的意見，然而學術研究的是非優劣難道可以用「大多數」或「少數」作為評判標准么?
「大多數學者」所稱說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如當今多數學者（包括作者）都說陶寺古城是堯的都邑，然而先秦古文獻到底有哪一部明確指出堯都在今山西襄汾陶寺的呢？《史記》只是說「昔唐人都河東」，後人將唐人理解為陶唐氏，又將陶唐氏說成是的堯的「號」，於是變成了堯都在河東。殊不知顧頡剛早就指出：「在《左傳》上，堯沒有唐號，唐亦不言堯後」（見《古史辨》第一冊），《鶡冠子》中甚至有「堯伐有唐」之語，《呂氏春秋·古樂》亦分陶唐氏與帝堯為二事，是堯與唐並不能混為一談。他之後的徐旭生雖仍堅持帝堯陶唐氏的說法，卻又對陶唐氏在河東（即晉南）的認識大加批駁，說陶唐氏舊地只是在今河北唐縣、望都一帶。事實上，《史記·貨殖列傳》早有「堯作於成陽」的記載，成陽在今山東菏澤地區，不知今學者為何置《史記》的記載於不顧。限於篇幅，我不能對這個問題展開論述，也不能對舜的居邑及夏文化的地域等問題展開論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從別的地方找到我有關論述的文章。這里只是想藉此例子表明，不在「大多數」范圍內的學術主張，不一定就是沒有道理而應該被棄置不顧的。
回到黃帝與石峁古城關系的爭議上來，我感到作者對我的批評，仍是靠著「大多數」立論，以所謂「一般認識」作為是非標准，提出他的不同於我的主張的。
首先是黃帝的年代問題。前已指出，作者強調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就是為了顯示作為「五帝」中的後兩位「帝」生活在龍山時期，即石峁古城開始建造於距今4300年左右的年代，以此來襯托作為「五帝」之首的黃帝與石峁古城無關。說黃帝為「五帝」之首而遠在堯舜之前，當然是「一般認識」，然而這個認識對不對呢？當今學者，從顧頡剛、傅斯年等人開始，包括徐旭生，實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馬遷《五帝本紀》所記述的那樣一套以黃帝為首，其他幾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黃帝子孫的血緣譜系了，大家都承認所謂「五帝」實只是史前各個氏族部落的首領，是這些部族的後人各自奉祀的祖先，並且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既然如此，我們憑什麼去證明這各個部族的首領在歷史上存在的先後次序呢？譬如黃帝，其作為周人的祖先，我們到底有何證據說他一定在其他四帝之前？是人們把黃帝——周人這支氏族的世系與顓頊諸帝的世系比較的結果，還是有什麼確切的史料證明黃帝生活的時代一定比諸帝久遠？帝嚳據說是商人的祖先，我們姑且相信這個說法，然而他到底是商人多少代前的祖先，並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說明，憑什麼就說他一定在黃帝、顓頊之後，而在堯舜之前呢？所可論定者，大概只有顓頊在堯舜稍前的一些時候，因為有《左傳》諸書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說顓頊作為有虞氏的首領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無從論定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作者在這里給出的黃帝距今5000年而在堯舜之前的「證據」，即所謂《竹書紀年》的記載。不幸的是，這條記載的可信性卻很值得懷疑。一則，據陳夢家、方詩銘諸家的研究，《紀年》的編年紀事實起自夏，今《路史·發揮》所引《竹書紀年》提及黃帝之事，並非《紀年》原文。其二，就「黃帝至禹，為世三十」這句話而言，亦是羅泌隱括其所用材料之語，非《紀年》原文，而羅泌著《路史》在《今本紀年》之後，並有摘抄《今本》之行為，安知此語不是羅泌據《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結論？我想，即令這句話出自真的《紀年》，也沒有必要信以為實，因為《紀年》寫作在戰國末年，其時已有將黃帝等傳說中人物編在一個譜繫上的書籍出現，此與黃帝等人本來的部族首領的形象已發生了很大改變，《紀年》照此而稱說黃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豈可信以為真。這里，我倒想問，除了這類戰國晚近的文獻，還有哪些先秦時期的古籍能夠提供黃帝距今5000年的證據呢？
其次是黃帝與華夏暨華夏文明的關系問題。作者仍按老套路說，黃帝作為一般認識中的「華夏始祖」，其所創造的文明當然是華夏文明，而華夏文明只分布在長江、黃河流域。言下之意，是黃帝及其部落不會在北方長城地帶留下他們的足跡。這套看似有理的說辭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它無法回答何以有那麼多文獻，而且是較早的文獻提到黃帝活動在今北方長城地帶的問題，如拙文所舉，不僅陝北留有黃帝的陵墓，河北涿鹿留有黃帝與蚩尤征戰並在那裡「合符」和作為都邑的文獻記載，還有他的後裔白狄族與周人活動在陝晉一帶的記載與考古學遺跡。作者對我所舉的這些論據未做正面回應，也是在迴避這個問題。看來，作者是混淆了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祖先黃帝傳說與真的黃帝部族的歷史這二者間的界限。黃帝之作為華夏族的共同祖先，乃是華夏民族形成以後體現在華夏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質的表現，而我國華夏民族的形成乃是周朝建立以後，經過周人與夏商舊族及各蠻夷戎狄的長期融合而成為一體後才出現的事情。至於華夏族何以奉黃帝為共同祖先，並把他置於諸位祖先之首，則是周人屬於黃帝部族直系後裔的緣故。作為周人祖先的黃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長城地帶，這與他日後作為華夏民族的祖先而被當作華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兩回事情，二者互為關聯卻並不矛盾，我們不能以後者去否定前者所倚靠的史實背景。
最後是石峁遺址及所屬考古學文化的性質問題。我們認為，作者將石峁古城所屬的考古學文化歸入草原文化的范疇，將石峁居住的人群視作與南方農耕文明相對立的人群，完全是一種想當然的做法，不嚴密又不科學。所謂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有一個過程，不是一開始北方各地就是一派草原文化的風光的。石峁遺址屬於朱開溝文化，朱開溝文化基本屬於一種農耕文化，尤其在它的早期階段，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開溝文化的早期。這里涉及到朱開溝文化分布區域早晚期地理環境的變遷問題。學者研究，當朱開溝文化的早期，其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尚為森林草原景觀，降水量也較多，是較適宜於農業經濟的發展的，考古發現也證明其時朱開溝的農業生產已發展到較高的程度（田廣金《北方文化與匈奴文明》，第261-263，又300-301頁）。只是到了它的後期，才因這個地方的氣候變得越來越乾冷，致使其自然環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觀轉化，當地的經濟也才變為半農半牧經濟，而這已相當於商代開始的時期了，我們不能以後例前，說黃帝時期這里的人們就是從事畜牧業經濟，甚至是「游牧經濟」。可以設想，正是這樣一種氣候環境的變遷，才促使居住在這里的黃帝族後裔——―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的東徙南遷，才有了後來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崛起並建立周王朝，也才有了以周人為主導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華夏民族的形成。從這個角度看，石峁古城作為周人祖先黃帝族的居邑，也可稱得上是華夏民族的發祥地。

⑷ 英媒為何稱中國發現4000年前失落城市

據英國媒體8月24日報道，考古學家們在中國發現了一處失落城市的遺址，該城市在大約4000多年前有過繁榮的時光。

據研究人員稱，宮殿是用夯實的泥土建立在巨型金字塔頂上的，並採用了木質的廊柱和屋面瓦。據認為，當時的統治精英居住在金字塔建築群內，那裡很可能也是手工業生產的場所。在金字塔的表面發現刻有眼睛和人臉圖案。

論文稱：「由於該金字塔的高度至少有70米，因此在這個定居區域的每個地方——包括郊區甚至偏遠的農村地區——都可以看到它。所以它很可能是在持續和不可抵抗地提醒石峁古城的民眾不要忘記居住在頂部的統治精英的權威，這是有關『社會金字塔』的一個活生生的範例。」

研究人員稱，在石峁古城，群體獻祭的做法也是司空見慣的——僅在外圍防禦城牆的舊址上就發現了6處填滿被砍下的人頭的葬坑。在石峁古城的其他遺址中還發現與獻祭有關的人類遺骸和玉器。論文作者們寫道：「玉器和獻祭人員可能通過宗教儀式被填塞在石峁古城的城牆內，以強化其作為庄嚴的權力中心的意義，增強城牆的御敵功效，並使之成為完全意義上的權力場所。」

⑸ 神木的石峁古城遺址難道還不能證明夏朝存在嗎

夏都遷都多少次了？不是夏朝遺址？憑什麼確認。石峁遺址和大禹出生活動時間相符，和大禹出中原治水路線相符，且為石頭城。大禹之父用石牆堵洪水，失敗，說明他父親是擅長建石頭城的人。且禹都有這樣的規模很正常，因為其子是夏朝的締造者，第一個大一統的奴隸制王朝，所以能有這樣的規模正常，而且用人祭祀在奴隸制王朝中非常正常。還有最近有人說什麼黃帝的帝都。。。堯都有4500歷史，堯的祖先黃帝就比他晚嗎？還什麼同一時期的不同部落的人，完全胡說八道。。。有一切都合乎情理合乎歷史傳說及記載的答案不去證實，搞一個非常不合理的答案去誤導他人。請考古人員切實客觀的按專業來進行挖掘查證。

⑹ 石峁遺址的發掘意義

地處黃河之畔、農牧交錯帶的陝西神木石峁遺址，以「中國文明的前夜」入選2012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目前國內所見規模最大的龍山時期至夏階段城址，以公元前2000年的三重石頭城牆和玉畫雙絕的英姿乍露，吸引著考古學家的目光。
石峁遺址為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發展過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資料。有國內專家直接用「石破天驚」來形容石峁城址的發現。石峁城址將有助於進一步了解所對應那個時代的社會形態、聚落形態演變、人地關系及遺址的功能。
石峁城址還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質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科學背景，更對進一步了解早期的歷史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義。它的發現可能會改變人們對中國史前格局的認識。
2012年10月，經中國考古學會、國家文物局、陝西省文物局、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國家博物館等40餘位考古專家，對神木縣石峁遺址發掘現場聯合考察認為，石峁遺址是已發現的中國史前時期規模最大城址，對於進一步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等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這一遺址規模宏大的石砌城牆與以往發現的數量龐大的石峁玉器，顯示出石峁遺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
經過大量考古調查、勘探和部分發掘，考古隊在遺址中發現了保存相當完整、基本可以閉合的石砌城牆及城門、角樓和疑似「馬面」等附屬設施。通過分析調查，專家初步認定石峁城址應當始建於龍山中期，延續至龍山晚期至二里頭早期階段，無疑是黃河中游地區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間的一個超大型中心聚落，是黃河腹地二里頭遺址之外一個重要遺址。

⑺ 殷墟甲骨文出土，將中國的哪一個發明前推千年

毛筆，文房四寶之一，古代中國獨具特色的書寫工具，書寫了中國五千年璀璨文明，因此中國人很有必要追根溯源，了解毛筆起源歷史。根據史書記載，毛筆為秦朝蒙恬所造，但考古殷墟卻發現另有真相。

殷墟甲骨文橫空出世，猶如一道驚雷響徹華夏大地，不僅證實了飽受西方學者質疑的商朝存在，而且10多萬甲骨文卜辭，訴說了三千年一段又一段往事，讓我們慢慢揭開了商朝的神秘面紗。最為直接的一點是，一批特殊的甲骨文出世，告訴我們商朝時期已經出現毛筆了，甲骨文並非全是“刀筆文字”！

毛筆，看似只是一個死板的工具，實質對中華文明影響巨大。我們都知道，任何一次技術革命都會帶來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比如4G讓短視頻、共享單車出現，5G或許讓無人駕駛成為可能，毛筆的出現就讓書寫變得更為簡單，讓書寫告別了“刀刻”時代，知識積累與傳播可以更上一層樓，因此對推動中華文明進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⑻ 石峁遺址的發掘成果

文物部門曾於1976～1981年對該遺址進行過初步發掘，發現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槨墓、瓮棺葬等，出土陶、玉、石器等數百件，尤以磨製玉器十分精細，頗具特色，其原料主要為墨玉和玉髓，器類有刀、鐮、斧、鉞、鏟、璇璣、璜、牙璋、人面形雕像等。並發現了古城址。石峁遺址玉器的出土可上溯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出土的玉器已散佚海外，被歐美幾家博物館入藏。
（圖冊資料來源 ） 在2012年的一次考古挖掘對石峁城址外城北部的25000餘平方米的一座城門遺址進行了重點發掘。外城東門址位於遺址區域內最高處，由「外瓮城」、兩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內瓮城」、「門塾」等部分組成。
此次考古中發掘出6件完整的玉器，種類為玉鏟、玉璜、石雕人頭像等。這是石峁遺址考古中首次發掘出的玉器。玉器就在石牆里，這是奇特的發現。可發掘中確實如此。出土的玉器一種是在傾斜的石牆裡面，第二種就是在倒塌的石牆堆積裡面，距離地面都比較低。
石峁遺址出土了大量玉器，尤其以現藏陝西歷史博物館的玉人頭像價值最高，是中國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的唯一一個以人為雕刻對象的玉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王煒林說：「上世紀70年代，就有考古人員在石峁徵集到127件玉器。其中不少被陝博收藏著。目前流失在世界各地的石峁玉器有4000件左右。」石峁玉器世界聞名，但是一直沒有「正名」。這是因為沒有在考古發掘上發現過石峁玉器，缺乏關鍵依據。
但在此次考古挖掘中，發掘出了6件完整玉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古收獲。證明了石峁玉器確實存在，流散各地的石峁玉器也因此「正名」。 2012年12月20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地處黃土高原北部邊緣且距離黃河20多公里的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在2012年5月至11月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集中埋置人頭骨的遺跡兩處，以年輕女性居多，與城牆修建時的奠基活動或祭祀活動有關。主持發掘的專家邵晶透露，這種頭蓋骨祭祀遺跡在中國新石器考古史上十分罕見。
在下層地面下發現集中埋置人頭骨的遺跡兩處，一共48個頭骨。一處位於外瓮城南北向長牆的外側；一處位於門道入口處，靠近北墩台。這兩處人頭骨擺放方式似有一定規律，但沒有明顯的挖坑放置跡象，擺放范圍外瓮城外側呈南北向橢圓形，門道入口處的遺跡略呈南北向長方形。經初步鑒定，這些頭骨以年輕女性居多，部分頭骨有明顯的砍斫痕跡，個別枕骨和下頜部位有灼燒跡象。
主持發掘的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邵晶說，在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部落首領人物死後使用人殉已成為通行的禮俗。但以年輕女性頭蓋骨用於奠基儀式或祭祀活動，在中國境內的考古發掘中十分罕見，在陝北地區為首次發現。這兩處集中發現的頭骨可能與城牆修建時的奠基活動或祭祀活動有關。依據實驗室分析結果，這些女性的年齡在20歲左右。 考古工作者2012年在後陽灣的一座房址附近發現了鱷魚骨板，呈正方形，正面有許多點狀小孔。很多人據此判斷那個時代的黃土高原，氣候濕潤適宜揚子鱷成長。
這塊鱷魚骨板是包括陝晉中北部、內蒙古中南部在內的河套地區的首次發現，所以推斷這條鱷魚未必生長於此，極有可能來自遙遠的南方。根據史料記載，上古時代有一種鼓名叫鼉鼓，用揚子鱷的皮革製作而成，是等級的象徵。因為「鼉」便是揚子鱷的古稱，按照學界最流行的觀點，這些骨板很可能便和製作鼉鼓有關。專家推測，鱷魚骨板出現在神木石峁，可能是當時上層社會的奢侈品交流而來的。 2012年在對石峁遺址的發掘中，在後陽灣一處房址之下，發現了一件被打碎的雙鋬鬲。發現時，兩個鬲套扣在一起，裡面有一些肢骨、肋骨等散落於套扣的鬲中。後經考古專家對骨骼鑒定發現，這些遺骨屬於一個不足周歲的嬰兒。這種用炊具埋葬夭折嬰兒的習俗，在當時的中國普遍存在。
經過細致發掘，在這具嬰兒的骨骸上發現了一些紡織物殘片。這一發現，對他們來說意義重大。北方地區因為氣候乾燥，土壤水分不夠，很少有紡織品能夠保存下來，更何況是4000多年前的紡織品，所以尤為珍貴。經初步鑒定，這些紡織物原料為薴麻類纖維，這說明北方至少4000多年前就已經懂得人工紡織，並已經開始有意種植薴麻。此外骨殖上部殘留的織物殘片，分為上下兩層，下層緊貼骨殖，經緯較為細密，上層經緯較為粗疏，說明4000多年前的石峁人已經有了內外衣之分。這一發現對於研究中國服飾的歷史，也有著重要意義，證實了「北麻南絲」這一構想的可操作性。 2015年9月考古人員在石城的牆體發現眾多「石雕人面像」，初步證實古城曾在原始宗教信仰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在開展正式考古發掘前，石峁遺址有石雕人面像的現象已引起考古專家注意。近十年前，有學者就對石峁遺址展開考察，進而公布了一批特徵明確、造型獨特的石雕或石刻人像，數量20餘件，均為砂岩質地，大部分是人面像，也有半身或全身的石像，其中不乏高鼻深目者，推測可能與中國西北地區早期青銅時代的同類雕刻有關。

⑼ 石峁古城在神木的哪裡

石峁遺址是一處面積超過4平方公里的超大型史前石城遺址，也是是目前我國史前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位於陝西省神木縣高家堡鎮石峁村的禿尾河北側山峁上，地處陝北黃土高原北部邊緣，北部分別距長城10公里、黃河20多公里。其文化命名為石峁類型，屬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