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epub

㈠ 有哪些古代軍事地理方面好書推薦

【入門】

韓茂莉：中國歷史地理十五講

饒勝文：布局天下

周振鶴：體國經野之道

風長眼量：①地圖里的興亡：三家分晉，烽火中原（上）&地圖里的興亡：三家分晉，烽火中原（下）、②地圖里的興亡：秦，從部落到帝國（上）&地圖里的興亡：秦，從部落到帝國（下）

【進階】

宋傑：①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②兩魏周齊戰爭中的河東【北朝後期晉西南】、③先秦戰略地理研究

辛德勇：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

史念海：①河山集 四【關隴秦巴】、②唐代歷史地理研究

譚其驤：長水粹編

王恢：中國歷史地理（上冊）&中國歷史地理 （下冊）

顧頡剛&史念海：中國疆域沿革史

穆渭生：唐代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

李宗俊：唐前期西北軍事地理問題研究

【工具書】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全八冊）、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

周振鶴：漢書地理志匯釋

梁允麟：三國地理志

孔祥軍：晉書地理志校注、漢唐地理志考校

王仲犖 ：北周地理志（全二冊）

施和金：北齊地理志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

吳松弟：兩唐書地理志匯釋

譚其驤：遼史地理志匯釋

郭黎安：宋史地理志匯釋

魯人勇：西夏地理志

王恢：新清史地理志圖集

其他：有哪些讀中國歷史時可以參考的地圖冊？ - 郭奉孝的答案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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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中國古代戰爭都用東征，西征，南征，為何單獨北要用北伐

這是沒有什麼定規的，並不是說東啊西啊南啊稱征，北叫伐的，這只是對外發起戰爭稱征，對內戰爭稱做伐而已，其實就是討伐無道的意思。至於為何歷史上很多都是北伐，這只不過是巧合，剛好是位於南的政權討伐到了北方的政權僅此而已。就例如說漢武帝的時候，對匈奴用兵就也是稱北征匈奴的。北方的鄰國大多的時候都是不太容易「征」的，通常是由於襲擾了中原邊境，而不得不「伐」的。

這就是我國古代史上北伐和南征的形成原因和歷史依據。縱觀我國歷史，大家知道的有祖狄北伐，五胡亂晉以後，北方陷入了胡人的控制下。西晉許多人退到了南方，這些到了江南的人無時無刻不在想著恢復中原，經常率軍渡江北伐！祖狄北伐只是一個代表。然而，當時北伐成功的幾乎沒有。

㈢ 中國古代戰爭的勝敗因素

在人類的所有活動中，戰爭無疑是最復雜的了，因為這是兩大群人為了剝奪對方的生命並保護自己的生命不被對方剝奪，而進行的激烈的暴力對抗。影響到戰爭勝負的因素，有裝備、士氣、體能、技巧、將才、統帥能力、政治軍事體制、政治的修明與否、戰爭意志、人心向背、情報能力、經濟實力、地理與自然條件、最後還有運氣等等。要說明這些因素中哪一個或哪幾個決定了戰爭的勝負，看來是不可能的。歷史上常有這樣的例子：在許多方面都居於不利地位的一方因為少數優勢而取得了戰爭的勝利。而所有的戰爭，勝方的勝因又彼此不同。因此，大概只有這樣兩條規律是亘古不變的：1．有利因素多的一方勝算較大。2．在重要因素上居於優勢地位的一方勝算較大。而何為重要因素，將在下面講到。
古代戰爭的一般原因和流程
戰爭分為攻勢戰爭和守勢戰爭。攻勢戰爭發生的原因，不外乎雙方的戰略平衡發生了有利於攻方的改變，如守方遇到天災、君主暗弱、發生內亂、遇到強敵進攻、攻方實力培養完成（或認為已經完成）、原先的不利條件去除（或認為已經去除）等；或攻方對戰略勢態的認識發生了變化，使之敢於嘗試戰爭。原因有攻方新君主上台、新權臣主政、決定用對外戰爭轉移內部矛盾等。守勢戰爭對於守勢一方來說是較難預料的。因為既然居於守勢，必然有弱於對方的劣勢，而使戰爭的主動權操於對方之手。強勢一方遭到主動進攻的情況比較少見，因此也就更難預料。
戰爭的主觀動機，最常見的也是最根本的，是為了爭奪土地或財富。歷史上這樣的戰爭數不勝數，不必列舉。但大凡這樣的戰爭，都必然要找借口。赤裸裸的侵略，文明時代以後都是不受歡迎的和居於道德劣勢的。常見的借口有違反條約（羅馬常用，如第二次布匿戰爭）、殺害使者（典型的是中國攻大宛的戰爭）、歷史仇恨（所謂「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邊境糾紛（中匈戰爭中中方的借口之一）、或者某些道德上的理由（但古代沒有人權高於主權這一說，很少有以別國的政治缺失為唯一理由去進攻敵國的，比較可信的例子是周以商王辛統治殘暴為由進攻商朝）。此外，排除潛在威脅也會成為戰爭的動機，如農耕民族對游牧民族的進攻，原因常常包括為了使邊境免遭劫掠。比較少見的戰爭動機，常常跟對土地和財富的追求結合在一起，有時候不免跟戰爭借口難以區分。如傳播宗教，著名的阿拉伯的擴張和十字軍東征，既是宗教熱情的表現，也是追求土地的現實行為。至於君主本人的好戰，無疑的也可以成為戰爭的起因之一。但事實上，君主的行為往往受到這樣或那樣的因素制約，其動機往往也可以歸因於統治集團對土地和財富的追求，所以我都找不到一個戰爭是純粹出於君主的個人愛好的發生的。如果哪位發現有這樣的戰爭，請指出。
決定戰爭的國家機關，在古代一般是君主，共和國和民主國則是民意機關或者公民大會。在正常狀況下，中國的戰爭決策者是皇帝、兩河諸國是國王、雅典是公民大會（梭倫改革之後，僭主時期除外）、羅馬在共和時代是元老院，到了帝制時代，當然是元首／皇帝。從決策效率考慮，最好的制度是君主制——其實，如果君主賢明，獨裁政制的效率是遠遠高於任何其他制度的。即使在今天依然如此。唯一的問題是：獨裁製度恰恰不能保證君主的賢明。
發動戰爭必須有充分的准備。准備的內容，有兵員（如果是徵兵，還要訓練）、糧食、戰馬和馱畜、兵器、金錢、挖掘工事的工具，衣物等等，如果可能的話也要有葯物、軍妓、非戰斗屬員等。戰爭准備是相當費錢和費時間的，《孫子兵法》上說：「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宋金戰爭時，宋人說金朝若想發動戰爭，要准備好幾個月，估計宋朝自己也差不多。
當然，也可以像《孫子兵法》上極力推薦的那樣，因糧於敵（也就是掠奪敵境）。但這樣做的風險是很大的，一旦敵方堅壁清野，無可掠奪，軍隊就要陷入絕境——就像1304年和1306年蒙古入侵印度時一樣，蒙古軍完全靠掠奪為食，結果遭到伽齊·馬利克所率軍隊的圍困，一次被坑殺8千人，一次被殺5萬人。
在古代，沖突和戰爭的區分也是明顯的。游牧民族出於飢寒交迫或者單純為了「致富」，都會向農耕民族地區發動小規模的劫掠。這種情況被古代中國人稱為「擾邊」。這種時時發生的劫掠，不僅令被劫掠者很煩惱，而且也令劫掠者的政權自食惡果——長期的小規模戰爭狀態令地方軍官擁兵自重，中央難以控制，日子一長，尾大不掉，積重難返。匈人在蒙古高原的悲慘失敗，就跟長期形成的地方分裂傾向有很大關系。演海居民也往往傾向於做海盜，他們的危害跟游牧民族劫掠者一樣，所以不為各國中央所容。日本北朝戰勝南朝之後，積極撲滅海盜，甚至把他們交給中國，就是明證。總的來說，挑起小規模沖突是被各國嚴厲禁止的。但如果缺乏一個有力的中央政權，那麼小規模劫掠就會成為大問題，如6世紀到12世紀的維京海盜。
當戰爭爆發之後，指揮通訊成為重大的問題。古代軍隊跟現代軍隊的一個本質的區別是通訊很不方便，因而反應非常慢。18世紀中國的驛站制度規定，在進行戰爭時使用「加急」速度輸送戰報和命令。速度規定如下：北京至齊齊哈爾，18天；北京到成都，24天；北京到昆明，40天；北京到桂林，25天；北京到張家口，16天；北京到福州，27天；這大體上就是中央對戰爭的反應速度。而同樣是因為聯絡不便，古代軍隊一般是結成一個龐大的隊列行軍的，遇到戰斗時，往往在幾個小時內就決定了勝負，即使是幾十萬人的大會戰，最多也不過一個月確定局面。這樣，中央要指揮戰地軍隊，往往是很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古的時候就有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軍事原則（見於《孫子兵法》）。如果違反了這個原則，硬要遙控指揮，後果往往非常不妙。如劉義隆在430年和450年的失敗。
由於古代不可能實現「中央統帥部」，所以用什麼人指揮軍隊，就成了很大的問題。大體上，軍隊指揮體系跟國家的政制保持一致。君主制國家派出官員指揮軍隊，若戰爭重要，則御駕親征。而大帝國的君主，除了開國之君或者實在迫不得已，往往很少御駕親征（怕出意外。羅馬帝國的皇帝可以說是例外，這也是羅馬帝國武功長盛的原因之一）。共和制和民主制國家的軍隊指揮，也跟其政治制度保持一致。雅典在前5世紀實行「十將軍制度」，在作戰時要通過十將軍的辯論來決定戰斗如何進行。共和時代的羅馬（馬略以前），若派出執政官指揮的大軍，兩名執政官實行輪流值日的制度，在坎尼，正是到了保盧斯指揮的那天，他才能積極出戰，從而把8萬6千大軍葬送掉。總的來說，民主制和共和制國家的軍事指揮體制是不值得稱道的。
在古代的君主制國家，良將是柄雙刃劍，既可以用來消滅敵人，也完全可能對付君主自己。其原因上面已經提到一些——因為中央指揮困難，所以在戰爭中要求軍官用有很大的獨立權力，並且，為了提高效率，掌握先機（所謂「兵貴神速」）最好是一人獨斷。這種權力行使得久了，幾乎肯定會造成「只知有將軍不知有君主」的情況，羅馬共和制就是這樣垮掉的。很多大帝國的分裂，也跟長期戰爭條件下，高級軍官掌握兵權有關。為了防止將軍專權，君主可以說是傷透了腦筋。「飛鳥盡，良弓藏」這種血淋淋的史實，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無奈。若建立制度，最好的辦法是實行文官掌兵。最典型的例子是宋朝的軍制，中央由文官組成的樞密院執掌全國軍事權，戰時也由文官擔任統帥，當然，實際指揮軍隊的軍官，非是武官不可。但他們都是臨時擔任的，到了戰斗結束就要解任。這樣，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當然就不會發生擁兵自重的現象了。宋朝統治者尤嫌不足，又規定了「廂軍不得多於禁軍」和「統帥按陣圖作戰」的制度。在社會文化方面，又有意無意的扶持歧視軍人的文化氛圍——最突出的例子是罪犯充軍和軍人刺字制度。這樣做的成就是宋朝果然沒有發生過軍人叛變，但是軍隊戰鬥力也因此大大滑坡。宋朝三百一十六年的軍事史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不斷失敗的歷史，從而干凈利落的葬送了漢族軍隊所向無敵的神話。然而，從歷史教訓來看，如果不要這些防範制度，國家幾乎肯定會發生分裂和內戰。這是個兩難的抉擇，在古代是無法兩全其美的。要麼文弱挨打，要麼承受戰禍，兩者必居其一。
從理論上說，最理想的是君主通曉軍事，親自帶兵，這樣，君主既有自信，也有知識，既保證了軍隊的戰鬥力，也遏制了野心家。但從歷史上看，常常發生御駕親征的，往往是那些文化低下的小國——至少是個小國，如春秋之前的華夏國家，中世紀的歐洲國家。文化發達的大國，基本上君主是很少親征的（前面說過，唯一的例外大概是羅馬）。
戰爭的進程，隨著軍隊的勝敗而發生變化，在古代，戰爭勝負是由主力會戰決定的。如果會戰勝利，那麼多半要進入敵方領土（攻勢軍隊則是更加深入敵方領土）；如果會戰失敗，則要防守自己的領土了（如果是守勢軍隊則是保全剩下的領土）。但也有例外，有的戰爭目的就是為了保全現有的國土或者懲罰入侵者，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將入侵者逐出本國領土或者使之遭到重創之後退出，就算是勝利了（這種戰爭多半發生在大國與小國之間，如中國和越南；或者強盛的游牧民族和窩囊的農耕民族之間，如印度抵禦蒙古的歷次戰爭和明中後期對蒙古的歷次戰爭；有的則發生在隔海相望的民族之間，如十字軍戰爭、壬辰戰爭。總之，戰斗取得勝利，卻不追擊敵人深入其領土的，不是過於弱小，就是過於懦弱，或者自身出現了問題）。如果會戰失敗或者雖然會戰勝利但我方損失浩大，則需要增兵，這種增兵跟戰前准備沒有什麼大的不同。如果進行決定性的重要會戰，或者我方幾近山窮水盡的境地，則必須近乎瘋狂的徵兵和打造兵器。如長平之戰中，秦國悉發15歲以上男子參戰；伊蘇斯和高加米拉之戰，波斯軍隊都有幾十萬之眾；在迦太基被圍時，婦女們剪掉了頭發，用來製造拋石機，在羅馬城被凱爾特人佔領期間，卡皮托利尼山崗上的羅馬婦女也曾這么做。
如果大規模的戰爭曠日持久，那對於人民來說是非常悲慘的。戰國後期，華夏國家的軍役制度居然要求征發婦女。戰爭打到這種地步，可以說只能用「瘋狂」來形容了。在這種情況下，軍隊已經談不上什麼改善裝備和提高待遇了，士兵完全成了消耗品；由於長期戰爭造成經濟力枯竭，人民貧困到了極點，農業生產也大受打擊（所謂「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人口流動和衛生條件的惡劣，往往造成瘟疫盛行；由於軍隊後勤情況惡化，劫掠更加無情；仇恨也不斷積累，達到喪失理智的地步。。。總之，是一幅人間地獄的情景。在中國歷代的改朝換代戰爭中，往往要損失千萬以上的人口，而在三十年戰爭中，德意志的一千六百萬人口中損失了六百萬。
戰爭的結果，除了前面提到的單純的反侵略戰爭外，不外乎修訂和約和消滅敵國。因為國力底子厚薄程度不同，較小的國家不能堅持長期和嚴重的戰爭，在重大會戰勝利後一般會見好就收，簽訂和約，如中世紀歐洲國家；較大的國家往往會堅持到消滅敵國為止，如古代中國。戰勝，一般意味著屠殺。
戰術篇中講過，古代是把劫掠視為正常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國際法。印度列國時代，曾經有過優待俘虜和禁止使用詐器的規定；周朝的權威還比較高的時候，華夏國家曾有過若幹人道主義的戰爭法，如「不重傷」、「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等。但比較系統的戰爭法，出現於阿拉伯崛起時代，《古蘭經》規定，不準使用燃燒性投擲物、不準砍伐敵方樹木、不準切斷敵方水源或在其中投毒、嚴禁殺害婦女、兒童和精神不正常的人、嚴禁殘害俘虜、必須向俘虜提供飲食、不得對其施以酷刑、盡量不要掠奪敵方牲畜、若進行決斗，他人不得幫忙等。阿拉伯正是在伊斯蘭精神的感召下，從人人看不起的小游牧民族，變成了龐大的，建立了輝煌文明的民族，創造了游牧民族史上空前絕後的奇跡。無疑的，這其中超乎其敵手之上的戰爭法，也是勝利的原因。與此同時，東羅馬也創立了若干戰爭法，其中重要的原則有「有約必守」、「善待俘虜」等。基督教歐洲也有若干戰爭法，但只調整基督徒之間的戰爭，歐洲基督徒對異教徒是非常兇殘的——歷史常常有這種規律，越是先進就越仁慈，越是落後的就越兇殘——遺憾的是中國不適用這種定律。
當然，就跟現代的情況一樣，這些人道的戰爭法，也是常常遭到違反的。尤其是長期戰爭後，往往成為具文。
以上就是古代戰爭的一般情況。

㈣ 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 哪有賣

答：嘉峪關、潼關、大散關、山海關、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固關、陽關、函谷關、蕭關、武關、虎牢關、劍門關、陽平關、葭萌關、邵武關、建寧關、……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關關相衛~請把銀兩備好先，要過關了~

㈤ 宋傑的論著目錄

（1）《試論原始社會個人所有制和私有制的起源》，《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0年第2期。
（2）《「羿射九日」淺探》，《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1年第2期。
（3）《關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的幾點認識》，《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
（4）《<九章算術>所記載的漢代程耕》, 《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3年第2期。
（5）《漢末三國時期的「質任」制度》,《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史》轉載)
（6）《漢代關稅小議》, 《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4年第4期。
（7）《<九章算術>在社會經濟方面的史料價值》,《自然辯證法通訊》1984年第5期。
（8）《<九章算術>記載的漢代徭役制度》,《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5年第2期。(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史》轉載)
（9）《秦漢時期的罪犯勞動》, 《平準學刊》第三輯上冊。
（10）《漢代官吏的休假制度》, 《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6年第3期。
（11）《<九章算術>所反映的漢代交通狀況》,《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7年第2 期。(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史》轉載)
（12）《漢代僱傭價格辨析》, 《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8年第2 期。
（13）《<九章算術>記載的「粟米之法」》,《平準學刊》第四輯。
（14）《敖倉在秦漢時代的興衰》, 《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9年第3期。(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史》轉載)
（15）《吐魯番文書所反映的高昌物價與貨幣問題》,《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90年第2期。
（16）《從<九章算術>的有關記載看漢代貿易中的「共買」》,《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91年第2期。
（17）《論秦漢刑罰中的「遷」、「徙」》, 《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
（18）《建武十年弩機銘文考釋》, 《文史》第34輯。
（19）《漢代官府與私人之間的債務關系》,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3年第1 期。
（20）《西漢均輸官確有經商職能》,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史》轉載)
（21）《燦爛的中國貨幣文化》, 《中國文化精要》，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4月版。
（22）《古代中國戰爭的地理樞紐》,載《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地理》轉載)
（23）《三代中國的經濟區劃、政治格局與國家防禦戰略》,《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史》轉載) (《北京大學學報》摘要轉載)
（24）《三代的城市經濟與防禦戰爭》,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經濟史》轉載)
（25）《鄭州在三代戰爭中的樞紐地位》,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
（26）《春秋時期的諸侯爭鄭》,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6期。
（27）《<九章算術>在社會經濟領域的歷史價值》，美國《波士頓科學哲學研究》第179卷，1996年出版。
（28）《秦與六國戰爭中的函谷關與豫西通道》,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史》轉載)
（29）《漢代的「平賈」》，《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經濟史》轉載)
（30）《春秋戰爭之地域分析與列國的爭霸方略》，《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2、3期。
（31）《中國封建社會與地主制經濟是否具有「典型」性質》，《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增刊。1999年12月。
（32）《春秋時期中國政治力量的分布態勢和列強興起的地理原因》（上、下），《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3、4期。
（33）《漢代私人徭役析論》，《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4）《孫吳武昌又稱「東關」考》，《文史》2001年第2期。
（35）《馬謖之死與三國的軍法》，《襄樊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
（36）《<漢書·孫寶傳>句讀商榷》，《文史》2001年第3期。
（37）《魏在戰國前期的作戰方略及其成敗得失》，《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
（38）《戰國秦漢的「陷陳」》，吳永琪等主編《秦漢文化比較研究》，第446~477頁，三秦出版社，2002年4月。
（39）《戰國中葉的天下之樞——韓魏與合縱連橫斗爭》，《軍事歷史研究》2002年第2期。
（40）《尹灣漢簡對於秦漢史研究的重要影響》，《文匯報》2002年8月23日。
（41）《漢代的陷陳都尉和陷陳士》，《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先秦秦漢史》2003年第3期轉載)
（42）《<元延二年日記>所反映的漢代郡吏生活》，《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第3期。
（43）《濡須與孫吳的抗魏戰爭》，《文史》2003年第4期。
（44）《漢中在三國蜀魏戰爭中的地位》，《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45)《漢朝刑具拘系制度考述》，《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1期。
（46）《地理樞紐對中國古代戰爭的影響》，《史學月刊》2005年第11期。
（47）《北朝至唐中葉的河陽三城》，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高敏先生八十華誕紀念文集》，第262~281頁，線裝書局，2006年6月。
（48）《東漢的黃門北寺獄》，《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49）《漢代後宮的監獄》，《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2期。
（50）《東漢的洛陽獄》，《歷史研究》，2007年第6期。
（51）《漢代的廷尉獄》，《史學月刊》，2007年第1期。
（52）《合肥的戰略地位與曹魏的御吳戰爭》，《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53）《西漢的中都官獄》，《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2期。
（54）《新貨迭傳 任重道遠》，《南都學壇》，2008年第4期。
（55）《漢代監獄建置設施叢考》，《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
（56）《秦漢罪犯押解制度》，《南都學壇》，2009年第6期。
（57）《漢代後妃「就館」與「外舍產子」風俗》，《歷史研究》，2009年第6期。
（58）《漢代產育風俗探析》，《史學集刊》，2010年第4期。
（59）《西漢長安的丞相府》，《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3期。
（60）《東晉南朝時期壽春地區的水戰》，《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61）《秦漢國家統治機構中的「司空」》，《歷史研究》，2007年第6期。
（62）《從地理角度分析項羽失敗的戰略原因》，《史學集刊》，2012年第1期。
（63）《漢代死刑中的「顯戮」》，《史學月刊》，2012年第2期。
（64）《漢代的檻車押解制度》，《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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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在中國古代戰爭中，打仗的三大必爭之地是哪裡

我們中國五千年來經過了無數的朝代更迭，領土也是一直在改變，每個朝代都有所不同，有增有減，但是每個開國皇帝的起家之地是哪裡呢，我們中國有三個地方十分重要，這三個地方從古至今一直都是兵家必爭之地，每個人都想佔領這里，因為佔領了這里之後得到整個天下就能簡單許多了，今天我就來跟大家說說，中國古代打仗三大必爭之地，得到就能得到天下，有你的家鄉嗎？

這三個地方之中徐州占據五省交通，進可攻退可守，而且可以控制水路陸路。而襄陽是天然的城堡，不但位置險要易守難攻，而且能自給自足。而漢中和川蜀兩個地區是相輔相成的，不但位置險要而且物產豐富。所以說這三個地方從古至今都是兵家必爭之地，不知道這裡面有你們的家鄉嗎？

㈧ 誰有能力整理出古代的全部地理樞紐名稱軍事之兵家必爭全部 有的話發給我吧

在中國歷史上，地理條件影響軍事與戰爭的例證不勝枚舉。從大處著眼，比如中原王朝為什麼要在邊境上修築長城以抵禦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長城為什麼要沿陰山、燕山等山脈而築7在周邊民族大規模入侵中原時，雙方為什麼常常會守秦嶺、淮河為界？明以前歷代實現統一都是自北往南用兵，為什麼明朝取代元朝卻是自南而北？為什麼山西高原、關中地區、四川盆地、江南一帶、福建區域、嶺南地區經常出現軍事割據？再從小處看，為什麼山海關、嘉峪關、蒲津渡、採石磯、劍閣道等得失，總是關繫到戰爭的大局7為什麼南京、徐州、洛陽、西安、壽縣、太原、合肥、襄樊、南陽、成都等地區發生的戰爭特別多？
先說險關，一般都是厄某地之咽喉，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以這樣的險關肯定是必爭之地，列舉如下：
陽關
中國古代陸路對外交通咽喉之地，是絲綢之路南路必經的關隘。位於甘肅省敦煌市西南的古董灘附近。西漢置關，因在玉門關之南，故名。和玉門關同為當時對西域交通的門戶。
潼關
北隔黃河與山西相望，東臨函谷與河南接壤，同時黃河、渭河又在這里交匯，素有「雞鳴聞三省」的交通要沖之稱。
函谷關
函谷關是我國歷史上建置最早的雄關要塞之一，因關在谷中，深險如函，故稱函谷關。函谷關西據高原，東臨絕澗，南接秦嶺，北塞黃河，是我國建置最早的雄關要塞之一。始建於春秋戰國之際，是東去洛陽，西達長安的咽喉，素有「天開函谷壯關中，萬谷驚塵向北空」、「雙峰高聳大河旁，自古函谷一戰場」之說，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周慎靚王三年，楚懷王舉六國之師伐秦，秦依函谷天險，使六國軍隊「伏屍百萬，流血漂櫓」。秦始皇六年，楚、趙、衛等五國軍隊犯秦，「至函谷，皆敗走」。「劉邦守關拒項羽」，「安史之亂」的唐軍與叛軍的「桃林大戰」，1944年中國軍隊與日本侵略軍的「函谷關大戰」，都是在這里進行的。
虎牢關
位於市區西北部16公里的汜水鎮，因西周穆王在此牢虎而得名。這里秦置關、漢置縣，以後的封建王朝，無不在此設防。虎牢關南連嵩岳，北瀕黃河，山嶺交錯，自成天險。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特別是三英戰呂布更使其名聲大震。
劍門關
古稱天下雄關，為蜀道中最險要的關口。劍門有72峰，高大險峻，關的兩側是青石峭壁，只中間有50公尺寬，2公里長的一條孔道，公路恰從其間通過。誠謂「一夫擋關，萬夫莫開」。
雁門關
雁門關關城踞於雁門山雁門之口，距山西省代縣西北的20公里。城周長1公里余，牆高2丈（約合今4米余）。石座磚身，形勢雄固。有關門三座，即東門、西門和西門外的一座南北向小北門。北門門額石匾刻「雁門關」三個大字，其兩側鑲嵌磚鐫聯語：「三關沖要無雙地，九塞尊崇第一關。」
山海關
東距沈陽400公里，西距北京300多公里。北高山險赫，南渤海濤濤。形勢險要，又有萬里長城把山、海、關連成一體，如虎踞龍盤，控制海陸咽喉。＜＜畿輔通志＞＞稱山海關的形勢為：「長城之枕護燕薊，為京師屏翰，擁雄關為遼左咽喉」。故素有「兩京鎖鈅無雙地，萬里長城第一關」之稱。此話道出了山海關在軍事地位上的作用。
再說城，城的作用就不像關那樣僅限於軍事目的，而且兼有政治和經濟意義，列舉如下：北京，南京，長安，洛陽，襄陽，杭州，上海，這樣的城市當然是必爭之地了。
還有港口，也是必爭之地，尤其是大江大河上的渡口，其重要性與一些險關無異，如古黃河延津渡口，長江的夏口，江陵。8、鷹揚關：之美，並不只在山水。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殊，這道嶺南險要雄關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史載：鷹揚關原稱厓鳥鷹關。與紀念漢將軍李廣的石虎祠(在關內)同建於盛唐，直到北宋，300多年相安無事。至清咸豐年間，天國風起雲涌，波及連山。山東舉

㈨ 我國古代戰役中的地理知識

居庸關:古長城的一個重要關口名。在今北京市昌平縣境內。取「徒居庸徒」之意而得名。三國時稱西關。北齊時改為納款關。唐代設有居庸、薊門、軍都等關。遼以後都稱此關為居庸關。此關地勢險要，歷來為兵家所爭奪。841年，幽州（今北京）發生兵亂，雄武軍節度使張仲武因扼住居庸，斷亂軍糧草，使亂軍陷於困境，得以收復幽州。

玉門關:古代關隘名。故址在今甘肅省敦煌縣西北。此關北依天山余脈，南接阿爾金山，為中國古代通往西域的重要門戶。為漢武帝開辟河西後所置。前108年，漢將趙破奴破車師國，前104年，李廣利兩伐大宛國均由此關出師。

嘉峪關:古代關名。在今甘肅省嘉峪關市西。此關南屏祁連山，西北靠嘉峪山，兩山夾峙，北大河橫貫其間，為古代肅州（今甘肅省灑泉市）西北門戶和河西走廊西端之咽喉。明正德年間，即倚此關抵禦吐魯番東侵。

仙人關:古代關隘名。在今甘肅省徽縣東南。此關西臨喜陵江，南接略陽北界，北有虞關緊接鐵山棧道，是關中、天水進入漢中的要地，也是由陝入川的重要咽喉。1134年，宋將吳玠軍在此據險堅守，大敗金兵，使金軍南下的企圖破滅。

陽關:古代關名。故址在今甘肅省敦煌縣西南，因居玉門關之南而得名，與玉門關同為西漢通往西域的交通門戶。宋代以後，隨著中西陸路交通的逐漸減少，關址漸廢。

天井關:古代關名。又稱太行關。在今山西省晉城縣南部太行山頂。因關南有三所深不可測井泉而得名。這里適當太行南北要沖，形勢險峻，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戰國時，秦與韓、魏相爭上黨，多交戰於此。東漢建武元年（25年），馮異得過此關，連拔上黨兩城。

雁門關:古代關名。又稱西陘關。在今山西省代縣城西北雁門山腰。與附近寧武關、偏關合稱三關。因「兩山對峙，其形如門，蜚雁出於其間」而得名。關附近峰巒疊嶂，峭壑陰森，異常險要，為歷代鎮守重地。現關城為明洪武七年所建，為當時的軍事重鎮。唐會昌二年（842年），回紇侵犯唐朝，唐河東節度使劉沔進屯雁門，爾後向大同出擊，打退了回紇兵。

石嶺關:古代關名。在今山西省陽曲縣東北。此關形勢險要，為山西北部之要沖。唐朝為防止突厥南下，曾駐兵於此。宋與契丹相爭，也屢次在此交戰。979年3月，宋攻北漢之時，曾在此重創遼援北漢之軍。

平型關:古代關名。在今山西省繁峙縣東北。此關西托雁門之險，東擁紫荊之固，山勢險要，道路崎嶇，為古代出入晉、冀兩省北部的重要交通孔道，歷為兵家戍守之重鎮。

娘子關:古代關名。又稱葦澤關。在今山西省平定縣東北，晉、冀兩省交界處。此關地勢險要，兩山夾峙，東與井陘相通，為古代太行山重要關口和太原東方的屏障，歷為兵戍要地。唐時曾設承天軍，宋時設承天塞，明設承天鎮。

潼關:古代關名。在今陝西省潼關縣北。東漢末在此設關。此關扼黃河要津渡口，鎖東西交通咽喉，歷來為關中地區的防守重地。211年，曹操派兵以攻漢中為名，由河南進軍關中，因馬超、韓遂等扼守潼關，致使曹操頗費周折才得以進據關中。

蒲津關:古代關名。又稱臨晉關。在今陝西省大荔縣東。是黃河重要的古渡口和秦晉間的重險之地。戰國時魏在此設蒲津關。漢武帝時改名臨晉關。前205年，漢高祖劉邦曾由此關進入河內（今河南省沁陽縣一帶），擊虜了殷王邛。唐初，李淵父子能順利引兵自太原而下，也主要是由於蒲津守將的不戰而降。

鬼門關:古關名。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流縣西。界於北流縣與玉林市間，因其南多瘴疫，往者多難生還，故名鬼門關。為古代通往欽州、瓊州、雷州及交趾（越南）的交通要道。明代改為天門關。

古嚴關:古代關名。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興安縣城西。關名，一說為秦時所提，一說為漢所稱。此關處群山環抱之中，周圍山勢連綿，懸崖峭壁，險不可攀，因之為古代軍事要地。關前有清人商昌書刻「古嚴關」三字。

鎮南關:古代重要關隘名。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憑祥市西南。此關控大青、金雞兩山隘口，山巒重疊，谷深林茂，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為古代中國通往越南的重要交通要道，素有「南疆要塞」之稱。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老將馮子材率軍據關而守，身先士卒，在此大敗法國侵略軍。1965年，此關更名為友誼關。

下關:古代關隘名。在今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此關扼點蒼山與洱海間狹長地段之通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為古代南詔、大理國都之門戶。公元779年，南詔王在此設關，以為都城屏障。明初，大將沐英進攻大理，大理國據關以守，明軍巧出奇兵，攻佔此關，迅速滅亡大理。

平型關在雁門關之東，今山西省繁峙縣東北與靈丘縣交界的平型嶺下，古稱瓶形寨，以周圍地形如瓶而得名。金時為瓶形鎮，明、清稱平型嶺關，後改今名。歷史上很早就是戍守之地。明時為內長城重要關口。正德六年（1511）築嶺口堡城，嘉靖二十四年、萬曆九年都曾增修，這就是後來的關城。

平型關城據平型嶺之口，城周長1公里余，今殘高6米。關門坐西朝東，門洞用券栿相間的方法築成，高4米，寬2.7米，牆厚2.7米，今關樓已毀。城內匾額上書「平型嶺」三字，兩側嶺上明長城遺跡尚存。

平型關北有恆山如屏高峙。南有五台山巍然聳立，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這兩山之間盡一條不甚寬的地塹式低地，平型關所在的平型嶺是這條帶狀低地中隆起的部分，所以形勢很險要。由於恆山和五台都是斷塊山，十分陡峻，成了晉北巨大交通障壁，因此這條帶狀低地便成為河北平原北部與山西相通的最便捷孔道。一條東西向古道穿平型關城而過，東連北京西面的紫荊關，西接雁門關，彼此相連，結成一條嚴固的防線，是北京西面的重要藩屏，明清時代，京畿恃以為安。

明代國力衰弱，蒙古騎兵頻繁侵邊，搶掠財物，尤其嘉靖年間為烈。最嚴重的一次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蒙古韃靼部俺答又率兵大舉南侵，從大同深入渾源攻平型關，明軍不能抵擋，遂陷平型關。接著由此直趨靈丘、廣昌（今河北淶源），進逼紫荊關。途中遇明將陳鳳率軍抵抗，蒙古兵便分頭掠繁峙，犯蔚縣並屠掠延慶諸城，後因連日下雨才引軍北歸。

平型關在現代戰爭史上曾寫下輝煌的一頁。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初期,1937年9月下旬，日本侵略軍在占據了華北大片土地後，冀中一路沿平綏線方向西進。當佔領了大同以後，便以精銳兵團進攻南面的雁門關及其東西關口，企圖南下歐太原。這是剛開到山西抗日前線的八路軍，決定利用平型關的險要地形，給日本侵略軍一殲滅性的打擊。八路軍以三個團的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關至東河南鎮（在平型關之東）公路附近的山地上；另以一個團和一個騎兵營的兵力出平型關向靈丘、淶源、廣靈方向前進，以鉗制敵人，保障側翼安全。當日軍約4000人，軍車10O余輛，大車20O余輛，由靈丘向西前進時，八路軍埋伏部隊突然發起猛攻，迅速將敵軍分割，展開白刃戰。經過一天激戰，八路軍殲滅日軍1000多人，擊毀敵全部軍車。繳獲各種槍支1000餘支，還有野炮、機槍以及戰馬50匹。平型關戰役是抗日戰爭開始後我國打的第一個大勝仗，它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熱忱和樹立起必勝信心。

現在平型關戰役舊址已辟為抗日戰爭紀念地。舊址在靈丘縣城西橋溝一帶。距平型關約5公里。這里北依恆山余脈，南屏五台山峭崖，附近峰巒峻陡，比肩連袂，中通一路，形勢非常險要。遍山松柏疊翠，風光秀麗，常有遊人來參觀游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