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理哲學
A. 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本質區別是什麼
中西方文化的初始階段由於在哲學以及影響哲學的諸多因素並哲學反作用的這諸多因素存在很大的差異性，綜合表現在哲學方面是有很顯著的差異性的。本文比較的初始階段的西方哲學界定為早期的西臘哲學 .
哲學的產生受地理條件及宗教的影響是很大的，西臘的農業文明產生於西臘半島上的山丘之間的谷地，同時與周邊文明的戰爭與貿易對西臘哲學的產生也有重大影響。在西臘文明誕生以前，地中海南岸的埃及文明以及東岸的巴比倫文明已經輝煌的存在了好多個世紀。埃及文明是敬畏死神的，埃及的神學以關懷死亡為主，他們相信死者的靈魂要進入陰間，並根據在陽間的表現要遭受到審判。克里特文明受埃及文明的影響很深，克里特文明對西臘半島南端的邁錫尼文明又有很大影響，而後來的西臘文明顯然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邁錫尼文明。而東方巴比倫的宗教神學更關心的是現世的繁榮而不是來世的幸福，巴比倫文明傳入西臘的途徑顯然通過小亞細亞的陸路更便捷，方式不外乎貿易與戰爭。我們站在西臘半島向西看，當時只有義大利南端的伊特魯立亞人稍稍初顯了文明的曙光，而北部的凱而特人、日爾曼人都還是蒙昧的階段。
中國的文明倘若說從有文字記載的年代算起，應該可以上溯到商朝，此時的中國農業文明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從商朝所領屬的的地域來看,發展農業文明也是必然的。由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以及古西臘直至古中國都是農業文明來看，先人們總結出農業文明是誕生古老文明的必要條件，而游牧部族就不具備這個條件。在中國哲學真正意義上的產生應該從孔子對周禮的闡述開始，而在這之前亞洲大陸上的中國文明顯得是那麼的孤單，如果沒有喜馬拉雅山的阻隔可能與當時亦很發達的印度文明會有交流，但是地理上的無奈讓中國的文明缺乏與周邊文明交流的條件，而中國自上古以來神學及原始宗教方面缺乏有組織的系統性、權威性，這樣宗教對中國哲學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的，當然要除了後漢以來佛教的影響。從這些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哲學顯得比較單薄且缺乏多元性，從而造成中國文明獨特性也是必然的。如果有人提出東晉時期的諸多外族以及之後的諸多外族對中國文明的影響，但大家都知道那多是外族主動的接受中華文明，對中國文明在哲學上的貢獻除了我們本身演繹的佛家禪宗外幾乎沒有。
孔子肇始中國哲學的時候，西臘哲學的鼻祖泰勒斯幾乎是在同一時代發端了西臘哲學。雖然同樣是農業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西臘文明以及西臘哲學由於可以引用並借鑒其他文明成果，這樣相較於中國文明以及中國哲學的產生，就具有先天的優越性。西臘哲學受原始宗教和神學的影響很深，當時的西臘文明反映在宗教和神學上除了有奧林匹斯山上的那些喜歡爭斗的諸神，還有由色雷斯的神演化而來的狄奧尼索斯或者說是巴庫斯。雖然對巴庫斯的崇拜受到崇拜宙斯這一派的正統派的歧視，但是由此誕生的奧爾弗斯教派對西臘整個文明包括哲學的影響也是不可不提及的。而反觀當時中國的文明以及哲學由於宗教神學相對薄弱，因而中國的哲學更趨向於內斂的個人體驗，在政治上表現於推行王道。
泰勒斯說，萬物是由水組成的，而孔子對哲學的闡述卻是從所謂的周禮開始，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出西臘哲學從開端便注重從事務的本身引申對對自然、對人類的思考，而中國的哲學則強調從人本身或人的主觀本身去看待一切。雖然同時代的老子提出了道這個亦包含有規律的概念，但就象李澤厚先生所說的，老子的道是功能於實體混而未分的整體，這樣的道顯然與泰勒斯所說的水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泰勒斯之後的米利都學派在哲學上的基礎觀點無不是由物質為基礎來引申的。象阿那克西曼德說認為萬物都出於一種簡單的元質，這種元質是無限的，這在某一方面又類似於老子的道。而阿那克西美尼認為萬物的一切基質是氣，這個氣更強調的是它的物理屬性，而我們中國哲學反映的那個氣，形而上的成分更要多些。
由以上我們是不是又可以說從一開始西臘哲學就更注重由事務的本身引申對世界及人類的探索，雖然在此之後的基督教的神學哲學讓這種探索走了好幾個世紀的彎路，但是由於基督教本身亦受西臘文明的影響，在它的教義中有些先驗的東西就不免有某種程度的民主性與科學性。而中國的哲學由於從發端開始就強調宗法觀念，更多的是從人的內在修為本身去理解闡述對世界以及對人類的探索，且又缺乏與其他文明交流的渠道，加上統治者對這種哲學的惡意曲解，導致這種哲學最後趨於死板僵化。雖然西臘文明從柏拉圖以後在某些意念上與中國哲學有一定程度的趨同，但從整體上以及後來的發展來看，由於此二種哲學在目的與功用性上的不同，造成所謂的差異性就不難理解了。中國的哲學的目的是所謂的自我修為以及在功用上表現為維護王道，推行教化；而西臘哲學更注重對事務本身內在規律的研究，如此而已。
B. 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研究的不同點是
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性有哲學上的反映。就如我們所知的哲學是哲學是唯心的或唯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或者說哲學是科學的或非科學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哲學是人類對自然、社會、文化、經濟、歷史等諸多范疇的概括的綜合的認識與反映並通過得出的內在規律以期指導這些范疇在正確的軌道上發展。中西方文化的初始階段由於在哲學以及影響哲學的諸多因素並哲學反作用的這諸多因素存在很大的差異性，綜合表現在哲學方面是有很顯著的差異性的。本文比較的初始階段的西方哲學界定為早期的西臘哲學
哲學的產生受地理條件及宗教的影響是很大的，西臘的農業文明產生於西臘半島上的山丘之間的谷地，同時與周邊文明的戰爭與貿易對西臘哲學的產生也有重大影響。在西臘文明誕生以前，地中海南岸的埃及文明以及東岸的巴比倫文明已經輝煌的存在了好多個世紀。埃及文明是敬畏死神的，埃及的神學以關懷死亡為主，他們相信死者的靈魂要進入陰間，並根據在陽間的表現要遭受到審判。克里特文明受埃及文明的影響很深，克里特文明對西臘半島南端的邁錫尼文明又有很大影響，而後來的西臘文明顯然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邁錫尼文明。而東方巴比倫的宗教神學更關心的是現世的繁榮而不是來世的幸福，巴比倫文明傳入西臘的途徑顯然通過小亞細亞的陸路更便捷，方式不外乎貿易與戰爭。我們站在西臘半島向西看，當時只有義大利南端的伊特魯立亞人稍稍初顯了文明的曙光，而北部的凱而特人、日爾曼人都還是蒙昧的階段。
中國的文明倘若說從有文字記載的年代算起，應該可以上溯到商朝，此時的中國農業文明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從商朝所領屬的的地域來看,發展農業文明也是必然的。由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以及古西臘直至古中國都是農業文明來看，先人們總結出農業文明是誕生古老文明的必要條件，而游牧部族就不具備這個條件。在中國哲學真正意義上的產生應該從孔子對周禮的闡述開始，而在這之前亞洲大陸上的中國文明顯得是那麼的孤單，如果沒有喜馬拉雅山的阻隔可能與當時亦很發達的印度文明會有交流，但是地理上的無奈讓中國的文明缺乏與周邊文明交流的條件，而中國自上古以來神學及原始宗教方面缺乏有組織的系統性、權威性，這樣宗教對中國哲學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的，當然要除了後漢以來佛教的影響。從這些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哲學顯得比較單薄且缺乏多元性，從而造成中國文明獨特性也是必然的。如果有人提出東晉時期的諸多外族以及之後的諸多外族對中國文明的影響，但大家都知道那多是外族主動的接受中華文明，對中國文明在哲學上的貢獻除了我們本身演繹的佛家禪宗外幾乎沒有。
孔子肇始中國哲學的時候，西臘哲學的鼻祖泰勒斯幾乎是在同一時代發端了西臘哲學。雖然同樣是農業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西臘文明以及西臘哲學由於可以引用並借鑒其他文明成果，這樣相較於中國文明以及中國哲學的產生，就具有先天的優越性。西臘哲學受原始宗教和神學的影響很深，當時的西臘文明反映在宗教和神學上除了有奧林匹斯山上的那些喜歡爭斗的諸神，還有由色雷斯的神演化而來的狄奧尼索斯或者說是巴庫斯。雖然對巴庫斯的崇拜受到崇拜宙斯這一派的正統派的歧視，但是由此誕生的奧爾弗斯教派對西臘整個文明包括哲學的影響也是不可不提及的。而反觀當時中國的文明以及哲學由於宗教神學相對薄弱，因而中國的哲學更趨向於內斂的個人體驗，在政治上表現於推行王道。
泰勒斯說，萬物是由水組成的，而孔子對哲學的闡述卻是從所謂的周禮開始，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出西臘哲學從開端便注重從事務的本身引申對對自然、對人類的思考，而中國的哲學則強調從人本身或人的主觀本身去看待一切。雖然同時代的老子提出了道這個亦包含有規律的概念，但就象李澤厚先生所說的，老子的道是功能於實體混而未分的整體，這樣的道顯然與泰勒斯所說的水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泰勒斯之後的米利都學派在哲學上的基礎觀點無不是由物質為基礎來引申的。象阿那克西曼德說認為萬物都出於一種簡單的元質，這種元質是無限的，這在某一方面又類似於老子的道。而阿那克西美尼認為萬物的一切基質是氣，這個氣更強調的是它的物理屬性，而我們中國哲學反映的那個氣，形而上的成分更要多些。
由以上我們是不是又可以說從一開始西臘哲學就更注重由事務的本身引申對世界及人類的探索，雖然在此之後的基督教的神學哲學讓這種探索走了好幾個世紀的彎路，但是由於基督教本身亦受西臘文明的影響，在它的教義中有些先驗的東西就不免有某種程度的民主性與科學性。而中國的哲學由於從發端開始就強調宗法觀念，更多的是從人的內在修為本身去理解闡述對世界以及對人類的探索，且又缺乏與其他文明交流的渠道，加上統治者對這種哲學的惡意曲解，導致這種哲學最後趨於死板僵化。雖然西臘文明從柏拉圖以後在某些意念上與中國哲學有一定程度的趨同，但從整體上以及後來的發展來看，由於此二種哲學在目的與功用性上的不同，造成所謂的差異性就不難理解了。中國的哲學的目的是所謂的自我修為以及在功用上表現為維護王道，推行教化；而西臘哲學更注重對事務本身內在規律的研究，如此而已。
C. 如何有效地勾連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
西方哲學思想從古希臘開始強調二分法。以個人為核心，以理性和斗爭為主內要表現。中國古代哲容學則強調天人合一的圓滿。以集體、社會、家庭為核心。強調整體和共融和諧。隨著當今社會全球化的加速進行，東西方哲學思想的觸碰愈演愈烈，其表現也是方方面面。
D. 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區別和聯系
西方哲學緣起於古希臘。而古希臘文化特徵是典型的半島文化。其自然經濟的發展受到地理環境（比如，能開墾的土地非常有限，農產品也比較單調）的制約。所以，為了生存和生活，以物易物的交換是必不可少的。這就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商品交換中，最重要的就是「契約精神」。而所謂契約，就包括了「公平」「正義」「理性」等。
當然，古希臘四周環海的半島屬性也很重要。這涉及到了人類對未知世界的思考與思辨。
而中國屬於大陸文化，周圍的地理環境並不利於遷移，這使得這塊土地相對比較封閉。由於有相當的土地資源，所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就順理成章的比商品經濟要發達。而自然經濟的基本單位就是家庭，這就使得維系家庭穩定的倫理道德異常重要。
所以，大致上可以這么概括：西哲起源於「契約」「理性」「思辨」，而中哲則起源於倫理道德。但不是說西方就不重視倫理，中國就沒有形而上的思考。而是說，從傳統上講有各自的視角罷了。這兩種視角就決定了中西哲學的區別。
在這個邏輯圖裡面，包含了亞里士多德創新出來的《工具論》，這是西方邏輯學理論的開端。康德先驗邏輯創新出來的結構法。馬克思在哲學理論中取得的成果——《資本論》的邏輯，以及中國哲學具有的鮮明特徵。間接形式的邏輯圖為：
應用哲學：馬克思的哲學——典型代表《資本論》的邏輯，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一體
書本哲學：中國哲學——知性辯證法，只有觀點理論，沒有涉及哲學邏輯問題
亞氏哲學：代表作《形而上學》《工具論》，內涵觀點方法邏輯規則，沒有圖像正位法
┌認識結構未在場：提出目標是創建理性巴別塔
康德哲學┼先驗邏輯給出了哲學邏輯方法：判斷表、范疇表，圖像正位法
└邏輯的圓圈沒有形成：停留在認識過程的菱形結構層面
這個邏輯圖將當代中國哲學與馬克思的應用哲學、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康德哲學之間的關系清晰地展示出來。由於中國哲學沒有涉及到哲學邏輯方面的知識內容，因此整體水平只能停留在觀點理論層面，研究方法屬於知性辯證法。這種知性辯證法與馬克思的理性辯證法不同，它裡面沒有動態論述的方法和結構，只有辯證認識的視角轉換。
亞里士多德撰寫了《工具論》，裡面涉及到語言表述規則和認識邏輯規則。由此體現出觀點和邏輯二者不可分割的一體關系。而觀點理論與認識邏輯相互分立，構成了中國學者頭腦中的思維方式具有的鮮明特徵。這一缺陷使得他們全都不能破解康德的先驗邏輯之謎。不知道作為哲學的真理規則是康德提出的知性和理性兩個層次二律背反。
E. 中國古典哲學中的什麼對天文地理和人事社會都具有極大的包容性
易經，道德經，孟子！
如果要讀的話，從孟子開始，然後看看道德經，至於易經，慢慢來吧！
F. 影響中國地理環境的三要素是什麼
中國，東半球、北半球，
北回歸線橫穿我國南部，大部分領土位於中緯度溫帶地區，南部一小部分位於低緯熱帶地區，無寒帶，南北跨度近50度，約5500千米，因而我國的氣候類型復雜多樣，加之，我國東部瀕臨最大的洋——太平洋，又位於最大的大陸板塊亞歐板塊的東部，因而，我國的經度地帶性差異顯著。夏季，我國受太平洋上的東南季風和印度洋上的西南季風影響，且由於在太平洋上形成的熱帶氣旋引發台風，因而降水增加。我國南北跨度大，因而，會造成雨帶的季節性移動。冬季，受蒙古西伯利亞冷空氣影響，南北溫差較大。由於氣候的原因，也影響了我國植被分布的不同。
我國處於地中海—喜馬拉雅山地震帶和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加之我國復雜的地形分布和季風影響，多發地震，造成滑坡等，加上降水成為泥石流。因而，我國的自然災害較多。
中國西高東低的地勢又導致河流的流向，氣候又影響了河流的同行能力、含沙量、結冰期等諸多水文條件。
值得一提的是西藏高原的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渭河平原，四川盆地、雲貴高原。
我國南方地區有色金屬分布較多，加之水利豐富，冶金業發達，加上南方降水多，容易形成酸雨。北方礦場資源豐富，尤其是賞析煤礦，但要知不合理采礦也會導致地震。
我國的地理位置，有益於我國對外發展經濟，且臨海有大陸架，大陸架有豐富的資源，如舟山漁場、南海石油。
與多個國家接壤，有利於東亞地區的穩定，可以加強合作，共同促進的發展。中俄的輸油管道就是很好的印證。
G. 中國傳統哲學應該被鄙視嗎
1、首先聲明，哲學是個舶來品，在中國原本沒有哲學這個說法，更沒有這門學科，日本率先引進了西方的哲學並發明了「哲學」這個詞彙（我們現代用語詞彙中有7892個來自於日本（1994年統計），諸如語文、數學、地理、物理、科學等詞彙都是）。中國古代沒有這個學科，所以我這里所說的「中國傳統哲學」主要是指有著哲學成分的中國傳統思想的**體。
2、中國有哲學嗎？答案是有，其實任何國家或者文化群體都會有哲學，問題只在於這種哲學是否「符合時宜」，中國傳統哲學地位得不到承認，很多人鄙視中國傳統哲學，原因很簡單，在這個以「科學」、「西學」為基礎的現代化氛圍中，中國傳統哲學有些「不合時宜」的味道。
3、中國傳統哲學是怎麼組成的？首先，中國傳統哲學的主流是倫理道德哲學，我想這一點反對的人不多，在這里請拋開「封建社會」、「階級統治」等語言。我們單獨看中國傳統哲學的主流，在小農經濟社會中，以倫理道德為主要意識形態。其實原因很簡單，即是在追求分散的小農經濟的統一性，倫理道德成為了最為有用的連結點。
4、以儒、釋、道來劃分中國傳統哲學，可能有些生硬，但是還是有幾分道理的，儒家是標準的入世哲學，除了倫理道德之外，主張個人的社會責任「治國平天下。」道家頗有世外哲學的特色（這里的道主要是指道家，而不是道教，請注意這一點。）主張在草野，在山野，在世外的生活狀態，他們要求的是人對「道」負責任，但是道家並不排斥必要的入世。釋就是佛教，盡管說中國沒有統一的宗教，但是佛教對中國的巨大影響是無可否認的，當然，伴隨著進入中國的時間久遠，佛教也進行了「中國化」的改造。佛教主張探索心性、輪回、大哲。三者相比較，佛教更接近哲學。我們看中國哲學，可以結合著三者一起看，我們不妨認為這三者是一個組合體儒家負責世俗、道家負責天地、佛家負責心性。（得指出的是，這三者並不會完整地凸顯在同一個人身上。儒釋道的「融合」包含著大量的排斥）。
5、儒學對中國的影響巨大，喜歡儒學者將其捧為神一般的學問，唾棄儒學者將其說成中國衰敗之根源。而我個人並非如此認為，首先我們現在學到的儒學被稱之前為「顯儒」，譬如「仁者愛人」、「三綱五常」之類的條目，而真正影響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的是「隱儒」，比如嫡宗法、地方鄉紳制度、家族組成等，這些「隱儒」才是影響最大的儒學。中國儒學的源頭在周禮，在孔子那裡，只是做了一些恢復和創新。宗法制的確立在周朝，而正是那個半傳說半真實的時代造就了我們今天的文化根基。
H. 精闢的說明中國地理和文化的關系，作業。。。
中國近代對「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及其影響
張九辰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摘要：本世紀初期隨著西方近代科學的傳入，中國學者對許多科學理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有些問題還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在眾多的理論問題之中，以「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涉及范圍廣泛、影響深遠。本文分析了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以及它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研究方向的影響，並試圖通過這一研究，分析中國近代地學發展與社會文化背景的關系。
關鍵詞：地理 文化
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科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新的學科不斷產生，西方的科學理論大量傳入中國，科學思想空前活躍，出現了探討科學、研究科學的可喜局面。在眾多的理論探討之中，關於地理與文化（或人類社會）之間關系的爭論，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論題。
對於地理與文化之間關系的研究，源於人地關系這一悠久的歷史命題。人地關系論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但作為具有近代科學意義的命題，卻始於18世紀的歐洲。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將地理環境決定論推向了高潮。19世紀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F.Ratzel，1844~1904）在他的著作《人類地理學》中，將這一理論引入了地理學，並強調了人類活動受地理環境的多方面的控制。20世紀初，拉采爾的思想經過他的學生，美國地理學家辛普爾（E.C.Semple，1863~1932)的著作《地理環境的影響》（1911年）而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辛普爾同時代的美國地理學家亨丁頓（E.Huntington，1876~1947）在1915年出版了《文明與氣候》，創立了人類文化只有在刺激性氣候地區才能發展的假說。1920年，他又出版了《人文地理學原理》一書，進一步強調了地理環境對於經濟與文化的決定作用。
在地理環境決定論產生廣泛影響的同時，法國學者維達爾·白蘭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提出了「可能論」又稱「或然論」，反對決定論的觀點。他認為地理環境只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多種可能性，而人類又根據不同的生活方式作出選擇，並能改變和調節自然現象。他的學生白呂納(J.Brunhes，1869~1930)在1925年出版了《人地學原理》，使這一觀點在歐美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經過激烈的爭論，到了本世紀20年代「或然論」逐漸替代了「地理環境決定論」， 並在西方國家占據了主導地位。
一 問題產生的社會背景
本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長期戰爭的破壞使得剛剛起步的近代科學更是舉步維艱，因此這一時期人為的、政治的因素對科學發展的影響顯得尤為突出。時局的動盪、民族面臨的存亡危機，加上科學技術的落後使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意識。他們試圖通過科學的分析找出中國落後的原因，同時又希望能夠通過科學拯救危難中的中國。
在這種社會背景條件下，許多學者試圖通過東西方地理環境的不同尋找出東西方的本質差異，以探討中國人如何擺脫困境。這種超越學術的研究動機，使得有關「地理與文化」的爭論在本世紀20~30年代顯得格外活躍，並成為眾多近代科學理論探討中最為突出的論題之一。也正是這種原因，使得在西方已經沉沒了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在中國卻格外的風行。
從19世紀末開始，達爾文(C.R.Darwin，1809~1882）的進化論在中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達爾文所指的「進化」本來是由於自然界中的生物與其地理環境之間相互作用中的改變而造成的，但英國哲學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將本屬於生物界的進化論引入到社會科學中，提出了「社會有機體」學說。嚴復在他的介紹達爾文進化論的譯著《天演論》中，闡述了斯賓塞的觀點，這種觀點迎合了當時中國社會環境的需要。到了本世紀20年代，進化論已為多數中國學者所接受[1]。
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深入人心的社會背景下，盡管進入本世紀20年代以後「地理環境決定論」在西方已被「或然論」所代替，但近代人地關系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卻首先始於地理環境決定論，而且還在中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它反映出了政治熱情高於科學精神的時代環境的特殊需要。進化論也為本世紀地理環境決定論能在中國找到生存的土壤奠定了思想基礎。
五·四前後有關東西文化問題的論戰也是促成地理學界「地理與文化關系」討論的原因之一。由於五·四前後正值中國歷史的重大變革時期，東西文化的差異問題就成為一個敏感的問題。這場在思想界進行的延續時間長、涉及范圍廣的論戰，也直接影響了地理學界的相關討論。地理學者們試圖通過中西地理環境的差異，尋找中西文化差異的根源。
中國的地理學研究在本世紀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20世紀初，中國近代地理學剛剛起步，地質學、氣象學、土壤學、動植物學、地貌學等分支學科不斷從地理學母體中分化出去，伴隨而來的就是地理學研究的危機感。如何繼續發展地理學？如何使地理學從傳統的描述向近代科學研究方法轉化？在中國地理學的發展還不夠成熟的背景條件下，地理環境決定論成為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中的一個生長點。在許多研究領域還是一片空白的情況下，西方人地關系理論的傳入，無疑使中國學者感到了一種「清新的氣息」。
人地關系論題涉及的學科相當廣泛，幾乎涉及到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由於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歷來是地理學者關注的中心議題之一，所以在中國近代有關「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中，以地理學者們的探討最為深入，並且這種爭論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方向的影響也最為廣泛。
二 近代人地關系論在中國傳播的過程
地理環境決定論是最早為中國學者所了解並被廣泛接受的人地關系理論。190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國近代地理學的開山之作——張相文的《地文學》。張相文在這部書第五編生物界中，闡述了不同氣候帶人種的優劣：「寒熱帶之人，為天然力所束縛，或昏怠遲緩、或畏瑣困陋，皆不免長為野蠻。亞熱帶則生物以時，得天頗優，常為開化之先導。亞寒帶則生物鮮少，人尚武健。」並認為「今世富強文明諸國，莫非溫帶之民族所創建也」 [i]。張相文是中國近代最早闡述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學者之一。
張相文的學說是從日文著作中轉介過來的。而且他的環境決定論的觀點，在當時的地理學界並未引起廣泛的注意，也沒有造成「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直到20世紀20-30年代大批留學生學成回國後，西方近代地理學理論直接地、全面地傳入中國，才產生了廣泛的「地理與文化」的討論。
1921年《地學雜志》介紹了亨丁頓的的著作，認為「漢丁頓之學說，主以地面上之自然現象與空氣情況解釋人類生活組織之現象，而定人類文明創造與發展之界限，此種學說簡括稱之，即地理的歷史觀」[ii]。1922年《地學雜志》譯載了亨丁頓的《文明與氣候》一書的第一章，《史地學報》譯載了弗爾格里夫(J.Fairgrieve)的「各國歷史所受地理之支配」。這一時期的有關雜志發表了大量的譯文和介紹性文章，評價了地理環境決定論，並認為這種理論「以地理環境判斷全世界古今各國文明之狀況」，是「唯物史觀、地理的歷史觀」[iii]。決定論思想在中國地理學界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出現了一批闡述決定論觀點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影響最大的是張其昀的《人生地理學》（1926年）和白眉初的《地理哲學》（1933年）。
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了地理環境決定論的缺陷。胡煥庸在留學法國期間，受教於法國現代地理學大師E.德馬東(de Martonne)和J.白呂納(Brunhes)，並受到法國人地學派思想的影響。1928年他回國時，中國近代地理學剛剛起步，在西方已經落後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思想還在中國學術界廣為流傳。他深感中國地理學研究與西方的差距，撰寫了「西洋人地學說晚近之發展」、「白呂納的人生地理學」和「法國研究地理學的近況」等文章，介紹了法國人地學派的「或然論」觀點。1935年白呂納的《人地學原理》中譯本出版，在這部譯著的長篇譯者序言中，系統地介紹了原作者的觀點，從而使「或然論」在中國地理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並逐步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
30年代，馬克斯主義（當時稱為新社會派）的辯證唯物論的人地觀也介紹到了中國。楚曾（楚圖南）在《地學季刊》上發表了「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最早介紹了馬克斯主義的人地觀，指出「自然環境對於人類的影響，則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為媒介而主要地影響於人類」[iv]。強調了自然與社會是勞動過程的兩個方面，而不是嚴格對立的。
三 「地理與文化」討論的興起
西方人地關系理論對中國學者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學者們紛紛著文闡述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掀起了 「地理與文化」問題的大討論。早在1904年（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張百熙、榮慶等人擬定了京師大學堂的《大學堂章程》。《章程》對於各學科講習方法的解釋中，即強調了對於「文化與地理之關系」、「軍政與地理之關系」和「風俗與地理之關系」的講解[v]。
本世紀20~30年代，對「地理與文化」的討論形成了一個高潮，論文數量之多、涉及范圍之廣是中國地理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在1933年《地學雜志》發表的169期總目中，特地開辟了「地與文化」一欄，可見此類文章之多以及當時學者對這一問題的重視。《東方雜志》也發表徵文討論地理與文化的關系。據筆者不完全的統計，這一時期專門探討地理環境與文化（或文明）關系的文章有40多篇，它們分別發表在10餘種期刊上，而以《地學雜志》論文最多，影響也最為廣泛。而在地理學的相關文章中闡述了人地關系思想的文章就更多，尤其是在區域研究中，人地關系的研究已成為研究主題之一。因此這一時期包含有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論文、論著有近百篇。從而使這一論題成為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主要論題之一。
在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發展進程中，地理環境決定論始終也沒有退出歷史的舞台，尤其是在20~30年代，在其它西方人地關系論傳入之前，這種觀點更為盛行。
一些學者首先試圖用中國優越的地理環境來解釋歷史與文化。1914年，王桐齡發表「中國文化之發源地」，分析了世界文明六大發源地的地理環境，認為漢族文化發達是由於「氣候溫暖、土脈肥沃、物產豐饒」[vi]。1924年，他又在《地學雜志》上發表了「陝西在中國史上之位置」，從氣候、土壤、河流、人口等方面的分析，提出「陝西為中國開化最古之地」，「為中國文化發源地」是由於「陝西地理有種種特別優異之點」[vii]。甚至有學者將中國近代列強侵略中國歸咎於中國的地理環境太優越，從而引起了列強的羨慕與嫉妒[viii]，將地理與文化關系的研究引向極端。
近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已深刻地認識到中國與西方科學技術上的巨大差距，一些學者試圖在地理環境上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1914年，王桐齡發表「亞洲地理之缺點」，指出「亞洲為自古文明發源地，最古之文明國，皆起於亞洲。然迄今式微已甚。」而「亞洲之歷史所以生此結果者，亦亞洲地理之缺點使之然也」 。作者在分析了地勢、海岸線等特點後指出：「亞洲地理凡可以阻絕交通之條件，無不具備」，而內部資源豐富、交通不暢是人民缺乏交流精神的原因。作者還指出歐洲「交通便利，而天產物缺乏，故歐人多利用交通機關，以求糊口於四方。其所以富於活潑進取之氣象者，職是之由」[ix] 。
還有一些學者試圖證明地理環境對人類的精神和社會制度也有決定的作用。他們認為「地理與文明，如肌膚與精神之關系。充分之精神，必因健全之肌膚而始具。充分之文明，必有健全之地理而始生」[x] 。而「社會制度乃人地相應之結果，歷史乃人類適應自然的及社會的環境之成績之記錄及其說明；……不同的自然環境使人類不同的適應，而產生不同的社會制度」[xi]。他們試圖通過分析中西地理環境的差異，以及世界歷史上的一些社會、文化發展的具體事例來證明他們理論的正確性，並試圖以此歸納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東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
持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學者一方面用中國優越的地理條件解釋古代燦爛的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同樣的地理環境解釋近代落後的原因，因此這種解釋不免有牽強附會、自相矛盾之處。當時就有學者指出了這種觀點的危害性。20年代，姚存吾在《地學雜志》上連續發表文章，指出地理環境決定論如果「不糾而正之，將何以勵國人因襲之氣，鼓勇力以貢獻於將來之世界，以圖民族之自存？」他還進一步指出「況此等駭人聽聞言論，只為偶然之感觸，而非根本之觀察，只為一時之現象，而非追往查來之研究」[xii]。並相信「人類能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者，其文化必日益進步」[xiii]。
1933年，李長傅上發表「科學的地理學的新轉向」，也批判了決定論的觀點，認為它們「陷於速成推論法，把人與地的中間項的勞動過程漏掉了。其結論是任意規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xiv] 。
四 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影響
近代中國學者對於「地理與文化」關系的廣泛討論，不但使地理學中人地關系的理論探討更加深入，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影響了中國近代地理學者的研究方向，並且促進了地理學中一些對人類生產和生活關系密切的應用性分支學科的發展。
1 土地利用和農業地理的發展 中國自古以農為主，土地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資源之一，也體現了人類與自然界最為緊密的聯系。土地利用是人類生產活動及科學研究和自然環境關系表現得最為具體的景觀。因此通過研究土地利用可以了解人地關系的主要問題。這種思想促成許多地理學家選擇土地利用和農業地理作為他們一生的主導研究方向。
從30年代開始，北京、廣東、浙江、廣西、福建、江西等省先後設立了土壤調查、研究專門機構。通過調查研究，許多學者分析了土壤與氣候、岩石等自然要素的關系，也有學者研究了土壤與人類活動、農業生產與地理環境等的關系，還有學者探討了土地利用與人口分布的關系[xv]。
2 民族與人口地理的研究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早已有學者從事人口問題的研究。但早期人口研究偏重於人口數字的推求，很少重視地理背景的影響。從30年代開始，胡煥庸發表了一系列研究人口地理的論文，從地理環境和農業生產等方面的影響，分析了中國人口分布的特點和規律。1935年，胡煥庸在《地理學報》上發表了「中國人口之分布」，文中發表了中國第一張人口等值線密度圖。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璦琿—騰沖線是中國東南部人口密集區與西北部人口稀疏區的分界線。1936年，胡煥庸又在《地理學報》上發表了「中國之農產區域」，第一次從單位面積的人口容載量與農業生產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人口地理的研究。
民族地理的研究也發展起來。張相文的《地文學》中較早地將人種分為直發、拳發和絨發三種。民族的地理分布是民族地理研究的主要內容。張其昀在「中華民族之地理分布」[xvi]一文中，根據地形特點將民族分為四個分布區。而更多的文章是研究不同民族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
3 應用氣候學和生物氣候學研究 氣候的變化是對人類影響最為顯著的地理因素之一。氣候學在商業、農業、交通、軍事等方面的應用日趨廣泛深入。從30年代起，對於與人類生活關系密切的台風、季風、降雨量、氣壓等氣候要素都有深入的研究，並有大量的論文發表。如竺可楨的「東南季風與中國之雨量」[xvii]，徐近之的「熱帶旋風」[xviii]等文章。此外，與農業生產息息相關的物候和氣候分區的研究也有所發展。
地理學者還開始研究利用適宜的氣候環境治療疾病，從而發展起了生物氣候學。許多學者還對不同地區歷史時期氣候的變遷進行了研究，以求尋找中國氣候的變化規律。例如，竺可楨就根據中國古籍的記載，論述了中國旱澇變化的周期[xix]。
五 幾點啟示
地理學中所強調的人應該是自然的人，但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人是離不開社會背景的。直到今天，地理與人類社會的關系仍然是地理學的基礎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而且由於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是在不斷變化之中，對這一論題的研究至今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但每一次對人地關系認識的深入都有利於以人類和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地理學科的發展。中國近代地理學在「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中向前發展，正是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
首先，由於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中包含了「人」這一因素，使得這一學科較其他學科更易受到社會思潮的影響。前文談到的20世紀20年代，地理環境決定論在西方已經消沉的情況下，在中國還能蓬勃地發展正說明了這一點。我們不能將它簡單地歸因於西方理論在中國傳播的滯後性。前文談到嚴復譯的《天演論》是根據英國學者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在1893年發表的文章編譯的，而嚴復至遲在1895年就開始翻譯了[xx]。本世紀20~30年代，隨著中外學者互訪的增多和留學生現象，已經大大縮短了中西方科學交流的過程，西方出版的一些較有影響的地理學著作，在三、五年內就能見到中文譯本。至於介紹西方地理學理論和研究成果的文章更是廣泛。而且，在本世紀上半葉的這場「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中，環境決定論觀點一直在地理學界佔有一席之地，並沒有因為學科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而退出歷史的舞台，直到1948年，還有學者在宣傳亨丁頓的學說，並認為他的研究「獨樹一幟」[xxi]。
其次，必要的理論爭鳴和論證將有助於學科的發展。一方面這種爭鳴促進了理論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有利於科學理論對學科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眾所周知，中國歷史上不乏環境決定論的觀點，如《禮記·王制》中有「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 管 子 · 水 地 》中有：「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動而清，故其民閑易而好正」。 《大戴禮·易本命第八十一》有「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類，耗土之人丑」。 《周禮·地官大司徒》中有「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丘陵之民專而長。 衍之民 而瘠，原隰之民豐肉而痹」，此外，《呂氏春秋》、《淮南子·墜形訓》等著作中也有類似的觀點。
中國古代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思想可謂豐富，但它只是少數哲學家談論的話題，並未在學術界引起廣泛爭鳴，因此並未對中國地學的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這從反面證明了科學理論爭鳴對學科發展的重要性。
第三，理論的研究是相輔相成的，「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促進了中國近代地理學理論研究的深入。通過討論，學者們深刻地意識到了傳統地理學的缺陷，認為應當「趕緊拋卻那種好象只有骨肉而無靈魂的地理記載」[xxii]，在討論「地理與文化」關系的同時，對地理學科的對象、性質、范圍和研究方法的探討也逐步展開[xxiii]。而這種理論研究正是近代地理學與古代地理學的重要差異之一。
本世紀「地理與文化」的討論及其對中國近代地學的影響
張九辰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100010）
20世紀中國科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新的學科不斷產生。在眾多的理論問題之中，「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涉及范圍廣泛、影響深遠，並成為本世紀眾多科學理論探討中最為突出的論題之一。
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論題，幾乎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由於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人地關系）歷來是地學關注的中心議題之一，所以中國近代「地理與文化」的爭論，以地理學者們的探討最為深入，並且這種爭論對中國近代地學發展方向的影響也最為廣泛。
中國的地學研究在本世紀發生了重大變化，地質學、氣象學、土壤學、地貌學等分支學科不斷從地學母體中分化出去，伴隨而來的就是地學研究的危機感。如何繼續發展地學？如何使地學從傳統的描述向近代科學研究方法轉化？在中國地學發展不夠成熟的背景下，地理環境決定論成為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中的一個生長點。
近代地理環境決定論是最早為中國學者所了解並被廣泛接受的人地關系理論。一些學者試圖證明地理環境對人類的精神和社會制度有決定作用。他們試圖通過分析中西地理環境的差異，以及世界歷史上的一些社會、文化發展的具體事例來證明他們理論的正確性，並試圖以此歸納出西方文化具有交流精神，而東方文化缺乏交流精神。他們一方面用優越的地理環境來解釋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同樣的地理環境上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
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解釋不免有牽強附會、自相矛盾之處，當時就有學者指出這種觀點「陷於速成推論法」，「其結論是任意規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隨著討論的深入，強調人類的選擇能力和強調人與環境相互影響的觀點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並影響了這一論題的發展方向。
近代對於「地理與文化」關系的廣泛討論，不但使地學中人地關系的理論探討更加深入，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影響了中國近代地學的研究內容和發展方向。當時許多地學工作者正是受到了地理環境對人類生存和發展具有決定作用這一思想的影響，才選擇了農業地理學、土壤地理學、人口地理學、氣候學與氣象學等與人類生產和生活關系密切的應用性分支學科作為他們一生的主導研究方向。
地理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在當代仍然是地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而且由於人與環境關系的不斷變化，對這一論題的研究至今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但每一次認識的深入，都有利於以人類和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地學的發展，並且這種認識直接影響著地學的研究
I. 哲學地理文學有什麼區別
哲學（英語：Philosophy，源於希臘語：Φιλοσοφία），按照詞源有「愛與智慧」的意思。在學術界里，對於哲學一詞並無普遍接受的定義，也預見不到有達成一致定義的可能。單就西方學術史來說，哲學是對一些問題的研究，涉及等概念。
哲學可以看作一種尺度。這種尺度的作用在於，從理性存在物本身出發，去尋找理性的本質（本源）以及自存與世界其他存在物的關系。
哲學是有邏輯系統的宇宙觀。哲學是定性、定邏輯地認識宇宙整體變化規律的學問。而科學則是在哲學對宇宙的定性、定邏輯的基礎上分科認識宇宙中的各部分即萬事萬物的定量變化規律的學問。
廣義的哲學是對普遍而基本的問題的具體定性研究，這些問題多與實在、存在、知識、價值、理性、心靈、語言等有關。
在古代東方是沒有哲學概念的，哲學一詞是近代從西方引入的概念。在使用中常常與處世學問、宗教信仰、統治術、權謀術、易經算命等等概念相混淆。
哲學的終極問題是「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
地理（Geography）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環境中各種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地理」一詞最早見於中國《易經》。古代的地理學主要探索關於地球形狀、大小有關的測量方法，或對已知的地區和國家進行描述。地理學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環境中各種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
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表現作家心靈世界的藝術，包括詩歌、散文、小說、劇本、寓言童話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以不同的形式即體裁，表現內心情感，再現一定時期和一定地域的社會生活。作為學科門類理解的文學，包括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及新聞傳播學。
文學是人文學科的學科分類之一，與哲學、宗教、法律、政治並駕於社會建築上層。它起源於人類的思維活動。最先出現的是口頭文學，一般是與音樂聯結為可以演唱的抒情詩歌。最早形成書面文學的有中國的《詩經》、印度的《羅摩衍那》和古希臘的《伊利昂紀》等。中國先秦時期將以文字寫成的作品都統稱為文學，魏晉以後才逐漸將文學作品單獨列出。歐洲傳統文學理論分類法將文學分為詩、散文、戲劇三大類。現代通常將文學分為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四大類別。
文學是語言文字的藝術，是社會文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是對美的體現。文學作品是作家用獨特的語言藝術表現其獨特的心靈世界的作品，離開了這樣兩個極具個性特點的獨特性就沒有真正的文學作品。一個傑出的文學家就是一個民族心靈世界的英雄。文學代表一個民族的藝術和智慧。文學，是一種將語言文字用於表達社會生活和心理活動的學科，屬社會意識形態范疇。
J. 地理學哲學的地理學思想的起源、演變與發展分期
地理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古代、近代到現代的發展階段。地理學思想萌芽散布於上古時代的內史詩、哲學、歷容史叢書中，當時的中國、埃及、巴比倫、印度諸國產生了相當規模的地理知識積累，形成了地理學觀念的雛形。從公元5世紀延續到15世紀，是地理學發展的中古時期，宗教勢力特別是歐洲的基督教壟斷了學術領域，窒息了地理學的思想。但從公元2～15世紀，中國發達的古代文明形成了世界上最發達的地理研究中心，中國的地理志、地圖、專論從數量到質量都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地理學的近古時期約始於地理大發現時代，從15～17世紀中葉，地理學的視野擴展到全球，標志著地理學科學見解的啟蒙。19世紀後半期，進入近代發展時期，地理學思想不斷發展，新的理論和方法不斷涌現，逐步形成了現代地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