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論文

㈠ 跪求一篇關於歷史地理類大學論文，2000字！明天上午就要教給老師，請各位能文之士多多幫忙！

一、總體進程

傳統的輿地學孕育了歷史地理學。輿地學主要研究歷代疆域、政區、地名、水道的因襲與變異，長期以來是歷史學的附庸，是治史的四把鑰匙之一，它的成果往往僅被視為為歷史研究提供一個空間舞台而已。

20世紀初，隨著西方地理學思想和方法的傳入，逐漸沖破了輿地學的藩籬，學者們自覺不自覺地運用新的方法和視角來研究歷史時期發生的一切地理現象，並探索這些現象發生、發展和變化的規律。這樣，現代科學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就應運而生了。1934年由顧頡剛、譚其驤創辦的禹貢學會就是有志於開創現代歷史地理研究的學術團體，自費籌辦的《禹貢》半月刊既取得了一批學術成果，更培養了一批歷史地理學人才，但不久因日寇侵華而停辦。

歷史地理學得到充分發展並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則是解放後的事。當然，發展的道路並不是平坦的。在"文革"以前，歷史自然地理因其階級屬性不強而有所發展，並在國家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與國家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經濟地理（含歷史經濟地理）因受蘇聯影響而呈一枝獨秀式地畸形發展，某些分支只能依附於經濟地理而苟延殘喘；但人文地理長期被視作偽科學，作為歷史地理學重要內容的歷史人文地理自然也遭了殃。所以，真正運用馬列主義理論和方法，在基礎理論研究、新領域開拓、相關學科的交流與融合以及結合四化建設的專題研究等方面的一系列成就，主要還是改革開放以後即20世紀最後二十幾年裡所取得的。

關於學科的性質，五十年代以來即展開了學術討論，並在主要方面達成了共識。侯仁之最早闡明了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一個組成部分的基本觀點。他系統地闡述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任務、方法和意義，說明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向後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景觀的變化，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的地理景觀，而且還要探求其發展演變的規律 。譚其驤、史念海對此均表示贊同。譚其驤認為它的研究對象與現代地理學完全一致，僅僅是時間上的不同而已；但同時又多次強調運用歷史學方法和歷史文獻資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國的歷史地理學不僅能為歷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時又能從歷史文獻中汲取豐富的、無法替代的泉源 。史念海也認為"以前歷史地理學還屬於歷史學的范疇，自然要運用治史的方法進行探索"，"既然（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組成部分，就該兼用地理學的方法從事研究" 。此外，黃盛璋提出歷史地理學是介於歷史與地理兩門學科之間的邊緣學科、盛敘功認為它屬於社會科學范疇、尹國蔚提出它是一門獨立的綜合性學科等觀點，均成一家之言，呈現出百家爭鳴的良好局面。

對各分支領域的理論探索，八九十年代也有長足的進展。黃盛璋對綠洲學、馬正林對歷史城市地理學、周振鶴對歷史政治地理學、韓光輝等對歷史地圖編制理論、李並成對歷史民族地理學、王振忠對歷史社會地理、龔勝生對歷史醫學地理學、王社教對歷史農業地理學、雍際春對歷史文化地理學、趙海軍對歷史科技地理等方面的思考與探索，為各分支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學科基本建設上，主要有三個方面的成就。一是歷史地圖集的編繪，顧頡剛、章巽合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部分）出版於1956年，開我國綜合性歷史地圖集之先河。作為毛澤東主席1954年交辦的任務，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譚其驤主編、歷時三十餘年而於1988年才出齊的八大冊《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一切歷史地理專題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與出發點，奠定了本學科牢固的基石。在它的影響下，《中國歷史地震地圖集》、《中國史稿地圖集》、《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以及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太平天國、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一批斷代、專題歷史地圖集相繼問世；區域性歷史地圖集的編制也形成風氣，已出版的有北京、廣東、西安、上海四種。規模更大、門類更全、內容更精彩的《國家歷史大地圖集》正在出版之中，預計這將大大推動本學科的全面發展。二是歷史地名工具書的編撰。三十年代臧勵龢等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已遠遠適應不了需要。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撰的《辭海》歷史地理分冊、《中國歷史地名辭典》分別於1982年、1988年出版，並一再重印。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卷（1996年出版），是目前最權威的歷史地名工具書。分省的歷史地名工具書則有廣東、浙江、湖南三種。即將出版的史為樂主編《新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將在這方面取得巨大進步。三是通論性、總結性與區域綜合性著作的不斷涌現。通論性著作目前至少已出版十一種，主編或第一編著者分別是：史念海、鄒逸麟、馬正林、王育民、施和金、陳昌遠、張步天、韓濱娜、李恩軍、張全明、陳代光。1982年出版的譚其驤主編《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和2001年初出版的鄒逸麟主編《中國人文地理·歷史人文地理》，由多個專業單位協作攻關，集眾人之長，是學術界成果的總結之作，比上述通論性著作更具權威性。至於區域性綜合性研究的，則至少有關於黃淮海、河西走廊、荊楚、東北、蘇北的五部專著問世。

隨著這門學科的日益興旺和成熟，產生了一批頗具影響的學術大家，顧頡剛被認為是歷史地理學的開山祖，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則為歷史地理學三大家，他們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學術繼承人，從而圍繞他們逐漸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等研究歷史地理的中心。

二、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進展

作為歷史地理學一個分支，它是從五十年代開始發展起來的，譚其驤主編《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是這一分支領域的前期綜合成果，侯仁之主編《環境變遷研究》在學術界也頗有影響，同時又在歷史氣候、河湖、海岸、土壤、植被、沙漠、動物等方面均有進展和新成果問世。徐近之自1955年起整理和研究了20多個省份的歷史氣候資料，文煥然1959年出版了研究秦漢黃河中下游氣候的專著，竺可楨1972年發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 是一篇傑出的經典論文，張家誠、龔高法、張丕遠、劉昭民、滿志敏等學者對歷史氣候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就。關於歷史上水體變遷的研究，成果豐碩，僅有關黃河歷史的研究專著和論文集便有十餘種。關於長江、珠江、海河、淮河變遷歷史均有專著問世，譚其驤、張修桂、施雅風、陳吉余關於洞庭湖、鄱陽湖、青海湖、東部海岸歷史變遷的研究成果均堪稱範式，譚其驤對海河水系、史念海對運河、鄒逸麟對黃河、曾昭璇對珠江三角洲水系、林汀水對遼河水系、王守春對塔里木河、李並成對敦煌綠洲水系、傅林祥對黃浦江等河流演變歷史的研究結論也均成一家之言，有關歷史上羅布泊、太湖、杭州西湖、巢湖、鑒湖、廣德湖、白洋淀、文安窪、梁山泊、居延澤、華北平原湖沼與古河道、長江三峽工程背景與長江水旱災害、上海與天津成陸過程等專題的研究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因五六十年代國家某些政策失當，造成一些地區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加劇甚至沙漠化，譚其驤對黃河下遊河道變遷與中游農牧業更替關系 、侯仁之對西北毛烏素沙地與烏蘭布和沙漠變遷 、史念海對黃土高原植被 、陳橋驛對紹興天然植被的考察與研究 ，都是有針對性的，在學術上起著開創作用，不少學者如朱震達、於希賢、朱士光、趙永復、陳育寧、景愛、王尚義、鄧輝等繼踵其後，在研究廣度、深度上均有所進展，從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以文煥然、何業恆為主的一批學者在歷史時期野生動物地理的研究方面發表了一連串的論文和專著，論述了幾十種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在地理分布上的變遷，得出了其變遷總趨勢是分布區域由小變大、分布范圍北界日趨南縮、有的種屬甚至瀕於滅絕的結論。三、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進展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1949-1979年期間人文地理研究在中國實際上已被列為禁區，因而歷史人文地理也難逃厄運。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中國的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迎來了科學的春天。譚其驤指出：中國歷史人文地理需要並可能研究的方面與門類頗為廣泛，比外國要豐富得多，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中國所特有的，因此他預言："歷史人文地理將是歷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為繁榮的分支之一，在中國實現現代化進程中，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將作出自己的貢獻，這是其他學科所無法替代的" 。

最近二十年來，歷史人文地理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因領域眾多，宜分八個方面加以總結。

1、歷代政區研究

這是傳統的輿地學的核心內容之一。1980年出版的王仲犖《北周地理志》反映了這一方向。七十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國歷史地圖集》和《辭海》歷史地理分冊中。1987年出版的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解決了清代以來許多學者沒有解決的問題，是歷史政區研究的一大突破，用"超邁乾嘉"來形容並非過譽。以後，相繼有研究東漢、明代政區的專著（作者李曉傑、靳潤成）問世。牛平漢等編著了明、清兩代政區沿革綜表，而以《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為名的書至少有兩部，分省歷史政區沿革的著作則有湖北、安徽、山西、廣西、寧夏、內蒙古、北京等多部。

這一活躍領域里，發表的論文涉及郡縣制、僑州郡縣制、路州縣制、府制、行省制的許多方面和行政區劃劃分原則、州縣等第變遷、政區改革等內容，其中有些是熱點問題，有些具有突破性進展。前者如關於秦郡的考證，乾嘉以來無慮數十家。《漢書·地理志》原有秦三十六郡，但清人已發現內有後置者，王國維《秦郡考》 指出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個後置之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內，遂據《史記》紀傳益以陶、河間、閩中、黔中四郡；譚其驤《秦郡新考》 則認為應補入陳、廣陽、閩中、黔中四郡，並指出秦郡不必拘泥於某一數目，因為秦統一後對郡的建制有所增補。關於秦代有無九原郡、是否置有鄣郡，學術界也有爭論。後者見於周振鶴《自選集》尤多，其《縣制起源三階段說》將春秋戰國縣制起源劃分為縣鄙之縣、縣邑之縣、郡縣之縣三個階段，"由縣鄙得縣之名，由縣邑得縣之形，由縣的長官不世襲而得縣之實，這或者可以看成是縣製成立的三部曲"。又如，胡阿祥對東晉南朝僑州郡縣、六朝政區增置濫置、南朝內地的少數民族政區等問題都做了窮盡式的研究 ，從而使以前的同類成果相形見絀。

2、歷代疆域研究

解放前,關於中國疆域的概念非常模糊,往往將中國與中原王朝等量齊觀,因而關於疆域的定義並不十分確切。參加《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者首先遇到了疆域問題上的一連串難題。主編譚其驤深入細致地剖析了各個時期的不同情況，經過反復琢磨，直到晚年才發表了他的論文《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 。他認為，歷史上的中國是多民族共同締造的國家，因而中國與中原王朝是兩個不同概念：凡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員在歷史上建立的政權，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她所管轄和活動的范圍，都是歷史上中國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歷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沒有一個政權曾經包括過所有中國的領土。這個觀點，現在成了邊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論。在學術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規模效應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叢書，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學術專著。論地域，這些成果覆蓋了西北、蒙古、東北、西藏、雲南、台灣、海南、釣魚島、南海諸島等地，填補了不少空白；論時代，涉及了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朝代也不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甚至象南越國邊界、河曲十六州、唐代羈縻府州、明代遼東都司等這樣偏僻但很有意義的專題，也有專門的論著問世。

3、歷史產業地理研究

古代中國以農立國,因而歷史農業地理的成果蔚然可觀。當然，"文革"及其以前描述性的籠統敘述占絕大多數，近二十年來始在學術深度上進展較快。史念海《河山集》（1-5集）內許多論文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八十年代提出"歷史農業地理"概念後，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同，許多青年學者紛紛以此為研究方向，因而有關成果層出不窮，成為一門顯學。迄今為止已出版斷代農業地理專著3部、分省歷史農業地理專著近10部。韓茂莉著《宋代農業地理》探討了自然條件對農業的影響、人口土地與農業生產的關系、主要經濟作物的地理分布與輪作方式的變化、主要經濟作物的地理分布和黃河中下游、東南、荊湖、西南、嶺南五大區域的農業生產與土地利用特徵，是第一部斷代農業地理專著，具有開創意義。她的近著《遼金農業地理》是對學術事業的又一奉獻。吳宏歧著《元代農業地理》是這方面另一部專著。郭聲波著《四川歷史農業地理》是第一部區域歷史農業地理專著，填補了不少空白，也具有開創意義。資深專家們曾經預言：若各地學者均能象郭著那樣以本省為范圍作通貫古今的歷史農業地理研究，則一部完整的中國歷史農業地理當指日可待了 。可喜的是，此後又出版了王社教關於明代蘇皖浙贛和龔勝生、周宏偉、耿占軍、馬雪芹、陳國生關於清代兩湖、兩廣、陝西、河南、雲貴等省的歷史農業地理研究專著，覆蓋范圍當今16省。

這一領域發表的論文有上百篇，有宏觀綜合的考察、有斷代農業區域的綜合研究，有對單一作物地理分布及其變遷的研究，呈現一番繁榮的景象。其中，史念海對黃河流域、趙永復對河西走廊、杜瑜對甘寧黃土高原、司徒尚紀對廣東等地的農業地理研究，均是以地區為單元的探索；鄒逸麟對蠶桑業、黃盛璋對礦冶業、趙松喬對種植業、李為對造紙業等產業的歷史地理探討則屬部門地理研究；而華林甫對唐代粟麥稻、韓茂莉對宋代麥桑麻、曹樹基對清代玉米番薯等作物進行斷代的歷史地理研究，均較以往對農作物的籠統研究向前邁進了一步。

4、歷史人口地理研究

這項研究長期處於停滯狀態。1986年出版的葛劍雄著《西漢人口地理》是第一部斷代歷史人口地理專著，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該書對西漢人口分布的密度、遷徙、增長率以及糧食生產關系等問題作了詳盡分析研究，為歷史人口地理研究方法開創了一條新路子，具有引導意義。此後，有關斷代人口地理的專著僅唐代便出版了三部 、區域性歷史人口地理專著一部 、動態的歷史人口地理（移民史）專著至少4部 ，葛劍雄《自選集》內這方面的精闢論述亦復不少，還有多種人口史研究專著涉及地理問題。發表的論文也很可觀，重要的如李儀俊對中國人口重心轉移的研究，在國內尚屬獨創；司徒尚紀對海南、曹樹基對明初長江流域、吳松弟對宋代福建、唐亦功對金代京津唐等地區的歷史人口地理分布與變遷的研究，也都很有份量。總之，這一領域近十幾年來所取得的成果對現代人口地理學的價值是不容低估的。

5、歷史城市地理研究

據權威學者分析,作為人文地理學分支之一的歷史城市地理學,直到70年代末期才開始有所發展。馬正林《豐鎬-長安-西安》一書出版於1978年，當時國內這方面著作還相當少見。到了80年代初，這種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論著數量可觀、質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既有對北京、上海、西安、南京、開封、洛陽、廣州、杭州、成都、武漢、沈陽等大城市的研究，也有對江陵、南陽、紹興、安陽、承德、佛山等中等城市的探索，以及唐宋墟集、明清市鎮甚至斷代城市的大量研究，涉及了城市起源、類型、分布、功能、布局、城市間比較研究等方面，其中絕大多數為單一城市的研究，但也不乏象傅崇蘭、楊平林、葛劍雄、王玲、李孝聰等城市群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成果，從而成為歷史地理學各分支學科中的翹楚。歷史城市地理學的發展，在推動整個學科的前進腳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馬正林編著《中國城市歷史地理》一書的出版（1998年），標志著這個分支的成熟 。

古都是特殊的城市，古都研究在歷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在20年代，學術界將西安、洛陽、北京、南京、開封並列為五大古都；30年代加入杭州後，"六大古都"之說盛行，1983年還出版了陳橋驛主編的《中國六大古都》一書；但譚其驤1982年提出"七大古都"的說法，認為鄴（安陽）作為古都的重要性並不在杭州之下 。隨後，陳橋驛又主編了《中國七大古都》一書。盡管有的學者對七大古都之說提出異議，並多次撰文、反復申述，但多位反駁者均認為"七大古都"說較為合理，學術界的看法漸趨一致。1983年成立了古都學會，，不定期出版論文集《中國古都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績。

侯仁之是建國後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歷史城市地理的開創者，他對北京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至今無出其右者。在他發表的許多論著如《歷史地理的理論與實踐》、《侯仁之燕園問學集》、《侯仁之文集》中，論述了北京的地形特點、聚落興起、園林分布的一些規律、歷代建都過程、都城布局的發展演變，以及水源開發、宮廷廣場的演變等重要問題，並為今天首都的改造、利用及規劃等工作提出了許多積極的建議。以後又結合城市規劃，他對邯鄲、淄博、承德等城市興衰也作了全面考察，給後人以重要啟迪。1991年，他又倡議對北京周圍地區進行"區域鏈"的研究，有的論著已開始響應 。

6、歷史軍事與交通地理研究

歷史軍事地理范圍很廣，但具有深度的成果不多，例如關於長城的研究，論著堪稱豐富，但以泛泛而談的居多，象張維華《中國長城建制考》這樣嚴謹的著作畢竟只有少數。《讀史方輿紀要》自清末以來即被視為軍事地理巨著，但研究其歷史軍事地理價值的論文僅有施和金《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分布》一文。該文研究了先秦至明代6192次戰爭的地理分布及其特點，後有人補充了清代戰爭地理分布的論述。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地圖集》有相當圖幅是歷代戰爭地圖，而在張海鵬編著《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中，戰爭地圖佔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解放前，曾有過論述戰國國防地理、《通鑒》戰爭地理、歷史上的國防區域、歷代戰爭與氣候等問題的論文。解放後，史念海關於陝西歷史軍事地理多有研究，並發表了關於唐代前期關東尚武風氣的專文 ；陳可畏對城濮之戰和垓下之戰作了重新研究；辛德勇關於劉邦出入漢中、韓信平齊、巨鹿之戰等楚漢戰爭中地理問題的一系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長期未解決的問題。

歷史交通地理研究集中在絲綢之路、海上絲路、大運河等問題上，出版了一些有影響的論著。白壽彝《中國交通史》及一大批水運史、航海史著作盡管側重點不在地理方面，但無疑為歷史交通地理研究提供了直接資料。在現有成果中，章巽對秦國交通與海上交通、黃盛璋對《西天路竟》與川陝交通、李之勤對秦嶺交通、劉希為對隋代交通、王頲等對元代各行省站道、楊正泰對明代驛站等問題的考證與研究，均是比較有份量的。最新成果有兩份，分別是王文楚著《古代交通地理叢考》、辛德勇著《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代表了目前歷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7、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

這個領域是新興的熱點，雖然起步較晚，成果也不算最多，但來勢很猛，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其學術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某種社會文化要素分布的地域背景考察，如周振鶴與游汝傑合著《方言與中國文化》、盧雲著《漢晉文化地理》和周振鶴關於秦漢宗教地理、風俗地理、現代漢語方言地理的歷史背景、胡阿祥關於中古郡望郡姓、張桂林關於媽祖信仰起源與傳播、張偉然關於南北朝佛教地理、吳成國關於東晉南朝婚姻禮制地域差異、王日根關於地域性會館等專題的研究。《方言與中國文化》論述的問題，如方言與移民史、方言與民俗、方言與地方文化、方言地理與人文地理等，多有發明，令人耳目一新。盧雲研究西漢、東漢、三國西晉時期文化區域與文化重心、秦漢濱海方士文化的一系列論文，具有很高的識見，他的專著《漢晉文化地理研究》對漢晉時期精神文化領域具有代表性的學術文化區域及其變遷、濱海宗教文化帶與漢晉三次宗教浪潮、婚姻形態的地域分布、俗樂區域與雅樂中心四大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填補了多方面的學術空白，同時也為我們展示了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廣闊前景。二是某一時期某種人才地理分布的綜合研究，如史念海對兩《唐書》人物籍貫地理分布、李泉對兩漢中高級官吏籍貫分布、王尚義對漢唐宋元明清山西文人地理分布及其文化特點 、蕭華忠對宋代人才地域分布、胡阿祥對桐城文派作家地理分布、葉忠海對南宋以來江浙成為文人源地原因等專題的研究，專著則有曾大興著一部。三是歷史區域社會文化地理的研究，如司徒尚紀對廣東、張偉然對湖南與湖北、藍勇對西南諸省的歷史文化地理研究專著，是這一領域第一批具有開拓性的著作；王子今對秦漢區域文化、程民生對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著作，也均各具特色；王振忠《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堪稱是一部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的上乘之作。1997年出版的周振鶴主著《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一書，匯集了語言、宗教、風俗三種文化區和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區、區域文化地理六項專題的研究成果，頗具學術深度，為歷史文化地理相關問題的研究作出了成功的示範。另外，衛家雄關於明清閩台風俗、單樹模關於古代蘇北文化地理、徐建春關於先秦浙江文化區、劉岩關於河北地域文化景觀等問題的論文，也對歷史區域文化地理作了有益的探討。至於歷史文化地理的通論性著作，目前已有兩部，但在吸收學術界現有成果、反映學術前沿方面並不太理想。

8、古代地理學家、地理文獻與學術史研究

這一領域成果豐碩，集中體現在關於地理學史、酈道元《水經注》、徐霞客《游記》、歷代地理總志與正史地理志、古地圖等專題的研究上。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是地理文獻研究中的精品，而譚其驤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評傳》則是這方面最權威的撰述。20世紀出版的通論性地理學史著作有七種，作者或主編分別是：王庸、侯仁之、於希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鞠繼武、王成組、趙榮；論文不勝枚舉，其中有些論題向李約瑟難題子課題進軍，體現了良好的學術方向。出版中國地名學史專著兩部（作者分別是孫冬虎和華林甫），地質學史也已有專著面世，但地貌學史、人文地理學史、歷史地理學學術史之類的著作迄今未見。20世紀發表《水經注》研究專著30來部、論文約270篇、有關徐霞客游記的論著約200篇（種），涉及酈氏、徐氏生平、著作版本、地理學（含地名學地質學地貌學）、文學、文獻學、金石學價值的方方面面，蔚然形成兩門顯學--酈學和徐學。世紀初著名的酈學家有楊守敬、熊會貞等，而世紀末的酈學家則首推陳橋驛，陳氏還倡議編撰《水經注》新版本、新繪《水經注圖》。徐學研究1949年之前是丁文江帶出來的，此後是侯仁之帶出來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的新版《徐霞客游記》（1982年）則是徐學史上一項劃時代的突出貢獻，後來又有朱惠榮校注本問世（1985年）。學者們對《禹貢》、《山海經》、《括地誌》、《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資治通鑒》胡注、《讀史方輿紀要》的研究，均有一批專題論著發表。關於十六部正史地理志，也有許多精深的成果問世，特別是胡阿祥對《南齊志》、趙呂甫對《新唐志》、施和金與徐規對史·地理志》、馮永謙與張修桂對《遼志》的證校補糾，都極有貢獻，鄒逸麟對《漢書·溝洫志》、周振鶴對《漢書·王子侯表》的箋正也均系力作 。金毓黻、趙萬里兩種《元一統志》輯本為嚴謹的輯佚之作，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為作者的精心之作，但賀次君輯《括地誌輯校》存在的問題較多。古地圖研究很熱門，三巨冊《中國古代地圖集》代表了這方面最高的學術水平，關於考古發現的放馬灘地圖（1986年）、馬王堆地圖（1973年）和傳世的禹跡圖、華夷圖、平江圖、靜江府城圖、西夏地形圖以及數量可觀的明清地圖，均有大量研究論文發表，已有多種古地圖選集問世，通論性地圖學史專著已出版四部（作者分別是王庸、陳正祥、金應春、盧良志），甚至有的學者還專門研究流散在海外的中文古地圖 。

四、展望未來

歷史地理學是一門有用於世的學科，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為國家建設已經並將繼續作出重大貢獻。譚其驤關於歷史人文地理研究是最有希望的預言，如今已經應驗，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必將持續繁榮下去；而在全球環境日益惡化的背景之下，我國的環境變遷研究也將日益興旺起來。所以，出於學科本身發展的需要和社會的企盼，歷史地理學學科在新的世紀里一定會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發展，歷史地理工作者也必將大有可為。

㈡ 有關歷史地理的論文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研究主題和研究特點相關資料: 圖片

研究主題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研究主題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徵:一是綜合性,它涉及政治制度、政治歷史、政治哲學、理想模式、治國戰略、施政方策、權力運用等。二是主題穩定。自春秋戰國直到明清之際兩千多年間，歷代研究者長期使用形式固定的概念、范疇、範式等，盡管含義有所不同。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研究主要涉及下述主題：①政治哲學。包括仁、禮、法、道、勢等范疇，天與人、義與利、君與臣、君與民等關系，以及人性論、歷史觀等理論。②理想社會政治模式。如孔丘的「天下歸仁」的「有道」之世，孟軻的「足衣足食」的「王道」世界，墨翟的「兼愛」、「尚同」的政治思想，老聃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荀況的「王制」天下，朝非的法治社會，鮑敬言的無君無臣的理想社會，陶淵明的「世外桃源」,洪秀全的烏托邦,康有為的「大同世界」，等等。③治國戰略。

為了達到理想的社會政治狀態，治國戰略也是中國歷來政治研究的重要課題。在這方面，歷代研究者提出了諸如：仁愛、禮治、峻法、尚同、無為而治、孝治、刑德而治，通過格、致、誠、正，達到修齊治平，以及改良、革命等各式各樣的治國戰略。同時還研究各種治國戰略間的協調、配置等等。④施政方策。對各個歷史時期的決策研究，也是中國歷來政治研究的課題。這種研究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總體層面,如經濟發展中的重農抑商，唯農除商，農商協調發展，重商等等；外交領域的遠交近攻，合縱連橫，和親，羈糜，以夷制夷等等。二是具體層面，即各個歷史時期統治中面臨的政治問題的決策研究。⑤權力運用。

封建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統治，要求統治者具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總攬全局的統治術。因此，有關諫議、兼聽、獨斷、考課、監察、防奸等統治術的研究，在近代以前的政治研究中一直受到重視。⑥政治制度。國家的統一和政治的有效運作，離不開制度、規范的研究與建設。數千年來的中國政治研究對在封建體制框架內如何建立和完善各項具體制度和規范、保障政治的有效運行，進行了大量研究。在諸如地方與中央的關系、官吏的選拔與任用、政權機構的組織、監察制度等方面都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在維護和發展封建政治統治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近代以後，研究重點開始轉向制度改造。⑦政治史。

中國歷代的政治研究者，特別重視政治史的研究，在政治沿革史、制度史、思想史等方面留下了大量著述。他們的研究目的，主要是為了總結前代的政治經驗、教訓，「以史為鑒」。
研究特點 數千年來的中國政治研究，在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的背景下,在自身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點。這些特點可歸納為：①範式單一。盡管中國歷史漫長、曲折，但從西周、春秋戰國起對封建社會政治研究,到秦、漢時期確立了以儒家為主體的,糅合法、道及其他各家的思想與方法的研究範式。這一研究範式在中國政治研究中長期處於統治地位，直到為近代新的政治研究範式所替代。②注重世事。中國歷代政治研究較為注重對人與現實政治的研究，如人性、人與社會、君臣關系、君民關系、施政方略等，在研究中有泛政治化傾向和濃厚的「經世致用」傾向，而疏於對國家、權力、體制等政治形式的研究。

③強調布政。在對人與現實政治的研究中，中國歷代政治研究者注重的是對治國之道及其合理性的研究，包括治國戰略、施政方策、權力運用、選才用人以及它們與政治哲學范疇的關系等，而不注重研究政治體制的合理性問題，這一狀況到近代才有所改變。④側重倫理。受到單一範式的影響，中國歷代政治研究者在研究治國之道時，側重於對倫理調控手段的研究。從孔丘的「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到荀況的「導之以禮、齊之以刑」，以至董仲舒的「德經刑權」、朱熹的「為政以德」，無不體現著政治道德化的濃重色彩。雖然政治運作中的「陽儒陰法」，使法理調控在政治研究中仍佔有一定地位。但與倫理調控相比，法理調控長期被置於次要地位。⑤學科界線模糊。

由於中國歷代學科分化不明顯，由於單一範式的影響和偏重倫理研究，歷代政治研究一直與哲學、倫理學、歷史學合為一體，學科界線極不明確，未能確立獨立的學科地位。

㈢ 中國歷史論文

歷經五千年滄桑歲月，中華民族經歷了戰和更替、聚散分合、對峙與融匯，卻始終不曾割斷共同的文化傳統。民族認同感一脈相承，而且越是歷經磨難，遭遇坎坷，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自我意識和對中華文明的認同感越是增強。千百年來，對國家統一的不懈追求日漸發展成為中華民族高於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國歷史這一鮮明特徵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說是「大一統」文化觀念的潛移默化影響所致。它像一根堅韌的紐帶將中國境內各民族聯系、團結在一起，逐漸形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並日見鞏固。我們今天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鞏固和發展這一歷史現象，就不能不充分認識到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在實現國家統一過程中的特殊地位與重要作用。

中華文化追求「大一統」的價值觀是奠定和強化國家統一的牢固基石

中華文化對於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的意義，首先在於「大一統」價值觀長期以來深入人心，從而使統一成為人們所普遍認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時期，中華民族隨著內部凝聚力的不斷增強，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統」觀念。《詩經·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表達了這種思想傾向和價值取捨。而戰國時代「九州說」與「五服說」的盛行，則反映出人們的大一統觀念進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眾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觀念普遍流行於先秦社會。……九州就是中國，九州的完整代表著中國的完整」（唐曉峰：《「體國經野」：試論中國古代的王朝地理學》，《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這種追求統一的思想趨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當時，西周社會創立的禮樂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沖擊，早期初始形態的「一統」格局趨於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統的政治秩序，結果導致諸侯爭霸，混戰綿延，因而人們渴望重新實現政治上的統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這一點在當時大多數思想家的學說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雖然他們在追求統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見，但天下必須「定於一」則是普遍的共識。譬如，法家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韓非子·揚權》）；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強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並憧憬著「四海之內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統」觀念已成為人們普遍的精神寄託和政治信仰，並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一個重要內容。正是具備著這樣的思想基礎，當統一條件基本具備之時，才會由秦國通過戰爭的手段，橫掃六合，鯨吞六國，使這種政治理想變成了現實，「車同軌，書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才會有繼秦而起的兩漢大統一，出現漢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繪的那幅國家「大一統」的理想圖畫：「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後漢書·祭禮志》注引《風俗通》）

作為思想觀念的「大一統」，包含著非常豐富的內涵，並隨著歷史的演進而發展變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國土統一，「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禮記·坊記》）；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國上下高度一致，聽命於最高統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時間概念上，它是指長久統一，千秋萬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漢書·董仲舒傳》）；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公羊傳解詁·隱公元年》）。這種以「統一」為理想政治秩序觀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於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親身體驗到分裂割據給國家、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所謂「白骨蔽於野，千里無雞鳴」（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關於分裂戰亂對社會生產力造成巨大破壞的形象寫照。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統一的政治秩序下，社會生產的發展相對迅速，民眾的生活相對安定，國家的安全相對能得到保證。這無疑是比較理想的局面，可以實現人們嚮往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盛況。由此可見，對戰亂的厭惡，對和平的渴望，以及對中央集權的追求，使得統一既是統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觀上也符合廣大普通民眾的意願。

正因為「大一統」的理念植根於中華民族的內心深處，成為人們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標志，所以自秦漢以降，歷史上雖然統一與分裂交相更替，但總的來說，統一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割據分裂的局面雖然不時出現，但它始終無法為人們所認可，始終不能被承認為正常、合理的政治狀態，也始終被中華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裡，追求統一也始終是各族統治者和廣大民眾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奮斗目標。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分崩，群雄並立，但各個政權的統治者大都以統一為己任，並以炎黃之後自居：諸葛亮倡導「還定舊都，漢室可興」，前趙劉淵以黃帝之後自居，後趙石勒贊賞劉邦不封六國之後，前秦苻堅渴求「平一六合」等均為明證。它從一個側面說明中華民族寧合不分的願望是多麼頑強而普遍。這種強烈的「統一」意識還反映在人們對「正統」觀的理解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古代「正統」說的主導傾向就是為「大一統」觀念作歷史哲學層面的論證。所謂「正統」就是指「王者大一統」。正如歐陽修所說：「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雖始不得正統，卒能合天下於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統論下》）。

千百年來，這種以「統一」為「正統」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進一步強化了人們認同國家統一的自覺性，成為中華文化培育統一意識、指導統一實踐、完善統一秩序的又一個顯著標志。

中華文化為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智力資源

在中國統一大勢不斷鞏固和發展的過程中，博大精深、與時俱進的中華文化不但起到了團結各族人民、促進國家統一的重要作用，而且為合理化解統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種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資源。這種作用突出地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文化講求「用中適時」、「隨時以行」，要求人們把國家統一視為一個長期復雜的歷史過程。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用中適時、隨時以行是人們認識和處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論，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正是這種理性精神的集中體現。這種文化理念決定了人們在對待國家統一的問題上，能夠秉持現實客觀的態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統的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靜看待實現大一統的艱巨性與曲折性。作為統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統一基本條件的創造與統一有利時機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則就是「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國語·越語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勢下，要敢於面對暫時分裂的現實，先完成局部的統一，並肯定局部的統一對於最終實現國家統一的必要性，努力為將來的大統一局面的形成創造條件。譬如，在歷史上，戰國七雄爭戰之於秦漢統一、魏蜀吳三國鼎立之於西晉統一、南北朝分治之於隋唐統一、宋遼金對峙之於元明清統一等等，在當時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來，都是走向國家大一統的必要環節，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這個時候，對於當時的戰略決策者而言，關鍵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備，繁榮經濟，改良政治，增強軍力，從而在統一時機成熟之時，運用軍事、政治、經濟等多種手段，順應民心以結束分裂的局面，「宜當時定，以一四海」（《晉書·羊祜傳》）。與此相反，如果昧於時勢，企冀在條件不成熟之時「畢其功於一役」，則必然事與願違，不但無法實現大統一，而且還可能導致更加嚴重的分裂局面。應當指出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雲雲，絕不是簡單的重復和循環，而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分」是為更高層次意義上的「合」作必要的鋪墊和准備，「合」則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從中國國家統一的歷史大勢看，秦漢統一的規模勝過宗周的天下一統，隋唐統一的規模超邁秦漢，有清一代的統一規模又遠逾隋唐，這正是國家統一大勢日趨增強的歷史印證。因此，可以這么說，「用中適時、隨時以行」的思想方法論，幾千年來始終維系著人們對大一統的堅定信心，幫助人們克服分裂與統一交替出現所帶來的困惑，推動著國家統一大業在曲折中不斷向前邁進。 第二，中華文化講求「守經用權」、「和而不同」，強調國家的統一是一個富有層次的文化現象，要求人們在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實現穩步推進。「守經用權」指的是在處理實際問題的過程中要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確看待事物之間的共同點與差異性的關系，更好地實現「一」與「多」的辯證統一。按照「經權」原則，「大一統」是人們必須嚴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經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既是歷代王朝一以貫之的最高政治目標，又對國家的統一與發展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這種文化思想指導下，人們在堅守「統一」至上原則的同時，要「守經用權」，通權達變，從而為更好地實現「大一統」這一基本目標鋪平道路。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文化觀念則為人們追求與完成國家的大一統提供了哲學上的依據。它提醒人們，在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上，既要看到統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認統一的差異性。因此，中華文化始終強調，「天下」乃是有中心與邊緣之別的天下，有層次的天下。早在戰國時期人們就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證明。而事實上，在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不僅擁有廣大的農業區，而且還有廣大的農牧業結合地帶和牧業區，地區差異很大，彼此的矛盾與沖突在所難免。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在全國雷同地推行「大一統」行政管理，顯然不切實際。因此，傳統的「經權」、「和同」思想正好為歷代的統一政治實踐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這就是要堅持「大一統」之「經」，以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為目標，全面推行中央集權制、郡縣制，積極經營邊疆，同分裂割據等違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行為作斗爭。同時，也承認統一的地區差異性、內外層次性，重視區域差別與文化多元。在統一實踐上體現出「通權達變」的理性寬容精神，對不同地區或不同民族採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羈縻」體制及政策，就既賦予了「四夷」邊疆在「一體」中的角色，體現了大一統的原則，維護了中央的權威；又「適天地之情」，「各適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顧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區生活方式和經濟文化水平的差異，做到了因時因地因人而治。這種「經權」、「和同」理論，無疑是國家統一的強大粘合劑。

第三，中華文化強調「王者無外」、「夷夏一體」，要求人們把國家統一視作一個民族融合的和諧形態，在實踐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共同進步。中國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國家。因此，所謂「統一」就不單純是華夏漢族方面的問題，而是漢族與眾多少數民族共同關注與參與的歷史主題。換言之，統一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消除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畛域，實現民族大融合。中華文化有關民族問題的立場有兩大支柱：一是所謂「夷夏之辨」，鼓吹「用夏變夷」；一是所謂「夷夏一體」、「王者無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認諸夏與夷狄之間有差別，但這種差別不以種族歸屬為標准，也不以地域遠近為界限，而是以文明進化程度為標准。由於所處位置以及觀察角度的不同，佔主體地位的華夏民族自然認為諸夏代表著文明與先進，夷狄代表著野蠻與落後，歷史的進程當以諸夏為中心，由諸夏的文明改造所謂的夷狄，「以夏變夷」，使夷狄逐漸向先進文明過渡，最終實現大同的理想。當然，對這種諸夏本位觀，國內少數民族不一定完全贊同，漢代時中行說與漢使辯論時亟論匈奴風俗文化之優長，就是證明。就後者言，「王者無外」、「夷夏一體」意味著天下乃是「統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內」均為「皇帝之土」（《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華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這個邏輯，國內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處其所，進而走向融合，統一於天子的號令之下。這兩種民族文化觀念從本質上說是一個整體，互為彌補，共同作用於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應該指出的是，「用夏變夷」的深層文化含義，是視夷夏關系為可變的實體，而非不變的頑石，兩者的區分僅僅在於道德、政治方面，而與血緣種族、地域環境無涉，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韓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進為中國，中國也可以退為夷狄。這樣便為歷史上少數民族推行漢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至於「王者無外」，則是致力於化解國內不同民族的對立與矛盾，使其認同於「天下」統一的理想。強調華夏與各少數民族的和諧相處，並在時機、條件成熟之後一步步走向融合。這樣，便為歷史上開明的統治者推行「胡漢一家」的進步民族政策，維護大一統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李衛公問對》卷中）；強調「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張不得「有華夷中外之分」（《大義覺迷錄》卷一）。中華文化這種增進國內各民族之間的溝通與聯系的價值觀，毫無疑問在促進民族融合、進而鞏固和發展國家統一大業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繼承中華文化寶貴遺產再創中華民族新的輝煌

從中國歷史發展大勢看，追求統一、維護統一始終是中華文化的本質屬性與價值取向。千百年來，中華文化既為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也為人們參與這一歷史活動提供了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手段與方法。即使在今天看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也是深遠的，貢獻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國在歷史上長期保持了大統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華民族的現代政治版圖，並為中華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國家發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資源。自夏商周以來，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成就，為秦始皇統一天下，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創造了條件；而自秦漢以降，儒家的「大一統」文化價值觀更是一以貫之，支配和規范著歷代傳統政治實踐，成為傳統政治運作的至上原則和行為方式。正因為如此，歷朝歷代都在不斷地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這一成果，各少數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華一體的民族大家庭為其發展的歸宿，從而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政治格局不斷地得到鞏固和拓展。換言之，大一統文化觀念的深入人心，漢族與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諧的基礎上互動互補，共同發展，不斷增強政治與文化的認同感，這對於堅持國家統一大勢的健康發展、增進各民族間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沒。到了近代，中國雖然遭受到西方列強的野蠻侵略，但中華民族始終保持著國土的基本統一，表現出堅不可摧的民族力量，這不能不歸功於以統一為宗旨的中華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國社會的發展保持了長期的歷史連續性，使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斷的文明。中國「大一統」的政治體系與文化體系在其形成和發展中，也有一個不斷充實、擴大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大一統」的政治體系不斷成熟，中華文化的影響力不斷擴大，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不斷匯聚溝通，由點及面，由內向外，不斷輻射，不斷擴散，如此循環往復，逐漸將舊的邊緣消融為新的中心，中華民族實體就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不斷地得到發展和鞏固。因此，歷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滿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雖曾作為與「華夏文化」對立的一極受到排斥，但最終還是在不斷擴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統」的格局中，得到有機的融合，使中華文明不但一直沒有出現斷裂，而且不斷進行更新，不斷增加新的活力。可見，正是中華文化的親和力、創造力與文化主體的自覺意識，使得國家統一大勢浩浩盪盪，不可逆轉，文明承續始終如一。

㈣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論文，誰可以給個方向啊

論陰山山脈在中國古代史中的軍事戰略價值？

㈤ 關於一篇中國歷史地理的論文

首先，外國中國都有名家論述過地理對社會發展的影響的，上網一搜很版多，這些可以給你參權考，也可用作理論佐證。
其次，你要大量搜集資料。歷史論文的資料豐富性和真實性是最重要的。相關書籍有《史記》《漢書》有專門的表或篇目，《水經》《水經注》是了解歷史水道的重要依據。
再次，必須細對地圖，現在的地圖不一定可靠哦，因為地表外貌是會改變的，尤其是水道之類的。
最後，給你一點可以闡發的思路。你可以論述譬如河流（尤其是運河）對一個地方的經濟的影響，例如京杭大運河對於杭州經濟的影響，。還有沿海地區對外貿易和對外來文化的吸收與內陸地區的文化經濟對比。平原地區的農業或者說產業結構，民風習俗。通常來說，植被、氣候會影響一個地區的農業產出；氣溫、地表、地域視野（如平原開闊、盆地保守）會影響一個地區民風民俗、人們的性格；河流影響一個地方的經濟、對外溝通等。
希望對你有一點幫助~

㈥ 我要關於「歷史地理學」方面的論文！

長城
分析長抄城的歷史作用：個襲人認為錯誤的決策，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抵禦游牧民族的作用並不大，就像法國的馬奇諾防線。維護國家利益要靠強大的軍隊而不是防禦性設施。
地理作用：是中國你農耕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線，決定了中國的經濟結構與民族格局。

http://ke..com/view/2203.html?wtp=tt

㈦ 這算不算歷史地理的論文

何為歷來史地理，歷史地理研究自史上人類的空間，具體包括地理環境對歷史事件的影響和人類活動對歷史地理變遷的作用，還包含二者互相間的影響。內容有歷史自然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文化地理，歷史政區地理，歷史交通地理，歷史人口等等。
你的論題是從一個時間段內的地理情況研究它對歷史現象的影響，應該屬於歷史地理的范疇。建議20世紀初從川東地區地理特點和一些新變化，如災害、人口遷移、經濟和交通的發展等方面來分析他對革命及人物的影響，會更貼近。

㈧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學術成就

關於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自本世紀50年代以來，歷史地理工作者普遍接受了這門學科屬於廣義的現代地理學一個分支的觀點。但實際上，作為在地理學和歷史學這兩大綜合性學科交叉處誕生的一門新興現代學科，雖然從它主要研究地理問題這一點來說應該歸入地理學的范疇，但這學科明顯具有邊緣學科的特色。歷史地理的主要研究對象，正如侯仁之先生《歷史地理學芻議》所定義的那樣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然而「人類歷史時期」一詞本身已揭示「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已是一種歷史現象，亦應該是素以「究天人之際」為己任的歷史學家應該研究的內容。「空間」和「時間」分別是地理學和歷史學的最基本的概念，而「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正是「空間」問題與「時間」問題的結合，所以對人類歷史時期自然與人文現象的空間發展過程的研究實是歷史地理學的本質所在。1940年美國著名地理學家邵爾（CarlO.Sauer）在其《歷史地理學引論》（ForewordtoHistoricalGeography）一文中所提出的地理學研究必須著重地理現象的來源，歷史地理學是人類文化史的一部分的主張（註：〔美〕CarlO.Sauer著、姜道章譯：《歷史地理學引論》〔J〕，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4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有其道理的。正因如此，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科學方法不是簡單地採用「時間斷面堆積法」對歷史上的空間問題進行研究，而應採用「逐時變化」的「時空連續型」方法論（註：參〔日〕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譯：《歷史地理學的敘述理論》〔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2輯。）。由此可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內容不僅是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共同關心的，而且其研究方法更是對地理學和歷史學最基本研究方法的綜合。
近些年來，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學科的相互交叉、滲透已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學術發展趨勢。歷史地理學長期賴以依存的兩個母體學科地理學和歷史學在與其他學科的交叉、滲透過程中均誕生了許多新興的邊緣性分支學科，如行為地理學、社會地理學、歷史生態學、區域歷史學等，這為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土壤。從多個學科之間產生的新興的歷史地理學分支學科，如歷史教育地理學、歷史醫學地理學、歷史災害地理學等所具有的跨學科特色，說明「並不存在唯一的歷史地理學的信條」（註：〔加〕寇·哈瑞斯著、唐曉峰譯：《對西方歷史地理學的幾點看法》〔J〕，《歷史地理》第4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並預示傳統的關於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的理論體系將發生重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