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北碚中國地理研究所
A. 有誰知道這是重慶北碚哪個學校啊
西南大學。
簡介：
西南大學（southwest university）位於重慶市北碚區縉雲山下，是國家"211工程" 、"985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台"、「111計劃」、「2011計劃」、「卓越農林人才教育培養計劃」、「卓越教師培養計劃」的教育部直屬重點綜合性大學。
學校由教育部直屬高校原西南師范大學與農業部直屬重點大學原西南農業大學於2005年合並組建而成。原兩校毗鄰而建，同根同源，均發軔於1906年在西南地區開中國之新學的川東師范學堂，幾經發展演變，遂成中央教育部直屬，由教育部、農業部和重慶市重點共建的西南大學。
西南大學是一所傳統學科與新興交叉學科、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協調發展的綜合性全國重點大學，中央部屬高校，教育部直屬72所高等學校之一，教育部與農業部共建的8所重點大學之一，國家免費師范教育試點的6所高校之一，國家教育體制改革首批試點高校，《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部署的重點建設的4所高校之一，全國首批博士、碩士學位授權單位；全國自主選拔錄取改革試點高校；教育部本科教學評估優秀高校；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先進集體；是國家級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為重慶片「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牽頭單位；是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60所合作院校之一，重慶市大學聯盟的創始學校之一。
B. 北碚區的地理環境
北碚區代家溝老龍洞生物礁為上二疊統長興組礁灰岩，位於區東北天府煤礦回地區，構造上屬於答揚子准地台四川台坳川東坳褶帶西緣的觀音峽背斜，於1983年4月發現。此生物礁帶發育完美，對於研究二疊紀生物大滅絕以及川東地區具有重要意義。
白廟子飛仙關組下段剖面位於觀音峽嘉陵江邊白廟子至富皇水泥廠，剖面完整，各種相標志明顯。由於江水的原因，底部未出露，被淹沒。
金剛碑自流井群地質剖面位於嘉陵江邊，出露地層侏羅系自流井群，發育有罕見的淡水相生物碎屑灰岩，反映處於早侏羅世晚期至中侏羅世早期的淺湖-濱湖且湖底開始抬升的沉積環境，沉積物的顏色自下而上呈紫紅色-黃褐色-灰色，反映出一個乾燥-半乾燥-溫濕的氣候環境。
瓦店子姚家溝嘉陵江組第一、二段沉積相剖面，沉積相代表了嘉陵江組時期的又一次海侵沉積，周邊地區成為淺水海洋。海水初始侵入飛仙關時期，西部古陸有相當多的陸源物質供應，與之臨近的川南和川西主要發育泥質沉積 ，本地屬於局限台地和蒸發台地沉積。
C. 重慶北碚區現在歸納到哪裡去了
百倍本來就是一個區，他還是自己在管轄，統一屬於重慶市管理。
D.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的歷史沿革
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 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國地理研究所。1937年中央研究院開始籌建中國地理研究所，並聘李四光為國立中央研究院地理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後因戰亂及經濟問題未果。1940年8月由中英庚款董事會創建的中國地理研究所在重慶北碚正式成立，黃國璋任所長。所內設自然地理、人生地理、大地測量、海洋四個學科組、分別由李承三、林超、曹謨及馬廷英四人主持。所內並設地圖、圖書資料、事務等室，全所職工約40人。1946年上半年，黃國璋辭職，由李承三代理所長。1946年8月，中英庚款董事會由於無法維持中國地理研究所，將中國地理研究所改隸屬國民黨教育部。因李承三離所，所長由林超繼任。1947年夏中國地理研究所由重慶北碚遷至江蘇南京。1948—1949年由羅開富代理所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6月南京市軍管會文教部接管中國地理研究所。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1月1日，中國科學院成立。1950年4月，由南京軍管會文教部暫時代管的中國地理研究所，移交中國科學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有許多地理學的問題需要解決。中國卓越的氣象學家、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教授倡導在中國科學院重建地理研究所。1950年6月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籌備處成立，由竺可楨、黃秉維任籌備處正、副主任。籌備期間設地理、地圖、大地測量三個研究組，分別由周立三、方俊、曾世英負責，施雅風任所務秘書，有工作人員29人。籌備工作歷時3年，1953年1月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在南京正式成立，有人員40多名，黃秉維任地理研究所副所長、代所長，周立三任副所長。
20世紀50年代初期，地理研究所分為南京、北京兩部分，南京是地理研究所，北京是中華地理志編輯部和地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中華地理志編輯部於1952年秋成立，辦公地位於東城區乾麵胡同。1953年10月，中華地理志編輯部根據院部要求於遷入中關村，成為中國科學院在中關村的第一批研究機構，也是中關村的第一批居民，人員不到二十。
1956年8月，經中國科學院院務會議討論並經國務院同意，大地測量組獨立成為測量制圖研究室，任命方俊為主任，1957年遷往武漢，1958年改名為中國科學院武漢測量制圖研究所。
1958年國務院決定，地理研究所南京部分遷京集中，11月，地理研究所正式由南京遷到北京西郊中關村生物樓，當時全所100餘人。第一副所長、代理所長黃秉維，黨委書記李秉樞。部分人員留南京另行組建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後改為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
1964年4～5月間，地理研究所由中關村遷到北京市朝陽區大屯路甲3號917大樓辦公。1963年，地理研究所協助西南分院籌建地理研究所西南地理研究室，1965年經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批准，由地理研究所自然地理、地貌、經濟地理、地圖等方面的部分研究人員調整到成都，與西南地理研究室合並組建了「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西南分所」（後獨立為「中國科學院成都地理研究所」，90年代改名為「中國科學院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同年以地理研究所沙漠和冰川凍土方面的研究力量為基礎，成立了「中國科學院蘭州沙漠、冰川凍土研究所」（後分別建立「中國科學院蘭州沙漠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現合並為「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
1972年中國科學院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並入地理研究所，1975年又從地理研究所分出。
1978年以航空像片判讀利用研究室和地圖研究室制圖自動化組為基礎成立「地理研究所二部」，1979年底經國務院批准地理研究所二部獨立，成立「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1986年地理研究所改由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計劃委員會雙重領導。1997年2月，地理研究所不再實行中國科學院、國家計劃委員會雙重領導，完全由中國科學院領導。 中國科學院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最早組織的科學考察始於1951年，即西藏工作隊對西藏的自然條件、自然資源及社會人文等進行了考察研究。1952年與1953年，廣東省與中國科學院組織了華南熱帶亞熱帶生物資源綜合科學考察隊。1953年中國科學院會同黃河水利委員會及其他有關部門在黃河中游地區進行了調查研究。1955年，由中國科學院組織院內外數十個單位的十多個專業，正式組建了黃河中游水土保持綜合科學考察隊。同年，還組建了中蘇合作雲南紫膠工作隊。1955年4月為了更好地組織領導中國綜合科學考察工作，中國科學院成立「綜合調查工作委員會」。1955年6月2日，郭沫若院長正式提出中國科學院將成立「綜合科學考察工作委員會」，以適應全院日益繁重的綜合科學考察任務。1955年7月，成立「綜合調查委員會」，領導綜合性的資源調查研究工作。1955年11月，在中國科學院報送國務院陳毅副總理《關於調整和改善科學院院部直屬機構的請示報告》中，提出了「擬成立綜合科學考察工作委員會，協助院長、院務會議統一領導此項綜合科學考察工作」的建議。1955年12月，經國務院批准，中國科學院成立「綜合科學考察工作委員會」，竺可楨兼任主任。至1957年底中國科學院已有7個考察隊同時開展工作，即新疆綜合科學考察隊、鹽湖調查隊、黃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隊、黑龍江流域綜合科學考察隊、紅水河生物資源綜合科學考察隊、雲南熱帶生物資源綜合科學考察隊和土壤隊。
1957年制定的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的任務范圍：（1）明確通過國家計劃委員會接受國家的任務，由國家計委與中國科學院雙重領導；（2）主要工作是從國家遠景計劃出發，進行科學的綜合科學考察，收集自然條件、自然資源、社會經濟情況等資料，綜合成自然區劃、經濟區劃，包括農（林牧）業區劃，並提出合理配置生產力的方案。在積累各地區資料的基礎上配合有關方面進行全國性的各種區劃工作和全面的綜合。
1966年，「文革」期間，科學考察工作基本停頓。經國務院批准，1972年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撤銷，除部分人員分散到院內各研究所及省市單位外，大部分人員對口合並到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1974年12月，中國科學院決定恢復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機構名稱為「中國科學院綜合科學考察組（簡稱綜考組）」，主要任務是：根據中央的統一計劃，組織、協調自然資源（農、林、牧、水等）的綜合科學考察。並指出籌建新機構，要切實貫徹「精兵簡政」、「精減機構」的原則，綜考組暫定編制不超過160人。1980年8月，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報請中國科學院改名為「中國科學院自然資源綜合研究委員會」。1980年9月經國務院批准，在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能源研究室的基礎上，建立由國家經委、中國科學院共管的能源研究所（後改為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
1982年11月，中國科學院、國家計劃委員會發出《關於對中國科學院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實行雙重領導的通知》。1998年1月1日起，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不再由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計劃委員會雙重領導，完全由中國科學院領導。 合並發展 1999年9月經中國科學院批准，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和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整合成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並納入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建設體系。
E. 1930年9月，中國西部科學院在什麼地方創立
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位於重慶市北碚區文星灣42號，是重要的近現代史跡，直轄後，重慶市2000年首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二00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2015年5月以前為重慶自然博物館北碚陳列館。
中國西部科學院是愛國實業家盧作孚於1930年9月創建的中國第一所民辦科學院，院址最初設在北碚火焰山東岳廟，即現在的北碚公園，1934年遷建北碚文星灣。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西遷重慶，許多學術機關紛紛遷到北碚，繼續其研究工作。由中國西部科學院以及國立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氣象研究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央工業實驗所、礦冶研究所、農林部中央農業實驗所、中央林業實驗所、中央畜牧實驗所、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國立江蘇醫學院、中國地理研究所等13個科研院、所，共同發起、組織籌備委員會，公推翁文灝、盧作孚兩先生為正副主任委員，以主其事，於1943年在文星灣籌建中國西部博物館。
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建築群至今保存較好。其中：惠宇樓，1933年修建，為中國西部科學院主樓，1944年該樓借讓給新成立的中國西部博物館作展覽大樓。
地質樓，1938年修建，為堅持抗戰內遷北碚的國立中央地質調查所辦公樓。
盧作孚舊居，1944年建，原為中國西部科學院、中國西部博物館辦公樓，其院長室曾為盧作孚先生辦公及臨時生活用房。
地磁測點碑，由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測定（東經106025′46″0，北緯29050′07″3），中國西部科學院1945年12月立。
F. 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學院的校友風采
閆小培：女，1956年3月生，教授、博士生導師，深圳市副市長。1982年畢業於西南師范大學地理系地理教育專業，獲學士學位；1987年畢業於英國南安普頓大學人文地理學專業，獲碩士學位；1997年畢業於中山大學人文地理學專業，獲博士學位。1982-1990年在西南師范大學任教，1991年3月至今在中山大學任教。現任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主任、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地理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學科評審組成員、中國地理學會城市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副主任、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常務理事、廣東省地理學會常務理事、廣州市城市規劃協會副理事長；曾任國際地理聯合會（IGU）人口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兼任《地理科學》（英文版）、《人文地理》、《經濟地理》、《城市規劃》、《國外城市規劃》、《規劃師》、《現代城市研究》、《地域研究與開發》等雜志編委。兼任中國致公黨廣東省委會副主委、致公黨中央委員、廣東省人大常委。
閆小培從事城市地理、地理專業英語和城市發展學本科和研究生課程的教學工作。任負責人之一的城市地理學課程被列為中山大學和廣東省重點建設課程。閆小培從事城市發展與城市化、區域發展與城市規劃、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內部空間結構等領域的研究工作。1990年代以來，主持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1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3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項、建設部與廣東省政府合作項目1項、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項，主持國際合作項目2項、與香港合作項目2項，主持地方政府委託項目10餘項。作為主要研究者，參加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2項。自1990年以來，已在《地理學報》、《地理科學》、《Journal of Chinese Geography》（《地理學報》英文版）、《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地理科學》英文版）、《地理研究》、《人文地理》、《經濟地理》、《熱帶地理》、《中山大學學報》、《城市規劃》、《國外城市規劃》、《城市問題》、《城市研究》、《城市》、《Urban Geography》（美國）、《GeoJournal》（德國）、《Journal of Geography Ecation》（韓國）等國內外主要地理和規劃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100餘篇，出版著作4本。閆小培曾獲廣東省高校科技進步三等獎、中南地區大學出版社優秀學術專著一等獎、中山大學先進科技工作者、中山大學優秀教學成果獎、廣東省政協優秀提案獎、中山大學地學院優秀班主任、廣東省南粵教書育人優秀教師稱號。
周介銘：男，1956年5月生於四川省成都市，漢族，教授，四川師范大學校長。1982年7月畢業於西南師范大學地理系。1982－1985年在蘭州商學院貿易經濟系、西北民族學院民族貿易系任教師，1985－1990年任四川師范大學地理系講師、副系主任，1990－1997年任四川師范大學副教授、教授，教務處副處長、處長，1997－2003年任四川師范大學副校長，2003年至今任四川師范大學校長。
周介銘主要從事人文地理學的教學與研究，特別是在國土規劃與整治，土地資源經濟評價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多次承擔國家計委、國土資源部、四川省科技廳、四川省國土資源廳、雲南省土地局、四川省教育廳及各級地方政府下達的科研課題。他主持和承擔的《成都市國土總體規劃》項目獲國家計委科技進步三等獎（1992年），主持和承擔的《都江堰市區土地定級與基準地價評估研究》項目獲國家土地管理局科技進步二等獎（1995年），主持和承擔的《AUTOPLY縣級土地利用現狀及變更調查信息管理系統》項目獲四川省科技進步三等獎（1997年），他主持和承擔的項目還多次獲得國家土地管理局和成都市人民政府科技進步獎，並於1993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除承擔大量科研項目外，他還出版了3本專著，並在各類刊物發表論文100餘篇。
周介銘在教學與教學管理上也有較深的研究，先後兩次獲得四川省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他是四川師范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人文地理學碩士點的學術帶頭人，招收資源評價方向的研究生。
周介銘現擔任中國地理學會理事，四川省地理學會副會長，四川省土地學會副會長，四川省國土經濟研究會常務理事，四川省土地估價師協會副會長，並於1998年起連續兩屆受聘為四川省科技顧問團顧問。
王一鳴: 副院長, 研究員,博導, 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1959年出生，1982年畢業於西南師范學院地理系，獲學士學位；1985年碩士畢業於西南師范學院地理系。1989年7月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先後在國家計委國土地區研究所和宏觀經濟研究院工作，歷任室主任、所長助理、副所長，院長助理。2001年1月任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2003年兼任國家發改委國土地區研究所所長。2005年2月任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主持院日常工作。
主要著作：
中國區域經濟政策研究
知識經濟與中國經濟發展
「十五」計劃時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若乾重大問題研究
主要學術論文：
西部大開發要以體制和機制創新為先導
關於加快城市化進程的若干問題研究
領導幹部宏觀經濟管理知識讀本
「十五」計劃時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若干問題研究
許炯心：男，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1948年12月出生於四川省。1977年畢業於西南師范學院地理系；1981年獲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學位。此後在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1986年9月－1987年7月在荷蘭國際地學與航測學院進修。1995年5月－1996年7月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作高級訪問學者、客座教授。現任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地理學會理事、地貌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水利學會泥沙專業委員會委員；《地理研究》編委,Journal of Chinese Geography 編委、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diment Research (IE索引刊物)編委。
研究領域和研究方向：主要從事河流地貌、流域侵蝕產沙和河流泥沙災害方面的研究工作。 科研業績：共發表論文110餘篇，其中SCI索引論文近30篇。出版專著4部（含合著）。
代表性學術著作：1. 1996，中國不同自然帶的河流過程，科學出版社。 2. 1997，河型對含沙量空間變異的響應及其臨界現象，中國科學，Vol.27,No.6,548-553. 承擔項目情況：主持或參加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及面上項目、973項目、國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科技攻關項目、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重要方向及領域前沿項目等共20餘項。
獲獎情況： 曾獲中科院自然科學二等獎、科技進步二等獎各一次 。
錢樂祥 ， 教授， 博士， 廣州大學博士生導師。1987年西南師范大學地理系本科畢業，1997年於華東師大博士畢業，主要從事GIS與遙感應用方向的教學科研工作，現任廣州大學研究生處副處長兼地理信息科學系教授，兼任中國自然資源學會熱帶亞熱帶資源研究專業委員會委員兼副秘書長、中國地理信息系統協會理論與方法專業委員會通訊委員、廣東省地理學會理事暨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等學術兼職。先後承擔省部級以上項目10餘項；出版《地球信息科學引論》等專著6部；發表學術論文70餘篇；獲各種獎勵20餘項，2005年獲國家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
發表的學術論文：
1．Qian Lexiang, Cui Haishan and Chang Jie. Impacts of 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 on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Zhujiang Delta. Pedosphere, 2006, 16(6), SCI；
2．錢樂祥，丁聖彥. 珠江三角洲土地覆蓋變化對地表溫度的影響. 地理學報，2005，60（5）；
3．錢樂祥等. 福建土地退化的景觀敏感性綜合評估. 生態學報，2002，22（1）；
4．錢樂祥等. GIS支持的土壤貧瘠化區域分異研究. 地理科學，2002，22（1）；
5．錢樂祥，丁聖彥，許叔明. 伊洛河流域不同地貌類型區的景觀空間結構對比分析. 地理科學，2003,23(5)。
邱道持：男，漢族，重慶市人，1947年生。1978年10月至1982年1月在西南師范大學地理系學習，1982年1月畢業於西南師范大學地理系獲學士學位，留校任教至今。其間，1985年至1987年曾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大學學習。在校工作期間，先後擔任西南師范大學地理系系主任、西南師范大學科技處處長、教育部西南師資培訓中心副主任、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重慶市地理學會常務副理事長、重慶市國土學會副理事長、重慶市土壤學會副理事長，重慶市科協常委。2001年10月調任重慶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長。
邱道持同志多年從事地理教育和國土資源管理教學科研工作，成績突出。先後承擔了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項目：「地質災害監測、預警及輔助決策支持系統關鍵技術研究與示範」（課題任務書編號：2001BA604A02）以及重慶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重慶市礦產資源總體規劃、重慶市土地定級估價等30多項科研課題。在《中國土地科學》、《自然資源學報》、《經濟地理》、《人文地理》等學術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60餘篇。出版了《中國政治地理》、《綜合自然地理學》、《重慶市礦產資源開發》、《土地資源學》等專著。先後獲得教育部曾憲梓優秀教師獎、四川省人民政府優秀教學成果獎、以及國土資源部、建設部、重慶市人民政府等八項省部級科技進步獎。1996年被西南師范大學聘為教授、2000年被西南農業大學聘為博士生指導教師、2001年被重慶市委組織部和市人事局評選為地理學學術帶頭人。
王 力：男，教授，人文地理專業碩士導師，生態學專業博士導師。1993年碩士研究生畢業於西南師范大學自然地理專業，獲理學碩士學位；1997年博士畢業於西南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管理專業，獲管理學博士學位。1996年在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國家遙感中心參加ARC/INFO專業培訓。
主要研究領域：資源經濟學、土地資源學、農業經濟學。主持「重慶黔江開發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悅來鎮城鎮總體規劃」、「永川生態經濟綜合發展規劃」等項目10項，發表論文20餘篇，出版專著2部。
吳康明：1963年9月生，四川省廣安市人，1982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4年7月西南師范大學地理系畢業留校工作，副教授。曾任西南師范大學團委副書記（主持工作），四川省委社教工作團達縣工作隊隊長。1992年12月任西南師范大學團委書記。1997年1月任西南師范大學圖書館黨總支書記、校黨委委員。1997年12月任重慶市團委副書記、黨組副書記。1998年5月當選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2001年12月任重慶市團委書記、黨組書記。2003年6月當選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2004年6月任重慶市北碚區委副書記、代理區長， 2005年任北碚區區長， 2007年任市委黨校(重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正廳局級)。
譚凈：男，1961年9月29日生，四川南充市人。1979年9月考入西南師范學院地理系，1983年7月畢業留校任教。1984年7月擔任助教，1991年7月任講師，1995年10月任西南師范大學地理系副主任，1996年10月任副教授，2003年6月任西南師范大學資環學院副院長，2004年6月調致公黨重慶市委，歷任副秘書長兼組織處處長、秘書長、副主委兼秘書長。在校期間，主講過《中國經濟地理》、《產業布局學原理》、《經濟地理學導論》、《地理學思想史》、《土地估價理論》、《中國地理》、《房地產開發》、《房地產經營》等本科專業課和《產業布局學原理》、《經濟地理學導論》、《區域經濟學》等研究生班課程。1次被評為校優秀教師，多次評為優秀實習指導教師。曾參加或主持完成了「海南省通什市城市總體規劃」、「四川經濟地理」、「川南國土規劃」、「合江縣農業資源開發重點項目技術經濟研究」、「長江上游地區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總體戰略研究」、「歇馬鎮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研究」、「長江水天城總體規劃和土地估價與預測」、「石柱縣悅來鎮、下路鎮城鎮總體規劃」、「九龍坡西部九鎮城鎮體系規劃」、「三峽移民與發展」等科研課題。其中1項被評為四川省科技進步三等獎，1項評為重慶市社科三等獎。參編的著作2部，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4篇。
羅清泉：四川省蓬安人，生於1967年3月，1985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8年畢業於西南師范大學地理系，獲學士學位；同年就讀地理系區域地理學中國經濟地理專業研究生，1991年獲理學碩士。1998年韓國韓南大學進修宏觀經濟學；1999年重慶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攻讀博士研究生，2005年獲工學博士學位。1998年至2002年先後任重慶市計委（發展計劃委員會）高技術處副處長、國民經濟綜合處副處長、處長，兼任重慶市區縣經濟發展辦公室副主任。2003年2月任重慶市涪陵區人民政府副區長、黨組成員。2006年12月至今任重慶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分管發展規劃、財政金融、高技術產業、西部開發等方面工作，兼任重慶市高新技術產業化辦公室副主任、重慶市發展和改革學會副理事長。實踐經驗豐富，是重慶市「十五」計劃制定者和起草人之一，「十一五」重大專題規劃的制定者之一，重慶市「一圈兩翼」區域發展、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主體功能區、川渝合作成渝經濟區建設等重大戰略的策劃者和推動者。理論功底扎實，公開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出版專著3部。
G. 西南大學地理研究生
你好，我是西南大學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生。我們當初的專業課用的教材是《自然地理學》回《中國經濟地理答學》《經濟地理學》，當初招生參考書目上也有《人文地理學》，但是我沒有也沒看。你最主要的是看能不能聯繫到去年參加過考試的同學，問他們要歷年的真題，然後針對真題去准備，才能夠發現重點，這樣效果很好。我當初就是這么准備的，考試結果也很不錯。希望我的回答對你有所幫助，也希望你順利成為我的學弟或者學妹。
H. 北碚的五一所是什麼單位,在線等
北碚五一所是原總參五一研究所留北碚的離退休幹部，退休職工，幹部及職工遺屬，部分原五一所移交西南大學的職工，原五一研究所部分轉業人員等的居住小區。佔地三十餘畝，緊鄰西南大學，西大輕軌站，天生橋小學。是宜居宜業的風水寶地。輕軌六號線西南大學站2號出口出來，右行100米左右即到。
I. 中央地質調查所抗戰內遷北碚史實
歐陽輝 侯江 張鋒
(重慶自然博物館)
一、引言(歷史契機)
抗戰時期，中央地質調查所為避戰亂，向西撤遷。1937年11月從南京撤退，12月到長沙，1938年7月從長沙內遷重慶，1938年秋到渝，並在滇、桂兩省設辦事處，1939年春在北碚建成辦公樓，開始了戰時相對穩定的科學工作，調查礦產、土壤、古生物，傾注全力於西南資源的研究，成為戰時國內礦產資源調查研究中心。地質調查所能在紛亂的戰時安定下來，直接得益於中國西部科學院。在此，「中國第一個名副其實的科研機構」繼續研究工作，使地質學這門中國近代率先興起、成就最大的自然科學的科研血脈得以傳承，並與其他內遷北碚的科研單位一道，形成科學事業中心，共同構成戰時內地科學之大觀。
北碚位於重慶市北部，地處江北、巴縣、璧山、合川4縣(民國時期行政區劃)交界，水陸通達，交通便利，自然條件、地理條件優良。1937年7月，抗戰發生，北碚劃為遷建區，戰區機關相繼西遷，紛至沓來，遍及八鎮。有學校、研究機關、工廠和其他機關，以學校和學術機關尤為眾多。僅在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惠宇及其附近地區，就有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等多家單位。
1937年11月中旬，國民政府命令各機關遷移。地質調查所倉促奉令，全部動員，於16～18日3天內，將圖書館、陳列館、各辦公室、化學試驗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晝夜趕工裝箱，於18日將202個已裝箱件運赴南京下關。南京旋告緊急，代所長黃汲清組織地質調查所內遷武漢。長江航運吃緊，地質調查所緊急裝箱的202箱重要書刊積壓下關碼頭難以啟運。黃汲清求助於當時兼任行政院秘書長的翁文灝，翁文灝找到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中國西部科學院院長盧作孚商洽，使其迅速裝船，12月全部運抵長沙。1938年7月，武漢告急，地質調查所再次搬遷，先落腳在重慶市內，後因避免空襲，再度搬遷，最後落腳北碚，書刊、儀器暫時存放在中國西部科學院和其下屬機構兼善中學內。
地質調查所的內遷是奉1937年國民政府各機關遷移命令行事，而黃汲清選擇北碚，則完全出於盧作孚與其胞弟——北碚行政長官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區長盧子英的熱情邀請。「回憶兩年前各機關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遷來北碚，並蒙假惠宇房舍以辦公，復借予地皮使建新屋。」1940年5月18日黃汲清致盧作孚的信函中談及此事。
對於地質調查所，盧作孚早有所見識和佩服，並一直保持密切聯系。1930年為籌建中國西部科學院而進行的華東、華北以及東北的組團考察活動中，在參觀了地質調查所後他對丁文江說：「我們覺得南北走了一圈，難得看出極有成績的事業，地質調查所總算有成績了」。1931年1月2日中國西部科學院在兼善中學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就把中央研究院、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國科學社、地質調查所、美國芝加哥博物院、瑞典博物院等學術研究機關列為其聯絡事業。
鑒於多年的交往與支持，地質調查所遷入之後盧作孚對他所敬重的地質調查所傾力相助，借出西部科學院辦公樓作地質調查所辦公場所，同時又在西部科學院院內借予地皮新建辦公大樓，1939年初速建辦公樓，同年春建成。磨片車間在靠江邊的一排平房內。圖書館則建在距北碚1km的魚塘灣。建築新圖書館，是為圖書儀器安全起見，並因新建大廈(指辦公樓)不敷應用，特於北碚近郊青崗坡地方建一新樓，下層為圖書陳列及閱覽室，上層為土壤研究室及古生物研究室，1939年開建，1940年建成。1938年成立的昆明辦事處因滇越邊界時局日緊，1940年10月起取消並入北碚總所，重要標本、圖書、儀器和大部分工作人員遷碚，在天生橋租一小樓，為第三辦公室，計房屋六大間，樓上為新生代研究室和宿舍，樓下為化學試驗室。
關於遷址，在秦馨菱的回憶中是這樣敘述的：「1938年又遷往重慶復興觀巷與四川省地質調查所合署辦公。1939年春又從重慶城內遷往北碚在惠宇旁自建的新大樓內」。遷渝辦公時間是8月18日，詳細地址重慶小A子復興觀巷5號。
此時雖遠不及北京時期、南京時期那種良好的、國內一流的辦公環境，然而，從所設置的第一辦公處(惠宇)、第二辦公處(魚塘灣)和第三辦公處(天生橋)來看，在戰時的狀況下，還是達到了相當的規模，為科研工作的展開提供了硬體保障。
對於此次內遷，代所長尹贊勛在1941年12月14日地質調查所25周年紀念會上的工作近況報告中這樣提到：「黃汲清先生受命於抗戰之初，於艱苦之中，領導同人繼續工作，迄無間斷，又將大批圖書標本儀器材料，一再遷運，而達後方較為安全之地帶，厥功甚偉。」的確，因之地質調查所才得以在國難嚴重時期安身立命，不但老的機關還能維持，而且有不少新的機關相繼成立，20年來地質界的心血得以保存，科研工作的延續性得以保持，並繼續發揮其在地質科學上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調查科研合作 交往聯系密切
1.盧作孚對地質調查所的幫助
中國西部科學院院長盧作孚對於抗戰內遷北碚的地質調查所以及其他一些科研機構，給予了許多實際的幫助。除遷來之初的提供房舍安頓、提供地皮建房，到遷來後保證正常運轉的具體事項，可從1940年黃汲清與盧作孚的往來信函中略見一斑。
1940年5月18日黃汲清就大明染織廠停供惠宇各機關電力一事向盧作孚致函，懇請盧作孚勸告大明廠主持人繼續供電，設法維持惠宇各機關用電：
作孚先生大鑒：
在渝兩次趨謁，未獲晤面，至悵惘。
茲有一事欲為先生陳述者：爰北碚敝所辦公室及惠宇各機關所用電力，一向由大明染織廠供給，至為便利。乃自本月一日起，該廠即實行停止供電，所持理由為奉命增加生產，電力不足，該廠並囑惠宇各機關及敝所向北碚公共電廠接洽用電，以為補救之計。各機關聞訊之下，深同詫異，乃由工業試驗所顧所長毓瑔及清向該廠交涉，請其繼續供電。當與該廠主持人查、謝二君商討良久，卒不得要領。清等以北碚各種建設事業或由先生所提倡，或為先生所主持，而大明染織廠之組織亦由先生擔任董事長，故謹代表敝所及惠宇各機關呼籲於先生之前。
查惠宇各機關所需電力每月不過一百二十度，為量甚微，而需用則甚迫切。除夜間電燈外，西部科學院及中央工業實驗所均需要電力以供化學分析之用，今若停止供電，其影響所及必甚重大。回憶兩年前各機關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遷來北碚，並蒙假惠宇房舍以辦公，復借予地皮使建新屋，時至今日惠宇一帶已形成科學事業中心，外人且有北碚為中國戰時科學中心之說。今者吾人所需之自來水既被大明廠停供於前，必需之少數電力又被停供於後，科學中心勢必將瓦解。先生向來熱心科學事業，自不忍此種現象之發生，況西部科學院為先生所手創，更不忍使其正常工作有停頓之虞。
至大明廠方面所持理由為電力不足，而按之實際則並不如是。查該廠內裝安電燈不下數百，工人宿舍內電燈亦不下數十，均徹夜照耀，輝煌燦爛不關閉，若電力果感不足，何以不節省浪費。近聞該廠與江蘇醫學院定約，自本月份起供給該院制葯用電每月二百餘度，而以該廠員工赴該院免費診病為交換條件，此益證該廠電力充裕，乃厚於江蘇醫學院而薄於惠宇各機關，其故殊不解也。至北碚公共電力廠電力甚微，供給北碚市面已感不敷，且近來北碚新興事業甚多，如兼善公寓，如亞洲飯店等，均賴公共電力廠供電，是其供給市面用電已應接不暇，自無餘力供給惠宇各機關，而惠宇各機關之用電除仰給予大明染織廠外，別無辦法。
為此敬懇先生設法維持，勸告大明廠主持人繼續供電，則公私感激無涯矣。專此。
敬頌
勛祺!
黃汲清 頓首
五月十八日
對於5月18日黃汲清信中所反映的事情，盧作孚及時作了調查並作建議找盧子英幫助。1940年5月27日盧作孚復黃汲清函：
汲清先生：
五月十八日惠書奉悉。「大明」奉令增加生產，收回廠外供電，以致無法再供惠宇用電，殊為遺憾。科學研究與增加生產極應同時並重，以應抗戰需要。惠宇所需電力已另商北碚區署設法停一部分市場用電，挪以救濟惠宇之各事業，請先生就近洽商子英幫助。至該廠內部用燈，亦應節省，已提起廠中注意。至與江蘇醫學院定約供電一節，據廠中負責人言，系該院少數用電設備供裝廠中，而以優待職工診病為答謝，對該院內部用燈並未供給，等語。特並復聞。
敬祝
健康!
弟 盧作孚
五月廿七日
黃汲清為開展科研工作，曾向時任交通部常務次長盧作孚函索資料，如川滇、滇緬兩路路線圖等，盧作孚皆及時安排搜集，盡力幫助查找，在交通部重慶的案卷表冊中沒有的，又電告昆明敘昆及滇緬兩鐵路工程局代為查找。
1940年2月23日，盧作孚致黃汲清函：
汲清先生：
頃接本部路政司吳紹曾君函稱「昨經濟部地質調查所金耀華君來司交下鈞座介紹函一件，敬悉一是。地質調查所函索之資料，前已著手搜集，唯以需要者甚為廣泛復雜，而本部在渝所有之案卷表冊等項亦不完備，搜集頗感困難，是以迄未完竣，已將此情面告金君，俟搜齊後，當即送達」等語。特此函達，請煩察照。
並頌
時祺!
弟 盧作孚
二月廿三日
1940年10月3日，盧作孚致黃汲清函：
汲清仁兄惠鑒：
頃展九月二十二日手書，敬悉一是。矚寄川滇、滇緬兩路路線圖一節，查該項路線圖部中現無餘存，經已電昆明敘昆及滇緬兩鐵路工程局徑行檢寄，希屆時查收為荷。專復。
即頌
公綏!
弟 盧作孚 拜啟
十月三日
2.地質調查所對西部科學院的支持
我國西部幅員廣大，四川及其鄰近地區，如雲、貴、陝、甘、西康各省，在西部佔有重要地位，而富含礦藏。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對於該區域的考察與研究，責任重大，且必須依賴先進的學術機關的指導與援助。
地質調查所對西部科學院多有支持。1930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國西部科學院籌備處，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與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人黃炎培、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科學家丁文江、秉志(農三)等都表示大力支持，為籌備中的西部科學院交換標本、介紹人才。地質調查所在西部科學院建立初期及以後亦進行過經濟援助。西部科學院下屬的地質研究所，從1932年成立開始就與地質調查所合作，接受其經濟和技術上的支援。
1930年入地質調查所的常隆慶1932年離所，任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主任。
根據1950年4月22日的中國西部科學院、中國西部博物館人員名冊和同年北碚行政管理處制重慶市人民政府原政權人員簡明登記表記載，時任西南地質調查所所長的黃汲清於1949年受聘為中國西部科學院特約研究員。
3.調查科研合作與協作
地質調查所與中國西部科學院的合作，在內遷之前，多是由地質調查所主持、西部科學院派員參與，以四川及其周邊省區為主的西部地區的地質、石油等自然狀況和自然資源調查以及地質圖的編制等科研活動。內遷之後，則由西部科學院發起，邀請地質調查所共同完成。
1931年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西部科學院即派員同北平地質調查所特派調查員，在四川西部及西康東部調查地質。1931年地質調查所到松潘等地調查地質的是譚錫疇、李春昱。
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頗注意四川建設，曾幾度派專員來川考察。1935年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又派人來川調查石油，西部科學院特派地質研究所主任常隆慶(兆麟)一同前往資中、自流井等處，作詳細觀察，每處至少須逗留一兩個月。
在由地質調查所承擔的中國本部地質圖編制工作中，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科研人員參與其中。成立於1936年、由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兼任主任、黃汲清任副主任的中國地質圖編纂委員會，計劃在3年內完成懷寧南昌幅、上海杭縣幅、長安洛陽幅、長沙萬縣幅、桂林湘潭幅、貴陽昆明幅和西寧酒泉幅等7幅1：100萬地質圖幅，並命名29幅以待將來編制。其中的長沙萬縣幅由田奇
1939年和1940年，西部科學院理化研究所接受地質調查所委託，進行四川各地的鹽水化驗。
1942年2月，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常隆慶等與中央地質調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再次探測攀枝花鐵礦。後由常隆慶主筆完成《攀枝花磁鐵礦探測調查》。
中國西部科學院在四川的早期地質調查研究成果，為後來該地區的地質科研工作打下基礎。無疑，文章被引用可以證明其學術價值，地質調查所研究人員的論著中引用到了這些成果。例如，1933年4月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印行的常隆慶著，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叢刊，第一號《重慶南川間地質志》被地質調查所章鴻釗所著《中國中生代晚期以後地殼運動之動向與動期之檢討並震旦方向之新認識》一文引用，並被王鈺著《關於半河系》參考。常隆慶1937年著《寧屬七縣(現西昌地區)地質礦產》(四川省建設廳出版的四川資源調查報告之一)被地質調查所李春昱的《四川運動及其在中國之分布》一文引用。1933年8月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印行的常隆慶、羅正遠著，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叢刊，第一卷第二號《四川嘉陵江三峽地質志》被地質調查所王朝鈞、關佐蜀、靳毓貴、李耀曾執筆的《北碚地質志》引用，並被李春昱《雅安期與江北期礫石層之生成》參考。
地質調查所內遷北碚以後，在西部科學院的協作下繼續其科研工作，科研成果豐碩，出版事業不斷。出版品有《地質匯報》、《地質專報》(甲、乙、丙三種)、《中國古生物志》(甲、乙、丙、丁四種)、《中國地質史》、《中國地質圖》、《特刊——中國地層史》、《燃料研究專刊》、《制圖匯刊》、《地球物理專刊》、《地震專報》、《土壤》(分〈土壤季刊›、〈土壤專報›、〈土壤特刊〉甲、乙兩種)以及雜項等共12類19種，非常成系列。1941年只出版了1～3號的《地球物理專刊》，刊載《湖南水口山鉛鋅礦區試用扭秤方法探測結果》(李善邦、秦馨菱)、《單極電力剖析》(翁文波)、《霓式地震儀原理計製造經過》(李善邦)，記錄了20世紀40年代物理探礦、地震記錄方面的早期成果，為中國地球物理學開創了基業。
據《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所載，地質所在抗戰其間已完成、發表科學論文、報告120篇。其中，《江西南部鎢礦地質志》(徐克勤、丁毅，1943)、《四川鹽礦志》(李悅言，1944)、《甘肅中南部地質志》(葉連俊、關士聰，1944)、《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黃汲清，1945，本書是經過長期大量的野外調查之後，總結國內外資料完成的一部中國大地構造的經典著作，使黃汲清成為中國歷史大地構造學無可爭辯的創始人和奠基人)等為開拓性重要調查、研究成果，今天仍具指導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地質調查所(後1941年被定名為中央地質調查所)在抗戰時期，為了探測抗戰和軍工所需要的礦產資源，在西部科學院的協助與合作下，地質調查所地質與礦產調查工作區域轉向大後方的西南、西北諸省，除找到了上述的攀枝花鐵礦外，還發現了諸如貴州鋁土礦、雲南磷礦、廣西鈾礦等一批重要礦產地。為抗戰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4.遷入後的一些活動
1938年1月，實業部改為經濟部，地質調查所改隸經濟部，更名「經濟部地質調查所」。後來，為與河南、湖南、兩廣等省相繼成立的地質調查所區別，1941年夏開始使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名稱。
地質調查所有正副所長各一人，分地質調查室、礦物岩石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地質采礦研究室、測繪室、土壤研究室、化驗室、陳列館、圖書館以及文書、會計、庶務、人事等室[見楊家駱主編《北碚志稿》(二)(1945年)「遷建志」，北碚，1980年油印本]。
1940年秋，中央地質調查所昆明辦事處撤銷，遷至重慶北碚。為防日軍空襲，地質調查所在北碚安置得比較分散。總所設在文星灣現重慶自然博物館北碚陳列館內，圖書館建在2km外的魚塘灣，在遠離鎮子4km的天生橋建造了一些簡易辦公室。
1941年1月5日，中國地質學會在文星灣地質調查所舉行丁文江逝世5周年紀念會，會後楊鍾健作「許氏祿豐龍之采修研裝」的講演，並引導與會者參觀許氏祿豐龍化石骨架。6～8日，許氏祿豐龍在地質調查所對外公開展覽。這是許氏祿豐龍在重慶的首次公開亮相，每天觀眾不下四五百人。1946年，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回南京，許氏祿豐龍也被轉運到了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許氏祿豐龍又被轉運到了北京。
1943年，中國西部科學院聯絡中央地質調查所等10餘家科研機構在北碚文星灣惠宇籌建中國西部科學博物館(即中國西部博物館)。1944年12月，中國西部博物館在北碚文星灣正式成立。中央地質調查所作為籌備單位之一，負責其地質館的布置。在此期間，亦完成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例如上述的安裝許氏祿豐龍化石骨架活動。此外還有在黃汲清先生的指導下，中國西部博物館的十餘名工作人員完成了我國第一件地形浮雕——「中國地形浮雕」，此浮雕至今未作任何改動，足見其科學性，現陳列於館內發揮教育大眾的作用。還有抗戰勝利日益臨近，中國西部博物館將許氏祿豐龍翻制一套模型繼續陳列在展廳內，將正型標本替換下來。
三、內遷西部腹地，意義作用巨大
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的近10年時間里，中國出現了一個科學文化繁榮時期。而在抗戰時期，全國科研普遍受挫，西部內地卻因禍得福，獨樹一幟。中央地質調查所等科研院所的內遷，是一次「科學內遷」，是地質學等學科研究事業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發展階段。科研機構、科技人員、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等紛紛轉移至大後方，使戰爭的損失盡量減少，為在大後方繼續科研工作，以及為戰後科研工作的開展，保存了必要的物質條件，民族科學的血脈得到保存。
1.改變了中國地質學等科技的空間分布
科學發展的時空分布受歷史、文化、政治、經濟、自然等等因素影響。抗戰即是一個顯著的因政治原因而改變了近現代中國地質等科技的時空分布的典型案例。抗戰時期，中國的地質等科技格局發生變化，地質等科技中心發生了轉移。重慶、昆明、成都等地成為中國地質科技的戰時主要分布區，而重慶作為戰時中國的陪都，政府各部門、中央各主要科研機關、重點大專院校等紛紛聚集於此，從而使重慶成為戰時中國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城市和科技中心。在中央地質調查所遷碚期間，一批中央研究機關因同地質調查所一樣，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直接幫助下先後內遷北碚。除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外，分布在中國西部科學院惠宇的其他研究機構有，國立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動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開，植物所在金剛碑)、中國科學社及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等，與惠宇緊鄰的杜家街分布有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經濟部中央工業試驗所等，其他院所如在水井灣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狀元碑的中國地理研究所、後峰岩的經濟部礦冶研究所等，北碚成為當時中國戰時科學中心之說——可謂學術諾亞方舟。抗戰勝利後，雖然大部分科研機關、高等院校回遷原地，但對我國地質學等科學技術的空間分布的影響卻永久地保留了下來，仍然在發揮作用。
2.又一次地質學等科學的本土化過程
盧作孚早年主動走出去、請進來，有意識地推行科學本土化，是一種文化自覺，其最終目標是為當地建設發展服務。抗戰時期，科研機構避禍而來，為適應當時所處環境的變化而把研究對象集中在西部地區，並從純粹理論研究轉向更多地服務於當地的實用研究，自然而然進行科學的本土化。這些科研院所內遷後不但傾力於本職工作，並積極參與到地方經濟文化的建設中，如受北碚管理局委託，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等家單位就參與了編修北碚志的重要工作。
作為國家級的學術研究機構，地質調查所在人才儲備、科研力量、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等方面在國內堪稱一流。地質調查所到碚研究人員，使內地擁有一批寶貴的高級研究人才。科學家群體在憂思國家民族的命運之時，以一種務實的姿態，堅守書齋，積極作為，除進行本身的研究工作以外，一些還直接加入到當地的研究機關、高校以及工廠等，領銜或參與當地地質等研究工作。例如，王炳章20世紀40年代曾在四川地質調查所工作；俞建章1936年回國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侯德封1937～1945年在四川地質調查所工作，後任所長，兼重慶大學地質系教授；楊鍾健曾在重慶大學兼職任教；李春昱曾兼職於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1938年離開地質調查所，出任四川地質調查所所長；黃汲清兼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教授；方俊1943年在中國地理研究所工作；金開英1938年隨同沁園燃料研究室一同轉到重慶動力油料廠。202箱圖書館、陳列館、各辦公室、化學試驗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運往北碚，充實了基礎設施和研究材料。即使抗戰勝利後回遷原地，但移贈房舍、部分標本等仍然繼續發揮作用。中央地質調查所第一辦公樓(現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內的地質大樓)1946年移交給中國西部博物館。
3.形成西部內地科研文化高潮
盧作孚1930年創辦的中國西部科學院，在開創之初，即為西部內地一面科學的領軍旗幟。後因經費等原因，地質研究所等相繼停辦。然而，盧作孚對科學的熱情並未削減。盧作孚「向來熱心科學事業」(黃汲清)，在紛亂的時局裡，為知識群體安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用中國西部科學院這塊物質平台，搭建起內遷科研機構的避風港，使內遷機構研究工作的連貫性得到保障，傳承了科學文化的精、氣、神。在國土淪陷的危難之時，中央地質調查所等研究機構，在大後方堅持科研工作，進行「科學救國」。意雖不在改造當地相對落後的科學文化狀況，而實際上先進的科學思維、方法、人才、體制等，帶動和提升了西部地區科學文化的進步，出現空前的繁榮。以中央地質調查所為代表的中國大部分頂級科研機構內遷重慶、北碚，地質、生物、農林、工礦、醫葯、地理、物理、心理等形成較為完整的科研體系。內遷給遷入區的科研活動補充了新鮮血液，改善了遷入地區的科研條件，加強了科研力量，改變了科學技術在全國分布不均衡的局面，相對平衡了中國的科技分布。內遷科研機構的學術進程，與盧作孚一直以來在當地所探尋的現代化、科學化的過程相一致，成為抗戰時期以北碚為代表的西部內地近現代科學文化發展的主線，所從事的工作實踐、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使得內地認識自然現象和規律的知識體系變得豐富起來。外來的先進文化繁榮了當地科研文化狀況，呈現出全新的局面，形成西部歷史上不可多得的科研文化高潮。
四、結語
地質調查所在北碚的時間為1938年7月～1946年1月。經歷了整個八年抗戰時期。期間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無私援助和物質保障下，地質調查研究所等各個研究單位的共同努力，地質等科研資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既改善了地質等科研基礎條件，又促進了區域內科技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開放共享。全國各科研機構雲集大後方，形成內地較為完整的科研體系，地質調查所與其他研究所間更為密切地合作交流，並且與當地社會經濟建設等各個方面的交流合作更為廣泛，在內地形成互為補充、相互結合的科技平台，改善了中國地質等科學資源分布的格局。內遷院所在原有的科研基礎上，根據戰時需要，調整研究重心於應用科學，注重實地科學調查，獲得大量西部地區第一手資料和標本，充實了該地區的學科研究。內遷給內地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撐，帶動了內地地質等學科科研實力的提升，推動了戰時大後方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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